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樣性主流化：基于生態文明 經濟學的闡釋

鄭艷 潘家華

摘? 要? 生物多樣性主流化是《生物多樣性公約》確立的戰略目標和重要原則，主流化不足是各國難以遏制生物多樣性喪失趨勢的主要原因。生物多樣性主流化就是重視生物多樣性議題，恢復其在社會經濟治理中應有的位置。中國的生物多樣性主流化以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為理念指導，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的保護之路，同時仍存在一些問題。生物多樣性主流化面臨產權和代理人、保護資金機制與惠益共享、價值認知與測度等矛盾。本質上，保護生物多樣性是一個抗解問題，根植于中國歷史和實踐的生態文明經濟學應成為生物多樣性主流化的新范式。生態文明范式的主流化要求生物多樣性目標融入社會經濟系統的方方面面，促進工業經濟向生態經濟轉型、物質消費文化向生態文化轉型。要解決“公地悲劇”問題，必須將生物多樣性福祉納入社會福利函數；拓展消費者的效用函數，可以為生物多樣性設立自然代理人，以“生態文明人”為目標，改變消費偏好，促進生態公共產品需求可持續增長；劃定生物多樣性紅線，有助于科學設定保護的邊界與規模，嚴守生態空間，強化閾值約束。

關鍵詞? 生物多樣性? 主流化? 抗解問題? 生態文明經濟學? 生命共同體? 生態經濟

作者簡介 ：? 鄭艷，經濟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應用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中國社會科學院生態文明研究所研究員；潘家華，經濟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應用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北京工業大學生態文明研究院院長。

基金項目 ：? 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高端智庫基礎研究項目“應對氣候變化與生物多樣性保護協同機制研究”（GDZK-2021-007）

一、引? 言

2022年，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以下簡稱COP15）第二階段會議達成“昆明-蒙特利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以下簡稱“昆蒙框架”）。2023年5月22日，在昆明舉行的國際生物多樣性日宣傳活動上，中國生態環境部部長黃潤秋提到將生物多樣性保護納入中國發展主流化的途徑：一是凝聚合力，加快推進生物多樣性保護國家戰略與行動；二是增添效力，保護生物多樣性，助力可持續發展和綠色復蘇；三是激發活力，著力推動全社會共同參與生物多樣性保護；四是注入動力，為生物多樣性保護全球進程團結奮進。? 《2023年國際生物多樣性日全球主場活動在昆明舉行》，https：//sthjt.yn.gov.cn/ywdt/szyw/202305/t20230523_234083.html。

“生物多樣性主流化”，這個概念與國內常用的表述“生物多樣性保護主流化”存在微妙的差異。原因在于生物多樣性議題與氣候變化議題的屬性、根源、解決方案是高度一致的，二者既是環境問題，又是發展問題，歸根結底是發展問題。本文試圖從可持續發展的視角，以生態文明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分析論證以下觀點：生物多樣性不僅是保護與發展的權衡，更涉及全面深刻系統的社會經濟轉型；生物多樣性主流化不僅是一個環境政策議題，本質上更是人類向生態文明轉型的一次挑戰。為了支持這一目標，相關學術研究必須實現從傳統環境經濟學理念與方法向生態文明經濟學理念與方法的轉型。

二、生物多樣性主流化：概念辨析

（一）什么是生物多樣性

《生物多樣性公約》（以下簡稱《公約》）是全球簽署國家最多的國際環境公約。作為1992年里約熱內盧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的關鍵成果，其宗旨是落實全球可持續發展，為子孫后代留下一個健康的、可生存的世界?！豆s》序言提到：“締約國意識到生物多樣性的內在價值，和生物多樣性及其組成部分的生態、遺傳、社會、經濟、科學、教育、文化、娛樂和美學價值，還意識到生物多樣性對進化和保持生物圈的生命維持系統的重要性，確認生物多樣性的保護是全人類的共同關切事項” ?《生物多樣性公約》，https：//www.cbd.int/doc/legal/cbd-zh.pdf。? ?！豆s》確立了三大目標：生物多樣性保護、可持續利用、遺傳資源的惠益共享，目前共有196個締約方（含歐盟）。

生物多樣性（Biological Diversity或Biodiversity）包括物種多樣性、基因多樣性和生態系統多樣性，它是在自然和人類共同參與下，地球億萬年演化的結果?！吨С值厍蛏荷锒鄻有怨s如何增進自然和人類福祉》明確指出，“生物多樣性是一張生命之網（the Web of Life），包括地球上的豐富物種和自然形成的各種模式?！薄叭祟愂巧W的有機部分，也全然賴其生存。保護生物多樣性與人類利益攸關?！? Secretariat of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Sustaining life on earth：How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promotes nature and human well-being”，https：//www.cbd.int/doc/publications/cbd-sustain-en.pdf.

