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運河與漕運

摘? 要? 西周以前，水運主要是利用自然水道。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根據軍事斗爭的需要開挖運河。漢代主要是在關中等地興修運河，建安時期曹操在黃河以北興修運河。在前人的基礎上，隋煬帝開通濟渠、永濟渠、江南河，第一次建立了貫穿南北的運河交通秩序。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大都（今北京）后，運河交通及漕運方向發生了變化，為此，需要建立新的運河交通秩序。凡水運皆可以“漕運”相稱，大規模的漕運始于漢代。漢代以后的漕運主要有十個方面值得關注。一是沿水路調集租米及賦稅等入京，可以保證京師地區的糧食安全和政治穩定；二是在開拓疆土及平叛中負有特殊的使命；三是可以促進區域經濟發展及商品流通；四是水次倉即沿岸建造的中轉倉可以在國家有事時就地運兵運糧至前線，也可以就近賑災放糧；五是鹽運是漕運的一部分；六是海上運糧是漕運的特殊形式；七是在改朝換代中漕運負有特殊的使命；八是采取邊地屯戍之策，以達到“省漕”的目的；九是漕運包括以水運為主的水陸聯運；十是漕運制度建設與過程管理。

關鍵詞? 運河? 通濟渠? 漕運? 水次倉? 海運

作者簡介 ：? 張強，文學博士，淮陰師范學院文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

基金項目 ：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大運河文化建設研究”（19ZDA186）

春秋時期是中國興修運河的肇始期。興修時主要有三種情況，一是原本沒有水道，在平地上開挖水道，如東周洛邑（今河南洛陽）陽渠；二是原有的河道不具備水運能力，拓寬拓深后使之具有水運能力，如曹操在黃河以北開挖的白溝等；三是新開水道并與有水運能力的河流聯合使用，形成運河，如隋代通濟渠有黃河航段和淮河航段等。漕運本指水運，春秋諸侯爭霸時，主要為運兵運糧提供服務。后世有了新的變化，漕運的基本任務是保證京城的糧食安全，與此同時，又為征伐、賑災救荒等服務，如建在各地的水次倉即漕運中轉倉有向不同方向調糧的功能；又如征戰時后勤補給線太長的話，將會導致運糧成本過高，針對這一情況，通常采取的措施是就地屯戍，以節省漕運。此外，元明兩代有一段時間內河漕運不通，為此，采取了從海上運糧入京的方式，可以說，海漕是漕運的特殊形式。

一、春秋戰國時期：運河開挖的初始期

從興修區域性的內河航線，到將不同區域的內河航線連接到一起，通過改變交通運輸方式，運河帶動了沿線社會經濟及城市的發展。

周代以前，交通以陸路為主?！吨芏Y ·大司徒》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薄稘h書 ·地理志上》云：“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蹦菚r雖有水運，但主要是利用自然水道。如《尚書 ·禹貢》敘述九州貢道時，有兗州“浮于濟、漯，達于河”，青州“浮于汶，達于濟”，徐州“浮于淮、泗，達于河”，揚州“沿于江、海，達于淮、泗”之說，這些都是說利用自然水道的情況。

時至春秋，為了滿足領土擴張后的交通需求，一些諸侯國開始在境內外開挖運河。如司馬遷記載道：“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西方則通渠漢水、云夢之野，東方則通溝江淮之間。于吳，則通渠三江、五湖。于齊，則通菑濟之間?！? 司馬遷：《史記 ·河渠書》，中華書局，1982年，第1407頁。? 這些運河具有區域性的特點，主要是為各諸侯國的政治、經濟、軍事等服務，如吳國在境內外開挖運河，一是改善自身的交通條件，二是提高農業的生產水平，三是為爭霸服務，建立一條與中原相連的運糧運兵的水上通道。

平王東遷，以洛陽為中心的黃河中下游地區成為各諸侯國爭霸的場所。這一時期，橫亙中原“與濟、汝、淮、泗會”的鴻溝，成為諸侯爭霸時利用的對象。中國古代有長江、黃河、濟水和淮河等四條獨立入海的大河，鴻溝與黃河、濟水和淮河等三大水系相通，極大地改善了原有的水上交通條件。如鴻溝自滎陽向西可入黃河航線，沿黃河入渭水可入關中，隨后直通京城長安（今陜西西安）；自滎陽向東入淮、泗，經江淮之間的邗溝可抵長江北岸，隨后可進入長江流域及長江以南的區域。

