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眾對碳減排政策支持度的影響因素研究

凌卯亮　徐林　嚴淑婷

摘要：氣候變化關乎人類生存與發展，是當今世界面臨的最大威脅之一。作為全球氣候治理的重要參與國，我國持續推進減排降碳制度建設。碳減排政策的成功取決于公眾支持，探析公眾支持度的影響因素對提升施政效果至關重要。雖然相關文獻日益豐富，但經驗證據呈現高度碎片化，缺乏對潛在因素的綜合性分析。同時針對我國公眾碳減排政策態度的研究十分匱乏?；诖?，構建了更加系統的分析框架，檢視政策信念、氣候變化信念、環境心理學特征、情境特征等四類維度共十一個預測因子對碳普惠與碳稅公眾支持度的作用。杭州市居民大樣本調查結果表明，相比于碳稅，民眾更支持碳普惠，認為普惠制更有效和公平。政策有效性與公平性感知是影響公眾支持的兩個關鍵因素，分別解釋了15.4%和17.1%的碳普惠支持度方差，21%和20.2%的碳稅支持度方差，其他因素作用較弱，解釋力僅在0.1%至1.1%之間。上述發現對我國碳減排政策研究與實踐具有重要啟示。

關鍵詞：碳減排；碳普惠；碳稅；公眾支持；影響因素

中圖分類號：X24? ? ? ? 文獻標識碼：A? ? ? ? 文章編號：1003-8477（2023）11-0039-13

一、引言

伴隨全球平均氣溫不斷攀升，熱浪、暴雨、洪水和干旱等極端天氣事件在世界各地愈發頻繁與強烈，嚴重威脅著人類生命健康、財產安全以及社會經濟發展。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在第六次評估報告的綜合報告《氣候變化2023》中明確指出，人類活動引起了全球氣候變暖，加速擺脫化石燃料、降低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排放是減緩氣候變化的關鍵舉措。碳排放權交易（簡稱碳交易）與碳稅是碳減排研究高度關注的兩類制度設計，也是我國落實“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重點政策方向。目前我國已初步建成針對能源行業的全國性碳交易市場，同時積極探索以個人級碳交易為核心的碳普惠制度，意圖通過量化并激勵日常低碳行為調動居民廣泛參與減排降碳。此外，碳稅制度也進入了研究制定階段。如《2030年前碳達峰行動方案》《促進綠色消費實施方案》等綱領性文件確定了國家通過財稅工具約束化石燃料消費的工作思路。

公眾對政策的支持與遵從是政策成功的前提。[1]（p925）在碳減排領域，缺乏公眾支持導致政策失敗的案例并不少見。例如，英國政府自2006年起致力于構建個人級碳交易制度，但該提案因社會認可度較低一直無法落地，最后淪為“一個從未實現的偉大想法”。[2]（p1026）強烈的公眾抵觸也導致了歐美多國政府屢次暫緩或取消推行碳稅政策。[3]（p2）識別形塑公眾支持的主要機制，并據此優化政策設計與宣介框架從而提高民眾支持度，是公共政策研究需要回應的重要問題。那么，哪些因素會影響公眾對碳減排政策的支持度？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雖然針對碳減排政策公眾態度的文獻日益豐富，但有關影響因素的經驗證據呈現高度碎片化，缺乏對多維度因子的整合與因素間影響效果的比較。同時現有研究主要關注碳稅政策，相對忽視了對碳普惠等碳交易制度公眾認知的探索。此外，既有文獻基本來自西方國家，缺乏對我國居民碳減排政策態度的系統檢視。

本文以碳普惠與碳稅政策的公眾支持度為研究對象，基于浙江省杭州市的大樣本調查數據，利用回歸分析與相對權重分析（Relative Weight Analysis）方法，檢驗并比較了政策信念、氣候變化信念、環境心理學特征及情境特征等四類維度共十一個預測因子對公眾支持度的影響效果。這一研究不僅對理解我國居民低碳政策支持與遵從的生成機制有所助益，也為實踐部門提高碳減排政策的合法性與有效性提供了科學依據。

