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的測度及區域差異研究

李小銀

（1.中國社會科學院 研究生院，北京 102488；2.廣東體育職業技術學院，廣東 廣州 510663）

一、引言及文獻綜述

農村治理現代化不僅是滿足農民群眾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亦是全面貫徹落實國家鄉村振興發展戰略的有力抓手[1]。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農村治理現代化，逐步建立起以德治、法治與自治為核心的農村治理新體系。此背景，法治化、數字化、制度化等治理方式在提升農村各層級治理能力方面已取得顯著成效。黨的二十大報告從完善農村體制機制、強化居民自治能力、推進法治農村建設等層面對農村治理工作進行部署，明確提出“統籌鄉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布局，建設宜居宜業和美鄉村”，為新時期農村治理現代化發展提供根本遵循。2023 年中央一號文件也重點指出，“要堅決守牢確保糧食安全、防止規模性返貧等底線，扎實推進鄉村發展、鄉村建設、鄉村治理等工作”，為推進農村治理現代化發展提供專業實踐指導。然而，當前我國農村治理工作仍舊存在基層法規執行力不足、農村群眾文化素質較低、農村生態環境污染嚴重等問題[2]，影響農村治理現代化發展進程。據此，立足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發展特征，細致探究各地區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區域差異，有利于全方位掌握農村治理規律，扎實推進農村治理現代化。

既有文獻針對農村治理的研究已獲得豐碩成果，主要集中于農村治理的理論探討與實證研究兩方面。理論探討層面主要聚焦于農村治理的內涵定義、現實困境與實現路徑。一是農村治理的內涵定義。Correa D 等(2022)認為農村治理是一種以軟性權力和軟性法治為基礎的新型農村管理模式，具有治理主體多樣化、治理規則軟法化、治理手段柔性化、考核標準人性化等特征[3]。陳曉琳、李亞雄(2022)指出農村治理是政府、企業、社會等主體深度融合社會結構、組織價值等多元力量，推動農村發展由粗放型向精細型快速轉變的一種治理方式[4]。二是農村治理的現實困境。王文彬(2021)對農村基層治理問題進行分析，指出農村治理資源的整體性短缺已成為影響農村基層治理運行的首要難題，嚴重阻礙農村基層治理工作的持續有效推進[5]。劉淵(2023)研究發現，當前國家主要面臨農村社會多元治理主體協同能力弱、農村數字化治理能力匱乏、農村文化治理和農村規約治理成效不足等問題，嚴重阻礙農村治理工作的有序推進。三是農村治理的實現路徑[6]。朱慧劼、姚兆余(2022)研究認為，國家要通過健全基層農村治理框架、暢通農民參與農村治理體系渠道、發揮村規民約柔性治理手段、加強農村公共服務系統建設，有效助推農村治理工作有序進行[7]。李楠、何愛愛(2022)認為新發展階段農村治理工作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立足問題，制定適宜治理標準，為農民群體提供可持續發展保障，切實建立農村治理工作實施的長效機制[8]。

實證研究層面集中于農村治理績效與治理效率兩方面：一是農村治理績效。程莉等(2022)研究發現，中國農村治理績效均值在2000—2019 年間有所上升，總體呈東部地區>中部地區>西部地區的態勢[9]。馬鵬超、朱玉春(2022)采用傾向得分匹配法實證檢驗村級河長設立對農村治理績效的影響作用，結果表明村級河長的設立能夠顯著提升農村治理績效[10]。二是農村治理效率。劉浩等(2019)研究表明，中國農村治理效率受環境因素和隨機誤差影響較為顯著，在剔除環境因素與隨機誤差項之后治理效率有所下降[11]。李紹萍、張恒碩(2022)研究發現，研究期內靜態農村綜合環境治理效率呈緩慢上升變化趨勢，動態農村綜合環境治理效率變化呈上升、下降反復波動趨勢[12]。

現有研究立足不同視角對中國農村治理展開了豐富探討，為文章提供翔實理論依據。但大多文獻集中于農村治理角度，鮮少將研究視角集中于農村治理現代化層面，且缺乏對區域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的探討和指標維度細分的研究。對此，文章通過科學辨別農村治理現代化發展特征，構建農村治理現代化評價指標體系。在此基礎上，利用熵值法測算2011—2021 年中國各省份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指數，填補農村治理現代化相關實證研究空白。同時，利用Dagum 基尼系數分解法、核密度估算函數和空間Markov 鏈測算方式，全面探究中國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區域分布差異及動態演變規律，以期為加快提高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促進農村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理論參照。

