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科技創新中心的現狀及對策

李小瑛,陳嘉玲

(1. 中山大學 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廣東 廣州 510275; 2. 中山大學 粵港澳發展研究院,廣東 廣州 510275; 3.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廣東 廣州 510635)

在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大背景下,中國經濟的運行模式發生了根本性改變,以科技創新驅動經濟發展顯得尤為迫切。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強調,“必須堅持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開辟發展新領域新賽道,不斷塑造發展新動能新優勢”?！笆奈濉币巹澮裁鞔_提出,要建設北京、上海和粵港澳大灣區三大國際科技創新中心,這表明中國已將科技創新中心(簡稱“科創中心”)建設作為實現創新驅動發展的重要戰略?；浉郯拇鬄硡^建設作為重大國家戰略,其發展離不開科技創新的引領和支撐。一方面,建設科創中心能促進粵港澳大灣區內不同城市的創新資源整合,提升整個區域的科技創新競爭力;另一方面,發展科創中心能帶動粵港澳大灣區的產業升級轉型,推動其經濟發展。

北京、上海、粵港澳大灣區作為中國創新水平最高的城市和區域,近年來創新發展成效突出。根據清華大學產業發展與環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2022年12月發布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指數2022》,北京、粵港澳大灣區和上海均躋身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前10名。此外,根據華東師范大學全球創新與發展研究院2022年12月發布的《全球科技創新中心發展指數2022》,中國進入綜合排名前30的全球科技創新中心包括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和廣州。本文旨在通過比較粵港澳大灣區與北京和上海3個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發展情況,明晰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國際科創中心的優勢和不足,為推進其發展提供參考和借鑒。

一、文獻綜述

創新是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1]。隨著美國硅谷、波士頓等全球創新中心的興起,創新的地理集聚特性逐漸受到關注。地理距離的縮短有利于促進創新主體之間的交流,因此創新活動通常會呈現地理集聚的分布特征,形成知識集聚和流動的中心[2-3],即形成科技創新中心。一些學者歸納和總結了全球科技創新中心的定義和內涵。這些研究認為科技創新中心應該是擁有發達的社會和文化結構、集聚的科技資源、活躍的創新氛圍、高水平的科技發展以及強大的創新輻射能力和引領能力,且對全球創新活動有主導作用的區域[4-5]。它應該具有四大功能,即科學研究、技術創新、產業驅動和文化引領[6]。在區域創新體系研究方面,自國家創新系統理論被提出以來[7],一些學者針對區域創新體系進行研究,將區域創新體系歸納為涉及到經濟、科技、教育、社會等多方面,包括企業、高校、政府、金融機構、商業機構等多角色共同構成的體系[8-10]。

進一步地,不少學者分析了全球科技創新中心的優勢與不足,提出了中國科創中心在高端人才、企業創新能力等方面的不足之處并提出了對策建議[11]。關于國內三大科創中心的研究也不斷得到豐富。

第一,關于北京科創中心,部分研究系統梳理分析了北京中關村40年來科技創新的發展模式[12],強調了中關村對于北京科技創新中心建設的重要意義[13-14],指出了北京建設國際科創中心的制約因素[15],并建議充分發揮北京的制度優勢、領域優勢和人才優勢,加快建設北京成為國際科技創新中心[16]。

第二,關于上?？苿撝行?。有研究對比了張江高科技園區與臺灣新竹科技園區,總結了二者發展模式的差異[17]。部分研究通過分析上?？萍紕撔轮行牡暮诵墓δ躘18],對上海浦東30年科技創新實踐進行分析[19],政府推動與市場導向相結合[20],構建一個系統的政策體系和建立完善其他系列機制,建設上海成為國際科創中心,并探究了中國建設全球科技創新中心的路徑[21-23]。還有研究從城市群的角度切入,分析了長三角經濟帶進行科技創新合作的基礎與優勢,提出依托長三角經濟帶推動上?？萍紕撔轮行慕ㄔO的路徑與對策[24]。

