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海外經歷、內部控制質量與企業創新

袁泉 楊鎖旺

（廣東財經大學會計學院 廣東廣州 510320 大理州第二人民醫院 云南大理 671005）

一、引言

隨著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以及我國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戰略安排，企業面臨的經營環境日益復雜，企業如何進行有效管理、制定科學合理的戰略決策顯得愈發重要。高管團隊是指承擔著制定和實施企業戰略的使命、對企業績效至關重要的企業管理者（姜付秀等，2009），負責整個企業的組織與協調，對企業的經營管理擁有很大的決策權和控制權。而企業創新活動的開展主要取決于企業的內部決策，高管又是企業創新活動決策與控制的主體，因此高管的背景特征也會對企業的創新活動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Dai O.和Liu X.（2009）研究發現，擁有海外經歷的高管往往能夠憑借自身的豐富經驗和專業知識促進企業績效的提升。更進一步地，從高管的背景特征來看，具有海外經歷的高管通常被認為具有國際化視野和先進的知識，較本土人才更有優勢（趙秀芳等，2022），有利于企業制定和開展創新活動?！秶覄撔买寗影l展戰略綱要》指出，要發揮企業家在創新中的重要作用，培養造就一大批勇于創新、敢于冒險的創新型企業家。因此，研究高管的背景特征對企業創新的影響具有重大意義。

創新是推動企業發展的不竭動力，是幫助企業形成核心競爭力，在未來收獲長遠收益的源泉（Rosenberg，2006）。目前我國經濟正經歷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的“新舊動能”轉換時期，企業整體發展水平正不斷向更深層次、更高階段演進，企業應如何創新、保持怎樣的創新強度以及如何提升創新的效率和效果也成為了關注的重點。然而縱觀我國企業的創新活動，研發投入雖然呈現出逐年上升的趨勢，但仍存在著研發強度較低等問題。企業創新活動具有長期性和不確定性的特點，整個創新期間面臨著諸多風險，具有回報周期長、專業性強、信息不對稱等特征。企業在獲得資源投入后，后續創新活動的開展主要由企業高管進行決策和控制，整個創新活動又十分依賴于投入的人力、物力、財力等資源。高管如何科學分配這些資源、對使用過程進行合理控制也是企業創新的重要影響因素之一。同時，企業在整個活動周期中，面臨著來自內外部的各種風險，這些風險會影響創新活動的各個環節，對創新的效率和效果產生重大影響。而企業內部控制是由董事會、監事會、經理層和全體員工實施的、旨在實現控制目標的過程，在提高企業經營管理水平和風險防范能力、促進企業可持續發展方面具有重要影響。

鑒于以上分析，本文基于我國滬深A 股上市公司的數據為研究樣本，通過實證研究的方法探討以下問題：第一，高管海外經歷是否會影響企業創新；第二，有效的內部控制是否能在高管海外經歷與企業創新績效的關系中起到調節作用。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高管海外經歷與企業創新

Hambrick 和Mason 于1984年提出高層梯隊理論，認為高層管理團隊不同的人口統計學特征以及這些特征的作用過程會影響到企業的戰略決策與績效。王春麗（2022）認為，高管特征與企業績效間的關系顯著。李端生（2019）認為高管團隊異質性對企業研發投資行為具有顯著影響。彭中文（2018）認為高管團隊特征對高科技企業成長的影響更為顯著?？梢钥闯龈吖軋F隊特征會對企業財務績效和其他績效產生影響。

