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健康教育何以影響健康：基于我國老年流動人口的分析*

□金卉

內容提要 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龐大的老年流動人口是其表征之一，人口老齡化的加速和流動性的增強，給我國老年流動人口的健康帶來更多挑戰。本文基于全國流動人口動態監測數據，以社區健康教育的內容和形式為切入點，通過Logistic回歸模型分析了社區健康教育對老年流動人口主客觀健康狀況的影響，并引入廣義精確匹配法評估背后的因果關系。結果顯示，職業病防治、傳染病防治和心理健康等教育內容對老年流動人口的健康水平提升顯著；從教育形式上看，健康知識講座對健康狀況的改善效果最為明顯。本文為理解流動性對老年人健康的影響提供了社區健康教育的新視角。

一、引言

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與巨大人口規模相伴隨的是人口的急劇老齡化以及由于隔代撫育、代際照料等原因形成的龐大的老年流動人口。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1年我國60歲以上人口總量超過2.6億，同時，流動人口規模達到3.85億。在人口老齡化和人口流動的雙重背景下，作為兼具“時”（老年）和“空”（流動）屬性的規模以上老年人群，老年流動人口的群體規模日益擴大。近年來，社會學、人口學和經濟學等學科圍繞著人口的流動成因、流動過程和流動后果進行了系列研究，對深入和全面地理解老年流動人口的社會生活狀況及其背后的原因起到了積極作用。但是，作為流動人口與老年人口的交叉領域，關于流動老人的研究又容易被淹沒在流動人口或老年人口的研究中，不易獲得聚焦的分析。

健康狀況及其形成機制是老年流動人口研究的新興議題。流動老人的健康狀況是影響該群體生活質量的關鍵要素，因此該領域的研究大多關注流動老人的健康狀況和健康風險。相較于年輕世代的流動人口，老年流動人口的健康意識和健康素養相對偏低，疊加其流動經歷造成的低社會融入度，使得該群體對健康教育與健康服務資源的利用度較低，由此帶來的健康風險給他們自身和家庭都帶來了較大壓力。改善老年流動人口的身心健康，提升其疾病風險意識，促進該人群的健康老齡化和積極老齡化，不僅關系到個體的生活質量，還關系到家庭乃至我國未來中長期社會秩序的維護。

健康教育是個體和群體通過交流、教育和健康促進活動，改變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并建立健康生活方式的行為，是促進老年人健康平等的必要途徑。堅實的公共健康教育基礎有利于提高公共衛生服務的可及性與利用率，進而提升包括老年流動人口在內的全體人民的健康水平?！丁敖】抵袊?030”規劃綱要》明確要求“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加快轉變健康領域發展方式，全方位、全周期維護和保障人民健康，大幅提高健康水平，顯著改善健康公平”。2022年4月，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印發“十四五”國民健康規劃的通知》，明確提出“開發老年健康教育科普教材，開展老年人健康素養促進項目，做好老年健康教育”，以促進老年人健康。

相較于社會政策對健康教育的關注，目前關于老年流動人口健康的研究主要著眼于宏觀的人口遷移和微觀的個體健康層面，以“人口遷移—個體健康”框架為主，而關于中觀層面的社區健康教育何以影響該群體健康狀況的實證研究較為匱乏。從社會學的視角看，社區健康教育由于其社會交互性和資源聚集性等特征，有助于參與者實現群體知識共享和社會融合，進而提升其自我管理能力、改善其生活方式，因此讓參與者的身心健康得以改善。此外，對社區健康教育的討論也有助于在宏觀層面的人口結構、人口流動與微觀層面的個體健康分析之間建立解釋機制。

本文針對既有研究在社區層面討論的不足，運用2018年全國流動人口動態監測數據（CMDS），以社區健康教育的內容和形式為切入點，通過Logistic回歸模型分析社區健康教育對老年流動人口自評健康和患病狀況的影響，引入廣義精確匹配法（CEM）克服選擇性偏誤帶來的內生性問題，以識別其中的因果關系。最后，從社區健康教育內容的差異化和教育方式的結構調整出發，為改善老年流動人口的健康狀況提出針對性建議。

