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內資和外資企業隱含碳排放及其影響因素研究—基于OECD-AMNE數據的MRIO-SDA分解

□王文治 任暠凱

[天津師范大學 天津 300387]

引言

《2019年全球氣候狀況聲明》顯示，2019年全球平均氣溫比工業化前高出1.1攝氏度，這使得《巴黎協定》中將全球平均升溫幅度控制在遠低于工業化前2攝氏度的水平，并盡可能控制在1.5攝氏度以內的減排目標面臨巨大挑戰[1]。Watson等研究表明，當前全球184個減排承諾中，75%的減排承諾制定的溫室氣體減排目標低于《巴黎協定》確立的2030年減排50%的目標，因此必須采取更切實際的減排行動[2]。2020年9月2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發表重要講話并提出：“中國將提高國家自主貢獻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雹偬歼_峰和碳中和將成為我國“十四五”污染防治攻堅戰的主攻目標。

隨著全球價值鏈的不斷深化，國家（地區）間產業分工日趨細化，產品的生產和消費被分割在不同區域[3～4]，碳排放來源于生產卻由需求引致，當前國家（地區）的碳排放責任界定仍基于生產責任原則計量方法[5～6]，忽視了國際貿易引致的跨境碳轉移[7～8]。根據現有貿易隱含碳的研究成果，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存在較大的貿易隱含碳失衡，發展中國家承擔了較高的碳排放凈流入[9～10]。中國出口隱含碳在2006～2008年期間約占中國生產側碳排放的24%～31%[11～12]，2010～2012年期間約占18%[12]，且生產側碳排放高于消費側碳排放。因此在生產責任原則下中國承擔了較高的碳排放責任。此外，跨國公司經營也是碳排放和碳轉移的重要驅動因素，在全球供應鏈中起主導作用[13]，跨國公司可通過全球供應鏈網絡間接驅動外國企業的碳排放。1854～2010年期間，全球三分之二的碳排放和甲烷氣體排放主要來自90個從事能源和水泥生產的跨國公司[14]。以美國跨國公司為例，2009年美國跨國公司的碳足跡占當年全球碳排放的1.5%，總量可排在全球各國家（地區）碳排放的第12位[15]。在生產責任原則下，跨國公司可通過直接投資的方式將污染密集型產業轉移至發展中國家，進而引致“碳泄露”問題。中國作為吸收外資最多的發展中國家，且多數外資來自發達國家（地區），跨國直接投資會進一步增加中國應承擔的碳排放責任。因此，從區分內外資的視角，將內資和外資引致的碳排放相分離，有利于準確揭示我國的碳排放結構和公平界定我國應承擔的碳排放責任，同時也為貿易隱含碳測算研究提供新思路。

一、文獻綜述

貿易引致的碳排放和碳轉移研究較為豐富，研究結論一致表明發達國家（地區）的消費側碳排放高于其生產側碳排放，而發展中國家（地區）則與之相反，發展中國家（地區）對發達國家（地區）存在大量的環境服務凈出口[11,16～20]。貿易隱含碳的測算方法從單區域投入產出模型（Single Region Input Output, SRIO）[21～24]和多國投入產出模型[16～17,25]逐步發展到多區域投入產出模型（Multi-Regional Input Output, MRIO）[26～29]。多區域投入產出模型基于各區域分行業的中間品和最終品的貿易數據、構建區域間投入產出矩陣，不僅能準確測定各區域中間品和最終品貿易中所產生的碳排放，而且能測算區域間中間品流動的反饋效應所引致的碳排放[30]。近年來，鑒于多區域投入產出模型和增加值貿易分解模型高度相似，學者們開始將增加值貿易分解方法應用至貿易隱含碳測算，以追溯全球價值鏈各個節點上的碳排放[31～33]，并逐漸成為貿易隱含碳測算的主流方法。