烙印理論來源于生物學相關研究，該理論認為個體會習得與特定環境特征相匹配的烙印，后續即使環境發生改變，這些烙印也會對個體產生持續的影響。根據烙印理論，高管的海外經歷會影響其認知和能力（Azoulay 等，2017）。具有海外經歷的高管通常被認為具有國際視野、高超的企業內部經營能力、豐富的專業知識和社會網絡關系，能對企業創新產生重大影響。有關高管海外經歷和企業創新的關系，學術界已經進行了一些探究。如淦未宇（2022）、高燕燕（2020）研究發現高管海外經歷通過提升企業風險偏好顯著促進企業創新投入。但是，馬永強（2019）通過實證研究認為后天海外經歷限制了出生貧窮的CEO 對產品創新的投入。在創新能力方面，肖鳳翔（2020）發現高管海外經歷通過員工技能培訓對企業創新能力有顯著提升，鄭明波（2019）、王昌榮（2019）也認為高管海外經歷與企業創新能力正相關。同時，高管海外經歷在企業發生海外并購后可以更好地促進企業將海外先進技術轉移與融合，從而提升企業技術創新能力（吳映玉和陳松，2017）。在創新效率方面，魯小凡（2021）以我國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研究發現高管的海外經歷能夠提高企業的創新效率。據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1：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高管海外經歷與企業創新呈正相關關系。

（二）高管海外經歷、內部控制有效性與企業創新

基于委托代理理論，管理者受股東委托代理經營企業，履行受托經濟責任，企業的真正所有者是股東。由于企業股東與管理者目標利益的不一致，在面對風險以及進行經營決策時兩者的選擇往往不同。企業內部同樣存在信息不對稱問題以及道德風險，企業高管與員工之間由于崗位和職責的不同，獲取得到的信息不盡相同，高管以外的其他員工也存在利用自身的信息優勢和資源優勢獲取企業資源謀取私利的動機。因此企業高管無法無成本地監控其他員工謀取私利的行為。

《企業內部控制基本規范》指出內部控制的目標是合理保證企業經營管理合法合規、資產安全、財務報告及相關信息真實完整，提高經營效率和效果，促進企業實現發展戰略。內部控制貫穿于企業各層面的政策，貫穿于企業經營的各階段（張娟和黃志忠，2016）。而企業創新具有長期性和不確定性的特點，創新投入活動包含籌資、投資、營運等多項活動，涉及的人員也包括從高管到研發人員等眾多企業員工，整個活動具有高度靈活性和不確定性。因此，內部控制制度可能會對企業創新有一定阻礙（Ribstein 等，2002）。同時，嚴格的內部控制制度往往通過治理結構和規章制度對管理層權力進行制衡，在減少委托代理成本的同時也限制了企業靈活應對內外部環境變化的能力。另一方面，由于創新活動的不確定性和高風險性，嚴格的內部控制制度會降低企業高管進行創新的積極性。據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2：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內部控制有效性對高管海外經歷與企業創新之間的關系具有調節作用。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關于2012年上市主板公司分類分批實施企業內部控制規范體系的通知》的具體實施細則中規定，主板上市公司應在2014 年以前完成同時披露內部控制自我評價報告以及內部控制審計報告?？紤]到統計口徑的一致性，本文選取2015年及以后的數據，即2015—2020年我國A股上市公司數據為樣本。其中內部控制指數及分項指數來自迪博內部控制與風險管理數據庫，其他數據均來自國泰安數據庫（CSMAR）。本文還根據研究需要，對數據做出如下處理：（1）剔除金融業、房地產業上市公司；（2）剔除ST和*ST上市公司；（3）剔除無法獲取完整有效數據的上市公司；（4）剔除當年上市的公司。此外，為了保證回歸結果的有效性，對連續變量在1%和99%的水平上進行了Winsorize 縮尾處理，數據處理采用STATA 14.0 和EXCEL 軟件，最終得到9 462個觀測值。

（二）變量定義

1.被解釋變量：創新投入（RD）、創新產出（PA）?，F有文獻對企業創新還沒有一個統一的衡量標準，大多從創新投入和產出兩個方面進行衡量。創新投入方面，衡量的指標有研發投入、研發人員數量、研發投入占營業收入的比例以及研發人員占總人員的比重等。產出方面，主要衡量指標包括企業專利申請數量、專利授權數量等。我國的《專利法》將專利細分為發明專利、實用新型專利和外觀專利三類，同時由于企業研發創新活動具有研發周期長、不確定性高等特點，單從投入產出某一方面難以客觀地體現企業的創新績效。因此，本文參考柯東昌（2018）的研究，選取研發投入占營業收入的比重衡量企業創新投入，參考陳欽源（2017）的研究，主要采用企業三類專利的總數加一取自然對數衡量企業創新產出。

