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分工、全要素生產率與區域經濟增長*

● 姜 慶，蘇 皚

（1. 河源職業技術學院 工商管理學院，廣東 河源 517000；2. 華南理工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廣東 廣州 510641）

一、引言

隨著中國經濟體量迅速增大，中國東部沿海地區在國家政策的支持下，充分發揮地理優勢，集中有利的資源，實現經濟率先發展的同時也逐漸擴大與東北地區、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的經濟差距。由于中國區域之間的地理條件、基礎設施和經濟環境顯著不同，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短期內難以趨同。區域經濟格局的差異為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了更多可供選擇的發展模式、路徑和道路，從而避免因為過于依賴單一發展路徑而可能帶來的風險；并且可以破解發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問題[1-2]。區域協調發展是破解中國地區不平衡發展矛盾的主要戰略，國家對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重視程度越來越高。城市群等區域合作組織的主要使命也從引領經濟高速增長轉變為輻射帶動外圍地區經濟發展，實現區域經濟共同發展。2018 年中國政府印發的《關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的意見》提出以城市群推動國家重大區域戰略融合發展，建立以中心城市引領城市群發展、城市群帶動區域發展新模式；并要求健全市場一體化發展機制和深化區域合作機制。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城市群是否帶動外圍欠發達地區經濟快速增長，以及如何影響區域經濟增長等問題具有重要意義。

廣東省作為中國的經濟大省，其經濟發展模式在全國具有代表性和先發性，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具有典型性。由于具有毗鄰香港、澳門和臺灣的優勢，廣東省政府駐地廣州市和主要經濟特區深圳市、珠海市及其臨近的城市經濟快速發展。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于1995 年初步形成，并逐步成為中國經濟實力最強的城市群之一。與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粵東西北12 城市經濟發展卻長期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珠江三角洲城市群與外圍粵東、粵北和粵西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與我國四大經濟區域的差異極為相似?；诖?，廣東省常常被認為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縮影，其經濟發展經驗對全國其他地區有較大的借鑒意義[3-4]。

為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廣東省委、省政府于2004 年首次提出珠三角與粵北山區及粵東、粵西兩翼共建產業轉移工業園[5]，鼓勵珠江三角洲地區產業向粵東、粵北和粵西地區轉移，以期實現分工、合作的產業體系，促進珠江三角洲地區產業結構升級、提升產業競爭力的同時加快粵東西北地區的經濟發展。

然而，區域分工理論認為由于各地區在生產效率和經濟效益存在差異，促使各地區選擇和發展優勢產業，以提高生產效率和獲得更高的經濟效益，進而就形成了各地區的產業分工。學者普遍認為產業轉移推動了產業分工，但是否促進了區域經濟共同增長存在不同意見。一部分研究認為通過產業轉移實現合理的產業分工，可以通過中心城市的擴散效應帶動周邊地區發展，可以促進整體區域的經濟增長；另一部分研究認為在市場機制下，低效和虧損的產業轉移到落后地區后，受技術水平、人員素質和營商環境的制約，無法帶動承接產業轉移地區的經濟快速增長。本文通過對廣東省珠江三角洲地區和粵東西北地區產業分工影響區域經濟增長的機制進行深入研究，進而提出發達地區帶動落后地區經濟發展的產業轉移政策建議，以期為全國的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提供參考和借鑒。

二、文獻綜述

產業分工是產業轉移主要動因，并通過產業轉移實現專業化生產，進而實現技術進步和集聚，促進生產效率提升。周偉和寧煊分析了京津冀城市群的產業轉移升級，認為產業轉移優化配置了生產要素、推動產業結構的升級和產業分工，促進區域經濟增長[11]。學者們對產業合理分工影響區域經濟增長進行了深入的研究。Rivera-Batiz 和Romer 對國際區域經濟合作組織的研究發現了促進區域經濟共同增長的原因是中心和邊緣地區分別集聚了分工不同的產業群[12]。中國國內學者的研究支持了產業分工對區域經濟增長的重要性，早期的研究更關注大中小城市之間、中心與外圍之間分工協作對城市群形成發展的影響[13]。隨著研究的深入，學者們對產業分工對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進行了實證分析，尚永珍和陳耀認為城市群各城市間合理的產業分工協作模式能顯著促進區域經濟共同增長[14]；劉乃全和吳友對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實證研究以及于光妍和周正對11 個國家級城市群的實證研究也支持產業合理分工對區域經濟增長的正向影響效應[15-16]。城市群的產業分工不合理、重復建設將制約區域經濟增長，例如周天蕓和黃亮對泛珠江三角洲城市群進行實證分析，認為城市群存在產業結構趨同、重復建設等問題，導致城市之間難以發揮協同效應，進而影響了區域經濟共同發展[17]。

