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化經營對小微企業生存能力的影響
—基于尋租與信息不對稱理論

□黃宇虹 呂 玲 任迎偉,2 張冰然

[1. 西南財經大學 成都 611130；2. 四川旅游學院 成都 610100；3. 四川大學 成都 610041]

近年來，中央關于經濟建設與社會發展的指導方針中多次強調數字化戰略。十四五規劃明確提出“加快數字化發展，建設數字中國”，不僅要支持新型數字化產業發展，也要推動傳統產業數字化轉型。我國當前市場經濟發展的重要任務之一是鼓勵民營經濟健康發展，實現產業格局升級。2023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指出“加快傳統產業和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助力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通過數字技術賦能傳統企業，可以有效提升民營經濟的生存空間與經營效率，尤其有助于小微企業健康發展[1]。

長期以來，小微企業不僅受困于融資難、融資貴、用工難等問題，客戶資源不足、銷售渠道不暢也同樣制約其發展。與大型企業相比，傳統的小微企業在市場受眾面和產品認知度等方面存在明顯劣勢，主要源于市場不了解企業產品，存在明顯的信息不對稱，并導致企業不能按需生產和對口銷售。同時，由于體量小，傳統的小微企業搜尋合適上游企業的機會成本較高，局限于地區周邊熟悉的供應商，采購環節的信息不對稱加重了經營負擔。隨著近年來經濟發展的數字化轉型，小微企業的生存模式發生了劇烈轉變。例如：依托于京東、阿里巴巴等各大電商平臺及企業自建平臺，小微企業的經營場景大量地從線下轉移到線上，這些平臺為其提供了采購與銷售的便捷通道，拓寬了企業上下游的接觸面，加速了生產經營流轉，為小微企業提供了更廣闊的市場空間，交易對象的選擇更廣，匹配性更強，降低了線下交易中信息不對稱對企業生存的制約?？梢哉f，經營模式的數字化已經成為提高小微企業生存能力的重要條件?！?022中國民營企業數字化轉型調研報告》顯示，我國多數民營企業已經具備了數字化轉型意識，并采取了具體行動。截至2022年2月，61.84%的民營企業在主營業務領域開展了數字化轉型。

數字化經營不僅存在上述渠道優勢，也可以疊加“去中介化”的特點，緩解經營過程中尋租問題對小微企業生存的不利影響。由于我國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時間不長，加之“關系”這一特殊文化的影響，資源分配環節目前存在明顯的壟斷與不平衡特征，資源分配集中且效率不高的問題仍舊存在。小微企業由于“新生弱性”，在資源分配上存在天然劣勢。其為獲得資源分配權，離不開與資源分配部門之間的互動，不可避免地發生尋租行為。雖然尋租理論建立之初，尋租對象主要針對政府部門[2～3]、金融機構[4]，甚至大型企業[5]，因為大量社會稀缺資源掌握在這幾類主體手中。雖然尋租活動一定程度上給小微企業帶來了更多資源和好處，但也增加了企業的交易成本，并容易形成尋租行為的依賴心理，不利于企業的長遠發展，也扭曲了社會資源配置效率[3,6]。加之我國市場經濟發展中信息不對稱問題容易導致不公平分配，從而加重了尋租問題。

本文從尋租與信息不對稱的視角，研究了數字化經營模式對小微企業生存能力的影響及機制。創新和貢獻包括以下幾方面。一是拓展了對企業生存問題的研究視角，已有文獻主要集中在技術創新、進出口、外商投資、稅收、融資約束等方面，缺乏從數字化經營視角對小微企業生存問題的探討。二是本文的研究結論直接驗證了數字化經營模式是解決尋租問題的有效手段，這為持續發展數字經濟、降低交易成本提供了一定啟示。三是為各行各業信息尤其是政務信息公開透明的重要性提供了一定的證據支撐。由于數字化經營對小微企業生存的正向影響主要發生在政府信息透明度相對低的地區，因此，應重點在這些地區打造“陽光政府”，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助力小微企業生存發展。

一、文獻綜述與理論假設

（一）尋租和信息不對稱問題對小微企業生存能力的影響

與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或經濟轉型國家的典型特征是資源分配的不平衡性，尋租及反向的“設租”行為普遍，極大地增加了交易成本[6]。我國市場化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資源分配仍具有明顯的壟斷和不平衡特征，加之長久以來人情關系在商業交往中的普遍性，企業為獲得更好的生存資源，出現了尋租活動頻繁發生的問題，導致交易成本表現出明顯的體制化特征，并在一定時期內明顯上升[7～8]。因此，如何減少企業的尋租行為是有效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場效率的重要途徑之一。