（二）什么是生物多樣性主流化

“主流化”概念最早作為歐盟的政策工具和整合性原則，出現在環境政策領域的文件中。2010年《公約》發布了2011—2020年《生物多樣性戰略計劃》，強調“與自然和諧相處”（Living in Harmony with Nature）。在五大戰略目標中，首條是“明確生物多樣性損失的潛在原因，在政府和社會中實現生物多樣性主流化（Mainstreaming Biodiversity）”?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Key elements of the strategic plan 2011-2020， including Aichi Biodiversity Targets”， https：//www.cbd.int/sp/elements/#IV.? ，指導各國落實20項具體的“愛知目標”?？梢?，主流化就是重視因歷史文化、科學認知水平等而被邊緣化的議題，恢復其在社會經濟治理中應有的位置。當一個議題成為國家和部門主要政策機制的考量因素并且被賦予充分的權重，就可以說這個議題被主流化了。? 張風春、劉文慧、李俊生：《中國生物多樣性主流化現狀與對策》，《環境與可持續發展》，2015年第2期。? 《公約》COP15第一階段達成的昆明目標將“生物多樣性主流化”分解為八個目標，? 物種庫：《生物多樣性主流化簡介》，http：//www.npadata.cn/sf_143D9F983BEE41339EA8D3E69C024D9A_306_6D4D3937705.html。在生物多樣性主流化的八個目標中，政府目標是：將生物多樣性價值充分納入各級政府和所有經濟部門的政策、條例、規劃、發展進程、減貧戰略、會計和環境影響評估，確保所有活動和資金流動都符合生物多樣性價值；企業目標是：所有企業（包括公營和私營、大、中、小企業）評估和報告從地方到全球對生物多樣性的依賴性和影響，并逐步減少至少一半的負面影響，增加正面影響，減少與生物多樣性相關的企業風險，實現開采和生產實踐、資源和供應鏈以及使用和處置的完全可持續性；個人目標是：鼓勵并使人們能夠進行負責任的選擇，確保能夠獲得相關信息和替代品，同時考慮到文化偏好，將食物和其他材料的浪費和過度消費至少減少一半。? 第二階段達成的“昆蒙框架”提出“至2030年轉變人類社會與生物多樣性的關系，確保到2050年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目標愿景，并將生物多樣性充分納入相關政府部門的政策和規劃。? 胡理樂、陳建成、張鵬騫：《“昆蒙框架”下的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綠色中國》，2023年第2期。

許多學者指出，生物多樣性喪失的主要驅動因素來自非環境部門，? Fabian Prbstl， Axel Paulsch， Luciana Zedda， et al， “Biodiversity policy integration in five policy sectors in Germany： How can we transform governance to make implementation work？”，Earth System Governance，vol.16 （2023）. ??實施生物多樣性（及更廣泛環境問題）主流化戰略，實際上是意識到這些問題深嵌于其他政策領域和經濟部門之中，包括農業、林業、漁業、旅游業、采礦、水資源管理、能源生產、工商業、城市發展等。單純的保護政策如棲息地保護、遷地保護、限制瀕危物種貿易等，對減少生物多樣性損失只能起到非常有限的影響。必須在密切影響生物多樣性的政策部門中設定保護目標、采取措施，才能發揮主流化的作用。? Sylvia Karlsson-Vinkhuyzen， Marcel T.J. Kok， Ingrid J. Visseren-Hamakers， et al，“Mainstreaming biodiversity in economic sector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Biological Conservation， vol.210（2017）. ??與主流化相近的概念涉及政策整合、政策協調、跨部門協作管理等公共政策科學議題。相關研究涉及廣泛的領域和部門，包括景觀規劃、城市規劃、發展規劃、國際政策、減貧、生態系統服務和自然資本、氣候變化、防災減災、水資源、農業、旅游休閑以及戰略影響評價、環境評估、國民經濟賬戶核算等綜合政策工具。2010年發布的第三版《全球生物多樣性展望》認為，有必要借助強有力的政策和機制遏制生物多樣性喪失趨勢，加強以下領域的協同行動：加強生態系統保護和恢復，減緩氣候變化，采取行動處理污染、外來入侵物種和過度開發問題，更可持續地生產貨物（特別是糧食）和提供服務，減少消費和浪費等。

《生物多樣性公約》秘書處：《第三版〈全球生物多樣性展望〉》，蒙特利爾，2010年，第94頁。

這為各國主流化政策設計提供了努力方向。

（三）推進生物多樣性主流化的主要問題和挑戰

生物多樣性在發展進程和經濟部門中的主流化已成為共識，要實現卻并不輕松。2018年，聯合國環境署針對“國家生物多樣性保護戰略和行動計劃”（以下簡稱NBSAPs）的評估表明，各國生物多樣性政策立法的優先級不足，導致在制度整合方面處于低水平。? UNEP，“Assessment of post-2010 national biodiversity strategies and action plans”，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29450176_Assessment_of_post_-2010_National_Biodiversity_Strategies_and_Action_Plan.? 2020年，第五版《全球生物多樣性展望》評估了“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指出“主流化”不足，具體表現在：盡管近100個國家已將生物多樣性價值納入國民核算系統，但是“遏制全球生物多樣性衰減”的目標未能實現，沒有多少證據表明生物多樣性已經按照目標的要求被真正納入發展和減貧規劃，生物多樣性保護和可持續利用的政策獎勵措施進展甚微，大多數生態系統服務（自然對人類的貢獻）都在下降，農業生產、污染仍然是生物多樣性喪失的主要驅動因素。?? 《生物多樣性公約》秘書處：《第五版〈全球生物多樣性展望〉》， https：//www.cbd.int/gbo/gbo5/publication/gbo-5-zh.pdf。?? 盡管“昆蒙框架”的締約方一致同意堅定落實NBSAPs，但是主要挑戰在于：相關部門缺乏資金、技術、知識和行動意愿，政府主導缺乏多元化參與和協調機制，不同部門的保護議題存在多種利益主體和立場，保護目標設定不清晰，執行和評價困難，社會關注度不夠高，等等。? Sylvia Karlsson-Vinkhuyzen， Marcel T.J. Kok， Ingrid J. Visseren-Hamakers， et al，“Mainstreaming biodiversity in economic sector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Biological Conservation， vol.210（2017）.

