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東盟區域貿易網絡合作特征及空間格局分析
——基于中國31 個省份與東盟10 國的實證

劉國巍，邵云飛，邢澤宇

（1.宿遷學院 管理學院，江蘇 宿遷 223800；2.電子科技大學 經濟與管理學院，四川 成都 611731；3.武漢大學 經濟與管理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2）

一、引言

近年來，新冠肺炎疫情和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給我國外貿企業帶來了嚴峻挑戰。但隨著“雙循環”等戰略實施，2022 年度我國進出口貿易總值首次突破40 萬億元，中國與東盟進出口總值達6.52 萬億元，同比增長15%，貿易規模再創歷史新高，東盟繼續保持著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地位。自2010 年，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 (CAFTA)建成以來，兩國在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合作愈發豐富，進出口和直接投資數量穩步上升，實現了地區優勢互補并促進共同發展。

我國“十四五”規劃明確提出，“實施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構建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RCEP 的生效實施對中國—東盟區域貿易升級發展提出了新的挑戰，對中國—東盟區域貿易網絡優化布局產生了新的要求，研究視角需要從“國際”進一步細化至“省際”。研究發現，中國與東盟國家間貿易競爭及互補關系共存，同時國內省份之間對外開放水平存在著差異[1]。中國—東盟貿易合作是基于省份與多個國家開展合作，更強調空間和合作的外在性，因此，對省際視角下的貿易合作特征和空間格局分析更貼合中國—東盟研究現狀。顯然，從宏觀視角分析中國—東盟的發展進程和相關問題，研究中國省份與東盟各國之間的經貿合作和空間格局特征，對促進區域一體化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在中國—東盟貿易合作過程中，中國31 個省份（除香港、澳門和臺灣地區外） 和東盟國家之間經濟增長聯系密切，區域貿易網絡化趨勢愈發顯著，一體化協定與參與生產網絡共同促進了東盟國家貿易的增長[2]。中國—東盟國家之間地位差別較大，總體呈現“核心—邊緣”結構，并形成了四個經濟增長板塊[3]。同時，中國—東盟貿易合作為我國邊境貿易和內陸省份發展提供了全新發展空間[4]，增加了區域商業交流，為制度改革提供經濟激勵[5]，珠三角、長三角和京津冀等區域合作也促進了中國與東盟的產業結構調整。綜合上述分析可知，中國—東盟貿易往來不僅形成了合作網絡，而且產生了空間分布格局，針對上述現狀，文章主要關注如下兩個問題：一是省際視角下中國—東盟區域貿易網絡構型如何？涌現出哪些合作特征？二是依托貿易網絡合作產生的區域空間格局如何？為解決上述問題，本研究基于中國31 個省份與東盟各國的貿易進出口數據，融合弱關系和社會網絡理論構型省際視角下中國—東盟區域貿易網絡，構建網絡結構測度指標體系，運用對應分析方法結合UCINET 軟件，分析中國—東盟的貿易網絡合作特征和空間格局。

文章的主要創新在于：首次從省際視角構建中國—東盟區域貿易網絡，并從網絡結構視角分析貿易合作特征和空間格局景觀。研究有助于進一步豐富中國—東盟區域貿易、貿易網絡和空間格局等相關理論體系，也為更好地促進中國—東盟區域貿易發展提供了實證依據。

二、文獻綜述

1. 省際視角下中國—東盟區域貿易合作

無論是貿易一體化理論，還是最優貨幣區理論，均認為區域合作對推動各國的產業結構和貿易增量方面發揮重要作用。中國—東盟區域貿易對促進產業集聚[6]、區域一體化合作有重要作用。國內外學者已從內容和模型層面對雙方經濟合作與貿易往來進行了深入研究，研究內容方面主要包含合作機制和合作模式等，如陳宇洋(2020)從中國—東盟區域金融合作中的廣西實踐出發，基于貿易管理制度、發展支持力度、解決實際問題和合作協調機制四個方面提出提升邊境貿易發展的新思路[4]。研究模型主要從動態模型和引力模型兩個方面開展研究，如趙立斌(2013)基于GTAP 動態模型分析東盟國家不同層次一體化協定的生產網絡效應[2]。Han 等(2020)構建了中國—東盟自貿區貿易引力模型并實證分析，發現地理距離對貿易流量的增加具有負面影響[7]。參考上述研究成果，文章認為省際視角下中國—東盟區域貿易合作是指中國各省份與東盟國家之間的技術、能源和商品等經濟（進出口） 貿易合作態勢，據此可以明確制定符合實際情況的貿易政策。

