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獨特的哺乳動物
——大熊貓的科學發現及相關文獻的人類世研究意義

［法］?，敿~埃爾·卡尼亞爾（Emmanuel Garnier）著，郭麗娜、洪日 譯

“一種獨特的哺乳動物”①Milne-Edwards A， Recherch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naturelle des mammifères comprenant des considérations sur la classification de ces animaux， Paris， Masson， tome 1， 1868-1874， pp. 321-338.一說出自巴黎國立自然史博物館（Muséum national d’histoire naturelle）前負責人、動物學家阿爾封斯·米勒—愛德華茲（Alphonse Milne-Edwards，1835—1900）的一本動物學指南，專指譚衛道（Jean Pierre Armand David，1826—1900）在19 世紀發現的新物種，拉丁學名為Ailuropoda melanoleuca，俗稱“大熊貓”。

自保羅·克魯岑（Paul Crutzen，1933—2021）正式提出“人類世”這一術語以來，科學界對該術語以及與生態環保相關的議題多有討論，科學家普瓦文（Nicolas Boivin）和克勞瑟（Alison Crowther）建議引入歷時數據和信息來建構一種更為合理的人類世模態②Boivin， Nicole； Crowther， Alison. “Mobilizing the past to shape a better Anthropocene”， Nature Ecology ＆ Evolution，2021（5）.。年鑒學派一貫主張“整體史觀”，亦嘗試有所回應。本文旨在強調大熊貓作為一種科學界長期觀察和研究的對象，其相關知識對于地球物種知識模態的科學建構具有重要價值，為此力圖避免一切暗示大熊貓知識是西方向中國人“揭示”的“西方中心主義”傾向，也無意講述大熊貓知識史，而是盡量從生態—環境角度入手，討論人類世物種模態建構問題。循此思路，本文先從譚衛道個人檔案入手，考察他的科學志向是否堅定，接著研讀《華中與藏東旅行日志》，考查譚衛道發現這一物種的過程以及1869 年之后相關信息和知識在西方科學界的傳播狀況。在直接提取大熊貓信息和做環境信息分析基礎上，本文盡量從生態—環境角度而非社會—經濟角度討論大熊貓作為一種獨特物種的科學研究意義①人類世的科學討論主要在地質、地層、地理和生態等領域展開。最近三年，《自然》（Nature）和《科學》（Science）兩大雜志主刊、子刊上共有54篇文章討論人類世問題，主要議題是人類世分期、地層金釘子和區域生態環保等。主刊發表如下：Kunnas，Jan. “Anthropocene event idea is empowering”， Nature， 2021（598）； Bauer， Andrew M. “Anthropocene： event or epoch？”， Nature， 2021（597）； Lelieveld， Jos. “Obituary Paul J. Crutzen （1933-2021）”， Nature， 2021（591）； Elhacham，Emily； Ben-Uri， Liad et al.. “Global human-made mass exceeds all living biomass”， Nature， 2020（588）； Subramanian，Meera. “Humans versus earth”， Nature， 2020（572）； Redding， David W. et al.. “Location-level processes drive the establishment of alien bird populations worldwide”， Nature， 2020（571）； Jonkers， Lukas et al.. “Global change drives modern plankton communities away from the pre-industrial state”， Nature， 2019（570）； Subramanian， Meera. “Anthropocene now： influential panel votes to recognize Earth’s new epoch”， Nature， 2019（569）. Waters， Colin N.； Turner， Simon D. “Defining the onset of the Anthropocene Twelve sites are considered for defining the Anthropocene geological epoch”， Science， 2022（378）； Exposito-Alonso， Moises et al.. “Genetic diversity loss in the Anthropocene”， Science， 2022（377）； Ellis， Erle C. ； Maslin， Mark.Altered Earth： “Getting the Anthropocene Right”， Science 2022（376）； Voosen， Paul. “GEOLOGY Bids for Anthropocene’s‘golden spike’ emerge”， Science， 2022（376）； Goulson， Dave； Nicholls， Elizabeth. “Anthropogenic influences on bee foraging”， Science， 2022（375）； Donovan， Mary K. “Local conditions magnify coral loss after marine heatwaves”， Science， 2021（372）； Duarte， Carlos M. “The soundscape of the Anthropocene ocean”， Science， 2021（371）； Kelly， Luke T. “Fire and biodiversity in the Anthropocene”， Science， 2020（370）； Denolle， Marine A.； Nissen-Meyer， Tarje. “Quiet Anthropocene，quiet Earth Seismic noise levels that correlate with human activities fell when pandemic lockdown measures were imposed”，Science， 2020（369）； Rasher， Douglas B. et al.. “Keystone predators govern the pathway and pace of climate impacts in a subarctic marine ecosystem”， Science， 2020（369）； Zheng， Guangjie et al.. “Multiphase buffer theory explains contrasts in atmospheric aerosol acidity”， Science， 2020（369）； Belcher， Oliver et al.. “The US military is not sustainable”， Science， 2020（367）； Coen， Deborah R. “The Evolution of Knowledge： Rethinking Science for the Anthropocene”， Science， 2020（367）；Jackson， Stephen T. “Humboldt for the Anthropocene”， Science， 2019（365）； Stephens， Lucas et al.. “Archaeological assessment reveals Earth’s early transformation through land use”， Science， 2019（365）； Therkildsen， Nina O. et al.. “Contrasting genomic shifts underlie parallel phenotypic evolution in response to fishing”， Science， 2019（365）； Deichmann， Jessica L.“Broadly defining working lands”， Science， 2019（363）。。