Krueger及Bhagwati提出并發展了尋租理論，認為尋租產生于政府對資源的分配權，企業為獲得更多資源或尋求政府庇護，普遍存在尋租動機[2～3]。由于以銀行為代表的傳統金融機構在信貸資源的分配上也存在明顯的傾向性，尤其針對中小微企業、民營企業的信貸配給問題突出，因此在信貸資源的獲取環節同樣容易引發尋租問題[9～10]?，F實中不難發現，尋租行為在商業活動的各交易對象之間也容易產生，只要對方掌握了資源的分配權。企業為獲得合適的生產資料或實現銷售目標，容易向上下游企業發生尋租行為，企業中的尋租現象也常發生在采購銷售等相關部門。尤其是小微企業，由于在市場競爭中處于劣勢地位，為獲得企業所需資源或超額收益，普遍存在尋租動機[11]。

信息不對稱也是我國市場化經濟轉型中存在的典型問題，導致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造成資源錯配使得尋租問題更加突出。小微企業的典型特點是體量小、受眾面窄，大量小微企業在市場上缺乏知名度，加之經營管理的非標準化和碎片化，搜集小微企業信息的難度很大，這些特點均導致市場難以了解小微企業的產品和服務，加劇了企業的生存難度。并且由于某些領域市場銷售份額的稀缺性（例如：下游企業是國有企業、政府部門或特定行業），小微企業本就存在尋租動機，信息不對稱問題加重了人情關系在產品和服務推銷中的作用，從而強化了小微企業為擴大銷售進行尋租的意愿。采購也是影響小微企業生存能力的重要環節。如何獲取合適的上游供應，很重要的決定因素是小微企業的信息搜尋能力。然而由于小微企業的商業活動和社會影響主要集中在周邊地區，信息搜集能力也有限，在商業談判中缺乏對上游企業的充分了解，產生信息不對稱問題。信息不對稱問題越嚴重，越會加重小微企業獲取信息和資源分配權的尋租動機。

尋租雖然為企業帶來了一些短期的資源和好處[12]，但是問題也隨之暴露。最直接的負面影響是高額的尋租成本，會擠占企業正常生產經營的現金流，甚至會產生尋租依賴性，減弱企業提高自身硬實力的主觀動機。尋租也扭曲了資源配置效率，因為發生尋租行為的企業普遍存在自身硬實力的缺陷，對資源的利用效率不高。學術界普遍認為尋租增加了企業的支出，設置了行政審批的人為障礙，導致資源利用率下降，不利于經濟健康發展[13～15]。許家云等的研究發現，企業以尋租方式獲得政府補貼，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企業的創新動力，但是過高的補貼卻擠出了對新產品的創新投入，因為企業熱衷于進行下一輪的“尋補貼”[16]。袁建國等研究發現，強政企關系降低了市場競爭并導致企業過度投資，進而負向影響企業創新并產生資源擠出效應[17]。

對小微企業而言，尋租的相對成本更高，會明顯擠占企業有限的現金流。由于現實中小微企業比大企業更容易面臨現金流截斷的問題，現金流充裕與否直接關系到小微企業能否維持正常的生產經營活動。而且尋租導致的資金擠占會抑制小微企業的創新活力[11]，而保持創新活力是小微企業參與市場競爭、適應產業結構調整的前提。其次，尋租帶來的關系依賴心理同樣會使得小微企業熱衷于反復尋租，長此以往將打擊通過改進生產工藝、提高服務質量等方式提升自身硬實力的熱情，不利于小微企業長遠發展。

（二）數字化經營對小微企業生存能力的影響

數字化經營對企業發展的重要作用已經形成了共識，在提升經營業績、提高生產率、促進綠色創新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18～20]。

數字化對企業經營產生正面影響的原因之一在于強大的信息技術帶來了渠道優勢。數字化的信息技術拓寬了企業的信息來源，獲取信息的便利性得以提升[19]，信息更加公開透明[21]，信息效率顯著提高[22]，企業之間的交易職能和匹配機制不斷優化，交易效率得以提高[23]。其次，便利的信息獲取使企業之間的聯系更加直接緊密，時空約束被打破，實現了“去中介化”[7]，有利于降低信息搜尋、溝通協作、議價談判等環節的交易成本[24～28]，而降低交易成本正是企業開展數字化經營的重要動因[29]。

