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倫理學研究的歷史傳統和時代使命*

王國聘

（南京曉莊學院）

隨著全球氣候治理進程和碳達峰碳中和戰略的實施，人類將面臨一場更深刻、更廣泛的新的環境革命。環境倫理倡導的善待自然的新倫理觀念，將環境友好與人類社會科技進步相融合，推動踐行更清潔、更綠色、更可持續的生產和生活方式，致力于讓未來的科技不再是自然的對手，而是和自然共生的一部分，保證科技活動始終沿著造福人類并有益于生態系統健康的正確方向前進，進而實現人類從工業文明的歷史輝煌向生態文明可持續繁榮邁進。

一、當代環境保護中存在重大的環境倫理問題

當今時代面臨的最嚴峻的問題之一就是環境問題。特別是近幾年，環境問題在全球議事日程上的分量空前突出，背后表現出來的環境倫理問題更加凸顯。我們正在應對的氣候問題和新冠疫情，就是環境保護領域需要回答的十分典型又非常復雜的兩類環境倫理問題。

合作應對氣候變化的問題是一個受人與自然關系影響的全球環境正義問題。應對氣候變化是個世界潮流，也是一個世界道德的制高點，由應對氣候變化引發的倫理思考更為直接，也更具有普遍性意義。

氣候是人類21 世紀以來最為切身的環境體驗。與其他環境問題略有不同的是，氣候問題的全球性特征更為明顯，因為環球同此涼熱。有人形象地說，我們現在處在一個熱氣騰騰的世界之中。2015年《巴黎協定》（The Paris Agreement）確定了一個標準，當全球平均氣溫比工業化前的平均溫度高出1.5 ℃的時候，就被認定為地球氣候到達了變暖的閾值。氣候變化如果超過變暖閾值，后果會很嚴重。它會使世界各地的人們遭受更嚴重的氣候影響，比如更多的熱浪、更強烈的風暴、海平面上升和糧食不安全。

聯合國每年召開一次氣候變化大會，這也是世界上最大、最重要的氣候問題相關會議，全球190多個國家幾乎都參與了。2021年是第26屆，在英國格拉斯哥召開。大會主席阿洛克·夏爾馬（Alok Sharma）在開幕式上說：“氣候變化的腳步并未因新冠疫情暴發而暫停，我們共同的星球正變得更糟……如果我們現在就采取行動，攜手行動，就可以保護我們珍貴的星球?！雹俟?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談什么［N］.光明日報，2021-11-02（16）.這是大會給各國敲響的警鐘。2022年的會議在埃及的紅海之濱沙姆沙伊赫舉行。但是，現實情況是什么樣呢？現實情況是大多數國家仍然處在持續的推諉當中。2022年11月27日，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在一份最新的報告中，認定各國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所取得的進展“嚴重滯后”。報告說，許多G20成員國可能無法實現它們設定的氣候目標，有的國家甚至還沒走上實現這些國家設定的排放目標的軌道。應該說，中國對應對氣候變化是真重視的，我們不僅做出了“雙碳”目標的中國承諾——2030年碳達峰、2060年實現碳中和，并且采取了切實有效的行動。美國政府則真真假假。特朗普時期，美國退出了巴黎協定；拜登執政后，只想當應對氣候變化的道德旗手，不想自己多擔責，只要別人多擔責。歐洲人因為烏克蘭危機面臨能源危機，現在也不著急了。以至于在2021年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上，當時的東道主，英國前首相約翰遜半開玩笑地說，如果大家都不采取實際行動，就只能由英國派出無所不能的007邦德，來幫忙拆除氣候變暖這顆“世界末日裝置”了！

這里的主要癥結之一是義利觀沒有擺正。當一個國家成為國際社會的契約締約方時，國家利益優先，甚至是國家利益至上，這往往會成為國際契約能否公平合理地簽署并得到切實履行的主要障礙。特朗普當年宣布美國退出《巴黎協議》的唯一“理由”，就是這個協議不符合他所主張的“美國第一”（America First）的原則。那特朗普的“理由”是否正當？從國際環境正義的立場看，答案顯然是否定的。他不會把人類看成是一個命運共同體，不會真正把全人類的利益當作行為的指南，而是希望自己多占點便宜、少承擔責任。中國的態度是積極應對、主動作為，這既是責任擔當，也是順勢而上。因為，在這樣的世界潮流之下，你不占據道德制高點，就會被別人占據；你不改變不公平的規則，就會被“規則”。