與貿易引致的碳排放的測算研究相比，外商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引致的碳排放的測算研究相對較少，多數研究主要圍繞“污染天堂”和“污染光環”假說來檢驗FDI對東道國環境質量的影響效果和途徑?！拔廴咎焯谩奔僬f認為污染行業會從環境規制嚴格的國家（地區）轉移至環境規制寬松的國家（地區），從而得出FDI與污染物排放存在正相關關系[15,34～38]。劉海云和龔夢琪[39]認為，FDI通過規模效應顯著增加地區碳排放。Liu等[40]認為，FDI顯著增加了碳排放，但技術創新與可再生能源消費兩種渠道抑制了FDI對碳排放的正向影響?！拔廴竟猸h”假說認為，跨國公司通過向東道國轉移先進的減排技術、可再生能源技術和能源節約技術，使得東道國的碳排放隨著FDI的流入而下降[41～45]。李新安和李慧[46]采用我國2009～2018年制造業細分行業的面板數據，發現FDI進入整體上降低了中國制造業的碳排放。邵朝對[47]采用倍差法研究發現外資進入通過推動企業綠色技術進步和改善企業管理效率顯著降低了中國本土企業的污染排放強度。此外，部分研究認為FDI對東道國環境質量的影響不確定或呈現非線性關系，Doytch與Uctum[48]研究發現，FDI和污染排放的關系存在顯著的產業和區域異質性，流入制造業的FDI支持污染天堂假說，而流入服務業的FDI支持污染光環假說；中低收入國家（地區）的FDI流入惡化其環境，而高收入國家（地區）的FDI改善其環境。Essandoh等[49]研究也表明，發達國家（地區）的FDI與二氧化碳排放存在長期負相關關系，而發展中國家（地區）為正相關關系。Wang等[50]發現FDI與碳排放之間存在“倒U型”關系，而谷繼建等[51]發現FDI的環境效應呈現“U型”特征。上述FDI與碳排放的相關性實證研究主要為了證明FDI與碳排放之間存在線性或非線性關系，但未能準確測算FDI引致的碳排放量，以及外資和內資之間的相互交叉影響，更無法將FDI引致的碳排放從一國（地區）的碳排放總量中剝離出來。

近年來，部分學者開始將測算貿易隱含碳的MRIO模型應用至跨國公司碳足跡的測算，López等[15]基于世界投入產出數據庫（World Input Output Database, WIOD）提供的世界投入產出表和碳排放數據，運用MRIO模型推算了美國跨國公司的全球碳足跡。隨著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跨國公司活動數據（Activity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MNE）的發布，Zhang等[52]、Duan等[53]和閆云鳳[54]基于該數據庫運用MRIO模型分別對全球外資引致的消費側碳排放進行了測算。由于缺乏全球各國（地區）分行業的碳排放數據，Zhang等[52]將投入產出表中的行業合并為6個部門以對應國際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碳排放數據的行業分類，該處理方法使MRIO模型的測算精度顯著下降[55～56]。Duan等.[53]和閆云鳳[54]則基于兩個主要能源產業的投入產出數據來推算各行業的碳排放量，雖提升了MRIO模型的測算精度，但推算的行業碳排放誤差較大。此外，限于數據缺乏，現有文獻都假設一國（地區）的內資和外資行業碳排放系數一致。

針對區域碳排放和碳轉移的影響因素研究多采用指數分解分析法（Index Decomposition Analysis,IDA）和結構分解分析法（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 SDA）。IDA對數據要求較低，僅需要區域或行業的匯總數據，且在眾多的IDA方法中，對數平均迪式指數法（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LMDI）在分解碳排放影響因素方面優于其他方法[57]，因而應用較為廣泛。潘文卿等[58]根據中國1997～2014年碳排放增長與經濟發展水平特征劃分了4個階段，從區域、產業和能源結構三個層面采用LMDI方法將影響中國碳排放增長的因素分解為6個驅動因素，結果表明人均產出為第一助長因素，而能源強度為第一制約因素。鑒于省級數據的可獲取性和準確性低于國家級數據，王鋒等[59]將“三層”壓縮為“兩層”，從6部門和8種能源兩個層面分析中國各省域碳排放在不同階段的驅動因素。魯萬波等[60]亦采用“兩層LMDI分解法”分析了1994～2008年中國不同經濟增長階段碳排放的影響因素。相對LMDI方法，SDA分解可分析各種最終需求因素和區域部門間相互聯系對碳排放增加的影響[61～62]，隨著投入產出數據的不斷完善，SDA成為分析區域碳排放變化的主流方法。Feng等[63]基于中國28省域的投入產出數據，通過SDA分解發現2002～2007年人口數量、消費水平和消費方式的變化對中國省際碳排放產生顯著影響。Su與Thomson[12]基于2006～2012年的投入產出數據，對中國一般貿易和加工貿易隱含碳的影響因素實施SDA分解，結果發現碳排放強度下降抑制了中國貿易隱含碳的增加，而貿易量上升促進了貿易隱含碳的增加。Zhao等[64]運用SDA分解了中美之間1995～2009年的貿易隱含碳，結果顯示貿易結構和出口市場份額是提升貿易隱含碳的重要因素。Chen等[65]研究發現規模效應、能源強度效應和結構效應促進了長江中游地區的碳流出。上述SDA分解均基于單區域投入產出模型，隨著MRIO模型成為測算區域碳排放的主流方法，學者將MRIO模型與SDA分解相結合（MRIO-SDA）以更準確分析中間品流動對區域碳排放所產生的影響。彭水軍等[11]研究發現，1995～2009年中國生產側和消費側碳排放量的快速增長主要是由于國內最終需求規模的增長和生產部門投入結構的變化，國內生產部門碳排放強度下降是制約中國生產側和消費側碳排放增加的最重要因素。Liu等[66]研究發現，經濟生產結構、國內最終需求、出口等因素促進了中國2007～2010年二氧化硫排放的增加。已有SDA分解研究主要圍繞行業碳排放系數、中間品投入產出結構和最終品需求規模三個核心因素展開。

