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務貿易協定、條款深度與出口效率*
——來自高技術產業的證據

□ 張 遼 馬翊凡

內容提要 基于高技術產業的出口數據，本文采用隨機前沿引力模型測算服務貿易協定締約國的出口效率，實證考察了服務貿易協定條款深度對締約國出口效率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1）增加服務貿易協定條款深度可以顯著提升締約國的出口效率。（2）技術溢出效應、資源配置效應和需求規模效應是服務貿易協定條款深度影響締約國出口效率的重要渠道。（3）服務貿易協定條款深度增加帶來的出口效率提升作用在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出口以及發展中國家向發展中國家出口的過程中更加突出。（4）服務貿易協定的生效年限越長，其條款深度的增加對出口效率的提升作用越大。

一、引言

出口作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之一，為我國實現經濟發展的總量增長和結構優化作出了重要貢獻。然而，受世界經濟增長放緩的影響，我國出口貿易進一步發展面臨嚴峻挑戰，出口增長速度均值已由2001—2008年的25%下降至2009—2020年的不足5%。①因此，推動出口規模和質量同步提高以實現高質量發展成為我國的重要任務之一。目前，世界各國紛紛簽訂區域貿易協定（RTA），通過市場準入和國民待遇承諾向貿易伙伴國展現一定的穩定性和可預期性（Lamprecht&Miroudot，2020）。區域貿易協定及其條款深度不僅增加了締約國的貿易增加值，還顯著提升了這些國家的全球價值鏈參與指數和嵌入指數（Laget et al.，2020）。區域貿易協定中的競爭條款、投資條款和知識產權條款深度的增加對出口增加值、外商直接投資額以及貿易關聯度的提高均有積極作用 （林夢瑤和張中元，2019；劉志中和陳遷影，2021）。就出口效率而言，貿易協定的簽署有助于促進協定締約國的貿易和投資，同時提高了商業自由度，從而降低出口非效率損失 （郎鄲妮和劉宏曼，2019）。 不僅如此，Maskus&Ridley（2021）還發現區域貿易協定及其知識產權條款深度對第三國的出口效率也有一定影響。

目前，服務貿易正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動能。根據 《2019年世界貿易報告》的預測，到2040年服務貿易占世界貿易的比重將達到50%，已逐漸成為經濟發展的一大引擎。為應對國際經濟規則秩序的重塑、提升自身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世界各國一直在RTA談判與實施過程中積極推動服務貿易進一步擴大。目前全球多邊貿易自由化進程受阻，因此在區域貿易協定的基礎上簽署服務貿易協定逐漸成為各國進一步增加服務貿易流量的有力舉措。統計數據表明，目前包含服務貿易條款的區域貿易協定的數量已經從2000年的不足60個快速增加到2016年的179個。②學界普遍認為，簽訂國際服務貿易領域具有法律效力的《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以及達成“GATS+”條款或“GATS-”條款可以大大削減雙邊服務貿易壁壘，③具體體現為服務貿易限制措施的減少或取消降低了政策不確定性對雙邊國家服務貿易的不利影響，從而緩解了全球服務貿易體系中存在的供應鏈響應遲緩問題（劉洪愧，2016；林僖和鮑曉華，2018；楊繼軍和艾瑋煒，2021）。然而，WTO主導的GATS作為首個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服務貿易行為準則，在過去20多年的談判中沒有取得實質性進展，已不能滿足世界經濟的需求，各國為了推動服務貿易自由化，已開始締結以雙邊和區域為主的貿易協定，這些協定大多包含服務貿易的相關內容。但截至2020年，我國與其他國家簽訂且正在實施的區域服務貿易協定僅有17個，數量偏少、國別分散、領域單一等問題大大限制了協定對服務貿易出口的積極作用（林僖和鮑曉華，2018）。

