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發展是否有助于區域共同 富裕水平的提升

龐婉玉 朱金鶴

摘? 要? 共同富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和本質要求，數字經濟作為一種新興的經濟形態，對實現共同富裕具有重要影響。以“寬帶中國”戰略試點作為數字經濟發展的外生沖擊，基于2011—2020年中國地級市的面板數據，運用多期雙重差分模型檢驗了數字經濟發展對區域共同富裕水平的影響和傳導機制。研究表明：數字經濟發展顯著促進了區域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規模經濟效應、結構轉型效應和技術創新效應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數字經濟對共同富裕的影響在地理區位、財政分權和人口規模方面存在異質性。應該因地制宜地推進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彌合數字鴻溝，促進數字經濟紅利的釋放和分享，更好地通過數字經濟發展促進區域共同富裕。

關鍵詞? 數字經濟發展? 區域共同富裕? 寬帶中國? 雙重差分法

作者簡介 ：? 龐婉玉，石河子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朱金鶴，管理學博士，石河子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

基金項目 ：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地方政府多維競爭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研究”（22AJY005）

一、引? 言

共同富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應有之義，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和時代特征。隨著我國決勝脫貧攻堅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人均GDP已經突破1萬美元，為實現共同富裕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但是，我國近年來居民收入差距較高，基尼系數一直在0.47上下浮動，明顯高于0.40的收入差距警戒線，距離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尚有一定距離。一方面，共同富裕是人民追求更美好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共產黨一直在探索和實踐共同富裕的道路上闊步前行。黨的十八大以來，對共同富裕這一目標的追求不僅推動了整個社會生產力水平的快速提升，而且成功消除了絕對貧困，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更是將“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納入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 共同富裕成為第二個百年目標的工作重心。另一方面，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不可能一蹴而就，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但是一定存在某些因素或者機制能夠加速共同富裕的實現進程。數字經濟作為全球經濟增長的新引擎，具有強滲透性和高分享性特征，既能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動力，也有助力區域均衡發展進而促進共同富裕的潛力。

數字經濟作為伴隨數字技術革命出現的一種新型經濟發展形態，深刻地改變了人們的思想觀念和生產生活方式。? 陳曉紅：《數字經濟時代的技術融合與應用創新趨勢分析》，《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5期。朱金鶴、龐婉玉：《數字經濟發展是否有助于提升城市包容性綠色增長水平——來自“國家智慧城市”試點的證據》，《貴州財經大學學報》，2023年第4期。? 以互聯網關鍵基礎資源為核心的網絡基礎設施，正在為數字經濟發展筑牢安全、高效、智能的底座。我國非常重視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實施了包括“寬帶中國”戰略等在內的一系列國家信息化發展戰略，當前已建成全球規模最大、技術領先的網絡基礎設施，為數字經濟發展起到了強有力的助推作用。2020年，中國數字經濟繼續保持強勁增長勢頭，總規模達39.2萬億元，比2019年增長3.3萬億元，在GDP中的占比達到38.6%，同比提升2.4%，? 數據來源于中國信通院發布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2021）》。? 為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撐。同時，數字經濟在穩增長、促就業等方面發揮了顯著作用。? 師博：《數字經濟促進城市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機制與路徑》，《西安財經大學學報》，2020年第2期。戚聿東、褚席：《數字生活的就業效應：內在機制與微觀證據》，《財貿經濟》，2021年第4期。魏萍、陳曉文：《數字經濟、空間溢出與城鄉收入差距——基于空間杜賓模型的研究》，《山東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3期。? 數字經濟是否能夠縮小收入差距從而助力共同富裕的實現？如果數字經濟發展能夠惠及更廣泛的人民群眾，實現社會的普遍繁榮，那么數字經濟對共同富裕有怎樣的作用機制？這些問題受到學界的普遍關注。

