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筠字詞關系思想探究

張素鳳 李學橋

(1.鄭州大學文學院，河南鄭州 450001；2.豐南開放大學，河北唐山 063300)

王筠(1784～1854)，字貫山，號菉友，山東安邱人，清代著名學者。他生活的時代，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已盛行于世，桂馥《說文解字義證》也不乏知之者。王筠非常推崇嚴可均、段玉裁、桂馥等。他對很多問題多有創見，代表作有《說文釋例》《說文系傳校錄》《文字蒙求》《正字略》《說文韻譜?！贰墩f文解字句讀》。

王筠和同時代的朱駿聲一樣，在《說文解字》研究領域作出了巨大成績。時人稱王筠為“許氏之功臣，桂、段之勁敵”[1](P13280)。前賢時彥對王筠在文字學上的貢獻多有闡述，但對其字詞關系思想的闡述還比較零散。因此，本文擬對此進行全面系統地分析闡述。

一、對字詞關系理論的闡釋

字詞關系屬于文字與語言關系范疇，“六書”理論實質上就是以字表詞的規律和原則。因此，本節對王筠字詞關系理論的闡釋，主要包括以下兩個角度：一是王筠對漢字與漢語關系的闡述；二是王筠對“六書”內涵的闡述。

(一)對漢字與漢語關系的闡釋

王筠《說文釋例》對語言與文字關系多有闡述：

夫聲之來也，與天地同始。未有文字以前，先有是聲，依聲以造字，而聲即寓文字之內，故不獨形聲一門然也。先有日月之名，因造日月之文；先有上下之詞，因造上下之文。[2](P50)

故其始也，呼為天地，即造天地字以寄其聲；呼為人物，即造人物字以寄其聲。是聲者，造字之本也；及其后也，有是聲，即以聲配形而為字。[2](P9)

王筠生活的時代，還沒有產生“語言”這樣內涵、外延清晰的概念。他用“聲”代表語言，闡釋了語言與文字的關系：先有語言后有文字，語言是文字創造的根本和依據，文字是表現語言和記錄語言的符號，詞的音義寄寓在文字形體中。因此，王筠認為漢字擁有形、音、義三個要素。對漢字形、音、義之間的關系，王筠也有深刻的闡述：

字之有形聲義也，猶人之有形影神也。不能離形以為影與神，更不能以它人之影與神，附此人之形也。如天以一大為形，惟天為大，故無與二，且包乎地之外，豈不在人之顛乎？既在顛，斯必有他前切之音，不能讀為地、讀為人矣。即地為形聲字，然亦圣人先名之為地，而后以土定其質，以也諧其聲，故天曰神，地曰祗。而許君之說神祗也，曰天神引，地祗提，其音各相近也。[2](P9～10)

夫文字既著竹帛，則其平敷同矣。繪畫亦未始不平敷，然色有濃淡，面有向背，易為意會也。若文字必知觀之之法，則思過半矣。[2](P344～345)

王筠用人的“形、影、神”來比喻文字“形、聲、義”之間的關系：漢字的聲、義寄托和依附于漢字形體，不能脫離漢字形體而存在，就像人的影子和精神不能脫離人的形體而存在，強調了漢字與所記錄之詞的密切關系；作為載體的字形與音、義之間具有對應關系，不可“張冠李戴”。并以“天”“地”二字為例分析了漢字形體與詞義之間的相互切合關系、相關同源詞之間的音近義通關系。最后一段話通過漢字與繪畫的比較，突出漢字形義聯系的根本特點，強調解析漢字必須遵循的漢字形義聯系規律，即漢語字詞聯系方式和規律。

(二)對“六書”內涵的闡釋

王筠繼承前人將“六書”分為造字法和用字法的觀點，將“六書”分為虛實相對的“三耦”：“象形”和“指事”為“一耦”；“會意”和“形聲”為“一耦”；“轉注”和“假借”為一耦。以下以“耦”為單位，對王筠所言各書內涵進行闡釋和比較。

1.象形與指事

“象形”“指事”都屬于造“文”以表詞的方式，為了將兩者相互區別，王筠從造字取像、詞義類屬兩個角度闡釋了它們的不同。

(1)造字取像性質不同

物有形，故可象；事無形，則圣人創意以指之而已。[3](P31)