盡管區域服務貿易協定的歷史較短，但隨著各國對外開放程度加深，這些協定的重要性愈發明顯。區域服務貿易協定簽訂實施后，各締約國努力減少對其他締約國的貿易限制。協定中的條款可以涉及市場準入、國民待遇、貿易自由化等方面，對服務貿易的規則和程序進行了規范和約束。通過服務貿易協定，締約國可以獲得更多的市場準入機會和更好的國民待遇，這有助于提高其出口效率。值得注意的是，服務貿易協定的作用大小取決于協定中的具體條款深度（協定在國民待遇、要素流動、非商業存在以及審議條款等多個方面的涵蓋情況）。 例如，Lee&Cho（2017）通過對構成服務貿易自由化載體的具體條款深度的測度，發現深度一體化的協定條款能夠顯著提升一國對外貿易中的服務出口增加值。但是，也有學者認為倘若協定包含過度邊界內措施條款，會對一國產業政策施加較大約束，不利于該國參與全球價值鏈競爭（李艷秀和毛艷華，2018）。所以童偉偉（2019）認為對例外條款和部分深度一體化條款采取模糊化處理可以降低服務貿易協定對一國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程度的負面影響。

理論上，倘若兩個國家之間的出口貿易不受貿易摩擦影響，那么實際出口規?？梢栽诂F有要素稟賦條件下達到理想出口規模，也即雙邊的出口貿易克服了貿易非效率。那么，區域服務貿易協定對我國對外貿易高質量發展究竟有何影響？其條款深度如何影響我國出口效率？對上述問題的進一步研究不僅能夠檢驗我國參與簽訂的區域服務貿易協定的實施效果，也可以為后續我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服務貿易協定升級談判及條款設計提供理論依據。鑒于此，本文基于GATS構建條款深度指標，利用2016—2020年世界發展指標數據庫（WDI）、世界貿易組織數據庫（WTO Database）及世界經濟研究和專業知識中心數據庫（CEPII）中26個經濟體的高技術產業貿易數據，重點分析服務貿易協定條款深度對締約國出口效率的影響，以期為更好發揮協定的出口促進作用提供參考。相較于已有研究，本文的邊際貢獻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基于擴展的Armstrong（2007）引力模型分析框架，在傳統貿易引力模型的基礎上引入貿易非效率項，采用隨機引力模型對簽署區域服務貿易協定的締約國出口效率問題進行研究；二是在測度服務貿易協定條款深度時，將條款深度細化至條款是否引用GATS相關規則，是否包含市場優惠、合作磋商、國際支付、數字經濟、競爭合作、金融投資、信息處理和規范組織這八個方面，從而打開條款深度影響經濟體出口效率的“黑箱”；三是從技術溢出效應、資源配置效應以及需求規模效應三個渠道量化分析，探索區域服務貿易協定條款深度影響締約國出口效率的可能路徑。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由于信息壁壘和制度約束的存在，實際出口效率在貿易環境或者貿易條件不斷變化的情況下往往低于理論預期。服務貿易協定的簽訂可以通過壁壘削減、技術研發、產業升級及國內規模效應等諸多途徑來提升締約國的出口效率。一方面，服務貿易協定的簽訂推動締約國之間進行技術合作，通過技術溢出效應提升締約國自主創新和技術研發能力，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企業出口成本，提高出口產品價格優勢，進而提升出口效率。另一方面，服務貿易協定的簽訂促進了資源的有效配置，有限的資源向價值最大化方向流動，促進國內產業升級并向價值鏈中高端延伸，使得出口效率提高。此外，服務貿易協定通過降低非關稅形式的壁壘、提供更多供應商選擇、提高服務質量和擴大市場規模等方式刺激市場需求的增長。因此本文基于技術溢出、資源配置和需求規模擴大三條路徑闡釋服務貿易協定條款深度對締約國出口效率的影響機制。