二、文獻評述與研究假設

（一）文獻評述

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流動人口健康研究主要經歷了探索期（1991—1999 年）、發展期（2000—2012年）和成熟期（2013年及之后）三個階段，并形成了以健康選擇論、文化功能論、社會資本論和心理壓力論為代表的流動人口健康理論 （汪斌，2021）。在關注內容上，主要分為生理健康和精神健康（齊亞強，2014；何雪松等，2010）。在研究對象上，主要包括農民工、老年人、婦女、兒童、外國人等群體（齊亞強等，2012；楊菊華，2018；鄭真真，2001；段成榮和梁宏，2004；金卉和范曉光，2019）。近年來由于我國人口結構的調整以及整個社會快速邁入老齡化階段，老年流動人口的健康問題引起了學界的極大關注。已有文獻從宏觀水平的社會與自然因素、中觀水平的社區與家庭因素、微觀水平的生物遺傳因素入手，分析不同層次和類型的因素對老年群體主觀自評健康、日常生活自理能力、認知能力、心理健康等各種指標以及特定疾病患病狀況的影響，發現老年人的健康狀況基本符合社會-心理-生物醫學模式（陸杰華和韋曉丹，2021）?；诒疚牡难芯磕康?，下面評述的文獻主要針對影響老年流動人口健康的核心發現，兼顧部分農民工群體的相關文獻。

影響老年流動人口健康的微觀社會原因主要集中在個體和家庭層面。個體層面主要從客觀維度展開。既有研究除了強調性別、年齡、婚姻、教育程度、戶籍等傳統社會人口學變量（李含偉，2020；宋全成和張倩，2018）對健康的影響外，把更多的焦點放在和遷移密切相關的因素是如何影響老年人口健康獲得上。諸多研究支持健康選擇論，即農村勞動力遷移過程中存在健康選擇機制，健康狀況較好的農村勞動力選擇外出務工，健康狀況不佳者選擇長期回流農村（牛建林，2013）。亦有研究發現，遷移過程對農村勞動力健康產生影響，外出務工增加了勞動力的抑郁傾向（尚越等，2019）。雖然以上實證發現并沒有嚴格區分研究對象是否為老年人口，但對老年流動人口同樣具有較強的解釋力（楊菊華和盧瑞鵬，2023）。同時，老年流動人口的流動距離越長，生理和心理健康越差，流動時間和流動范圍對該群體社會健康的影響存在內在差異（王歡和李聰，2022）。在主觀維度，移民壓力和移民意義對流動人口的精神健康極為關鍵。領悟社會支持與心理彈性、主觀幸福感呈正相關關系，心理彈性與主觀幸福感呈正相關（焦璨，2020）。

以上研究在分析個體屬性對健康的影響時，往往離不開家庭層面的討論。有研究發現，家庭化遷移者的心理健康水平要優于單獨遷移者，但在婚姻狀況和家庭人口規模上存在異質性 （易瑩瑩和宋錫文，2020）。從農村遷移到城市使得個體自評健康更好，并且隨家屬遷移提高了個體的自評健康，對近兩年患病次數影響不明顯，而工作遷移僅增加了近兩年的患重病次數 （吉黎，2013）。不過，也有研究發現家庭成員隨遷對自評健康存在顯著的負面影響，男性受到的影響更大（楊博和張楠，2019），可能的解釋是隨遷老人自身可能存在健康風險。

然而，居住環境與居民健康的聯系越來越緊密。不論是個體因素還是家庭因素，其發揮作用都離不開特定的社區、地區等社會空間。國外相關的研究框架經歷了 “人口遷移-個體健康”、“居住遷移-環境-個人健康”和“遷居軌跡-環境演變-個體健康發展”三個演變階段（程晗蓓等，2020）。老年流動人口的居住社區對其健康的影響開始得到關注，但相較于個體和家庭層面的討論明顯偏少，尤其是有關社區健康教育對該群體健康的影響。最近，有學者發現健康教育能有效改善人群的健康狀況，對身體健康起到正向促進作用（王文燕等，2022）。同時，接受公共健康教育使農村老年流動人口的自評健康狀況更佳，并且對高齡、高文化水平和東部地區農村流動老年人口健康的影響更大（劉俊萍等，2022）。此外，社區健康教育能幫助公眾提高慢性病相關知識的掌握程度，改善流動人口閱讀衛生宣傳資料、藥物標簽以及管理慢性病的能力，提高健康素養（辛怡等，2022）。