全要素生產率在產業分工影響區域經濟增長過程中起重要的中介作用。賀勝兵等認為在產業轉移的過程中，東部地區可以把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出去，從而優化了地區資源要素配置，有效促進了全要素生產率提升;中西部承接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入能否促進全要素生產率提升，關鍵在于承接的產業是否具有集聚性[18]。趙博宇進一步證實了承接產業轉移地區的全要素生產率出現了顯著下降，并將制約地區的經濟增長[19]。

綜上，現有研究成果對產業轉移促進產業分工，進而影響區域經濟增長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但能否有效促進區域經濟共同增長存在分歧；而全要素生產率可能在產業分工影響區域經濟增長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但現有文獻仍缺乏對產業轉出的發達地區和承接產業轉入的落后地區產業分工通過全要素生產率影響區域經濟增長的異質性進行比較分析。為此，本文將重點考察廣東省的珠江三角洲地區和粵東西北地區產業分工對區域經濟增長影響機制的差異。

三、理論基礎與研究假設

區域分工理論主要是運用比較優勢理論、要素稟賦學說、國際貿易分工理論來研究區域經濟分工的理論。區域分工理論認為，由于各地區基礎設施、資源稟賦和經濟發展條件存在差異，投入同樣勞動或生產同樣產品，生產效率和經濟效益會存在較大的差異。各地區要盡最大可能利用自身的有利條件和比較優勢，選擇和發展優勢產業，并進行專業化生產，才能提高生產效率，取得較好的經濟效益，這樣在各地區之間就形成了產業分工。

亞當·斯密認為國際貿易產生的基礎在于各國之間的勞動生產率不同，基于這個觀點他提出了絕對優勢理論。該理論認為在自由貿易的條件下，為了實現成本降低和效率提升，國家或地區將選擇具有優勢的生產部門，就自然實現了分工[6]。在絕對優勢理論的基礎上，大衛·李嘉圖提出了比較優勢理論，該理論認為區域分工和貿易的產生并不只限于絕對成本的大??；兩國之間由于存在勞動生產率水平的差異，具有高技術水平的國家無論生產什么產品勞動生產率均處于優勢地位，但這種差距并不是在任何產品上都是相等的；每個國家應該把資本和勞動都集中生產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并進行出口，同時減少生產并進口比較劣勢的產品，這樣雙方均能獲得專業化分工和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效益[7]。比較優勢理論比絕對優勢理論更具有普遍意義。

絕對優勢理論和比較優勢理論均強調貿易和分工是基于不同國家或地區之間生產技術水平差異導致勞動率水平的不同，但這沒有辦法解釋生產技術水平相當的發達國家貿易越來越頻繁的現象，要素稟賦學說解釋了這個問題。貝蒂爾·奧林提出了要素稟賦學說，該學說認為國家或地區之間要素稟賦存在相對差異，或者利用這些要素的強度存在差異，這些要素包括資本、土地等；那么國家和地區就應該生產和出口能充分利用本國具有相對優勢生產要素的產品，而減少生產并進口本國相對稀缺的生產要素所生產的產品，這就形成了國家和地區的分工[8]。

Solow 提出的索洛模型奠定了新古典經濟理論的基礎，并成為全要素生產率的經典理論模型，該模型認為經濟增長包括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產率兩部分[9]。索洛模型經后人研究并改進為C-D生產函數模型，可以分解出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通常稱為索洛余值法。在規模報酬不變假設下，C-D 生產函數可以表達為：