第三,關于粵港澳大灣區科創中心?，F有研究通過構建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理論模式,針對粵港澳大灣區基礎硏究較弱、科技成果轉化能力較低、人口紅利較大但人才紅利不足、區域協調存在挑戰等問題提出了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相關建議[25]。具體地,一些研究以創新生態系統理論為基礎,客觀分析了粵港澳大灣區科技創新的現實基礎和制約因素,從企業、政府、高校等角度探究了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全球科技創新中心的路徑[26-27]。還有研究對比了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東京灣區和粵港澳大灣區的科技創新發展情況,并從研發支持力度、城市協同發展、創新主體合作和人才引進等方面提出了對策建議[28]。部分研究總結了深圳40年來在布局前沿科技領域、培育創新人才、推進科技與金融深度融合等方面的經驗[29],中國香港在建設全球科技創新中心過程中在大學、人才、基礎研究、法律、金融等一流的現代服務業,國際化視野、形象等方面的優勢[30-31]。還有研究指出了粵港澳三地科硏合作不足的問題[32]。部分研究對比了中國三大科創中心,提出了三地各自的相對優勢和不足,并針對三地進一步加強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提出了對策建議[33-35]。

總體上,現有關于國內三大科創中心的研究已經比較豐富。但是,關于三大科創中心的對比研究仍然相對較少,而且只有少數研究以粵港澳大灣區科創中心的建設為主要研究對象[36-37]。

二、研究方法

為科學評估粵港澳大灣區科創中心的發展現狀,本文綜合借鑒了《全球創新指數報告2021》[38]、《國家創新指數報告2021》[39]、《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指數2021》[40]等國內外衡量創新水平的指標體系,構建了包含創新環境、創新投入、創新產出3個一級指標的科創中心發展評價指標體系(表1)。在此框架基礎上,本文分別就各項具體指標從統計年鑒、政府文件、智庫報告以及公開網站等搜集最新數據,對比分析了粵港澳大灣區與北京、上海三大科創中心的發展情況,總結歸納了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科創中心的優勢與不足,并提出了針對性政策建議。

表1 國內三大科技創新中心評價指標體系

三、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科創中心的優勢分析

(一)基礎環境優越,創新氛圍濃厚

粵港澳大灣區擁有良好的創新基礎。一是粵港澳大灣區的人口多樣化有利于促進創新。根據各城市的統計年鑒數據,2021年深圳(68.53%)、廣州(47.43%)的外來常住人口占比均高于北京(38.14%)、上海(41.45%)地區。二是粵港澳大灣區人口老齡化程度較低,具有青年人才儲備優勢。從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來看,2021年廣州(7.82%)、深圳(3.22%)的老齡化程度均低于北京(14.2%)、上海(17.4%)。三是粵港澳大灣區基礎設施較完善,水陸空交通便利,有優良的航空港和深水港,有利于人才、資源流動和創新擴散。四是在文化氛圍方面,以深圳為代表的粵港澳大灣區城市崇尚開放平等,敢闖敢試,創新氛圍濃厚。

(二)知識產權制度健全,人才儲備豐富

廣東省在知識產權保護的人才培養和機構設置方面表現突出。根據《2022年中國知識產權發展狀況評價報告》,廣東知識產權綜合發展指數為90.41,位列第1,北京和上海分別為89.90、88.63;分別位列第2、第4。中國香港擁有健全的知識產權保障制度、大量的知識產權服務人才,因此已經成為全球重要的知識產權交易市場。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統計,中國香港既是全球20大專利申請中心之一,也是全球主要專利交易平臺之一。

(三)營商環境良好,企業開辦便利

一是粵港澳大灣區整體營商環境良好。根據世界銀行發布的《2020年營商環境報告》,中國香港的經商便利程度位列世界第3。在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發布的《2020年中國296個城市營商環境報告》總體營商環境排名中,深圳、上海、北京、廣州位列前4,東莞、珠海也入圍前20名。以深圳為代表的粵港澳大灣區服務型政府,在致力于提供高服務質量的同時,也恪守了發展經濟的職責,給予了企業在經營方面寬松自由的環境。二是粵港澳大灣區和諧健康的政商關系也有利于企業開辦。根據《中國城市政商關系排行榜2022》,深圳、廣州、上海、北京分別獲得政商關系健康總指數前4甲,東莞、珠海和中山也入圍前10名。

