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數字貿易國際競爭力綜合評價與提升研究

竇 凱,孫 薇,韓博士

(安徽財經大學 國際經濟貿易學院,安徽 蚌埠 233030)

一、引言

作為全球第二大數字經濟體的中國,數字貿易已經成為引領經濟發展和復蘇的新引擎,預計到2025年,中國可數字化的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將會超過4000億美元,占服務貿易總額的比重將會達到50%。從產業規模上來看中國目前已經是數字貿易大國,但中國由于開展數字貿易轉型發展的時間較短,數字貿易基礎設施建設不足、缺乏完善的數字貿易服務體系、數字貿易關聯企業集群效應不明顯、新型數字服務領域人才結構不合理,致使中國與美歐日等數字貿易強國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在當前全球數字經濟駛入快車道的背景下,數字貿易已經成為各國搶占數字經濟主導權的重要抓手,開展數字貿易國際競爭力研究,準確衡量中國數字貿易在全球國際競爭格局中的地位,明確制約數字貿易發展的主要因素,不僅有助于拓展外貿轉型升級的研究深度;而且能夠為深入研究數字經濟和外貿融合發展提供重要依據,為外貿高質量發展提供思路和對策,更為推動中國由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轉變提供有價值的決策參考[1]。

二、文獻綜述

數字貿易作為數字經濟時代國際貿易發展的新業態,目前是從內涵和統計測度兩個方面開展研究。

在數字貿易內涵界定方面,不同國家的機構和學者對數字貿易的界定有著不同的表述,其中以美國、歐盟、中國為代表。美國是最早界定數字貿易的國家,自2013年至今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美國國會研究服務局陸續發布多份報告對數字貿易的內涵進行界定,認為數字貿易包括最終產品和依賴或促進數字貿易的產品和服務。歐盟對數字貿易的界定主要聚焦于消費者和企業的數據流動及信息服務,如歐盟委員會、歐洲議會國際貿易委員會。中國隨著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相關學者也陸續對數字貿易的內涵進行了界定,從早期李忠民等[2]、熊勵等[3]僅將其界定為利用數字技術開展的數字化信息的交易,發展到現在馬述忠等[4]、盛斌等[5]、藍慶新等[6]將其界定為運用數字技術進行貨物、服務和信息交換的貿易形式,內涵得到極大的延伸并與國際逐漸接軌。

目前關于數字貿易統計測度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兩個層面。一個層面是相關組織和學者基于數字貿易的內涵來直接構建宏觀評價指標,最有代表性的是格立姆測度法和OECD-WTO-IMF測度法。另一個層面是相關學者基于實踐構建多層次指標來測度國家或區域層面的數字貿易發展水平。國家層面的研究相對較為豐富,如馬述忠等[7]基于貿易潛力、數字化市場、數字貿易結構、數字貿易地位、數字貿易環境等指標來度量59個國家的數字貿易潛力,賈懷勤等[8]基于“二元三環”框架構建指標體系對中國2018—2019年的數字貿易進出口進行了測度。區域層面的研究相對較少,如姚娜[9]基于基礎支撐、技術水平、總體收入、貿易潛力4個維度構建指標體系對中國31個省份的數字貿易發展水平進行了測度。

綜上,已有相關研究為本文提供了豐富的文獻和堅實的理論基礎,但目前對于如何綜合評價數字貿易國際競爭力仍處于探索階段。本文結合數字貿易的內涵,從核心競爭力、基礎競爭力、環境競爭力、現實競爭力四個維度構建評價指標體系,綜合判斷我國數字貿易在全球發展格局中的地位,以期為推進貿易強國戰略做出貢獻。

三、數字貿易國際競爭力評價體系與分析模型構建

(一)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以國內外相關理論為基礎,借鑒金碚“因果關系模型”,選擇一系列影響中國數字貿易國際競爭力的關聯因素,從“因-果”兩個層次確定評價指標體系框架。最終確定如下表1所示的包含1個目標、4大系統、10項要素、33項指標的評價體系。