其中,Yi,t為城市i在t期的實際產出，Ai,t為城市i在t期的全要素生產率（TFP），Ki,t為城市i在t期的資本投入，Li,t為城市i在t期的勞動投入，α、β分別為資本與勞動的產出彈性，規模報酬不變的假設下，α+β= 1。

全要素生產率表示技術進步和要素配置效率促進生產效率提升，進而對經濟增長的帶動效應。全要素生產率已經成為影響經濟長期增長的重要因素。廣東省基于相關理論推進珠江三角洲向粵東西北地區產業轉移，以期實現分工、合作的產業體系[9]，進而促進區域經濟的共同增長。然而，在粵東西北地區承接珠江三角洲地區產業轉移，形成產業分工合作過程中，雖然資本投入和人力投入均得到一定幅度提升，卻未有證據顯示其經濟增長加快，相反珠江三角洲地區呈現經濟快速增長，貧富差距加大的趨勢[10]。全要素生產率在產業分工影響區域經濟增長的過程中，珠江三角洲地區和粵東西北地區是否存在明顯差異？為此，提出假設1 和假設2：

H1：珠江三角洲地區產業分工通過全要素生產率的中介效應促進區域經濟增長。

H2：粵東西北地區產業分工通過全要素生產率的中介效應對區域經濟增長有負向影響。

四、研究模型與數據說明

（一）中介效應模型

中介效應研究方法是社會科學研究的常用方法之一。如解釋變量X通過影響某一變量M對被解釋變量Y產生一定的影響，則把變量M作為解釋變量X和被解釋變量Y的中介變量。中介變量發揮的作用就稱為中介效應，中介效應模型可用圖1 來描述變量之間的關系。

圖1 中介效應模型示意圖

根據圖1，可以構建計量模型來描述變量之間的關系為：

式中，a、b、c和c'為待估系數。c是解釋變量X對被解釋變量Y的影響系數，代表了X作用于Y的總效應；a是解釋變量X對中介變量M的影響系數，代表X作用于M的效應；b是控制了解釋變量X之后，中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Y的影響系數，代表M作用于Y的效應；c'是控制了中介變量M之后，解釋變量X對被解釋變量Y的影響系數，代表X作用于Y的直接效應；ε1、ε2和ε3為均值為0 的隨機誤差項?？傂扔谥苯有烷g接效應之和，即c=ab+c'。中介效應模型分析的目標是檢驗ab效應是否存在，并用它在總效應中的比重來衡量中介效應的作用程度。

（二）指標選取與計算

根據研究假設和中介效應的研究方法，需要選擇被解釋變量、核心解釋變量和中介變量，為了得到更可靠的估計結果，還需要選擇影響解釋變量的控制變量。

1.被解釋變量（lnpgdp）

本文用廣東省21 市的人均GDP 作為被解釋變量，主要原因：一是世界銀行的《世界發展報告》依據人均GDP 劃分不同國家的發達程度；二是城市群的一體化發展促進了人口流動，中國學者評估區域經濟增長的成果一般采用人均GDP 作為經濟增長的評估變量[15]；三是人均GDP 可以從政府部門公布的統計年鑒資料中觀測得到。為了減少物價因素帶來的偏差，按照每個城市的人均GDP 平減指數把所有年份的人均GDP 折算成2004 年的實際人均GDP，取對數為lnpgdp。

2.核心解釋變量與中介變量

（1）產業分工(div)

早在2004 年，廣東省就啟動了珠江三角洲城市向粵東西北城市的產業轉移工作，以期形成產業分工與協作機制。本文借鑒陳國亮和唐根年的研究成果[20]，采用2004—2021 年間廣東省21 市19 個行業從業人數計算不同城市的產業結構高級化差異度以衡量產業分工。具體計算公式為：

式（5）中，Divij,t為城市i與廣東省其他20 個城市的產業分工程度，其計算公式為：

（2）全要素生產率（tfp）

全要素生產率表示技術進步、勞動生產率提升、要素配置優化、政策紅利和規模效應等影響經濟增長的效果，常采用索洛剩余值法估算全要素生產率[21]。按照式（1）計算全要素生產率，其產出、勞動投入和資本投入的取值和計算如下：