一、譚衛道檔案與《華中與藏東旅行日志》：一批有科學價值的生態資料

據譚衛道生前所立遺囑，他的家族將他的個人檔案贈予法國巴黎遣使會。這批檔案如今完好無損地保存在修會檔案館，文獻起始時間涵蓋譚衛道的生卒年份，非常完整，共9箱。

A 箱是個人出生證明及履歷、婚姻狀況、唁電、生前身后發表的期刊文章和科學報告。C/1 和C/2 兩箱保存1867—1898年的函件，私人函件分兩類：第一類是譚衛道與法國各類科學機構之間的往返函件，比如他與巴黎國立自然史博物館和法蘭西工學院（Institut de France）同事之間的通信；第二類是他與倫敦動物學會（Zo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等國外科研機構成員的往返函件。D 箱基本是《自然史博物館新檔案公告》（Bulletins des nouvelles archives du Muséum），內有譚衛道的科學研究成果。F 箱文獻的內容更加有趣，內有五個信封，編號從2A—2Z，分別是與野生動植物相關的文獻，還有一些昆蟲清單，有來自敘利亞的，也有來自中國的鞘翅目昆蟲，還有1862—1870年在中國觀察到的鳥類目錄，其中大部分已經送交巴黎國立自然史博物館鑒定，此外還有歐洲和拉丁美洲昆蟲標本，最后是大量植物標本。出人意料的是，文獻中附有注釋，是譚衛道應皇家亞洲文會北華支會（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②皇家亞洲文會北華支會是英國人在上海和北京設立的科學研究機構。參見http：//www.royalasiaticsociety.org.cn/about-ras/。 ? Quelques renseignements sur l’histoire de la Chine septentrionale et occidentale ?， Bulletin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Asiatic Society， 12 ao?t 1872.之約，為建構中國自然史而寫的。這部分文獻內容豐富，足以說明這位修士探險家具有普世情懷，也有開闊的文化視野。G/1和G/2箱主要是文章或樣稿。H 箱是純宗教文獻，有退?。ǘ\告和默想方面）、圣文的美德或靈修等內容。I箱文獻比較龐雜，有科學文獻，也有法國科學機構或政府機構的資助證明或授予榮譽稱號的證書。J箱正是著名的《華中與藏東旅行日志》，上面有作者親手所寫的“Moupin”字樣。

《華中與藏東旅行日志》為線裝手稿，深藍色硬皮封面，共75頁，無頁碼，寫于1869年2月28日至11月22 日，即譚衛道在四川寶興穆坪逗留期間。他后來向巴黎國立自然史博物館學術委員會解釋，穆坪生存環境艱苦，勘探過程偶遇極端天氣，日志用鉛筆書寫，極為潦草不清。確實，《日志》大部分頁面筆跡模糊，難以辨認，時有刪改，穿插著密密麻麻的注釋，沒有任何圖畫或照片，閱讀起來十分困難（如圖2所示）?！度罩尽分两裆形垂_發表，原件保存在巴黎遣使會檔案館多年，罕為科學界所使用。

