駐村幫扶中的技術治理與鄉村治理數字化轉型
——以L省A市的田野實踐為例

李丹陽，鐘楚原 （.西北農林科技大學 人文社會發展學院/黃河流域鄉村振興研究與評估中心，陜西 楊凌 700；.廈門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福建 廈門 36005）

隨著數字時代的到來，我國鄉村社會迎來了變革發展的重要契機。在村治實踐場域內，部分村莊以技術治理重新激發產業發展活力的同時，也促進了政務治理、文化建設等的變革與發展。在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階段，鄉村發展、鄉村治理和鄉村建設成為鄉村全面振興的重點任務，由此也拓展了鄉村治理的基本范疇。駐村干部作為有效參與鄉村治理的重要主體力量，在開展駐村幫扶工作中以技術治理方式推動鄉村治理數字化轉型，駐村幫扶與技術治理的有機結合由此成為探索鄉村治理數字化轉型的創新模式?；诖?，本文從駐村幫扶視域出發，將技術治理方式合理導入，從實踐和理論層面探析駐村干部借助數字技術助推鄉村治理數字化轉型的實踐應用場景和理論運行機制所在，這對我國傳統鄉村治理模式的創新以及推動鄉村治理數字化轉型、鄉村全面振興等具有重要意義。

一、研究緣起與問題的提出

技術治理（Technocracy）主要以大數據和云計算為技術支撐，其形成與現代科學技術的興起密切相關，倡導通過運用現代治理技術為人們創造出更高的社會福祉［1］。圣西門最早對科學技術與治理問題進行相關探討，凡勃倫與霍華德·斯科特等人于20 世紀90 年代成立技術治理聯盟，這標志著技術治理運動的開端。從國內來看，技術治理與傳統國家的治理能力問題密切相關。其中，韋伯將稅務管理等計量技術的粗放落后視為傳統中國治理遭遇巨大困難的原因之一［2］。對此，黃仁宇認為背后失敗的根源在于以儒家道德替代技術創新，“個人行動全憑儒家簡單粗淺而又無法固定的原則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創造性，則其社會發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補助技術之不及”［3］。時間推移至中國早期近代化開端，傳統國家治理依然以道德整合為主，缺乏基于數目字管理的技術治理，“最下層的數字既不能復實，中上層之經理亦受影響，所謂各種黑暗與腐敗，并非全系道德問題，而是有這樣一個基本的技術問題存在。今日中國趨向現代化，必須徹底解決此根本技術問題”［4］。隨著改革開放的縱深發展，我國學者作出中國社會經歷了從總體性支配向技術治理轉型的論斷［5］。伴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提出，鄉村技術治理也逐漸成為基層治理改革與發展的重要實踐邏輯，在村治場域中發揮著不可或缺的現實功用。

行政系統的技術治理變革肇始于政治系統的治理技術要求。從政府部門頒發的不同政策性文件來看，曾多次提出以技術提升鄉村治理水平的重要觀點。以2017 年國家明確指出“加強農村社區信息化建設”來完善城鄉社區治理為起點，此后相繼頒布《數字鄉村發展戰略綱要》《關于開展國家數字鄉村試點工作的通知》和《數字鄉村發展行動計劃（2022—2025年）》，分別要求“構建鄉村數字治理新體系”“促進信息化與鄉村治理深度融合”以及“充分發揮信息化對鄉村振興的驅動引領作用”。隨著信息化、網絡化、數字化在村治場域中的廣泛應用，技術治理成為推進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驅動。相伴發生的是，干部駐村制度成為持續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延續性制度安排。事實上，下派駐村干部真正演變為制度性的鄉村治理安排，最終于2018 年被國家政策性文件正式確定為面向貧困村、軟弱渙散村和集體經濟薄弱村選派駐村第一書記的工作長效機制。此后歷年中央一號文件相繼通過“全面派出”“持續派駐”“堅持完善”的方式對該長效工作機制予以鞏固。陳陳相因，憑借“政策勢能”［6］高位推動的干部駐村制度，成為村治實踐場域推進鄉村發展、促進鄉村建設和改進鄉村治理的重要制度安排。由此引申出來的問題是，駐村幫扶和技術治理有何關聯？二者又如何作用于鄉村治理實踐？