二、文獻回顧與理論假設

公眾對低碳政策的態度與偏好是國際公共政策領域的熱點議題，在過去二十年間受到來自心理學、公共管理學、政治科學、行為經濟學、社會學、傳播學等多學科的關注。相關研究考察了如價值觀、氣候變化感知、政策效果感知、政府信任等不同因素對公眾政策支持度的影響，研究方法以基于問卷調查的定量分析為主。國內對該議題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僅有少量文獻檢驗了政策與受眾特征的作用。[4]（p40-61） [5]（p1-9） [6]（p1-10）既有文獻的一個普遍特點是僅關注一至兩個因素對政策態度的作用，研究之間往往相互割裂，缺乏綜合性、多維度的影響因子分析框架，這阻礙了對個體政策態度形塑機制的全面理解和對關鍵因素的識別。鑒于此，本文對過往理論與實證研究展開全面回顧，梳理出十一個可能影響公眾碳減排政策支持度的因素，并將其整合到政策信念、氣候變化信念、一般性環境心理學特征和情境特征四類維度中。其中，政策信念維度關注公眾對政策設計特征的感知，氣候變化信念與環境心理學特征維度反映了個體內在特質，而情境維度重點關注人際互動與政民互動等外部過程的潛在作用。

（一）影響因素梳理

1. 碳減排政策信念

既有研究表明，公眾對低碳政策具體特征的信念會影響他們的政策態度。[7]（p406-407）聚焦政策信念維度的文獻主要考察了政策有效性與公平性感知這兩個因素的作用。政策有效性感知是指人們對某項政策能否實現其預期目標的信念。[8]（p860）來自交通出行、垃圾管理、清潔能源等多領域的證據顯示，當民眾對環保政策的環境效益感知越強時，他們越可能支持這項政策。[9]（p15-26）[10]（p30-43）[11]（p343-362）除了考量政策的有效性，人們在評估政策時格外重視與政策成本相關的公平性。[12]（p76）支持碳減排政策意味著個體需要承擔政策實施帶來的經濟與行為成本。例如，對化石燃料生產或消費環節征收碳稅會導致能耗品價格上漲，進而提高居民的生活成本；響應低碳行為補貼政策雖然能夠獲得經濟收益，但參與環保行為本身也耗時耗力。碳減排政策的公平性感知主要涉及個體公平（承擔政策成本或行為選擇受到政策限制對自己是否公平）與分配公平（政策成本在行業與公眾之間或在不同人群間分配是否公平）。[13]（p1）[14]（p1187）也有學者指出程序公平（如決策過程是否公開透明、是否充分聽取公眾意見）的重要性。[10]（p33）集體行動研究表明公平性感知是決定個體是否參與環境公共品供給的關鍵因素。[15]（p370）類似的，大量證據揭示了政策公平性感知對公眾碳減排政策支持度的積極影響。[9]（p15-26）[14]（p1186-1204）[16]（p235-240）由此有假設1：