對于小微企業而言，數字化經營的渠道優勢突出。由于線下市場的受眾面和認可度有限，難以與大型企業競爭，上下游關系穩固性差，談判議價能力不足，小微企業的生存空間被極大壓縮?；诨ヂ摼W的數字化經營為小微企業提供了廣闊的線上渠道，不僅重構了上下游企業之間的商業模式，也以更快、更集約的方式實現了上下游之間的商業往來，交易對象的選擇和適配性更多，拓寬了小微企業的生存空間，提升了生存能力[30]。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通過互聯網建立的上下游關系可能存在穩定性差、信任度不高的問題，小微企業也需要花費時間與成本處理信息搜集、整理、溝通等工作。但是考慮到小微企業普遍面臨更嚴峻的經營困境，如何擺脫線下經營的掣肘是當前的主要問題，因此普遍來看數字化經營的優勢大于其弊端。

其次，數字化經營的渠道優勢兼顧“去中介化”的特點，有效減弱了小微企業的尋租動機，具有“弱尋租”優勢。由于我國交易成本具有明顯的體制化特征[8]，并且市場交易中普遍存在“關系論”，小微企業相較于大中型企業更容易面臨資源分配的不公平，從而導致更頻繁的尋租行為，尋租問題突出[11]。避免尋租的有效方式是從根本上減少資源分配的壟斷性，讓小微企業有機會參與到資源競爭中。得益于信息技術，數字化經營天然的渠道優勢為小微企業提供了更多的選擇機會，大量的資源信息來源于網絡，線下渠道不再是小微企業的唯一選擇。并且，數字化經營的“去中介化”特點避免了人情關系在資源獲取環節的阻礙，企業與交易對手之間的往來構建于互聯網之上，相互之間的聯系更直接透明，節約了尋租成本。同時，減弱了尋租依賴心理，有助于小微企業更積極地參與到市場交易與競爭中，通過提升自身實力增強生存能力。本文基于小微企業的尋租困境以及數字化經營的特點，研究了數字化經營對小微企業生存能力的影響，并重點驗證尋租這一中介機制。提出兩種假設，且具體的研究邏輯如圖1所示。

圖1 研究邏輯圖

H1：數字化經營提高了小微企業的生存能力。

H2：數字化經營減少了小微企業的尋租行為，即尋租機制成立。

本文也嘗試從政府信息透明度的角度驗證數字化經營對緩解尋租問題的作用。結合前文分析可知，我國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政府掌握著大量資源的分配權，尤其是稀有資源，分配的資源中既有實物資源，也有信息資源。企業尋租的目的一是獲取實物資源，二是得到各種消息，比如優惠政策、市場指引、投資引薦、信貸資源等。如果政府層面的信息公開透明度較高，意味著小微企業在獲取政府資源方面不存在明顯的信息壁壘，小微企業無需尋租即可以了解到各種信息資源，尋租空間被大幅壓縮，人為干預減少。在這種情況下，數字化經營的信息技術雖然也能為小微企業帶來各種渠道，但是線上渠道的“弱尋租”優勢不再突出，因為透明政府使得尋租對獲取資源的重要性降低。因此本文認為，在政府信息透明度較高的地區，由于數字化經營的“弱尋租”優勢不再突出，數字化經營對提升小微企業生存能力的影響會減弱或消失；反之，在政府信息透明度較低的地區，政府資源獲取環節的尋租問題突出，數字化經營的“弱尋租”優勢得以體現，可以有效減弱尋租問題對小微企業的負面影響，進而提升企業的生存能力。據此，本文提出假設3。

H3：在政府信息透明度較高的地區，數字化對小微企業生存能力的正向影響可能減弱或消失；在政府信息透明度較低的地區，數字化經營會顯著提升小微企業的生存能力。

二、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

本文使用的數據，來源于2015年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開展的中國小微企業調查（China Micro and Small Enterprise Survey, CMES），該數據是針對全國范圍小微企業法人開展的問卷調查，樣本涵蓋全國28個省份（青海、西藏、新疆及港澳臺地區未涉及）。在該數據庫的基礎上，本文對數據進一步清理。首先根據《中小企業劃型標準規定》剔除不符合小微企業特征的樣本，并對連續變量進行縮尾處理以剔除極值。

