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泉州海外貿易崛起中的中央地方互動關系

納巨峰,肖遠璨,陳永煌

(西北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甘肅 蘭州 730124)

泉州的經濟與港口發展史可以說是宋代史研究的重點。泉州港是當時的國際貿易大港,從泉州的海外貿易與經濟發展情況可以一窺兩宋時期的對外關系與國家經濟政策。關于南宋泉州貿易的崛起,以往學者主要從政策和經濟優勢入手進行研究。黃純艷[1-2]認為,南宋泉州成功吸引外商的原因在于招徠外商、優待外商、保護外商的好政策。陳高華與吳泰[3]提出,南宋泉州港的崛起源于宋金戰爭所帶來的政治與經濟形勢變化。朱嘉侖[4]分析,泉州貿易的崛起可歸因于獨特的地理環境、安定的社會環境、宋室的南遷、國家海外貿易政策對泉州發展的支持、市舶司的設置以及阿拉伯帝國的崛起。泉州海交史博物館的李玉昆[5-6]認為,泉州貿易的繁盛源自于優良的港灣、發達的造船業、先進的航海技術、繁榮的經濟腹地等共同營造的港口優勢,以及鼓勵貿易、強化市舶管理、整頓吏治等政治優勢。雖然學者們從各自不同的角度對泉州海外貿易興起的原因進行了總結分析,但大多側重于對各種史實材料及論點的羅列,而忽視了各方政治力量在泉州實際管理中的互動關系,及其對于泉州貿易蓬勃發展所提供的支持與合力。

就南宋而言,緊張的國家財政使得朝廷對商業貿易的財稅收入尤為重視,泉州因此得到了快速發展的契機。而泉州貿易的崛起不可避免地需要當地各方政治力量之間的協作與互動。南宋泉州地方機構——泉州政府和市舶司對泉州貿易發展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南外宗正司作為南宋唯一長期設置在港口城市的宗正司,皇族成員的大量存在,一方面,推動了泉州海外貿易的發展,另一方面,卻加大了泉州政府的財政壓力。但南外宗正司的存在為泉州海外貿易帶來了新的可能性,成為當時一股不可忽視的政治經濟力量。中央政府作為國家最高機關,領導了泉州地方建設與政策規劃,又通過各種手段將泉州政府、市舶司、南外宗正司緊緊聯系在一起,推動了泉州海外貿易的發展。

一、泉州政府與泉州市舶司的通力合作

泉州市舶司的一切行動最終都指向了一個目標:發展外貿。這既是設立泉州市舶司的目的之一,也是泉州政府的執政目標之一。為達成此目的,二者都在履行相關職責,并施行了各種吸引外商的政策,形成了互為補充、相互協作的有利局面。

(一)泉州政府與泉州市舶司在外貿政策上的調整與發揮

南宋泉州在中央的支持與默許下,對外貿政策作出了一定的調整和發揮,史籍中的相關記載不在少數。這些政策涉及面相對較廣,從調整不合理關稅稅率到出臺海外貿易的主動性招誘政策,再到對外商貿易環境的保護等都有規定。泉州市舶司與泉州政府在中央朝廷的領導下相互配合,盡可能實施和協調各項外貿政策,以強化泉州港的貿易吸引力。

首先,在海關關稅政策調整方面,早在紹興二年(1132)福建市舶司遷往泉州時,朝廷便責令其“務要招徠蕃商,課額增羨”[7],泉州由此開始對海關關稅上的調整。南宋孝宗淳熙年間,顏師魯任職泉州知州,“始至即蠲海舶諸稅”[8]。嘉定十年(1217),提舉市舶使趙崇度與知州真德秀“同心劃洗前弊,罷和買,禁重征”[8]28;次年,到泉州的貿易船只驟增至以往的3倍以上。南宋理宗紹定五年(1232),真德秀“以右文殿修撰知泉州,番舶畏苛征……德秀首寬之”[9]。在這些關稅政策的調整中,有些是對稅率的簡單調整,有些則是對征稅過程中存在的貪污舞弊和苛政行為進行整改。但僅僅如此并不能達到廣泛吸引外商來華的目的,因此,泉州各方機構還不遺余力地推動吸引外商政策的出臺,以各種方式激勵外商來華貿易。