圖1 《華中與藏東旅行日志》的封面，譚衛道在穆坪所寫，現藏于巴黎遣使會檔案館

圖2 《華中與藏東旅行日志》內頁，無法辨認的頁面樣例

圖3 在華期間身著中國服裝的譚衛道

二、譚衛道：一位獻身科學的法國修士

譚衛道1826年9月7日生于法國巴斯克地區巴約訥（Bayonne）附近的埃斯佩萊特（Espelette），1848 年在巴黎遣使會初修，1850 年發愿，立志赴遠方傳播福音。不過意大利薩沃納遣使會初級學校自然科學教師的職位空缺，需要他前往，因此他在10 年后才實現赴遠方傳教的夢想。在意大利任教對于譚衛道來說是教學相長，他夯實自然科學知識，在學生的協助下建構科學分類框架，并掌握動物標本剝制術。他后來在穆坪土司寨傳教，也鼓勵當地學生學習這一技術。他雖終生服務于遣使會，但科學界卻一直將他定位為一位杰出的動物學家和植物學家。他與19—20 世紀許多法國傳教士一樣，為巴黎國立自然史博物館系列藏品的形成做出了巨大貢獻，是法國自然史的開拓者之一。

如I 箱檔案所示，譚衛道在華期間，多次獲得巴黎國立自然史博物館的資助，開展科學研究①Cf. Carton I du fonds David des archives de la Congrégation de la Mission.，與當時著名比利時籍學者阿爾封斯·米勒—愛德華茲保持通信聯系②Cf. Garnier E， ? Une nouvelle espèce du genre Rhinopithèque ?， Revue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 de Paris， vol. 530，2017， pp. 43-46.。米勒—愛德華茲是醫學博士、教授，先后擔任巴黎科學院（Faculté des sciences de Paris）教務長和巴黎國立自然史博物館館長（Muséum national d’histoire naturelle）。他是法國現代生理學學科締造者之一，主要研究領域是軟體類動物和甲殼類動物。他于1838 年當選科學院院士，出版《解剖學與生理學課程（1855—1881）》一書，1869 年成為動物學教授，承擔哺乳類和鳥類知識教學，并負責巴黎植物園附屬動物園（la Ménagerie）的管理工作。

譚衛道在華期間發現大熊貓、麋鹿（Elaphurus davidianus）、中華鯢（Salamandre de Chine）等物種和另外60多種鳥類③Cf. Boutan E， Le nuage et la vitrine. Une vie de Monsieur David， Chabaud Editions， 1993， p.371.。此外在植物學史上，有70 個物種采用他的姓氏來命名，這是非常罕見的，足以說明他的科學成就和學術貢獻是不容置疑的。法蘭西工學院和法國政府均認可這一事實。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總統菲力克斯·福爾（Félix Faure，1841—1899）接受法國公共教育、美術與信仰部（Ministère de l’Instruction publique， des Beaux-Arts et des Cultes）部長的建議，授予譚衛道榮譽騎士稱號①Notices sur quelques services rendus aux sciences naturelles par M. Armand David， membre de la Congrégation de Saint-Lazare， membre correspondant de l’Institut， Lyon， imprimerie Mougin-Rusand， 1888.。

令人遺憾的是，譚衛道的動物學研究成果卓越，卻為世人所遺忘。這可能是因為他既為靈牧，又是科學家，身份尷尬。作為靈牧，難以為世俗所重視，加之當時法國科學界普遍反教權；作為科學家，他持進化論，又與教會創世論相悖。1888 年4 月8 日，他在天主教科學大會（Congrès scientifique catholique）上作報告，支持達爾文的進化論，遭現場聽眾喝倒彩。不過過度夸大教會對科學的敵意是不可取的，教會實際上并不反對修士從事自然科學研究。我們還是回到《日志》本身，討論科學問題。

三、1869年的穆坪小社會和區域生態狀況：人類世在行進

（一）居民結構及其生活狀況：多民族聚居的農業社會

清政府禁教期間，地方官員限制穆坪土司為傳教士提供庇護，遣使會只能在寶興鄧池溝創辦初修院，已有60年之久。生活艱辛，但譚衛道并無過多怨言，畢竟天主教在川流傳遇到文化調適問題并非遣使會獨有，也非19世紀才出現這一情況，巴黎外方傳教會1760年代進入四川成都，早碰到類似問題②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écrites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 Mémoires des Indes et de la Chine， tome 26， Paris，Mérigot， 1783， pp. 355-416.。