(四)深港跨境產學研合作獨辟蹊徑,成果豐碩

粵港澳大灣區內跨境產學研合作模式不斷創新,特色鮮明,成果顯著。例如,深港產學研基地就是由深圳市政府、北京大學、香港科技大學三方攜手共同創建的產學研合作實體,這一基地整合了深港兩地的高校學科優勢,引入北京大學、香港科技大學的若干國家重點實驗室,已經建立9個實驗室/技術中心并將其整合為3個研究所,為深圳經濟發展定向培育了大量所需人才。經過20多年的不斷發展,基地逐步形成了特色鮮明、專業突出的研發機構聚集地、高端人才宜聚地和中小科技企業集散地,在產學研多方面取得了較大成效。例如,該基地孵化了一批智能語音、生物醫藥等高新企業,包括北科瑞聲、北科生物等業界翹楚。

四、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科創中心存在的問題與挑戰

(一)人力資本水平不高,理工類人才稀缺

從總體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和世界一流大學數量看,粵港澳大灣區整體人力資本水平均低于京滬地區。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2020年廣州(27.28%)和深圳(28.85%)的大專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均低于上海(33.86%)和北京(41.98%)。在2022年QS世界大學榜單中,北京和上海均有2所高校躋身100強,粵港澳大灣區內只有中國香港的4所高校躋身100強。此外,廣東省內理工類高校相對缺乏,理工類人才占比低于全國平均水平。2016年廣東理工科高校只有33所,占全省高?？倲?3%,低于35%的全國平均水平,理工類學生占全省學生總數的比重(34%)也低于全國平均水平(40%)。截至2023年,廣東理工科高校增加至38所,占全省高?？倲当戎厣?4%,但仍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二)初創企業創投資金相對不足,獨角獸企業數量較少

創投資金不足是粵港澳大灣區科技發展亟待解決的重要挑戰之一。根據清科研究中心的統計,2020年上半年,廣州(66億)、深圳(319億)、香港(57億)三地的股權投資金額均低于北京(733億)和上海(608億);2022年,深圳(768億)的股權投資金額仍大幅低于北京(1 613億)和上海(1 645億)。此外,粵港澳大灣區在實力雄厚的初創企業數量方面也低于京滬地區。根據胡潤研究院發布的《2023全球獨角獸榜》,截至2022年12月31日,中國以316家獨角獸企業位居世界第2(成立于2000年之后、估值10億美元以上的非上市公司定義為獨角獸企業),主要分布在三大區域:以北京、天津、青島為主的環渤海區,以上海、杭州、南京等為中心的長三角區,以深圳、廣州、珠海為典型城市的粵港澳大灣區。從城市排名來看,北京以79家獨角獸企業穩居全國第1,其次是上海(66家),深圳排名第3(33家),廣州和杭州(22家)并列全國第4?；浉郯拇鬄硡^整體獨角獸企業數量少于環渤海區和長三角區。

(三)公共部門研發經費投入不足,頂尖科研人才和平臺相對缺乏

粵港澳大灣區的研發經費投入相對不足,其中公共部門研發經費投入不足尤為突出。根據各城市的統計年鑒數據,2021年廣州(881.72億)和深圳(1 682.20億)研發經費總量均低于上海(1 819.77億)和北京(2 629.32億)。其中,深圳研發經費支出的資金來源中政府資金占比不足一成(8.04%),而北京近一半研發經費支出來源于政府(45.13%),上海有接近三成研發經費支出來源于政府(31.36%)。此外,粵港澳大灣區兩院院士、國家級重點實驗室及國家工程技術中心數量亦少于京滬地區,頂尖科研人才和設施設備缺乏,這也會在一定程度上阻礙粵港澳大灣區科技創新的發展。

(四)跨境產學研合作仍存在一些體制機制障礙

一是跨境人員流動方面,許多人才優惠政策是以在當地繳納社保為依據,導致跨境科技人才無法享受資金、住房等多方面的優惠政策。二是科技人員跨境流動在次數和時間方面仍然受到一些限制。三是跨境人才承擔的稅收成本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港人赴內地工作的積極性,不利于粵港澳大灣區科技創新的發展。四是跨境資源流動存在核心設備無法共享、科研資金無法常規化跨境使用、進口設備免稅程序復雜、科研信息獲取途徑受阻等客觀障礙。五是跨境研究機構面臨“辦學難”“融入難”“發展難”等問題,降低了其跨境辦學的積極性,不利于跨境產學研合作的進一步深化。