2.解釋變量：高管海外經歷（Oversea）。高管海外工作經歷、學習經歷對高管視野和能力的影響不同，進而對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的作用也不同。本文參考代昀昊（2017）的研究，認為高管海外經歷指高管有海外工作和學習經歷。高管團隊包括高級管理人員、董事會成員以及監事會成員。本文通過構建虛擬變量來衡量高管海外經歷，其定義為，若企業當年在職的高管人員同時具有海外工作和學習經歷取值為1，否則取值為0。

3.調節變量：內部控制質量（IC）?，F有文獻對內部控制有效性的衡量主要采用內部控制缺陷和迪博內部控制指數。本文內部控制有效性用以衡量企業內部控制質量的高低，因此不選用內部控制缺陷指標，而是選取迪博內部控制指數及分項指數來反映內部控制指數。這一指數越大，表明企業內部控制質量越高。

4.控制變量：本文參考李瑛玫和史琦（2019）、何瑛等（2019）的研究，在檢驗假設的回歸模型中，還包括以下控制變量：董事會規模、獨立董事比例、股權集中度、資產負債率、經營風險、企業成長能力、兩職合一、公司市場價值、行業因素、年度因素。

本文回歸模型所涉及的變量及含義如表1所示。

表1 變量及定義

（三）模型設計

為了檢驗高管海外經歷對企業創新績效的影響，本文構建如下計量模型：

為了檢驗內部控制質量在高管海外經歷影響企業創新績效過程中是否存在調節效應，本文在模型（1）的基礎上構建模型（2）：

本文首先通過檢驗模型（1）中的回歸系數α1顯著性的方法考察高管海外經歷對企業創新績效的影響，再通過檢驗模型（2）中的回歸系數γ2、γ3考察內部控制質量在高管海外經歷影響企業創新績效過程中的調節作用。

四、實證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

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見表2。企業創新中的創新投入（RD）的標準差為0.052，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別為0.01%和88.56%，創新產出（PA）的標準差為1.606，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別為0.300 和9.113，相差了8.813，表明樣本企業間由于市場競爭環境、管理層特征不同等原因導致創新績效存在較大差距。另外，創新投入（RD）的平均值為4.93%，創新產出（PA）的平均值為3.727，說明我國A 股上市公司具有一定的創新能力。高管海外經歷（Oversea）的平均值為0.169，標準差為0.375，說明擁有海外工作和學習經歷高管的企業較少。內部控制質量（IC）的均值為6.389，標準差為0.731，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別為0 和6.848，說明部分企業間的內部控制質量差距比較明顯。

表2 變量描述性統計

（二）相關性分析

本文采用Pearson 相關系數檢驗法檢驗變量之間的相關程度。從下頁表3 中單個具體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來看，解釋變量高管海外經歷與被解釋變量企業創新投入和創新產出的相關系數為0.050和0.037，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高管海外經歷同企業創新之間存在一定的同向變動關系。同時內部控制質量與企業創新投入的相關系數為-0.015 但并不顯著，與創新產出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相關系數為0.034。初步檢驗結果表明，各變量間存在一定的相關關系，可以進行進一步的回歸分析。同時本文對各主要變量進行了VIF 膨脹因子分析，各變量的方差膨脹因子值都小于10，不存在嚴重的共線性問題，說明本文的變量選取和模型設計合理。

表3 相關性分析

（三）回歸分析

為了進一步探究高管海外經歷對企業創新的影響，本文運用模型（1）對假設進行檢驗，結果見下頁表4 列（1）、（2）,高管海外經歷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005 和0.161，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表明高管海外經歷對企業創新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即高管海外經歷可以使企業創新績效得到提高，這與本文假設1 一致。為了考察內部控制質量在高管海外經歷和企業創新間的調節作用，本文對模型（2）進行回歸，結果見下頁表4 列（3）、（4），高管海外經歷與內部控制質量的交互項回歸系數分別在1%和10%的水平上顯著，為-0.005和-0.070?；貧w結果說明，高質量的內部控制明顯降低了高管海外經歷對企業創新的促進作用，與本文假設2一致。