在國家政策的大力推動下，學術界也開始對駐村幫扶和鄉村技術治理展開廣泛研究。圍繞駐村幫扶和技術治理，既有研究成果主要聚焦在以下三方面：首先，駐村幫扶與鄉村治理的關聯性研究。聚焦于下派干部進行駐村幫扶的制度安排，圍繞制度涉及的駐村第一書記［7］、駐村工作隊［8］、鄉村精英（村“兩委”、新鄉賢）［9］等角色扮演，闡明不僅第一書記的領導力等個體特征成為影響農村貧困治理的關鍵因素［10］，而且其與村干部等鄉村精英所型塑的不同治理主體結構同樣影響著貧困村脫貧致富成效［11］，因而需要重點關注不同治理主體間的協作互動關系建構。在此基礎上，以干部駐村制度所依托的科層治理體制為運行起點，相繼考察了駐村干部參與鄉村治理的運作過程及實踐成效，包括形成了雙軌雙層［12］、雙軌并行［13］等運作模式，并由此總結出駐村幫扶具有優化貧困治理結構［14］和整合貧困治理資源［15］等正面成效，但也容易滋生鄉土權威缺失［16］和基層形式主義［17］等意外后果。其次，技術治理與鄉村治理的關聯性研究。伴隨改革前的總體性支配權力逐漸為改革后技術化的治理權力所替代，鄉村治理實踐中相繼出現項目制［18］、網格化［19］、大數據［20］等技術治理方式。圍繞前述現象，有學者從實現鄉村振興、構建數字中國以及改善國家治理等層面剖析了推進數字鄉村建設的現實意義［21］，著重強調了具體實踐中普遍面臨的文化觀念、組織參與和制度結構等困境［22］以及大量涌現的“數字利維坦”［23］和“技術利維坦”［24］等風險，并在此基礎上提出系列改進建議［25-26］。最后，駐村幫扶與技術治理的關聯性研究。前述研究主要聚焦在精準扶貧領域。圍繞精準扶貧的政策設計，作為發包者的國家需要借助作為承包者的駐村干部來實現數字技術的多級發包和數字下鄉［27］。但在精準扶貧政策執行階段，駐村干部往往面臨“瞄不準”［28］的技術難題。對此，有學者認為背后根源在于國家精準扶貧與基層施政倫理存在實踐張力［29］，并主張從“技術”到“倫理”的研究范式轉換以彌補技術治理的局限性［30］。在此基礎上，有學者進一步細化倫理的情感視角，并提出駐村幫扶如何有效連接國家與社會的情感技術方案［31］。此外，也有少數學者將駐村幫扶與技術治理放置到鄉村振興的背景下加以研究，并提出運用技術治理構建數字化駐村模式的前景構想［32］。

綜上所述，圍繞駐村幫扶、技術治理和鄉村治理的相關議題，既有學術成果要么聚焦在精準扶貧的研究背景下，與當前全面實行鄉村振興戰略的政策情境相脫節；要么傾向于在駐村幫扶和技術治理中各取一端，在研究策略上更加關注駐村幫扶抑或技術治理與鄉村治理的碎片化關聯，缺乏鄉村振興背景下圍繞駐村幫扶、技術治理與鄉村治理的整全性關聯研究。

問題的關鍵在于，后扶貧時代我國仍須向脫貧村、易地扶貧搬遷安置村下派駐村干部，以發揮其在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中的重要銜接作用。技術治理是駐村干部在前述實踐中的典型應用，有利于駐村幫扶工作開展，推動鄉村治理數字化轉型。換言之，數字信息技術與駐村幫扶實踐的有機整合，不僅能夠提升駐村幫扶體系的完整性、精準性與動態性，而且還有利于化解當前鄉村治理普遍面臨的數字化轉型難題。

由此引申出來的問題是，技術治理在駐村幫扶實踐中發揮何種作用？又對鄉村治理數字化轉型產生哪些影響？以及背后的運行機制何在？本文嘗試在立足具體實踐的前提下，通過提供相應的經驗證據，打開駐村幫扶實踐中的技術治理“黑箱”，以期緩解該領域日益凸顯的理論貧困狀況。為此，筆者結合2022 年7—8 月在L 省A 市3 個鄉鎮的調研材料和相關新聞報道等①按照學術規范，本文中出現的地名、人名等均已作匿名化處理。，試圖從駐村幫扶、技術治理、鄉村數字化轉型的關聯性視角出發，圍繞技術治理“落地”鄉村社會的實踐過程，探索駐村幫扶中的技術治理應用，以期發掘駐村幫扶、技術治理與鄉村數字化轉型的關聯運行機制。

