在媒介化社會中重構媒體公信力探析

摘要

我們正置身于一種“風險社會”和“媒介化社會”交織重疊的文明形態之中，如何進一步厘清媒介發展和社會風險之間的關系成為了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議題?，F階段，借助互聯網技術，風險信息實現了海量傳播與社會放大，媒介已從現實層面上介入到風險的生產機制當中。研究發現，媒體的信任危機是導致現代性風險在媒介化社會里肆意滋長、無限蔓延的根本原因，出于風險控制的考慮，重構媒介信任，提升媒體公信力迫在眉睫。

關鍵詞

風險社會 媒介化社會 媒體公信力

20世紀80年代，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へ惪嗽谄渲鳌讹L險社會》一書中提出：“不明和無法預料的后果成為歷史和社會的主宰力量?！盵1]在他看來，早期工業化的“危險”正被“現代性風險”所取代，后現代社會中不僅發生著風險性質的轉變，與之相伴隨的還有風險生產的權力轉移。其中，作為知識傳播的重要工具，大眾媒體因其具有的定義風險的特權而被放置于舉足輕重的關鍵位置，在這個意義上，風險社會也是媒體社會[2]。

當前，得益于技術的更新迭代，媒介“已然成為社會和文化實踐的一個結構性條件”[3]，它滲透進現代人類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更為廣泛地影響著我們的社會機制和文化進程。從丹麥學者施蒂格·夏瓦的觀點出發，我們正身處于“媒介化社會”。鑒于此，有學者提議：“有必要對媒介與‘風險社會的關系重新做出評估?！盵4]

那么，在“風險社會”與“媒介化社會”交織重疊的文明形態之下，媒介對我們的風險認知存在怎樣的影響？其傳導機制是什么？面對日益嚴峻的風險挑戰，傳媒領域可以通過哪些策略進行風險防范，又可以通過怎樣的努力實現風險控制？本研究致力于厘清媒介發展對風險演變的影響效應，并借此探討現代性風險肆意滋長的根本原因以及可能的風險抵抗路徑，從而為媒介化社會中的風險控制研究提供可借鑒的思路。

一、媒介化社會中的風險之危

“媒介化指涉一個更長期的過程，即不斷增長的媒介影響所帶來的社會及文化機制與互動模式的改變?！盵5]在媒介化社會里，對媒體參與和風險演化之間的影響機理進行祛魅會發現，媒介對風險的建構遠遠超脫出“擬態化空間”，它不僅深刻地作用于人類對風險的感知，還會從現實層面上介入風險的生產機制。

一方面，媒介實現了風險事件的海量傳播，這不可避免地會造成社會大眾的風險信息超載。伴隨著社會變革加劇和新一輪國際秩序重組，“黑天鵝”“灰犀?！笔录l頻發生，整個人類社會遭受到了更大的沖擊和挑戰，也面臨著更多且更嚴峻的，諸如氣候變化所引發的生態風險、人工智能技術發展所帶來的倫理風險、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所折射的健康風險等不確定性事件。在全球化進程中，新媒介的普及致使風險信息被海量復制，網絡空間中虛擬社區的搭建也為風險信息的流通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渠道，可以說，現代人類無時無刻不被卷入到風險事件當中。既有研究表明，風險事件負面信息的暴露度會對個體的生理與心理健康造成影響[6]，是以，“人在家中坐，便知天下事”的網絡原住民難免會因超量的風險體驗深感焦慮和倦怠。

另一方面，媒介參與風險溝通極易引發相關的次生風險，造成社會風險的放大效應。具體而言，風險事件是不依賴于人類主觀意識而存在的客觀事實，但個體對風險的理解往往帶有其自身文化背景、生活經驗和價值觀念的印記，在傳播過程中，那些存留在個體內心的想法、體會和見解被包裝組合，紛紛轉換成一種風險信息，并“不停地修飾變換和自我生成”，建構出新的風險[7]。與此同時，大眾媒體對風險議題的短期狂熱也容易造成其忽視信息的完整性，夸大或錯誤的報道會誘發受眾的“風險想象”，甚至造成社會恐慌[8]。也就是說，風險事件的傳播伴隨著信息的失真，小的風險也能引發大規模的關注，造成重大的社會影響，“甚至經由‘漣漪效應的作用，波及不同的時間、空間和社會制度?！盵9]事實上，信息生產的每一個環節都參與了風險放大的過程。