首先，產出數據按可比價格計算的城市國內生產總值GDP，可以直接從統計年鑒獲得，需將國內生產總值按價格平減指數折算成2004 年不變價格的實際GDP。

其次，勞動投入數據指生產過程中實際投入勞動量，本文借鑒閔樹琴和王希的做法，采用各城市年末從業人數度量勞動投入量指標[22]，數據可以直接從歷年《廣東省統計年鑒》獲取。

最后，資本投入為各城市各年的資本存量，一般采用永續盤存法進行估算，估算公式如下：

其中，Ki,t是城市i在t期資本存量；Ii,t是城市i在t期以當期價計算的固定資產投資額，可以從《廣東省統計年鑒》直接獲??；Pi,t是城市i在t期基于2004 年基期的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可以從各城市的統計年鑒獲取，部分缺失數據采用廣東省對應年份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代替；δ是折舊率，借鑒張軍等的成果采用9.6% 的折舊率[23]；Ki,t-1是城市i在t- 1 期資本存量，由于2004 年以來的統計資料未公布各城市的資本存量，本文采集了《廣東省統計年鑒》公布的2003 年21 市的固定資產折舊額，按照折舊率折算出2003年初的資本存量，減去2003 年的折舊額，加上2003 年固定資產投資額，再按照2004 年的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折算成2004 年初的資本存量。

3.控制變量

進一步選取影響經濟增長的控制變量包括財政支持水平（gov）、對外開放水平（open）、居民儲蓄率（save）和基礎設施（lninf）。政府可以通過財政政策對市場經濟活動進行干預，進而影響經濟增長，借鑒楊子暉的做法采用財政支出占GDP 的比例代表財政支持水平[24]；對外開放水平可加快改革進程以促進經濟增長[25]，以進出口總額占地區GDP 比重來度量，進出口總額以美元為單位的，按照對應年份的中間匯率進行轉換；居民儲蓄率會影響地區的投資和消費，進一步影響地區的經濟增長水平[26]，選取城鄉居民儲蓄總額占地區GDP 比例衡量居民儲蓄率；基礎設施對地區經濟增長有重要的作用[27]，選取公路里程作為基礎設施的代理變量，數據可以從統計年鑒獲取，進行對數處理。

（三）數據說明

本文研究需要的廣東省21 市2004—2021 年統計數據原始資料均來源于歷年的《廣東省統計年鑒》和各城市的統計年鑒。根據各數據計算結果得到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如表1 所示。

表1 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五、實證結果與穩健性檢驗

（一）廣東全省檢驗結果

運用Stata16 軟件根據中介效應分析的方法，分別采用三步法和Sobel 檢驗考察2004—2021年廣東全省21 市產業分工通過全要素生產率中介作用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估計結果如表2 所示，其中列（1）在不考慮全要素生產率影響的情況下，產業分工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系數在1%顯著水平上為正；列（2）估計了產業分工對全要素生產率影響，結果表明產業分工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系數在1%顯著水平上為正；列（3）同時考慮產業分工和中介變量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影響，結果表明產業分工和中介變量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均在1% 顯著水平上為正，其中產業分工的影響系數為0.069。進一步采用Sobel 檢驗來驗證中介效應的顯著性，表2 同時列出了SobelZ 值、Goodman-1Z 值和Goodman-2Z 值，均在1%水平上支持中介效應的顯著性。綜合考量以上估計結果，說明在廣東全省產業分工對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而全要素生產率在產業分工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中存在部分中介效應。中介效應值為產業分工影響全要素生產率的回歸系數和全要素生產率影響經濟增長的回歸系數之積0.072，占產業分工對經濟增長總效應的51.36%。因此，廣東全省的產業分工能夠促進全要素生產率，并通過全要素生產率的中介作用對經濟增長產生正向沖擊。