五、政策建議

(一)放寬粵港澳大灣區的人口流動政策

建議粵港澳大灣區應繼續實施更為寬松的人口流動政策,簡化人口流動特別是落戶手續。借鑒深圳吸引大學生落戶的政策經驗,疏通粵港澳大灣區內部及粵港澳大灣區與國內其他區域的戶籍遷移渠道,推廣和推進“學歷入戶”“技能入戶”等政策,提高對外來人口的包容度,吸引更多年輕人才在粵港澳大灣區工作定居。此外,建議簡化跨境科技人才流動相關的行政審批程序,減少對跨境科技人員流動的時間和次數限制,便于科技人才跨境流動。

(二)促進創新創業氛圍在粵港澳大灣區擴散

一是繼續挖掘和發揮已有創新支持政策的積極效應。如深圳市政府通過大力支持舉辦創新創業大賽,為創業人員提供資金獎勵,幫助其尋找風險投資;通過土地租金和管理費用上的優惠,支持各類創客空間的開辦,為企業提供更多創新創業服務,幫助企業孵化創新成果。二是結合粵港澳大灣區特點研制實施更具吸引力的人才引進政策。圍繞“降低人才生活成本、提高生活便利度、塑造美好發展前景”,在薪資、住房、交通、落戶、子女教育與社保等方面切實保障人才的利益。三是不斷優化科技人才管理機制,激發科研人員的積極性和創造力。

(三)全方位提高粵港澳大灣區對外開放程度

開放多元的環境利于吸引國際人才和投資,易于創新的萌芽。建議借由國際開放度較高的中國香港作為橋梁,進一步在空間和產業雙重維度上加深粵港澳大灣區各地對外開放的深度和廣度。合理放寬外資準入限制,鼓勵外資進入新興科技產業。逐步提高各行業對外開放程度,促進各行業的資源和信息流動,以更開放的市場競爭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各行業的科技創新發展。

(四)補齊高等教育短板,加大公共部門研發投入

一是加大高等教育投入。加強粵港澳大灣區高校與國際頂尖高校及科研機構的交流與合作,增強粵港澳大灣區高校實力,加快培育一批世界一流大學。二是擴大高等教育招生人數,提高高學歷人口占比,尤其要增加對理工科院校和學科專業的教育投入,增加理工科招生人數,加強理工科人才培養。三是通過薪資、職稱、住房等優惠政策,吸引國內外知名學者和科研人員赴粵港澳大灣區任教或從事科研工作,增強粵港澳大灣區高端人才實力。四是加大基礎研究投入,同時加強深港高等院校產學研聯動,更大程度發揮虛擬大學園對創新的推動作用。

(五)加快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同時大力發展新興產業

完整的產業鏈是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科技創新的一大優勢,有利于創新產生以及成果轉化?；浉郯拇鬄硡^應結合自身在服務業和制造業的雙重優勢,以產業發展推動科創發展。結合大數據、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技術,加快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同時加大對人工智能、大數據、智能制造等新興產業的投入和政策支持,對標國際標準,塑造粵港澳大灣區在這些新興領域的核心競爭力。

(六)推動金融科技發展,便利創新企業融資

資金是科技成果轉化的必要條件。一是建議粵港澳大灣區加快解決創新企業“找錢難”問題。例如,可牽頭搭建創業創新金融服務平臺,幫助企業對接金融機構,拓展企業融資渠道。二是幫助創新企業解決“找錢煩”問題。簡化企業在融資方面的行政審批程序,縮短融資周期。三是著力解決創業企業“找錢貴”問題。例如,政府可以考慮提供融資貼息或現金補貼等政策優惠,降低企業融資成本。

六、結語

本文基于包含創新環境、創新投入、創新產出三大方面的科技創新中心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對比分析了粵港澳大灣區、北京、上海三地建設國際科創中心的優勢和劣勢。本文的研究結論和政策建議能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國際科創中心提供較好的參考。由于粵港澳大灣區中中國香港和中國澳門兩地的部分統計數據缺失,部分指標只包含粵港澳大灣區內地9城市的統計數據。未來研究可以在進一步完善指標體系的基礎上,對三地國際科創中心的建設展開動態分析,更好地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國際科創中心、實現高質量發展提供扎實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