（一）技術溢出效應

服務貿易協定條款深度增加引致的技術溢出效應對提升出口效率具有重要作用。首先，作為支撐服務貿易自由化發展的重要載體，區域服務貿易協定不僅有效降低了締約國之間的貿易成本及貿易面臨的不確定性，還可以降低知識和技術轉移的壁壘，促進知識和技術的跨境流動（Noguera，2012）。其次，服務貿易協定條款深度增加引發的競爭效應，使得出口效率較低的國家有機會學習并吸收出口效率高的國家的技術，有利于服務貿易協定締約國之間相互引進、學習、模仿和創新技術。協定中可能包括的知識產權保護、技術轉讓等方面的規定，可以鼓勵技術交流和合作、促進技術創新，進一步提高生產能力，從而提高締約國出口效率（陳紫若等，2022）。最后，服務貿易協定中有關市場準入、國民待遇和競爭政策等方面的條款在推動市場開放和競爭的同時還可以激發企業的創新活力，并通過促使服務供應商改進其生產流程，進一步提高產品和服務的質量，從而增強出口競爭力和效率。

（二）資源配置效應

服務貿易協定條款深度增加帶來的資源配置效應對提升出口效率具有重要作用。首先，服務貿易協定中有關投資自由化和投資保護的規定可以促進資源在不同國家之間的優化配置，使得締約國有效利用各國的優勢資源和要素，提高出口產品的附加值（毛其淋和許家云，2019），進一步提高出口效率。在貿易協定框架下，部分國家出口資本密集型產品，而將勞動密集型產品制造環節外包給勞動力相對豐富的發展中國家，使生產要素和生產計劃更加有效地結合，減少因資源錯配而導致的風險和損失。其次，有關市場準入、國民待遇和競爭政策的協定，可以降低貿易壁壘，減少壟斷行為，促進市場的競爭（周念利，2012）。市場競爭程度的提高無疑會激發企業優化資源配置的動力，使資源得到有效利用。同時，市場的開放和競爭可以促使企業進行內部資源的重組和優化，以適應國際市場的需求和競爭環境，進一步提高出口效率。而成本較高的出口企業通過重新配置生產資源將出口產品范圍不斷縮小，最終選擇生產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有效提高了出口產品集中度（Maria&Strauss-Kahn， 2015）。由此可見，服務貿易協定條款深度的增加可以促進資源在締約國內的優化配置，進而提高締約國的出口效率。

（三）需求規模效應

服務貿易協定條款深度增加形成的需求規模效應對提升出口效率具有重要作用。首先，服務貿易協定條款深度的增加意味著締約國的高水平開放承諾會更多，締約國之間的市場需求搜尋成本大大降低，提高了出口信息搜尋效率，故締約國的出口企業可以根據出口對象的信用狀況等信息更精確地了解出口國市場需求和市場潛力（Arkolakis et al.，2021）。這些有利的因素直接擴大了締約國之間的進出口規模。其次，服務貿易協定條款深度的增加有助于擴大跨國供應商的市場準入程度，使消費者能夠獲得更加多樣化的商品或者服務。這意味著消費者可以從全球范圍內選擇更多種類的商品以滿足其個性化和多樣化的需求。這不僅為進出口貿易提供了更大的市場機會，也有助于拉動市場需求規模的增長。最后，當市場需求規模擴大時，締約國市場經營主體在擁有更多潛在需求的情形下將具有強烈的意愿擴大生產規模和提高生產效率（劉海云和毛海歐，2016），從而提升了出口效率（施炳展和張雅睿，2016；余淼杰和李樂融，2016）。

總之，服務貿易協定條款深度的增加對締約國出口效率的提升作用主要通過三個渠道實現。從技術溢出角度看，服務貿易協定條款深度的增加促進了技術與知識的傳遞，推動了締約國之間的技術交流與合作，在提高市場經營主體生產能力的同時提高了出口效率。從資源配置角度看，深度的服務貿易協定條款更能有效規范和保護雙方在服務貿易過程中的權益和義務，有利于資源在國家間的流動，從而提高出口企業的資源配置效率。從需求規模角度看，服務貿易協定條款深度增強可以極大地擴大國際市場開放程度、減少國際貿易限制和壁壘，有助于擴大締約國的市場需求規模，提升締約國的出口效率。

