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

張霽月　蘇淑兒　陸卓芬　梁瀟楠　王倩倩

摘要：文章以廣東省21個城市2010-2021年的面板數據為基礎，運用實證研究的檢驗方法驗證數字經濟與城鄉收入差距二者之間存在的關聯類型。研究結果表明，數字經濟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有明顯的抑制作用，且在新型產業結構的背景下，數字經濟加劇了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抑制作用。進一步研究表明，在珠三角地區和數字經濟高水平發展地區，數字經濟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抑制作用尤其顯著。文章的研究結果為數字經濟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提供了富有實踐性意義的參考，為廣東省共同富裕取得實質性進展提供了新視角。

關鍵詞：數字經濟；城鄉收入差距；產業結構

一、引言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是走共同富裕道路，促進共同富裕目標實現的路徑是如何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城鄉差距長期存在，且改革開放之后珠三角城市經濟快速增長，城鄉收入差距問題日益凸顯，且呈擴大趨勢。在微觀層面上，領先的個體不斷向前，滯后的個體愈加落后；在宏觀上，必然會引起共同富裕的實現速度變緩慢，也有可能推倒之前的共同富裕成果。因此，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是實現共同富裕道路必不可少的一步。

相關資料統計顯示，2021年我國的經濟模塊之一數字經濟，其發展層面不僅取得顯著成就并且呈現出明顯上升趨勢，規模高達45.5萬億元，比重為GDP的39.8%。共同富裕成果更好地推進了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目標的實現，在互聯網時代下，數字經濟應運而生，成為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新載體和新動力。由于我國各地區經濟基礎、網絡基礎設施和產業基礎等方面存在明顯差異，數字經濟發展也因此出現了較為明顯的空間不平衡特征，使得我國各地區的數字經濟發展進程或多或少存在著一定的差異。雖然我國人均GDP不斷上升，但城鄉收入差距依舊居高不下，并存在擴大趨勢。數字經濟的發展對廣東省城鄉居民收入的影響值得進一步探究，以更好地促進我國城鄉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

二、理論分析和研究假設

（一）數字經濟與城鄉收入差距

數字經濟對城鄉收入差距的作用機制主要作用于生產、門檻成本、貿易結構。首先，數字工具的引入提升了仍采用原始生產方式地區的生產率，將數字產品運用于發展極不平衡的鄉村地區，居民也可以獲得可觀的收入。這使得阻礙獲得財富的因素相對減少，又不斷擴大了數字產業進而縮小了城鄉收入差距。其次，數字經濟降低了致富門檻?；ヂ摼W基本普及的時代下，信息鴻溝在不斷縮小，傳統實體經濟面臨生產、銷路等各種問題，初期投入和經營成本較高，鄉村中低收入群體望而卻步。即使在地理條件限制的基礎上，鄉鎮居民也可以運用數字技術手段得到低投入高收入勞動報酬，加上現有的技術共享模式進一步減輕成本負擔。最后，數字經濟擴大了貿易范圍。數字化基礎設施推動了貿易發展不斷向數字化轉型，生產銷售不只拘泥于線下，收入方式多元化?；谏鲜龇治?，提出研究假設1。

H1：數字經濟對城鄉收入差距有顯著的抑制作用。

（二）產業結構的調節作用

廣東省發布政策，在行動上加快基礎設施建設，提供基本環境，鼓勵鄉村居民放開手、邁大步、向前走的同時，改進數字經濟建設技術，提升數字經濟服務質量。當下，市場信息變得可視化，一些居民發現了市場需求并主動創造機遇，新興產業應運而生。首先，產業結構的轉變雖然有區域差異，但結合數字經濟在全省的發展可以有效地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其次，新興產業的發展引起市場對復合型人才產生大量需求，致使勞動力流動，如此不僅解決了就業問題而且加速了產業結構的轉型。最后，政府出臺的各產業利好政策有助于拉動投資，進而引領廣東省產業整體高質量發展，保持經濟增長勢頭?；谏鲜龇治?，提出研究假設2。