2. 省際視角下中國—東盟區域貿易空間格局

非均衡增長理論認為，由于集聚和規模效應存在，經濟活動在市場和政策力量引導下，會傾向于區域集結。而邊界效應作為經濟空間場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已經應用于地緣經濟理論研究[8]。經過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及“一帶一路”初期的區域貿易結構演變，中國—東盟的區域貿易空間格局經歷了均衡發展和核心外圍過程，尤其體現在省域和區位之間的空間集聚。目前，中國—東盟區域貿易空間研究主要集中于區域空間影響因素及邊境貿易兩個層面。區域空間影響因素主要包含基建、制度和經濟增長等方面，如Wang 等(2020)發現公路和鐵路等基礎建設對區域經濟增長有著顯著的正向影響[9]；Jerome 等(2010)發現中國與東盟5 國經濟增長存在著雙邊的因果關系，且東盟5 國可以通過增強與周邊大國的經濟關聯關系，走向更高強度的經濟一體化水平[10]。

省際視角下的邊境貿易是我國促進邊境偏遠地區發展的重要經濟舉措，學者們主要從農業和綠色貿易角度開展研究，如姜鴻等(2022)分析30 個省份進出口貿易隱含碳現狀和綠色貿易利益，發現中國對東盟貿易隱含碳占比較大的省份主要位于西南地區[11]。朱智銘、丁麗紅(2016)對中國—東盟農產品貿易現狀分析后，發現馬來西亞、越南、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亞是我國在東盟的重要貿易伙伴國[12]?？臻g格局下我國各省份對外開放度波動明顯，呈現出“東高西低”的整體格局，區域內部時空分異特征顯著[13]。據此，文章認為省際視角下的中國—東盟區域貿易空間格局是受集聚和規模效應影響，國內各省份因所在地域和經濟發展推動下，形成了與東盟各國進行區域貿易合作的空間集聚態勢和空間分布規律。

3. 基于弱關系的貿易合作

弱關系作為彰顯網絡特質的關鍵因素，決定了創新主體獲取資源的效率和質量，以及產業戰略發展的高度和深度[14]。弱關系也與網絡密不可分，當關系嵌入到網絡時，就形成了網絡主體之間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的關系[15]，并對發揮網絡整體功能扮演重要角色[16]。

隨著弱關系網絡研究的深入，學者們開始對關系網絡與貿易合作展開深入研究，如Benedictis 等(2008)通過網絡分析國際貿易特征，發現外貿出口主要來源于市場增長和去地方化生產，并且對國家追趕產生了積極、重大和非線性的影響[17]。趙昌平等(2021)基于社會網絡分析RCEP 成員國貨物貿易網絡的演變，研究了成員國之間貿易互惠性和貿易影響力[18]?？梢?，通過弱關系網絡視角分析貿易合作是當前全球經貿網絡研究的重點，弱關系網絡對貿易發展發揮著積極作用。

三、實證分析

1. 數據收集與整理

文章使用的中國—東盟區域進出口貿易統計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31 個省份的2020 年和2021 年統計年鑒。但浙江、四川、青海和西藏的統計年鑒中中國—東盟的具體進出口貿易數據缺失或不足，相關缺失數據文章主要根據中國—東盟中心的《浙江省與東盟國家進出口主要商品情況》 《四川省與東盟國家進出口主要商品情況》 《浙江省與東盟國家進出口主要商品情況》 《青海省與東盟國家進出口主要商品情況》 《西藏與東盟國家進出口主要商品情況》測算確定。在確定中國31 個省份與東盟10 國間的區域進出口貿易數據后，文章以各省份及東盟國家為節點，以二者之間的進出口貿易關系為連邊，進一步確定了中國—東盟區域貿易的關聯矩陣，并運用UCINET 軟件繪制了2019 年和2020 年的進、出口貿易網絡，基于該網絡計算網絡結構變量數值。