雖然有關老年流動人口健康影響因素的文獻呈現快速增長的態勢，相關研究為健康養老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科學依據，但是仍然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多數研究停留于“人口遷移-個體健康”的傳統視角，對于遷移后包括社區在內的環境變化所產生的影響討論還不夠深入。多數老年流動人口退出勞動力市場，“流動性轉向”（mobilities turn）使他們的公共生活主要局限于所居住的社區，由于其流動性，他們在鄰里互動、社區交往、社區活動參與等方面可能會面臨挑戰，社區健康教育的內部異質性有待實證分析。第二，對社區健康教育的考察還有待精細化。王文燕等學者雖然考察了健康教育的直接和間接效應，但未能區分不同教育內容對健康狀況的影響。疾病防控、心理健康、應急自救等教育內容是否能回應流動老人的實際需求，還需要進一步討論。與此同時，多數老年流動人口在接受新形式的健康教育時會遭遇數字鴻溝，尤其是“智能鴻溝”（楊菊華和盧瑞鵬，2023），因此對健康教育形式如何影響健康的分析需求也較為迫切。第三，老年流動人口接受社區健康教育的自選擇帶來的內生性問題需引起重視。傾向值匹配法（PSM）在相關文獻中已得到廣泛運用，但是它近年來也受到一些批評，有待引入最新的方法重新評估社區健康教育的健康干預效應。

（二）研究假設

教育影響健康的機制大致可歸為“預算約束放松說”和“效率提升說”兩種假說（程令國等，2015）。前者認為教育程度高通常意味著擁有更好的工作和更高的收入，從而能擴大健康的營養投入和保障投入；后者則認為教育能影響人們對健康的認知和相關健康行為，從而能夠提升健康的“生產效率”和“配置效率”。社區健康教育屬于“健康干預”（health intervention）的形式之一，其背后所依賴的機制主要是“效率提升說”。

激活健康教育（Activated health education，AHE）模型認為，健康教育可以通過積極引導個人參與健康評估、創建對目標行為的認知、調整和澄清個人健康價值觀，來改變健康行為（Dennison&Golaszewski,2002）。由于老年流動人口的認知能力和適應能力相對偏弱，健康知識也不夠豐富，他們的生活方式和行為的健康程度有待提高。我國的老年流動人口日常以照護和養育孫輩子女為主，社會支持體系亟待重構，其面臨的慢性?。ㄈ绺哐獕海?、心理壓力、傳染性疾病等的風險較大。這些健康風險，既與身體衰老有關，也與長期的健康損耗密切相關，離不開生命周期的約束。我們認為，與生命周期相適應的健康教育內容，有助于增加老年流動人口的健康知識，并優化其健康行為習慣，這可能比經濟狀況的改善更能促進健康水平的提高。此外，生育、突發公共事件自救等內容對健康的作用可能并不明顯。由此，提出假設1。

假設1：通過納入與生命周期相適應的內容，社區健康教育可能更有利于改善老年流動人口的健康狀況。

通過大力開展社區健康教育來提高居民的健康水平，除了內容選擇外，采取有效的渠道也尤為關鍵。一般而言，社區健康教育可以分為線下傳播和線上傳播兩種渠道。前者包括開辦講座、宣傳欄展示和宣傳資料發放，后者主要基于互聯網技術在微信、網站進行傳播。一方面，由于老年流動人口的受教育程度相對不高，傳統渠道可能更受歡迎。另一方面，健康講座等有利于激發老年流動人口與其他社區居民的互動，交流健康知識，將有助于構建新的社會支持體系（焦璨，2020）。由此，提出假設2。

假設2：通過有利于激發社會互動的知識傳播渠道，社區健康教育可能更有利于改善老年流動人口的健康狀況。

三、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

本文數據源于2018年全國流動人口動態監測數據(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CMDS數據是由國家衛健委實施的一項覆蓋31個省區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抽樣調查，在人口學、社會學和經濟學等領域得到廣泛使用 （楊菊華和盧瑞鵬，2023）。該調查數據由專業調查員直接訪問獲得，自2009年起每年實施一次，目前已公開2009-2018年共10輪次數據。本文從數據中篩選出在流入地居住或工作時長大于等于6個月且在調查時點處于60歲及以上的流動人口，剔除重要變量存在缺失值的樣本后，最終進入統計模型的觀測量為5836。