基于以上理論分析，本文聚焦服務貿易協定條款深度對締約國出口效率的影響，提出以下4個研究假設：

假設1：增加服務貿易協定的條款深度會提升締約國的出口效率。

假設2：增加服務貿易協定的條款深度可以通過技術溢出效應提升締約國的出口效率。

假設3：增加服務貿易協定的條款深度可以通過資源配置效應提升締約國的出口效率。

假設4：增加服務貿易協定的條款深度可以通過需求規模效應提升締約國的出口效率。

三、研究設計

（一）模型設定

參考連增等（2021）的做法，本文使用雙邊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回歸：

其中，被解釋變量TEXPEijt為第t年i國對j國的出口效率；核心解釋變量Realdepthijt為第t年i國對j國簽訂的服務貿易協定條款深度；θit和θjt分別為出口國-年份固定效應和進口國-年份固定效應，表示出口國和進口國隨時間改變的因素；θij為出口國-進口國固定效應，表示出口國和進口國之間不隨時間改變的因素；εijt為隨機擾動項。

（二）變量選取

1.被解釋變量（TEXPE）

現有文獻主要利用引力模型和隨機前沿模型對出口效率進行測算，但是引力模型存在明顯的缺陷，可能會在模擬潛在的貿易額這一過程中忽略一些不可觀測的影響因素。尤其是在進出口貿易普遍存在貿易摩擦的現實背景下，引力模型極易造成估計結果的偏誤。而隨機前沿模型能夠很好地彌補上述不足，已成為學界測算不同國家和地區出口效率的普遍做法。Armstrong（2007）提出的隨機前沿引力模型，在傳統貿易引力模型的基礎上引入貿易非效率項以得到最優貿易水平，因此在測算出口效率的問題上得到了廣泛應用（Mao&Xiong，2022；Jiang et al.，2022）。

本文在Armstrong（2007）提出的隨機前沿引力模型的基礎上，參考李文霞和楊逢珉（2019）等學者提出的隨機前沿分析方法測算出口效率（TEXPE）。隨機前沿引力模型設定如下：

其中，TEXPEijt表示第t期i國對j國的出口效率，是實際出口貿易額和出口貿易潛力的比值。TEXPijt表示第t期i國對j國的實際出口貿易額；TEXP＇ijt表示第t期i國對j國的出口貿易潛力；Xijt表示影響t期i國對j國出口的自然稟賦因素，如經濟規模、勞動力數量、地理距離、是否接壤、是否使用同一語言環境以及是否有共同殖民歷史等；β為回歸估計參數變量；Vijt為隨機擾動項，假設其服從均值為零的正態分布；μijt為貿易非效率項，一般服從半正態分布或斷尾正態分布；Vijt與μijt相互獨立，且獨立于Xijt。

2.核心解釋變量（Realdepth）

為了測度服務貿易協定條款深度（Realdepth），本文以 Hofmann et al.（2017）的方法，在GATS 規則的基礎上將各類服務貿易協定的規則條款劃分為“GATS+”和“GATS-”兩類（見表 1）。

本文參考陳靚（2019）的方法，分別從覆蓋率和約束力兩個維度衡量服務貿易規則在服務貿易協定中的實際深度。具體的計算步驟為：首先判斷協定中同類條款是否存在“GATS+”或“GATS-”的承諾，若存在承諾，則對上述的“GATS+”條款和“GATS-”條款進行賦值處理。明確規定法律約束力且適用于爭端解決的賦值2，明確規定法律約束力但不適用于爭端解決的賦值1，其他情況賦值0。

基于上述分類，本文分別構造服務貿易協定的覆蓋率指數（GatsplusDep）和約束力指數（GatsxDep），最后整合為服務貿易協定的實際深度指數（Realdepth），以綜合評估服務貿易協定的條款深度。其中，覆蓋率指數和約束力指數的計算公式如下：

其中，provisonk和 provisonp分別代表“GATS+”和“GATS-”條款的賦值大小。GATSplusdepi為第i個服務貿易協定“GATS+”條款賦值大小的水平加總，GATSxdepi代表第i個服務貿易協定“GATS-”條款賦值大小的水平加總。

表1 各類服務貿易協定中“GATS+”與“GATS-”條款的分類

在覆蓋率指數和約束力指數的基礎上，本文進行加權后加總處理得到實際深度指數?，F有的研究無法準確地衡量“GATS+”和“GATS-”條款對服務貿易條款深度的貢獻，因此本文對兩者賦予同樣的權重。具體計算公式如下：