由此觀之，在媒介化社會里，新的風險圖景正在生成——風險信息的海量復制引發公眾對現實社會的普遍擔憂，此間，個體與大眾媒體對風險事件的解讀帶有迷惑性和欺騙性，繼而炮制出新的風險。值得深入追問的是，哪種因素造成了媒介化社會里風險的肆意滋長？為了更好地回答這一問題，首先需要回到《風險社會》。

二、風險社會中的媒體公信力危機

在貝克看來，“我們所經驗到的風險假設了一種有關安全感喪失和信任崩潰的一般化視角”[10]，這就意味著不安感和不信任是后現代社會的鮮明特質。作為心理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概念，安全感被用來描述個體對自身安全狀態的體驗，換言之，安全感的喪失是一種極具情境性和經驗性的主觀判斷，因此，不安感本質上是風險社會中個體心理感受的現實表征。而立足于更宏大的社會視角，系統性信任危機不僅影響著公眾的生存狀態，也關乎到其他現實問題的可解決性[11]，從這個意義出發，受損的社會信任系統才是現代性風險肆意滋長的溫床。

在信任研究的媒介學范式中，媒介可信度（media credibility）與媒體公信力（media Accountability）是繞不開的兩個話題。媒介可信度由古希臘時期的修辭學發展而來，并在大眾傳播的說服效果研究中完成了理論的繁榮，當下指的是“受眾對于媒介機構、媒介信息及媒介渠道可信賴屬性的評估”[12]，媒體公信力則是媒介可信度基于中國本土特色衍生出的學術概念。20世紀90年代，伴隨著中國新聞傳播事業加速變革，資源分散、結構單一、競爭加劇等一系列的市場化問題涌現，為了辨析媒體責任與經濟利益的關系，社會各界試圖對媒介信任的議題作出回應。其間，學者普遍使用“媒體公信力”的概念對本土大眾媒介的社會角色與功能屬性進行闡釋。換句話說，相較于帶有濃厚實證主義色彩的媒介可信度，國內傳播學者更加關注大眾媒體“作為社會公器所涉及的社會關懷、社會責任與公眾信任的相互作用”[13]。

然而，隨著市場化程度的加深，一些媒體的報道在商業利益的驅動之下出現了偏差，進而陷入了“虛假新聞”“有償新聞”“新聞尋租”等質疑當中。與此同時，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實現了媒介權力的下沉，普通用戶掌握信息傳播的渠道，“流量為王”的技術邏輯沖擊著“高品質、高價值”的內容邏輯。在這樣一種傳媒生態下，媒體的權威性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消解，而作為一種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權威性資源，看似微小的負面經驗就可能給媒體的公信力帶來破壞性的、毀滅性的影響[14]。著眼于社會現實，某些媒體對風險事件的報道，不僅難以化解風險給社會公眾帶來的消極情緒，還強化了風險信息的負面影響，造成更嚴重的社會信任危機。從這個角度出發，媒體公信力下降正是媒介化社會里風險滋生的根本原因。

三、重構媒介信任，應對社會風險

如前所述，在媒介化社會里，媒體公信力不足造成了風險信息的泛濫和風險的社會放大，換句話說，它是后現代社會中風險無限蔓延的本質原因。立足于此，出于風險控制的考慮，重構媒介信任迫在眉睫，以下三種策略或將有利于提升媒體公信力。