二、中國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的評價

1. 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農村治理現代化發展特征主要包含以下五方面內容：第一，突出黨建帶領與農民主體地位。各地政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農村治理現代化體系，是對農村治理各階段、各要素的全面統籌規劃。而農村治理現代化體系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在于長期堅持黨建引領和農民主體地位，構建“多元參與、多主體互動”機制，推動農村公共服務治理協同化、信息化、專業化發展。第二，長期堅持經濟基礎的決定性作用。國家若想全面激發農村集體經濟發展活力，關鍵在于鼓勵更多高技能年輕人回鄉創業，向基層農村治理現代化體系輸送新鮮發展力量，提高農村基礎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的同時，豐富農村基礎治理人才資源。第三，注重包容性與獲得感。社會和經濟協同可持續發展是實現農村公共事務治理現代化目標的核心評價標準。國家在農村公共事務治理現代化過程中聚焦廣大農民群眾美好愿景，聚力增進農民群眾美好福祉，能夠讓治理成果更多、更好惠及全體農民。第四，樹立法治農村建設觀念。當前，農村公共安全治理現代化是農村治理工作的重要內容，在農村有效應對社會風險、解決社會問題和維護社會穩定中具有重要治理意義。第五，重視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農村公共環境治理現代化發展重點以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為原則，不僅要穩步推進農村經濟高質量發展，還要高度重視農村生態環境保護。但現階段中國廣大農村地區農業生產污染、工業“三廢”污染以及生活環境污染已成為農村公共環境治理現代化發展的核心問題[13]。

根據前文分析內容，結合《農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 年）》 《關于加強和改進農村治理的指導意見》等政策文件，從農村基礎治理能力、農村公共事務治理、農村公共安全治理、農村公共服務治理與農村公共環境治理現代化水平5 個維度出發，構建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評價指標體系（見表1）。

表1 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2. 測算方法

在構建上述相關評價指標體系之后，細致測算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綜合指數。為使研究數據更加準確、客觀，文章選取熵值法測算研究指標權重。在此基礎上，為進一步實證檢驗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綜合指數的可靠性，重點將熵值法測算出的各省份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指數進行綜合排名，然后與熵值TOPSIS 法、縱橫向拉開檔次法測算得到的排名進行對比分析，結果發現二者并無明顯差異，這表明利用熵值法測算得到的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指數具有一定科學性和專業性。

3. 數據來源

考慮到研究數據可獲得性原則，選取2011—2021 年中國30 個省份面板數據作為本次研究樣本（西藏、港澳臺地區除外）。文中所需指標具體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農村統計年鑒》 《中國農業年鑒》 《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 《中國城鄉建設統計年鑒》 《中國教育統計年鑒》、智妍咨詢報告、中國綜合社會農村調查數據庫以及Wind 數據庫。針對個別缺失數值，利用線性插值法補全。

三、中國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分析

1. 全國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分析

中國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在2011—2021 年間呈緩慢上升趨勢，但整體發展水平不高（見圖1）。究其原因，中國農村治理現代化發展面臨“渠道老舊”“老齡化嚴重”“創新不足”三重挑戰：一是受農村現代信息條件限制，多數農村事務決策均依靠傳統記名投票與線下開會討論實現，缺乏專業智能化對接渠道，以致農村決策辦事效率不高。二是多數村委會組織成員老齡化現象突出，對新型技術平臺掌握不充分，導致在應用過程中存在較多阻礙。三是部分農民被動治理意識較強，通常僅依靠村委會干部安排行事，對農村公共事務工作缺乏主動性與創新性。

圖1 中國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綜合指數與分指數發展趨勢

從一級指標綜合指數來看，第一，中國農村公共環境治理現代化水平呈快速上升趨勢。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習近平總書記生態治理思想指引下，各地政府統籌推進農村公共環境治理工作，取得階段性豐碩成效，極大推動農村經濟的快速發展。第二，中國農村公共安全治理現代化水平在2011—2021 年間呈平穩上升趨勢。新時期，國家做好農村公共安全治理工作是貫徹落實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保障之一，能夠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幸福生活提供系統化、專業化的治安環境。第三，中國農村公共服務治理與農村公共事務治理現代化水平在研究期間內均呈快速增長趨勢。近年來，國家重點堅持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兩手抓，全面提高農村公共服務治理和公共事務治理能力，有效強化農村治理現代化發展效能。第四，中國農村基礎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在2011—2021 年間基本保持不變。這說明現階段中國農村基礎治理能力在發展過程中存在運行不到位、效果不理想等問題，亟須進行深度革新與整治。