司馬遷稱鴻溝“與濟、汝、淮、泗會”，黃河南徙后，濟水在黃河南岸的水道已不復存在，故可知在周定王五年黃河南徙前鴻溝已投入使用。胡渭論述道：“及周之衰，王政不修，水官失職，諸侯各擅其山川以為己利。于是有滎陽下引河為鴻溝者，自是以后，日漸穿通，枝津交絡，宋、鄭、陳、蔡、曹、衛之郊，無所不達。至定王五年，河遂南徙，無他，河水之入鴻溝者多，則經流遲貯，不能沖刷泥沙故也?！? 胡渭：《禹貢錐指》，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456頁。? 東周政治中心建在洛邑，經濟發達地區集中在以洛邑為中心的黃河兩岸，鴻溝自滎陽面向東南與淮河及支流泗水、汝水相會，有意思的是，四瀆即江、河、淮、濟，只有淮河呈南北流向。胡渭論述道：“淮水自今河南汝寧府息縣南東流，經光山縣北，是為揚域。又東經光州北，又東經固始縣北，又東北經江南鳳陽府潁州北，又東經霍丘縣北、潁上縣南，又東經壽州北，與豫分界。又東北經五河縣東南，又東經泗州南、盱眙縣北，又東北經淮安府清河縣南，又東經山陽縣北，又東經安東縣南，而東北注于海，與徐分界?！? 胡渭：《禹貢錐指》，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51頁。? 鴻溝通淮及支流汝、泗，從而為開發汝、泗區域創造了必要的條件，后來，又為開發淮河支流潁水沿岸打開了方便之門，時至東漢，潁水兩岸成為天下最富庶的地區。

邗溝位于江淮之間，公元前486年，吳王夫差為北上爭霸利用淮河下游的水道興修了這條運糧通道。鴻溝入淮及與邗溝相連有四個方面的意義：一是自鴻溝入淮入邗溝可以抵長江北岸的揚州，如果繼續向前，跨越長江可經吳古故水道或秦丹徒水道深入江南的腹地，而如果走水路溯江而上的話，可深入兩湖、巴蜀等地。二是邗溝在改善淮南交通的同時，為開發淮南立下了汗馬功勞。如《尚書 ·禹貢》敘述淮南土地及農業收成時有“厥土惟涂泥，厥田唯下下”之說。開鑿邗溝以后，這塊以揚州、淮陰為核心的貧瘠之地開始成為著名的糧倉。三是漢代吳王劉濞統治淮南時，重點發展鹽業，為后世淮鹽的崛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四是在經濟中心移往江淮及江南的過程中，這條水上交通線既擔負著維護京城糧食安全的使命，同時又擔負著商貿往來的重任。

鴻溝、邗溝雖然不是開挖最早的運河，但它們所經過的區域都曾先后崛起農業經濟中心。具體來講，中國的農業經濟中心在移往江南以前，先是在黃河中下游地區，后來崛起于江淮?？上?，人們只重視古代中國的農業經濟中心自黃河中下游地區轉移到江南的歷史，對江淮一直缺少必要的關注。江淮農業經濟地位下降，主要是兩個原因造成的：一是從三國分立時起，江淮開始成為不同政權反復爭奪的戰場，這一情況直接影響了社會經濟特別是農業經濟的發展；二是宋高宗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冬，東京留守杜充為阻金兵南下而開挖黃河堤壩，從此開啟了江淮成為洪水走廊的先河，如史有“杜充決黃河，自泗入淮以阻金兵”? 脫脫：《宋史 ·高宗紀二》，中華書局，1985年，第459頁。? 之說?？梢哉f，南宋以后及元明清三代，黃河奪泗奪淮的歷史均與此相關。黃河奪泗侵淮給江淮帶來滅頂之災，改變了“走千走萬，不如淮河兩岸”的歷史。然而，如果注意到從隋唐到北宋這一歷史時期，當知在江淮出現揚州這樣的全國第一大商業都會不是偶然的，亦可知江淮曾是全國最發達的農業經濟區域和重要的商品集散地。

晉室南渡后，江南的農業經濟得到了開發，其中，江南運河如吳古故水道、秦丹徒水道等均在農業開發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些運河除了有交通運輸功能外，還有排洪防澇、改良土壤等功能。南北分治時期，無論南朝北伐還是北朝南征，都是沿水路運兵運糧的，在這一過程中，鴻溝、邗溝、吳古故水道、秦丹徒水道等連接中原與江淮及江南的運河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綜上所述，春秋戰國時期是運河開挖的初始期，這一時期各諸侯國根據軍事斗爭的需要開挖運河，如吳國興修了吳古故水道、邗溝和菏水等。秦滅六國，國祚不長，故沒有機會進行運河建設。漢王朝建立以后，主要在黃河流域興修運河。建安時期，曹操在北方興修運河，為隋煬帝開鑿永濟渠奠定了基礎。

二、隋朝：貫穿南北的運河交通秩序初建成

時至隋代，運河建設進入了歷史的新階段。一般認為，隋代運河建設發生在隋煬帝即位以后，其實這一認識偏頗，應始于隋文帝。具體地講，一是隋文帝在關中興修廣通渠等，改變了關中的交通條件；二是廣通渠等具有灌溉、改良土壤、排洪防澇等多種功能，這些功能疊加在一起改善了關中的農業生產條件；三是隋文帝將運河建設擴展到關東、江淮等區域，多次重修邗溝，又整治汴口（鴻溝入河口），這表明隋文帝已有將關中、關東、江淮等地運河相互連接的構想，旨在以關中控制關東及全國。