2. 社會網絡的引入和網絡結構測度指標

（1） 社會網絡的引入

目前，關于國際貿易方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流量和格局兩派。流量派主要是研究貿易潛力、影響因素、貿易關系等問題，常采用貿易引力模型[19]。引力模型能很好地解釋兩國雙邊貿易規模與經濟總量、地理距離的關系，但對多國之間貿易空間格局的分析能力較弱。為解決這一問題，學者們通過引入社會學領域的弱關系理論和社會網絡模型，探究多邊貿易關系作用下的空間格局與演化規律，逐漸形成了新的格局派。通過建立省際、國家之間的一?；蚨Ｉ鐣W絡，利用網絡結構指標，能夠清晰地分析出多邊貿易的合作特征和空間分布。文章主要通過進出口貿易數據研究省際視角下中國—東盟區域合作特征和空間格局，采用社會網絡模型更適合對中國—東盟區域貿易進行研究。

（2） 網絡結構測度指標

貿易網絡由多個主體之間通過貿易聯系形成，具有一定的社會網絡和復雜網絡特征。目前，關于貿易網絡研究大多從網絡結構視角進行雙邊貿易或多邊貿易形成和演化研究[20，21]，且多集中于網絡密度、聚類系數、中心性、結構洞和網絡距離等結構指標[22-24]。因此，文章借鑒上述研究思路構建網絡結構測度指標體系，以此分析中國—東盟區域貿易網絡合作特征。具體結構測度指標如下：

第一，網絡密度表示了中國—東盟區域貿易網絡中連邊的密集程度，揭示了中國31 個省份與東盟10 國之間開展進出口貿易合作的需求規模。文章假設構建的中國—東盟區域貿易網絡G包含中國各省份向東盟出口貿易網絡G1 和中國自東盟進口貿易網絡G2 兩類子網絡，且各子網絡連邊沒有特定指向性，是無向關系網絡，但不同類型的子網絡內部連邊依然能夠反映節點間的進出口關系。于是，擁有n個節點的中國—東盟區域貿易子網絡Gi(i=1，2)的密度為：

其中，m為網絡實際連邊數，n(n-1)/2 為網絡理論最大關系連邊數。

第二，中間中心勢表示中國—東盟區域貿易網絡整體的中間性，反映了中國各省份向東盟出口貿易網絡G1 或中國各省份自東盟進口貿易網絡G2 過于依賴某個節點傳遞關系的程度。于是，擁有n個節點的中國—東盟區域貿易子網絡Gi(i=1，2)的中間中心勢為：

公式(2)中，camax是節點相對中心度最大值，cbi是節點i相對中心度。

第三，平均距離描述了中國—東盟區域貿易網絡中節點間的平均分離程度，揭示了中國各省份向東盟出口貿易網絡G1或中國各省份自東盟進口貿易網絡G2 內節點間彼此靠近的程度。于是，擁有n個節點的中國—東盟區域貿易子網絡Gi(i=1，2)的平均距離為：

公式(3)中，deij=dist(s，t)是節點途徑長度最短者，e是網絡Gi中的連邊。

第四，結構洞揭示了中國—東盟區域貿易網絡中任何兩個行動者之間的非冗余聯系，反映了中國各省份向東盟出口貿易網絡G1 或中國各省份自東盟進口貿易網絡G2 內占據者獲取“信息利益”“控制利益”更具有競爭優勢的程度。于是，擁有n個節點的中國—東盟區域貿易子網絡Gi(i=1，2)的結構洞為：

公式(4)中，Si是點i伯特結構洞指數中的有效規模。

3. 基于對應分析的網絡子群識別模型

對應分析是將變量間R型因子分析和樣品間Q型因子分析結合起來分析，進而揭示變量和樣品間的內在聯系。文章運用對應分析識別的中國31 個省份（變量） 和東盟10 國（樣品）間隸屬（貿易） 關系的區域貿易（進出口） 網絡子群結構，據此剖析面向東盟的新的空間布局。