（一）及時回應“自媒體”時代的輿情

新媒體技術不斷革新、數字基礎設施加速建構為互聯網用戶提供了聲音發布的渠道，人人都有麥克風的“自媒體”時代由此到來。作為一種強大的輿論武器，新媒體的普及在顛覆舊有傳播秩序的過程中，也造成了潛在的輿情應對風險——“自媒體”用戶可以針對沖突性事件不受限制地發表自己的言論和意向，這在所難免地會導致部分一般性的個案經由網絡輿論的持續關注扭曲夸大，甚至演變成全局性、全國性的危機事件。在這樣一種時代背景下，及時回應公眾關切的社會問題，消解網絡輿情危機是媒體提升自身公信力的必由之路。

央視《焦點訪談》欄目為媒體作出了表率。2023年5月，根據村民的反映情況，結合實地調研結果，《焦點訪談》欄目刊播的題為《砂坑回填數年，為何越填越大》的報道曝光了河北省遵化市馬蘭峪鎮農田變礦坑的事件，記者發現，日強鐵選廠在沒有辦理采礦許可證的情況下，強行租用農民耕地進行開采和回填，造成了當地嚴重的土地破壞和生態問題。該節目一經播出，迅速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輿論在要求有關部門徹查企業私挖盜采真相的同時，也對《焦點訪談》及時回應公眾對輿論監督的期待給予諸多好評。

既有經驗表明，輿情事件發生后如若“放任不管”，就會導致輿情擴散、危機升級，進而造成重大的社會影響。因此，主動發布輿情事件的關鍵信息及其處置結果的權威信息是大眾媒體引導輿論工作，避免輿情危機事件的核心任務。換言之，積極回應群眾關切是媒體提升公信力的重中之重。

（二）堅守新聞真實

近些年，蓋因大多數傳播主體缺乏專業性，加之網絡的議程設置，在“追尋真相”和“表達情緒”的博弈之中，后者占據上風。也就是說，相較于客觀事實，訴諸情感和個人信念既是絕大部分互聯網用戶觀點表達的敘事邏輯，也是現代民意的生成邏輯，在部分媒體的事件報道中，“真相并沒有被篡改，也沒有被質疑，只是變得次要了?！盵15]

事實上，專業媒體機構發布的新聞產品依舊是社會公眾的“信息正餐”。例如，2023年5月王女士在抖音上發布視頻聲稱，因乘坐高鐵時，自己想制止后座“熊孩子”踢椅背遭到孩子母親楊女士掌摑，對此，她進行了還擊。針對公安機關認定雙方為“互毆”，并對自己下發“行政處罰200元”的處罰結果，王女士表示“已經在申請行政復議”。該事件在網絡上引起了不小的波瀾，網友幾乎一邊倒地支持王女士，并質疑成都警方的處罰決定是“各打五十大板”。隨后，四川觀察新媒體賬號發布了高鐵掌摑事件的車廂畫面，視頻顯示，王女士在被打之后，兩次還擊對方，基于“王女士掌摑楊女士2次”這一事實，警方判定兩人“互毆”的裁定合情、合理也合法。至此，關鍵事實基本明晰，成都警方的處罰結果也獲得了大眾的認可。

不可否認，情緒化的表達方式容易引發共鳴，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聚焦社會公眾的注意力，但情感凌駕于真相之上也容易造成群體極化，阻礙社會共識的達成。為了提升公信力，媒體理應承擔起堅守新聞真實的重擔，打破“情緒在前，真相在后”的內容生成機制。

（三）以深度傳播破除信息傳受的碎片化

新媒體時代，受限于移動電子設備“小屏”的限制，人們的閱讀習慣由原先的完整性、系統性轉變為淺表性、零碎性，為了迎合受眾的需要，媒體在內容生產上也更加注重“微、短、小”的句式表達，可以說，“21世紀的‘數字化生存方式是‘碎片化生存”[16]。