共同富裕包含兩層含義：一是富裕，即提高生產效率保證經濟高質量發展，“做大蛋糕”；二是共同，即在保持經濟增長的前提下，通過均衡共享的發展方式實現全體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分好蛋糕”。? 唐任伍、李楚翹：《共同富裕的實現邏輯：基于市場、政府與社會“三輪驅動”的考察》，《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1期。申云、尹業興、鐘鑫：《共同富裕視域下我國農村居民生活質量測度及其時空演變》，《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2期。? 關于數字經濟影響共同富裕的研究也主要從上述兩個方面展開。一方面，數字經濟如何助力經濟高質量發展。部分學者構建了數字經濟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理論框架，從微觀、中觀和宏觀三個層面探討了數字經濟對經濟增長或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及其具體作用機制，認為數字經濟可以通過經濟效率提升、產業結構升級和體制機制創新等路徑有效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 荊文君、孫寶文：《數字經濟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一個理論分析框架》，《經濟學家》，2019年第2期。丁志帆：《數字經濟驅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機制研究：一個理論分析框架》，《現代經濟探討》，2020年第1期。宋洋：《經濟發展質量理論視角下的數字經濟與高質量發展》，《貴州社會科學》，2019年第11期。葛和平、吳福象：《數字經濟賦能經濟高質量發展：理論機制與經驗證據》，《南京社會科學》，2021年第1期。? 大多數實證研究也表明，數字經濟發展能夠顯著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但其作用存在異質性。? 寧朝山：《基于質量、效率、動力三維視角的數字經濟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多維影響研究》，《貴州社會科學》，2020年第4期。張蘊萍、董超、欒菁：《數字經濟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作用機制研究——基于省級面板數據的證據》，《濟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5期。? 另一方面，數字經濟如何助力發展成果的均衡共享。數字經濟發展能夠優化就業結構、改善就業環境、提高就業質量，使每個人有機會平等地參與勞動分配，從而改善社會收入分配狀況，縮小社會貧富差距。? 張勛、萬廣華、張佳佳等：《數字經濟、普惠金融與包容性增長》，《經濟研究》，2019年第8期。戚聿東、褚席：《數字生活的就業效應：內在機制與微觀證據》，《財貿經濟》，2021年第4期。? 不僅如此，數字經濟在基礎設施建設、生態環境治理等方面具有廣闊的發展潛力，? ??李廣昊、周小亮：《推動數字經濟發展能否改善中國的環境污染——基于“寬帶中國”戰略的準自然實驗》，《宏觀經濟研究》，2021年第7期。夏杰長、王鵬飛：《數字經濟賦能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的作用機制與重點方向》，《江西社會科學》，2021年第10期。? 能夠讓人民均等地享用公共資源，提高人民生活質量。

綜上，相關研究取得了豐富的成果，但仍然存在如下問題：第一，現有文獻或構建指標或使用相關指數來衡量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很難保證測量的一致性和準確性；第二，部分研究直接利用收入差距的縮小作為共同富裕的代理變量，? 劉儒、張藝偉：《數字經濟與共同富?！诳臻g門檻效應的實證研究》，《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3期。? 對共同富裕的測量存在片面性。鑒于此，本文從共同富裕的內涵出發，在城市層面構建了共同富裕的綜合測度指標體系，將“寬帶中國”戰略試點作為數字經濟發展的外生沖擊，通過多期雙重差分模型（DID）研究數字經濟發展對區域共同富裕水平的影響，從而在研究方法上避免了對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進行直接測量。此外，還分析了數字經濟影響共同富裕的機制和異質性。

二、理論框架與研究假設

（一）數字經濟發展對區域共同富裕水平的影響

共同富裕的內涵要求必須將富裕與共同有機統一，既要追求經濟高質量增長，也要注重社會公平發展。

一方面，數字經濟是拉動國民經濟增長的新引擎。從宏觀視角來看，數字經濟發展所帶動的數據等要素投入對于提升區域資源的配置效率具有積極影響，? 周慧、孫革、周加來：《數字經濟能夠縮小城鄉多維差距嗎？——資源錯配視角》，《現代財經（天津財經大學學報）》，2022年第1期。荊文君、孫寶文：《數字經濟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一個理論分析框架》，《經濟學家》，2019年第2期。韓先鋒、宋文飛、李勃昕：《互聯網能成為中國區域創新效率提升的新動能嗎》，《中國工業經濟》，2019年第7期。? 數字經濟已成為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核心驅動力。從微觀視角來看，數字技術變革和廣泛應用對企業產生了全面的積極影響，? 王莉娜、張國平：《信息技術、人力資本和創業企業技術創新——基于中國微觀企業的實證研究》，《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2018年第4期。? 有效降低了企業的邊際成本，? Avi Goldfarb， Catherine Tucker， “Digital economics”，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57， no.1（2019）.? 打破了傳統的邊際成本定價模式，使得邊際效應遞增成為數字經濟時代促進要素流動的新動力機制。? 戚聿東：《數字經濟時代企業管理研究新議題》，《閱江學刊》，2022年第5期。