（三）行業選擇與數據來源

本文選擇以高端制造業為代表的高技術產業作為研究對象，④實證探討服務貿易協定條款深度對出口效率的影響。與多數研究以服務業貿易數據為樣本不同，本文選取制造業領域中的高技術產業為研究對象主要基于以下兩點原因：一是在經濟服務化趨勢日趨明顯的背景下全球制造業的發展已然從以生產制造為重心轉向以提供增值服務為重心，制造業企業逐漸由單純的產品制造商向產品服務商的角色轉變。高技術行業的生產活動既包括中間投入環節的服務要素嵌入，也包括制造業企業生產經營模式的跨界轉型，因此服務環節在企業價值鏈中的作用更加凸顯 （Heuser&Mattoo，2017）。二是本文對服務貿易協定中的相關規則條款進行重新構建，并以《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規則為基礎劃分為“GATS+”和“GATS-”兩類。其中，無論是“GATS+”條款中的壟斷和專營服務提供者、技術合作、市場準入等條款，還是“GATS-”條款中的數字證書、電子認證、網絡元素非捆綁、電子商務合作、源代碼、互聯互通等條款均在不同程度上影響著高技術產品進出口貿易及高技術產業發展。

當前，在全球貿易格局加速演變的背景下，高技術產業也因其高潛能、高收益、高競爭的特點，在世界貿易活動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根據聯合國統計數據顯示，⑤2005—2020年世界高技術產業出口值從1.31萬億美元上漲到2.35萬億美元，約占全世界總產品出口的15%。中國的高技術產業出口值也以每年9.6%的上漲速度穩健增長，2020年中國高技術產業出口占世界高技術產業貿易額的30%。同時，高技術產業出口效率的提升不僅是世界各國調整貿易結構、優化產業價值鏈的重要方向，也是推動經濟恢復、加快經濟轉型和助力產業升級的關鍵。因此，本文選擇26個具有代表性的國家，⑥利用世界發展指標數據庫（WDI）、世界貿易組織數據庫（WTO Database）和世界經濟研究和專業知識中心數據庫（CEPII）的數據對2016—2020年26個國家間的高技術產業進出口貿易進行匹配，得到完整的國家間高技術產業出口面板數據。本文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見表2。

表2 描述性統計

四、實證分析

（一）基準回歸

表3報告了運用雙邊固定效應模型估計得到的服務貿易協定條款深度對締約國出口效率影響的回歸結果?？梢园l現，Realdepth的系數始終顯著為正。不難理解，區域服務貿易協定條款深度的增加意味著貿易雙方的開放度和信任度進一步提升，貿易活動的進出口壁壘被削弱，降低了企業出口預期的不確定性，締約國的出口效率也得以提升。假設1得到驗證。

（二）內生性問題處理

經驗研究需要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如何避免內生性問題引起的估計偏誤。本文的內生性問題主要源于兩個方面：一是由于出口效率具有內在持續性特征，任何國家當前時期的出口效率可能影響以后若干時期的出口效率。二是國家對外貿易戰略決策的不同以及出口效率本身可能對加入服務貿易協定的動機產生影響。如果能夠找到一個與內生變量高度相關且獨立于隨機擾動項的工具變量，那么內生性問題將得到解決。

考慮到與第三國簽訂的服務貿易協定對兩國之間服務貿易協定的締結和執行具有一定的解釋力，但兩國之間的貿易關系不太可能直接受到締約國與第三國簽訂的服務貿易協定的影響（Chen&Joshi，2010）。因此，本文參考 Tan&Qiu（2021）、林僖和鮑曉華（2018）、苗翠芬（2023）等諸多學者的做法，選擇協定簽署雙方與共同的第三國締結區域服務貿易協定的條款深度（IV_1）作為Realdepth的工具變量?；诠ぞ咦兞?兩階段最小二乘法（IV-2SLS）的估計結果如表 4 的列（1）和列（2）所示?？梢?，IV_1通過了不可識別檢驗和弱工具變量檢驗，同時Realdepth的系數依舊顯著為正。為了檢驗IV_1是否外生，本文將其作為解釋變量納入基準回歸模型中進行半簡化式回歸。表4的列（3）匯報了半簡化式回歸的估計結果，證實IV_1滿足外生性要求。另外，本文借鑒童偉偉（2019）的方法，選取Realdepth的滯后一期作為工具變量（IV_2），再次進行IV-2SLS回歸和半簡化式回歸，結果再次證實了上述研究結論。

