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新基建賦能企業技術創新
——基于“寬帶中國”戰略的準自然實驗

童 雨

（南昌理工學院 工商管理學院，江西 南昌 330044）

一、引言

當前中國經濟已經邁入新時代新階段，亟須打破傳統發展模式下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轉為依靠突破性技術創新來確保經濟發展順利邁入邊際收益遞增區間。其中，企業作為經濟體系中最為活躍的微觀部門，其技術創新活動的開展無疑將關系著中國創新驅動戰略的實施。在數字經濟時代下，企業技術創新的進展勢必離不開數字化技術的推廣和運用，這也就需要良好的數字化基礎設施加以保障。為了推動數字化建設，國務院從2014 年開始實施“寬帶中國”試點政策，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需要探討的是，這種數字新基建的建設能否切實有效推動微觀經濟主體的創新發展？二者之間存在怎樣的機制路徑？對此問題進行深入研究，將有助于提升企業技術創新水平，并充分發揮“寬帶中國”試點政策紅利。

從現有研究來看，技術創新是學術界的研究熱點之一，已經有不少學者對此進行了深入分析。關于數字中國建設的研究，文章從相關文獻推斷兩者之間可能存在的影響：一方面，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能夠為數字化信息的流通帶來極大的便利，不僅有助于降低技術創新所需要的信息獲取難度（邱洋冬，2022）[1]，也有益于技術創新的外溢，從而對企業技術創新大有裨益（溫珺等，2019）[2]。另一方面，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能夠提升資源配置效率（劉傳明、馬青山，2020）[3]、促進地區產業結構升級（馬青山等，2021）[4]和提升地區經濟增長水平(Paunov&Rollo，2016)[5]，這也就為企業技術創新效率的提升構筑良好的經濟底座（蘇京春、張荀，2023）[6]。但這種數字新基建想要有效轉化成為企業創新動能存在一定的時滯，在現階段中這種新基建的有效性和作用機制仍有待進一步剖析。更為重要的是，現有研究大多并未考慮到這種新基建同其他政策工具組合搭配時所可能產生的優化趨向（向海凌等，2023）[7]，探討其與其他政策工具（要素） 的“合力”對于企業技術創新的影響，也顯得尤為重要。

文章可能的增量貢獻有：第一，解讀“寬帶中國”試點政策與企業技術創新之間的關系，從微觀角度拓展了對“寬帶中國”試點政策的認知。第二，從結構異質性和渠道機制展開，詳盡刻畫了“寬帶中國試點政策—企業技術創新”的影響差異和具體機制。第三，從政策工具組合搭配視角出發，探討適配“寬帶中國”試點政策的最優工具箱。

二、理論分析與假設提出

“寬帶中國”試點政策的實施將有助于推動地區風險投資水平的提升，從而對企業的技術創新有所裨益。這主要是因為，一方面，試點城市的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水平得到較大的提升，從而為挖掘數據資源這一全新的生產要素奠定良好的基礎(Jorgenson 等，2008)[8]，不僅數據資源價值得到更有效的利用，也加速了其他生產要素的運轉效率，顯著提升地區要素資源的使用效率（范合君、吳婷，2022）[9]。特別地，這種數字化新基建的開展也必然會帶動一系列前沿的基礎設施建設發展，這種變化往往會吸引和激活更多的具有創新偏好的風險投資活動。由此不難理解，隨著生產活力的提升和生產效率的優化，地區將具有更為豐富的投資機會（劉雅君、蔣國梁，2022）[10]，從而吸引更多的風險資本進入。另一方面，為了切實推動“寬帶中國”戰略的順利實施，試點城市往往會采取一系列的政策加以配合。這就使得，無論是風險投資資本還是實體企業本身都能夠獲得更多的支持，推動更多的風險投資資金投資于轄區內企業。進一步地，隨著地區風險投資水平的提升，地區企業的技術創新活動將能夠得到更多的資源支持，為企業技術創新提供良好的資源保障，從而有助于企業技術創新水平的提升。由此，文章提出研究假設H1：

假設H1：“寬帶中國”試點政策有助于提高地區風險投資水平，進而促進企業技術創新。

“寬帶中國”試點政策的實施將有助于地區產業結構優化，從而對企業的技術創新有所裨益。這主要是因為，“寬帶中國”試點政策使得網絡經濟平臺的崛起成為可能。隨著網絡經濟平臺在實踐中的大規模運用，深刻改變了產品和服務供需雙方的互動模式（江小涓，2017）[11]，各類型產業做出與時俱進的調整和改進。此外數字化基礎設施的完善強化了網絡經濟平臺的正外部性，不同產業間以及產業內部的企業都能更好地利用數字化技術所帶來的優勢加強信息交流合作，顯著促進產業結構調整（袁航、朱承亮，2022）[12]。進一步地，地區產業結構的優化，帶動產業生產效率提升的同時，也為企業技術創新提供了必要的產業基礎和制度保障，驅動企業加大技術創新投入力度提升創新水平，進而對企業技術創新形成顯著的增益效果。由此，文章提出研究假設H2：