“八”下云：“象分別相背之形?！卑福褐甘伦侄啤跋笮巍闭?，避不成詞也，事必有意，意中有形。此象人意中之形，非象人目中之形也。凡非物而說解云“象形”者皆然。[2](P14)

“亼”下云：“三合也?！卑福骸崴灾獮橹甘抡?，以三筆合之，作亼形；以三墨合之，亦作亼形。豈如日月山川之有定形哉？[2](P16)

王筠以“八”“亼”為例說明，象形與指事的造字取像性質不同：象形字的造字取像為有形可像之物，為“人目中之形”，且造字取像與詞義所指相同；指事字的造字取像是想象和創造出來的意象，即“象人意中之形”，與詞義所指不具有等同關系，具有抽象概括性。

(2)詞義類屬不同

有形者，物也；無形者，事也。[3](P31)

觀乎天文，觀乎人文，而文生焉。天文者，自然而成，有形可象者也。人文者，人之所為，有事可指者也。故文統象形、指事二體。[2](P6)

其字之義為事而言，則先不能混于象形矣。[2](P11)

“丩”下云：“象形?！睂嵵甘伦忠?。山有山形，水有水形，惟其為物也。丩是何物，而有形哉？……是凡物之糾纏者，無不可用丩也。況云相丩，是作動字用矣。乃許云象形者，凡物相丩必有形也。[2](P15)

大字本系指事。[2](P25)

王筠用“形”“事”概括象形法和指事法所造之字的意義類屬，即象形字對應的詞義類屬為有形之“物”，指事字對應的詞義類屬是無形之“事”，因此說，象形實而指事虛。象形法和指事法所造之“文”的區別是：象形法表現的是自然形成的物象；指事法表現的是人所為之事。因此，《說文解字》用象形術語說解的“丩”“”“大”，王筠認為它們屬于指事字，理由是它們記錄的是“動字”“形容字”，即其意義類屬不是有形之物，而是無形之事?？梢?，詞義類屬為“物”或“事”是區別象形與指事的重要標志，而詞性又是判斷詞義類屬為“物”或“事”的重要依據。

此外，王筠還以“武、信、考、老”等字例說明，詞義屬“事”的字并不一定就是指事字。

武信、考老，則皆事也……是字義屬事，而字形不屬指事也，知其不為指事者，而指事者出矣。[2](P11)

顯然，指事字的詞義屬于事類，但不能反過來說，詞義屬于事類的字都是指事字。因此，王筠對如何區分指事和會意也有具體說明。

然會意者，會合數字以成一字之意也；指事或兩體，或三體，皆不成字，即其中有成字者，而仍有不成字者，介乎其間以為之主，斯為指事也。[3](P31)

而丄丅之兩體固非古本切之丨，于悉切之一也……兩畫既皆非字，則幾無以為義，然察之而已見上下之意?！骱醮硕甘虏坏没煊谙笮?，更不得混于會意矣。[2](P7)

通過與會意比較，可以看出指事字的特點是包含非字構件，如指事字“丄”“丅”的組字部件“丨”“一”不同于古本切之“丨”字和于悉切之“一”字，屬于非字構件。

綜上，王筠認為，象形和指事的區別主要表現為：象形的造字對象為名物詞，造字取像與詞義所指具有等同關系；指事對應的詞義類屬為“事”，造字取像是根據詞義創造的意象，與詞義所指沒有等同關系。與會意字相比，指事字的特點是含有非字構件。

由于漢字的結構非常復雜，遠非“六書”所能囊括，因此，王筠提出了正例和變例說。把由單個象形符號或指事符號構成的字稱作“正例”，而把由象形正例或指事正例增減變化而構成的字稱作“變例”，并列舉了象形變例十類[2](P42～47)、指事變例八類[2](P21～27)，此不贅述。

2.會意與形聲

王筠把“會意”和“形聲”作為“一耦”。這兩種造字表詞方式都是用已有字符為基礎進行組合或變異。對于二者的區別，王筠有清晰的闡釋。

會意實，形聲虛，合二字三字以為意，而其義已備，形聲則不能賅備。如“煉”“鍊”一字，所煉者金，錬之以火。[2](P8)