因此，應對氣候變化不僅僅是政治、經濟、技術問題，背后涉及的是民族主義和全球主義價值取向之爭，是責任分擔如何體現環境正義的問題，是領導人能否兌現承諾的環境倫理責任的履行問題。只有世界各國尋找到了共同的利益，并在互信的基礎上達成共識，才有可能在減少分歧、不斷磨合的過程中進行合作。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如何認識和構建環境利益共同體、環境責任共同體、環境價值共同體和環境行動共同體？每一個國家應當為這個共同體做什么？這些都是環境倫理需要思考和解決的問題。

另一個是如何應對新冠疫情這樣的對人類造成巨大災難的公共衛生事件？這是一個涉及人與自然如何和諧相處的生態倫理問題。由此引發如何善待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這個問題也飽受世界關注，是人類道德的又一個制高點。國際上稱這個問題為可持續發展問題；中國話語體系中將其表達為生態文明問題，或者說生態文明是可持續發展的中國形態。

新冠疫情再次觸發了人們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深刻反思。從表面上看，新冠疫情是人與新型病毒的一次抗爭，但本質上，反映了當下人與自然關系的失衡，深層次原因是人與自然關系遭到過多的人為干擾。我們不斷破壞脆弱的生態系統，造成人類與野生生物的接觸越來越多，野生生物攜帶的病毒擴散到牲畜和人類身上的機會就越多，大大增加了疾病發生和蔓延的風險。

這次疫情和以往的疫情有很高的相似度。從近幾十年來的情況看，人類所有的流行病幾乎都與動物有關：埃博拉病毒是由蝙蝠通過中間宿主（黑猩猩、猴子等）傳給人類；艾滋病是由黑猩猩將病毒傳給人類；非典是通過蝙蝠經由中間宿主傳播給人類；甲型流感是由豬傳給人類；中東呼吸綜合征是由蝙蝠通過駱駝傳給人類；瘋牛病是由牛傳給人類。

有一幅漫畫：在廣袤藍天的映襯下，一只兇猛的熊正虎視眈眈地看著朝它舉起槍的獵人；這只兇猛的熊和舉著槍的獵人同時處在蹺蹺板的兩端，蹺蹺板下面就是深淵。很顯然，這幅漫畫要表達的是“槍響之后沒有贏家”。傷害自然，傷害動物，有時候也意味著毀滅自己。恩格斯曾經在《論權威》中形象地描繪了這種后果的嚴重性。他說：“如果說，人靠科學和創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對人進行報復，按人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人服從一種真正的專制，而不管社會組織怎樣?！雹亳R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36.當年的恩格斯是在警示我們，人類如果不尊重自然規律，就會出現嚴重后果。關于自然報復這樣的話，他講了很多。

疫情過后，照亮我們前行道路的，是我們的警醒、反思和足夠的理性。有一句諺語講得好：“太陽底下無新事?！毙鹿谝咔椴皇堑谝淮?，也難以指望它是最后一次。這是地球迄今為止發出的最強烈的警告。它警示我們，必須改變我們的價值觀念、生活方式和生產方式。如何對待動物，對待生物多樣性，對待生態系統，對待地球生物圈，這些都反映出我們環境道德水平的高低。透過疫情，我們從中看到了太多的環境倫理問題。比如，我們該怎樣與動物接觸才叫有愛？要不要讓所有動物都回歸大自然？特定時期殺死流浪貓狗正當嗎？讓動物表演、飼養寵物是愛嗎？野生動物受傷人去救助是愛嗎？我們需要的是“肉”還是道德？自然界需要我們人類做什么？我們能夠為自然界做些什么？我們原有的行為規范和秩序體系，與氣候或環境的和諧與穩定是不是相匹配？

應對氣候變化、疫情等環境問題給環境倫理帶來新的挑戰。對上述倫理問題的回答，又激活了曠日持久的環境倫理的“生態中心論”和“人類中心論”之爭。之所以叫曠日持久，是因為從環境倫理學傳入中國之后，這兩種價值觀就一直并存，它既反映在主流倫理和環境倫理之間，也表現在環境倫理內部?！吧鷳B中心論”認為，正是人類中心論導致了自然界對人的懲罰，才致使氣候問題和新冠疫情的發生和蔓延?！叭祟愔行恼摗闭J為，氣候問題和新冠疫情背后，反映的是人類利益的取舍問題，在一個個人利益、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多元并存又彼此沖突的時代，沒有對人類整體利益的自覺與共識，我們就無法處理好人和人之間的關系，更無法處理好人與自然的關系，無法對許多是是非非作出正確的價值判斷。