二、駐村幫扶、技術治理與鄉村治理數字化轉型的應用場景

技術治理需要利用自由、分權和參與營造的社會空間，又要以解決社會問題的方式進行有效維持［33］。隨著鄉村振興的全面推進，技術治理在駐村幫扶助推鄉村振興實踐中迅速興起。某種程度而言，這是現代互聯網及通信技術快速發展并被政府推動的產物，反過來也愈加成為推動駐村幫扶發展的重要變量，并深刻影響著鄉村治理數字化轉型的實踐走向?？紤]到國家政策議程連續將鄉村發展、鄉村建設及鄉村治理設置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重點任務，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相對狹隘的鄉村治理內涵便可以拓展為鄉村發展、鄉村建設、鄉村治理三個維度［32］。鑒于此，駐村幫扶中的技術治理以及由此推動的鄉村治理數字化轉型及其應用場景，便主要包括鄉村治理維度的政務數字化、鄉村發展維度的產業電商化和鄉村建設維度的文化網絡化。

（一）政務數字化，推動鄉村治理優化

鄉村政治領域中的技術治理主要體現在鄉村政務方面，能夠有效減輕基層治理負擔，促進政務服務智能化［33］。在技術治理作用的加持下，幫扶對象和幫扶干部的身份信息將顯示為一串數字，該匿名方式使其相關信息基本無法被竄改，這也就使得駐村干部在開展幫扶工作時能夠有效確保幫扶對象以及因村派人的精準性。尤其在后扶貧時代，貧困戶依據現行標準脫貧后即可依據規定程序退出，但其管理信息可在相關技術平臺上永久保留，一旦這些脫貧戶因病、因災再次陷入貧困，駐村干部可以利用平臺治理技術對其進行更為精準的幫扶。譬如，A 鎮H 村的建檔立卡貧困戶WCW 經大數據身份識別后被納入全縣脫貧攻堅兜底保障范疇，在政策扶持與技術治理的雙重作用下，WCW 一家三口每月可領取783 元低保金。此外，駐村干部通過增強對線上辦公平臺、公共服務平臺的使用頻次，在促進村莊政務數字化、電子化的同時推動“基層治理逐漸由單向度轉為雙向度、多向度”［25］，雙向互動中的村民自治水平亦得到提升。掌握技術紅利的駐村干部并未忽視村“兩委”在鄉村治理中的作用，而是協同后者運用技術治理共同為村民提供更為便捷的政務服務體系。具體實踐中，A 鎮的5位駐村干部聯合A 市開發出集“村務公開、黨務公開、財務公開、惠農公開”等功能于一體的陽光服務平臺App，讓村民“坐在炕頭就能監督村情”成為現實：位于軟件“前臺”區域的村民遇到不清楚、不滿意的事情，可直接在該軟件的“我要提問”欄進行線上意見反饋，身處軟件“后臺”區域的駐村干部、村“兩委”則在收到反饋后及時作出線下回應處理，這不僅為高流動性社會中的離鄉個體架構起更為便捷的干群互動橋梁，還有效增強了全體村民對鄉村事務的參與度。

（二）產業電商化，促進鄉村產業發展

駐村干部以數字技術賦權多元主體和重構鄉村產業體系，是提高村民收入的關鍵舉措，也契合鄉村產業振興的內在要求［34］。一是發展農村電子商務。電子商務的發展能夠有效整合農村資源，為鄉村經濟提供更為有效的增長途徑。B 鎮D 村以養魚為主導產業，駐村干部LY通過調研走訪得知，D 村漁業雖成規模，但一直處在市場銷售鏈的最低端。LY 在和村干部商議后決定學習查干湖魚的營銷模式，利用現有的“LZ 鯽魚”國家地理標志產品做文章，通過成立集體公司、打造品牌、利用電商渠道提高漁業養殖的經濟價值。目前，本村的魚副產品已經在三家電商平臺和村級小程序、公眾號進行同步線上銷售。借由數字技術賦能的D村漁業成功實現發展機會及發展成果的共享，有效提高了電商產業運營中的村民數字素養和經濟收入水平。二是發展數字旅游產業。即通過構建數字旅游平臺將當地的旅游信息進行全面系統的整合，從而促進農村旅游產業的數字化轉型。C 鎮3 位駐村干部在化身“導游”積極推廣“美麗鄉村線上活動”的同時，還將產業電商化中得到數字素養提升的村民群體吸納進來，共同通過圖文并茂的視頻直播方式，帶領游客探路、探村、探棚，“親身”走進農村?？紤]到空間是人們生產生活得以發生的前提與基礎［35］，這種方式既可避免過度依循景觀制造邏輯的鄉村旅游，對村民維持低成本的生產生活權利保障空間造成實質消解，也能夠在擴展游客流量和吸引資本下鄉的基礎上推動經濟穩步發展。