另一方面，數字經濟可以明顯縮小區域差距，是一種實現公平共享的新途徑。受區域資源稟賦和經濟收入水平制約，數字技術在數字經濟發展初期難以實現普惠性，? 金春枝、李倫：《我國互聯網數字鴻溝空間分異格局研究》，《經濟地理》，2016年第8期。陳文、吳贏：《數字經濟發展、數字鴻溝與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南方經濟》，2021年第11期。? 然而，隨著數字技術的不斷革新，數字經濟逐漸滲入社會各個領域，顯現出普惠性和分享性特征。? 王軍、肖華堂：《數字經濟發展縮小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嗎？》，《經濟體制改革》，2021年第6期。? 數字經濟依托互聯網和數字平臺，加強了各地區之間的交流與互動，突破了區域市場的限制，有利于形成全國統一大市場，為各地區提供了公平發展所需的市場平臺和環境，進而便于各地區充分發揮自身的比較優勢，強化內生發展動力，逐步縮小區域差距。數字經濟的強滲透性和高擴散性特征，使其在實現數據的跨區域流動和信息的公開透明方面具有明顯優勢，有利于賦予全體人民平等的機會與權利。例如，在線授課使得偏遠地區的學生有機會向優秀教師學習，實現教育資源共享；遠程醫療、在線診療平臺的發展使得醫療資源匱乏地區的群眾能夠享受優質的醫療服務，實現醫療資源共享；自主就業、多點就業等數字經濟就業新模式使得欠發達地區群眾能夠從事以往無法觸及的經濟活動，實現就業機會的區域均衡。

假設1：數字經濟發展可以顯著促進區域共同富裕水平。

（二）數字經濟發展對區域共同富裕水平的作用機制

數字經濟發展產生的規模經濟效應、結構轉型效應以及技術創新效應，在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和實現社會公平共享方面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第一，規模經濟效應。數字經濟發展推動了市場一體化，進而實現了生產要素集聚，而伴隨集聚經濟出現的規模經濟效應有利于提升共同富裕水平。得益于我國信息基礎設施的快速全面覆蓋，數字經濟發展突破了地理空間限制，逐漸打破了區域產業發展的制度和市場壁壘，市場主體得以將數據與資源、資金、技術、人才、管理等進行全面融合，并以虛體與實體相結合的形式進行時空集聚，形成了完備的數字經濟產業鏈，進而形成規模經濟效應。規模經濟對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作用主要表現在促進經濟高質量增長、縮小地區發展差距以及增加就業機會等方面。首先，通過集聚形成的規模經濟對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這主要得益于集聚可以帶來技術外溢、更多樣化的中間品服務以及交易成本的降低；其次，數字經濟通過生產要素的重組和集聚，?? 王玉柱：《數字經濟重塑全球經濟格局——政策競賽和規模經濟驅動下的分化與整合》，《國際展望》，2018年第4期。?? 能夠更好地發揮規模經濟效應，驅動區域一體化發展，從而縮小地區發展差距；最后，集聚經濟使得大量企業和產業匯聚到某一地區，? 詹曉寧、歐陽永福：《數字經濟下全球投資的新趨勢與中國利用外資的新戰略》，《管理世界》，2018年第3期。? 有利于形成更強的產業協同效應，從而增加勞動力需求。

第二，結構轉型效應。數字經濟發展通過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推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而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是提升共同富裕水平的重要途徑。數字產業化催生出以5G、物聯網、云計算等為代表的新產業，直接提高了中高端產業的占比。? David H. Autor， “Why are there still so many jobs？ The history and future of workplace automation”，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29， no.3（2015）. Daron Acemoglu， Pascual Restrepo， “The race between man and machine： Implications of technology for growth， factor shares， and employ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108， no.6（2018）.? 從產業數字化來看，數字技術能與傳統產業進行深度融合，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帶來了大數據應用、平臺化運營和個性化定制等新模式和新業態。大數據應用可以幫助政府和企業更好地了解區域經濟的發展狀況和趨勢，基于大數據分析進行決策可以提高決策的科學性和準確性，提高管理效能，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平臺化運營能夠集成企業內部和外部資源，提高資源利用率和企業運營效率。個性化定制有利于滿足消費者的多樣化需求，特別是滿足弱勢群體的特殊需求，使發展成果能夠更好地惠及全體人民。