譚衛道在穆坪生活了大概9 個月，《日志》透露了當地的社會經濟和生態狀況。1869 年的穆坪仍然不安寧，當地居民時向譚衛道傳遞信息，“官府缺乏善意”，成都官員試圖說服土司“消滅土司寨中的基督徒”③Archives de la Congrégation de la Mission. Carton J， sp. sd..。于是譚衛道對當地人和漢移民有了一種直觀的區分，前者是當地主要居民，記為“manzu”或“barbares”?！癿anzu”是漢移民對當地人的稱謂，這說明雙方的文化感知和適應過程是相當長的。譚衛道還注意到藏東嘉絨地區的居民并非漢人，也非藏人。即使毗鄰藏區，信奉藏傳佛教，但他們可能是與中古黨項人通婚的羌族中的一支④Gros S， ? Devenirs identitaires dans les confins sino-tibétains： contextes et transformations ?， Cahiers d’Extrême-Asie， 2014， n°23， pp. 63-102.。在農業方面，當地人種植玉米、小麥、蕎麥，飼養牦牛、奶牛、山羊、綿羊和“小種”馬。至于漢人，譚衛道在《日志》開頭就寫道：“中央帝國的居民盡管風俗習慣與當地人不同，盡管也有‘缺點’，但是他們勤奮，精力充沛，迅速進入這片土地，并在此扎根?！雹軦rchives de la Congrégation de la Mission. Carton J， sp. sd..

《日志》字里行間流露出一種自豪感，肯定法國的農藝學成就，贊揚傳教士在當地引種土豆和歐洲甘藍。據譚衛道稱，當地人以這些西方食品為生，他絲毫沒有意識到，法國傳教士實際上與漢人一樣都處在文化調適過程中。傳教士與當地人同甘共苦，初修院修生種植玉米、荷蘭豆、土豆等蔬果作為主食，稻米只能到四川平原購買。在蛋白質攝入方面，《日志》提到豬肉，這是初修院唯一的肉食。令人吃驚的是，修生竟然在修院廚房內釀制玉米酒和葡萄酒。

《日志》也間接反映文化活動與福音之間的連帶關系。比如“山民”方神父的近鄰和初修院學生們常協助譚衛道解決日常生活問題，為他從事科學研究提供幫助；當地有不少農民皈依信仰，1869 年4 月底芒種時分，50多名“基督工人”慷慨幫助修生種地等諸如此類的軼事。

（二）生態狀況：處于守勢的大自然

譚衛道在《日志》和1871 年送巴黎國立自然史博物館的一份報告中，將穆坪描寫為“失落的大自然”，對其自然生態狀況之良好不吝溢美之詞①David A， ? Rapport adressé à MM. les professeurs-administrateurs du Muséum d’Histoire Naturelle ?， Nouvelles Archives du Muséum d’Histoire Naturelle， 1871， n° 92， pp. 75-100.。他剛到穆坪不久，《日志》中便記錄多處“世間難覓的、尚有參天大樹之山谷”，只有“土著”②Archives de la Congrégation de la Mission. Carton J， sp. sd..。至于他如何下此論斷，我們無從得知，估計是婉轉批評發生在低海拔地區森林被大面積砍伐的現象，并指向其責任人：漢移民。他們進入低海拔地區，在穆坪土司的支持下從事冶金活動，對環境和生態產生不良影響。譚衛道旅居穆坪期間，初修院16 公里外便有多處采礦點和一座鑄銅廠。

山頂的自然景觀與山谷截然不同，山上樹木茂盛，郁郁蔥蔥，尤其是譚衛道常去的鄧池溝紅山頂高原。紅山頂高原海拔在800—2500米之間，盛產高大樹木，以冷杉和其他硬木、巨衫葉松柏目植物為主。1869年3月15日，譚衛道在附近山頭遠足，在海拔約2500米處發現了一種新冷杉屬樹木（Abies），也可能是冷杉的親近種屬。5 個月后，他在紅山頂海拔4000 米處再次看到了新樹種：兩棵針葉樹，分別為泡杉木（Pao-cha-mou）和鐵杉木（Thié-cha-mou），前者有球果且質軟，后者是一種質地非常堅硬的杉樹。

此外山澗中淤積大量腐爛的樹干，說明那是一片原始森林，受人類活動的影響幾乎為零。樹木自然衰老，自根部腐爛，倒伏成一個沉積地帶。這種樹木生態與當代學術界的森林自然生態評估標準高度吻合。在那里遇到大量罕見動物也就絕非偶然，尤其是靈長類動物，如藏酋猴，譚衛道記為“Macavus Tibetanus”。此外熊類、野牛類和虎類眾多?！度罩尽愤€不時出現“野生竹林茂密”的字樣，遺憾的是，目前無法確定這些竹林的具體位置。

不過即使在這樣一處生態良好的大自然天堂中，還是可以觀察到人類活動的痕跡。當地人有伐木的習慣，越往西行走，森林越是稀疏。伐木現象即使無法從量上加以估算，也可以從墾殖的規模加以推算。黑麥、蕎麥和玉米等農作物普遍種植，燒秸制肥的做法流行，四處可見人類活動的痕跡?！度罩尽愤€提到土司發布禁獵令，難道是當地過度狩獵，威脅到野生動物的生存，引起土司的關注？答案是否定的！禁令不過是一紙空文?！度罩尽凤@示，動物界受到人類活動的嚴重干擾，尤其是某些種屬。