三、生物多樣性主流化在中國的進展

（一）主要進展

中國的生物多樣性主流化以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為理念指導，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的保護之路，“愛知目標”在中國已實現或大部分實現。? 《國新辦舉行〈中國的生物多樣性保護〉白皮書新聞發布會》，《中國環境報》，2021年10月11日。? 2021年10月，第一部《中國的生物多樣性保護》白皮書和《關于進一步加強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意見》發布，標志著生物多樣性保護已上升為中國的國家戰略。首先，中國將生物多樣性保護作為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納入各級政府的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規劃、相關部門和行業的工作計劃；其次，建立生態文明建設考核目標體系并納入地方考核指標；最后，各級政府、金融機構、企業、社會組織等對生物多樣性保護的認識顯著提升?！吨袊锒鄻有员Ｗo戰略與行動計劃（2011—2030年）》確立了包括政策立法在內的10個優先領域，制定了22項省級保護戰略和行動計劃，構建了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覆蓋約18%的陸域國土面積、71%的重點關鍵物種，建立了生態保護紅線制度、生態系統生產總值（GEP）核算方法。十年來，我國頒布和修訂了二十多部與生物多樣性有關的法律法規，包括醞釀15年的《濕地保護法》，制定了全國第一部專門的地方性法規《云南省生物多樣性保護條例》。

我國學者普遍認同生態文明理念是生物多樣性治理的理念根基，并且已形成以生態文明示范建設為抓手，地方政府積極參與的生物多樣性主流化機制與實踐模式。? 張龍江、李海東、馬偉波等：《以生態文明示范建設推進生物多樣性主流化》，《環境保護》，2022年第15期。? 張風春等系統梳理了中國的生物多樣性主流化途徑，包括：將生物多樣性議題納入政府和相關部門的法律、法規、政策、戰略、規劃、科技創新、脫貧、文化建設、環境保護以及機構建設，在企業的規劃、建設與生產過程，社區的建設過程以及公眾的日常生活中重視生物多樣性問題。他們還制定了評估中國生物多樣性主流化的指標：是否被納入全國黨代會報告、國家五年發展綱要、政府的日常工作日程、法律法規、政府機構建設、環境影響評估、土地利用規劃、官員政績考核、部門與行業發展計劃、科研重點領域、地方政府相關工作，等等。? 張風春、劉文慧、李俊生：《中國生物多樣性主流化現狀與對策》，《環境與可持續發展》，2015年第2期。? Wang 等回顧了中國自2010年以來的生物多樣性研究進展，主要關注議題涉及規劃主流化、調查與監測、生態修復、法律與規章、科普教育和公眾宣傳等諸多方面。? Wei Wang，? Chunting Feng， Fangzheng Liu， et al，“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 China： A review of recent studies and practices”，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cotechnology，vol.2 （2020）.

（二）主要問題

首先，隨著生物多樣性保護力度加大，保護和發展的矛盾逐漸顯現。我國傳統上采用政府主導、中央財政投入為主的保護方式，開展“堡壘式”的生物多樣性保護，即在生態環境脆弱地帶建立自然保護區，劃定核心區、緩沖區和實驗區。? 丁文廣、禹懷亮：《基于環境善治的生物多樣性保護及其有效途徑》，《環境保護》，2015年第5期。 ??2010年發布的《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將農業主產區、重點生態功能區劃定為限制、禁止開發區域，并明確將“保護自然”作為科學開發的重要原則之一。黨的十九大提出“嚴守生態保護紅線、環境質量底線、資源利用上線”。2017年起，全國各海域統一實行伏季休漁制度，2020年啟動長江流域十年禁漁計劃，這些措施讓長期過度開發的生態系統得以休養生息。

其次，生物多樣性下降的總體趨勢尚未得到遏制，完成“昆蒙框架”確立的目標仍然任重道遠。例如監測網絡不全，平臺管理模式老化；不同生態系統、野生動物類群保護力度差異明顯，對海洋保護地建設及物種關注不夠；自然保護地管理缺少專業技術機構和人才支持，地方政府部門的保護動力和能力有限；保護投入依靠政府，生態補償機制單一，缺乏長期穩定的資金機制；等等。? 胡理樂、陳建成、張鵬騫：《“昆蒙框架”下的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綠色中國》，2023年第2期。

最后，生物多樣性保護缺乏有效的評價指標。鄭艷和莊貴陽基于社會-生態復合系統的概念研究發現，中國自2015年以來開展山水林田湖草保護與修復項目，許多試點省份在“生境修復”“生物多樣性保護”專項工程中，將生物多樣性保護與濕地修復、森林撫育、治湖保水、防治水土流失等工作協同起來，或將城鄉人居環境治理、國家生態文明建設區、生態移民與扶貧等發展目標納入項目建設，很好地體現了主流化的要求。? 鄭艷、莊貴陽：《山水林田湖草系統治理：理論內涵與實踐路徑探析》，《城市與環境研究》，2020年第4期。? 但是從具體指標來看，衡量生物多樣性保護績效的指標仍然很少。