第三，技術創新效應。數字經濟發展能夠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提升技術創新水平，而技術創新是提高共同富裕水平的重要手段。從宏觀層面看，以5G為代表的數字技術顯著提升了知識傳播與積累的速度，促進了高端人才、研發資本等創新要素的集聚，有利于提高技術創新的整體水平。從微觀層面看，數字技術的應用和普及為消費者提供了豐富的信息渠道，使企業能夠快速獲得消費者的需求和體驗信息反饋，從而加快企業技術創新的步伐。數字經濟發展帶來的技術創新水平提升，可以通過范圍經濟、長尾效應促進共同富裕。技術創新能通過范圍經濟提高企業的競爭力和生產效率，提升資源利用效率，進而推動區域經濟高質量增長。? 丁志帆：《數字經濟驅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機制研究：一個理論分析框架》，《現代經濟探討》，2020年第1期。? 長尾效應能夠更好地滿足用戶的個性化需求，促使企業提升資源整合效率。

假設2：數字經濟發展通過規模經濟效應、結構轉型效應和技術創新效應提升區域共同富裕水平。

三、研究設計

（一）模型設定

工業和信息化部、國家發展改革委于2014、2015、2016年分三批實施了“寬帶中國”戰略試點，其目的是加快推進信息網絡基礎設施建設，推動經濟體系向更高層次轉型升級，進而實現我國國家競爭力的跨越式發展和國際地位的快速崛起。為了避免傳統指標體系在測度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時存在的偏差問題，準確估計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對區域共同富裕水平的影響效果，本文將“寬帶中國”戰略試點政策作為數字經濟發展的準自然實驗，利用雙重差分法評估其對共同富裕水平的影響。參考張杰等學者的做法，? 張杰、付奎：《信息網絡基礎設施建設能驅動城市創新水平提升嗎？——基于“寬帶中國”戰略試點的準自然試驗》，《產業經濟研究》，2021年第5期。? 構建如下基準模型：

cmpit=β0+β1treati×timet+θXit+μi+γi+λit ??（1）

其中，cmp代表共同富裕水平，交乘項treat×time為解釋變量，X代表由控制變量組成的向量，μ代表個體固定效應，γ代表時間固定效應，λ代表隨機誤差項，β和θ為待估計參數，參數β1反映了數字經濟發展對共同富裕的影響，i代表地級市，t代表“寬帶中國”戰略試點年。

（二）變量測度

1.被解釋變量

被解釋變量為共同富裕水平（cmp）。習近平在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上指出，“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強調發展要以人民為中心，注重經濟的健康增長和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谝陨险J識，結合數據可得性，本文參考相關文獻在城市層面構建了共同富裕的評價指標體系。? 劉培林、錢滔、黃先海等：《共同富裕的內涵、實現路徑與測度方法》，《管理世界》，2021年第8期。陳麗君、郁建興、徐銥娜：《共同富裕指數模型的構建》，《治理研究》，2021年第4期。韓亮亮、彭伊、孟慶娜：《數字普惠金融、創業活躍度與共同富?！谖覈‰H面板數據的經驗研究》，《軟科學》，2023年第3期。

具體而言，對共同富裕水平的測度分為總體發展程度和發展成果共享兩個維度?？傮w發展程度又包括總體富裕度和總體共同度兩個方面，其中，總體富裕度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前提，利用人均國民收入、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占GDP比重、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和進出口總值占GDP比重4項指標來衡量；總體共同度用于衡量人群之間的貧富差距，反映弱勢群體向上流動的可能性，用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城鄉人均收入比3項指標來測度。發展成果共享用于反映總體發展成果是否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依據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弱有所扶等基本民生需求，從公共教育、社保就業、醫療健康、基礎設施和環境保護5方面衡量發展成果共享指標，每個方面又包含多個測度指標（具體見表1）。利用加入時間變量的改進熵值法對各級指標進行賦權，并對樣本數據進行加權求和，最終可得各個城市不同年份的共同富裕測度值。