綜上分析，從區分內外資的視角對中國內資和外資引致的碳排放的測算研究尚缺，進而難以客觀評價我國內資和外資的環境效應。本文基于OECD的AMNE數據，運用MRIO模型對中國內資和外資企業的碳排放實施細致分解。除區分內資和外資的碳排放外，論文主要貢獻還包括：第一，鑒于我國煤炭消耗引致的碳排放較高，SDA分解中充分考慮了各行業能源消耗的異質性，將行業碳排放系數變化因素細分為高碳行業煤炭消耗引致的碳排系數變化、高碳行業非煤炭消耗引致的碳排系數變化、低碳行業煤炭消耗引致的碳排系數變化和低碳行業非煤炭消耗引致的碳排系數變化。第二，按照最終品需求流向將最終品需求變化因素細分為8項，即：國內內資最終品需求變化、國內外資最終品需求變化、國內內資最終品出口變化、國內外資最終品出口變化、國外內資最終品需求變化、國外外資最終品需求變化、國外內資最終品出口變化和國外外資最終品出口變化。

二、測算模型的建立和數據說明

（一）我國內資和外資碳排放的測算和分解模型

根據OECD-AMNE數據提供的投入產出表結構，國家（地區）間投入產出關系呈如下恒等式：

式（1）中變量下標表示國家（地區），上標D和F分別表示內資和外資。假設包含G個國家（地區），每個國家（地區）包含m個行業，列向量X表示各國（地區）分行業的總產出，其中表示國家（地區）1各行業（m個行業）內資的總產出列向量，表示國家（地區）1行業外資的總產出列向量。分塊矩陣A表示國家（地區）各行業間內資和外資中間品投入產出關系，即：國家（地區）各行業間中間品直接消耗系數矩陣，矩陣中元素表示國家（地區）1內資企業的中間品出口至國家（地區）2的內資企業。矩陣Y表示國家（地區）各行業內資和外資最終品消費矩陣，矩陣中元素表示國家（地區）1內資企業最終品出口至國家（地區）2。進一步定義，為各國（地區）分行業內資和外資碳排放系數對角矩陣。則各國（地區）碳排放可由式（2）計算得出。

式（2）中，分塊矩陣B=（I-A）-1，即國家（地區）各行業間中間品完全消耗系數矩陣，表示國家（地區）1內資最終品消費列向量，表示國家（地區）1內資最終品出口列向量，即：表示國家（地區）1外資最終品消費列向量，表示國家（地區）1外資最終品出口列向量，即：，同理其他國家（地區）。如僅以國家（地區）1為研究對象時，其內資和外資最終需求引致的碳排放可細化分解為式（3）。

式（3）通過恒等變化將式（2）的最終需求矩陣Y分解為8個列向量，其中列向量1僅保留國家（地區）1內資最終品需求，其他元素均為0；列向量2僅保留國家（地區）1外資最終品需求，其他元素均為0；列向量3僅保留國家（地區）1內資最終品出口，其他元素均為0；列向量4僅保留國家（地區）1外資最終品出口，其他元素均為0；列向量5保留了國家（地區）1以外的其他國家（地區）內資最終品需求，其他元素均為0；列向量6保留了國家（地區）1以外的其他國家（地區）外資最終品需求，其他元素均為0；同理列向量7和8分別保留了其他國家（地區）內資和外資的最終品出口，其他元素均為0。各列向量的具體經濟含義如表1所示。