在隋文帝興修運河的基礎上，隋煬帝全面揭開了建設東都洛陽水陸交通運輸體系的序幕，興修了通濟渠、永濟渠和江南河等三條運河。三條運河編織了一個巨大的交通運輸網絡，這一龐大的工程主要利用了歷朝歷代和隋文帝興修運河的成果。具體地講，自長安至揚州的通濟渠，主要利用了先秦鴻溝、漢代石門堰等及隋文帝重修汴口、邗溝等成果。通濟渠自洛陽出發，經陽渠入洛水，經洛口入黃河，隨后走黃河航線入汴口即滎口（在今河南滎陽西），繼續東行入淮，途經淮北到淮南以后入邗溝，經邗溝可抵長江北岸的揚州。在經濟中心移往江淮及江南的背景下，通濟渠憑借自然地理區位優勢成為隋王朝最重要的運河。這條運河不但將黃河流域的洛陽與江淮連到一起，而且自揚州渡江可深入江南腹地，溯江而上可深入長江流域。開渠后，隋煬帝下令沿通濟渠修筑御道，又增強了通濟渠的陸運能力。

再來看看永濟渠，永濟渠入黃河前有與通濟渠合用的共線。兩渠都是自洛陽出發，經陽渠入洛水，經洛口入黃河，入黃河后，兩渠的航線發生變化，其中，通濟渠入河后向東行至汴口出黃河，永濟渠自洛口渡河至北岸。史稱：“四年春正月乙巳，詔發河北諸郡男女百余萬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 魏征：《隋書 ·煬帝紀上》，中華書局，1973年，第70頁。? 永濟渠建設發生在大業四年一月。永濟渠至黃河北岸后，先是引沁補給水源，隨后又因男丁不足，征用女性服勞役。又稱：“四年，發河北諸郡百余萬眾，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自是以丁男不供，始以婦人從役?！? 魏征：《隋書 ·食貨志》，中華書局，1973年，第687頁。? 從大勢上看，永濟渠呈南北走向，先是引沁入運，后是將黃河以北的大部分河流納入補給水源，與此同時，又利用了建安時期曹操在河北地區興建的白溝等，從而建成了一條自洛陽直抵幽、燕大地的戰略大通道。

永濟渠與通濟渠互通，形成了面向不同方向的水上交通能力。此外，隋煬帝又沿兩渠堤岸興修御道，進一步提升了兩渠的利用價值。與通濟渠、江南河相比，永濟渠興修的難度最大。興修永濟渠的難度有三：一是建設的過程中需要避開太行山；二是黃河以北是黃河泛濫及改道的高頻區，受到其水文的支配和左右，黃河改道往往會引起相關區域的水文變化，這樣一來，增加了興修永濟渠的難度；三是永濟渠自南向北，截斷了自西向東且有不同入?？诘暮恿?，由于將這些河流統一到獨流口（今為天津市靜海區北獨流鎮）經小直沽（今天津境內）入海，在破壞原有水系的同時，加大了興修永濟渠的工程量。

與通濟渠、永濟渠相比，江南河興修的難度最小。江南水網密布，水資源豐富，從大的方面講，隋煬帝興修江南河，主要利用了吳古故水道、秦丹徒水道等。經過一千多年不間斷開挖，至隋煬帝一朝，貫穿四方的水上交通運輸體系終于建立起來了。在新式交通工具如火車等出現以前，水運無疑是效率最高的交通形式。

當國都在黃河流域時，無論是建都長安、洛陽還是大梁（今河南開封），漕運方向雖發生了一些變化，但不會發生國都位置變化后原運道廢棄或沿岸城市衰敗的情況。然而，到了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大都（今北京）時，運河交通及漕運開始發生重大變化。具體地講，政治中心北上后，原先的水運體系已不能適應新的需求，史有“運糧則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灤旱站，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以達于京”? 宋濂：《元史 ·食貨志一》，中華書局，1976年，第2364頁。? 之說。采用水陸聯運即繞道而行的耗費實在太大，稍后，又采取了“海漕”即海上運糧。海運的基本線路是，先將江南糧食集中到發運點劉家港（今江蘇蘇州太倉瀏河），隨后，從劉家港起航沿長江入海，入海后沿海岸線北上，至直沽（今天津）登岸入廣通倉，等候北上入京。

元代政治中心雖北上燕地，但其經濟中心仍在江南。史稱：“元都于燕，去江南極遠，而百司庶府之繁，衛士編民之眾，無不仰給于江南?！? 宋濂：《元史 ·食貨志一》，中華書局，1976年，第2364頁。? 元人眼中的“江南”是指江南省，其中包括盛產淮鹽的沿海區域。

為了開通京杭大運河，元王朝主要采用了四大措施：一是在前人的基礎上興修了從直沽到大都的通惠河；二是重點興修了山東境內的會通河；三是開通了徐州至清口（在今江蘇淮陰碼頭鎮）的黃河運道；四是利用和改造了元代以前的運河等，如利用和改造了從臨清到直沽的御河、從淮陰到揚州的江淮運河、從鎮江到杭州的隋及隋前運河。通過采取這四大措施，元王朝實現了大運河東移的戰略構想。