其次,泉州地區大力整頓吏治。南宋時朝廷尤為注重市舶利潤,強調吏治。趙彥侯在安溪縣令任上“以儒術飾吏事,條教詳明,邑用以制,祀名以宦”[10]。任職市舶司時,有下屬向其進獻財寶以賄賂,被他鞭撻警示。趙崇度到任泉州市舶司后,針對以往泉州“歲以土物送著貴人不洎”的舊例,以“吾不能脧脂膏以市寵榮”將其廢止。[8]28淳祐七年(1247),方蒙仲出任“泉州通判攝郡守篆兼司舶”[8]24,大力懲處徇私舞弊與貪腐的官吏。

再者,泉州積極推動外商來泉貿易。泉州市舶司“出給公據,付劉著等收執,前去羅斜、占城國說諭招納,許令將寶貨前來投進”[11],簡單來說就是以海商吸引海商。與此同時,紹興六年(1136)泉州知州連南夫奏請,“諸市舶綱首能招誘舶船、抽解貨物、累價及五萬貫十萬貫者,補官有差”[9]4 537。泉州提出的方案很快得到了中央的認可,綱首蔡景芳就以此招誘外商舶貨,“收息錢九十八萬緡”[9]4 538,補官承信郎。由此吸引來的海商不在少數,宋史記載:“然海商入蕃,以興販為招誘,僥幸者甚眾?！盵9]4 538

(二)泉州政府以實際行動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

泉州政府成功吸引外商的因素并不限于前文所述的內容,還在于其采取了積極的政治行動,如維護蕃商合法權利、保護海洋貿易、興建基礎設施等。這些工作大多不在市舶司的職權范圍內,但其與泉州政府在吸引外商上存在共識,因此雙方在這些方面多有協作。

為了方便海外貿易的發展,交通設施的建設是必不可少的。泉州政府通過基礎設施的修建,將泉州城、泉州港及東南經濟腹地全面連接起來。泉州橋梁的建設工程就是例證,“南宋時,泉州地區一系列巨大橋梁工程就是為了適應于對外貿易發展、水陸運輸繁忙而興建的。晉江一縣宋時共有石橋九十座,府志中有明確記載宋建的石橋就有五十座,而南宋所建有三十五座”[12]。而這只是南宋泉州基礎設施建設的一個縮影。

打擊海盜等賊寇也是泉州政府的一個重要職責。淳熙七年(1180),山賊沈師作亂泉州汀州,戍守將領戰死,泉州知州程大昌臨危受命率軍討伐,迫使賊寇逃離;嘉定十一年(1218),泉州知州真德秀調集軍隊圍剿王子清、趙希卻的海賊船隊,成功誅殺大?？苴w希卻,海盜最終逃離福建;紹定五年(1232),真德秀擊退進犯泉州的周旺一海盜船隊,并協同水師將其擊潰逃離。[13]泉州政府對賊寇的打擊,維護了泉州地區海外貿易的安全。

此外,泉州還設有供外國商人居住的蕃坊,由政府任命蕃人擔任蕃長進行管理。蕃坊中由蕃長進行管理,依據民族和宗教習俗差異因俗而治,但政府仍掌握完全的主權,刑事案件須上交泉州當局裁決。隨著外商的逐漸增多,泉州地區也慢慢接受并承認外國人在中國的婚姻權和財產繼承權,甚至也允許外國商人的子女在各類學校上學。

總的來看,泉州政府所做的很多事情是對市舶司工作的一種補充。職責上的重合并沒有帶來扯皮推諉的官僚作風,反而呈現出如真德秀與趙崇度“同心劃洗前弊”、如方蒙仲與趙汝適身兼數職合理協調政府與市舶司事務這樣的良好風氣。如果說市舶司負責的是吸引外商,那么泉州政府則是給予外商以相應的保障,二者協作的結果便是共同構成了吸引外商的良好貿易環境,這是泉州能夠成為宋元第一大港的重要因素。泉州政府的積極有為以及適應地方實際所作的政策調整與實際行動,使得泉州港深得外商青睞,甚至有大量外商來華時專程從泉州入關貿易。

二、南外宗正司同地方機構在海貿領域的協作互動

(一)南外宗子密切參與泉州市舶司的管理

南外宗子擔任提舉市舶使的情況不在少數,“從南外宗正司遷入泉州到南宋滅亡這一百多年的時間里,擔任泉州提舉市舶使的有93人,其中宗室11人,占十分之一多一些”[14]?；首宄蓡T與地方官吏共事于市舶司,更像是一種貴族與官僚的協作模式。南外宗子在泉州政治文化中的參與程度非常之高,很多泉州重要的決策行動、祭祀典禮都有他們的參與。