（二）關鍵變量的定義

1. 數字化經營的定義

文獻中關于數字化經營的相關定義尚未統一。何帆等以企業是否開展了數字化轉型來定義[18]；劉政等從員工電腦使用率、互聯網產品銷售率、ERP系統使用率等幾個維度來衡量[31]；吳菲等以文本挖掘技術檢索年報中與數字化有關的文本構建數字化轉型指數[32]。由于目前針對數字化經營的研究主要以大中型企業和上市公司為主，這類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層次更高更復雜，不僅涉及經營場景的線上轉移，也涉及生產系統、技術體系與數字技術的融合創新，或者創建復雜的互聯網業務生態圈等等。相比之下，大部分民營企業的數字化轉型仍不成熟，處于早期階段①。尤其是小微企業，由于存在人力、物力、技術上的缺失，尚不普遍具備構建復雜數字化經營模式的條件。而采購和銷售的線上遷移相對容易，也是近年來互聯網發展下小微企業經營模式最明顯的改變。因此，本文重點從互聯網采購和互聯網銷售兩個角度界定小微企業的數字化經營，如果小微企業進行了互聯網采購或互聯網銷售，則界定為企業存在數字化經營。根據CMES的數據，22.27%的小微企業開展了互聯網采購，48.82%的小微企業開展了互聯網銷售。

2. 生存能力的定義

文獻中關于企業生存能力的識別，部分研究直接對比持續經營的企業和退出的企業[33～34]。由于本文采用的小微企業數據庫僅搜集了調查時仍在經營的小微企業，未對退出企業進行追蹤，難以實現二者的對比。另一部分文獻則從若干指標間接反映生存能力，例如，于文超、梁平漢通過企業開工率衡量企業生存能力[35]；任佩瑜、賈明江從競爭力和應變力等角度衡量企業的生存能力[36]。

考慮到變量的合理性和數據質量，結合小微企業經營特征，本文參考第二種方法，選擇產品競爭力衡量小微企業的生存能力。產品競爭力指企業主要產品在市場上的競爭性，是決定企業生存的根本與核心，可以較好地衡量企業現階段的生存能力，是一類現行指標。如果企業自評產品在市場上的競爭力“非常強”“比較強”，則認為該企業具有較強的生存能力。雖然產品競爭力由受訪對象自評回答，但是由于產品是客觀事物，對產品的評價根據當前市場的反饋進行判斷，所以本文認為屬于現行指標。

其次，本文也用傳承意愿衡量小微企業的生存能力。傳承意愿指企業主未來是否打算讓子女繼承家業并管理公司，是一類遠景指標。使用該指標的初衷是考慮到企業經營年限可以衡量生存能力，但是CMES數據沒有對死亡企業進行追蹤，雖然問卷詢問了企業成立時間，該問題可以推算截止調查時企業已經經營了多少年，但是該變量推算的年份長短并不完全代表企業的生存能力，因為每個企業的成立時間是不一樣的。本文將該變量作為控制變量放在模型中，希望找到一個與企業經營時間長短有關的變量來描述生存能力。傳承是基于企業持續經營可能性對未來接班的考慮，而持續經營的前提是企業的生存狀況良好。因為只有生存狀態良好的企業才有持續經營的可能，子女才有機會繼承家業。如果企業的生存狀態糟糕，難以持續經營，存在破產概率，那么子女就沒有機會繼承家業，企業主也不需要考慮傳承問題。但是需要注意，企業主的年齡會影響傳承意愿。一般來說，年齡較大的企業主基于壽命或精力的原因更可能考慮傳承問題，而年輕企業主的傳承意愿相對較弱。為避免年齡對傳承意愿的影響，在實證分析中控制了企業主年齡。由于CMES對傳承意愿僅詢問了受訪對象為企業主的樣本，所以研究傳承意愿的樣本要少于研究產品競爭力的樣本。CMES的數據顯示，64.49%的企業認為產品具有非常強或比較強的競爭力，22.11%的小微企業主有讓子女繼承公司的打算。