明成祖朱棣奪取政權后，遷都北京。這一時期，最能代表明代興修京杭大運河成就的工程是重開會通河。重開會通河的直接原因是，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河決原武（今河南原陽），淤塞會通河。為恢復自江南北上的航線，宋禮等奉命疏鑿會通河，進而再次開通貫穿南北的大運河。

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運道大壞，工部尚書朱衡提出開挖自南陽至夏村的備用運道方案。在這中間，朱衡采納了潘季馴“浚留城口至白洋淺舊河，屬之新河”的意見?？弊h時，給事何起鳴表達了贊成朱衡、潘季馴意見的想法，并提出了“舊河難復，新河宜開”的意見?！靶潞印笔桥c“舊河”相對的概念，舊河原本是會通河的一部分，開新河的目的是改造會通河沛縣及留城一帶的航線，避開黃河的侵擾。此后，又開泇河。泇河長二百六十里，自夏鎮（今山東微山）李家口經韓莊湖口可抵達臺兒莊（今屬山東棗莊），從臺兒莊經邳州東直河口至董溝進入黃河（泗水故道）。史稱：“其后開泇河二百六十里，為閘十一，為壩四。運舟不出鎮口，與黃河會于董溝?！? 張廷玉：《明史 ·河渠志三》，中華書局，1974年，第2079頁。? 新河和泇河開通后，在改造會通河運道的同時，降低了該航段航行的風險。

清代繼續維護貫穿南北的京杭大運河的運道安全，并根據需要改造和疏浚了大運河的不同航段。在這中間，最重要的改造工程是自清口至徐州的借黃行運的航線。改造前，這條航線以黃河為運道；改造后，另開新航線，成功地避開了黃河風險。

綜上所述，隋文帝開關中運河改善了關中的水上交通條件，隋煬帝以洛陽為中心興修貫穿南北的通濟渠、永濟渠，同時在吳運河的基礎上開江南河，第一次建立了貫穿南北的運河交通秩序。此后，蒙古入主中原，原有的運河交通體系已不能適應新形勢，為此，在部分利用舊航線的基礎上開辟新道，建立起自杭州北上至京城的運河交通體系。在這一過程中，元人開鑿會通河及借黃行運，改造了原有的航線。此后，明清兩代，在繼承和拓展元代內河漕運空間的過程中，根據各航段出現的新問題進行了重修。

三、漢代以后：漕運功能的拓展及值得研究的十個方面

運河與自然水道黃河、長江、淮河等實現互通后，擴大了漕運的范圍。漕運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漕運指水運，凡水運皆可以“漕”相稱。如魯僖公十三年（公元前647年），為救晉國發生的糧荒，秦國發動了“泛舟之役”?！蹲髠?·僖公十三年》云：“秦于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泛舟之役?！彼抉R遷亦記載道：“于是用百里奚、公孫支言，卒與之粟。以船漕車轉，自雍相望至絳?！? 司馬遷：《史記 ·秦本紀》，中華書局，1982年，第188頁。? 所謂“泛舟之役”，是指魯僖公十三年晉國發生饑荒后向秦國請求救助，在百里奚等人的建議下，秦國從水路調糧入晉?！稇饑?·魏策一》交代魏國及大梁地理形勢時有“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障者參列，粟糧漕庾不下十萬”等語，姚宏、鮑彪注：“漕，水運。庾，水漕倉?！? 姚宏、鮑彪：《戰國策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648頁。? 漢宣帝時，趙充國有“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余枚，皆在水次?！怃钕隆闭Z，顏師古注：“漕下，以水運木而下也?！? 班固：《漢書 ·趙充國辛慶忌傳》，中華書局，2007年，第2986頁。? 據此可知，凡水運皆可以“漕”相稱。

狹義的漕運，初指由國家出面組織的利用運河及自然水道開展運糧和運兵行動。如隰朋奉齊國君主之命，沿齊運河入黃河到趙國進行糧食貿易活動，故《管子 ·輕重戊》有“齊即令隰朋漕粟于趙”之說。吳王夫差開邗溝，溝通江淮?！蹲髠?·哀公九年》云：“秋，吳城邗，溝通江淮?！壁鯗祥_通后，為吳國北上與齊國爭霸及運兵運糧等提供了強有力的后勤支援。如《太平御覽》引《吳越春秋》佚文：“吳將伐齊，自廣陵掘溝通江淮?！? 李昉：《太平御覽 ·州郡部十五 ·淮南道》，中華書局，2011年，第821頁。? 酈道元亦記載道：“昔吳將伐齊，北霸中國，自廣陵城東南筑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韓江，亦曰邗溟溝，自江東北通射陽湖?！兜乩碇尽匪^渠水也，西北至末口入淮?！? 酈道元：《水經注 ·淮水》，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水經注疏》下冊，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555頁。? 邗溝在運兵運糧中的作用，確立了吳軍戰勝齊軍的優勢。