（三）文化網絡化，改善鄉村文化建設

文化建設作為更高層次需求，往往滯后于經濟發展，因而越是貧困的地區，文化建設水平也相對較低［13］。背后原因在于，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社會分化不僅加重了個體原子化、情感斷層化等困境，而且由此引發的區域發展失衡進一步加劇貧困地區人口外流，使人們脫嵌于傳統村域社會的同時遭遇新的文化斷聯。因應于此，鄉村技術治理通過將鄉村文化網絡化、數字化，促成鄉村文化在傳統與現代層面的雙重保護與傳承弘揚，并推動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36］。以鄉愁文化的數字化創設為例，B 鎮Z 村駐村干部WW 下派后，通過建立村級微信群和利用手機自媒體宣傳本村文化、農民生活風貌等，為在外漂泊的村民們提供虛擬在場的數字場景和鄉愁表達的數字媒介，繼而實現“故鄉”景觀的技術再造和地方文化的跨域認同。此外，網絡化、數字化場景下的鄉村文化建設進一步提高文化服務的可及性。WW 協同村“兩委”創辦了《黨支部宣傳報》，主要介紹村黨支部工作動態、宣傳黨和政府的各項決策部署以及解讀農村社會熱點難點等，并選擇在非主題黨日活動周推出新一期月刊，以便利黨員干部的日常學習。在以網絡辦報的形式整合各類數字文化資源的同時，WW 還以短視頻的方式對宣傳報的內容進行重點解讀，以改善全體村民獲取公共文化服務的便利性和可及性。

圖1 駐村干部以技術治理助推鄉村治理數字化轉型的應用場景

三、鄉村治理數字化轉型的運行機制

鄉村治理數字化轉型的核心在于因數字技術發展而觸及的經濟社會變革，可以從技術哲學范疇尋找數字化轉型背后的理論運行資源。圍繞技術變革的中心議題，技術哲學領域先后出現技術工具論、主體論和環境論等三類代表性觀點。其中，技術工具論主要關注技術變革中的技術應用本身，僅將其視為主體實現目標的中介工具［37］。技術環境論則認為超越具體對象化機器的技術應用形式變遷造就了“技術社會”的新型社會形態，并成為人作為技術主體存在的根本性情境［38］。不同于將人降低到催化劑水平的技術環境論，技術主體論更加強調技術的主體性，并主張在動態社會情境中重新理解人的主體性以及人與技術應用間的關系［39］。同樣地，鄉村治理數字化轉型中的鄉村治理、鄉村發展及鄉村建設場景亦呈現出從單一技術應用向多元主體賦能和跨域數字情境拓展的分布特征。循此而言，亦可從技術維度、主體維度和情境維度來理解駐村干部借由數字技術助推鄉村治理數字化轉型背后的運行機制。

（一）“數字在地化”：鄉村治理數字化轉型的技術保障機制

作為技術治理在幫扶實踐中的典型應用，駐村干部依托數字下鄉干預貧困治理的過程，容易滋生“數字懸浮于基層社會治理過程和村莊社會生活”［27］的意外后果。為此，在推進政務數字化的過程中，需要作為治理主體的駐村干部和作為治理對象的貧困戶及其在地化數字信息予以相應配合。在這里，在地化數字信息主要指圍繞治理主體和治理對象的人口學特征及其生產生活空間所構造的數據連續統，包括駐村干部的人口學信息以及貧困戶的家戶信息、致貧原因和生產生活條件等。不同于壓力型體制下層層分解的指標管理模式及其衍生的以指標考核為導向的數字邏輯化、數字系統化等形式主義邏輯，數字在地化格外注重對貼合治理主體及對象生產生活實際的在地信息構建，以保障數字化轉型中的鄉村治理精準性。將前述邏輯對應到本文中便體現為，一方面，組織部門和派出單位依據“分布式賬本”的技術治理方式，分別將幫扶村莊的致貧原因、特點、人才需求，以及將待選駐村干部的人口學特征、工作經歷、業務能力等相關信息錄入系統，之后再通過算法推薦為幫扶村莊匹配最為適合的干部人才，以保障干部派駐的精準性；另一方面，精準派駐的駐村干部利用大數據服務平臺上面永久保留的貧困戶建檔立卡信息，在跟蹤記錄具有返貧風險的監測戶信息的同時為其提供更加貼合自身實際的在地化幫扶方案，以保障幫扶實踐的精準性。