2. 三大地區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分析

為更準確、系統考察不同地區農村治理現代化發展水平變化趨勢，參考最新統計年鑒劃分標準，將全國劃分為東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區進行綜合分析。從三大地區整體層面來看，2011—2021 年間中國三大地區的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均呈顯著上升趨勢（限于篇幅，圖略）。其中，東部地區農村治理現代化發展水平從2011 年的0.2417 增長至2021 年的0.5412；中部地區農村治理現代化發展水平由2011 年的0.1879 上升至2021年的0.3479；西部地區農村治理現代化發展水平從2011 年的0.0415 增長至2021 年的0.2784?？芍?，東部地區農村治理現代化發展水平要顯著高于中部與西部地區，且地區間農村治理現代化發展水平差異具有進一步擴大趨勢。從各地區子系統層面來看，東部地區農村治理現代化的5 個子系統發展水平均顯著優于中、西部地區。其中，2011—2021 年間，東部地區農村公共環境治理現代化、農村公共安全治理現代化、農村基礎治理能力與農村公共事務治理現代化發展速度優于中部、西部地區，農村公共環境治理現代化水平在研究期內實現大幅提升。中部地區農村公共安全治理現代化水平增長最快；西部地區農村基礎治理能力和農村公共事務治理現代化水平增長最快。

3. 各省份農村治理現代化發展水平分析

依據前文創建的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評價指標體系，利用熵權法系統測算中國30 個省份2011—2021 年農村治理現代化子系統指數（見表2）?？梢园l現，2021 年，全國各省份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均值處于0.177~0.409 之間。其中，江蘇、浙江、福建排名前三。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將2021 年各研究指標數據通過K-Means 測算方式對各省份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進行聚類分析，結果如表3 所示?？梢钥闯?，各省份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與中國“東高西低”經濟發展的非均衡狀態較為相似。

表2 2021 年各省份農村治理現代化子系統指數

表3 中國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聚類劃分

細致分析各省份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子系統結果發現，在農村基礎治理能力現代化層面，2021 年全國30 個省份農村基礎治理能力現代化指數均值僅為0.177。細究其因，中國各地農村普遍存在農村專業治理人才缺乏、基層農村治理資金投入不足、群眾參與基層農村治理積極性不高等問題，嚴重制約了農村基礎治理工作的持續推進。在農村公共事務治理現代化層面，2021 年全國30 個省份農村公共事務治理現代化指數均值為0.246，得分最高的省份是江蘇，發展速度最快的省份是安徽。近幾年，安徽全民貫徹落實鄉村振興重點工作，堅決守牢農村糧食安全、防止規模性返貧等發展底線，大力實施“兩強一增”農村治理行動，扎實推進農村治理現代化發展，建設宜居宜業和美農村。在農村公共安全治理現代化層面，2021 年全國30 個省份農村公共安全治理現代化指數均值為0.261，得分最高的省份是江蘇。在于江蘇長期堅持黨建引領，以環境整治為基準，以法治建設為基礎保障，以鄉風文明為重要指導，三點發力協同形成基層公共安全治理共建共享現代化新發展格局，有效增強了農村治理現代化效果。在農村公共服務治理現代化層面，2021 年全國30 個省份農村公共服務治理現代化指數均值為0.253?？芍?，各省份農村公共服務治理現代化水平差異較為顯著，且大多省份農村公共服務治理現代化水平處于初步發展階段。在農村公共環境治理現代化層面，2021 年全國農村公共環境治理現代化指數均值為0.409，排名前三的省份依次是江蘇、浙江與廣東，增速最快的省份是安徽?？梢钥闯?，各地農村公共環境治理現代化水平發展較為穩定，需加大高新技術投入力度、減少農村有害資源排放，提高農村公共環境綠色可持續發展水平。

四、中國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的空間差異分析

為進一步探析中國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的空間差異，利用基尼系數分解方式進行細致分析。