四、生物多樣性主流化：問題根源與解決方案

（一）生物多樣性主流化面臨的困境與矛盾

當前，生物多樣性保護面臨諸多困境和矛盾。第一，生物多樣性的產權和代理人問題。生物多樣性既是當代人的，也是子孫后代的，誰來代表這一全人類的福祉？與全球氣候變化治理機制相比，《公約》只有量化的保護目標，缺乏可測量、可核查的機制。各締約方執行《公約》的政治意愿和能力有差距，類似“碳泄漏”問題的跨國界治理、生物安全風險等復雜議題，難以明確界定國家和國際社會的責任。第二，保護資金機制與惠益共享問題。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投資和收益存在主體、時間和空間的不匹配、不平衡問題。一些保護主體擔心投入大、成效小，“為他人作嫁衣裳”怎么辦？在GDP優先的主流發展邏輯下，各經濟部門對利益的考量凌駕于保護工作之上，難以實現從全球層面到地方層面的協同行動。第三，價值認知與測度問題。聯合國《千年生態系統評估報告》將人類從生態系統中獲得的惠益歸納為生態產品供給、生態環境調節、生態支持、生態文化等四大功能以及生物多樣性。我國開展的生態系統生產總值（GEP）核算只包括了生態系統的物質產品、調節防護、文化產品等能夠用經濟價值體現的基本功能，而人類生存于其中的生物圈的整體價值卻很難被感知與衡量。? 歐陽志云、林亦晴、宋長素：《生態系統生產總值（GEP）核算研究——以浙江省麗水市為例》，《環境與可持續發展》，2020年第6期。? 許多地方開展的GEP價值核算難以納入現有的GDP統計體系。以浙江省為例，生態系統與經濟部門重合的產業主要有生態農業、生態旅游等。因為GEP核算方法尚不規范，核算結果科學性不高，? 浙江麗水的測算表明，2018年麗水GEP總量約為該年當地GDP總量的3.6倍。參見浙江省統計局：《GDP與綠色GDP、GEP和自然資源價值量關系研究》，http：//tjj.zj.gov.cn/art/2021/8/10/art_1229129214_4700428.html。 ??往往只能作為參考。

（二）生物多樣性議題產生的背景：人類世

人類文明的發展是一部人與自然互動共生的歷史，工業革命以來，人類活動已成為引發全球性環境問題的主要推手。20 世紀60年代，英美等國的大氣科學家和生態學家共同提出了“蓋婭假說”（Gaia Hypothesis） ，認為生物與環境的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了地球生命系統。作為一種新的地球系統觀，蓋婭假說的科學含義是：地球生物圈的每一個物種都相互關聯、彼此依存，生態環境問題關涉整個地球及人類命運。在2016年第35屆國際地質大會上，科學家們達成共識并指出地球已進入全新的地質年代——“人類世”（Anthropocene） ，人類活動已成為地球系統動態變化的主要驅動力。地球進入人類世的一個顯著特征就是近百年來人類活動引發了全球氣候變化和生態環境問題，對此應加強全球治理，針對具體問題強化目標設定。? [美]奧蘭 ·揚：《復合系統：人類世的全球治理》，楊劍、孫凱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27頁。

研究發現，新冠疫情與生物棲息地破壞、野生動物貿易、規?；笄蒺B殖及城市化進程、全球貿易等人類活動都有所關聯。? Robert Barouki， Manolis Kogevinas， Karine Audouze，et al，“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Emerging research needs”，Solid State Electronic Letters，vol.146 （2021）.? 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估測，過去四十多年70%的全球性疫情都來自動物，是人類過度開發自然導致的溢出效應。新冠疫情出現以來，全球7.7億人感染，696萬人死亡（截至2023年9月）。? WHO Coronavirus （COVID-19） Dashboard，“WHO Coronavirus （COVID-19） Dashboard with vaccination data”，https：//covid19.who.int. ??疫情成為各國實現全球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的一次“壓力測試”，? Jan Anton van Zanten， Rob van Tulder， “Beyond COVID-19： Applying ‘SDG logics’ for resilient transformations”，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57/s42214-020-00076-4.? 讓人類面臨更加不確定的未來。人類社會應反思和重塑三個發展領域的關系：科學和政策、經濟體制與增長模式、公民和政府。? Melissa Leach， Hayley MacGregor， Ian Scoones， et al， “Post-pandemic transformations： How and why COVID-19 requires us to rethink development”， World Development， vol.138（2021）.? 新冠疫情暴露出全球公共衛生體系的脆弱性，如果不轉變發展模式（生產、生活、消費、居住方式等），今后還會產生類似的生物多樣性風險。

（三）生物多樣性問題的本質：一個抗解問題

1973年，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兩位城市規劃學者Rittel和Webber提出“抗解問題（Wicked Problem）”的概念，即那些令政策制定者和科學家們頭疼、很難采用傳統的常規性方案解決的特殊問題。許多涉及多部門、多主體、跨地域的環境問題就屬于抗解問題，例如海洋和漁業問題、生物多樣性保護、跨界河流水污染協同治理等?？菇鈫栴}的典型特點是：問題起源不明，也難以確定終結時間；解決方案往往與對問題的理解有關，且方案效果不確定或難以測試；缺乏治理中心，很難由單一主體解決；等等。2022年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發布的第六次科學評估報告指出，新冠病毒與人類健康、生物多樣性和氣候變化之間存在交互的潛在風險。新冠疫情因其復雜性被視為“超級抗解（Super Wicked）”、具有致命挑戰性、難以達成有效結果的政策難題。

抗解問題之所以棘手，正是因為試圖解決問題的人往往就是“問題制造者”。作為人類與自然系統交互影響機制下的一種系統性風險，抗解問題必然產生理性失靈和決策兩難現象。實際上，應對復雜風險的韌性（或恢復力），往往來自人類群體的長期演化和學習能力的代際傳遞。中國是全世界唯一擁有數千年天文、氣象和災荒歷史記錄的國家，居安思危已成為文化基因的一部分。西方學者指出，中國有效應對疫情的經驗及經濟復蘇的成績，有助于提升全球領導力地位，為許多發展中國家后疫情時代的發展模式提供了一個不同于美國道路的新方案。? Seth Schindler， Nicholas Jepson， Wenxing Cui， “Covid-19，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global development”， Research in Globalization， vol.2（2020）.? 英國《經濟學人》智庫針對全球5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國家滿意度調查顯示，中國民眾對國家未來發展前景充滿信心，滿意度達91.4%，這個數字在各國的調查數據中居于首位。?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新時代的中國與世界》，https：//www.gov.cn/zhengce/2019-09/27/content_5433889.htm。