漢代以后的漕運主要有十個方面值得關注。

其一，從水路調集租米及賦稅等入京，可以保證京師地區的糧食安全和政治穩定。劉邦建漢以后，社會安定、經濟繁榮，雖說有多方面的原因，但與加強漕運的相關性是不容置疑的。具體地講，關中是四塞之地，物產有限，進入和平發展期以后，人口進入快速增長期。馬端臨論述道：“漢初，致山東之粟，不過歲數十萬石耳。至孝武，而歲至六百萬石，則幾十倍其數矣?！? 馬端臨：《文獻通考 ·國用考三 ·漕運》，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39頁。? 關中人口大幅度增長后，糧食需求空前擴大。

其二，開拓疆土及平叛，需要以漕運的方式向邊地運糧及軍用物資。如漢初，每年調運關東的糧食只有數十萬石，到了漢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猛增到四百萬石，史有“歲漕關東谷四百萬斛以給京師”? 班固：《漢書 ·食貨志上》，中華書局，2007年，第1141頁。? 之說，到了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已高達六百萬石，如史有“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 司馬遷：《史記 ·平準書》，中華書局，1982年，第1441頁。? 。歲運增加一方面與關中人口增長等因素相關，另一方面與漢武帝開辟西北戰場打擊匈奴相關。又如隋唐兩代為平定遼東，以永濟渠為運道向東北方向運兵運糧，運河為穩定遼東的政治局勢做出了重要貢獻。史稱：“大業七年，征遼東，煬帝遣諸將，于薊城南桑乾河上，筑社稷二壇，設方壝，行宜社禮?！? 魏征：《隋書 ·禮儀志三》，中華書局，1973年，第160頁。? 大戰之前，隋煬帝到薊城南桑乾河上建社稷壇，“行宜社禮”，明確地表達了平定遼東的決心和意志。

其三，漕運可以促進區域經濟發展及商品流通。首先，可以帶動沿線經濟的發展。如永濟渠以白溝為基礎，沿途納入淇水、漳水等河流，同時又以清河、屯氏河、沽河、桑乾河等為運道，將航線延長到涿郡帶動了相關區域的社會經濟發展。其次，不同區域參與經濟大循環既加強了各地的經濟聯系，同時又以經濟方面的聯系加強了政治聯系。如唐玄宗在長安建漕運碼頭廣運潭時，表達了漕通四方的意圖。史稱：“又于長樂坡瀕苑墻鑿潭于望春樓下，以聚漕舟。堅因使諸舟各揭其郡名，陳其土地所產寶貨諸奇物于袱上?！娝乙源屋彉窍?，天子望見大悅，賜其潭名曰廣運潭。是歲，漕山東粟四百萬石?！? 歐陽修：《新唐書 ·食貨志三》，中華書局，1975年，第1367頁。? 又稱：“堅預于東京、汴、宋取小斛底船三二百只置于潭側，其船皆署牌表之。若廣陵郡船，即于栿背上堆積廣陵所出錦、鏡、銅器、海味；丹陽郡船，即京口綾衫段；晉陵郡船，即折造官端綾繡；會稽郡船，即銅器、羅、吳綾、絳紗；南?？ご?，即玳瑁、真珠、象牙、沉香；豫章郡船，即名瓷、酒器、茶釜、茶鐺、茶碗；宣城郡船，即空青石、紙筆、黃連；始安郡船，即蕉葛、蚺蛇膽、翡翠。船中皆有米，吳郡即三破糯米、方丈綾。凡數十郡。駕船人皆大笠子、寬袖衫、芒屨，如吳、楚之制?！? 劉昫：《舊唐書 ·韋堅傳》，中華書局，1975年，第3222-3223頁。? 在廣運潭漕運碼頭停泊的船只來自全國各地，其中，標明起始地的漕船涉及廣陵郡、丹陽郡、晉陵郡、會稽郡、南?？?、豫章郡、宣城郡、始安郡、吳郡等地，在漕船上展示的手工業制品有錦、鏡、綾緞、瓷器、酒器、茶具、筆墨紙張、玉器等。將來自各地的手工業制品等堆放在停泊于廣運潭碼頭的船只上，雖有精心策劃的色彩，但從一個側面說明了漕運給社會經濟帶來了繁榮，甚至促進了海外貿易的發展。如南?？さ南笱朗峭ㄟ^海外貿易獲取的，從南?？かI象牙一事中當知，關中與其他不同區域的運河及黃河水道等串聯在一起，成功地擴大了漕運范圍，加快了商品流通的速度，為長安再度成為國際貿易中心城市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最后，在一些航段節點建稅場或榷關，可以通過征收商稅增加國家財政收入，如宋代在盱眙建稅場，又如明清兩代沿大運河建榷關等。