南外宗子多能就發展泉州、促進海貿而采取積極的行動。宗子趙仲儡任職于南外宗期間,雖未對泉州貿易有直接貢獻,但其堅決打擊犯罪,維護泉州和平安定,為貿易發展創造了良好環境。[15]紹興二十一年(1151),宗子趙令衿任泉州知府,組織修建安平橋和東洋橋,將港口與主要貿易市場連接起來;他們尊重海外蕃商的風俗與信仰,允許他們在泉州修建清真寺,使得泉州在招誘外商上有了更多的優勢。(1)根據伊斯蘭教的相關教義以及部分學者對此的研究,伊斯蘭教是一個重視商業鼓勵貿易的宗教,堅信伊斯蘭教的商人無論在哪里都會得到真主安拉的保佑。宋朝時期,阿拉伯帝國興起,阿拉伯商人成為最主要的國際貿易群體,其以人數眾多、規模龐大、財力雄厚而著稱,一些官員也提出對阿拉伯商人(大食商人)要重點關注,積極“招誘”。嘉定元年(1208),宗子趙崇度任提舉市舶使時“罷和買、禁重征”[16],遏制了重征勒索的風氣,泉州海外貿易得以恢復。

南外宗子還廣泛參與泉州的祈風典禮。由于海上航行極怕遭遇惡劣天氣,人們便寄希望于各類風俗信仰,祈風典禮便是其中一種。祭祀典禮同樣也是國家意志的一種體現,“參與祈風典禮的官員有:郡守、典宗、宗正、統軍、總管、別駕、左翼權軍、邑令尹等”[5]68?，F存的泉州九日山祈風石刻中就有相關記載:“淳祐丁未仲冬二十有一日,古汴趙師耕以郡兼舶祁風遂游?！盵17]“咸淳丙寅,南至后十日,禱風此山。知宗兼郡事古汴趙?！盵17]627不僅是身為提舉市舶使主持典禮的南外宗子,普通宗子也會到場參與,這被看作是皇室對支持海洋貿易的一種政治表態。

(二)南外宗子與海外貿易的密切聯系

南宋朝廷借助泉州發達的社會經濟與財政收入供養南外宗子,同時又適當允許南外宗子參與海上貿易活動,如此一來,南外宗子既能因自身巨大的舶貨消費需求吸引大量海商來泉貿易,又能主動參與貿易,獲取相關的貿易收益,從而形成了新的海商集團——南外海商集團。這對泉州外貿經濟有著不小的推動作用。

“南宋時從各國各地區運進泉州港的商品,種類繁多……進口商品以香料和藥材為大宗?！盵18]雖然百姓也多有消費,但消費的主力軍仍然是皇族貴族、豪強地主等,南外宗子自然也在其中。南外宗與西外宗因“以省財用”而合并一處,由朝廷賜予生活補給,紹興年間南外宗子349人,歲“費錢二萬緡”[19],可見此時的宗室收入較為豐厚。但不久之后,隨著財政負擔越來越大,朝廷不斷壓縮并改變支費攤派方式,將支出攤派到地方的路、州之上,后來更是直接由州來承擔,“1231年的全部14 500貫俸錢平均到每人只有63貫”[20]。這么做一方面是卸包袱,將壓力轉移至地方州縣,另一方面也是想借此激勵宗子自食其力。

面對這樣的情況,真德秀提出了一個方案,這個方案“不是要削減宗室補助,而是要重新分攤宗室之費,增加轉運司和市舶司承擔的份額”[20]230,也就是說將市舶收入與宗室待遇相關聯。與此同時,南宋宗子因俸錢大幅減少,不得不另尋出路,“為懋遷之利,與商賈皂隸為伍”[11]147,“散居民間,出入市井,混雜市民”[11]147,積極參與商業活動。1974年,泉州灣后渚港出土了一艘宋代沉船,出土文物顯示,這艘沉船無論是所載貨物還是船主都與南外宗正司有關,其中“香料木、香藥出土數量最多……總重量(未經完全脫水)達4 700多斤”[21],這正是當時最具價值的商品。傅宗文先生在細致研究出土文物的基礎上,得出了“南外宗正司以其一貫的從事蕃舶興販的行為,使自己轉化為事實上的海商集團”[22]的結論。由此可知,南外宗子經營海外貿易規模之龐大。