五、生態文明經濟學：生物多樣性主流化的新范式

《公約》確立主流化原則已近20年，進展緩慢、保護不力的主要原因并非各國缺乏共識和政治意愿，而是價值基礎和實踐邏輯的不匹配。對生物多樣性價值的認知及測度不足導致兩個問題：一是主流化的主體難以界定，二是主流化的收益無法明確。這一難題只能在生態文明范式下得以解決。

（一）主流經濟學范式的價值觀剖析

主流經濟學將生物多樣性納入考量范圍，經歷了一個認識過程，由此產生了新的經濟學學科和研究范式。

第一，新古典經濟學。西方古典經濟學將土地、勞動力和資本視為基本生產要素，依據“經濟人”效用最大化假設，以私有制、市場競爭主體、價格機制作為核心驅動力，以GDP為指標衡量經濟系統的產出效率。

第二，環境經濟學。1950年代以來，工業文明的內在弊端引發全球經濟危機和環境危機，環境經濟學應運而生。1970年代，聯合國與世界銀行積極推動環境經濟核算，將“自然資本”納入“綠色GDP”，估算扣除環境污染負債、生態赤字和資源損耗等環境成本之后的真實國民經濟產出。

第三，生態經濟學。1990年代以來，在全球環境問題和經濟危機的助推下，可持續發展成為主流話語。美國生態經濟學家赫爾曼 ·戴利指出，生態經濟學依據生態系統原理管理生態系統和社會經濟系統，協同實現生態可持續性、經濟效率和社會公平三大目標。? [美]戴利、法利：《生態經濟學：原理和應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380頁。? 生態經濟學家一致同意以下觀點：生態子系統為經濟子系統提供了物質基礎并設定了增長的邊界，公共資源利益應高于個人偏好，生態系統具有社會支持功能和文化價值維度，應當注重可持續的經濟規模、公平分配、集體行動、交叉學科方法、系統變革等目標。

第四，生物多樣性經濟學。2007年，八國集團環境部長會議提出“開展全球生物多樣性喪失經濟學研究”，在聯合國環境署主導下，“生態系統與生物多樣性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Ecosystems and Biodiversity， TEEB）”成為生物多樣性主流化的重要技術路徑。各國紛紛開展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評估，中國的浙江、貴州等省在此基礎上開展了生態系統生產總值（GEP）試點。2020年，英國劍橋大學經濟學教授帕薩 ·達斯古普塔（Partha Dasgupta）牽頭完成《生物多樣性經濟學：達斯古普塔評估》，通過分析評估生物多樣性的價值，強調“經濟與自然相互融通，而非彼此獨立”，呼吁改變衡量經濟成就的方式（例如GDP），試圖改進現有的經濟政策和工具（如自然資本產權、環境規制、公共池塘資源管理、遞減的貼現率等），將人類對自然的影響控制在公平和可持續的范圍內。? ?Partha Dasgupta，“The Economics of Biodiversity： The Dasgupta Review”，https：//lib.icimod.org/record/350223.

2021年10月，COP15在中國昆明舉行，主題為“生態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體”。在理念上，中國首次將“生態文明”寫入聯合國文件；在實踐上，中國在踐行“愛知目標”方面的進展超過了全球平均水平。相比之下，國際社會推進主流化為何步履維艱？正如愛因斯坦所說：“我們無法用引發問題的相同邏輯來解決問題”。工業文明的邏輯就是“將物質財富最大化凌駕于自然法則之上”? 莊貴陽：《從工業文明到生態文明的范式變革》，《人民論壇》，2023年第8期。? ，無限度的經濟增長正在超越生物圈的邊界。答案很明確，人類社會必須實現從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的范式轉型，才可能真正解決生物多樣性等環境主流化問題。

（二）生態文明經濟學新范式的價值根基

經濟學（economy）與生態學（ecology）的拉丁語詞根同源，有家庭管理、居住、寓所等含義。所以，生態經濟學的旨歸就是以最有效率的范式管理好大自然，讓人類安居樂業。在價值論層面，“生物多樣性經濟學”堅持生物圈完整性的至高地位，將生態經濟學推至新的階段。但是達斯古普塔也承認，其方法論仍然延續了新古典經濟學的人類中心主義，? Partha Dasgupta，“The Economics of Biodiversity： The Dasgupta Review”，https：//lib.icimod.org/record/350223. ??依賴對生物多樣性價值及功能的評估，缺乏對經濟活動背后人類需求驅動力的深入剖析。英國經濟學家Mazzucato在《萬物的價值：全球經濟中的創造與攫取》中呼吁決策者認真思考“價值”，引導創新、縮小不平等?！皟r值創造”是指不同類型資源（人力、物質和無形資源）交互作用產生新產品和新服務的方式，“價值攫取”是指在資源和產出的流動與交易中過度獲利。? Mariana Mazzucato，The Value of Everything： Making and Taking in the Global Economy， Penguin Press，2019，p.384.? Pirgmaier批評生態經濟學家忽視價值理論，難以跳出個體主義效用論和市場交換價值的窠臼。他指出，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系統深刻分析、對無差別人類勞動價值的重視為克服引發生態危機的社會驅動力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工具。? ?Elke Pirgmaier，“The value of value theory for ecological economics”，Ecological Economics，vol.179（2021）.