H2：產業結構在數字經濟對城鄉收入差距的作用機制中發揮調節作用。

（三）數字經濟與城鄉收入差距：異質性分析

關于數字經濟發展對城鄉收入影響機理的研究，大多數學者認為數字經濟有其特有的運營模式，并以地區發展水平為研究對象。隨著“互聯網+”戰略在全國范圍的全面推進，區域數字經濟蓬勃發展，珠江三角洲作為我國經濟發展的中心區域，借助打造“廣佛肇”“深莞惠”“珠中江”等三個新型一體化發展城市群的契機，推行了提升區域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舉措。馬明等（2022）認為集群同時帶動了周邊城市村落的經濟發展，基于數字經濟指標度量，發現隨時間推移收入水平明顯呈上升趨勢?；谏鲜龇治?，提出研究假設3。

H3：數字經濟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具有區域異質性。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本文以廣東省21個城市2010-2021年數據為樣本，實證分析了數字經濟與廣東省城鄉居民收入差異之間的關系。資料以《廣東統計年鑒》和各城市歷年的《區域統計年鑒》為主，人工搜集獲得相關缺失數據，其他數據均來自互聯網，最終獲得了252個觀測值。為排除極值對實驗結果的影響，本文將連續變量全部設定為1%～99%。

（二）變量設置

1. 被解釋變量：城鄉收入差距（gap）。本研究主要通過使用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對城鄉居民的收入差異進行了度量，劉軍（2021）。

2. 解釋變量：數字經濟（dig）。（1）指標選取。由于數字經濟以數據作為核心要素，又沖破各行業、領域的限制進行融合，因此，想要準確地測量數字經濟的體量并非易事。而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2022）將數字經濟劃分為“四化”，即“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數字化治理”和“數據價值化”，對數字經濟的規模進行了定量評估。國家統計局進一步將數字經濟的范圍界定為“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以數據的可獲得性為基本點，本文從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水平、數字技術促進經濟增長、新興數字經濟產業發展水平及數字技術促進地區創新四個方面共10個二級指標構建數字經濟測度指標體系（指標詳細情況見表 1）。（2）測度方法。本文采用了組合賦權法確定權重，運用了客觀賦權法的熵值法對各個維度的具體評價指標進行了賦權，遂以其熵值的大小、各個指標的變異程度為依據確定權重。

3.中介變量：產業結構（inds）。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產業結構對數字經濟與城鄉收入差距二者之間的關系有一定的影響，在經濟“新常態”的背景下，我國的產業結構面臨巨大突破，加大產業結構調整的力度，發揮了推動我國數字經濟發展及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作用。綜上，本文借鑒李曉鐘等（2022）的做法，引用第三產業增加值/第二產業增加值的指標衡量產業結構。

4.控制變量：基于現已有文獻的實證經驗總結出，不少的潛在因素會引起城鄉收入差距的變動。為了避免遺漏變量誤差的影響，本文通過借鑒文獻選擇從控制對外開放程度、城鎮化水平、經濟發展水平、科研投入及教育投入這5個變量進行研究。主要變量定義見表 2。

（三）構建模型

根據前文的理論假設，構建如下計量模型：

gapit=α+β1digit+β2indsit+β3openit+β4urbit+β5gdpit+β6rdit+β7eduit+μi+vt+ξit（1）

其中，gap是城鄉收入差距，dig是數字經濟，inds是產業結構，open是對外開放程度，urb是城鎮化水平，gdp是經濟發展水平，rd是科研投入，edu是教育投入，α表常數項，μ表城市固定效應，ν表年份固定效應，ξ表誤差項，下標i和t分別表示廣東省不同的城市與年份。