3. 研究方法

（1）基礎模型

本文運用Probit模型刻畫數字化經營對小微企業生存能力的影響，模型設定如下：

模型中Yi代表刻畫小微企業生存能力的兩個被解釋變量，分別為產品競爭力、傳承意愿，定義方法如前文。Digitali指企業i的數字化經營，即是否采用互聯網采購或互聯網銷售，只要出現了其中一種行為，則認為存在數字化經營?？刂谱兞縓i包括企業主年齡、受教育年限、工作經歷、企業年齡、營業收入、員工規模、政府補助、盈利狀況、資產負債率、資本密集度、赫芬達爾指數、所屬產業以及省份人均GDP。本文認為不同年齡、受教育程度的企業主由于存在能力、經驗、市場認知等方面的差異，從而影響企業的生存能力。工作經歷指企業主以往的就業或創業經歷，本文認為在以往工作經歷中積累的經驗和遭遇會影響企業主當前的經營模式和看法，進而影響企業的生存能力。企業年齡指調查時企業的經營年限，經營越久的企業可能處于生存周期的衰退期，但是也可以說明企業經久不衰、生存狀態良好。營業收入與員工規?？坍嬃似髽I規模，一般而言，規模越大的企業更易生存。政府補助反映了企業獲得政府扶持的現狀，一般認為政府補助有利于企業生存發展[37]，但是也有觀點認為獲得政府補助的企業資源利用率低下[38]，負向影響企業的生存發展。盈利狀況與企業生存密切相關，本文認為盈利將正向影響企業生存。模型以資產負債率控制企業的負債情況，如果負債率過高可能會對企業生存帶來負向影響。資本密集度指固定資產與員工人數之比。赫芬達爾指數衡量企業所在省份的行業集中度，行業集中度越低意味著競爭越激烈，不利于企業生存，模型以企業資產規模為基礎計算該指數。模型也以企業所屬產業（第一、第二、第三產業）控制行業差異，以省份人均GDP控制地區差異。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如表1所示。由于CMES僅對受訪者為企業主的樣本詢問了傳承意愿，剔除缺失信息的樣本后，以傳承意愿作為被解釋變量的模型共有樣本710個，以產品競爭力作為被解釋變量的模型共有樣本2 214個。表1中其他變量的描述統計以2 214個樣本為準。

表1 變量的描述統計

（2）機制分析

根據前文的假設，數字化將減少企業面臨的信息不對稱問題，使企業的生存環境更加透明，人情關系的作用減弱，減少企業以尋租獲取資源的動機，規避尋租對企業生產經營的負面影響，有助于提高小微企業的生存能力，即存在尋租中介機制。

根據Cai等人[39]的觀點，企業的招待費主要用于三個方面：一是管理人員的在職消費；二是維持與供應商或客戶關系的費用；三是為獲得資源，與政府、金融機構等部門而產生的疏通費用。第三種行為即尋租問題，表現出過多的招待費，產生超額招待費。本文借鑒黃宇虹[11]、杜興強[40]、申宇[41]的做法，用Tobit模型估計超額招待費，以刻畫尋租。具體方法如下：

Cost代表實際發生的招待費支出，計算時以營業收入去規?；?。Zi是影響企業招待費支出的控制變量，刻畫由前兩個原因導致的招待費，包括企業經營年份、高管是否來自同一家族、最主要所有者是否是高管及持股比例、員工工資水平、企業資產、員工規模、營業收入、資本密集度、所在省份人均GDP。超額招待費的計算方法是用實際發生的招待費減去模型估計的期望招待費，即殘差項，衡量由第三個原因引發的尋租行為。計算出超額招待費后，如果該值大于0，則認為企業發生了超過預期的招待費支出，發生了尋租行為；如果小于或等于0，則認為招待費處于適當水平，未發生尋租行為。尋租變量的統計描述見表1。

計算出尋租變量后，本文將討論數字化經營對尋租的影響。

Renti代表中介變量——尋租。根據江艇對國內中介效應檢驗方法的批評與討論，本文對常用的中介效應檢驗方法逐步法進行了調整[42]。該文認為，逐步法分析中，在基礎模型中引入中介變量，存在統計檢驗功效低的問題，應停止以逐步法檢驗中介效應，尤其弱化逐步法最后一步的重要性，也不需要估計間接效應的大小，完全中介和部分中介的估計存在統計缺陷。合適的做法是，提出能反映中介機制的變量，驗證中介變量和解釋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并且該變量對被解釋變量的影響是直接而顯然的（無需檢驗）?；谠撐牡乃枷?，本文的中介機制重點驗證數字化經營與尋租之間的因果關系，檢驗步驟為：首先對等式（1）進行估計，初步推測數字化經營（Digital）對企業生存能力的影響系數α1顯著為正；第二步，等式（3）檢驗數字化經營對尋租（Rent）的影響，根據本文的假設，數字化經營減少了尋租行為，即β1顯著為負。