二、環境倫理學研究的兩大歷史傳統

圍繞氣候變化和新冠疫情的這些爭論，再次凸顯了環境倫理學兩大歷史傳統的深刻影響。

一是基于環境視角的研究傳統。從環境的視角研究環境倫理，是一種建立在生態學理論、生態實踐和生態情感基礎上的環境倫理思考的模式；它既講科學，又講信仰。

無論是西方的動物權利論、生物中心論、生態中心論，還是深層生態學，都代表了這種研究傳統。他們大多受現代生態學強調生物和生物、生物與環境之間的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啟發，同時，又有在大自然中生活和工作的實踐，這讓他們對于保護環境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他們關注生命、關注生態系統，對大自然有感激之情，在價值導向上，都拒斥一種只考慮人類利益或者人類中心主義的倫理學進路和主張，希望找到一個客觀的、獨立于人們主觀偏好的道德依據，建立一種非人類中心主義的價值評價體系。他們把環境倫理的終極根據歸結為自然物本身。這可以是以所有動物為中心的，即承認動物也擁有值得人類尊重的天賦價值，具備成為“道德顧客”的資格；或者是以生命為中心的，或者是以生態為中心的，即以生命、生態系統的整體和諧完整為目的的環境倫理學。他們關注的焦點是讓人如何保護好環境，解決的問題是人應該如何對待環境問題。

現代環境倫理學最有影響力的學者之一、美國科羅拉多州立大學學者羅爾斯頓（Holmes Rolston Ⅲ）教授，就是這種傳統的代表。筆者和羅爾斯頓教授有過兩次交流。一次是1998年10月在哈爾濱工業大學召開的全國首屆環境哲學研討會上，我們一起去了大興安嶺的涼水自然保護區。另一次是2018 年5 月在美國克萊蒙市第12 屆生態文明國際論壇上，筆者到他所在的科羅拉多州立大學聽他的演講。他對大自然有著深沉的熱愛，自稱是“走向荒野的哲學家”，他的荒野情結貫穿于他的思想和生活。在羅爾斯頓眼里，大自然就是一個神奇之地，它本身就具有自己的價值。羅爾斯頓依據生態學的整體論原則，通過對自然的內在價值進行嚴密的哲學辯護，得出人類應對自然環境擔負道德義務這樣的規范性結論。我國環境倫理學的代表學者是中國社科院哲學所余謀昌先生，他是從研究生態學哲學出發構建自己的環境價值論倫理學體系。

基于環境視角的研究傳統，往往具有整體主義、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的色彩。在環境倫理學實踐中，我們不可能要求人們拋開自己的生存價值和目的，去關心和自己毫不相干的其他物種的內在價值。就連環境倫理最忠實的倡導者、《環境倫理學》（Environmental Ethics）雜志創始人哈格羅夫（Eugene Hargrove）教授也承認：“勸說普通大眾相信，存在一種獨立于人的、自然界的內在價值，并不是一個長遠而明智的環境倫理學策略?！雹貶ARGROVE E.Weak anthropocentric intrinsic value［M］//LIGHT A，ROLSTON H III.Environmental ethics.Oxford，UK：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3：175-190.因為說到底，當下的人類，還不可能真正為了自然界的利益，和基于自然事物本身的“內在價值”，而去保護自然生態環境——也許將來會有可能。

二是基于人類視角的研究傳統。從人類的視角研究環境倫理，首先看到的是環境或者自然對人的適應和不適應兩重價值。環境既有適應性一面，又有不適應性一面。適應性是指環境提供了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條件。不適應性是地球所擁有的物質資源和能源有限，自然界的一些狀態限制了人類的生存和發展，而且，自然界并不直接提供人類所需要的各種現成的生產工具、生活工具、認識工具。因此，環境既是改造和利用的對象，也是恢復和保護的對象。我們人類把自然的不適應性變為適應性，就是改造利用；把適應性變為不適應性，就是破壞；維護適應性并使之強化，就是保護。

環境倫理是為環境保護提供倫理支持的學問。從人類自身出發研究環境保護，這種傳統強調：一是人類的整體利益、長遠利益是人類保護自然環境的出發點和歸宿；二是人類的整體利益、長遠利益是促進人類保護自然行為的依據；三是人類的整體利益、長遠利益也是評價人與自然關系的根本尺度。盡管這種人類中心論的立場和觀點，受到眾多非人類中心論的批評和詰難，但迄今為止，現代人類中心論仍然是全球環境保護運動的主導性價值觀念，是可持續發展的倫理基礎。