假設H2：“寬帶中國”試點政策有助于優化地區產業結構，進而促進企業技術創新。

“寬帶中國”試點政策的實施將有助于緩解信息不對稱程度，從而對企業的技術創新有所裨益。這主要是因為，一方面，傳統的垂直式企業組織模式容易衍生信息傳送效率低下的問題。而“寬帶中國”試點政策建設下經濟社會的組織和運營模式也隨之變革，管理模式更為數字化，企業內部信息流轉效率將得到有效提升(Acemoglu 等，2018)[13]。另一方面，“寬帶中國”試點政策的實施促進了數字化社會協作網絡的構建和完善，市場整體的信息收集效率有所提升，進一步提升企業間信息獲取和交換的效率(Varian，2010)[14]，從而顯著改善信息不對稱水平。進一步地，隨著企業內外部信息不對稱程度的降低，企業能夠基于所獲取的海量信息，更準確地判斷未來的宏觀經濟態勢和行業創新發展方向并據此做出創新決策。加之信息不對稱水平的完善使得企業技術創新知識和經驗的獲取效率大為改善，促進企業加大創新投入力度，從而有助于企業技術創新水平的提升。由此，文章提出研究假設H3：

假設H3：“寬帶中國”試點政策有助于改善企業信息不對稱水平，進而促進企業技術創新。

“寬帶中國”試點政策有助于平滑企業創新活動風險，進而促進企業技術創新。這主要是因為，寬帶等數字化基礎設施的不斷完善使得創新知識的傳播和擴散更為高效，為新時代下企業技術創新奠定了堅實的知識儲備，無疑提高了技術創新的成功概率。得益于“寬帶中國”試點政策的實施，數字化基礎設施的不斷完善，企業能夠更好地利用數字化技術對創新、生產和銷售等全流程進行動態監測(Bloom 等，2013)[15]，優化了創新信息的搜集效率，企業能及時基于市場反饋進行富有針對性的再創新活動，有效降低了技術創新的風險。進一步地，隨著企業技術創新風險的平滑，逐步提升了企業技術創新活動的預期收益，從而驅動企業加大技術創新活動力度。由此，文章提出假設H4：

假設H4：“寬帶中國”試點政策有助于平滑企業創新活動風險，進而促進企業技術創新。

三、研究設計

1. 數據來源

文章實證分析的樣本集主要由中國上市企業構成，具體研究區間為2007—2020 年，數據全部取自國泰安數據庫。而對于數字中國政策的篩選和整理，通過對相關部委發文的文本進行人工篩選而得。對于企業指標，文章在實證分析前進行了常規的預處理。具體措施有：一是剔除同實體企業生產發展差異較大的金融類企業、特殊狀態企業（ST、PT 以及IPO 企業）。二是對指標數據存在重大缺失，無法滿足至少五年連續標準的企業予以刪除。三是對量綱差異較大的指標進行對數化處理。對于“寬帶中國”試點政策的準自然實驗構造，文章篩選出試點城市以形成實驗組和對照組；由于上市企業數據缺失，行政級別差異等原因，文章刪除了部分試點城市，最后試點城市樣本集共包含103 個城市。

2. 變量設定

（1） 被解釋變量

企業創新水平(Lnpati)。前期文獻大多以研發投入(R&D)為代理指標的投入變量（余明桂等，2016）[16]和以申請專利數量為代理指標的產出變量。產出指標能夠更為直接地體現企業在技術創新方面的能力與水平，而投入變量則更多地具有間接性特征（喻子秦等，2022）[17]。由此，文章選取企業的年度發明專利申請總數作為其創新水平的代理指標（Lnpati，對數化處理）。

（2） 核心解釋變量

“寬帶中國”試點政策(Treat×Post)。依循前期研究文獻（馬青山等，2021）[4]以及雙重差分構建的學術慣例，文章構造Treat和Post的虛擬變量組分別反映特定企業特定年份的指標是否從屬于試點城市與試點年份。具體地，當Treat=1 代表該指標所屬企業屬于試點城市，而Post=1 則代表該指標所屬年份屬于試點當年及其后年度；反之若上述兩個變量值為0，則表征該指標在空間和時間上并未納入試點范圍。