(二)評價模型構建

本文依據灰色關聯分析法構建國際競爭力評價模型,構建路徑如下所示[7]。

1.確定參考數列和比較數列

參考和比較數列分別被稱為母序列和子序列,其中參考數列是指最優指標集和最理想的判別標準,而比較數列指的是影響系統行為各項因素所組合而成的數據序列。

設參考序列為X0′,比較序列為Xi′,則有:

X0′={X0′(k)|k=1,2,…,n},Xi′={Xi′(k)|k=1,2,…,n;i=1,2,…,m}

(1)

2.指標數據去量綱處理

歸因于各項指標之間存在著差異化的量綱和數量集,需要對數字貿易國際競爭力評價指標原始數據進行規范化處理,即無量綱化處理。無量綱化計算公式為:

(2)

3.關聯系數計算

(3)

關聯系數ξik越大,關聯程度越強。

4.各層關聯度計算

數字貿易國際競爭力評價指標體系各指標之間在重要性程度上存在著較大的差異性,因此須通過加權法來計算,其計算公式為:

(4)

5.數字貿易國際競爭力大小排序

依據加權關聯度ri對測評各國數字貿易國際競爭力綜合指數的高低進行排名,最終得出G20國家數字貿易國際競爭力強弱的排序。

(三)比較樣本國家選擇

在時間節點上,本文以2015年USITC完善提出“數字貿易”概念為節點,選定2015—2020年共6年作為考察階段。在考察對象上,本文選擇G20國家作為研究對象,由于本文以國家作為橫向研究,作為區域性組織,歐盟不納入本文的研究范圍,因此本文以美國、中國、日本、德國、法國等19個國家作為研究對象。

四、中國數字貿易國際競爭力比較及分析

綜上所述,借助所構建的灰色關聯綜合評價模型,本文對2015—2020年G20各國數字貿易國際競爭力進行測度和比較,系統判定中國數字貿易國際競爭力在全球格局中的地位②。

(一)數字貿易國際競爭力綜合比較與評析

總體來看,2015—2020年G20各國數字貿易國際競爭力呈現不同幅度的波動,具體變化狀況如下表2實證結果所示。從綜合指數變化來看,相較于2015年,伴隨著全球數字經濟發展所帶來的貿易轉型升級,2020年G20各國中除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外均呈現一定幅度的增長態勢。其中,中國數字貿易國際競爭力指數增長最為迅速,由2015年的0.511增長到2020年的0.630,排名也由第10名增長到第7名,開始超過加拿大、意大利、澳大利亞3個老牌發達國家,同時領先俄羅斯、南非、印度、巴西等金磚國家以及新興經濟體國家,這主要歸因于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所帶來的貿易數字化和數字化貿易,但同時也凸顯出第7的排名與中國全球第二大數字經濟體的地位明顯不匹配,綜合競爭力指數與美德日韓等國相比仍然存在較大差距,提升整體競爭力迫在眉睫。

表2 2015—2019年G20各國數字貿易國際競爭力綜合指數變化狀況③

(二)G20各國數字貿易國際競爭力綜合指數聚類分析

本文利用SPSS軟件對其進行聚類分析并結合表2所計算出的2015—2020年G20各國數字貿易綜合競爭力指數均值,進而將G20各國在數字貿易競爭格局中的地位劃分為四類。其中,美國是19個國家中唯一處于第一梯隊的國家,國際競爭力極強,是全球數字貿易的“領頭羊”;英、法、韓、德、日五國處于第二梯隊,這些國家由于數字經濟底蘊深厚,所以數字貿易國際競爭力很強;中國和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亞共處于第三梯隊,屬于競爭力較強的國家,但中國由于數字經濟的強勢崛起開始逐漸向第二梯隊躍升;墨西哥、阿根廷、俄羅斯、印度、印度尼西亞、南非、土耳其、巴西、沙特阿拉伯等國處于第四梯隊,數字經濟發展相對緩慢,屬于競爭力較弱的國家。