2.解釋變量

借鑒戚聿東等學者的做法，? 戚聿東、褚席：《數字生活的就業效應：內在機制與微觀證據》，《財貿經濟》，2021年第4期。李廣昊、周小亮：《推動數字經濟發展能否改善中國的環境污染——基于“寬帶中國”戰略的準自然實驗》，《宏觀經濟研究》，2021年第7期。? 將“寬帶中國”戰略試點政策視為數字經濟發展的準自然實驗，并用組別虛擬變量（treat）和時間虛擬變量（time）的交乘項treat×time作為解釋變量。如果某城市獲得“寬帶中國”戰略試點政策批復，則treat×time取值為1；否則，其值為0。

3.中介變量

中介變量包括規模經濟效應、結構轉型效應和技術創新效應。由于經濟集聚是發揮規模經濟效應的基礎，? 邵帥、張可、豆建民：《經濟集聚的節能減排效應：理論與中國經驗》，《管理世界》，2019年第1期。? 因此可以利用經濟集聚來反映規模經濟效應，參考王雅莉等的研究，? 王雅莉、侯林岐、朱金鶴：《城市創新能否助力低碳經濟發展——創新型城市試點政策對碳強度的影響評估及機制分析》，《科技進步與對策》，2022年第18期。? 采用非農產業增加值與城市行政土地面積的比值來衡量規模經濟效應（scale）。借鑒干春暉等關于相對熵的思想，? 干春暉、鄭若谷、余典范：《中國產業結構變遷對經濟增長和波動的影響》，《經濟研究》，2011年第5期。? 對不同產業部門產值占經濟體的比重進行加權求和，得到泰爾指數，利用泰爾指數的倒數來衡量結構轉型效應（upgrade）。根據李廣昊等的做法，? 李廣昊、周小亮：《推動數字經濟發展能否改善中國的環境污染——基于“寬帶中國”戰略的準自然實驗》，《宏觀經濟研究》，2021年第7期。? 采用各城市每萬人專利申請授權數來衡量技術創新效應（technology）。

4.控制變量

選擇人力資本、外商投資、城市緊湊度、財政科教偏向和政府干預作為模型的控制變量。人力資本（lneducation）取各城市每萬人大學生人數的對數，外商投資（foreign）以各城市實際使用外資情況占GDP比值來測度；城市緊湊度（population）利用各城市每平方公里常住人口數量來衡量；財政科教偏向（finance）采用各城市科教財政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來測度；政府干預（lngovernment）以各城市財政支出占GDP比重的對數來衡量。

（三）數據來源

本文以2011—2020年中國272個地級市的面板數據為樣本，所有指標原始數據均來自各?。ㄊ?、區）的統計公報、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以及相關統計網站。在使用前需對相關數據進行如下處理：第一，以2011年為不變價基準年份，對以價格為單位的原始數據進行調整；第二，對于缺失數據，使用插值法進行補全。最終得到2720個有效樣本，表2給出了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基準回歸結果

以下將“寬帶中國”戰略試點政策作為數字經濟發展的外生政策沖擊，采用多期雙重差分模型評估數字經濟發展對區域共同富裕水平的影響。為增強實證結果的可信度，采用逐步回歸，將政策變量、控制變量依次納入回歸模型，回歸結果見表3。其中，第（1）列與第（2）列采用了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回歸，第（3）列與第（4）列采用了雙向固定效應（FE）回歸。

由表3可知，無論是否納入控制變量或者采用不同的回歸方法，解釋變量treat×time的所有估計系數均顯著為正，初步表明數字經濟發展可以顯著提高區域共同富裕水平。一方面，從促進經濟增長來看，寬帶和4G網絡的快速建設提升了網絡基礎設施的整體效能，在加速移動互聯網產業創新發展的同時，也催生了一大批新技術、新應用和新模式，有力支撐了經濟社會的數字化轉型，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了重要支撐。另一方面，從促進成果共享來看，在寬帶網絡快速建設的助力下，數據信息的跨區域流動不斷加強，全國統一大市場逐漸形成，為各地區充分發揮自身的比較優勢、強化內生動力提供了便利，同時數字技術應用逐漸滲入政府治理領域，數字化社區治理提高了就業、社保、教育、醫療等民生領域各類普惠工程的實施進度和效果，這些成為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推力。