（3） 控制變量

為保障回歸估計的效率與穩健性，文章還在模型中設置了下列控制變量。微觀層面控制變量包括總資產(Lnasset)、總收入(Lnincome)及其杠桿水平(lev)、賬面市值比(BM)、企業年齡(Age)、凈資產利潤率(ROE)、第一大股東股權集中度(First-hold)和審計意見（Audit，財務報告審計為標準無保留意見取值為1，否則為0）、兩職合一（Dual，董事長和總經理為同一人取值為1，否則為0）、QFII持股比例（QFII機構持股占比流通股）。宏觀層面控制變量包括地區經濟增長水平(LnGDP)以及金融結構（地區銀行貸款規模/地區資本市場交易額）。

3. 模型設定

文章構建了模型(1)以檢驗“寬帶中國”試點政策對企業技術創新的影響：

其中，被解釋變量為企業技術創新水平(Lnpati)、核心解釋變量為寬帶城市試點政策(Treat×Post)以及控制變量(CVs)。變量意義如前所述，在此不再贅述。此外，本研究還施加了雙重固定效應，以式(1)中Year和Firm來體現，εit則為隨機擾動項。

四、實證結果及經濟解釋

1. “寬帶中國”試點政策與企業技術創新

表1 基于“寬帶中國試點政策—企業技術創新”的核心基準關系展開實證研究。文章采用遞進式的實證研究分析方法，在回歸模型(1)中，僅控制了“年份—企業”層面固定效應，在回歸模型(2)中，則進一步納入了相關的控制變量集合。實證結果發現，“寬帶中國”試點政策的實施，能夠有助于企業提升核心技術創新能力，這也與前文假設的基本邏輯保持高度一致。

表1 基準回歸：“寬帶中國”試點政策對企業技術創新的影響

表2 異質性檢驗

2. 異質性檢驗

由于不同屬性的企業在面對相同的政策沖擊影響時，極有可能會產生具有顯著差異的影響特征。由此，文章將全樣本進一步分組進行識別檢驗。

實證結果發現，在高科技企業組別中，“寬帶中國”試點政策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而在非高科技企業組別中，“寬帶中國”試點政策的回歸系數未能通過統計顯著性檢驗。這表明，“寬帶中國”試點政策能夠有效促進高科技企業的技術創新活動。文章認為，一方面，高科技企業本身就具有較強的創新偏好和創新導向，具有更加專業的技術、設施和人員配套，因此在較好的外部數字技術基礎條件支撐下，高科技企業能夠更好地融合創新要素以實現生產發展，展現出更強的主觀能動性。另一方面，非高科技企業由于自身缺乏相應的技術創新條件，即便存在較好的數字技術基礎支撐條件，但也無法有效實現技術創新的顯著增長。

進一步研究發現，在國有企業組別中，“寬帶中國”試點政策的回歸系數無法通過統計顯著性檢驗；而在非國有企業組別中，“寬帶中國”試點政策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文章認為，國有企業由于在市場中可以憑借一定優勢地位獲利，這類企業的技術創新主觀能動性相對較低，即便有較好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配套，也無法充分利用并展現出較好的創新動力。相比之下，借助于技術創新活動來獲得核心競爭優勢，是非國有企業發展的重點導向。因此，在“寬帶中國”試點政策的支持下，非國有企業會更好地把握機會來服務自身的技術創新增長需求。

五、“寬帶中國”試點政策影響企業技術創新的宏微觀機制

本部分實證研究著重在前述“基準回歸+異質性檢驗”的基礎上，分析“寬帶中國試點政策—企業技術創新”的具體影響機制路徑。

由表3 可知，在宏觀機制識別檢驗上，文章采用了城市風險投資額（對數值） 與城市產業結構（第三產業與第二產業的比值） 作為機制分析要素展開識別。實證結果發現，“寬帶中國”試點政策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城市風險投資額的上升將為企業技術創新提供較好的促進作用。文章認為，前沿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能夠很好地激發轄區內企業的創新生產要素的充分流動和有效組合，也會帶動金融資源的充分高效流動，這種金融資源配置活躍度的提升，有助于企業技術設備的更新換代和改造升級，從而形成顯著的技術創新驅動效果。進一步地，文章將分析轉向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上，研究發現，“寬帶中國”試點政策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產業結構的升級優化則對企業技術創新具有明顯正向作用。文章認為，前沿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能夠推動產業結構向更高層次進行調整，倒逼企業技術轉型升級的同時，也會為企業技術創新提供更多的適宜場景和高端需求，由此顯著促進企業技術創新水平的提升。