表4 高管海外經歷、內部控制有效性與創新績效

在控制變量方面，內部控制質量與企業創新存在明顯的正相關關系，說明內部控制質量越高，企業創新水平也隨之提升。獨立董事比例和企業創新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獨立董事的比例越高，隨著獨立董事的監督作用得到有效發揮，越能促進企業創新投入的提升和創新產出的增加。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與企業研發投入在1%的水平上顯著負相關，與創新產出顯著正相關，說明隨著持股比例的提升，股東更加關注企業的創新活動和創新產出，但對創新投入卻沒有促進作用。企業的資產負債率和經營風險都與創新投入顯著負相關，說明隨著面臨風險的增加，企業可能會減少創新投入。但上述兩個變量與創新產出呈顯著正相關，說明隨著企業資金的增加，研發活動的保障也隨之增加。同時，企業市場價值在1%的水平上與創新投入正相關，與創新產出負相關，說明市場價值越大的企業往往更注重研發活動，會加大創新投入，但可能由于發展瓶頸或其他原因，創新產出并未隨之增加。

（四）進一步分析

1.基于產品市場競爭程度的分組回歸。研究表明，激烈的市場競爭環境成為推動企業創新的主要動力，市場外部環境也會對海外經歷高管發揮才能產生一定影響（仲為國等，2017；杜勇等，2018）。通過控制變量的相關回歸系數發現，企業面臨的風險也影響著企業創新。為了進一步探究高管海外經歷、內部控制質量與創新效率的關系，本文利用表示產品市場競爭程度的赫芬達爾指數（HHI）進行分組檢驗，HHI 指標數值越大，代表競爭程度越低。本文將高于HHI 指數中位數的劃分為低競爭度組，低于HHI 指數中位數的劃分為高競爭度組，分組結果如下頁表5所示。

表5 基于產品市場競爭程度的分組回歸

在低競爭度組中，高管海外經歷與企業創新投入和創新產出分別在5%和1%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回歸系數為0.004 和0.207，而在高競爭度組中，兩者皆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但創新產出的回歸系數為0.149，說明處于較高市場競爭程度環境的企業由于面臨的生存威脅和競爭壓力較大，高管海外經歷對企業創新投入的作用更明顯，但由于環境的復雜性和研發活動的特點等原因，對創新產出的作用不如處于較低市場競爭程度環境的企業。對于內部控制質量的調節作用，在低競爭度組中，高管海外經歷與內部控制質量的交互項對創新投入的回歸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負相關，為-0.008，負向調節高管海外經歷與創新投入間的促進關系，而在高競爭度組中并不顯著。這可能是由于研發活動在成果轉化的過程中具有高度不確定性，導致高管經歷與創新產出的關系不明顯，同時當企業處于較低市場競爭程度的環境時，內部控制通過完善的制度體系和提升企業治理能力來制衡高管權力，進而抑制高管海外經歷對創新投入的促進作用。但相對于較低競爭程度的環境來說，激烈的競爭使得企業面臨的風險增加，高管行使權力更加謹慎，使得內部控制的制衡效果不易被觀察到。

2.內部控制五大要素的分析。為了進一步研究內部控制在高管海外經歷與企業創新投入中的調節作用，本文進行了內部控制五大要素分析，回歸結果如表6 所示。內部環境、內部監督與高管海外經歷的交互項分別在10%和1%的水平上顯著，與企業創新投入負相關。內部控制的抑制作用主要體現在內部環境和內部監督方面的原因在于：首先，內部環境是企業實施內部控制的基礎，一般包括治理結構、機構設置及權責分配、內部審計、人力資源政策、企業文化等。良好的內部環境有利于形成完善的治理結構，進而對高管權力進行制衡，在這一過程中可能會抑制具有海外經歷的高管發揮作用。其次，內部監督是指企業對內部控制的建立與實施情況進行監督檢查，評價內部控制的有效性，是保障整個內部控制有效實施的要素。通過科學有效的內部監督能夠合理保障企業內部控制目標的實現。