王筠認為，“會意”的特點是字形表意完備，因此說“會意實”；“形聲”的特點是字形表意不完備，因此說“形聲虛”。對于會意和形聲的具體特點，王筠都有具體闡釋。以下是其對許慎“會意”定義的說解。

許君《敘》曰：“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卑福簳吆弦?，合誼即會意之正解?！墩f文》用誼，今人用義。會意者，合二字三字之義，以成一字之義，不作會悟解也。[2](P81)

王筠認為，“會意”之“會”是“會合”的意思，會意字由多個與詞義有關的成字構件組成。此外，王筠把由象形字減省變異而成的字看作會意字的變例，如：“彳”“亍”二字是由“行”字拆分所得，“則以非識行字，即此二字不可識也，仍是會合本字耳”[2](P88)。同樣，“夕”“片”分別是“月”“木”之省，“”為“木”之省，“了”“孑”“孓”為“子”之省，“く”“巜”為“川”之省，這些字都是由已有之字拆分或減省而得，其意義都與相應原字有關，王筠把它們都歸作省文會意字，并說省文會意字“乃是會合本字以為意，離卻本字即不成意也”[2](P90)?？梢?，王筠所言會意字并不都是合體結構。

以下是王筠對許慎“形聲”定義的闡釋。

許君《敘》曰：“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卑福汗た傻谌∑渎?，豪無意義。此例之最純者。推廣之，則有兼意者矣(亦聲必兼意，省聲及但言聲者，亦多兼意)。形聲字而有意謂之聲兼意，聲為主也。會意字而有聲謂之意兼聲，意為主也。[2](P50)

王筠把形聲字分為正例和變例。正例指組成形聲字的兩個構件，一個只與字義相關而與字音無關，一個只與字音相關而與字義無關。變例有兩類，即聲兼意和意兼聲。

“聲兼意”指聲符兼有表意功能，王筠對聲符的表意功能沒有限于聲符本身的意義，而是進一步擴大到其同音字符。

即如檉木色紅，故字與赬同音，而圣聲中不能得此意；袢讀若普，故兩字之訓，皆曰無色，而半聲中不能得無色意?？芍温曌种?，在口內之聲中，不在字形之聲中者，自成為音理。耳治目治，不可偏廢也。[2](P69)

王筠通過聲符“圣”的同音詞“赬”、“半”的近音詞“普”，探求“檉”“袢”的意義來源，強調探求形聲字的意義要依靠“口內之聲”而不是“字形之聲”，很好地詮釋了什么是“因聲求義”，拓展了推求同源關系的路徑和方法。

3.轉注與假借

對于轉注和假借的不同，王筠從形義聯系特點、產生原因、在“六書”中的作用三個角度進行了分析闡釋。

要而論之，轉注者一義而數字，假借者一字而數義。何為其數字也？語有輕重，地分南北，必不能比而同之。何為其數義也？古人于有是語無是字者借之，即有是字者亦借之。取其入耳可通而已。故老從人毛匕，會意字也；考從老省丂聲，形聲字也。則知轉注者，于六書中觀其會通也；假借者，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也。[2](P96)

“轉注”的特點是一個意義對應多個字，這是因為同一個意義因輕重不同或使用區域不同而創造了不同字，彼此成為同義字，轉注在“六書”中的作用是“觀其會通”?！凹俳琛钡奶攸c是一個字記錄多個意義，產生原因是用文字記錄語言時“取其入耳可通而已”，包括“無是字”(本無其字)和“有是字”(本有其字)兩種假借，“假借”在“六書”中的作用是解決字“窮”問題。

對《說文解字》“轉注”定義，王筠也進行了闡釋，并提出自己的見解。

根據《說文解字》，轉注應該具備兩個條件，即意義相同相近，具有相同部首。對此，王筠提出了自己的見解，認為“故同意相受者，或不必建類一首矣”，認為部首相同不是轉注的必要條件?？梢?，王筠的轉注觀與戴震、段玉裁“互訓說”一致。