其四，水次倉（漕運中轉倉）是漕運研究的重要方面，主要有六個方面值得關注。第一，古代水次倉建設有悠久的歷史。戰國后期魏國沿鴻溝建中轉倉，已初步揭開后世建水次倉的序幕。此后，三國時期孫吳沿破岡瀆建“邸閣”? 陳壽：《三國志 ·吳書 ·吳主傳》，中華書局，2011年，第1146頁。? ，進一步確證了建水次倉的必要性。第二，大規模興建水次倉發生在隋代。隋文帝建十三州水次倉明確地表達了為京城糧食安全服務及賑災等方面的訴求，如史有“轉運通利，關內賴之。諸州水旱兇饑之處，亦便開倉賑給”? 魏征：《隋書 ·食貨志》，中華書局，1973年，第684頁。? 之說。第三，隋代在航段節點或河口建造水次倉，為實行“分級接運”之策奠定了基礎，為向不同方向運糧創造了條件。如黎陽倉建在永濟渠與淇水及黃河交匯的河口，廣通倉建在廣通渠與渭水及黃河交匯的河口，太原倉（常平倉）建在自黃河進入渭水之前的航段節點上。隋煬帝營造東都洛陽時繼續興建水次倉，有意將洛口倉、回洛倉、含嘉倉、河陽倉等建在通濟渠與洛水及黃河交匯的河口，進一步提升了水次倉在漕轉中的作用。第四，水次倉既可以在國家有事時就地運兵運糧至前線，也可以就近賑災放糧。史稱：“及隋亦在京師，緣河皆有舊倉，所以國用常贍?！? 劉昫：《舊唐書 ·食貨志下》，中華書局，1975年，第2115頁。? 第五，以水次倉為依托，可以采用不同的漕運方式。如唐代有汴不入河、河不入洛、河不入渭、河不入汾的規定，宋代有分級接運和直運等形式，明代有長運、兌運、支運等形式。第六，不同朝代根據漕運方面的變化，建立了不同的出納和管理制度?？傊?，自漕運成為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后，歷代漕運均重視水次倉建設，進而完善了水次倉的管理和漕運制度。

其五，鹽運是漕運的一部分，自春秋齊國實行鹽鐵官營以后，鹽稅一直是保證國用的重要方面。歷代征收鹽稅有不同的情況，至德元年（公元756年），唐肅宗令第五琦在全國各道設榷鹽機構即鹽業專賣專營機構，從此，榷鹽成為解決非常之需的基本途徑，如史有“又至德初，為國用不足，令第五琦于諸道榷鹽以助軍用”? 劉昫：《舊唐書 ·劉晏傳》，中華書局，1975年，第3514頁。? 之說。唐代在十五道建榷鹽機構，將全國分成十五個食鹽專賣專營區。繼第五琦制定鹽法以后，劉晏臨危受命，具體負責東南漕運及鹽鐵專營事務。劉晏出任鹽鐵使以后，在肯定民產、官收的基礎上，將官運、官銷改為商運、商銷，通過改革，在調動商人參與運銷積極性的同時，又將官府從煩瑣的鹽運鹽銷事務中解放出來。因東南是榷鹽和漕運重地，為了增加中央財政收入及以鹽利保漕運，劉晏重點改革了東南鹽政。洪邁記載道：“唐世鹽鐵轉運使在揚州，盡斡利權，判官多至數十人，商賈如織。故諺稱‘揚一益二’，謂天下之盛，揚為一而蜀次之也?！? 洪邁：《容齋隨筆 ·唐揚州之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22頁。? 在揚州設鹽鐵轉運使的目的有三，一是以揚州為中轉地加強東南漕運，二是將淮鹽和浙鹽納入國家財政及稅收范圍。江浙有良好的水上交通條件，劉晏在吳、越、揚、楚等地建立了漣水、湖州、越州、杭州等四大鹽場，試圖通過完善其生產體系為征榷淮鹽和浙鹽創造必要的條件。在重點監管東南四大鹽場產銷的同時，為提高商人參與鹽運和經銷的積極性，廢除諸道自行設置的關卡，在提高效率的同時，降低了商運成本。經此，劉晏在重點征榷淮鹽的基礎上取得了天下之賦，鹽利居半的成果，如史有“大歷末，通計一歲征賦所入總一千二百萬貫，而鹽利且過半”? 劉昫：《舊唐書 ·劉晏傳》，中華書局，1975年，第3514頁。? 的成果，可謂鹽稅支撐起了唐王朝財政的大半壁江山。

