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學院大學生健康素養對焦慮的影響:應對方式的中介作用

孫緒貴,李光建,吳夢瑩

(1.皖南醫學院 公共基礎學院,安徽 蕪湖 241002;2.常州市德安醫院 心理科,江蘇 常州 213003;3.蕪湖市第二人民醫院 藥劑科,安徽 蕪湖 241000)

焦慮是指緊張的焦躁不安或身體癥狀所伴隨的,對未來的危險和不幸的憂慮預期,是心理學領域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變量[1]。目前全球超過2億人患有焦慮癥狀,約有30%的大學生存在不同程度的焦慮問題[2]。健康素養是指個體獲取和了解基本健康信息和服務,并用其做出適合的決策,促進自身健康的能力[3]。健康素養與大學生心理健康具有一定的相關性,具備良好健康素養水平的學生,心理健康水平更高[4]。應對方式是指個體在應激期間處理應激情緒、保持心理平衡的一種方式[5]。大學生健康素養水平對情緒會產生一定影響,而且個體在不同情緒狀態也會選擇不同的應對方式去面對壓力和調節心理狀態。本研究通過對醫學生健康素養、焦慮和應對方式三者之間的關系進行探討,探究應對方式在醫學生焦慮和健康素養之間的中介作用,為改善醫學生心理健康問題和提高健康素養水平提供理論基礎,助力醫學生的高質量培養。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2021年8月～2022年10月,以分層整群抽樣的方式抽取安徽省蕪湖市某醫學院的臨床醫學院、護理學院、藥學院等學院的大一、大二、大三年級的醫學生為研究對象,回收有效問卷724份,男性358名(49.4%),女性366名(50.6%);大一學生327名(45.2%),大二學生207名(28.6%),大三學生190名(26.2%);城鎮386名(53.3%),農村338名(46.7%);學生干部98名(13.5%),非學生干部626名(86.5%)。

1.2 方法

1.2.1 一般情況問卷 自編一般情況問卷,收集被試一般人口學資料(年齡、性別、生源地、年級等)。

1.2.2 日常健康信息素養問卷(Everyday Health Information Literacy,EHIL) 由Niemel?等設計,包含10個條目,采用Likert 5級計分法,分值越高,健康信息素養越高[6]。

1.2.3 廣泛性焦慮量表(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7-item Scale,GAD-7) 由Spitzer等編制,共7個條目,采用4級評分,分數越高,焦慮癥狀越嚴重[7]。

1.2.4 簡易應對方式問卷(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SCSQ) 包括消極應對和積極應對兩個維度,問卷采用4級評分,各條目分相加可得各維度總分[8]。

1.2.5 資料收集 通過“問卷星”,按照學院和年級分層進行發放問卷,共回收問卷750份,填寫時間短于100 s的數據予以剔除,對數據進行質量控制。最終得到有效問卷724份,有效率96.5%。

2 結果

2.1 醫學生不同人口學特征的健康素養、焦慮、應對方式的比較 男生的健康素養得分高于女生(P<0.05),大三學生的健康素養得分高于大一、大二學生(P<0.05);男生的焦慮得分低于女生(P<0.05),大三學生的焦慮得分高于大一、大二學生(P<0.05),大二學生的焦慮得分高于大一學生(P<0.05);男生的積極應對得分高于女生(P<0.05),學生干部的積極應對得分高于非學生干部(P<0.05),見表1。

表1 醫學生不同人口學特征的健康素養、焦慮、應對方式的比較

2.2 醫學生健康素養、焦慮、應對方式相關性分析 焦慮與健康素養、積極應對方式呈負相關(P<0.05),與消極應對方式呈正相關(P<0.05),健康素養與積極應對方式呈正相關(P<0.05),與消極應對方式呈負相關(P<0.05)。見表2。