不過，僅從人的視角看環境，作為一種環境保護理論，這種理論是必要的，但又是不充分的。它只是為人們保護環境的行為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具有現實合理性但又不是唯一的理由。因為，也有人認為，人應該有一種偉大的情懷，要對動物關心，對生命愛護，對大自然要有感激之情。這種偉大的情感，有助于稀釋和沖淡人們對個人自我利益的過分關注，有助于把人們從對人際利益的永無休止的算計和糾紛中解救出來。只有當人們同時把保護環境理解為人的“自我完善”的一個內在要素，并承認自然存在物的道德地位的時候，自然環境才能從價值的“根”上得到保護。

三、環境倫理學的學科特質

透過環境倫理學的兩大傳統，我們可以發現環境倫理學有以下三個學科特點或者叫學科特質：

（一）理論性與實踐性的結合

環境倫理學雖然面對和要解決的是環境保護的現實問題，但解決這些問題所依據的立場、觀點、方法及其合理性是要論證的。

1.2.2.2 子宮護理 對患者的子宮高度進行檢查,避免胎膜滯留宮腔和產后出血,對產道裂傷情況進行觀察,鼓勵母乳喂養,促進宮縮。

按照傳統倫理學的定義，環境倫理學是沒法納入倫理領域的，特別要將道德關愛的對象向人際之外的動物、環境、生態擴展，這不是傳統倫理概念的簡單擴展，不是簡單地把人際倫理應用到環境保護中，它是倫理范式的轉變，是倫理學中相對獨立的領域，需要元倫理分析，需要從理論上做出一系列合乎邏輯的分析和論證，進而形成自己的話語系統和理論特色。

環境倫理學同時更具有現實性和實踐性，它是以規范倫理學為主體，以實踐為指向的。環境倫理學不是象牙塔中的純粹的形而上學，而是可以服務環保實踐的人文科學。從中國的情況看，環境倫理學自20世紀80年代在我國傳播以來，它已經不再是停留在書齋里的道德學說，已經從理論走向了實踐。它所宣揚的價值觀念、道德理想和道德境界，以及嶄新的行為準則和道德規范，正在逐漸滲透到政治、經濟、科學技術和文化生活的各個領域。環境倫理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正在推動社會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的變革，成為改造我們的世界觀、推動生態文明實踐的重要精神力量。

（二）相對獨立又相互交叉

只要有問題的地方，就會有研究。而學科是研究發展成熟的產物。環境倫理學以人與自然關系作為明確的研究對象，對環境倫理的基本概念、基本問題、基本原則和規范等一系列基礎性的問題做出系統的闡述，形成了比較完整的倫理知識體系，是一門相對獨立的倫理學分支學科。

在今后的發展中，環境倫理學有可能與環境科學和生態科學交匯融合形成一系列次級分支學科或研究領域。比如，環境科學倫理學、環境技術倫理學、環境規劃倫理學、環境經濟倫理學、環境保護倫理學、環境治理倫理學、環境管理倫理學、環境安全倫理學、動物倫理學、生物倫理學、河流倫理學、生態系統倫理學等，與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法學、美學等學科相交叉，形成城市環境倫理學、農村環境倫理學、工業環境倫理學、農業環境倫理學、企業環境倫理學、科技環境倫理學、軍事環境倫理學等。通過這樣的交叉結合，既汲取了相關學科的思想和內涵，同時又可以形成環境倫理本身獨有的理論體系，反過來帶動和影響相關學科的發展，體現了交叉學科的繼承性和突破性。

（三）多元理論與尋求基本共識

在關于環境倫理學的倫理根據這個最重要的核心問題上，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始終存在著自然中心主義與人類中心主義之爭。幾乎每一種環境倫理學流派，都依據多種可能性的道德基礎，回答環境進入倫理的可能，表現出倫理學中比較少見的多元理論并存的理論生態。這也是環境倫理的一大特色。

盡管人們在環境倫理學中的價值立場不同，但環境倫理學至少在以下兩個方面存在普遍共識：一是環境倫理學存在的必要性；二是對保護環境、保護生物多樣性這些普適性的道德要求倡導。當然還不止這些。