其六，海運是漕運的特殊形式，故海運有“海漕”之說。如元王朝殘余勢力退往大漠以及李氏朝鮮侵擾遼東的局面形成后，為了加強北方防務，明朝建立了以北平（今北京）和遼東為終點的海運通道，如史有“其后海運餉北平、遼東為定制”? 張廷玉：《明史 ·食貨志三》，中華書局，1974年，第1915頁。? 之說，又有明成祖永樂元年（公元1403年）“平江伯陳瑄、都督僉事宣信充總兵官，督海運，餉遼東、北京”? 張廷玉：《明史 ·成祖紀二》，中華書局，1974年，第79頁。? 之說，這些舉措表明，會通河淤塞后南北漕運航線不通，為加強北方防務亟須輸糧北上，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沿用了元代的海運之策。史稱：“永樂元年，平江伯陳瑄督海運糧四十九萬余石，餉北京、遼東。二年，以海運但抵直沽，別用小船轉運至京，命于天津置露囤千四百所，以廣儲蓄。四年定海陸兼運?，u每歲運糧百萬，建百萬倉于直沽尹兒灣城?！? 張廷玉：《明史 ·河渠志四》，中華書局，1974年，第2114頁。按：明成祖朱棣奪取皇位后遷都北京發生在永樂十九年（公元1421年），因朱棣遷都前與朱元璋在位期間的情況大體相同，故可將相關措施視為加強北方防務的延續。? 這一時期的海漕主要有兩個接運點，一是從直沽尹兒灣城上岸轉入通惠河，為北平即北京提供急需的戰略物資；一是從蓋州衛（治所在今遼寧營口蓋州市）梁房口關和金州衛（治所在今遼寧大連）旅順口關上岸，為經營遼東提供必要的戰略支援。如史有“又西北有梁房口關，海運之舟由此入遼河”? 張廷玉：《明史 ·地理志二》，中華書局，1974年，第953頁。? 之說，又有“旅順口關在南，海運之舟由此登岸”? 張廷玉：《明史 ·地理志二》，中華書局，1974年，第954頁。? 之說。

其七，漕運在改朝換代中負有特殊的使命。楚漢之爭時，漕運方向是自關中向關東。史稱：“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興關中卒，輒補缺?！? 司馬遷：《史記 ·蕭相國世家》，中華書局，1982年，第2014-2015頁。? 蕭何以關中為大本營采用水陸聯運的方法，將糧食及戰略物資運往關東，為劉邦戰勝項羽提供了強有力的后勤支援。在推翻元王朝的過程中，明太祖朱元璋利用運河等建立了支援北伐、運江南錢糧北上的漕運通道。史稱：“洪武元年北伐，命浙江、江西及蘇州等九府，運糧三百萬石于汴梁。已而大將軍徐達令忻、崞、代、堅、臺五州運糧大同。中書省符下山東行省，募水工發萊州洋海倉餉永平衛。其后海運餉北平、遼東為定制。其西北邊則浚開封漕河餉陜西，自陜西轉餉寧夏、河州?！? 張廷玉：《明史 ·食貨志三》，中華書局，1974年，第1915頁。? 北伐有北上和西進兩個戰略目標，在這中間，徐達取江南錢糧建立了以汴梁為中心的漕運中轉站。為打擊元軍，徐達以汴梁為中轉站運糧到山西大同。這一時期，調集江南錢糧支援統一戰爭是漕運的基本特點。史稱：“明洪武元年決曹州雙河口，入魚臺。徐達方北征，乃開塌場口，引河入泗以濟運，而徙曹州治于安陵。塌場者，濟寧以西、耐牢坡以南直抵魚臺南陽道也?！? 張廷玉：《明史 ·河渠志一》，中華書局，1974年，第2013頁。? 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徐達北伐“浚開封漕河餉陜西”“引河入泗以濟運”雖然可以視為明代漕運之始，但這一漕運通道只是臨時性的通道，目的是為了解決眼前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利用黃河和泗水河道，因此不能算是嚴格意義上的開挖運河行為。

其八，采取邊地屯戍之策，以達到“省漕”的目的。如漢宣帝一朝，以先零羌為首的諸羌發動河西叛亂。為了解決戍邊將士每月“用糧谷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 班固：《漢書 ·趙充國辛慶忌傳》，中華書局，2007年，第2985頁。? 的難題，趙充國提出了加強屯戍的主張。史有“今張掖以東粟石百余，芻槁束數十。轉輸并起，百姓煩擾”? 班固：《漢書 ·趙充國辛慶忌傳》，中華書局，2007年，第2979頁。? 之說，顏師古注“今張掖以東粟石百余，芻槁束數十”云：“皆謂直錢之數，言其貴?！? 班固：《漢書 ·趙充國辛慶忌傳》，中華書局，2007年，第2980頁。? 為避免煩擾百姓，趙充國從分析士兵征戰用糧情況入手，提出解散騎兵，令其屯戍即“省漕”的主張。趙充國的看法有四點：一是軍馬消耗的糧草遠遠超過士兵，如“罷騎兵”轉為屯戍，可以減少糧草消耗，化解因“徭役不息”帶來的負擔；二是河西有良好的屯田條件，騎兵轉為屯戍后，可與“留馳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史士私從者”一道“分屯要害處”，安境保民；三是利用現有的條件建立新的屯戍秩序，在“益積畜，省大費”即降低漕運消耗的過程中，加強軍備；四是在河西開辟湟水航線，建立“循河湟漕谷至臨羌”? 班固：《漢書 ·趙充國辛慶忌傳》，中華書局，2007年，第2987頁。? 的漕運通道。