（二）穩健性檢驗

1.平行趨勢檢驗

使用雙重差分模型的前提是政策實施前實驗組和對照組的被解釋變量具有相同的發展趨勢，即平行趨勢假設。本文參照Thorsten Beck等學者的研究思路，? Thorsten Beck， Ross Levine， Alexey Levkov， “Big bad banks？ The winners and losers from bank dereg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Finance， vol.65， no.5（2010）.? 采用事件分析法來檢驗平行趨勢假設。模型如下：

cmpit=β0+∑ 6 t=-4 β′ttreati×timet+θXit+μi+γt+λit ??（2）

其中，β′t為交互項treat×time系數的估計值，β′t未通過顯著性檢驗代表在政策實施之前，實驗組與對照組之間沒有顯著差異。本文根據“寬帶中國”戰略試點年份和試點城市，將試點城市從試點年及以后的樣本作為實驗組，其余樣本作為對照組。檢驗結果表明，“寬帶中國”戰略試點政策實施前，實驗組與對照組的共同富裕水平變量具有相同的發展趨勢，因而符合平行趨勢假定。

2.其他穩健性檢驗

分別采用PSM-DID方法、剔除部分樣本和排除其他干擾政策三種做法進行穩健性檢驗。

（1）采用PSM-DID方法。利用基于傾向得分匹配的雙重差分法替代前述估計方法重新進行回歸。具體做法如下：首先，利用Logit模型預測各地級市被設為“寬帶中國”戰略試點城市的概率；其次，采用核匹配方法給獲批“寬帶中國”戰略試點城市的樣本即實驗組匹配對照組，得到匹配后的樣本2628個；最后，采用DID方法估計數字經濟發展對區域共同富裕水平的影響?；貧w結果見表4第（1）列，從中可以發現對樣本進行傾向得分匹配之后，數字經濟發展對區域共同富裕水平仍具有顯著的積極影響，說明基準回歸結果具有穩健性。

（2）剔除省會城市或一、二線城市。相較于一般的地級市，省會城市和一、二線城市? 參考《國家統計局城市司首席統計師繩國慶解讀2023年5月份商品住宅銷售價格變動情況統計數據》中關于我國一二三線城市的劃分情況。? 的基礎設施更完善，寬帶普及率更高，因此根據“寬帶中國”戰略試點所選擇的實驗組樣本可能存在選擇偏差問題，進而影響回歸 結果的準確性。鑒于此，先后剔除實驗組中的

14個省會城市和33個一、二線城市，重新進行回歸，結果見表4中第（2）列和第（3）列，解釋變量treat×time的系數均為正值，且依次通過1%和5%顯著水平的檢驗，因此研究結果具有穩健性。

（3）排除其他政策干擾。在“寬帶中國”戰略試點政策實施過程中，可能還有其他政策會影響區域共同富裕，進而對回歸結果造成干擾。本文借鑒朱金鶴等學者的做法，? 朱金鶴、王雅莉、侯林岐：《文明城市評比何以促進勞動力流入？——來自地級市的準自然實驗證據》，《產業經濟研究》，2021年第3期。? 分別對智慧城市政策虛擬變量（zh）和創新型城市試點政策虛擬變量（cx）進行了控制，重新進行回歸，以評估“寬帶中國”戰略試點政策對區域共同富裕影響的凈效應，結果見表4第（4）列和第（5）列?？梢?，與基準回歸結果相比，在分別控制zh和cx兩個政策虛擬變量之后，解釋變量treat×time的系數均顯著為正，這表明基準回歸結果是穩健的。

（三）傳導機制分析

上述研究表明數字經濟發展能夠顯著提高區域共同富裕水平，以下從規模經濟效應、產業結構效應和技術創新效應三條路徑來分析具體的傳導機制。借鑒張杰等學者的做法，? 張杰、付奎：《信息網絡基礎設施建設能驅動城市創新水平提升嗎？——基于“寬帶中國”戰略試點的準自然試驗》，《產業經濟研究》，2021年第5期。? 構建如下檢驗模型：