王筠把“假借”分為“無是字”和“有是字”兩類，但強調“以本無其字為主，有其字而借者，雖屬依聲，亦概不采焉”[2](P117)?？梢娡躞迌A向將假借界定為“本無其字”的借用，這為后來通假與假借的進一步區分奠定了基礎。

對于“有是字”的假借，王筠提出了一個新術語“省形存聲字”，專門用來說明有本字不用而借用本字聲符的現象。該術語在《說文解字句讀》中出現了99次，累計牽涉208個字。如：在《說文解字》“遦，習也?！毕伦ⅲ?/p>

《釋詁》：“閑、狎、串、貫、習也?！薄柏灐鄙w“遦”之省形存聲字。[4](P61)

王筠把“貫”看作“遦”之省形存聲字，說明已有本字“遦”而不用，卻借用其聲符字“貫”來記錄{遦}。同樣，《說文解字句讀》把“旁、罷、役、博”分別看作“騯、矲、垼、簙”的省形存聲字，把“愛、然、宣”看作“僾、嘫、愃”的省形存聲字，把“方、禺、句”看作“邡、鰅、痀”的省形存聲字，等等。不難理解，王筠用“省形存聲字”稱謂這種現象，不僅指出了本字與借字的形體關系，也明確了其為本有其字的借用。

值得注意的是，王筠還把假借擴展到構字部件層面。如：“朢，月滿與日相望。臣朝君也。從月從臣從壬。壬，朝廷也?！毕伦ⅲ骸笆⌒未媛曌?。經典中多有，文字中少有。惟‘朢’字以壬為廷，為變例?！盵4](P306)王筠認為“朢”的小篆字形中“壬”構件是“廷”的“省形存聲”，屬于構件的借用。再如：

其從“一”之字，“雨”之“一”在上為天，“氐”之“一”在下為地，是以指事字借為象形字也。然天上地下，如其本位，乃“旦”“立”之“一”，皆以在下者為地，而“屯”“才”“巠”且以上“一”為地也?！胺颉敝耙弧毕篝⑿?，“血”之“一”象血形，是亦借為象形，而各象其所象也?！啊敝耙弧眲t止之，“溼”之“一”則覆之，“再”之“一”則所以舉之，是以指事字借為會意字也?！罢А币浴耙弧敝怪?，“于”以一平之，是又各會其所會也。乃至本末朱寸，仍歸于指事，而亦各指其事而非計數之本事也……一篇之中，不從本義者已如是之多，則十四篇可知矣。是知古人造字之初，本有假借，不徒后人用字，始相借也。[2](P114～116)

王筠認為，以上各字中“一”構件有多種不同構意，這是造字時構件借用的結果，并由此得出古人造字之初就有假借的結論。顯然，以上各字中“一”構件與數字“一”只是同形關系，意義上沒有任何關聯，而且這些構件“一”沒有讀音，與數字“一”沒有音同音近關系，不符合“假借”“依聲托事”的特點。許瀚對此提出了批評：“菉友又推之造字時即有假借，誠為探原之論。然于依聲之旨或不盡合?！盵2](P116)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六書”之“三耦”性質各不相同，象形和指事的正例都是基礎符號的創造方式；會意和形聲的正例都是基礎符號組成合體字的方式；轉注是同義字際關系而假借是用字方式。王筠立足于整字與“六書”相對應的關系，但鑒于有的字不能納入“六書”正例，于是設置“六書”變例，結果歸納出33類不同結構，非常繁瑣。我們認為，“六書”是以字表詞的基本方式，與每個字的具體結構沒有對應關系，就像“煎、炒、烹、炸、蒸、煮”是基本烹飪方式，但不能與每一道菜一一對應，因此不可能把所有菜譜按照這幾種方式分別歸類，因為有的一道菜可能需要多種烹飪方法，而涼拌菜則不能對應其中任何一種方式。此外，王筠把假借擴展至構件層面，把同形構件看成借用，不符合假借“依聲”特點，造成“假借”概念的混淆。不難看出，整字與構件層次混淆是王筠理論陷入誤區的根本原因。