政策有效性與公平性感知與公眾碳減排政策支持度之間具有正向關聯。

2.氣候變化信念

碳減排政策服務于氣候治理，人們對氣候變化的信念可能會影響其政策態度。圍繞這一維度的研究主要檢驗了氣候變化發生感知、人類歸因信念、風險感知、擔憂等四個因素的作用。[6]（p1-10）[17]（p480-502）氣候變化認知最基本的問題是民眾是否相信全球氣候確實發生了變化以及是否相信氣候變化由人類不可持續的生產生活方式導致。[12]（p74）雖然氣候變化已成為科學共識，但晚近針對歐洲23國公民的大規模調查顯示，仍有一定比例的人群質疑氣候變化的真實性。[18]（p1-10）類似地，不少民眾將氣候變化歸因于自然氣候波動而非人類活動。[19]（p740）研究發現，氣候變化發生感知與人類歸因信念越弱的人群更不愿意支持氣候治理措施。[17]（p480-502）[18]（p1-10）[19]（p736-745）氣候變化風險感知指的是人們對氣候變化負面影響嚴重程度的認知。[8]（p863）認識、體驗或預期環境問題的消極影響是個體采取環保行為的前提條件之一。[20]（p108）與該命題一致，Brügger等、Ross等、Yang等都發現氣候變化風險感知與氣候政策可接受度之間具有正相關。[21]（p1-17）[22]（p61-68）[23]（p727-746）除了以上認知因素外，如擔憂等情感因素也可能影響個體政策態度。氣候變化擔憂表明個體積極關注氣候變化議題并擔心氣候變化的消極影響，這使得他們更愿意響應氣候政策。[24]p（1）如“關注層次模型”（The Hierarchy of Concern Model）和“門戶信念模型”（The Gateway Belief Model）等理論均將氣候變化擔憂作為居民低碳行為的重要預測因素。[24]（p2）[25]（p49-58）由此有假設2：

氣候變化發生感知、人類歸因信念、風險感知及擔憂等氣候變化信念與公眾碳減排政策支持度之間具有正向關聯。

3. 環境心理學特征

公眾對環保政策的支持屬于廣義的環保行為范疇，[26]（p409）可能受到個體一般性環境心理學特征的影響。過往文獻重點區分了三類環境心理學特征，包括生態保護價值觀、環保內在規范和環保自我效能感。學界對價值觀的一般定義是“個體意圖實現的、超越具體情境的、作為引導人們生活的基本綱領式的目標”。[20]（p107）在眾多價值觀中，生態保護價值觀反映了人們對環境公共品的重視程度，與環保行為決策緊密相關。[20]（p107）環保內在規范反映了人們是否將參與環境公共品供給視為自身道德責任。[27]（p126）環保自我效能感則指涉人們對自己實現環保目標能力的主觀評估。[27]（p127）圍繞價值觀、內在規范和自我效能感，研究者開發了“價值—信念—規范”理論（The Value-Belief-Norm Theory）、[26]（p407-424）規范激活理論（Norm Activation Theory）、[28]（p221-279）社會認知理論（Social Cognitive Theory）[29]（p1175-1184）等多類行為決策理論。實證研究支持了這些因素對個體環保行為的積極影響。[20]（p107）[26]（p407-424）[27]（p125-135）由此有假設3：

生態保護價值觀、環保內在規范及環保自我效能感等環境心理學特征與公眾碳減排政策支持度之間具有正向關聯。

4. 情境特征

公眾政策態度既取決于個體內在特質，也與外在情境相關。聚焦情境維度的研究主要從人際互動與政民互動視角出發，檢視了社會規范與政府公信力對碳減排政策支持度的潛在影響。人們普遍具有從眾心理，個體決策深受他人言行，即社會規范（Social Norms）的影響。[30]（p429）[31]（p1）社會規范包括描述型規范（Descriptive Norms）與指令型規范（Injunctive Norms），前者指涉特定行為或傾向在人群中的流行程度（如大多數人都支持低碳政策），后者表明其他人對行為主體的預期（如大多數人都希望我支持低碳政策）。[31]（p2）大量證據表明，當居民感知到的描述型或指令型社會規范越強，他們參與環保行為的積極性越高。[31]（p1-13）新近研究也揭示了社會規范與碳減排政策支持度之間的正向聯系。[32]（p1-12）此外，當政府公信力越強、民眾對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成效的認可度越高時，他們越認為公共政策是有效和可被信賴的。[8]（p864）來自瑞典和挪威的案例表明，民眾信任政府和政治家是碳稅政策獲得公眾支持的必要前提。[8]（p864）基于歐洲居民的調查研究也顯示政府公信力對碳稅政策支持度具有積極影響。[33]（p1-15）[34]p（1-11）由此有假設4：