(三)數字貿易競爭力結構比較與分析

1.核心競爭力系統及其要素比較

從表3可以發現,2015年中國數字貿易核心競爭力指數為0.526,略低于均值0.011個點,位居G20國家第9位,總體處于中上游水平,但遠低于美、英、日、德、韓五國;2020年中國數字貿易核心競爭力指數為0.651,高于均值0.108個點,位居G20國家第7位,總體增長迅速,但仍然落后于美德日等發達國家。具體而言,中國數字貿易產品實力與發達國家相比仍然存在差距,數字貿易產品原創性不強,目前部分產品仍處于由“跟風模仿”向“自主創新”的過渡階段;數字貿易產品品牌知名度不高,缺乏擁有國際一流品牌的數字貿易產品。中國數字貿易企業戰略是核心競爭力系統中最薄弱的環節,主要源于中國數字貿易相關企業發展尚不成熟,缺乏成熟的管理模式和經驗以及國際化運作能力,管理效率較低。中國數字貿易創新能力是核心競爭力系統三大要素中最強的環節,這主要源于近年來中國數字科研能力提升迅速,雖然與美國相比仍然存在較大的差距,但卻以0.631的數值位居全球第二位。

表3 G20各國數字貿易競爭力系統要素變化狀況

2.基礎競爭力系統及其要素比較

從表3可以發現,2015年中國數字貿易基礎競爭力指數為0.5,略低于均值0.05個點,位居G20國家第10位,總體處于中游水平,與歐美等發達國家相差甚遠;歷經5年持續發展,2020年中國數字貿易基礎競爭力指數為0.564,略高于均值0.001個點,位居G20國家第9位,總體增長較為緩慢,這也是制約數字貿易國際競爭力的主要因素。具體而言,中國雖然在非物質文化遺產數量上面與意大利并列第一,但是在科研人員數量、風險資本可獲得性、從業人員素質以及產業融合度等方面與美國差距較大。中國數字貿易關聯產業指數為0.448,低于均值0.131個點,位居G20國家第16位,處于下游水平,這主要源于中國公共教育經費支出、研究與開發經費支出以及互聯網普及率均低于發達國家,甚至低于部分發展中國家,這是導致中國數字貿易基礎競爭力弱于歐美發達國家的最直接原因。中國數字貿易基礎設施指數為0.473,低于均值0.099個點,位列G20國家第13位,總體處于中下游水平,這主要歸因于中國在數字基礎設施、每千人寬帶用戶量以及信息化發展指數方面與發達國家存在較大差距。

3.環境競爭力系統及其要素比較

從下表3可以看出,2015年中國數字貿易環境競爭力指數為0.481,略低于均值0.036個點,位居G20國家第10位,總體處于中游水平;歷經5年發展,2020年中國數字貿易環境競爭力指數上升為0.582,增長了0.101個點,超過均值0.062個點,位居G20國家第7位,總體上升3個名次。具體而言,中國雖然人均國民收入遠低于美歐日等發達國家,但數字貿易市場需求競爭力指數卻仍位居測評國中上游水平,這主要得益于近年來中國數字經濟發展迅速,是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數字經濟體,2020年數字經濟規模達到35.84萬億元,占GDP的比重達到36.2%,從而刺激了國內民眾對數字化產品和服務的需求。中國數字貿易政府行為競爭力指數為0.642,略高于均值0.087個點,總體處于中上游水平。中國近年陸續出臺了一系列相關政策,有力促進了數字貿易發展,但與美歐日相比,在數字貿易規則的制定上仍然存在明顯的滯后性。