長期以來，西方古典經濟學傳統占據主流地位，許多新的經濟學理論難以跳出工業文明的價值邏輯。潘家華指出，在學理認知上，“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是對經濟學價值理論和分配理論的重大發展，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方法論創新，也是構建生態文明新范式經濟學理論和方法論體系的基礎。? 潘家華：《構建生態文明范式下的新經濟學》，《民生周刊》，2020年第18期。? 在研究范疇、對象、價值論、認識論和方法論等不同方面，生態文明經濟學與主流經濟學范式均存在差異，如表1所示。

生態文明經濟學根植于中國的歷史和實踐，其價值基礎來自三個維度。

第一，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和人的自由學說。西方工業文明高消費、高資源消耗的發展觀是一條異化人與自然關系的不歸路。馬克思主義生態學家認為，人的異化導致了自然的異化。馬克思關于人的自由理論同樣適用，“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前提”。就生態圈來看，也是如此?！叭f物互相效力”、共生共榮。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本土化和生命力，本質上得益于中國摒棄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為公共資源管理、實現社會公平奠定了制度基礎。

第二，中國傳統的生態倫理觀。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歷來強調天人合一，尊重自然，將“和”與“中”作為天人關系的準則，“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疤烊撕弦弧钡暮诵乃枷氚ㄈ矫?。其一，天地人三才共生。在長期的天象和物候觀測中，中國古人發現天地人之間存在系統性關聯，氣候變化也具有周期性規律，這些自然法則可以用于養生、齊家、農作、救災、治國等領域。其二，道法自然、順天應時的生態保護理念。道法自然強調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云夢秦簡中的《田律》是我國最早的環境保護法律，“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以時禁發”等可持續保護理念被應用于伏季休漁制度、長江十年禁漁等政策。其三，“仁愛萬物”“參贊化育”的和諧進化思想?！抖Y記 ·中庸》曰：“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提倡尊重人與萬物之本性，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共同進化。我國自秦代建立田長制，唐代以來設置渠長、堤長、河長、湖長等基層治水管理者，地方政府對河湖管理保護負主體責任，這些都是國家為解決地方水環境問題而進行的制度創新。

第三，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黨的二十大提出，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2003年7月，習近平在《求是》發表文章，提出“生態興則文明興、生態衰則文明衰”的著名論斷。2005年8月，習近平在浙江安吉考察時創造性提出“兩山”理論。之后，我國以浙江為政策實驗室，塑造了綠色共富的生態文明新模式。環境就是民生；保護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良好生態環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一系列理念為綠色發展指明方向。

六、生物多樣性主流化的途徑與方法

生態文明經濟學將人與萬物的內在價值作為生生不息的價值創造源泉，因此，在方法論上必然要堅持整體論的原則。生態經濟學仍然無法解決“鉆石與水悖論”這一西方經濟學難題。? Elke Pirgmaier，“The value of value theory for ecological economics”，Ecological Economics，vol.179，no.C（2021）.? 虛擬的生態系統價值測算不能作為社會使用價值的參考指標，也難以被主流經濟學的市場運行邏輯所接納，進而淪為一種理論裝飾。生態經濟學強調的“經濟效率”（或價值實現）必須在確保生態安全（或生態系統的承載能力、污染吸納能力、再生與自適應能力等）的閾值以內才能得以實現。即：先將生態系統轉換為自然資本的效率（非市場產品的市場化），再將自然資本配置到能夠產生最大利潤（人類福利）的地方（價值實現）。目前，我國的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試點機制也屬于這種創造市場、依賴市場的方式。圖1展示了兩種范式下的主流化思路，其中，生態文明范式下的主流化要求生物多樣性目標融入社會經濟系統的方方面面，促進從工業經濟向生態經濟轉型、物質消費向生態文化轉型。

取法乎上，得乎其中。生態文明經濟學強調人與自然作為生命整體的和諧。實現這一目標并非輕而易舉，必須在制度和實踐方面超越根深蒂固的人類中心主義思維模式。行為經濟學家認為，文化基因是一個社會集體選擇的進化理性，是與不同地域自然環境長期互動、適應的結果。西方的基督教傳統認為人類是大自然的主人，具有管理的責任。東方的儒家文化則信奉“人為天地立心”“身土不二”。西方著名的政治學者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指出，未來真正具有生命力和競爭力的是文明而非國家，而中國是全球唯一延續至今的獨立文明形態。21世紀，中國提出生態文明理念，為人類發展范式的轉變提供了中國方案。在生態文明范式下推進生物多樣性主流化，實際上是一場深刻的“以人為本”“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社會經濟系統變革。對此，必須修正環境經濟學、人口與資源經濟學、生態經濟學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原則，將生物圈的穩定性或生態福祉納入考慮范圍。一個可持續的生態經濟體系，首先必須解決“公地悲劇”（公共資源的開放性使用）問題，實現生態公共物品的可持續增長，突破經濟發展的生態系統閾值。? [美]戴利、法利：《生態經濟學：原理和應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438頁。? 實際上，我國的生態文明示范區建設已經先行先試，實現了許多突破。

（一）解決“公地悲劇”問題：將生物多樣性福祉納入社會福利函數

公地悲劇的根源是私有制社會缺乏公共物品投資與保護的動力機制，西方社會解決這一矛盾，往往借助產權私有化和市場化運作的方式。例如，英國牛津郡通過信托基金購買私人農耕土地實現草地自然資本保護。生物多樣性喪失的經濟驅動力來自以資本為中心的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結構。因此，要扭轉這一異化自然的機制，需尋找其社會驅動力?！兜赖陆洝吩疲骸叭f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边_斯古普塔認為，大自然和生物圈是一種沉默的、被忽視卻鮮活的存在。? Partha Dasgupta，“The Economics of Biodiversity： The Dasgupta Review”，https：//lib.icimod.org/record/350223.? 在人類世中，保護生物多樣性就是保護地球生物圈最脆弱的群體，保護生物多樣性就是保護我們共同的生存家園。2021年4月22日，習近平主席在領導人氣候峰會上說，人類應該以自然為根，我們要像保護眼睛一樣保護自然和生態環境。落實到經濟政策方面的主流化，就是要將生物多樣性納入全社會的福利分配方案，以生物圈（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帕累托最優原則作為生態補償的理論依據。