社會規范與政府公信力等情境因素與公眾碳減排政策支持度之間具有正向關聯。

除上述因素外，部分文獻還探討了性別、年齡、收入、受教育程度、政黨身份等個體人口統計學屬性與低碳政策態度的關系。然而相關發現錯綜復雜，對于這些特征的影響效果目前尚無定論。[12]（p74）因此，本文主要圍繞政策信念、氣候變化信念、環境心理學特征及情境特征這四個維度構建影響因素的綜合性分析框架（如圖1所示），將人口統計學屬性作為控制變量納入后續實證分析中。

（二）影響效果比較

影響因素類研究不應只滿足于檢視“哪些因素會影響因變量”。一個同樣重要的任務是識別影響效果最強的因素?；貞@一問題能夠為實踐部門確定政策優化的重點方向提供參考。[17]（p2）在低碳政策態度領域，目前只有Bergquist等的元分析研究（Meta-Analysis）系統比較了多維度因素的影響效果。[16]（p235-240）他們對51篇實證文獻的結果進行了定量整合，發現在政策信念、氣候變化信念、價值觀、意識形態和人口統計學特征等因素中，政策有效性與公平性感知對碳減排政策支持度的影響最強。這或許是因為人類行為決策依賴“可得性啟發式”思維（Availability Heuristic），即具體決策中更易獲取的信息具有更高的認知可及性（Cognitive Accessibility），對判斷與決策的影響更強。[35]（p207-232）[36]（p1124-1131）在政策評估過程中，有關政策特征的信息較為直觀，受眾對政策信念的認知可及性較高，而對氣候變化、環境保護、社會規范、政府公信力等方面的認知往往需要通過聯想或回憶方可激活。因此可以推斷政策信念的影響強于其他因素。對該結果的另一個解讀是，政策有效性與公平性感知本質上反映了評估者對政策成本與收益的考量，而其他因素更多反映了個體的非經濟性社會偏好。研究者發現社會偏好往往對低成本環保行為（如隨手關燈）更強烈；當行為成本較高時（如支持碳減排政策），有關成本收益的考量是主導行為決策的關鍵因素。[20]（p110）不過需要注意的是，Bergquist等納入的原始文獻主要覆蓋歐、美、澳等西方國家，元分析結果對我國民眾的適用性仍值得進一步檢驗。綜上有假設5：

相比于其他維度的因素，政策信念對公眾碳減排政策支持度的影響最強。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

本研究數據來自課題組2022年12月對浙江省杭州市主城區G區三個代表性街道的問卷調查。①杭州是全國首批低碳試點城市之一，近年來大力推行生產端與消費端綠色低碳轉型。調查所覆蓋的街道中，A街道以老舊、回遷小區為主；B街道位于G區中心，主要為商品房小區；C街道地處城郊接合部，外來人口偏多。選擇這三個社會人口特征互有差異的街道有助于提高調查結果的代表性?；趫D1所示的影響因素整合模型，課題組設計了初步問卷，并對當地25戶居民進行了預調研，根據反饋修改問卷措辭，確保題項指向清晰、通俗易懂。在正式調查階段，課題組通過分層抽樣法遴選居民樣本。具體而言，首先按50%比例隨機抽選三個街道所轄的社區，然后剔除所選社區中待拆遷小區和散戶小區，共抽取14個社區56個小區。接下來按5%比例隨機抽選小區住戶。對于選中住戶，課題組委托當地志愿組織上門邀請負責具體家庭事務的成員填寫問卷。為提高填答率，對參與調查的居民發放禮品獎勵。共1508戶家庭參與了調查。剔除大量題目未填、筆跡相仿、答案雷同、自始至終勾選同一選項等情況的問卷后，最終得到1482份有效問卷。

（二）變量測度

問卷首先介紹碳普惠與碳稅，請受訪者對這兩類政策進行評估。目前我國已在多省市試點碳普惠項目，主要模式是對參與日常低碳行為的居民賦予積分獎勵。[37]基于此，問卷對碳普惠政策的描述如下：