表3 機制識別檢驗：宏觀路徑

由表4 可知，在微觀機制識別檢驗上，文章采用內部控制信息披露指數以及企業創新活動風險作為機制要素展開識別?！皩拵е袊痹圏c政策對企業內部控制信息披露具有顯著促進作用；內部控制信息披露狀況的改善，有助于企業技術創新活動的增強和改善。文章認為，“寬帶中國”試點政策所形成的新型數字技術基礎設施建設，將在很大程度上幫助企業改善自身的信息披露問題，這種信息不對稱的下降，將會為企業提供更全面的信息和市場監督，也能夠為企業技術創新活動提供更多的信息支撐。文章進一步將微觀機制分為轉向創新活動的風險優化調整上來，研究發現，“寬帶中國”試點政策對企業創新活動風險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而創新活動風險的增加，將顯著不利于企業的技術創新活動開展。文章認為，“寬帶中國”試點政策的實施，能夠為企業創新生產決策提供有力的信息支撐；而前沿數字技術設施的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起到為企業研發活動分擔成本與風險的作用，有助于企業技術創新活躍度的提升。

表4 機制識別檢驗：微觀路徑

六、進一步研究：提升“寬帶中國”試點政策效力的政策工具搭配

值得注意的是，如何能夠進一步放大“寬帶中國”試點政策對企業技術創新的正向驅動力？這顯然需要不同的政策組合工具搭配。在本部分研究中，文章從“金融—市場—財政—稅收”四個維度拓展政策工具，探求這類工具同“寬帶中國”試點政策組合搭配時的技術創新促進作用是否能夠得到顯著的改善。

在表5 中，第一，文章將“寬帶中國”試點政策與科技金融試點政策(TF)進行交互項處理，研究發現，在前沿技術和專項創新扶持金融的雙重政策搭配下，企業的技術創新活動能夠得到來自“技術—金融”層面的保障，從而展現出更強的技術創新驅動效果。第二，文章將“寬帶中國”試點政策與市場化程度(Market)進行交互處理，研究發現，前沿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政策的作用發揮，離不開市場優勝劣汰的資源配置能力，在較好的市場制度環境下，信息流轉、資源配置、技術創新收益都能得到較好的保障，企業技術創新活動也因此有了更全面的支撐。第三，文章將“寬帶中國”試點政策與財政科技支出強度(TFI)進行交互處理，研究發現若要有效激發企業技術創新活力提升，除了為企業提供專項的技術創新基礎設施配套之外，還需要專項的財政力量來直接支持具有高風險、高投入和長周期的技術創新活動。第四，文章將“寬帶中國”試點政策與研發加計扣除政策(Rdpolicy)進行交互處理，研究發現，專項的針對企業技術創新研發的稅收優惠政策，能夠給予企業寬松的資源邊界約束，此時企業能夠更加充分利用外部前沿數字基礎設施的相關配套來服務自身的技術創新活動。

表5 “寬帶中國”試點政策、制度工具配套與企業技術創新

七、研究結論及政策建議

數字經濟時代下如何驅動企業技術創新成為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應有之義。文章得到如下研究結論：第一，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寬帶中國”試點政策） 是賦能企業創新水平提升的重要抓手。第二，從異質性分析角度來看，“寬帶中國”試點政策對非國有企業、高科技企業的技術創新活動具有顯著促進作用，而對其他類型的企業影響并不明顯。第三，從機制分析角度來看，“寬帶中國”試點政策在宏觀上能夠提升風險投資活躍度并優化產業結構，在微觀上能降低企業創新風險并提升研發投入強度，這些增益都能有效助力企業技術創新水平的提升。第四，從政策工具的組合優化來看，在科技金融試點政策、市場化環境支撐、財政科技扶持以及研發加計扣除政策的稅收政策助力，都能夠更充分釋放“寬帶中國”試點政策的技術創新驅動力。

根據以上結論，得出政策啟示如下：第一，進一步擴大數字新基建的建設覆蓋面和深度，為企業技術創新奠定良好的基礎。應當持續加強數字基礎設施的建設力度，總結“寬帶中國”政策試點的成功經驗，并在更大的區域范圍內復制推廣，疏通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中存在的“堵點”，減少區域間所存在的數字鴻溝，最大程度挖掘企業技術創新潛力。第二，給予企業技術創新差異化的政策支持。在具體實踐中應分類施策，以充分發揮試點政策的政策紅利，使其能夠更好地把握數字經濟所帶來的歷史機遇，加快技術創新步伐。第三，為企業創新營造良好的發展環境。具體而言，一方面，強化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推動地區產業結構持續優化，提升地區風險投資水平，以期為企業技術創新奠定良好的產業基礎和投資底蘊；另一方面，在各行業各領域加快數字化進程，緩解信息不對稱程度和降低技術創新風險，驅動企業提升創新投入力度，釋放技術創新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