1. 研究方法

基尼系數分解法主要用于全面衡量研究指標相對差異的整體變化趨勢。據此，依據尹雪華、李翔(2022)[14]關于基尼系數計算方式的探究結果，綜合測算全國、各地以及地區間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的基尼系數大小。測算公式如下：

式中，G表示全國基尼系數，n表示各省份數量，k表示子地區數量，nj和nh分別表示地區j和地區h內的省份數量，yji和yhr分別代表地區j中省份i和地區h中省份r的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yˉ代表中國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的全國均值。同時，將全國基尼系數G看作整體，再具體分解成地區內差異貢獻值Gw、地區間差異貢獻值Gnb與超變密差異貢獻值Gt三個內部組成部分，且這三者在研究中需要滿足G=Gw+Gnb+Gt。具體分解測算公式如下所示：

2. 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區域差異分析

為綜合反映出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的相對差異變化趨勢，從總體、區域內、區域間和來源層面繪制相應差異圖（限于篇幅，圖略）。從總體差異繪制結果可以發現，在研究期間中國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總體區域差異呈逐漸擴大趨勢，基尼系數估計值由2011 年的0.187 上升至2021 年的0.224，整體呈“上→下→上”趨勢。細致來看，2011—2013 年間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區域差異數值不斷上升，隨后在2013—2017 年間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區域差異數值逐步降低。2017—2021 年間，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區域差異數值開始不斷上升，說明其區域差異也在逐漸擴大。原因可能在于，東部地區憑借專業技術治理手段、豐富治理資源在農村治理現代化發展中搶占先機，而這一時期中部和西部地區仍在不斷積攢農村治理經驗，導致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地區差異持續擴大。

從區域內差異繪制結果可以看出，三大地區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相對差異均小于全國相對差異，其中東部、西部地區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相對差異明顯高于中部地區。深入而言，東部地區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相對差異在2011—2021 年間處于相對穩定狀態，波動幅度較小。西部地區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相對差異變化幅度較大，整體呈“上→下→上”趨勢，與全國層面相對差異變化趨勢基本一致。其中，2011—2013 年間西部地區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的相對差異處于上升階段；隨后在2013—2018 年間西部地區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相對差異處于下降階段；2018—2021 年間西部地區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基尼系數開始持續增加，其區域差異隨之逐漸擴大。中部地區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的相對差異呈“擴大→縮小→擴大”趨勢。綜合而言，東部與西部地區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相對差異較大?？赡茉蛟谟?，東部、西部地區均存在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較高省份，致使兩大地區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的相對差異逐漸拉大；中部地區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相對差異較小，是由于中部地區各省份農村治理所需要素相對分布較為均衡，促使區域內各省份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差異較小。

從區域間差異繪制結果可以看出，中國東部—西部地區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差異最大，東部—中部地區次之，中部—西部地區最低。同時，研究期內東部—中部、東部—西部和中部—西部地區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均呈“上→下→上”態勢。細致而言，東部—中部地區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的基尼系數估計值呈持續振動上升趨勢，從2011 年0.201 上升到2021 年0.210；東部—西部地區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的基尼系數在2011—2013 年不斷增長，2013—2017 年有所降低，隨后在2017 年持續增長；中部—西部地區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的相對差異趨勢基本和東部—西部地區一致。中部—西部地區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的相對差異在2011—2021 年間擴大速度最快，可能原因在于中部地區長期承接和消化東部地區的技術、人才，農村治理系統得以不斷優化升級，從而使中部—西部地區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相對差異逐步拉大。

從差異來源繪制結果可以看出，在中國農村治理現代化區域差異中，區域間差異占比在65%左右，區域內差異占比為25%左右，超變密度占比在10%以內。深入來看，中國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區域間差異的貢獻逐漸下降；中國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區域內差異的貢獻呈先下降后上升發展趨勢；中國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的超變密度貢獻同樣也呈現先下降后上升發展趨勢。

五、全國及三大地區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的動態演變

為更準確揭示中國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的絕對差異與動態演變態勢，利用核密度估算法進行細致分析。同時，通過估算空間Markov 鏈轉移概率矩陣，細致考察不同地區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向其他地區演變的可能性（限于篇幅，傳統Markov 鏈的估計結果不再列示）。

1. 研究方法

（1） 核密度估算法

核密度估算法屬于一種非參數估算方式，無需對總體分布形式進行假設，便可找出研究變量的概率密度。此外，核密度估算法能夠詳細描述各變量的時空分布動態趨勢，尤其是隨機變量X的絕對差異變化趨勢。綜合而言，隨機變量X的概率密度函數為：