為了減少居民日常生活中的碳排放量，政府正在推廣“碳普惠”政策。這項政策通過“積分獎勵”的方法鼓勵公眾參與垃圾分類、綠色出行、家庭節能等各類碳減排行為。雖然實施環保行為可能耗時耗力，但能夠獲得“碳積分”。積分將存入個人的“碳賬戶”。居民可以使用積分兌換生活用品、購買景區門票或享受其他優惠服務。

參照既有文獻，[38][39]問卷對碳稅政策的描述如下：

傳統化石燃料燃燒會排放大量溫室氣體。為了減少化石燃料使用、促進清潔能源開發，政府可能對能源、交通等行業征收碳稅。這會間接導致日常生活中電費和油價上漲。據估計，如果實施碳稅政策，一戶家庭平均每年會額外支出295元。

Drews與van den Bergh指出，過往研究在測量公眾低碳政策支持度時往往對政策作籠統介紹而不披露實施政策給受眾帶來的成本，這樣的測量方式無法準確反映公眾在面對實際政策時展現的態度，故可能導致測量誤差。[8]p（861）因此，課題組在問卷中明確揭示了碳普惠的行為成本和碳稅的經濟成本。由于我國目前尚未推行碳稅政策，在估算該政策導致的生活成本時，參考與國內一線城市經濟發展水平接近的日本的碳稅推廣經驗。[38]對于每項政策，問卷依次測量了受訪者的支持度以及他們對政策能否有效降低碳排放、是否公平等方面的信念。各題均按李克特五點量表賦值（支持度：1=非常不支持，5=非常支持；有效性感知：1=效果非常小，5=效果非常大；公平性感知：1=非常不公平，5=非常公平）。

問卷接下來測量氣候變化信念、環境心理學特征和情境特征。在氣候變化信念維度，借鑒既有測評體系，[18]（p3）[33]（p4）設問“您認為這些年來全球氣候發生變化了嗎”衡量氣候變化發生感知；設問“您認為造成氣候變化的原因是什么”測量氣候變化人類歸因信念；設問“您認為氣候變化會對人類生活產生多大負面影響”衡量氣候變化風險感知；設問“在本次調查前，您擔心氣候變化嗎”測量氣候變化擔憂。各題按李克特五點量表賦值（發生感知：1=沒有變化，5=變化非常大；人類歸因信念：1=完全是自然原因，5=完全是人類原因；風險感知：1=沒有影響，5=影響很大；擔憂：1=從不擔心，5=非常擔心）。

在環境心理學特征維度，參照Steg等開發的生態保護價值觀量表，[40]（p170）設置四道題項考察受訪者對尊重地球、與自然和諧相處、保護環境、環境整潔等目標的重要性感知；借鑒Steinhorst等開發的量表，[27]（p129）設置四道題目衡量受訪者是否將環保目標視為內在道德規范，設置三道題目衡量受訪者對實現環保目標的自我效能感知。受訪者按照李克特七點量表對價值觀題項賦值（1=最不重要，7=最重要），按五點量表對內在規范和效能感題項賦值（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三個題組的克朗巴哈系數分別為0.70，0.87，0.85。價值觀題組信度略低，但仍在可接受范圍。用題組得分均值測量對應的構念。

在情境特征維度，效仿Chan等的研究，[32]（p4）設計四道題目詢問受訪者是否認為周邊大多數人都在參與低碳減排、是否認為大多數人希望自己支持碳減排政策，以衡量描述型與指令型社會規范；借鑒Rodriguez-Sanchez等的研究，[41]（p617）使用六道題目測量居民對我國政府環境治理成效和總體治理能力的認可度，以衡量政府公信力。受訪者按照李克特五點量表對題目賦值（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兩個題組的克朗巴哈系數分別為0.89和0.93，信度良好。用題組得分均值測量社會規范與政府公信力。

問卷最后調查了受訪者的人口統計學屬性，包括性別（0=男性，1=女性）、年齡、受教育程度（1=未上過學，7=研究生及以上）、家庭月收入水平（1=5000元以下，6=25000元以上）及政治面貌（0=其他，1=中共黨員）。