（二）“數字主體化”：鄉村治理數字化轉型的動力驅動機制

不同于微觀層面上僅將數字技術視為中介手段的技術工具理念，以及宏觀層面上拓展數字技術為宏大“技術社會”［38］敘事的技術環境理念，數字技術治理亟須找回人作為技術變革的主體性，以充分展現動態社會情境中的“人和社會的互動”［39］關系。以產業電商化為技術工具的鄉村數字化建設，將全體村民視為受益主體和參與對象，旨在通過產業電商化實現村民數字化，繼而夯實鄉村治理數字化轉型的內生動力基礎，即從駐村干部外力推動到村域社會內力驅動的鄉村數字主體化建設。因此，駐村干部旨在提高村民數字素養和經濟收入的產業電商化賦能及其匹配的數字賦能策略，主要是圍繞幫扶村莊的漁業養殖產業的發展需要，通過成立集體公司、打造自有品牌和開展電商銷售培訓等方式提高村民數字技能，繼而增強村民利用數字信息技術經營漁業生產活動和宣傳日常生活情景的人力資本和能力素養。在此基礎上，依托產業電商化的數字賦能策略和數字旅游直播中的主體性習得，開啟嶄新數字生活的村民群體全面成長為掌握基本數字技能和依靠數字技術謀生的“中堅數字村民”，并“被賦予重建鄉村振興主體性的路徑期待”［40］?？梢?，駐村干部經由產業電商化的鄉村數字基礎設施建設，不僅促進了鄉村產業發展的數字化轉型，而且催生了大批具有高數字勝任力“中堅數字村民”，再造鄉村數字治理主體的同時實現鄉村治理數字化轉型的內生驅動。

圖2 鄉村治理數字化轉型的運行機制

（三）“數字情境化”：鄉村治理數字化轉型的時空適應機制

數字時代的網絡化和信息化趨勢推動著中國鄉村發展從傳統鄉土社會的地方性情境步入現代“數字鄉村”的超地方性情境，構成了理解中國鄉村數字化建設的“情境”維度［41］。傳統時期，建立在確定時空秩序之上的村落共同體，主要運行在低流動性的地方情境之中并維持著以農為主的生計模式。伴隨改革開放的深化和打工經濟的興起，鄉村發展的地方性情境被打破，“人們越來越慣常地離開兒時所處，去置身一個新的地理空間和生活環境”［42］。尤其在數字化的驅動下，廣泛鋪陳的數字技術將鄉村社會進一步從地方空間拓展至數字空間。借由數字空間的脫域性特征，以共同在場為基礎的社會互動關系從過去的“位置空間性”中脫離出來，并被納入流動性的“情境空間性”之中。以鄉村文化的網絡化建設為例，駐村干部借助村級微信群和手機自媒體等數字技術，為因外出務工而脫離地方性關聯的村民群體提供情感表達的數字媒介和營造共同在場的數字情境，繼而使后者在擺脫地域空間限制和適應不同時空條件的同時，實現“地方感”的數字生成、“家鄉人”的跨域認同和“故鄉情”的技術再造。概言之，數字技術在消解傳統鄉村發展賴以維系的地方性情境的同時，又將鄉村社會帶入超地方性的數字情境中，為鄉村治理的數字化轉型以及運行其間的文化關聯和地方實踐提供了跨域時空的適應機制。

四、結語

駐村干部是聯結國家和鄉村社會的重要節點，加強了國家進入鄉村的廣度和深度［43］。以駐村干部為核心的駐村幫扶制度構成了我國貧困治理的機制性傳承。隨著數字時代的到來，駐村干部通過充分挖掘數字技術治理的重要價值，使駐村幫扶實踐與村級貧困治理和鄉村振興戰略實現有機結合，現已成為實現鄉村治理數字化轉型的策略選擇。由駐村幫扶所連帶的鄉村數字化治理及其性質和范疇，同時取決于國家政策議程設置中的鄉村振興重點任務安排和幫扶時空路徑中被區域化的村莊治理場景呈現。因應于此，本文從鄉村治理維度的政務數字化、鄉村發展維度的產業電商化和鄉村建設維度的文化網絡化等實踐場景展開理論與實證層面的具體剖析，并借此發掘出鄉村治理數字化轉型背后的三大運行機制，即技術維度的數字在地化、主體維度的數字主體化和情境維度的數字情境化，三者分別構成了駐村干部以技術治理助推鄉村治理數字化轉型的技術保障機制、動力驅動機制和時空適應機制。

當前，我們迎來了實現鄉村全面振興及助力數字中國建設的關鍵期。在此背景下，隨著現代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國家權力以網絡、通信等技術治理方式“重返鄉村”；同時，后扶貧時代的相對貧困治理也離不開駐村幫扶的外部支持。這也必將對駐村干部如何運用技術治理平衡干群關系、鄉村關系乃至國家與鄉村社會關系提出更高要求與更嚴峻的挑戰，由此也構成了推進相關研究的潛在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