三、實證分析與討論

（一）基本模型

表2提供了基本模型的邊際效應。從模型（1）和模型（2）的回歸結果來看，小微企業數字化經營對產品競爭力和傳承意愿的邊際影響均顯著為正，說明數字化經營對小微企業生存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表現為如果小微企業使用互聯網采購或互聯網銷售，產品競爭力將增加3.81個百分點，讓子女繼承家業的意愿將增加6.46個百分點，驗證了H1。

表2 基本模型的邊際效應

在控制變量方面，企業主年齡對傳承意愿的邊際影響顯著為正，說明隨著企業主年齡的漸長，更愿意讓子女繼承家業。企業主受教育年限對產品競爭力和傳承意愿的邊際影響方向相反：企業主的受教育年限正向影響產品競爭力，說明教育通過改善企業主的人力資本有助于提高產品競爭力；而受教育年限對傳承意愿的邊際影響顯著為負，本文推測，教育有助于企業主認識到專業CEO的優勢，未來或許會聘請專門的團隊打理公司，而非交予子女繼承，并且受教育程度高的企業主思想可能更開明，更有可能尊重子女的就業選擇，而非必須繼承家業。企業主的工作經歷對傳承意愿的邊際影響顯著為負，可能是因為曾經的就業或創業經歷使得企業主對經營企業的難處認識深刻，不愿意子女重復相同的就業選擇。企業年齡對產品競爭力的影響顯著為負，本文推測，企業的存續期越久，可能說明企業已經處于生命周期的后期，其產品的競爭優勢有所下降。員工規模對產品競爭力與傳承意愿的邊際影響顯著為正，說明大規模企業的生存能力較強，符合一般性判斷。資本密集度的邊際效應也表現出類似的趨勢。政府補助對傳承意愿的邊際影響顯著為正，說明政府補助有利于企業生存。盈利狀況的邊際影響顯著為正，說明良好的盈利能力是企業生存的重要條件。

（二）穩健性檢驗

1. 變換回歸樣本

表3中的模型（1）與模型（2）是將高科技企業樣本剔除后的回歸結果。由于很大一類高科技企業自身的經營業態與互聯網技術緊密相關，更容易受到數字經濟和互聯網的影響，與傳統企業的生存狀態存在較大差異，因而為避免回歸偏誤將其剔除。從模型結果可以發現，剔除高科技企業后，數字化經營對小微企業產品競爭力的邊際影響為0.063 7，在1%的水平顯著，對傳承意愿的邊際影響為0.069 2，在5%的水平顯著，未改變本文的結論。

表3 穩健性檢驗

2. 變換數字化經營的測度指標

表3中的模型（3）與模型（4）將數字化經營的測度指標變換為互聯網采購、互聯網銷售、互聯網宣傳和互聯網支付的組合，只要存在這四種行為之一，即認為存在數字化經營。變換數字化經營的測度指標后，對產品競爭力的邊際影響為0.064 6，對傳承意愿的邊際影響為0.074 9，分別在1%、5%的水平上顯著。

（三）內生性

前述分析證實了數字化經營有助于提高小微企業的生存能力。然而，良好的生存能力也可能促使企業拓展數字化經營模式，從而產生由反向因果導致的內生性。比如：由于開展數字化經營需要人力物力的支持以及經營模式的轉變，生存困難的企業難以具備這一條件；生存能力強的企業，其產品和服務已經形成了良好口碑，更容易開拓互聯網銷售市場，并且有助于提高互聯網采購平臺供應商對企業的認可，給予更優惠的采購政策。鑒于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內生性，本研究嘗試采用IVprobit模型解決這一問題?？紤]到地區互聯網普及情況與企業數字化經營密切相關，但不會對企業的生存能力產生直接影響，因而，本文采用市級層面的人均互聯網寬帶接入數量作為工具變量。該數據來自于《中國城市統計年鑒》。由于CMES針對企業2014～2015年的生產經營情況進行調研，為保證工具變量嚴格外生，本文采用2013年城市人均互聯網寬帶接入數作為工具變量。結果顯示，采用工具變量處理內生性后，數字化經營依然對小微企業的生存能力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表4）。