因受訪者漏填等緣故，如碳稅政策有效性感知、氣候變化發生感知、價值觀、年齡等變量的問卷數據存在少量缺失值，缺失程度在0.07%至1.62%之間。本文采用新近文獻推薦的鏈式方程多變量插值技術對缺失數據進行插補。[42]（p115-140）

四、結果與討論

（一）描述性統計

表1展示了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信息?？傮w而言，研究樣本在碳政策支持度、政策信念及氣候變化信念方面水平適中，沒有展現出明顯的積極取向；受訪者在環境心理學特征、社會規范、政府公信力方面則匯報了較高水平。進一步比較碳普惠與碳稅可發現，受訪者更加支持碳普惠這一獎勵政策（Δ=0.29，p<0.001）。這一結果與過往證據一致，即相比于稅收、處罰等“推”措施（Push Measures），人們更青睞補貼、獎勵等“拉”措施（Pull Measures）。[8]（p859）同時，碳普惠的公平性感知水平顯著高于碳稅（Δ=0.22，p<0.001），表明人們更厭惡限制自身選擇自由的“推”措施，認為該政策引致的成本更不公平。[8]（p859）碳普惠的有效性感知也顯著高于碳稅（Δ=0.11，p<0.001），這說明人們具有動機性推理傾向（Motivated Reasoning），對更具吸引力的“拉”政策賦予更積極的效果評價，以“合理化”自己的偏好。[43]（p348-361）在人口屬性方面，女性占比略高，平均年齡相對偏大。這可能是因為研究主要調查了負責家庭具體事務的居民，而這類人群中女性與老年人居多。

圖2匯報了變量之間的Pearson相關系數矩陣。按照行為研究常用標準，[44]（p109）以相關系數絕對值0.5作為衡量系數強弱的臨界值，可以發現無論對于碳普惠還是碳稅，政策有效性、公平性感知及政策支持度三者之間具有強相關，說明政策有效性與公平性這兩類關聯緊密的政策信念可能是影響公眾支持的主要因素。碳普惠與碳稅的有效性感知之間、碳普惠與碳稅的公平性感知之間相關性也較強。此外，部分環境心理學特征與情境特征強相關，這意味著它們之間可能具有理論意義的內在關聯。例如，既有研究發現強烈的社會規范可以促使環保目標內化，進而增強個體內在規范。[45]（p523）

（二）回歸分析

接下來使用最小二乘回歸方法檢驗四個維度的因素對公眾政策支持度的影響?；貧w分析包括子模型檢驗與全模型檢驗兩部分。子模型分析構建了四個回歸模型分別檢視各維度因素的作用。全模型分析則將所有因素納入一個回歸方程，意圖比較各因素的影響效果。所有回歸模型均控制個體人口統計學變量，且采用小區層面的聚類穩健標準誤，以規避因同一小區居民行為更具相似性而導致的異方差問題。針對自變量多重共線性的檢驗結果顯示，各個模型中自變量的方差膨脹因子都小于2.5，絕大部分自變量的方差膨脹因子小于2。這些數值遠低于臨界值10，表明不存在明顯的共線性問題。

圖3展示了子模型檢驗中自變量的標準化回歸系數。在政策信念維度上，有效性與公平性感知對兩類政策支持度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在氣候變化信念維度上，氣候變化發生感知與風險感知對碳普惠支持度具有正向影響，而人類歸因信念與擔憂對碳稅支持度具有正向作用。在環境心理學特征維度上，生態保護價值觀與環保自我效能感對兩類政策支持度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在情境特征維度上，社會規范與政府公信力對兩類政策支持度具有正向作用。這些結果總體上支持了假設1至假設4，即四個維度的因素都會影響公眾碳減排政策支持度。但需要注意的是，氣候變化信念僅對特定政策支持度產生影響，這表明該維度因素的作用又會受到政策類型的調節。此外，環保內在規范對政策支持度不具有顯著影響。既有研究發現了類似的結果，認為道德情操等利他傾向的影響力對高成本環保行為（如政策支持）不易顯現。[20]（p110）