在公共投資項目或環境政策中，福利加權被引入成本效益分析方法以實現帕累托最優的社會福利目標，其理論基礎是卡爾多-?？怂剐试瓌t，即“如果A的境況由于這種變革而變得如此好，因而他能夠補償B的損失而且還有剩余，那么這種變革就是一種（帕累托）改進”。例如，我國在改革開放之初鼓勵“先富帶動后富”，在積累足夠多的社會財富之后，舉全國之力在2020年完成了惠及千萬人的精準扶貧，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宏偉目標。中國獨特的制度優勢不僅帶來減貧的社會公平紅利，而且也在生物多樣性保護領域證明了這一理想假設是切實可行的。例如，我國確立了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保護地體系，2021年中國首批設立的5個國家公園位居保護地建設的最高等級，擬在10%的國土陸域面積上建成約50個國家公園保護中國最具代表性的生態系統，80%以上的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植物物種及其棲息地。

《〈國家公園空間布局方案〉印發》，http：//www.foresty.gov.cn/main/5497/2023105/154219347708492.html.? 盡管生物多樣性的價值很難被量化，損益主體及補償份額也難以確定，但是我國可以發揮東西部協作、財稅獎補等機制的優勢，從發展紅利中拿出一部分彌補累積的生態赤字，優先滿足最迫切的保護需求。

（二）拓展消費者的效用函數：為生物多樣性設立自然代理人

西方學者批評資本主義給任何創造物甚至人類自身定價，將個體卷入市場和工業化大生產，這種貨幣化社會在人類歷史上也是獨一無二的。? ?Elke Pirgmaier，“The value of value theory for ecological economics”，Ecological Economics，vol.179，no.C（2021）.? 資本主義的成功使得工業文明成為不言自明的主流價值觀，成為驅動社會生產活動和消費觀念的底層邏輯，人們迷失在以GDP和收入衡量成功的假象里。經濟學家搭建的大廈注重形式邏輯的嚴密和完美，將人類的社會心理屬性留給新興的社會科學家。? [美]勞埃德 ·G ·雷諾茲：《經濟學的三個世界》，朱泱、貝昱、馬慈和譯，商務印書館，2013年，第13頁。? 行為經濟學家指出，人類決策常常違背理性經濟人的假設。創立了社會生物學的哈佛大學教授威爾遜提出“生物親緣假說”，指出人類源自大自然，不僅在基因上而且在情感上都與生物圈不可分割。? [美]大衛 ·W ·奧爾：《大地在心：教育、環境、人類前景》，君健、葉陽譯，商務印書館，2013年，第138頁。威爾遜強調，“我們是生物學上的物種，我們與其他生命形式相互交往的強烈欲望……對生命和所有生物的摯愛?！薄拔幕蜕鐣Ｊ椒从持鴶等f年的進化過程?！?/p>

基于生態文明經濟學范式，我們將一個地方社區抽象為一個標準化的“生態文明人”，這個集合人（Collective Person）從社區所在的特定生態系統（例如數百年的茶樹林或公共稻田）獲得的生態福祉（用V表示）可分為三個維度。第一，理性人（以銷售茶葉或稻米的收入來衡量，用C1表示）；第二，社會人（代代相傳的社區生態文化帶來的歸屬感、安全感、滿足感等心理情感效用，用C2表示）；第三，生物人（依托茶園或稻田的社區物產及良好自然生態環境帶來的健康生活，用C3表示）。這些維度組合起來，共同構成了一個標準“生態文明人”的消費偏好。用公式表示為V= u（C1）+u（C2）+u（C3）。

奠基于經濟人假設的古典經濟學范式忽略了人類的社會人維度和生物人維度，生態經濟學的主要貢獻只是借助生態系統定價進行蹩腳的修補。達斯古普塔引入“社會隱含偏好（Social Embeded Preference）”概念，衡量代際福利的差異，認為借助外部稅可以實現生態資源消費的市場均衡水平等同于社會（偏好）最優消費水平。? Partha Dasgupta，“The Economics of Biodiversity： The Dasgupta Review”，https：//lib.icimod.org/record/350223.? 這一概念也應該分為三個維度才有現實意義?，F實中，新古典范式下市場工具的有效性存在諸多技術和制度障礙，如科學認知的不確定性、利益沖突、尋租行為、環境規制的約束等。? ?Ihar Dzeraviaha，“Mainstream economics toolkit within the ecological economics framework”，Ecological Economics，vol.148（2018）.

從國內實踐來看，以“生態文明人”為目標，改變消費偏好、促進生態公共產品需求可持續增長，大致有以下可行路徑：

第一，立法禁止和政策規制。目前，我國還沒有統一的生物多樣性立法。在生態文明范式下，要充分認識生物多樣性的價值、尊重生物圈的生命屬性和智慧，既要加強生物安全風險管控，也應包容、保護一些暫時“無用”的存在價值、文化價值。例如，新冠病毒傳播風險推動許多國家加強對野生動植物交易的管理，2022年中國修訂通過了《野生動物保護法》，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此外，利用政策立法引導生態產業化、產業生態化，如Yu等以中國的工業園區為例，分析了將環境管制引入園區廢棄物管理可改變企業對原材料的需求和廢舊資源利用方式，證明了帕累托改進效應。? ?Xiang Yu，Yongsheng Zhang，“An economic mechanism of industrial ecology： Theory and evidence”，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vol.58（2021）.