式中，n代表研究過程中的觀測總值，Xi表示單獨觀測值，表示觀測平均值，K代表核密度測算函數，h代表帶寬。依據現有文獻的研究結論[15]，可將高斯核函數作為核密度估算函數的具體表現形式。

（2） 空間Markov 鏈

空間Markov 鏈方法旨在通過構建Markov 轉化矩陣，探析中國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分布情況在時間變化層面上的動態演變過程。立足基本原理，空間Markov 鏈代表一個隨機過程的狀態空間[X(t)，t∈T]。假設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的轉換概率僅與發展狀態i和j相關，與觀測值n無關，則能夠獲取相對平衡的Markov 鏈，設定公式如下：

若將中國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整體分成L種發展類型，綜合利用空間Markov 鏈能夠獲得以L維度為基礎的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轉換概率矩陣P，且矩陣P中任意因素均滿足Pij≥0，ij∈L，各項條件。其中，Pij測算流程為Pij=nij/ni，且nij表示樣本研究過程中第i種發展類型向第j種發展類型轉變的具體次數，ni屬于第i種發展類型的次數總和。

2. 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的Kernel 密度估算

圖2 顯示出2011—2021 年間全國和三大地區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Kernel 密度估計數值。首先，全國、東部與中部地區的Kernel 密度分布位置曲線逐步向右移動，表明全國、東部與中部地區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在研究期內整體呈不斷優化發展趨勢；西部地區Kernel 密度分布位置出現“先左移后右移”變化趨勢，說明西部地區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呈“先下降后上升”態勢。其次，全國和三大地區Kernel 密度估算函數峰值均在逐步下降，且分布形態的曲線寬度正在不斷擴大，說明全國和三大地區內部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的絕對發展差異均呈逐步擴大趨勢。再次，研究期內全國Kernel 密度估算函數的右尾部呈不同程度延長態勢，充分說明中國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較高省份與全國均值間差距正在逐步擴大。細致來看，2011 年東部地區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的拖尾現象尚不明顯，但2021 年其在發展過程中出現較顯著右拖尾現象，說明東部地區農村治理現代化發展較快省份與地區均值的絕對發展差異正在持續擴大。2011 年中部地區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未出現明顯拖尾情況，但在2021 年出現顯著左拖尾現象，且向左逐漸延展，說明研究期內黑龍江、吉林等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較低的省份與中部地區其他省份的絕對發展差異呈逐漸擴大趨勢。西部地區在研究期內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出現較顯著的右拖尾現象，說明四川、陜西等西部地區農村治理現代化發展水平較快的省份與地區均值的差距正在逐步擴大。最后，從波峰數目來看，在2011 年全國Kernel 密度估計函數僅存在一個波峰，未出現兩極分化現象。在2021 年增加1 個側峰，說明這一時期全國農村治理化水平出現兩級分化現象。東部地區在2011—2021 年間長期存在1 個主峰與1 個側峰，說明東部地區在農村治理現代化過程中一直存在兩極分化現象。中部地區在2011—2021 年間波峰數量未出現顯著變化，且均未出現側峰，這說明中部地區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未出現兩級分化現象。西部地區在2011年出現1 個側峰，表明這一時期存在兩級分化現象；隨后在2017 年和2021 年側峰消失，說明這一時間段內西部地區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的兩級分化現象已經消失。