表1 國家（地區）1最終需求分解

式（3）分解便于分析國家（地區）1內外資需求和出口對國家（地區）1內資和外資碳排放的直接影響和交叉影響。為方便實施SDA分解②，將式（3）簡化為，其中，E1、、B1、Y1分別代表國家（地區）1內資和外資碳排放列向量、碳排放系數矩陣、完全消耗系數矩陣和最終品需求矩陣。Dietzenbacher與Los[67]研究指出SDA結構分解的形式并不唯一，如果一個變量的變化由n個因素決定，那么該變量的結構分解形式共有n!個，導致實際計算操作會相當復雜。因此，Dietzenbacher與Los[67]進一步指出，如果變量過多可采用兩極分解方法作為替代，而所得到的結果卻非常接近。本文則沿用了兩極分解方法來進行SDA因素分解。從時期0到時期t，國家（地區）1碳排放的變化可分解為式（4）。

式（4）中，變量上標表示時期0和時期t，下標表示國家（地區）1③。進一步對和ΔY1實施恒等分解：首先，國家（地區）1內外資行業碳排放系數矩陣可分解為兩個矩陣之和，即：表示行業煤炭能源消耗的碳排放系數，表示行業非煤炭（如石油和天然氣等）能源消耗的碳排放系數。進一步，將矩陣中除高碳排放行業以外行業的煤炭消耗碳排放系數替換為0，用以表示高碳排放行業煤炭消耗碳排放系數；將矩陣中除低碳排放行業以外行業的煤炭消耗碳排放系數替換為0，用以表示低碳排放行業煤炭消耗碳排放系數；同理分別對應高碳排放行業和低碳排放行業的非煤炭能源消耗的碳排放系數，容易得出。其次，基于式（3）中最終品需求的8個部分，得出ΔY1的最終分解式為。經恒等變換，國家（地區）1的碳排放最終可分解為13個部分（表2）。其中，F1～F4可統一定義為碳排放系數效應，F5為中間品結構效應，F6～F13為最終品需求規模效應。

表2 國家（地區）1碳排放SDA分解的變量解釋

（二）數據來源

本文研究涉及多套數據庫。首先，投入產出數據來自OECD 發布的跨國企業活動數據庫（AMNE）。AMNE數據庫提供的區分內外資的國家（地區）間投入產出表時間跨度為2005～2016年④，共涉及59個國家（地區）（包括36個OECD國家及23個非OECD經濟體）以及世界其他地區（ROW, Rest of the World），每個國家（地區）的內資和外資均包含34個行業，是目前研究跨國公司全球價值鏈和碳足跡的主要數據來源。其次，碳排放數據采用中國碳核算數據庫（Carbon Emission Accounts and Datasets, CEADs）中全國層面的分行業碳排放數據，該數據采用能源相關的行業測算方法（Energy-Related Sectoral Approach），涉及18種化石能源的排放，具體測算方法可參考Shan等[70]研究。為保證研究的一致性，碳排放數據亦選取2005～2016年。

OECD的AMNE數據庫分為34個行業，而CEADs碳排放數據則分為47個行業。為保證數據研究的一致性，在盡可能保留原有行業分類的基礎上，本文將2005～2016年的AMNE投入產出表與CEADs碳排放數據的行業分類進行合并，具體行業匹配如附表1所示，最終生成2005～2016年22行業投入產出數據及全國層面22行業碳排放數據。此外，由于城市和農村居民生活能源消耗碳排放數據與投入產出表的行業分類難以對應，故本文將其剔除，僅涉及各行業生產能源消耗所產生的碳排放。

附表1 OECD跨國企業活動數據庫（AMNE）與CEADs碳排放數據的行業匹配表

三、測算結果和分析

（一）中國內資和外資企業碳排放結構分析

根據式（3），中國內資企業與外資企業的總體碳排放測算結果如圖1所示，中國內資企業的碳排放量總體呈上升趨勢，由2005年的4 498.13萬噸碳增長至2016年的7 785.00萬噸碳，其中2005～2013年呈逐年增長趨勢，并在2013年達到峰值（8 051.40萬噸碳），2014～2016年呈逐年緩慢下降趨勢。中國外資企業的碳排放量從2005年的660.37萬噸碳增長至2016年的1 004.56萬噸碳，2014年達到峰值（1 127.68萬噸碳）?？傮w而言，中國內資企業歷年碳排放占比介于85%～90%之間，中國外資企業碳排放占比介于10%～15%之間，故在考慮外資企業碳排放后，中國歷年承擔的碳排放責任應適當下調。