表2 醫學生健康素養、焦慮、應對方式的相關矩陣

2.3 醫學生健康素養和應對方式對焦慮的影響 以焦慮總分為因變量,以單因素分析結果P<0.10的變量及健康素養和應對方式得分作為自變量,采用逐步回歸法進行多元線性回歸分析。結果顯示,醫學生的健康素養和積極應對方式可以負向預測焦慮(β=-0.269～-0.189,P<0.05),消極應對方式可以正向預測焦慮(β=0.173,P<0.05),年級也是焦慮的影響因素(β=0.410,P<0.05),見表3。

表3 醫學生健康素養和應對方式對焦慮的影響

2.4 醫學生的健康素養和焦慮的關系:應對方式的中介作用 根據溫忠麟等提出的中介效應測試方法[9],以分層回歸分析分別檢驗積極應對方式和消極應對方式在健康素養和焦慮的中介作用。結果顯示,健康素養能夠負向預測焦慮(β=-0.278,P<0.05),健康素養能夠正向預測積極應對方式(β=0.392,P<0.05),健康素養和積極應對方式共同進入模型能夠負向預測焦慮(β=-0.247,P<0.05;β=-0.182,P<0.05),中介效應占總效應的25.73%;健康素養能夠負向預測消極應對方式(β=-0.101,P<0.05),健康素養和消極應對方式共同進入模型能夠負向預測焦慮(β=-0.262,P<0.05;β=0.163,P<0.05),中介效應占總效應的5.92%。見表4。

表4 醫學生的健康素養和焦慮的關系:應對方式的中介效應分析

3 討論

本研究中醫學生健康素養的平均得分為(36.11±5.04)分,健康素養處于中高水平[10],高于芬蘭男青年的健康素養水平[11],也高于葉小橋等調查結果[12],表明本研究的醫學生健康素養水平較高。進一步分析顯示,男生的健康素養得分高于女生,表明在本研究中男生健康素養更高。本研究選用的EHIL更側重健康觀方面的調查,已有研究表明男生在基本技能、科學健康觀方面優于女生,本研究結果與其一致[13];年級越高,健康素養的得分越高,可能與高年級醫學生習得更多的健康素養信息有關。

本研究中,醫學生焦慮得分為(3.84±4.46)分,整體處于正常范圍內。女生的焦慮得分高于男生,可能與女生情感細膩,容易受到外界環境的影響有關[14];高年級學生比低年級學生更容易焦慮,與低年級學生相比,醫學院高年級學生由于面臨著更多的學習和考試壓力,易產生焦慮情緒[15]。應對方式方面:男生的積極應對高于女生,這與杜鵑等研究結論一致[16],可能與男女生性格差異有關[17];學生干部的積極應對得分高于非學生干部,與秦倩等研究結果一致[18],學生干部在班級中承擔著上傳下達的任務,需要與老師、同學們進行溝通交流,這些經歷會提高學生干部的應對能力。

相關分析顯示:醫學生的焦慮情緒與積極應對方式、健康素養呈負相關,與消極應對方式呈正相關,說明醫學生的健康素養越高、應對方式越積極,其焦慮情緒就越低。線性回歸分析顯示:醫學生的健康素養和積極應對方式可以負向預測焦慮,醫學生的消極應對方式可以正向預測焦慮,年級也是焦慮的影響因素,由于高年級學生同時面臨著學業、升學、實習、工作等多方面的壓力[19],因此焦慮情緒較高。中介效應結果顯示:醫學生的應對方式在健康素養對焦慮的影響中均具有中介作用,且均為部分中介作用。當面臨壓力及困難時,如果采用積極的應對方式可以激發更多積極情緒,反之,會導致其更容易出現焦慮情緒[20]。

綜上所述,本研究的醫學生健康素養處于中高水平;焦慮水平較高的醫學生,其健康素養較低,多采用消極的應對方式,焦慮水平較低的醫學生,其健康素養較高,多采用積極的應對方式;健康素養可以直接影響醫學生的焦慮水平,且應對方式在健康素養和焦慮水平起到了中介效應。因此,在應對醫學生焦慮情緒的健康教育工作中,教師不僅可以通過提高健康素養的方式,也可在此基礎上,結合培養積極應對方式對焦慮情緒進行干預,從而最大化地提高焦慮情緒干預的效果,有利于醫學生身心健康的全面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