四、實證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表 3是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由表 3可以看出，城鄉收入差距（gap）的均值為1.9136。數字經濟（dig）的描述性統計結果說明在本文的樣本中數字經濟的均值為0.0685，表明在本文的樣本中數字經濟的發展較慢，普及性比較低，數字經濟（dig）的最大值達到了0.7257，表明部分省份數字經濟占比較大。

（二）基準回歸分析

本文運用混合OLS模型和固定效應模型，在樣本數據的基礎上依次對城鄉收入之比進行基準回歸分析，估計結果如表 4所示。表 4（1）和（3）列尚未納入控制變量，檢驗結果顯示，數字經濟（dig）的系數估計值顯著為負，分別為-0.449和-1.000，且通過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2）（4）列將所有控制變量添加后，數字經濟的系數估計值始終顯著為負，分別為-1.000和-0.217，且均通過1%顯著性水平檢驗，說明模型的解釋變量多元聯合解釋城鄉收入的變化。這表明，發展數字經濟能夠有效地縮小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以上結論驗證了本文的研究假設H1。

（三）內生性檢驗

內生性的產生主要有四個因素，分別是遺漏解釋變量、測量誤差、互為因果、樣本選擇問題。選取移動電話用戶數的做法，是為了解決因缺失解釋變量而引起的內生性問題，而工具變量數字經濟滯后一期的選取，是為了解決因測量誤差而引起的內生性問題。盡管在本文的研究中使用了雙模型和多變量進行回歸檢驗，但是模型中可能仍然存在一些不可觀測的成分，使得城鄉收入差距和數字經濟的結果存在差異。為此解決遺漏解釋變量而引起的內生性問題，本文借鑒祝志勇（2022）的做法，采用兩階段工具變量法（2SLS）進行回歸，以移動電話用戶數為數字經濟的工具變量，對其重新進行了回歸，得到了如表5列（1）所示的回歸結果。為解決測量誤差產生的內生性問題，本文借鑒陳維濤等（2019）的做法，以數字經濟變量滯后一期為數字經濟的工具變量，對其重新進行了回歸，得到了如表5列（2）所示的回歸結果。在回歸結果中顯示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1）列的回歸系數為-0.787，（2）列的回歸系數為-0.756，兩種方法的數字經濟的系數估計值均為負數與基準回歸結果一致，此核心解釋變量不具有內生性，表明數字經濟的發展有效減弱了城鄉收入差距，推進協調性均衡發展，進一步驗證H1。

（四）產業結構的調節效應

為研究產業結構對數字經濟與城鄉收入差距之間關系的調節效應，本文對模型（1）進行了檢驗，表6報告出了回歸結果。由表6可以看出，dig的回歸系數仍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為負值。在此基礎上，文章著重對產業結構和數字經濟的交互項（dig*inds）進行了分析，發現在gap作為被解釋變量時，其相關系數達到了0.076，并在1%的水平上通過檢驗；以上結果表明，產業結構的調整會促進數字經濟有效抑制城鄉收入差距，這一結果進一步維持了H2的預期。在數字經濟逐步發展的時期，重要一步是進行產業結構的升級優化。

（五）異質性檢驗

由于廣東省各市之間存在地理條件、人力資本、制度和經濟結構的差異，數字經濟的水平也有所差異，為了加強實驗結果的可靠性，認為數字經濟存在區域上的異質性。本文借鑒朱小莉、李元華（2022）的做法，將廣東省分為數字經濟高水平和數字經濟低水平（數字經濟水平大于平均數為高水平地區，否則為低水平地區）及珠三角和非珠三角地區進行分析，采用相同的方法對數字經濟與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關系進行實證分析，結果見表 7。

從表 7列（1）、（2）來看，dig系數分別為-0.402和-0.161，前者通過了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而數字經濟低水平并未通過。由此可見數字經濟起到了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作用，且該作用在數字經濟高水平地區尤其顯著。據分析，此效果的產生源于數字經濟高水平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較高，互聯網覆蓋范圍廣，技術成熟，社會成員與數字經濟低水平地區的居民人員相比，素質和文化程度一般較高，能快速掌握信息技術，對數字經濟的依賴程度更高，他們一般能靈活運用互聯網技術拓寬投資渠道來增加收入，進而有助于縮小城鄉收入差距。