當下，去碎片化已然成為新的時代要求。一方面，用戶開始厭倦旨在描述事實，而非揭露事物之間深層次聯系的碎片化信息，這種毫無知識性可言的“低質量信息”會加劇“用戶信息篩選和理解的難度，讓用戶感知到信息決策的風險，進而容易產生信息焦慮”[17]。另一方面，在動蕩變革的世界秩序中，各種負面事件層出不窮，大眾媒體如若只顧經濟效益，一味致力于搶奪流量，便會失去輿論導向和思想引領作用。因此，在碎片化時代里，作為社會發展進步的重要推動力量，大眾媒體務必承擔起核查真相、還原事實的重任，這就要求媒體從業者追求新聞深度，對社會各種現象作出解釋，從而調節多方矛盾。

值得欣慰的是，目前不少主流媒體已經開始“跳出碎片化，回歸深報道”。例如，2023年7月，為了揭露緬甸非法偷渡和電信詐騙等行為，河南廣播電視臺都市頻道的記者冒著生命危險進行了長達120天的臥底調查，并將調查結果以題為《緬北歸來》的節目進行播送。該報道不僅揭露了緬北電詐園區的犯罪方式，給廣大網友敲響警鐘，還因其巨大的影響力拯救了多名被騙緬甸的受害者，網友稱河南廣播電視臺都市頻道為良心媒體。由此可見，旨在挖掘重大新聞事件的因果關系、系統性揭示其社會意義和價值、追蹤和探索事件的發展趨向的深度報道是媒體重構公信力的重要發力點。

結語

現階段，媒介對風險演變的影響存在兩種面向：其一，現代性風險信息經由媒介實現了全球化、無邊界的傳播，給社會公眾帶來了超量的風險體驗；其二，媒介參與風險溝通加大了風險的社會性影響，并在相當程度上建構出了新的風險。從根本上說，在媒介化社會里，媒體陷入信任危機是造成風險肆意滋長的深層原因，出于風險控制的考慮，重構媒體公信力刻不容緩?；氐骄唧w的操作層面，及時回應公眾關切的社會問題、堅持新聞真實第一原則、強化新聞報道深度或許能夠成為媒體提高自身公信力的有效路徑。

參考文獻：

[1][2][10][德]烏爾墨?！へ惪?風險社會[M].何博聞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4：20，52，27.

[3][5][丹麥]施蒂格·夏瓦.文化與社會的媒介化[M].劉君、李鑫、漆俊邑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5，23.

[4][7]全燕，申凡.媒介化生存下“風險社會”的重構與反思[J].國際新聞界，2011（8）：63-67.

[6]甄瑞，周宵.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下普通民眾焦慮的影響因素研究[J].應用心理學，2020（2）：99-107.

[8]卜玉梅.風險的社會放大：框架與經驗研究及啟示[J].學習與實踐，2009（2）：120-125.

[9]Kasperson R E， Renn O， Slovic P， et al. The social?amplification of risk：Aconceptual framework[J].Risk analysis，1988（2）：177-187.

[11]黨秀云.重建社會信任：中國社會建設的心靈之旅[J].中國行政管理，2013（7）：58-63.

[12]李曉靜.西方“媒介可信度”研究述評（上）[J].新聞大學，2006（3）：39-48.

[13]李京.媒體公信力：歷史根基、理論淵源與現實邏輯[J].編輯之友，2018（5）：55-60.

[14]周治偉.公信力的概念辨析[J].攀登，2007（1）：76-78.

[15]李彪，喻國明.“后真相”時代網絡謠言的話語空間與傳播場域研究——基于微信朋友圈4160條謠言的分析[J].新聞大學，2018（2）：103，112，121，153.

[16]李林容，黎薇.微博的文化特性及傳播價值[J].當代傳播，2011（1）：22-25，34.

[17]劉暢，鞏洪村，曹高輝.碎片化閱讀情境下用戶信息焦慮行為形成機理——基于扎根理論的探索性研究[J].圖書情報知識，2021（3）：144-153.

作者信息：梁少怡，陜西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