（二）變量測量

1.因變量

本研究選取了兩個變量來考察老年人健康狀況，既包括主觀層面的自評健康，也包括客觀層面的患病或身體不適。CMDS在“健康與公共服務”模塊設置了“您的健康狀況如何?”訪題，選項包括“健康”、“基本健康”、“不健康，但生活能自理”和“生活不能自理”。本研究將自評健康設定為多分類變量，考慮到測量的效度和研究目標，將受訪者選擇 “不健康，但生活能自理”和“生活不能自理”視作不健康，賦值為1，而選擇“基本健康”和“健康”的分別賦值為2和3。同時，調查在同一個模塊還設置了“最近一年，您本人是否有患?。ㄘ搨┗蛏眢w不適的情況？”，選項具體為“是，最近一次發生在兩周內”、“是，最近一次發生在兩周前”和“否”。本文以其來度量客觀健康狀況，回答“否”賦值為1，做其他回答的賦值為0，以設定為虛擬變量。

2.自變量

核心解釋變量為社區健康教育的內容和形式。一方面，針對社區健康教育內容，CMDS設計了“過去一年，您在現居住社區/單位是否接受過以下方面的健康教育？”這一題項，具體選項包括“A職業病防治、B傳染病防治、C生殖健康與婦幼健康、D慢性病防治、E心理健康 （含精神障礙防治）、F突發公共事件自救、G其他”。該訪題為多選題，我們將其分解為多個單選題作為虛擬變量，以測量健康教育內容。該測量有別于既有研究（王文燕等，2022），能夠更精準地識別社區健康教育的具體內容。另一方面，針對社區健康教育形式，CMDS設計了 “您在現居社區/單位是以何種方式接受上述健康教育活動？”這一題項，具體選項包括“A健康知識講座、B宣傳資料（紙質、影視）、C宣傳欄/電子顯示屏、D公眾健康咨詢活動、E短信/微信/網站、F 個體化面對面咨詢、G 其他”，我們采用了與前者類似的操作化方案，作為健康教育形式的測量。

3.控制變量

本文從以下三個層面選取控制變量。個體層面包括性別、年齡、民族、婚姻狀況、受教育程度、戶口類型、醫療保險等，家庭層面選取家庭月總收入（對數），宏觀層面是目前居住地區。在以上變量中，除了年齡和家庭月收入，其他變量均為非連續性變量，在模型中做虛擬化處理。其中，性別、民族、婚姻狀況、戶口類型、醫療保險為二分變量，受教育程度和居住地區為多分類變量。

（三）分析策略

模型設定主要基于因變量類型來做選擇。一方面，自評健康是三分類變量，故我們引入多元邏輯斯蒂回歸模型（Multi-nominal logistic model）進行分析。之所以沒有采用定序邏輯斯蒂回歸（Ordered logistic model）， 主要在于 “健康”、“比較健康”和“不健康”之間的定序關系違背了成比例比率假定（proportional odds assumption），未能通過相應的檢驗（p＜0.001）。同時，我們的多元邏輯斯蒂回歸模型滿足無關選擇獨立性假設（IIA）。另一方面，生理健康屬于二分變量，我們采用二元邏輯斯蒂回歸模型（Binary logistic model）。

由于居民參與社區健康教育與否受到多種因素的干預與作用，并非隨機選擇的結果（辛怡等，2022）。如果簡單使用一般線性回歸模型分析非隨機數據，有可能會產生嚴重的選擇性誤差，存在由于樣本選擇偏誤帶來的高估或低估政策效應等內生性問題（陳云松和范曉光，2011）。匹配法是使用非實驗數據或觀測數據進行效應分析的主要統計方法，它主要根據“反事實”原則將數據分為實驗組與控制組，即通過控制不同組別間的協變量，確保個體之間是“可以”比較的（郭申陽和弗雷澤，2012）。