表4 內生性問題處理

（三）穩健性檢驗

為了保證基準回歸結論的可靠性，本文按照以下三個途徑進行穩健性分析：一是進一步考慮遺漏變量可能帶來的偏誤。如表5列（1）～（3）的結果所示，在加入是否簽訂貨物貿易協定（GATG）、是否屬于同一貨幣聯盟（CU）及是否簽訂雙邊投資協定（BITS）這些可能遺漏的變量后，Realdepth的系數仍然顯著為正。二是改變核心解釋變量服務貿易協定條款深度的測度方式，具體采用兩國是否簽訂服務貿易協定（GATSi）作為服務貿易協定條款深度的代理變量，由列（4）回歸結果可以發現GATSi的系數仍然是顯著為正的。三是改變被解釋變量出口效率的測度方式，即采用締約國高技術產業出口貿易值（ICTEX）替代出口效率，Realdepth的系數依舊顯著為正。以上穩健性檢驗說明本文結論穩健可靠。

表5 穩健性檢驗結果

五、進一步分析

（一）影響機制檢驗

理論分析表明，服務貿易協定的條款深度可以通過技術溢出效應、資源配置效應和需求規模效應三種途徑推動締約國出口效率的提高。為了驗證上述作用機制的存在性，本文采用逐步回歸的方法進行檢驗。學界常用的機制檢驗方法有逐步回歸檢驗法、系數乘積檢驗法、結構方程法等。與其他方法相比，逐步回歸檢驗法的統計功效最小，因此受到許多學者的批評和質疑。但溫忠麟和葉寶娟（2014）認為在回歸統計結果已經“顯著”的情況下，逐步回歸檢驗法的結果可信度要優于其他方法。有鑒于此，本文建立以下逐步回歸模型：

其中，Mit為中介變量，包括技術溢出效應（jsycit）、資源配置效應（zypzit）和需求規模效應（xqgmit）。 其他變量含義與（1）式相同。

國內學者認為專利引用信息能夠反映技術溢出的實際發生過程（劉修巖和王嶠，2022），本文基于incoPat專利數據庫，采用締約國的專利引用數量除以人口規模衡量締約國的技術溢出效應。表6 列（1）、列（2）展示了技術溢出效應（jsyc）作為中介變量的檢驗結果。其中，列（1）的結果顯示Realdepth的系數顯著為正，列（2）的結果顯示Realdepth和jsyc的系數均顯著為正，表明增加服務貿易協定條款深度可以通過技術溢出效應提升締約國的出口效率，假設2得到驗證。

研究表明，如果市場不存在資源錯配，市場競爭將使得同一區域內不同行業的TFP分布趨于一致（呂鑫等，2022）。因此，本文借鑒李青原和章尹賽楠（2021）的做法，采用區域內不同行業TFP標準差的倒數衡量區域資源配置效應。表6列（3）、列（4）展示了資源配置效應（zypz）作為中介變量的檢驗結果。其中，列（3）的結果顯示Realdepth的系數顯著為正，列（4）的檢驗結果顯示Realdepth的系數顯著為正，但是zypz的系數不顯著，因此需要進一步采用Sobel檢驗。檢驗結果顯示Z值大于1.96。因此增加服務貿易協定條款深度可以通過資源配置效應提升締約國的出口效率，假設3得到驗證。

學者們主要使用宏觀層面的GDP、收入水平、總需求等指標來表征市場需求規模。本文參考Zweimüller&Brunner（2010）、寇宏偉和陳璋（2020）等學者的觀點，采用剔除通脹后的實際GDP衡量各個國家的市場需求規模。表6列（5）、列（6）展示了需求規模效應（xqgm）作為中介變量的檢驗結果。其中，列（5）的結果顯示Realdepth的系數顯著為正，列（6）的結果顯示Realdepth和xqgm的系數均顯著為正。因此增加服務貿易協定條款深度可以通過需求規模效應提升締約國的出口效率，假設4得到驗證。