需要說明的是,盡管泉州政府供應宗室錢米的壓力較大,但實際上泉州供應之難的原因在于“朝廷運司應贍養之數少,而本州出備多”[16]255,可見分配不均才是泉州問題之關鍵[19]。

宗正司因其皇族血緣與中央屬性擁有著相對官僚階層而言較為特殊的政治地位。南外宗正司是南宋唯一設置在市舶司港口的宗正司,因此朝廷有著不同于北宋的管控態度。在中央的默許之下,南外宗正司開始大量參與泉州的經濟政治活動。不過,因行事不端而被中央懲處的宗子也不在少數,紹興二十四年(1154),趙世任職南外宗正司,其間勾結官吏為非作歹,奪取商人船舶,后于紹興二十九年(1159)被泉州知州范如圭“以法義正之”[23],紹興三十一年(1161)作為西外宗正被罷免;嘉泰四年(1204),南外宗正趙彥禔因“越職妄作,憑誣以瀆圣明,興獄以虐無辜”[11]5 049而被罷免;嘉定六年(1213),泉州提舉市舶使趙不熄因“多抽蕃舶,抄籍誣告”[11]5 071而被降官。

南宋統治者對宗室的態度很微妙,用一句話總結就是“有限的放縱,合理的控制”。南外宗正司始終在中央默許的范圍內活動,從最初的不干政到被允許參政,從少部分涉及貿易到大量直接參與貿易,宗室人員的活動都是在中央的默許之下,也是在中央的限制之下進行的。在泉州港的發展上升期,南外宗一直在中央的“放縱與限制”中發揮著自己的作用。

三、中央政府對泉州地方機構、南外宗正司的統籌領導

宋朝自建立之初就重視“招誘”外商來華貿易。雍熙四年(987),宋太宗就派內侍8人,攜帶詔書前往海外諸國招誘進奉,博買貨物。南宋時,朝廷更加重視此事,宋高宗曾說:“市舶之利,頗助國用,宜循舊法,以招徠遠人,阜通貨賄?！盵11]4 216因朝廷對市舶之利的重視,市舶之利就容易影響泉州主政官員的升遷,市舶司官員亦如此。中央政府通過市舶之利將泉州政府與泉州市舶司的利益協調了起來。

中央政府對泉州貿易的政治支持非常多。南宋建立之初,中央大幅提升泉州港外貿的待遇與規格,使之與廣州港并駕齊驅。乾道三年(1167),中央詔令“福建市舶司于泉、漳、福州、興化軍應合起赴左藏西庫上供銀內,不以是何窠名,截撥二十五萬貫,專充抽買乳香等本錢”[11]4 218,截撥款項用于支持市舶司抽買舶貨。南宋朝廷曾連發15道度牒,責令泉州修造船、建營寨、增水軍,以防御海盜,樞密院也下令福建安撫司與提刑司整頓水軍、攻剿海盜、以靖海疆。理宗開慶元年(1259)海盜作亂泉、漳海域,“朝廷命憲使王熔克期征繳”[13]98-99。中央對泉州的腐敗問題也十分重視,不少知府、提舉市舶使因此受到懲處,宗室皇族也不能幸免。嘉泰四年(1204),提舉市舶使曹格因“移易乳香”[11]5 049被罷免;趙彥禔、趙不熄、趙世等宗子也先后因不法行為而受到懲處……

對于泉州地方積極的政治行動,中央朝廷大多持默許態度,甚至很多政策都是在朝廷的支持下推行的。泉州市舶司對海關稅率的改革,源自紹興二年(1132)朝廷的責令——“務要招徠蕃商,課額增羨”[7]1 010;泉州政府與市舶司對外商、綱首的補官獎勵,源自于朝廷的嘉獎政策——“閩、廣舶務監官抽買乳香每及一百萬兩,轉一官”[9]4 538;泉州政府大規模修建橋梁、港區等基礎設施,允許外商修建清真寺,幕后都有朝廷的庇護與支持;甚至泉州蕃坊的設置和管理體制的確定,都是受到中央的指示。

對于成功吸引外商的市舶司官員,中央也有獎勵政策。中央將海外貿易的發展情況作為考核市舶司官員的標準之一,管理得當、海貿發展良好的市舶司官員可以享受朝廷的嘉獎和升遷,如“閩、廣舶務監官抽買乳香每及一百萬兩,轉一官”[9]4 538。聯系前文,可以認為“說諭招納”“招商補官”是泉州市舶司在這一政策激勵下的積極行為,也是泉州地方對中央外貿政策的調整與發揮。