二、對字詞對應關系的闡釋

王筠對字詞對應關系的認識，可以通過其對同詞異字與漢字累增、詞義發展與分別文產生的相關闡述來分析。

(一)同詞異字與漢字累增

王筠不僅對同詞異字現象深入研究，還從字詞關系角度探討了同詞異字現象的成因。

1.對重文的界定

重文是典型的同詞異字現象。王筠對《說文解字》重文進行了深入研究。

故即同音同義之字，不盡使之類聚，其類聚者有三種，一為無部可入之字，如云、二字，不入雲部，即無復可隸之部矣；一為偏旁相同之字，如祺之籀文禥，祀之或體禩，仍從示義，不得入它部也；一為聲意不合之字，如臮之古文，雖從囧從尗，兩體明白，而不可入此兩部，故附之臮下也。非是三者而類聚焉，蓋出后人妄為迻并矣。[2](P126)

王筠認為，《說文解字》所列重文如果不是“無部可入”或“聲意不合”，就一定是部首相同的字，即同部重文。在此基礎上，《說文釋例》把重文分為“同部重文”和“異部重文”，其中同部重文包括“同部而兩字為一者廿七字，三字為一者一字”[2](P171)，并闡釋了有些部首相同的同詞異構字沒有被《說文解字》列為重文的原因。

惟是茻當為莽之古文，于當為吁之古文，并前所舉殳部之杸，豆部之梪，永部之羕，頻部之顰，皆當為一字，而許君收之同部，而不目為重文者，此乃古今人用字之界，大為之別，所以適用也?！粍t許君所目為重文者，據當時仍合為一也；所不目為重文者，據當時已分為二也。古蓋無“位”字，故用“立”；及已有“位”字，即不復用“立”字，使人睹名知義，不須推求也。[2](P182)

夫此十部者，其所轄之字，皆與部首音義相近，許君集為同部而不言其為一字，蓋即以分別文告來世也，孳育濅多之后，其音義豪無異者，始命為重文；其少有異者，雖亦名為重文，而仍區其同中之異。[2](P183)

以上“茻—莽”“于—吁”“殳—杸”“豆—梪”“永—羕”“頻—顰”本義相同且具有相同部首，按照《說文》體例，應該列為重文，但許慎卻沒有將其列為重文，而是分作不同字頭。王筠的解釋是：“然則許君所目為重文者，據當時仍合為一也；所不目為重文者，據當時已分為二也?！币簿褪钦f，這些字組雖然本義相同，但后來職能發生分化，不再用來記錄同一個詞。這種闡釋不一定符合許慎本意，但卻表現了王筠對字詞對應關系歷時變化的深刻認識。

“異部重文”指部首不同的同詞異構字。據王筠統計，異部重文中，“兩字為一者乙百六十九字，三字為一者一十三字，五字為一者一字，七字為一者一字”[2](P171)。王筠所言異部重文大都沒有被《說文》列為重文，因為“細心人讀之，無難知為一字也”[2](P155)?！墩f文釋例》列舉了大量異部重文例子。如：

“連”與車部“輦”同(此古義也)，而又與耳部“聯”同(此今義也)。[2](P156)

“筠按”對劉申受所言重文進行否定，從中可以看出：與字形相切合的本義不同的字都不可看作重文，從反面證明王筠所言重文的判斷標準是：與字形相切合的本義相同。

綜上，王筠所言重文要符合兩個條件：本義相同，且沒有分化為不同詞的用字。

2.重文成因分析

王筠不僅從共時角度界定了重文的特點——本義相同且沒有分化為不同詞的用字，還從歷時角度對重文的形成原因進行探索。

字有不須偏旁而義已足者，則其偏旁為后人遞加也?！浼悠远x仍不異者，是謂累增字。其種有三：一則古義深曲，加偏旁以表之者也(哥字之類)。一則既加偏旁，即置古文不用者也(今用復而不用復)。一則既加偏旁而世仍不用，所行用者反是古文也(今用因而不用)。[2](P173)