具體分析步驟如下：

（1） 計算過渡矩陣

設共有p個中國省份、n個東盟國家的中國—東盟區域（進出口） 貿易2- 模網絡的關聯矩陣為X=(xij)，據此計算過渡矩陣Z=(zij)，i=1，…，n，j=1，…，p。其中，

（2） R 型因子分析和Q 型因子分析

計算協差方差矩陣A=Z′Z的特征根λ1≥λ2≥…≥λP，按其累計貢獻率百分比大于等于0.85，取前m個特征根λ1，λ2，…，λm，并計算相應的單位特征向量u1，u2，…，um，從而得到R 型因子載荷矩陣：

對于上述所求的m個特征根，計算其對應于矩陣B=ZZ′的單位特征向量，從而得到Q型因子載荷矩陣：

（3） 畫圖

在兩兩因子軸上作變量點圖和樣品點圖，根據因子平面上所呈現出的變量間、樣品間以及變量與樣品之間的相互關系，進行統計推斷和分析。

四、結果與討論

1. 網絡結構與區域貿易合作特征分析

根據獲取的2019—2020 年中國—東盟進出口貿易數據，構建了中國—東盟區域貿易網絡。研究發現，中國—東盟區域貿易（進出口） 網絡具有典型的二模網絡構型特征：一是網絡中包含中國31 個省份和東盟10 國兩類節點；二是不同類型節點之間存在進出口貿易關系，而同類節點之間無直接關系?；趨^域貿易網絡進一步計算網絡密度、中間中心勢、平局距離和結構洞等網絡結構特征值，具體如表1 所示。

表1 中國—東盟區域貿易（進出口） 網絡結構測度

由表1 可見，2019—2020 年中國各省份向東盟出口的貿易網絡中間中心勢、平均距離和結構洞均穩定在0.15、1.9 和14，表明出口網絡過于依賴某個節點傳遞關系的現象不突出，且網絡平均距離較短，節點的平均資源控制能力也較強。但網絡密度穩定在0.23，表明網絡節點之間的聯結強度不高。通過區域貿易網絡發現，越南、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處于出口貿易網絡的核心合作位置，與這些國家聯結的中國省份較多，是我國主要的商品出口對象；而緬甸、文萊、老撾和柬埔寨則處于出口貿易網絡的邊緣合作位置，與中國10 個左右的省份建立出口貿易關系，尚有60%的省份未與其建立聯結。因此，需要打破貿易壁壘，進一步擴大這些東盟國家的貿易出口聯結密度。同時，研究發現2019—2020 年中國各省份自東盟進口的貿易網絡密度、平均距離、結構洞均穩定在0.2、1.9 和15，但中間中心勢2020 年略高于2019 年，表明進口網絡雖平均距離較短，節點的平均資源控制能力較強，但網絡節點之間的聯結強度不高，網絡依賴某個節點傳遞關系現象在增強。越南、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依然處于進口貿易網絡的核心合作位置，而緬甸、文萊、老撾和柬埔寨則處于進口貿易網絡的邊緣合作位置。此外，出口網絡的中間中心勢低于進口網絡，表明出口網絡具有更扁平的網絡權力布局?；谏鲜龇治?，文章得到結論1。

結論1：中國—東盟區域貿易（進出口） 網絡具有較短的平均距離、較強的節點平均資源控制能力，而且越南、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等國處于網絡的核心合作位置，但網絡合作密度較低，因此出口網絡具有更低的中間中心勢。

2. 網絡子群與區域貿易空間格局分析

從已有研究[25]可知，網絡空間格局可劃分為絕對空間格局和相對空間格局，文章從上述兩個維度分析中國—東盟區域貿易網絡空間格局。

（1） 基于東部、中部、西部及東北經濟區域的絕對空間格局分析

根據國家統計局《東西中部和東北地區劃分方法》，按東部、中部、西部及東北經濟區構建各地區與東盟區域貿易（進出口） 網絡，并進一步得到表2 所示的網絡結構測度，據此分析中國—東盟區域貿易的絕對空間格局。