表2 全省產業分工通過全要素生產率影響經濟增長的效應

（續）

（二）珠江三角洲地區和粵東西北地區檢驗結果

根據前文研究方法，分別估計珠江三角洲地區和粵東西北地區的產業分工通過全要素生產率中介作用影響經濟增長的效應，估計結果如表3所示。

表3 分區域產業分工通過全要素生產率影響經濟增長的效應

根據表3 的結果，列（1）估計了珠江三角洲地區在不考慮中介變量全要素生產率的情況下產業分工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結果表明影響系數在1%顯著水平上為正；列（2）估計了珠江三角洲地區產業分工對中介變量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結果表明影響系數在1%顯著水平上為正；列（3）估計了珠江三角洲地區產業分工和中介變量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影響，結果表明產業分工和中介變量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均在1%顯著水平上為正。進一步采用Sobel 檢驗來確保中介效應的顯著性，珠江三角洲地區中介效應檢驗的SobelZ 值、Goodman-1Z 值和Goodman-2Z值均在1%水平上顯著。所以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全要素生產率在產業分工促進經濟增長中存在部分中介效應，其中介效應值為0.052，占產業分工升級對經濟增長總效應的46.51%。

列（4）估計了粵東西北地區在不考慮中介變量全要素生產率的情況下產業分工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結果表明影響系數在10% 顯著水平上為正；列（5）估計了粵東西北地區產業分工對中介變量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結果表明影響系數在1%顯著水平上為正；進一步考察列（6）的估計結果產業分工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系數在1%顯著水平上為正，而中介變量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影響在1% 顯著水平上為負，該結果說明全要素生產率在產業分工影響經濟增長中產生了負向中介作用。為了進一步驗證粵東西北地區產業分工是否通過全要素生產率的中介效應影響經濟增長，采用Sobel 檢驗法進行檢驗，結果SobelZ 值、Goodman-1Z 值和Goodman-2Z 值分別為-2.529、-2.506 和-2.552，均在5% 顯著水平上拒絕了沒有中介效應的原假設，所以粵東西北地區的全要素生產率在產業分工影響經濟增長中具有負向中介效應，中介效應值為產業分工影響全要素生產率的回歸系數和全要素生產率影響經濟增長的回歸系數之積-0.024。

（三）穩健性檢驗

為確保估計結果的穩健性，進一步采用Bootstrap 檢驗法進行驗證。分別對廣東全省、珠江三角洲地區和粵東西北地區進行500 次抽樣檢驗產業分工通過全要素生產率促進經濟增長的中介作用，分別得到500 個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值，計算出效應均值和95%置信區間。如未包括0，說明中介效應是顯著和穩健的[28-29]。表4 結果顯示，廣東全省、珠江三角洲地區和粵東西北地區的間接效應（中介效應）在1% 水平上顯著，中介效應均值與前文估計的結果相同。廣東全省產業分工通過全要素生產率促進經濟增長的中介效應值置信水平95% 置信區間[0.053,0.092]，中介效應均值在1% 顯著水平上為0.072，與實證結果相符；珠江三角洲地區的中介效應值置信水平95% 置信區間為[0.026,0.079],中介效應均值在1% 顯著水平上為0.052。兩組結果的置信區間均沒有包括0，說明廣東全省和珠江三角洲地區產業分工通過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正向中介效應是穩健的；而粵東西北地區中介效應值置信水平95% 置信區間為[-0.040,-0.008]，沒有包括0，中介效應均值在1% 顯著水平上為-0.024，進一步證實了粵東西北地區產業分工通過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產生顯著的負向影響。