第二，設置自然資本的代理主體。我國憲法明確規定，礦藏、水流、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涂等自然資源，都屬于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自然資源作為開放性公共資源，責權利主體模糊、權與責不匹配、考核問責和損害追責難，導致“公地悲劇”，生物多樣性喪失難以遏制。浙江省的“河長”“湖長”“林長”制度，為自然資源賦予人格化的代理主體，領導干部一把手負責、上下級考核、群眾監督等舉措使沉默的大自然真正擁有了代言人，這些舉措為自然資本的可持續保護、管理、開發、利用奠定了長效制度基礎。

第三，建立社區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近年來，國內外興起了融生態、生產、生活和消費于一體的生態社區自治模式，許多自然保護組織開展社區共管項目。例如，杭州市余杭區于2020年8月提出“未來鄉村”概念，充分發動原鄉人、新鄉人和海內外鄉賢，構建鄉村治理共同體，改變了鄉村的氣質面貌，實現了民生發展、生態環境改善、鄉村政治文化建設的多贏局面。未來，相關工作還可以加入生物多樣性保護議題，發動全民全社會開展保護。

第四，生態信用引導綠色消費偏好。在企業和個人層面，可充分發揮經濟政策的杠桿作用，借鑒國際上的綠色助推（Green Nurging）政策，例如生態消費券、生態標識、綠色信用制度等，借助國內許多地區實施的“碳普惠”一體化機制，與生物多樣性保護行為掛鉤，助推生態保護成為全社會的自覺行動。例如，浙江麗水在全國首創“綠谷分”綠色社會信用制度，以村（社）、企業、個人為重點，構建包括生態保護、生態經營、綠色生活、生態文化、社會責任等五個維度的生態信用體系，編制生態信用行為正負面清單，利用覆蓋全市240余萬人的生態信用積分，推出“信易貸”“信易購”等守信激勵和優惠旅游活動。? ?鄭艷：《“麗水模式”的生態經濟學思考》，《南京林業大學學報（人文版）》， 2022年第3期。

（三）生物多樣性紅線：科學設定保護的邊界與規模

無限制的經濟增長將人類從“空”的世界推入“滿”的世界，自然資本（而非人造資本）日益成為人類發展的主要制約因素。? [美]戴利、法利：《生態經濟學：原理和應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104頁。? 為此，必須嚴守生態空間，強化閾值約束。首先，針對農林牧漁、能源、交通、城鄉建設和重大工程等密切影響生物多樣性的經濟發展活動，加強評估并明確生態紅線意識，提升生物多樣性目標的優先級。其次，根據不同物種的重要性、棲息地及活動范圍，因地制宜設置保護邊界，打破行政區劃、行業管理和生態要素的界限，探索機制創新。例如，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有利于對重點瀕危物種劃定生態保護紅線，開展就地保護；以流域為邊界，借助生態系統方法開展生態修復、生物多樣性監測與管理，綜合考慮岸上與水下、上游與下游、城市與鄉村等不同環節；城市生物多樣性保護應以城市為中心，加強監測與保護的常態化、科學化。最后，構建領導干部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和生態環境保護責任終身追究等制度，鑄就生態環境保護的“制度堤壩”。例如，浙江省麗水市將95.8%的市域面積規劃為生態空間，在浙江省率先建立生態環境保護綜合督查長效機制，高標準創建的百山祖國家公園成為全國32個陸地生物多樣性保護優先區之一。

七、結? 語

生態文明理念為生物多樣性治理提供了理論根基，生物多樣性主流化是踐行生態文明的必由之路。本文從經濟學的分析視角提出了在生態文明范式下推進生物多樣性主流化的理論依據和政策路徑。首先，辨析生物多樣性主流化的含義、國內外進展與主要問題。其次，生物多樣性主流化是跨部門、多主體、跨領域的環境問題，本質是發展問題。再次，對比工業文明與生態文明兩種發展范式，厘清了環境經濟學、生態經濟學、生態文明經濟學不同范式的價值基礎與內在邏輯。最后，以“生態文明人”為理論假設，拓展了消費者的生態效用函數，將其區分為理性人、社會人和生物人三種不同維度的偏好，為構建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提供理論依據。隨著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持續推進，本文提出的一些探索性的概念、原則和策略，有待與國內地方層面的豐富實踐與案例結合起來，進而深入拓展相關研究。

〔責任編輯：沈? 丹〕

Mainstreaming Biodiversity：An Explanation and Elaboration of ?Economics of Eco-civilization

ZHENG Yan， PAN Jiahua

Mainstreaming biodiversity is a strategic goal and essential principle established by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 with the inadequacy of mainstreaming being a significant barrier to curbing the loss of biodiversity worldwide. Biodiversity mainstreaming entails prioritizing biodiversity issues and restoring their rightful place in socio-economic governance. In China， mainstreaming biodiversity is guided by Xi Jinping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deology， leading to a unique path of conservation characterized by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lbeit with some challenges. Biodiversity mainstreaming grapples with paradoxes related to property rights and agency， conservation financing mechanisms and benefit-sharing， value perceptions， and measurement. Essentially，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s a wicked problem rooted in Chinas history and practice， with ecological economics inherent in the fabric of the society serving as a new paradigm for biodiversity mainstreaming. The mainstreaming of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paradigm requires the integration of biodiversity goals into all aspects of the socio-economic system， facilitating the transition from industrial to ecological economics and material consumption culture to an ecological culture. To address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biodiversity well-being must be incorporated into social welfare functions. Expanding consumer utility functions can involve establishing natural agents for biodiversity， with the goal of nurtur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itizens” to alter consumption preferences and promote sustainable growth in the demand for ecological public goods. Defining biodiversity red lines aids in scientifically setting boundaries and scales for protection， rigorously safeguarding ecological spaces， and reinforcing threshold constrai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