圖1 中國內資和外資歷年碳排放量（2005～2016年）

進一步按式（3）所示將中國內資與外資的碳排放分解為8個部分（表3）。首先，從中國內資企業的碳排放結構來看，研究期間中國內資企業碳排放主要由國內內資最終品需求引致，占全部內資企業碳排放的63.2%～71.9%之間；國內內資最終品出口引致的中國內資企業碳排放占比介于12.7%～17%之間；國外內資企業最終品需求引致的中國內資企業碳排放占比介于7.9%～11.8%之間。上述三項因素歷年合計引致中國內資企業碳排放占比均達到90%以上。國內外資企業最終品需求交叉引致中國內資企業的碳排放占比介于1.6%～2.4%之間，國內外資企業出口交叉引致中國內資企業的碳排放占比介于1.9%～2.5%之間，合計國內外資企業最終品需求和出口引致中國內資企業的碳排放占比約為4%，以FDI方式流入中國的外資企業整體上引致中國內資企業的碳排放較少。最后，國外內資最終品出口、國外外資最終品需求和國外外資最終品出口引致的中國內資企業碳排放合計占比約3.6%左右，影響效果微乎其微。

表3 中國內資與外資碳排放結構（2005～2016年） %

其次，從中國外資企業的碳排放結構來看，研究期間中國外資企業碳排放主要由國內外資最終品出口引致，占比介于31.4%～40.3%；國內外資最終品需求引致的中國外資企業碳排放占比介于16.2%～25.2%之間；國內內資最終品需求引致中國外資企業碳排放占比介于16.9%～28.1%之間；國外內資最終品需求引致中國外資企業碳排放占比介于11.2%～17.9%之間，上述四項因素歷年合計引致中國外資企業碳排放占比約為92%。相對于國內外資最終品需求交叉引致中國內資企業碳排放，國內內資最終品需求交叉引致中國外資企業碳排放顯著較高，數據顯示國內內資最終品需求引致中國外資企業碳排放是國內外資最終品需求引致中國內資企業碳排放的1.29～1.67倍，這說明中國內資企業通過關聯效應對外資企業產品的需求要顯著高于外資企業對內資企業產品的需求，進而FDI流入對中國內資企業碳排放的引致效應不強。最后，國內內資最終品出口、國外外資最終品需求、國外內資最終品出口和國外外資最終品出口引致的中國外資企業碳排放占比分別介于2.4%～2.7%、1.3%～2%、1.3%～2.3%和0.9%～1.3%之間，占比相對較低，影響效果不顯著。

綜上分析，從引致中國內資和外資企業碳排放的需求因素看，國內內資最終品需求、國外內資最終品需求對中國內資和外資企業碳排放的影響效果均顯著；國內內資最終品出口僅對中國內資企業碳排放影響較顯著，相反國內外資最終品需求和國內外資最終品出口僅對中國外資企業碳排放影響較顯著。從國內內資最終品需求（出口）和國內外資最終品需求（出口）對中國外資和內資企業碳排放的交互影響來看，國內內資最終品需求（出口）對中國外資企業碳排放的影響更加顯著，FDI流入間接引致中國內資企業碳排放的效應不強，考慮到跨國公司通常具有更高的減排技術時（本文假設內資和外資減排技術相同），FDI流入直接和間接引致的碳排放都相對較低。

（二）中國內資和外資行業碳排放分析

圖2顯示了中國內資企業分行業碳排放量，2005～2016年期間中國內資企業碳排放主要來源于7個行業：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S17），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S11），非金屬礦物制品業（S10），交通運輸及倉儲業（S20），采礦業（S2），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S8），化學工業（S9），上述7個行業合計占全部行業碳排放的比重從2005年的87.9%上升至2016年的92.3%，其中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S17）碳排放量最高，占比從37.5%上升至40.6%，且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綜上，從行業視角看中國內資企業碳減排主要集中在上述7個行業，進而本文將其定義為中國內資高碳排放行業，在后續的SDA分解中將按此分類來區別中國內資高碳排放行業和低碳排放行業。

圖2 中國內資各行業碳排放（2005、2010和2016年）

圖3顯示了2005～2016年中國外資各行業碳排放總量。研究期間中國外資碳排放主要來源于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S17），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S11），非金屬礦物制品業（S10），交通運輸及倉儲業（S20），化學工業（S9），上述5個行業合計占全部行業碳排放的比重從2005年的91.1%上升至2016年的95.38%，容易看出相對內資企業的行業碳排放分布，中國外資企業的行業碳排放分布更加集中。其中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S17）碳排放量占比從71.3%上升至79.5%，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相反其余4個高碳排放行業的占比呈現逐年下降趨勢。鑒于此，本文將上述5個行業定義為中國外資高碳排放行業，并按此分類來區別中國外資高碳排放行業和低碳排放行業。