Mit=δ0+δ1treati×timet+θXit+μi+γt+λit ??（3）

cmpit=α0+α1treati×timet+α2Mit+θXit+μi+γt+λit ??（4）

其中，Mit是傳導機制變量，其他變量與基準回歸模型（1）一致。模型（3）用于檢驗數字經濟發展對傳導機制變量的影響，模型式（4）用于評估數字經濟發展和傳導機制變量對共同富裕水平的影響，回歸結果見表5。若δ1、α1和α2均顯著，且α1的估計值比模型（1）中β1的估計值有明顯下降，則表明相應的傳導機制變量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根據表5第（1）列、第（3）列和第（5）列可知，數字經濟發展對三個傳導機制變量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在表5第（2）列、第（4）列和第（6）列中α1的估計值（最大為0.004）低于表3中第（2）列中β2的估計值（0.008），規模經濟效應、結構轉型效應和技術創新效應依次通過顯著水平為1%、10%、1%的檢驗，且取值為正。因此，數字經濟發展通過規模經濟效應、結構轉型效應和技術創新效應三條路徑對區域共同富裕起到促進作用，假設2成立。

（四）異質性分析

各地級市在資源稟賦、經濟自主度和城市規模等方面的差異，可能導致數字經濟發展對共同富裕的作用存在異質性。以下分別從地理區位、財政分權和人口規模三個方面進一步討論數字經濟發展對區域共同富裕的影響。

1.地理區位

我國東、中、西部地區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較為突出，為檢驗地理區位帶來的異質性影響，本文依據國家發展改革委關于我國東、中、西部地區的劃分標準，將樣本分為東中部地區（共213個地級市）和西部地區（共58個地級市）分別進行實證檢驗，估計結果依次見表6第（1）列和第（2）列。

可以發現，數字經濟發展對東中部地區共同富裕水平的影響顯著為正，而對西部地區共同富裕水平的作用不顯著。由于地理區位優勢，東中部地區在改革開放等一系列發展政策的支持下，對外開放、科技創新、高端人才和社會治理等處于全面領先地位，信息網絡基礎設施的快速建設、數字技術的變革與應用，對東中部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強大的推動作用，經濟發展也帶動了東中部地區在公共教育、醫療健康和社會保障等民生領域的投入，從而使經濟發展成果更好地惠及全體公民。西部地區的區位優勢不明顯，基礎設施建設相對滯后，經濟總量較小，高技術產業較少，因而數字經濟對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帶動作用較弱。

2.財政分權

財政分權是指中央政府賦予地方政府在債務安排、稅收管理和預算執行方面一定的自主權。一個地區擁有較高的財政分權意味著該地區在促進經濟發展和平衡收入分配等方面具有更高的靈活性和自由度。本文利用陳碩等學者的做法測算了財政分權水平，? 陳碩、高琳：《央地關系：財政分權度量及作用機制再評估》，《管理世界》，2012年第6期。? 以財政分權均值的中位數為界，將樣本分為高財政分權地區和低財政分權地區兩類（每一類包括136個地級市），分別進行實證檢驗，估計結果依次見表6第（3）列和第（4）列。數字經濟發展對高財政分權地區共同富裕的作用顯著為正，而對低財政分權地區的作用不顯著。高財政分權地區能夠保障經濟要素的有序流動，? 郭健、張明媛、于倩等：《財政分權與高質量發展——兼論分權的“適度區間”》，《財政研究》，2021年第11期。? 利用財政分權加快推進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在數字技術變革的加持下推動要素的重組，實現產業數字化轉型和經濟高質量發展。相對而言，低財政分權地區在數字經濟等新興產業發展方面難以體現優勢。

3.人口規模

人口規模較大的城市更容易獲得經濟發展所需的要素資源，但是也會因為城市人口規模較大而產生“城市病”。借鑒韓峰等學者的做法，? 韓峰、胡玉珠、陳祖華：《國家審計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作用研究——基于地級城市面板數據的空間計量分析》，《審計與經濟研究》，2020年第1期。

將常住人口在300萬以上的地級市定義為大城市（共161個），將常住人口在300萬以下的地級市定義為中小城市（共111個），實證檢驗人口規模帶來的異質性影響，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對應的估計結果依次見表6第（5）列和第（6）列?？梢园l現，數字經濟發展對大城市與中小城市共同富裕水平的促進作用均顯著為正。