據《日志》，除了大熊貓，穆坪還有如下18種哺乳動物：華北豹（Panthera perdus japonensis）、小熊貓（Ailurus fulgens）、貢山羚牛（Budorcas taxi color tibetana）、“野?！保╞oeuf sauvage）、藏酋猴（Macaca thibetana）、川金絲猴 （Rhinopithecus roxellana）、棕猴（singe brun）、藏羚羊（Pantholops hodgsonii）、林麝（Mosco nano）、藏熊（Ursus thibetanus）、老虎、花面貍（Paradoxurus larvata）、白足澳洲林鼠（Conilurus albipes）、盤羊（Ovis ammon）、水獺（Lutrinae）、亞洲野豬（Sus scrotal ssp. Vittatus）、豬獾（Arctonyx collaris）、小麂（Muntiacus reevesi）。

小熊貓棲息于樹上或山洞，叫聲類似人類幼童，被中國人稱為“山車娃兒”，曾數量豐富，1869 年極為罕見；貢山羚牛的中文名是“馬頭羊”；金絲猴因人類過度墾荒，1869 年幾乎絕跡；林麝被過度獵殺和捕殺，1869年之后數量稀少；《日志》中的野?？赡苁恰芭そ橇纭?，和棕猴一樣，在《日志》中被多次提及，但無特別說明?；尕?，又名果子貍，是穆坪漢人最喜歡的肉類，因此遭到捕殺。1869年穆坪幾乎看不到林麝，獵人不得不到更偏遠的地方狩獵。棕猴因破壞農作物被捕殺，甚至在譚衛道未到達穆坪之前，棕猴的數量已大為減少?！度罩尽诽峒耙晃焕汐C人應村民的要求，捕殺將近800 只猴子。最后是水獺，其命運迥異，它們被捕獲之后，被加以馴化，和鸕鶿一樣為人類捕魚。

四、大熊貓：“一種為科學而出現的新熊”

1869年3月21日，譚衛道在寫給米勒—愛德華茲的信中提到大熊貓，采用了“一種為科學而出現的新熊”這一說法③Nouvelles archives du Muséum d’histoire naturelle de Paris， Tome 5， 1869， p.13.。然而，我們不能因此夸大譚衛道的貢獻，即便從嚴格科學意義上講，是譚衛道“發現”了這個物種，可實際上，有關大熊貓的知識早已為中國人所知，即使這種知識的傳播范圍僅限于穆坪當地人和當地漢移民。

（一）中國“白熊”的各種稱謂

中國歷來有關于大熊貓的記載，《爾雅》中的“白豹”（貘）是大熊貓，另外《說文解字》也提到四川“黃黑熊”①https：//archive. ph/PIVn. https：//www. npm. kov. tw/index. aspx. https：//ctext. org/er-ya. Harper D，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Giant Panda （“Ailuropoda melanoleuca”）. Early China， vol. 35/36， 2012， pp. 185-224.。中國古代關于大熊貓體態和生存狀況的描寫，雖非出自現代自然史專業研究者之手，但各種文獻之間仍然能夠形成互證。西晉（265—316）時期，熊貓被稱為“騶虞”，因食竹，對其他物種不構成威脅，故被認為是仁獸②賴皆興：《中國大熊貓古代名稱研究之反思》， 2006， https：//nccur.lib.nccu.edu.tw/bitstream/140. 119/ 72509/1/7793.pdf。。中國文學家和哲學家郭璞（276—324）注《爾雅》曰：“似熊，小頭庳腳，黑白駁?！雹酃弊ⅲ骸稜栄拧?，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72頁。他還提到它們棲息四川邛崍山。而譚衛道1869 年才到達四川，距西晉有約1500 年的時光。在法國，譚衛道還沒出發之前，雷慕沙（Jean-Pierre Abel-Rémusat，1788—1832）已根據一份中國百科全書勾勒出熊貓的原型。他在《亞洲雜纂》中根據18、19世紀西方動物學家的觀點，將“貘”描述為一種“東方奇蹄亞目哺乳動物”（un tapir oriental）④Abel-Rémusat J-P， ? Sur le tapir de Chine ?， Journal asiatique， vol. 1， 1824， pp. 161-165.，并附圖如下（圖4）。