表4 產業分工通過全要素生產率影響經濟增長效應的穩健性檢驗

六、進一步討論

2018 年中國政府印發《關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的意見》，提出建立以中心城市引領城市群發展、城市群帶動區域發展新模式。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于1995 年初步形成，是中國最早期的城市群之一，并逐步成為中國經濟實力最強的城市群之一。廣東省政府2004 年試圖通過產業轉移政策實現珠江三角洲地區帶動周邊粵東西北地區的經濟共同增長。然而文獻研究表明，該政策實施以來，珠江三角洲地區并未有效帶動粵東西北地區的經濟增長[30]。統計年鑒資料的地區經濟增長數據也證實了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經濟快速增長，深圳市和廣州市作為城市群中心城市，人均GDP 居全國地級市前列；與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包括汕頭市在內的粵東西北地區12 市的經濟發展卻長期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本文的實證結果驗證了H1和H2，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廣東的產業轉移實施過程中，珠江三角洲地區未能帶動粵東西北地區經濟增長的原因。全要素生產率在珠江三角洲地區產業分工影響經濟增長過程中產生了顯著的正向中介效應，珠江三角洲地區經濟增長加快；而在粵東西北地區雖然產業分工在一定程度上促進經濟增長，全要素生產率卻在產業分工影響經濟增長過程中產生了顯著的負向中介效應，致使粵東西北地區經濟增長相對緩慢。廣東省的“雙轉移”政策能較好解釋其中差異，2008 年，中共廣東省委和省政府印發了《關于推進產業轉移和勞動力轉移的決定》，要求把勞動密集型產業從珠江三角洲地區轉移到粵東西北地區，推動珠江三角洲地區加快發展先進和優勢產業；粵東西北地區推動農村勞動力向城鎮和第二、三產業轉移的同時，還需為珠江三角洲地區培養和轉移高素質勞動力。所以，珠江三角洲地區與粵東西北地區通過轉移實現產業分工的同時，珠江三角洲地區集聚了包括從粵東西北轉入的高素質勞動力在內的更多優質資源要素，集中發展高附加值的先進和優勢產業，促進了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并驅動了經濟增長。而粵東西北地區在承接產業轉移中，雖然全要素生產率有所提升，但卻在產業分工影響經濟增長過程中產生負向的影響。

產業布局是地區產業的空間分布和組合，其優化過程是城市群協調發展，實現經濟共同增長的重要基礎。從實證結果看，粵東西北地區全要素生產率在產業分工影響經濟增長的過程中產生負向的中介效應。通過調研發現粵東西北地區的承接產業轉移園區一般為深圳（河源）產業轉移工業園、廣州（清遠）產業轉移工業園等，意味著粵東西北地區承接產業轉移的模式主要為承接某個特定珠江三角洲地區的產業轉移，珠江三角洲地區為了保持自身優勢，不可避免地把效率低下、效益不佳、環境污染的企業轉移到對口承接的合作共建產業轉移園區，承接產業轉移的粵東西北地區由于產業魚龍混雜，故無法通過產業集聚和規模效應來促進全要素生產率，因而對經濟增長有一定的阻礙作用。

七、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通過采集廣東省21 市2004—2021 年的統計數據，運用中介效應模型分別檢驗廣東全省、珠江三角洲地區和粵東西北地區產業分工通過全要素生產率影響區域經濟增長的中介效應，結果發現：廣東全省與珠江三角洲地區產業分工均通過全要素生產率的中介作用對區域經濟增長產生顯著的正向沖擊。而粵東西北地區產業分工通過全要素生產率的中介作用對區域經濟增長產生顯著的負向影響。

根據研究結論，本文建議繼續推進珠江三角洲地區向粵東西北地區的產業轉移，進一步促進城市間分工，分別實現珠江三角洲地區和粵東西北地區的產業結構高級化。廣東省政府部門應做好全省的產業布局規劃，確定每個城市的主導產業?；洊|西北地區主導產業的確定不僅需要能充分利用好本地的資源，更要與珠江三角洲地區形成錯位、互補和協調發展的格局。針對產業分工未能通過全要素生產率中介效應促進區域經濟增長的問題，建議改變現在對口城市承接產業轉移的模式，采用飛地經濟產業合作模式或專業化產業園區承接模式。飛地經濟產業合作模式的基本載體是開發區、產業園區，可以理解為是對口城市承接產業轉移模式的升級版，但不同之處在于雙方城市不僅共建園區，還共同管理、共同分享稅收等收益，其經濟效應納入雙方的績效考核。飛地經濟合作模式的優勢首先在于珠江三角洲地區出于利益的考量，不再純粹轉移低效的產業，而會作通盤考量；其次是由于珠江三角洲地區參與園區管理也能更好地提升運作效率；最后是園區經濟的良好發展態勢將對承接地的經濟增長產生正向的外溢作用。專業化產業園區承接模式是根據城市群產業布局的總體安排，在粵東西北地區建設專業化的產業承接工業園，如電子產業轉移工業園、陶瓷產業轉移工業園等，專業化承接珠江三角洲地區的產業轉移，從而讓產業園區形成產業集群，發揮集聚效應和規模效應，進而提升生產率，促進區域經濟的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