圖3 中國外資各行業碳排放（2005、2010和2016年）

（三）中國內資和外資碳排放影響因素的SDA分解

圖4展示了2005～2016年中國內資碳排放的SDA分解結果。2011年之前，即：“十二五”之前，中國內資企業碳排放年均增長率為8.4%，其中2006～2007年的增長率達到11.4%；2011～2016年期間，即：“十二五”期間，中國內資企業的碳排放年均增長率迅速下降至1.3%，其中2013～2016年期間呈現負增長。從碳排放系數變化來看，高碳行業煤炭消耗的碳排系數變化（F1）、高碳行業非煤炭消耗的碳排系數變化（F3）呈現一致且顯著的阻力作用，研究期間F1因素對中國內資企業碳排放變化的貢獻率介于-17%～1%之間，貢獻率歷年均值為-7.2%；F3因素對中國內資企業碳排放變化的貢獻率介于-3.9%～-0.008%之間，平均貢獻率為-1.6%。低碳行業煤炭消耗的碳排系數變化（F2）、低碳行業非煤炭消耗的碳排系數變化（F4）亦呈現一致的阻力作用，但影響效果不顯著，研究期間其對中國內資企業碳排放的貢獻率均值分別為-0.9%和-0.5%。從最終品需求規模效應來看，國內內資最終品需求變化（F6）為第一促進因素?！笆晃濉逼陂g中國內資企業碳排放呈現較高的正增長率，主要是由于國內內資最終品需求的推動作用顯著超過高碳行業煤炭消耗的碳排系數下降的阻力作用，期間其貢獻率介于11.2%～19.2%之間，均值為14.5%；“十二五”期間國內內資最終品需求變化的貢獻率逐漸減弱，2015～2016年期間甚至表現為阻力作用，從而使得中國內資企業碳排放增長率呈現負值。國內內資最終品出口變化（F8）呈現較顯著的促進作用，歷年貢獻率介于-1.9%～4.7%之間，均值為1.8%，該因素對中國內資企業碳排放增加的促進作用不斷下降，甚至在2014～2016年期間呈現阻力作用。其余6項最終品需求規模效應因素亦呈現促進作用，但影響效果不顯著，2005～2016年期間貢獻率均值介于0.04%～0.4%之間。從中間品結構效應來看，F5因素多數年份呈現較顯著的促進作用，2005～2016年期間其貢獻率均值為2.4%，說明國內內資行業間中間品的投入產出結構變動存在增碳效應。

圖4 中國內資碳排放的SDA分解結果（2005～2016年）

綜上分析，“十一五”時期中國內資企業碳排放增長率為正，主要促進因素為國內內資最終品需求變化，主要阻力因素為高碳行業煤炭消耗的碳排系數變化，且國內內資最終品需求變化的促進作用強于高碳行業煤炭消耗的碳排系數下降的阻力作用；“十二五”時期中國內資企業碳排放增長率呈下降趨勢，并且由正轉負，這一時期減排效果明顯，主要原因在于國內內資最終品需求變化的促進作用逐漸減弱并低于同期高碳行業煤炭消耗的碳排系數下降的阻力作用。