面對這些多元理論，不用陷于太多的爭論，而應把精力放在可以達成共識、可以付諸實踐的方面。如何找到共識？方法有很多，比如羅爾斯（John Bordley Rawls）在《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中就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反思平衡”的方法，即通過對多種可能的選擇方案進行反復比較和修正，最終消除各種分歧，找到大家普遍接受的可供選擇的共識性方案。

四、中國環境倫理學的時代使命

任何一項事業，都肩負著自身所處時代的特殊使命。環境倫理學的時代使命，就是要為解決當代全球包括中國的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破壞以及污染和廢棄物問題這三大環境危機，建設美麗中國和美麗世界，貢獻更多、更有效的倫理智慧。要完成這一使命，就要求環境倫理學者在新時代的理論研究和實踐關懷中，注意以下幾點：

（一）要善于從生命共同體的視域，推進人類環境倫理共同體和人與自然生命倫理共同體的構建

到目前為止，生命共同體是一個比較符合超越自然中心主義與人類中心主義兩極對立的更具有包容性的基礎性概念，是一個站位更高的視角。

“生命共同體”是從環境倫理學逐漸發展出來的一個概念。美國生態倫理學家利奧波德（Aldo Leopold）首先提出過“大地共同體”的概念。他認為，土壤、水源、植物、動物等構成大地；人與大地（自然界）構成“大地共同體”，人是這個共同體的一員。利奧波德將共同體的邊界從社會共同體擴展到生物共同體或大地共同體，它不僅繼承了早期環境倫理只關心生物個體、特別是高等動物權利的思想，而且沿著這一思想道路走到了它的邏輯終點——承認生態系統、環境或大地的權利，開創了以“大地”的健康和完善為尺度的整體論的倫理思維方式，這是人類倫理進化過程中的一個偉大創舉。

廣東省委黨校佘正榮教授，是國內較早提出生命共同體概念并進行深入分析的學者。①佘正榮.生命共同體：生態倫理學的基礎范疇［J］.南京林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6（1）：14-22.佘正榮通過分析生命共同體范疇相對于利奧波德提出的“生物共同體”范疇的優越之處，認為它可以將具有本質規定的普遍性與包容差異的整體性統一起來，將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知識的論證結合起來，將從“事實”到“應該”的鴻溝銜接起來。認為前者生命共同體理應替代后者生物共同體，并闡明了生命共同體對于建立環境倫理學的重大意義。佘正榮把生命共同體作為環境倫理的基礎范疇，為環境倫理學的理論建構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前提。

“生命共同體”后來作為新時代中國生態文明理論的重要范疇被廣泛關注，源自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了“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的新命題。以共同體為基本單元考察人與自然的基本關系，這是中國共產黨對“人與自然關系是什么”這一古老哲學命題做出的時代回答和新定位，具有中國特色，蘊含中國智慧。它為生態價值觀奠定了比較堅實的哲學基礎，凝聚了社會共識，引領了當代中國的生態思潮，是社會主義生態觀的基礎范疇。

當然，生命共同體思想還會繼續發展和完善。在規律認知上，我們不僅要研究自然的規律性和社會的規律性，還要進一步思考人和自然良性互動、協同進化的人類生態規律性問題。在價值理念上，我們要既思考人與自然關系應該如何處理，還要思考人與自然關系背后的人與人關系的關聯性問題。在保護觀上，世界是生態安全共同體，我們既要保護好本土生態安全，還要進一步思考如何維護全球生態安全問題。

（二）要善于從“中、西、馬”融會貫通中開展環境倫理學本土化研究，使環境倫理學真正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的時代特色，體現中華民族天人合一的文化特色

環境倫理學在中國的興起與西方發達國家有著相似的價值需求，都是在邁向現代化的過程中考慮如何對待和處理好人與自然的關系。我國環境倫理學的研究，始于20世紀80年代，首先從譯介西方的環境倫理學論著開始起步，隨后經過40多年的發展，我國環境倫理學取得了非常迅猛的進展，但是模仿和移植的痕跡還比較嚴重。在環境倫理學起步階段，這種局限性并沒有充分顯露出來。

隨著新環境革命時代的到來，環境倫理的發展充滿了機遇和挑戰。問題是新的，挑戰也是新的。特別是隨著對它實踐性要求的提高，缺乏本土化視角和本土化價值立場的環境倫理學的局限性就開始充分暴露出來了。學界理論建構與國家環保決策之間的差距還比較大，學術研究與環保實踐之間存在著明顯的距離，學者思想與民眾意識之間存在著較大的差距。