（二）異質性分析

通過系統比較了多項服務貿易協定條款的相似性和差異性，一些學者認為服務貿易協定的競爭政策條款深度、投資條款深度以及知識產權條款深度等都具有明顯的異質性特征（Shingal et al.，2020）。所謂的異質性特征具體是指協定及其條款深度對不同國家或地區在不同時期出口效率的影響程度存在差異，這取決于各締約國的經濟結構、市場條件和政策環境等因素。例如，發展中國家可能會在更大程度上受益于發達國家的技術溢出效應，進而能夠有效降低出口成本、增加出口產品附加值以提升出口效率。同時隨著貿易協定生效年限的增加，初期躊躇不定的國家在獲得貿易自由化紅利后也會紛紛加入締約行列。本文將進一步研究服務貿易協定條款深度對出口效率的異質性影響。

1.服務貿易協定締約國經濟發展水平異質性

考慮到服務貿易協定條款深度對出口效率的作用可能會受到協定締約國之間經濟發展水平差距的影響，根據2016年聯合國分類標準，本文將26個國家劃分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兩種類型，按照出口方向將全部樣本劃分為發達國家對發達國家出口（“N-N”型）、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出口（“N-S”型）、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出口（“S-N”型）及發展中國家對發展中國家出口（“SS”型）四個類別，進一步考察服務貿易協定條款深度對出口效應的經濟發展水平異質性影響，結果如表7所示。列（2）中Realdepth的系數大于列（1）中Realdepth的系數，說明服務貿易協定條款深度增加帶來的出口效率提升作用在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出口的過程中更加突出?？赡艿慕忉屖牵喊l達國家的高技術產業發展水平遠高于發展中國家，因此發達國家的高技術產品在發展中國家具有更強的市場競爭力。相比較向發達國家出口高技術產品，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出口將面臨更低的市場阻力和競爭程度。列（4）中Realdepth的系數大于列（3）中Realdepth的系數，說明服務貿易協定條款深度增加帶來的出口效率提升作用在發展中國家向發展中國家出口的過程中更加突出。該結果與林僖和林祺（2021）的研究結果基本一致?？赡艿慕忉屖牵喊l展中國家在向發達國家出口產品的過程中話語權、議價能力較弱，雙方簽訂的服務貿易協定條款可能更有利于發達國家。

表7 服務貿易協定條款深度對出口效率的異質性影響：經濟發展水平

2.服務貿易協定生效年限異質性

為了考察服務貿易協定條款深度對出口效率的動態影響，本文按照服務貿易協定生效當年、生效滿1年、生效滿2年、生效滿3年對全部樣本進行劃分，然后進行回歸，結果如表8所示?？梢?，Realdepth的系數均顯著為正，且系數在協定生效1年后呈增加趨勢，這表明服務貿易協定條款深度的增加對出口效率的提升效應逐年遞增。原因可能有兩個方面：一是服務貿易協定簽訂之后，企業在初期會獲取服務貿易自由化的正面信號，進而產生未來貿易環境會變得更加友好的預期，從而開始了解當地消費者偏好，并建立有效的貿易關系網絡，進而逐步提升對外出口效率。二是各類具體條款在協定簽訂后需要一段時間才能與締約國國內的相關政策實現協同，協定包含的承諾也需要經歷一個過渡期才能得以踐行，協定締約國內具有競爭優勢的產品才會逐漸進入其他國家的市場，從而實現出口效率的提升。