表6 內部控制五大要素的回歸分析

（五）穩健性檢驗

1.基于內部控制有效性的分組檢驗。為使內部控制質量的調節作用更加穩健，本文參考葉邦銀（2022）的做法，將內部控制質量分為內部控制水平較高和內部控制水平較低兩組。其中，內部控制指數高于中位數的為內部控制水平較高組，低于中位數的為內部控制水平較低組，回歸結果如表7 所示。在內部控制水平較高的組中，高管海外經歷與創新投入在5%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與創新產出在1%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而在內部控制水平較低的組中，高管海外經歷僅與創新投入在1%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內部控制質量與高管海外經歷的交互項在內部控制水平較高的組中與創新產出的回歸系數為-1.802，在10%的水平上顯著相關。而在內部控制水平較低的組中，與創新產出的回歸系數為-0.073，但并不顯著，說明有效的內部控制抑制了高管海外經歷對企業創新產出的影響。

表7 基于內部控制有效性的分組檢驗

2.工具變量法。周楷唐（2017）研究發現企業的生產經營決策會受到上一年度同行業其他公司經營決策的影響。因此本文構造了本地區上一年度高管海外經歷的工具變量（Oversea-1），即本地區上一年度高管海外經歷之和除以本地區上一年度企業總數。該工具變量對本地區所有上市公司而言都是相同的，因此不會與個別企業之間相關。表8為2SLS兩階段檢驗結果，在列（1）中，本地區上一年度高管海外經歷（Oversea-1）與本地區當年高管海外經歷（Oversea）顯著正相關，回歸系數為0.729，在1%的水平上顯著。第（2）、（3）列顯示了第二階段的回歸結果，高管海外經歷對企業創新投入、創新產出的回歸系數為0.009和0.277，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交互項的回歸系數為-0.028和-0.955，分別在5%和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此結果與前文的模型回歸結果高度一致，說明在考慮了高管海外經歷對企業創新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之后，高管海外經歷對創新績效的正向影響依然存在。

3.使用未縮尾樣本。本文參考鄒洋（2019）的穩健性檢驗方法，采用未縮尾數據進行回歸檢驗，結果如表9 所示，與上文結論基本一致，可見即便使用未縮尾的數據，本文的結論依舊成立。

表9 未縮尾樣本回歸檢驗

五、結論與啟示

創新活動在提升企業競爭力、擴大市場份額和行業地位等方面具有重大作用。根據高層梯隊理論，高管是企業創新活動中的行為和決策主體，因此研究高管海外經歷能給企業創新帶來何種影響，在創新引領企業發展的時代背景下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本文以2015—2020 年我國滬深兩市A股上市公司9 462個觀測值數據為樣本，實證檢驗了高管海外經歷對上市公司創新的影響，隨后引入內部控制有效性作為調節變量，深入探討了內部控制質量在高管海外經歷對企業創新影響中的調節作用。研究發現：第一，高管海外經歷能顯著提升企業創新，與產品競爭程度較低的市場相比，高管海外經歷在產品競爭程度較高的市場對企業的創新投入具有更明顯的提升作用。第二，內部控制質量越高，對高管海外經歷與企業創新績效關系的抑制作用越強，這一抑制作用主要通過內部控制中內部環境和內部監督兩大要素體現。經過工具變量等穩健性測試后，結論依然成立。

本文的結論不僅豐富了企業創新績效研究領域的相關文獻，并且從企業高管的海外經歷角度出發，為高管特征對企業創新活動等生產經營活動的影響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時，本文研究了內部控制質量對高管海外經歷的作用，表明企業具有海外經歷的高管發揮的作用，與企業內部控制質量有著密切關系。根據上述結論，本文提出以下建議：第一，在國家和企業層面上，要繼續推動海外人才引進戰略的實施，助力國家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和企業自主創新能力的提升。企業在面臨日益復雜的經營環境時，適當引進海外人才、豐富高管團隊的背景有利于增強企業的經營管理能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第二，企業在設計和應用內部控制時，除了要在治理結構、機構設置及權責分配、業務流程等方面相互制約、相互監督，還要兼顧運營效率，使具有海外經歷的高管能更好地發揮其在國外積累的專業知識和管理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