比如，要不要倡導動物福利？動物福利能不能入法？不少人認為動物福利是個奢侈品，現在還用不著。環境倫理學界認為動物福利現在已成為社會文明進步的一項重要標志，動物福利入法是保護動物的必要保障，國外早就做了，我們應抓緊進行。那么，動物福利到底要不要給？我們首先要看到，國際上在討論和動物有關的話題時提倡動物福利，就占據了科學和道德的制高點。因此，我們也應該倡導，但倡導不能簡單化。首先要講清楚動物福利并非西方強加，也不是西方的專利。動物福利與人的福利不一樣，并不是給動物多高的待遇，而是滿足動物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動物福利的核心是善待動物，其底線是反對虐待動物。要講清楚中國積極倡導和踐行動物福利的理念和實踐，其實是對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尊重和繼承，符合我國“文化自信”的原則，也有利于提升國際形象和文化“軟實力”。

由此，中國環境倫理要走出西方環境倫理的理想，需要打破“中、西、馬”并立的格局，扎根中國本土，融入中國文化，契合中國民眾的價值需求。

一是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這是我們進行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基本原則。我國的環境倫理學研究如果缺少了馬克思主義環境思想的成分，這種研究的合法性存在問題。自然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中心內容是人與自然的辯證關系。馬克思、恩格斯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理論，不但和環境倫理學具有一致的旨趣、共識基礎，而且還為當代環境倫理學走出困境提供了必要而又合理的理論切入點。

二是要抓住傳統生態思想的“天人合一”的思想精髓。相對于西方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中國傳統生態思想中不存在人與自然的二分，雖然諸子百家學說在原則上各有不同，但其中一個共同的特征就是在處理人類社會發展與對待自然環境問題上從未出現兩難選擇。中國傳統生態思想視人類和天地萬物為一個整體的“一”，是共生共存的，表現為“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的和諧共生關系，這不僅是重構環境倫理的豐富資源寶庫，更是環境倫理的精神支撐。

三是要善于從社會實踐中發現環境倫理問題并解決環境倫理問題。任何倫理學都應該是實踐的，環境倫理學更是如此。20世紀90年代以后，西方環境倫理學開始呈現出某種停滯的狀態，他們自己稱之為發展的困境。陷入困境有很多的原因。但不可否認的是，環境倫理學“缺乏對現實的細致關注”是原因之一，他們“更多的，只是以浪漫的方式來爭論動物的權利，來抒發自己悲天憫人的宗教情懷，來提倡荒野體驗，來抽象地談人類與自然物的平等關系”①李培超.自然的倫理尊嚴［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22.，而將環境倫理學的根本任務——為環境保護實踐提供可靠的道德基礎和倫理支持放到了一旁。

多年來，我國的環境倫理學作為一種理念走入了社會，對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實踐進行了積極的理論回應與探索，并逐步滲透到了政治、經濟、文化和科學技術等各個方面，推動了社會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的轉變，成為建設生態文明的積極力量。

但總體來看，環境倫理研究離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實踐要求尚存在一定距離。需要環境倫理學者更自覺地投入生態文明建設的社會實踐中，并通過回應實踐的方式提升環境倫理學服務和支撐生態文明建設的能力，為實現美麗中國偉大目標貢獻學科知識與倫理智慧，主動擔負起學科的社會責任與時代擔當。

在環境倫理的理論研究上，社會主義生態文明觀的倫理基礎還要深入論證，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內涵、外延還要深入界定；政府的環境責任倫理、企業的生態生產倫理、公民個人的環境倫理，這些都應當是環境倫理學需要研究的重要議題。

在環境倫理的實踐上，中國的綠色能源、濕地保護、生物多樣性保護、森林覆蓋率等一系列生態文明建設的創新性成就，需要得到環境倫理學的充分挖掘和有效提煉；社會上出現的廣具社會影響、引起社會反應、產生環境影響的各類環境事件，需要從倫理上加以評析，提出應對的倫理方案；各級政府的環境政策制定、公眾的環境倫理素養的提升、對企業環保責任的社會監督等問題，也需要環境倫理工作者獻計獻策，幫助推動相應制度的制定與完善、實施與落地。同時，環境倫理學研究者還應積極參與到環境保護實踐中，通過對人們日常綠色生活的關注、反思與倡導，來重構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關系，積極引導社會成員在日常生活中自覺踐行綠色生活方式，以促進環境問題的解決與環境質量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