從表 7列（3）（4）來看，dig系數分別為-0.308和0.107，前者通過了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而非珠三角地區未通過。同上述的數字經濟作用，且該作用在珠三角地區尤其顯著。原因是在非珠三角地區，互聯網覆蓋范圍窄，大多數鄉村人員并不會使用信息技術，營商環境差，進一步說明了廣東區域協調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廣東省各地區的數字經濟發展程度差別很大，珠三角地區的數字經濟發展程度高于非珠三角地區，且各地區之間存在著不均衡的發展趨勢，這種趨勢符合廣東省的實際。以深圳、廣州、佛山為代表的珠三角地區是數字經濟發展的前沿，涌現出了阿里巴巴、騰訊、京東、華為、百度等數字經濟發展的龍頭企業，而一些區域的數字通信網絡建設還處于起步階段。結果表明，廣東省的數字經濟發展呈現出明顯的區域異質性，與研究假設H3吻合。

五、研究結論和政策啟示

（一）主要結論

本文以廣東省21個城市2010-2021年數據為樣本，利用數字經濟、產業結構、對外開放程度、城鎮化水平、經濟發展水平、科研投入、教育投入共7個指標構建廣東省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對數字經濟與廣東省城鄉收入差異的關系進行分析與研究。研究結果表明：數字經濟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有明顯的抑制作用，且在新型產業結構的背景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明顯加劇。進一步探討得出，相對于數字經濟低水平，數字經濟的發展更大程度地縮短了經濟水平高地區的城鄉收入差距水平，其中珠三角地區的抑制作用最為明顯，非珠三角地區受到發展和人們受教育程度的影響，城鄉收入差距不斷增大。

（二）相關建議

第一，加強鄉村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縮小信息鴻溝。引入數字工具，加強低經濟水平地區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利用技術手段促進數字技術與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相結合，減輕農民的成本負擔，擴大貿易范圍并逐步實現智慧鄉村。著手提升鄉村互聯網普及率，使農民通過信息傳播的交易成本不斷減輕，縮小城鄉居民信息差。

第二，加強教育投入，提高低經濟水平地區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實施“人才強國”，加強數字化人才的培養。政府當務之急是加大對低經濟水平教育的投入，提高學生的入學率及升學率并指派專家對居民講授專業知識，提高居民的認知水平。出臺更多利好政策，培養人才并留住人才，吸引高質量人才運用數字媒介返鄉就業創業，讓更多數字復合型人才致力于建設美好家鄉，帶動家鄉經濟發展。

第三，優化產業結構，針對性搭建各地區產業結構，使之與傳統產業結合。全面組織相關職能部門優化各地規劃，廣泛動員群眾力量謀求開展具有地域特色的服務。通過運用互聯網、人工智能、云計算等信息技術根據當地實際情況，制定發展戰略。在不同鄉村促進農林牧漁、文化傳播、教育理念、旅游產品等領域多層次發展，為鄉村發展創造更多可能，更好地服務農村及偏遠地區民眾，縮小城鄉收入差距，降低數字經濟的區域異質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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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曉鐘，李俊雨.數字經濟發展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研究[J].農業技術經濟，2022，322（02）：7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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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陳維濤，韓峰，張國峰.互聯網電子商務、企業研發與全要素生產率[J].南開經濟研究，2019（05）：41-59.

[6]朱小莉，李元華.數字普惠金融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以廣東省為例[J].新經濟，2022，550（02）：113-122.

＊基金項目：廣州城市理工學院校級大學生創新創業訓練計劃項目（SRP）“廣東省數字經濟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研究”（SJ220133）。

（作者單位：廣州城市理工學院經濟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