其九，漕運包括以水運為主的水陸聯運。唐代李杰任水陸運使以后，重點修復了聯系江淮的漕運通道。史稱：“開元二年，河南尹李杰奏，汴州東有梁公堰，年久堰破，江淮漕運不通。發汴、鄭丁夫以浚之。省功速就，公私深以為利?！? 劉昫：《舊唐書 ·食貨志下》，中華書局，1975年，第2114頁。? 然而僅僅修復聯通江淮的漕運通道是不夠的，因為此時的黃河漕運走三門峽受阻，所以需要開辟陸路繞過三門峽。在這中間，為解決陸運時遇到的困難，李杰采取了四大措施。一是在洛陽含嘉倉至陜州太原倉之間的殽函古道上，建造了八個遞場即八個接運場，規定每遞之間的距離為四十里；二是在分段接運的基礎上，將陸運分為前后兩組；三是規定起止時間，從入冬十月起運到十一月底結束，全部陸運在兩個月內完成；四是規定每遞用車用牛的數量。? 唐代交通工具以牛車為主，一牛拉一車，用車八百乘指用八百輛牛車。? 在這中間，入冬起運的目的是為了利用農閑，不影響農業生產；分段接運的目的是減輕長途運輸中的勞累，提高效率。此策改善了陸運不濟的局面，實現了年運“八十萬石，后至一百萬石”的目標。天寶七年（公元748年），又通過增加車輛和延長時間等，達到了歲運“滿二百五十萬石”的水平。天寶九年九月，河南尹裴迥為改變遞重“傷?！钡惹闆r，又在兩遞場之間的近水處建立供中途休息的“宿場”，并派官員監督和防止盜竊。此外，元明兩代開通或重開京杭大運河以前，主要是利用舊運道采取水陸聯運之策。史稱：“元、明都燕京，元行海運，而其初亦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灤，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以達京師。明永樂中，亦運至陳州，載入黃河至新鄉，入柳樹等處，令河南車夫運赴衛河。蓋以河運兼陸運，而其時，則又以衛河為急。自元都燕，而汴河幾廢。明世，會通河成，而東南重運，悉由淮北、山東至臨清，合衛河，以達于天津?！? 王士俊等監修、顧棟高等編纂：《河南通志 ·漕運》，《四庫全書》第536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頁。? 無須諱言，水陸聯運是漕運的特殊形式。

其十，漕運制度及漕運過程管理建設。一是漕運職官制度建設，從漢王朝起，漕運職官制度建設開始受到關注，經歷了從兼職到專職的變化。一個大趨勢是，職官制度建設出現越來越細密的情況，如唐代設轉運使以后，宋代又分設轉運使和發運使等。二是重視漕運過程管理，采用各種方式堵塞漕運過程中的漏洞。三是規定日航程及上水、下水的時間等，采取措施防止運軍盜賣漕糧。四是實行綱運即編船隊運漕糧。五是建立一支強大的護漕軍隊，強化為專制政權服務的意志，如明代漕軍有十二萬人之眾。六是為照顧漕運軍士的利益，允許“附載”。如明清兩代規定了不同的“附載”量，分別有二十四石、六十石、一百二十石等區別，這些沿途搭載的土特產，極大地豐富了南北的商貿市場。

以上十個方面是漕運研究時必須關注的內容，當然遠不止這些，這里擇其大要，拋磚引玉，供方家批評。

〔責任編輯：來向紅〕

Canals and Water Transportation throughout Chinese History

ZHANG Qiang

Prior to the Western Zhou period， water transportation primarily depended on natural waterways. However，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d Warring States periods， various feudal states began excavating canals to meet the demands of military conflicts. The Han Dynasty witnessed the extensive construction of canals in regions such as Guan Zhong， and during the Jian ‘an period， Cao Cao established canals north of the Yellow River. Building upon their predecessors efforts， Emperor Yang of the Sui Dynasty initiated the development of a comprehensive north-south canal transportation network， including the Grand Canal， the Yongji Canal， and the Jiangnan River. This marked the first time such an extensive canal transportation system was established.Following Kublai Khans establishment of his capital in Dadu （modern-day Beijing）， the landscape of canal transportation and water transport underwent significant changes， necessitating the creation of a new canal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All forms of water transport became encompassed under the term “CaoYun，” signifying transportation through canals. Large-scale CaoYun operations were notably prevalent during the Han Dynasty.After the Han Dynasty， there are ten noteworthy aspects of canal transportation. Firstly， it involved the collection of rent on rice and taxes along waterways to ensure the capitals food security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Secondly， it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territorial expansion and suppressing rebellions. Thirdly， it facilitate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flow of commodities. Fourthly， the establishment of coastal granaries， known as waterway granaries， allowed for the on-site transportation of troops and grain to the frontlines during times of national need， as well as nearby relief efforts during disasters. Fifth， salt transportation was an integral part of canal operations. Sixth， maritime grain transport represented a unique variation of canal transportation. Seventh， canal transportation held a distinctive mission during dynastic transitions. Eighth， adopting garrison strategies in border regions aimed to achieve “canal reduction.” Ninth， canal transportation involved a combination of water and land-based transport. Tenth， it encompassed the development of canal transportation systems and effective process manag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