由此，為了消解自選擇導致的選擇性偏誤，我們采用的是廣義精確匹配法（Coarsened Exact Matching，CEM）。CEM屬于典型的非參數數據匹配方法（Monotonic Imbalance Bounding）之一（Blackwell，et al.，2009），它通過重新編碼減少變量分層，以便對變量值進行泛化分組，進而將精確匹配算法應用到數據處理中（King&Nielsen，2019）。與運用廣泛的傾向值匹配法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相比，CEM降低了估計誤差與總體方差的不平衡性；它通過變量事先分組的標準，確保匹配以提升樣本的平衡性，而且有助于限制模型依賴程度和平均處理效應估計誤差。

四、實證分析

（一）社區健康教育狀況的描述統計

在受訪的老年流動人口中，男性占比為57.6%，已婚群體占比為85.0%，少數民族占比為8%。同時，農業戶口占了60.3%，這表明多數老年流動人口屬于“鄉—城”型流動，與既有研究的發現是一致的。此外，高中及以上學歷比重為23.7%，享有社保的占比有94.0%。在業老人比重為29.5%，和其他研究發現相當（周平梅和原新，2019）。此外，從居住地區來看，現居在東部地區的老年流動人口占比33.9%，中部地區為12.2%，西部地區為35.3%，東北地區為18.6%。

描述統計分析顯示，不論在主觀的自評健康還是客觀的“是否患病”方面，老年流動人口的健康狀況總體良好。調查顯示，在自評健康方面，有46.9%為健康，35.4%為基本健康，僅有17.7%為不健康。同時，有71.0%的老年流動人口表示在過去的一年未曾患病。然而，該群體的健康狀況呈現出明顯的內在異質性。當我們將社會人口學變量與主客觀健康進行列聯表分析（見表1）后發現，老年流動人口的健康狀況在性別、民族、教育程度、就業狀況等多個特征上都存在顯著差異，所有特征和已有研究并無二致。然而，是否享有社會保險在兩類健康上都未有顯著差異，其原因主要是絕大多數受訪者都享有不同類型的社會保障福利。同時，非農戶籍和已婚老年流動人口的患病概率并沒有明顯偏低。

表1 主要變量的列聯表分析

圖1報告了老年流動人口接受社區健康教育的狀況。由于相關訪題為多項選擇題，為了統一量綱，我們將每個訪題的頻次與所有訪題匯總頻次相除。在社區健康教育內容上，參與率最高的是慢性病防治（41.95%），最低的是心理健康教育（16.59%）；在社區健康教育形式上，最主要的是宣傳資料、宣傳欄和健康知識講座，而利用互聯網技術的 “微信/網站”的比重還比較低。

圖1 流動老年人口的社區健康教育狀況

（二）社區健康教育內容的效應分析

表2是老年流動人口社區健康教育內容影響自評健康水平的統計分析結果。模型1-1到模型1-6分別考察了所有社區健康教育內容在自評健康上的解釋力。在模型1中，相對于未受過職業健康教育的受訪者，受過教育的老年流動人口認為“健康”或“基本健康”的幾率（odds ratio）都顯著偏高。具體而言，受過職業病防治教育的老年流動人口“健康”的可能性要高 0.92 倍［exp（0.654）-1=0.923，下同］，“基本健康”要高0.53倍。與此同時，在模型1-2、模型1-5和模型1-6中，多元邏輯斯蒂回歸結果分別顯示傳染病防治、心理健康和突發公共事件自救等健康教育均有助于改善老年流動人口的自評健康。在模型1-3中，生殖健康與婦幼保健教育顯著提升了“健康”的自我評價，但在“基本健康”上未能通過統計顯著性檢驗。值得注意的是，慢性病防治教育對老年流動人口的健康水平并沒有產生顯著效應。我們認為，原因可能在于中國老年人口中慢性病的發病率偏高，慢性病預防和治療知識的普及率也較高，因此慢性病防治健康教育的作用影響并不明顯。

表2 社區健康教育內容影響自評健康的多元Logistic回歸結果

表3是老年流動人口社區教育內容影響客觀健康的統計分析結果。在控制個體、家庭和地區層面的變量后，分別考察了健康教育對是否患病的影響。模型2-1、模型2-2和模型2-5的統計分析顯示，職業病防治、傳染病防治、心理健康等教育對減少患病幾率具有顯著效應。以傳染病防治教育為例，受傳染病防治教育的老年人不患病的可能性要高31.9%。和表2相比，職業病防治、傳染病防治和心理健康教育在健康的主客觀維度具有相似的作用力。