表2 東部、中部、西部及東北地區各省份與東盟區域貿易（進出口） 網絡結構測度

由表2 可見，無論是中國31 個省份向東盟出口的貿易網絡還是中國內地自東盟進口的貿易網絡，按東部、中部、西部及東北經濟區域測算后，都出現如下的絕對空間格局：東北地區的網絡密度都相對最高、平均距離相對最低，東部地區的中間中心勢相對最低，西部地區的結構洞相對最高，中部地區的各指標值處于中間狀態。這些現象表明，東北三?。ê邶埥?、吉林和遼寧） 與東盟各國之間的貿易合作關系相對廣泛，網絡聯通性高，但貿易總額不高；東部11 個省份（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和海南） 與東盟各國之間的貿易合作相對最為均衡，過于依賴某個節點傳遞關系的現象不突出，貿易總額相對較高。東部地區依然是面向東盟的高額進出口貿易區，如東盟已成為江蘇省第二大貿易合作伙伴；西部12 個省份（內蒙古、廣西、重慶、四川、貴州、云南、西藏、陜西、甘肅、青海、寧夏和新疆） 在與東盟各國之間進行貿易合作過程中，對資源的控制能力相對最強，尤其是廣西和云南面向東盟的“橋頭堡”作用突顯?；谏鲜龇治?，文章得到結論2。

結論2：東北地區與東盟各國貿易合作關系相對廣泛，東部地區各省份與東盟各國貿易合作相對均衡，西部地區各省份對東盟貿易資源的控制能力相對最強，中部地區處于中間狀態。

（2） 基于網絡子群的相對空間格局分析

為了進一步分析網絡視角下中國—東盟區域貿易出口的“自組織”集聚態勢，文章利用前文的對應分析識別2020 年中國—東盟區域貿易出口網絡子群結構。首先，運用UCINET 軟件計算發現，2020 年出口網絡的因子數為5 時，累積貢獻率的解釋度達85.5%，大于85%的閾值；同時，前3 個因子的貢獻率（25.3%、21.5%、18.5%） 明顯高于后2 個因子（11.2%、9%），具有較好的比較分析解釋效果，故主要應用前3 個因子進行對應分析，并得到3 個因子得分。

然后，基于因子得分對應結果在因子1、2、3 兩兩因子軸上作中國各省份（變量） 點圖和東盟各國（樣品） 點圖，如圖1 所示。

圖1 2020 年中國—東盟區域貿易出口網絡對應分析效果

由圖1 可見，按東部、中部、西部及東北地區的空間格局分組已經不太明顯，網絡出現了新的節點聚類，形成了新的網絡子群。根據對應分析原理，兩點間距離越近，被解釋的信息越相似，越容易產生聚類。圖1(a)顯示2020 年中國—東盟區域貿易出口網絡節點可分為#1、#2、#3 3 個子群。圖1(b)和(c)所示的出口網絡同樣包含了#1、#2、#3 三個子群，且都增加了一個新的子群#4。綜上，文章認為2020 年中國—東盟區域貿易出口網絡包含如上4 個子群。其中，#2 子群包含廣西、河南、四川和天津4 個省份。這些省份都主要與越南密切合作，且出口越南的貿易額都相對高于其他東盟國家，尤其是河南，在面向東盟貿易中僅向越南這一個東盟國家出口商品。此外，我國“十四五”規劃還進一步強調支持廣西建設面向東盟的開放合作高地；#3 和#4 子群分別包含2 個省份（云南和福建）。云南是老撾和緬甸的主要商品進口地，其出口總量占中國31個省份總和的51%和57%，我國“十四五”規劃也強調支持云南建設面向南亞東南亞和環印度洋地區開放的輻射中心。而福建則是菲律賓的主要商品出口地，其出口總量占中國31 個省份總和的31%；#1 子群則包含其余的25 個省份（北京、河北、山西、內蒙古、遼寧、吉林、黑龍江、上海、江蘇、浙江、安徽、江西、山東、湖北、湖南、廣東、海南、重慶、貴州、西藏、陜西、甘肅、青海、寧夏和新疆）。根據上述網絡子群，網絡視角下的中國—東盟區域出口貿易已打破已有的東部、中部、西部及東北地區的絕對空間格局分布，依托#4、#3、#2、#1 網絡子群，形成了新的“1-1-3-26”的“四分”相對空間格局。這樣的格局雖然較為準確地揭示了中國31 個省份與東盟10 國間區域出口貿易合作的自組織態勢，但其具有明顯的對稱破缺性，表明中國—東盟區域貿易合作仍然存在區域不均衡的現象?；谏鲜龇治?，文章得到結論3。