圖4 1824年，雷慕沙筆下的中國大熊貓，一種“東方奇蹄亞目哺乳動物”

圖5 1869年3月23日日記片段，記錄獵戶將一具大熊貓尸體送給譚衛道

圖6 1869年9月，譚衛道寄給米勒-愛德華茲的雌性成年大熊貓標本，現藏于巴黎國立自然史博物館

圖7 譚衛道的大熊貓信息，截取自1869年《巴黎國立自然史博物館新檔案》第5號公報

圖8 米勒—愛德華茲出版物中的大貓熊，即Ailuropus Melanoleucus或譚衛道的Ursus Melanoleucus

譚衛道到達穆坪之后，從康定東部獵人口中得知當地人把大熊貓叫作“白熊”。他在1869年4月1日函件中寫道：

獵戶給我帶來一只白熊，是成年熊；它的毛色與我見過的幼熊非常相似，只是毛皮的黑色部分不太清晰，白色部分有些臟。⑤Archives de la Congrégation de la Mission. Carton J， le 1er avril 1869.

（二）譚衛道的意外發現及其后續的自然史觀察

譚衛道確實是“偶遇”大熊貓。1869 年3 月11 日他外出遠足，受邀到李姓獵戶家中喝茶品嘗糖果，在那里看到了大熊貓。不過他當時見到的僅是一張“黑白熊皮”，可能懸掛于墻壁之上。他驚訝地寫下，這是“一個非常不可思議的物種”⑥Archives de la Congrégation de la Mission. Carton J， sp.sd.， sp.sd..。李獵戶承諾，會盡快捕捉一只，滿足他的好奇心。3 月23 日，李獵戶果然為他帶來一具大熊貓尸體。譚衛道在《日記》中使用“食肉”一詞，歐洲自然史學者據此將大熊貓劃入“食肉目”。然而我們現在都知道大熊貓是以竹子為主食的，應是“食草目”。該詞說明譚衛道及其同時代自然史學者對這一動物的認識存在偏差。

譚衛道對新物種非常感興趣，不惜重金招募十幾位獵戶，限期上山捕捉。盡管“稍有延遲”⑦Archives de la Congrégation de la Mission. Carton J， sp.sd.， sp.sd..，他還是在12天后，即4月1日看到了幼熊尸體。這也說明大熊貓早已在譚衛道居住的山谷中絕跡，需要到更遠的山谷捕殺。獵戶送來尸體時，向譚衛道索取高價，并解釋說路途太遠，無法送來活體。盡管如此，譚衛道還是有機會親自觀察這一物種，并成為首位描述這一物種的西方人。他根據大熊貓的毛色和多毛的爪子等無可辯駁的生理特征，推斷這是一種新熊。這一論斷后來在西方科學界引起爭論，持續多年，影響深遠：

獵戶們帶來一只白熊幼熊尸體（Airulopus melanoleucus）。捕捉到的時候是活著的，為了運輸方便而被殺死。他們高價售予我的這只年輕白熊，除四肢、耳朵和眼圈是黑色之外，全身白色，與我在李獵戶家中看到的成熊一樣。因此這是一種新熊，不僅其毛色非常特別，熊爪毛茸茸，也非常特別，此外還有其他特殊的外在特征。①Archives de la Congrégation de la Mission. Carton J， le 1er avril 1869.

一周后，譚衛道又得到一份新標本。這回是一只成熊，身體特征與之前看到的幼熊一模一樣。譚衛道熟悉生物測定步驟，他對熊貓的特征做了科學分析。他在日志中強調，新熊頭大，鼻圓且短，與“北京熊”，即頸部有一圈白色毛紋的亞洲黑熊（拉丁學名Ursus thibetanus）不一樣，后者鼻尖。

4 月7 日，譚衛道終于看到活熊。他立刻觀察熊的行為，“性格溫和，與小熊無異”②Archives de la Congrégation de la Mission. Carton J， sp.sd..，接著他解剖大熊貓，觀察到胃部填滿樹葉。這一步驟在現在看來是瘋狂的，不過這是當時自然史學家的普遍做法。這種觀察手段在科技落后時代是有必要的，否則譚衛道還會繼續誤以為此物種是食肉動物。隨著觀察的深入，譚衛道對新物種有了更深入的認識，特別是對它的飲食結構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幾天后，獵戶向他證實，熊貓是純粹食草動物。1871 年，譚衛道向巴黎國立自然史博物館呈送報告，確認這一點，并指出熊貓依據時令和食物情況，主要以植物、水果、葉子、嫩芽、野生竹筍為食③David A， ? Rapport adressé à MM. les professeurs-administrateurs du Muséum d’Histoire Naturelle ?， op.cit.。