表8 服務貿易協定條款深度對出口效率的異質性影響：生效年限

六、結論與政策含義

世界主要經濟體借助全球價值鏈重構的歷史機遇，通過服務貿易協定整合國際優質資源，實現出口產品國際競爭力的提升?；诟呒夹g產業的數據，本文采用隨機前沿引力模型測算服務貿易協定締約國的出口效率，實證檢驗了服務貿易協定條款深度對締約國出口效率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服務貿易協定條款深度的增加對締約國出口效率具有提升作用，這種提升作用具體通過技術溢出效應、資源配置效應和需求規模效應三個渠道實現。同時，服務貿易協定條款深度增加帶來的出口效率提升作用在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出口以及發展中國家向發展中國家出口的過程中更加突出。此外，服務貿易協定的生效年限越長，其條款深度的增加對出口效率的提升作用越大。

本文的研究結論具有以下政策含義：一是通過簽訂雙邊服務貿易協定加快區域服務貿易自由化進程。我國政府應抓住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簽訂服務貿易協定的機會，為中國產品穩定出口開拓市場空間。同時，應繼續執行已經簽訂的服務貿易協定，與重要貿易往來國家維持良好合作關系，利用發達國家的成熟市場環境和巨大的進口需求，進一步擴大服務貿易開放水平以促進整體出口的穩定增長，為我國實現高質量發展提供支撐。二是謹慎選擇締約伙伴并積極主動參與協定規則制定，推動服務貿易協定實際深度的縱向延伸。盡管在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出口的過程中，服務貿易協定條款深度增加帶來的出口效率提升作用較低，但發達國家具有更加成熟的市場環境，隨著協定生效時間的延長，與發達國家簽訂的服務貿易協定的促進效應也會愈發明顯。政府部門應堅持以長遠眼光來看待服務貿易協定的簽訂對于出口效率提升的積極作用。同時，中國在同發達國家簽訂雙邊或多邊服務貿易協定的過程中，應當在貿易協定的承諾方式和談判機制設定方面把握主動權。此外，服務貿易協定條款深度的技術溢出效應和資源配置效應對于提升國內高技術產業產品質量具有重要作用，政府部門應深入貫徹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加大對關鍵核心技術領域的研發資本投入，提升國內高技術產業產品質量，從而有效促進出口效率的提高。

注釋：

①數據來源于中國海關總署，網址：http：//online.customs.gov.cn。本文根據中國對世界其他國家的出口規模相對于前一年的年度變化來計算該指標。

②數據來源于區域貿易協定數據庫（DESTA），網址：https：//www.design of trade agreements.org/。

③學界通常以Hofmann方法為基本框架對服務貿易協定中的相關規則條款進行重新構建，并以《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規則為基礎將這些條款劃分為“GATS+”和“GATS-”兩類。其中，“GATS+”條款指 GATS 已有的規則條款，包括最惠國待遇、經濟一體化、市場準入、國民待遇、透明度、承認、政府采購、壟斷和專營服務提供者、技術合作、商業慣例、磋商、爭端解決與執行、支付和轉移、保障國際收支的限制、緊急保障措施，共計15條?！癎ATS-”條款指相較GATS新增的規則條款，包括數字證書、電子認證、網絡元素非捆綁、電子商務合作、源代碼、網絡安全、共址、接入和使用、競爭保障、互聯互通、稀缺資源分配與使用、技術選擇靈活性、本地知識、投資、新金融服務、支付和清算系統、特定信息處理、認可、信息轉移與信息處理、轉售、審慎措施、行為和道德規范、消費者保護、自律組織、個人信息保護，共計25條。

④本文選取的高技術產業包括電子及通信設備、生命工程與新醫藥、航空航天、新材料、新能源、智能制造六個大類。同時本文按照聯合國統計署公布的HS編碼對照表，將貿易數據統一轉化為HS2007編碼下的數據。

⑤網址：https：//unstats.un.org/UNSDWebsite/。

⑥本文選取的國家包括17個發達國家和9個發展中國家。17個發達國家為加拿大、法國、德國、愛爾蘭、意大利、奧地利、荷蘭、葡萄牙、新西蘭、西班牙、瑞典、英國、美國、澳大利亞、日本、韓國、新加坡；9個發展中國家為波蘭、羅馬尼亞、土耳其、中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越南。

⑦在選定的26個國家中，并非每個國家都有對其余25個國家的高技術產業出口記錄，所以處理后的樣本量為1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