表3 社區健康教育內容影響患病的Logistic回歸結果

（三）社區健康教育方式的效應分析

表4是社區健康教育方式對老年流動人口自評健康水平的影響效應分析結果。模型3-1到模型3-6依次考察了所有社區健康教育方式對自評健康上的凈效應。在模型3-1中，通過健康知識講座得到健康教育的老年流動人口認為“健康”的可能性要高0.77倍、“基本健康”要高0.54倍。此外，在模型3-2到模型3-5中，回歸結果分別顯示宣傳資料、宣傳欄/電子顯示器、公眾健康咨詢活動以及和短信/微信/網站等教育方式都有助于改善老年流動人口的自評健康。然而，在模型3-6中，個體化面對面咨詢顯著降低了“基本健康”的自我評價（p＜0.1），但在“健康”上未能通過統計顯著性檢驗。相對于其他教育方式，這種咨詢比率在老年流動人口總體中最低（見圖1），我們猜測其自選擇性非常高，故呈現出負向關系，有待在穩健性檢驗中進一步評估。

表5是老年流動人口社區教育方式影響客觀健康的統計分析結果，分別考察了健康教育對是否患病的影響。除了模型4-4和模型4-6，其它模型中的核心變量均在統計上具有顯著性。具體而言，通過健康知識講座、宣傳資料、宣傳欄/電子顯示器、短信/微信/網站等方式接受健康教育的老年流動人口，他們患病幾率顯著偏低。譬如，通過宣傳資料接受健康教育的老年人不患病的可能性要高32.3%。和表3相比，公眾健康咨詢活動和個體化面對面咨詢這兩種方式對不同形式健康的影響存在差異，也待進一步的評估。

表5 社區健康教育內容影響患病的Logistic回歸結果

（四）穩健性檢驗

考慮到老年流動人口是否接受社區健康教育不僅和個體特征和家庭屬性有關，還與公共服務的地區差異有關，故難免存在較大的選擇性。在統計上，本研究所觀測的群體的隨機分布性偏弱。為了進一步確認以上邏輯斯蒂回歸分析的實證結果，我們利用匹配法做穩健性檢驗。

我們首先將控制變量作為干擾核心自變量的協變量，借助K2K算法獲得表1-表4中所有24個模型分析樣本的最佳匹配，然后通過L1的值評估匹配效果，最后對匹配樣本進行邏輯斯蒂回歸，所有控制變量均被納入模型，并根據結果依次評估前文的回歸結果。根據CEM的原則，匹配效果由L1衡量，用以表示總體不平衡性，L1介于0到1之間，當其為0時意味著匹配完美，越大表示組間L1不平衡性越大。我們可以在事前確保變量平衡的程度，能夠自動將數據限制在共同的區間范圍之內。對L1比對的結果顯示，所有匹配樣本明顯改善了干預組和對照組的不平衡性（見表6）。

表6 CEM的L1值

表7報告了對CEM匹配樣本的邏輯斯蒂回歸結果。在社區健康教育內容上，接受了傳染病防治教育的流動老年人口在主客觀健康狀況上都有顯著的提升，接受過職業病防治、心理健康教育和突發公共事件自救教育的老人僅在自評健康上表現出了顯著的正向作用。以上結果進一步支持了表1和表2中的相關發現，支持假設1。在健康教育方式上，通過健康知識講座接受健康教育的流動老年人口的健康狀況有明顯改善，另外 “宣傳欄/電子顯示器”和“宣傳資料”在自評健康上呈現部分促進。通過比較發現，“短信/微信/網站”的效果并不明顯，未能支持表3和表4的結果。①由此，假設2也得到了實證分析的支持。

表7 CEM匹配樣本的多元回歸結果

五、結論與建議

上世紀20年代，我國早期的健康教育者就已經開始將現代健康教育理論和方法引入中國，迄今已歷百年。近年來，對老齡健康影響因素的研究重點集中于社會層面的老年健康醫療服務供給、社會保險，以及個人與家庭層面的社會經濟地位、生活方式、社會參與、家庭照料、代際支持等；但作為需求導向型老年社會福利體系重要內容的社區健康教育（曹艷春等，2012）對公眾健康狀況有何影響，既有文獻還缺乏深入研究。