圖5為中國外資企業碳排放的SDA分解結果。2005～2011年期間，受2007～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中國外資企業碳排放增長率呈現先下降后上升的趨勢，期間碳排放的增長率介于-3.1%～17.9%之間，均值為9.2%，高于同期內資企業碳排放平均增長率；“十二五”期間中國外資企業碳排放增長率大幅度下降基本穩定在3%以下，其中2014～2015年期間中國外資企業碳排放呈現斷崖式下跌，增長率為-12.5%，究其原因在于2015年開始全球經濟增速放緩、有效需求不足，各經濟體依然面臨較多的不確定性，從而導致各國（地區）的外貿需求下降，全球貿易量出現萎縮。在全球需求疲軟、結構失衡的條件下，當年中國對外貿易也呈現“雙降”，相對內資企業，中國外資企業受到的影響更明顯，期間國內外資企業最終品出口下降（F 9）對中國外資企業碳排放的貢獻率達到-9.6%，是該階段中國外資企業碳排放變化的第一阻力因素。從碳排放系數效應來看，高碳行業煤炭消耗的碳排系數變化（F1）的貢獻率占主導、呈現顯著且一致的阻力因素，該因素對中國外資企業碳排放變化的貢獻率介于-21.6%～1.9%之間，均值為-7.9%。低碳行業煤炭消耗的碳排系數變化（F2）、高碳行業非煤炭消耗的碳排系數變化（F3）、低碳行業非煤炭消耗的碳排系數變化（F4）均呈現阻力作用，但影響效果不顯著，2005～2016年期間其貢獻率均值分別為-0.6%、-0.8%和-0.2%。從最終品需求規模效應來看，國內外資最終品出口變化（F9）是中國外資企業碳排放增加的第一促進因素，貢獻率均值為4.8%，值得注意的是2008～2009年和2014～2015年期間F9均呈現為顯著的阻力因素，如上文所述全球金融危機以及全球經濟增速放緩是導致該時期中國外資企業出口大幅度下降的主要原因，進而從需求上抑制了中國外資企業碳排放的增加。如剔除這兩個階段的貢獻率后，F9因素對中國外資企業碳排放變化的貢獻率均值達到7.2%。此外，國內內資最終品需求變化（F6）和國內外資最終品需求變化（F7）對中國外資企業碳排放變化的貢獻率較顯著，且呈現促進作用，2005～2016年期間貢獻率均值分別為3.1%和2.9%。其他5項最終品需求規模因素（F8、F10、F11、F12、F13）均呈現促進作用，但影響效果不顯著，貢獻率分別為：0.3%、0.5%、0.1%、0.1%和0.1%。從中間品結構效應來看，與對中國內資企業碳排放變化的影響效果一致，F5因素多數年份對中國外資企業碳排放變化呈現較顯著的促進作用，2005～2016年期間其貢獻率均值為2%。

圖5 中國外資碳排放的SDA分解結果（2005～2016年）

綜上分析，“十二五”時期之前，中國內資與外資企業的碳排放均保持較高的正增長率；“十二五”時期中國內資與外資企業的碳排放增長率均呈現顯著下降，其中中國內資企業碳排放增長率的下降趨勢更明顯，2013～2015年甚至呈現負增長，這說明國內的環境治理政策對內資企業的影響效果更顯著。中國外資企業碳排放增長率的下降趨勢則相對平緩，而中國外資企業碳排放的增長率受出口貿易變化的沖擊較大，全球經濟波動通過貿易對國內外資企業的影響較國內內資企業更顯著。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基于OECD發布的跨國企業活動數據庫，運用MRIO模型及SDA分解方法，對2005～2016年中國內資與外資碳排放進行了測算和分解，主要研究結論如下：

第一，研究期間中國85%～90%碳排放來源于內資企業碳排放，在不區分外資的情況下，中國歷年的碳排放被高估了約10%～15%。中國內資企業碳排放主要由國內內資最終品需求、國內內資最終品出口、國外內資最終品需求引致，其中國內內資最終品需求引致的中國內資企業碳排放最高；中國外資企業碳排放主要由國內外資最終品出口、國內外資最終品需求、國內內資最終品需求和國外內資最終品需求引致，其中國內外資最終品出口引致的中國外資企業碳排放最高。從國內內資與外資之間的交互影響看，國內內資最終品需求引致的中國外資企業碳排放高于國內外資最終品需求引致的中國內資企業碳排放，說明FDI進入對我國內資企業碳排放的拉動效應不強。

第二，研究期間中國內資企業碳排放主要來源于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交通運輸及倉儲業等7個高碳排放行業，且各行業碳排放呈現上升趨勢；中國外資企業碳排放主要來源于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等5個高碳排放行業，其中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的碳排放上升較快，2016年占比高達79.5%。

第三，中國內資企業碳排放的SDA分解結果顯示，“十一五”時期中國內資企業碳排放保持較高的正增長率，其中國內內資最終品需求變化為第一促進因素，而高碳行業煤炭消耗碳排系數變化為第一阻力因素；“十二五”時期中國內資企業碳排放增長率呈下降趨勢，后期出現負增長，主要原因在于國內內資最終品需求變化的正向貢獻率逐漸減弱。中國外資企業碳排放的SDA分解結果顯示，“十一五”時期中國外資企業碳排放基本保持較高的正增長率，主要促進因素為國內外資最終品出口變化，高碳行業煤炭消耗碳排系數變化仍為第一阻力因素；“十二五”時期中國外資企業碳排放增長率呈下降趨勢，除2014年以外均維持較低的正增長率，主要原因為國內外資最終品出口變化的促進作用逐漸減弱，且該因素受全球經濟波動的影響較大。相對內資企業，中國外資企業嵌入世界市場的程度較高，因此國內外資企業碳排放的變化對全球貿易波動更加敏感。