顯然，“不須偏旁而義已足”的原字，與“加偏旁而義仍不異”的累增字是本義相同的重文關系。王筠把累增字分為三種：第一種指形義聯系變得不再明顯，為凸顯形義聯系而在原字上增加偏旁所創造的新字。第二種、第三種說的是累增字的發展結果，或代替原字成為通行字，或仍用原字而累增字退出使用。顯然，后兩種與第一種不在同一層面，將它們相提并論不合邏輯。因此，對于累增字的產生方式和原因，王筠實際只說了一種?！墩f文解字句讀》的例句也大都屬于這一類。如：

“奸”字下：奸者干之累增字，但當云從女，干聲。[4](P502)

(二)詞義引申與字詞對應關系

1.詞義引申與一字對應多詞

引申是詞義發展演變的主要方式，如果詞義引申引起詞性改變或讀音變化或用字變化，則意味著源詞已發生分化，產生了派生詞。王筠在具體字的分析中，常用“動字”“靜字”區別同一個詞的不同詞義，對同一個字記錄的兩個或兩個以上同源詞進行區分和說明。如：

“糞”字【糞，棄除也】下：糞本動字?！睹献印贰鞍佼€之糞”，《老子》“卻走馬以糞”，則用為靜字。[4](P137)

“厝”字【厝，厲石也。摩也】下：上義是靜字，此義是動字。摩即磨字，《詩》“如琢如磨”，經典多作琢摩。[4](P355)

“毌”字【毌，穿物持之也。從一橫貫】下：古蓋祗有毌字，動靜兩義皆用之。既孳育貫字，于是毌分動義為毌穿，貫分為靜義為錢串。至于今之經典，不用毌字，又以貫兼動靜兩義，此亦沿革自然之勢也。[4](P253)

“清”字【清，朗也。澂水之貌】下：再申之者，本文澂仍是動字，而清則靜字也，故必申之，言澂之之后，水貌朗然清也。[4](P432)

以上各字都屬于同一個字記錄兩個或兩個以上同源詞，王筠用“動字”“靜字”標明詞性輔助闡釋詞義。其中，“動字”即表示行為動作及發展變化的動詞；“靜字”除了用來指稱事物名稱的名詞外，還用來指稱表示事物狀態的形容詞。王筠用“字”稱謂意義比較具體實在的詞，說明王筠與其他清代學者一樣，還沒有明確的“字”“詞”界限。盡管如此，王筠對“動字”“靜字”“形容字”等術語的區分和使用，說明王筠已經對詞義性質有所探究，尤其是對實詞的分類已經有所關注。

2.詞義引申與漢字分化

詞義引申導致同源詞派生卻沒有引起用字分化時，會產生一字對應數詞現象。有的詞義引申不僅引起同源詞派生，也引起漢字分化；對此，王筠有深刻的分析和闡釋，并稱因漢字分化而產生的新字為“分別文”。以下這段話中，王筠對“分別文”類型和產生原因進行了比較集中的闡釋。

字有不須偏旁而義已足者，則其偏旁為后人遞加也。其加偏旁而義遂異者，是為分別文。其種有二：一則正義為借義所奪，因加偏旁以別之者也(冉字之類)。一則本字義多，既加偏旁，則祗分其一義也(伀字不足兼公侯義)。[2](P173)

顯然，王筠所言“分別文”不僅包括詞義引申而導致的漢字分化，也包括因同音借用而導致的漢字分化。王筠將分別文的成因分為以下兩類：一是某字除了記錄本詞，還被借用記錄同音他詞，于是通過增加偏旁創造分別文以使本詞或他詞字形相互區別；二是詞義引申造成了一字記錄多義，于是通過增加偏旁重造新字來分擔原字的部分職能。如：

佮下云：合也，從人合聲。是合佮義同音異，佮音如蛤。通力合作、合藥及俗語合伙皆佮之音義也。今無復用佮者?！队衿罚骸皝?，合取也?！标凡俊啊毕略疲骸昂蠒?，從攵合聲?！贝笮毂尽皬暮?，合亦聲”則妄增之也?！夺屧b》：“，合也?！笔莵嘁袅x并同。[2](P175)

“國”字下案：或者，封域也。古邦封通用，故許君以邦釋國，而金刻國字皆作或，知國亦或之分別文。[4](P226)

“娣”字下：娣者弟之分別文也。[4](P493)