社區是老年人口活動的重要場所，承擔了重要的健康教育工作，發展社區老年健康教育、提升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延長老年人健康壽命，可以緩解社會整體的老齡化困境。雖然有研究涉及社區健康教育對提高老年人口健康水平的正向作用，但我們的研究進一步探討了在特定老年群體中不同教育內容和形式的效應，對該議題進行了實質性拓展。

本研究的實證發現主要有三點。第一，接受社區健康教育存在顯著的異質性。在社區健康教育內容偏好上，參與率最高的是慢性病防治，最低的是心理健康教育。在社區健康教育形式選擇上，目前以宣傳資料、宣傳欄和健康知識講座為主，基于互聯網技術的“微信/網站”占比較低。這很大程度上與老年流動群體的教育程度偏低、數字素養不高相關。第二，職業病防治、傳染病防治和心理健康教育對老年流動人口健康水平的提升顯著。由于部分老年流動人口從事特定行業的經濟活動，職業病防治教育對該群體的健康可能產生積極的正向作用。傳染病防治對那些有基礎疾病的老人尤為重要。心理健康教育可以有效緩解社會網絡斷裂所帶來的不同程度的心理焦慮。第三，健康知識講座對老年流動人口的健康狀況有明顯改善，“宣傳欄/電子顯示器”和“宣傳資料”呈現出對自評健康的部分促進；而“短信/微信/網站”的效果不佳。健康知識講座作為“面對面”的傳統教育形式，能夠較好地實現講者與聽眾之間的良性互動；而基于互聯網技術的教育方式，對個體的自我學習和理解能力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從上述結論我們可以看到，從教育內容而言，慢性病防治教育的參與度較高，但其對老年流動人口的健康水平并沒有產生顯著影響，而職業病防治教育、傳染病防治和心理健康教育對該群體可能有特殊意義；在教育形式選擇上，仍以健康知識講座為主?；诖?，我們認為，社區健康教育首先應當從擴大教育覆蓋面逐步轉向提高重點人群的健康教育普及度?！丁笆濉比珖鲃尤丝谛l生計生服務管理規劃》要求，健康教育覆蓋率應達到95%，目前健康教育在普及率上已經達到既定目標。對健康教育的目標人群進行分類，根據不同類別的人群提供有針對性的健康教育，應當成為提高我國健康教育水平和成效的有效途徑。建議加大對老年流動人口中的健康弱勢群體（如：受教育程度較低者、具有多種或較嚴重基礎疾病的患者、住院老年患者及其家庭）的健康教育力度，并引導他們和家人樹立良好的健康意識。

其次，積極促進社區健康教育內容和方式的結構優化。應針對老年流動人口的實際需求確定社區健康教育的內容和方向。相較于慢性病相關知識已得到多年普及的情形，遷移經歷對老年人的心理沖擊問題顯得尤為突出，具有遷移經歷的老年群體對心理健康教育的需求度較高，以該群體為重點服務對象的心理健康教育應當成為社區健康教育的新重點。心理健康教育不僅僅包括相關知識的普及，更重要的是結合服務對象的生命歷程，著眼于社會網絡斷裂、社會交往缺失等現實，滿足其當下的安全感與歸屬感、社會交往和社會參與等需求，同時也要幫助他們基于積極老齡化的視角尋找生命意義和自我價值。

最后，應當用服務對象能接受的教育方式提高其數字素養，通過數字賦能優化該群體的健康知識結構。數字賦能的社區健康教育可包括以下策略：提供助老上網等社區老齡服務，通過社區工作者和志愿者協作輔導的方式支持老年流動人口的信息技術教育，通過社區倡導激發老年人自身的能動性、發揮子女的數字反哺作用，通過外部資源鏈接發揮新媒體和智能產品開發商的引導作用等。當然，如何針對老年流動人口的特質設計出更有效的教育形式，尤其是如何將數字化社區建設與針對特定人群的社區健康教育需求實現有效銜接（朱紅纓，2022）等問題，還有待未來進行更為深入的實證分析。

注釋：

①本文還進行了核心自變量與流動模式（跨省、跨市和跨區縣）、教育程度、性別等的交互效應分析，主要發現是穩健的。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向作者索要相關統計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