圖2 全國和三大地區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的動態演進趨勢

3. 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的Markov 鏈分析

參考眾多學者研究[16，17]，選擇三分位法①通過選擇最大值、最小值、1/3分位數與2/3分位數將我國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整體劃分為低、中、高3個等級類型，區間范圍為[0.1411，0.2930]、（0.2930，0.3795]、（0.3795，0.8187]。將中國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具體劃分為高、中、低3 個等級。與傳統Markov鏈相比，空間Markov鏈可以更好考察地區間空間關系對不同等級地區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發展轉移的影響。由表4 測算結果可以看出，當相鄰地區是農村治理現代化高水平地區時，農村治理現代化高水平地區基本未出現轉移現象；農村治理現代化中水平與低水平地區分別具備0.3126 和0.1000 的概率向上進行轉移。這表明農村治理現代化高水平地區具有輻射帶動作用，即高水平地區空間溢出效應能夠促進周邊中低水平地區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提升。當相鄰地區是農村治理現代化中水平地區時，低水平地區未發生顯著轉移的概率值為0.9166，高于傳統Markov 鏈的基本轉移概率?？赡茉蛟谟?，當前，農村治理現代化中水平地區正處于快速發展階段，一定程度上會搶占相鄰低水平地區治理資源與技術，致使低水平地區較難產生轉移現象；而中水平地區未產生轉移的概率值為0.8832，表明農村治理現代化中水平地區廣泛集聚的同時，會顯著促進同水平地區向上轉移。當相鄰地區是農村治理現代化低水平地區時，高、中、低水平地區基礎穩定概率值分別為1、0.8749 和0.9166，均高于傳統Markov 鏈的基本轉移概率。這進一步說明當相鄰地區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較低時，各地區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將會保持長期穩定狀態。

表4 中國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的空間Markov 鏈轉移概率矩陣

六、結論與建議

文章在構建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評價指標體系基礎上，對2011—2021 年中國30 個省份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進行測度，并探究中國農村治理現代化區域發展差異和動態演變情況。研究發現：中國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不高但整體呈上升態勢，其中農村基礎治理能力可持續性有待提升；東部地區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顯著高于中部、西部地區；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區域差異主要來自于區域間差異，并且區域差異呈逐漸擴大趨勢；中國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在發展過程中具有俱樂部收斂特征，發生狀態轉移的可能性較小，且高水平地區會促進相鄰中、低水平地區快速發展。

對此，為提高中國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提出如下幾點建議：

第一，完善網格化基礎管理機制，提高農村基礎治理水平。各地政府需重點以現代化新農村建設規劃為抓手，明確農村分布地理格局，高效促進“多規合一”專業性農村網格化基礎管理建設，提高農村基礎治理水平。細致而言，各地政府應以美麗鄉村、中心村等項目建設為契機和抓手，設立城關村網格化信息管理中心，搭建信息資源共享平臺，合理規劃村莊布局，最大限度地節省基礎管理投資，提高農村基礎治理水平。同時，各地政府應積極通過優化農村公路改造方式、完善農村供水保障工程、加快農村電網改造升級等一系列措施，完善網格化基礎管理機制，推動新農村建設有序發展，提高農村基礎治理水平。此外，各地方政府需要長期抓好“百村示范、千村發展”引領工作，建立網格化分類指導和科學考評的管理新機制，全面統籌推進農村垃圾與污水處理操作流程，優化農村人居環境管理質量，有效提高農村基礎治理水平。

第二，打造多功能現代農村治理新業態，縮小區域間農村治理差異。東部地區各農村可全面借鑒安徽大力實施“兩強一增”農村治理活動發展經驗，充分發揮改革開放先行、創新要素集聚發展優勢，積極與中部、西部地區協同打造思想引領、文化傳承等多功能于一體的現代農村治理新業態，逐步縮小區域治理差異。同時，中部、西部地區應結合特色農村發展優勢，主動對接東部地區發展模式以創新農村治理現代化體制機制，重點推進新農村社群項目建設，按照“一屋一品、一路一韻、一角一景”定位打造“全域成景”新業態，推動不同地區農村自治規范、有序發展，縮小區域間農村治理差異。此外，中部、西部地區政府應以鄉村振興戰略為核心，深入開展矛盾糾紛化解“百日攻堅活動”，融合實施“家安、路安、業安、心安”等農村安全治理現代化建設，打造常態化協作下的“村新、業新、景美、人和”農村治理新發展業態，著力強化農村之間的治理監管系統，縮小與東部地區的農村治理現代化差異。

第三，建立協同聯動的分級治理系統，增強地區輻射帶動能力。國家需以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為主線，建立協同聯動的分級治理體系，增強地區輻射帶動能力，提升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一方面，各地政府應以黨支部建設標準化為核心，創建“中心農村—大小農村協同發展—特色農村—鄉村振興”的分級空間治理格局，增強中心農村對周邊中、低水平地區輻射帶動能力，提高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另一方面，各地政府需結合農村現實情況，在各地區貫徹落實“村黨組織班子成員+務工黨員”聯結機制，全面提升農村基層黨組織凝聚力與引領力，形成多中心、多層級、多節點的協同聯動分級治理系統，增強高水平地區輻射帶動能力，提升周邊中、低水平地區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