“功”字下：《周禮肆師》鄭注：“古者工與功同字?！比粍t功乃工之分別文。[4](P557)

“誧”字下：《釋詁》“甫，大也?！笔枰盁o田甫田?！闭c與之相當，蓋甫之分別文。[4](P83)

“娉”下云：“問也”；耳部“聘”：“訪也”。此聘名士禮賢者之說，不足盡朝聘之義。蓋許君以字從耳，故第舉此義。至于小聘曰問，則“聘”足兼“娉”?！版场鄙w“聘”之分別文，《玉篇》《廣韻》皆曰：“娉，娶也?！苯圆挥谩墩f文》義。[2](P165)

“蓐”字下：《釋器》“蓐謂之茲”。注：《公羊傳》曰：屬負茲。茲者，蓐席也?！蹲笮陚鳌贰白笞份辍?。注：在左者追求草蓐為宿備。案此皆人之蓐也。蔟則蠶之蓐也，俗作褥字，蓋即蓐之分別文。[4](P37)

“犅”字下：《魯頌》“骍剛”是古字，《公羊》“骍犅”是分別文。[4](P43)

“合”字既用來記錄本義又記錄多個引申義，后來通過增加偏旁為“合”的引申義創造分別文“佮”“”來分擔“合”的部分職能，使不同職能用字相互區別。同樣，“弟—娣”“工—功”“立—位”“共—供”“面—偭”“頃—傾”“取——娶”“昏—婚”“臭—殠”“冉—髯”等，原字既用來記錄本義又記錄引申義，后來通過增加偏旁為引申義或本義重造分別文來分擔原字的部分職能，使不同職能用字相互區別?！盎颉钡谋玖x是“封域”，后來“或”字被借用記錄“或者”之“或”，即“正義為借義所奪”，于是通過增加偏旁為本義重造“國”字，“國”字分擔了原字“或”的部分職能，使不同職能用字相互區別。同樣，“然—燃”“豆—梪”“象—像”“甫—誧”等，原字除了記錄本義還被借用記錄同音詞，于是通過增加構件為本義或借義重造分別文，使本義用字和借義用字相互區別。此外，“聘—娉”“蓐—褥”“剛—犅”的分別文與原字的區別方法是改換偏旁，與王筠對分別文的界定“加偏旁而義遂異”不符，說明王筠對分別文的界定還不夠周嚴。

值得注意的是，王筠判斷分別文的依據是與原字職能不同，判斷累增字的依據是與原字本義相同，兩個判斷標準范圍大小不同，必然會導致累增字和分別文出現交叉現象，如：“顰”與“頻”、“枓”與“斗”職能有別，王筠把“顰”“枓”看作分別文；但從本義相同角度說，“顰”“枓”可分別看作“頻”“斗”的累增字。前文所述“奸”“枝”“謌”“梪”“”與“干”“支”“哥”“豆”“因”本義相同，王筠把“奸”“枝”“謌”“梪”“”看作累增字；但從其記錄職能有別角度說，“奸”“枝”“謌”“梪”“”也可看作“干”“支”“哥”“豆”“因”的分別文。

可見，王筠通過設立“累增字”“分別文”概念，對漢字發展過程中新造字與原字進行溝通，從歷時動態角度對“重文”和漢字分化的成因進行闡釋。這顯然已經超越“重文”研究視域而成為專門探討造字孳乳問題的漢字學理論。[5]王筠從語言與文字關系角度研究文字，闡釋詞語分化與漢字孳乳發展的關系，而非對文字的孤立研究。同時，分別文和累增字都是形聲字，對分別文和累增字的研究也是對早期形聲字產生原因和規律的探索，這無疑抓住了漢字孳乳發展的本質問題，必然對漢字發展史的研究產生深遠影響。后來章太炎將語言文字發展變化的途徑和形式概括為“孳乳”和“變易”，黃侃將漢字發展的兩大規律總結為“孳乳”和“變易”，這都導源于王筠的“分別文”和“累增字”之說。

注釋

①后來“製”又簡化為“制”，與此不可混淆.

②后來“隸”成為“隸”的簡化字，“復”“複”又都簡化為“復”，則另當別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