4.現實競爭力系統及其要素比較

從下表3可以看出,2015年中國數字貿易現實競爭力指數為0.537,略高于均值0.049個點,位居G20國家第5位,總體處于上游水平,但是低于同屬于金磚國家的印度0.086個點,這主要是因為以計算機和信息服務為主導的數字內容產業是印度出口導向型產業,其數字貿易產品凈出口額逐年增加;歷經5年發展,2020年中國數字貿易現實競爭力指數上升為0.649,增長了0.112個點,位居G20國家第5位,雖然排名沒有變動,但競爭力指數已大幅度超過印度。雖然從現實競爭力來看,中國數字貿易國際競爭力大幅度提升,但是相關細分指標可以發現存在顯著問題,如中國數字貿易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RCA)為0.757,該指數小于0.8,說明中國數字貿易競爭力處于比價劣勢;中國數字貿易國際市場占有率為8.22%,僅次于美國和英國,從規模而言具備較強的競爭優勢;但中國數字貿易出口占總出口的比重僅為6.29%,遠低于美、日、德等國,這與中國全球第一出口大國的地位明顯不匹配。

五、政策建議

(一)加強制度體系建設,提升環境競爭力

首先,健全完善政府政策支持體系。要加強行業引導,推動數字應用成為邁向全球價值鏈高端的領軍行業;要完善稅收支持體系,著力深化結構性減稅;要完善金融支持體系,強化新業態領域的信貸支持。其次,完善數字貿易促進政策體系。要加快建立數據資源產權、交易流通、跨境傳輸管理、數據保護等基礎制度及標準規范,推進數據資源開發利用,促進數字貿易業態多元化發展。最后,深化數字貿易領域開放力度。要放寬數字貿易新業態準入限制,建立健全跨境數字貿易負面清單管理制度,積極引導國內數字化產品和服務進軍國際市場。

(二)強化科技創新能力,提升核心競爭力

要前瞻布局6G、量子通信以及虛擬現實等前沿技術,積極搶占創新制高點,著力提升數字貿易相關領域技術創新能力;要鼓勵科研院所、央地企業協同建設一批世界級工程實驗室、工程研究中心、技術創新中心等創新平臺,著力突破數字技術領域“卡脖子”技術;要建立數字領域科技資源數據庫,健全科技資源開放共享機制,促進科技信息互聯互通;要構建重大科研成果技術熟化、產業孵化、企業對接、成果落地全鏈條轉化機制,推動重大數字科技成果轉化應用。

(三)推動關聯要素升級提升基礎競爭力

首先,積極推進關聯產業發展。要著力推動數字貿易上下游產業快速發展,尤其是數字內容產業,構建與數字貿易協同發展的產業集群;同時要積極推動數字技術與傳統貿易深度融合,促進數字貿易業態多元化發展。其次,夯實數字基礎設施。要著力構建高寬帶且廣覆蓋的空天地一體化的現代網絡體系,努力提升5G網絡、衛星互聯網、工業互聯網、車聯網的覆蓋水平,提高服務質量;要超前規劃布局新一代超算中心和新型數據中心等智能基礎設施,積極布局支撐跨境數據流動的安全防護設施。最后,提升生產要素競爭優勢。要重視挖掘傳統文化“富礦”,推動“數字技術+文化底蘊”雙融合;要深化人才培養,推動創新鏈、教育鏈、人才鏈有機融合,培育具備創新能力、創新精神的高水平數字經濟和數字貿易類人才。

(四)強化數字貿易出口提升現實競爭力

首先,培育數字貿易業態多元化發展。要進一步發展跨境電商,打造一批跨境電商產業園,創建一批跨境電商綜合實驗區;加快培育一批跨境電子商務綜合服務企業,提供網店建設、報關報檢、結匯退稅、海外倉儲和境外商標注冊等綜合服務。其次,積極打造數字貿易示范區。著力推動在示范區內開展壓力測試,先行先試數字服務市場準入、跨境數據流動、分級分裂監管等一批國際規則,復制推廣歐美先進經驗,在數字貿易領域形成一批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舉措,發揮示范區輻射帶動效應,促進數字貿易發展。最后,加強數字貿易國際合作。在數字經濟領域強化與“一帶一路”國家合作,依托在數字技術及服務領域的先發優勢深耕東南亞和南亞等市場,積極出口信息技術服務和數字內容產業,重點發展研發設計和遠程維修等數字服務外包。

[注 釋]

① ●表示定性指標,★表示定量指標。

② 限于篇幅,具體運算過程省略。

③ 注:括號內為排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