五、結論與建議

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國地級市的面板數據，將“寬帶中國”戰略試點作為數字經濟發展的外生沖擊，運用多期雙重差分模型實證檢驗了數字經濟發展對區域共同富裕水平的影響，并進行了傳導機制和異質性分析。研究結果表明：第一，數字經濟發展對區域共同富裕有顯著的促進作用；第二，除了可以直接促進區域共同富裕水平之外，數字經濟發展還可以通過擴大經濟規模、促進產業結構轉型和提高技術創新水平三條路徑，對區域共同富裕水平產生間接促進作用；第三，數字經濟發展對區域共同富裕水平的作用在地理區位、財政分權和人口規模三個方面存在異質性?；谝陨涎芯拷Y論，為推動區域共同富裕，實現經濟協調發展，進一步縮小區域差距，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第一，持續深化網絡強國建設，以安全高效智能的數字基礎設施為數字經濟發展打牢底座，充分釋放數字紅利。一方面，各級政府應牢牢把握信息革命的歷史機遇，深入推進網絡強國建設，擴大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大數據中心等新型基礎設施的覆蓋范圍，發揮數字化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引領作用，推動網絡空間深度融入經濟社會發展、人民生活和社會治理等各個方面。另一方面，在推動5G移動通信和千兆光網協同發展的基礎上，適度超前部署新一代智能設施體系，以新理念、新業態、新模式促進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更充分地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新需求。

第二，充分發揮數字經濟的規模經濟效應、結構轉型效應和技術創新效應，消除數字鴻溝，分享數字紅利。因為數字經濟發展能夠通過規模經濟效應、結構轉型效應和技術創新效應三條路徑提升區域共同富裕水平，因此應該充分發揮數字經濟的規模經濟效應、結構轉型效應和技術創新效應。首先，要進一步破除阻礙集聚經濟發展的制度和市場藩籬，促進生產要素集聚，形成完備的數字經濟產業鏈，通過規模經濟效應降低交易成本、驅動區域一體化發展、增加就業機會，從而實現數字紅利的普惠性。其次，要推動數字產業化的創新發展，通過產業數字化帶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從而更好地滿足消費者的多樣化需求，使發展成果能夠更好地惠及全體人民。最后，要持續加強在大數據、人工智能和新一代通信技術等高新技術領域進行研究與探索，確保關鍵技術自主可控，促進技術創新的傳播和運用，消除數字鴻溝，構筑全民暢享的數字生活。

第三，各地要因地制宜地制定有針對性的數字經濟發展舉措。因為地理區位、資源稟賦等因素會影響數字經濟發展對區域共同富裕水平的作用，所以各地區應該結合本地的現有條件，從實際出發因地制宜地制定數字經濟發展政策，提升數字經濟發展的靈活度和包容性，強化教育、醫療等資源的開放和共享。新型基礎設施的均衡發展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堅實基礎。對于發達地區來說，在數字經濟發展布局中要特別注意重復建設和低效建設問題，避免由產業內卷帶來的經濟低效發展和社會資源浪費；對于欠發達地區來說，要加大信息網絡基礎設施建設的推進力度，提高社會治理和公共服務水平，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良好的支撐。

〔責任編輯：來向紅〕

Do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Contribute to Regional Prosperity？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Based on the “Broadband China” Strategy Pilot

PANG Wanyu， ZHU Jinhe

Shared prosperity is a fundamental concept and goal of Chinas style of modernization， and the digital economy， as an emerging economic form，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achieving shared prosperity. Using the “Broadband China” strategy pilot as an exogenous shock to digit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mploying a multi-perio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 with data from 2011 to 2020 at the prefecture-level city level，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digital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the level of regional shared prosperity， its transmission mechanisms， and heterogeneous effects.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First， from an overall regression perspective， digit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ignificantly promotes an increase in the level of regional shared prosperity. This conclusion holds even after conducting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including PSM-DID， sub-sample regressions， and the exclusion of other policy interferences. Second， regarding transmission mechanisms， digit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ignificantly enhances regional shared prosperity through economies of scal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ffects. Third， concerning heterogeneous effects， digit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ffects regional shared prosperity differently depending on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geographic location，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population size. The research findings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s and references for advancing new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promoting the realization of regional shared prosper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