表4 內生性

（四）機制分析——尋租

根據前文的邏輯分析驗證尋租的中介機制（表5）。模型（1）報告了數字化經營對尋租的邊際影響，結果顯示，數字化經營使得小微企業發生尋租的概率減少2.83個百分點。類似地，模型（2）以710個樣本驗證數字化經營對尋租的影響，邊際效應同樣顯著為負。綜合上述結果，本文認為，數字化經營的“弱尋租”特點，有助于避免尋租對小微企業生產經營的負面影響進而提升生存能力，驗證了假設2。

表5 機制分析（Y=尋租）

（五）異質性——政府信息透明度

前文的分析表明，數字化經營會弱化信息不對稱問題，減少企業的尋租行為，進而提高企業的生存能力。我國的突出特點是政府掌握了大量資源的分配權，企業與政府部門之間的尋租問題容易帶來嚴重的資源配置扭曲和社會不公平問題。解決方式之一是使得政務信息透明化，近年來各地也在不斷推行“陽光政府”行動。那么，區域間政府信息透明度的不同可能會導致數字化經營對企業生存能力的影響產生差異，從而反映出數字化經營對減少尋租的積極作用。為此，本文將研究樣本根據政府信息透明度指數進行分組。指數來源于《中國政府透明度指數報告2015》，該報告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聯合發布。以各省2015年度政府透明度綜合指數的中位數進行分組，第一組為政府信息透明度指數較高的組，包括：北京、上海、安徽、江蘇、浙江、福建、河南、四川，其余為第二組。

表6的模型（1）和模型（2）分別顯示了在政府信息透明度高和政府信息透明度低的不同地區之間，數字化經營對產品競爭力的差異性影響。結果發現，在政府信息透明度高的地區，數字化經營的邊際影響不顯著；而在政府信息透明度低的地區，數字化經營的邊際效應為0.048 3且在10%的水平顯著。類似地，表6的模型（3）和模型（4）分別顯示了在政府信息透明度不同的地區，數字化經營對傳承意愿的邊際影響。本文發現，在政府信息透明度高的地區，數字化經營對傳承意愿的邊際影響不顯著；而在政府信息透明度低的地區，數字化經營的邊際效應為0.092且在5%的水平顯著。模型結果說明，在政府信息透明度低的地區，數字化經營對小微企業的生存更為重要；而在政府信息透明度高的地區，由于良好的信息交流環境，小微企業無需通過尋租來獲取資源分配，數字化經營的“弱尋租”優勢不明顯。驗證了假設3。

表6 政府信息透明度的差異

四、結論與啟示

數字化技術正在快速地向經濟社會的各個領域滲透。作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有機構成，小微企業如何借助數字化發展的東風提高生存能力，是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問題。因此，小微企業經營模式的數字化轉型值得學術界深入探討。本文以2015年中國小微企業調查數據為樣本，基于尋租和信息不對稱理論，以產品競爭力和傳承意愿衡量生存能力，探討數字化經營對小微企業生存能力的影響。研究表明：數字化經營對小微企業的生存能力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表現為提高了產品競爭力和讓子女繼承企業的意愿，進行穩健性檢驗和處理內生性后這一影響仍然顯著。實證結果發現，數字化經營有效減少了小微企業的尋租行為；從政府信息透明度的角度來看，數字化經營對小微企業生存能力的正向影響主要發生在政府信息透明度較低的地區。據此提出以下建議。

首先，加大政策和平臺的支持力度。鑒于數字化經營可能帶來的良好預期與小微企業“新生弱性”所面臨的現實困境，政府的支持非常必要。政府未來在重點解決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減免稅費負擔的同時，應加強小微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政策支持和平臺支撐，多措并舉對小微企業數字化轉型提供支持。

其次，鼓勵小微企業主動轉型。例如：通過加大對小微企業數字化經營轉型的培訓力度、推進數字化轉型的經驗技術和人才共享、幫助建設數字化經營所需的基礎設施等，助推小微企業提升自身數字化經營能力。

最后，加強數字政府建設?；诮洕鷶底只l展的大趨勢，要積極打造“陽光政府”，加強政務信息公開和整合，在提高政府信息透明度的同時，通過頂層設計和統一規劃形成各部門之間信息的統一接口，建立完整的政務信息數據庫，為小微企業的數字化經營轉型提供支撐。

注釋

①《2022中國民營企業數字化轉型調研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