結論3：2020 年中國—東盟區域貿易出口網絡涌現4 個網絡子群，據此形成了中國—東盟區域貿易出口的“1-1-3-26”相對空間格局。

五、結論與展望

中國和東盟已經建立起高水平的經貿伙伴關系，互為第一大貿易伙伴，雙向投資穩步增長，但中國—東盟區域貿易發展仍面臨諸多問題，尤其是同質化競爭和區域不均衡問題，構建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優化自由貿易區布局，才能保障中國—東盟區域貿易的持續競爭優勢。中國31 個省份之間對外開放水平存在差異，與東盟各國之間的貿易合作情況也各不相同。省際視角下的中國—東盟區域貿易網絡是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的有機組成部分，能夠幫助實現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布局優化，已成為分析中國—東盟區域貿易差異化競爭和區域均衡發展的重要手段。因此，文章研究了省際視角下中國—東盟區域貿易網絡的構型，并從密度、中間中心勢、平均距離和結構洞四個維度構建了識別區域貿易合作特征的網絡結構測度指標體系，提出了一種基于對應分析的相對空間格局分析模型。研究結論如下：

從合作特征視角可知，中國—東盟區域貿易（進出口） 網絡具有較短的平均距離、較強的節點資源控制能力，且越南、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處于網絡的核心合作位置，但網絡合作密度較低，出口網絡具有更低的中間中心勢；而緬甸、文萊、老撾和柬埔寨則處于出口貿易網絡的邊緣合作位置，與中國10 個左右的省份建立出口貿易關系，尚有60%的省份未與其建立聯結；從絕對空間格局視角可知，我國東北地區與東盟各國貿易合作關系相對廣泛，東部地區各省份與東盟各國貿易合作相對均衡，西部地區各省份對東盟貿易資源的控制能力相對最強，中部地區處于中間狀態；從相對空間格局視角可知，中國—東盟區域貿易出口網絡涌現4 個網絡子群，據此形成了中國—東盟區域貿易出口的“1-1-3-26”非均衡相對空間格局。

這些研究結論不僅對中國—東盟區域貿易發展具有參考價值，而且促進了省際區域貿易網絡的推廣?；趯治龅南鄬臻g格局分析方法進一步拓展了網絡空間格局景觀觀測的系統方法，并為促進中國—東盟貿易區域競爭和均衡領域的機制創新提供了理論支持。根據以上研究結論，提出如下建議：一是識別網絡拓撲結構特征，拓展貿易主體合作關系。我國政府部門要做好宣傳工作，提高各省份參與RCEP“命運共同體”的意識，讓更多區域積極參與到東盟貿易合作過程中。尤其是鼓勵更多省份與緬甸、文萊、老撾和柬埔寨等東盟4 國建立合作聯系。二是明晰網絡空間格局規律，推動省際區域均衡發展。擴大東部、中部、西部地區與東盟國家的貿易合作關系，提升東北地區與東盟的進出口貿易額，以省際區域均衡思路優化“1-1-3-26”出口格局，讓更多省份參與以廣西、云南、福建為核心的東盟貿易融合集群建設。

雖然文章對中國—東盟區域貿易網絡進行了深入研究，但該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文章基于已有省份統計年鑒中的對外貿易數據進行研究，但部分省份統計年鑒中的對外貿易數據未細化，故采用中國—東盟中心的數據進行替代，且僅采集近兩年數據進行空間格局景觀分析。未來，可以統一搜集連續多年的海關數據，進一步分析省際視角下的中國—東盟區域貿易網絡和空間格局的演化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