關于南外宗正司,中央有意利用宗室來實現對地方的控制與掌握。以往宋朝并沒有宗子擔任提舉市舶使的先例,南渡后,“出于對當時面臨的特殊政治、經濟的考慮,南宋統治者一改以往對宗室嚴加防備不允許他們掌握實權的慣例,調整宗室政策開始大膽選用宗室成員”[24]18。南外宗正司入閩以來,朝廷也開始選用一些能代表皇權又忠于國家的宗子,讓他們參與海外貿易管理。宗正司與市舶司本不相干,但在中央的有意控制下,南外宗子領導市舶司成為南宋泉州市舶司的常態。中央借宗子參政,一方面深入推進泉州的貿易發展,一方面將中央力量深入地方。另外,南外宗子還是進口舶貨,尤其是海外奢侈品的主要消費群體,他們的存在,使得蕃商來泉的貿易規模迅速擴大。海外舶商、國內海商、南外海商三大海商集團,儼然成為泉州海外貿易興旺發達的主要支持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一人兼任多種職務的現象較為常見,尤其是知州與提舉市舶使的兼任,為泉州貿易發展和多部門協同工作提供了一定的便利。據學者研究,南宋泉州以知州身份兼任提舉市舶使的官員有近18位,嘉定年間趙崇度、紹定四年李韶、紹定年間孫夢觀與真德秀、端平二年葉宰與黃樸、嘉熙元年劉煒叔、嘉熙三年趙涯、嘉熙四年王會龍、淳祐七年陳大猷與趙師耕……都曾以泉州知州身份任職提舉市舶使。[24-25]他們在任期間大多恪盡職守,推動了泉州貿易港的發展。淳祐七年(1247),方蒙仲出任“泉州通判攝郡守篆兼司舶”[8]24,主政一方兼管市舶,大力清除泉州積弊。嘉定十七年(1224),趙汝適任泉州市舶使,后于寶慶元年(1225)兼泉州知州與南外宗正,一人身兼三職,對泉州貿易做出較大貢獻,并撰寫著作《諸蕃志》。當然,也有南外宗和地方機構兼職的情況,寶慶年間宗子趙汝騰“知泉州、知州南外宗正司事”[9]12 653,“皆有善政”[8]23。中央政府通過職務的調配,將多部門協同到一起,盡可能減少泉州在海貿管理上的紛爭,從而實現泉州海外貿易的合理運作與快速發展。

四、結語

中央朝廷、南外宗正司以及以泉州政府和泉州市舶司為代表的地方主政機構,形成了相互協調合作的關系,促使泉州在海外貿易上的迅速崛起,最終使泉州成為宋元第一大港。要理解南宋時期泉州港外貿崛起及海商廣泛來華的原因,就應當著重認識三方的互動關系。

中央朝廷對地方有著很好的整體調控作用。在嚴格把關泉州各大機構主政者及施政措施的基礎上,中央支持并引導地方積極發揮自身作用。泉州地方招誘外商、博買貨物、掃平?？?、宴請海商;南外宗正司參與經濟貿易、祈風典禮,執掌市舶司……無不有中央在背后提供政治支持。中央對不法官員與宗室成員的打擊也是堅決的,不少違法違規的官員和宗室成員受到懲處,維護了泉州吏治的清明,保障了海外貿易的穩定發展。

以泉州政府和泉州市舶司為代表的地方主政機構,忠于朝廷、勵精圖治,積極發展泉州海洋貿易、招誘外國商人,在外貿管理與招誘外商方面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方法與體系。泉州政府清掃?？芑謴秃Ｃ姘矊?、興建港口橋梁等基礎設施……市舶司整改海關稅務、主動出海宣傳泉州貿易港……整個施政過程中,市舶司大多能與泉州政府站在一起,形成合力,共同推動泉州海外貿易的發展。南宋泉州的崛起,泉州政府與泉州市舶司功不可沒。

南外宗正司是泉州經濟發展成果的食利者。泉州市舶司在成為南外宗支費的主要供給者之后,南外宗的利益就與市舶司綁定在了一起。在中央朝廷與泉州地方機構的有意支持下,南外宗正司積極參與市舶司管理與海外貿易,真正擔負起皇族成員應盡的責任,儼然從貴族享樂集團轉變為泉州經濟政治的積極參與者和貢獻者,而這在中國古代史上是鮮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