基于上述研究結論，本文主要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第一，合理界定中國的碳排放責任，實施跨國碳補償。根據本文的研究結果，在考慮FDI隱含碳后，中國實際上承擔了更多的碳排放責任。因此生產責任原則下的碳排放計量標準嚴重高估了中國的碳排放量，忽視了貿易和FDI引致的跨國碳轉移問題。目前消費側碳排放很少被國家立法采用，且跨國公司碳足跡的計量仍處于研究層面，雖然歐盟統計局從2019 年 3 月以來開始計算歐盟碳足跡，《歐洲環境狀況和展望2020》中也包括碳足跡計量以評估歐盟的環境影響和資源使用情況，但消費側碳排放和跨國公司碳足跡都未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范圍內廣泛使用。未來應建立更加綜合的國家碳排放界定標準，合理劃分碳排放責任，認可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單方面承擔的超額碳排放量，并對其碳減排努力實施補償，以激勵更多發展中國家積極參與碳減排行動，加速全球碳減排目標的實現。

第二，引進綠色外資，鼓勵內外資企業碳減排技術合作。研究發現外資企業的碳排放占比相對較低，且國內外資企業最終品需求引致內資企業的碳排放遠低于國內內資企業最終品需求引致外資企業的碳排放，FDI流入引致的直接和間接碳排放均不顯著。鑒于此，引進外資總體上有利于我國的碳減排，首先，減排技術較高的跨國公司生產過程碳排放相對較低，有利于降低所處行業的碳排放強度。其次，外資最終品需求通過關聯效應引致內資企業碳排放量不高，進而對碳排放總量增加的間接影響不顯著。最后，先進的減排技術通過技術外溢方式可以惠及內資企業，進而產生“污染光環效應”。鑒于此，一方面應鼓勵內資企業與外資企業的合作，增強內資企業的研發與吸收能力，通過借鑒和吸收外資企業先進的節能減排技術來有效控制內資企業的碳排放量；另一方面需限制外資企業將高污染產業和生產工序向中國轉移，避免外資企業向中國轉移環境壓力。加強引進外資的產業導向，激勵外資企業進入高科技、節能環保和服務業等行業領域，利用外資推動綠色產業鏈的構建。

第三，實施差異化的“雙側”碳排放管理。根據內資和外資企業碳排放的SDA分解結果，高碳行業煤炭消耗碳排系數變化是我國內外資企業碳排放變化的第一阻力因素；國內內資最終品需求變化為內資企業碳排放變化的第一促進因素；國內外資最終品出口變化為外資企業碳排放變化的第一促進因素。針對上述三項主要驅動因素，從生產側來看，降低以煤炭為主的化石能源消耗意義非凡。應重點扶持在煤炭開采和煤電能源供給過程中的低碳技術的開發和應用，推進節能降耗；規范并逐步取消不利于節能減碳的化石能源補貼，促進低碳發展；調整能源供給結構，加大新能源供給側的改革力度，積極推行太陽能、風能、地熱能、潮汐能、生物質能等的開發和利用，替代傳統化石能源。從消費側來看，應通過稅收減免和補貼的途徑鼓勵內資企業增加對低碳投入品的需求比例，進而通過產業后向關聯倒逼中上游生產端企業向清潔產品生產和生產工序轉型。進一步優化能源消費結構，減少化石能源的使用比重，同時扶持一批高生產率、環保的本土企業，發揮各行業龍頭企業的示范效應，從而加強碳減排的廣度與深度。從調整出口商品結構看，應擴大低碳足跡產品的出口，從而降低企業出口隱含碳。

注釋

① 中國政府網，http://www.gov.cn/xinwen/2020-09/22/content_5546168.htm.

② SDA的分解原理可參閱宋輝和王振民[68]，王愛民和宋輝[69]的論文。

③E1、、B1和Y14個變量中均包含了國家（地區）1的內資和外資的各行業數據，為了表達清晰，式（4）中的SDA分解式省略了內資和外資的上標D和F。

④ 囿于數據缺乏，最新的AMNE區分內外資世界投入產出表為2016年，為保證測算的一致性，本文的研究樣本限定為2005～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