當下科學界的主要疑難是，無法劃出大熊貓當時的棲息范圍。唯一能夠確定的是，大熊貓在當時已經受到捕獵和生態環境破壞的威脅，棲息范圍縮小。4月1日為譚衛道帶來熊貓尸體的獵人證實，“以前熊貓數量很多”，但他說不清楚什么時候“（穆坪）山谷中有很多大熊貓”。1869年在人跡罕至、“樹木茂盛的”紅山頂還是能碰到大熊貓群落的。其他獵戶也證實，捕捉到熊貓的機會比捕捉到西藏熊的機會大多了④Archives de la Congrégation de la Mission. Carton J，le 15 avril 1869.。

（三）征服西方科學界的大熊貓

譚衛道在穆坪的考察活動持續了將近6個月。1869年8月28日，他將研究成果裝進三個大箱子，打算從成都寄往巴黎國立自然史博物館。四川主教的腳夫恰好在成都，10月初順道將三個箱子帶到武漢漢口，從那發往巴黎。譚衛道在穆坪搜集到的標本多達幾百個，里面應有不少大熊貓標本。據《日志》，起碼4只熊貓，1只幼體和3只成體，其中至少1只雄性。然而據郵寄記錄，譚衛道寄出“一只完整的成年雄熊標本和一只青年雌熊標本”。這與巴黎國立自然史博物館保存的標本數量一致?？墒恰度罩尽分刑岬降牧硗鈨芍淮笮茇埲ツ睦锬?？是否因為運費過貴，無法寄出？

譚衛道在寄出標本之前，已將新發現告知巴黎國立自然史博物館的同行，強調在科學界通報新物種知識的必要性。3 月23 日獵戶帶來第一具熊貓尸體時，他就寫信請求公布新物種“黑白熊”（Ursus melanoleucus）的發現。米勒—愛德華茲高度重視，在1869 年《巴黎國立自然史博物館新檔案》第5 號公報中發布了相關信息。

原文抄錄如下：

Ursus melanoleucus（譚衛道）

獵戶稱，該物種體型龐大。

耳短。

尾極短。

毛較短；四掌底多毛。

毛色：白色，耳朵、眼周、尾端和四肢呈黑棕色；兩前肢的黑色毛發收至背部，呈窄條紋狀。

我前天收到一只幼熊，此前看過成年熊的殘缺毛皮。它們皮毛顏色相同，分布情況也相同。歐洲博物館從未展出過這種物種。這是我見過的最好看的熊。但愿這是一個新的科學發現！早20多天前，我就招募了十來個獵戶，捕捉這種不凡的熊類。

4月4日。我得到了一只雌性成年黑白熊：它體型中等；白色皮毛略泛黃；黑色皮毛較之幼體顏色更深。①David A，? Voyage en Chine ?， Nouvelles Archives du Muséum d’Histoire Naturelle， 1869， n°5， pp. 3-13.

譚衛道判定新物種是熊科。從科學的角度看，這點非常重要，說明他具備從事自然史研究的專業素養。不過有一個小疑問：他在上述出版物中提到4月4日從獵人處得到一只雌性熊貓，然而《日志》并無相關記錄。這是怎么回事呢？

一年后，米勒—愛德華茲以個人名義在科學學術院每周例會上宣讀《藏東幾種哺乳動物備忘錄》，介紹了大熊貓。他指出新物種的發現者是譚衛道，獲命名為“Ursus melanoleucus”。不過他認為，從新物種的骨骼和牙齒特征看，新物種更接近“Ailurus fulgens”（即小貓熊）和“Procyon lotor Linnaeus”（即浣熊），因此他認為新物種屬于貓科，并重新命名為“Ailuropoda melanoleuca”（等同于“大貓熊”）②Milne-Edwards A，? Note sur quelques mammifères du Thibet oriental ?， Comptes rendus hebdomadaire des séances de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n° 70， 1870， pp. 341-342.。

1874 年，米勒—愛德華茲出版《哺乳動物自然史研究》（Recherch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naturelle des mammifères）一書，用17 頁的版面向國際科學界宣布了大熊貓這一重大發現③Milne-Edwards A， Recherch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naturelle des mammifères comprenant des considérations sur la classification de ces animaux， Paris， Masson， tome 1， 1868-1874， pp. 321-338.。他提供的大熊貓知識非常詳盡，在未來幾十年中一直影響國際科學界。