圖4展示了全模型檢驗結果。將四個維度影響因素全部納入回歸模型后，政策信念的作用依然穩健。同時比較回歸系數可知，政策有效性與公平性感知的回歸系數遠大于其他維度因素的系數，且系數的95%置信區間并不重合。這一結果支持了假設5，表明政策有效性與公平性感知的影響效果顯著強于其他因素。另外，當匯聚所有因素后，氣候變化信念、環境心理學特征及情境特征維度中很多因素的效果不再顯著。由于回歸系數旨在識別自變量的獨特效應（Unique effects），即控制其他自變量不變時某一自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該結果暗示了這些因素的作用機制可能有所重疊，或存在中介性質的因果關聯（如情境特征通過心理因素作用于政策態度），故在全模型中它們對因變量的獨特效果較小，導致回歸系數不顯著。

圖3與圖4也匯報了各回歸模型的決定系數（R2），該系數反映了模型整體對因變量方差的解釋力?？梢园l現政策信念維度子模型的決定系數大于其他子模型的決定系數，且與全模型的決定系數十分接近，說明在政策信念變量基礎上加入其他維度的因素對提升回歸模型解釋力的貢獻微弱，這同樣反映了政策信念是解釋公眾支持度的主要因素。

（三）相對權重分析

如上所述，回歸系數僅顯示某一自變量對因變量的獨特效應。因此只有當自變量之間完全不相關時，回歸系數才可以完整體現自變量的影響效果。在自變量相關的情況下，回歸系數會“剔除”變量效果的重疊部分，即自變量的共同效應（Common Effects）。這一局限可能導致回歸分析對因素影響力的估計并不精準。[17]（p3）[46]（p207）對此，研究者開發了相對權重分析法用于比較不同因素的作用。該方法的基本思想是創建一組正交變量，正交變量與原始自變量最大程度相關但正交變量之間互不相關。既有文獻證明了正交逼近法能夠完整反映預測因素的影響效果。[46]（p208）[47]（p150）

相對權重分析計算了每個自變量的權重系數，該系數表示各自變量對因變量方差的貢獻比例。圖5匯報了十一個受檢驗因素以及五個人口統計學變量的權重系數。對于碳普惠，政策有效性與公平性感知是權重最大的兩個因素，分別解釋了15.4%與17.1%的政策支持度方差，其他因素的權重系數較小，僅在0.2%（氣候變化擔憂）至1.1%（環保自我效能感）之間。對于碳稅，政策有效性與公平性感知分別解釋了21%與20.2%的政策支持度方差，而其他因素的權重系數僅在0.1%（氣候變化風險感知）至0.5%（政府公信力）之間。此外，人口統計學變量對政策支持度的解釋力微弱。綜上，相對權重分析與回歸分析結果一致，顯示政策有效性與公平性感知是決定公眾政策支持度最重要的因素。

五、結論與啟示

利用杭州市居民的大樣本調查數據，本文檢視了公眾碳減排政策支持度及其影響因素。主要發現可概括為三點。第一，相比于碳稅政策，碳普惠制的公眾支持度更高、公平性與有效性感知更強。該結果與歐美地區的調查結果一致，表明在面對“推”（如稅費處罰）、“拉”（如獎勵補貼）兩類低碳政策時，人們更厭惡限制自身選擇自由的“推”政策，認為該類措施引致的成本更不公平，并對其賦予消極的效果評價以“合理化”自身偏好。[8]（p859） [43]（p348-361）第二，政策信念、氣候變化信念、環境心理學特征及情境特征均對公眾碳減排政策支持度具有顯著影響，表明政策支持與遵從本質是一個復雜的行為決策過程，受到政策情境和個體特質的共同作用。第三，政策有效性與公平性感知是影響碳減排政策支持度的主要因素?；貧w分析顯示這兩類因素的影響效果顯著強于其他因素；相關權重分析進一步估算出，有效性感知對政策支持度方差的貢獻比例為15.4%～21%，公平性感知的貢獻比例為17.1%～20.2%，而其他因素的解釋力僅在0.1%～1.1%之間?，F有低碳政策態度文獻中僅Bergquist等系統比較了多類影響因素的效果。他們的元分析主要基于西方國家居民樣本，同樣發現了政策有效性與公平性感知的影響效果最強。[16]（p235-240）

研究結果對我國碳減排政策實踐具有一定啟示。在政策選擇上，由于公眾對碳普惠制的評價比碳稅政策更積極，決策部門可采取“先普惠后稅收”的政策序列（Policy Sequence），逐步提高碳減排政策的嚴格性，通過鼓勵全民參與低碳行為不斷強化低碳減排的生活理念與社會風貌，為后續碳稅政策的實施奠定心理與社會基礎。在政策優化上，雖然強化居民氣候變化信念、培育個體環保意識或營造積極的社會互動情境均有助于提升公眾對碳減排政策的支持度，但在時間、人力和財政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政策優化工作應以提高受眾對政策有效性與公平性的感知程度為關鍵抓手。例如，實踐部門可在政策宣介中增強關于政策如何有效實現降碳減排目標的通俗解釋，并在各環節保障政策有效落實，讓居民切實體驗到政策的積極效果。凸顯政策公益目的也能夠促使民眾認同政策意圖，消解他們對承擔政策成本的不公平感。[15]（p419）同時可考慮采用累進稅率、加大對低收入者的返還補貼、確保政策制定過程公開透明等方式保障政策成本收益的分配公平與決策的程序公平。[13]（p11）[14]（p1194）

綜上，本研究形成了三方面的主要貢獻。首先，針對現有低碳政策態度文獻相互割裂、研究呈現高度碎片化的不足的情況，本文構建了一個包含多維度影響因素的綜合性分析框架，檢驗并比較了政策信念、氣候變化信念、環境心理學特征及情境特征對公眾碳減排政策支持的作用，為今后探討碳減排政策態度問題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和經驗素材。其次，本文以政策、心理、情境要素互補的視角探析公眾支持的形成基礎，研究結果有助于深入理解個體政策遵從的驅動機理，對促進以“制度—心理”框架為核心的行為公共政策研究[48]（p56）的發展具有邊際貢獻。最后，本研究提供了首篇系統檢視我國公眾碳減排政策態度的文獻，對該領域中國研究嚴重不足的國際學術界作出了文獻上的重要補充。同時研究緊密圍繞碳普惠與碳稅這兩類我國碳減排制度的重點建設方向，相關結論對政策實踐亦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本研究的局限在于，調查數據來自浙江省居民樣本，未來研究可在全國范圍開展抽樣調查，以增強研究結論的普適性。本文在文獻梳理的基礎上整合了四類維度的影響因素，然而對于這些因素的支撐理論主要源自西方情境。從回歸模型的決定系數上看，遴選因素總體上只解釋了政策支持近一半的變異程度（圖4），這意味著還有其他因素影響我國公眾的低碳政策態度。對于本土化因素的深入挖掘能夠展現更加精彩的“中國故事”，將會大大推進碳減排政策研究的理論創新。最后，本文僅檢驗了各因素對政策態度的直接影響，因素之間的交互與中介關系也是一個有趣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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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賈曉林

收稿日期：2023-07-14

作者簡介：凌卯亮（1993—），男，管理學博士，浙江工商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研究員、碩士生導師（浙江杭州，310018）；徐林（1970—），男，管理學博士，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浙江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首席專家（通訊作者）（浙江杭州，310058）；嚴淑婷（2000—），女，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浙江杭州，310058）。

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環保領域政策干預對非目標行為溢出效應的發生路徑與影響因素研究”（72104216）；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居民環保行為溢出效應的內在機理與影響因素研究”（71974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