后來法國和其他國家的自然史研究者，凡涉及大熊貓，無不引述米勒—愛德華茲尤其是大英博物館自然史部主任弗勞爾（William Henry Flower，1831—1899）和英國皇家學會哺乳動物學家萊德克（Richard Lydekker，1849—1915）的觀點。他們在1891 年共同署名發表專著《現存和滅絕哺乳動物研究入門》（Introduction tothe study of mamals living and extinct），肯定譚衛道和米勒—愛德華茲的大熊貓研究成果：

1869 年譚衛道在藏東部穆坪深山老林處發現了一個極為稀有的物種，據稱它以竹筍、竹子和其他蔬菜為主食。①Flower W. H， Lydekker 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mamals living and extinct， A. and C. Black， London，1891， pp. 560-561.

至于大熊貓的科屬問題，弗勞爾和萊德克同意譚衛道的觀點，即大熊貓是“熊科”，而非米勒—愛德華茲認定的“貓科”。

盡管米勒—愛德華茲的判斷有誤，但他為傳播大熊貓知識不遺余力，在歐洲舉辦多場學術研討會，這點是必須承認的。1901 年，牛津大學自然史博物館展出大熊貓頭骨模型，自然史博物館主任蘭克斯特（Ray Lankester，1849—1929）發文支持法國同行米勒—愛德華茲的觀點，對英國同行弗勞爾和萊德克提出質疑②Lankester ER， ? On the Affinities of Eluropus melanoleucus， A. Milne-Edwards ?， Zoology， n° 7， 1901， pp.163-172.。由此國際自然史學術界圍繞大熊貓展開了一場傳奇式的爭辯，激烈程度甚至超過棕熊歸屬問題的爭論。學術界分裂為兩大陣營：一方認為新物種是“親熊科”；另一方認為是浣熊科，即偏肉食。學術界的爭論持續了一個多世紀，直到20 世紀末21 世紀初“克分子”研究取得實質性進展，2017 年美國田納西大學生態科學家洛倫·M·里昂（Lauren M. Lyon）建構了大熊貓生態龕，確定大熊貓為熊科動物，才終結了這場世紀之爭③Lyon ML， Niche Modeling for the Giant Panda， Ailuropoda melanoleuca， and the Original Panda， Ailurus fulgens：Habitats Preferences and Evolutionary Consequences， 2017， p. 27. Electronic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Paper 3234. https：//dc.edu/edt/3234.。

結語

譚衛道檔案是迄今為止唯一一份能夠反映人類世進行期大熊貓生存狀況和區域生態狀況的完整文獻?！度A中和藏東旅行日志》不僅為當代科學家了解譚衛道偶遇大熊貓的那個時代的地理和生態狀況帶來曙光，而且對當下生態理念和環境保護意識形成具有啟示意義。

譚衛道的科學工作，不論從科學研究層面看，還是對于大熊貓知識在全球的傳播，都起到決定性作用。譚衛道的前期田野考察，以及米勒—愛德華茲和其他自然史學者對大熊貓的科學探討，經過媒體傳播，在20世紀下半葉得到中國科學界的回應，促成科學合作。

科學界認為1850—1860 年代是人類世轉折期，譚衛道發現大熊貓時，穆坪的人口指標和經濟指標顯然正在變動，對環境與當地物種之一大熊貓產生了影響。譚衛道心無旁騖，從事動物學研究，卻意外記錄下人類活動影響區域生態的情況，見證了人口增長，自然資源開發，工業活動增加，資本滲入，土地開墾力度加大，地方生態和居民生活狀況發生變化，這些都值得我們深思。更加令人遺憾的是，譚衛道提供的大熊貓信息后來激起西方人獵奇的興趣。他們深為著迷，為了擁有一種非凡的戰利品，開始追捕大熊貓。1920 年代，美國西奧多·羅斯?？偨y之子克米特（Kermit）和小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Jr.）兄弟在四川冕寧縣成功獵殺一只雄性熊貓④Cf. Roosevelt， K.， Trailing the giant panda， Seribner’s， New York， 1929， p. 278. https：//www. pdxwildlife. com/did-you-know-the-history-of-pandas-part-2/.MontgomeryRA，Carr M， Booher CR， Pointer AM， Mitchell BM， Smith N， Calnan K， Montgomery GM， Ogada M， Kramer DB， “Characteristics that make trophy hunting of giant pandas inconcevable”， Conservation Biology， 2020， vol. 34， n° 4， pp. 915-924.，成為首批獵捕大熊貓的西方人，在西方引起轟動。這種出于獵奇而非科學研究的行為，是譚衛道不愿意見到的，也是最值得我們反思和質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