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省歷史文化名鎮名村空間分異及影響因素分析

李 文, 肖嬋華, 李 根

(東華理工大學 地球科學學院,江西 南昌 330013)

文化遺產的空間分布對其保護傳承和價值利用具有重要影響[1]。歷史文化名鎮名村是中華民族優秀文化遺產的承載地和展示地,我國學術界對其空間規律研究始于20世紀80年代,近年來地理信息技術和數理計量方法(核密度、地理集中指數等)被廣泛應用于該領域[2]。研究內容主要集中于歷史文化名鎮名村的空間分布特征、影響因素、保護與開發等;研究方法多為定性與定量結合分析;研究尺度主要為全國尺度和省域尺度,市域、縣域尺度的研究較少[3-6]。研究結果顯示:地形地貌、水文、氣候、人口密度、經濟發展水平、城鎮化率、交通條件、歷史文化等因素都會影響歷史文化名鎮名村的形成、分布與發展[7,8]。文化特征和文化價值是歷史文化名鎮名村最重要的價值屬性之一,但目前關于歷史文化名鎮名村分布、環境影響因素、文化特征三者之間關系的研究仍較少。

廣東省是我國經濟發展水平最高的省份之一,孕育了眾多歷史悠久、特色鮮明、類型多樣的歷史文化名鎮名村。本研究以廣東省91個歷史文化名鎮名村為研究對象,利用空間核密度、最鄰近指數等空間分析方法研究其空間分異特征,分析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對廣東省歷史文化名鎮名村空間分布和文化特征的影響機制。

1 材料與方法

1.1 研究區域概述

廣東省位于南海之濱,西連廣西,北接江西、湖南、福建,南臨南海。地勢北高南低,山地、丘陵、盆地、平原分別占比31.7%、28.5%、16.1%和23.7%。廣東河網水系分布密集,以珠江流域、韓江流域和粵東、粵西沿海諸河為主。廣東省可分為珠三角、粵北、粵西、粵東四個部分。珠三角包括廣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東莞市、中山市、江門市、惠州市、肇慶市九個地級市;粵北包括韶關市、清遠市、云浮市、河源市、梅州市五個地級市;粵西包括湛江市、茂名市、陽江市三個地級市;粵東包括汕頭市、潮州市、揭陽市、汕尾市四個地級市。

1.2 數據來源和研究對象概況

本研究以2003年至2019年國家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國家文物局評選的廣東省15個國家級歷史文化名鎮、22個國家級歷史文化名村,以及廣東省建設廳、廣東省文化和旅游廳共同認定的9個省級歷史文化名鎮、45個省級歷史文化名村,總計91個歷史文化名鎮名村為研究對象。廣東省歷史文化名鎮名村是地域文化(主要包括廣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雷州文化等)的承載地,統計顯示在91個歷史文化名鎮名村中具有廣府文化特色的最多(50個),客家文化次之(25個),二者占比超過80%,屬于潮汕文化(12個)和雷州文化(4個)的歷史文化名鎮名村相對較少(圖1a)。另外,根據主要形成原因可將廣東省歷史文化名鎮名村分為避戰遷居型、農耕聚落型、商貿交通型、名人史跡型、文化傳承型、華僑文化型六類(圖1b)。避戰遷居型名鎮名村主要是因躲避戰禍由外部地區遷居而來,其中約70%位于珠三角,北部、東部的山地丘陵地區也有分布;農耕聚落型名鎮名村一般在地形、水文與土壤等適宜農耕的地區形成;商貿交通型名鎮名村主要是在港口碼頭或交通要塞地區形成;名人史跡型名鎮名村主要依托名人效應出彩,如孫中山先生的家鄉中山翠亨村;文化傳承型名鎮名村文化景觀資源豐富,在珠三角相對密集;華僑文化型名鎮名村具有鮮明的中外交融特點,主要分布在廣東省東部與中部。

廣東省DEM數據來源于地理空間數據云平臺,分辨率為30m;國道、省道、縣道信息來源于國家基礎地理信息系統數據;各市財政狀況來源于統計年鑒。

圖1 廣東省歷史文化名鎮名村所屬地域文化分布(a)和主要類型分布(b)

2 結果分析

2.1 空間核密度

核密度分析是一種基于研究對象本身分布特征的非參數密度估計的統計方法,值的高低代表研究對象在空間分布上的集聚程度[9]。核密度分布格局(圖2)顯示,廣東省歷史文化名鎮名村整體上呈現由南向北逐漸遞減的特征,存在珠三角和粵東兩個高核密度區,這與袁少雄[10]、孫瑩等[11]以廣東省傳統村落為研究對象得出的結論相似。珠三角分布最為密集,呈點狀集聚性出現,歷史文化名鎮名村數量占總數53.85%;粵東次之,主要分布在潮汕地區;粵北的土地面積較大,歷史文化名鎮名村整體較為分散,呈零星分布;粵西僅有6個歷史文化名鎮名村。

圖2 廣東省歷史文化名鎮名村核密度圖

2.2 最鄰近指數

最鄰近距離表示各點在同一個地理空間中與最鄰近的點之間的距離。一般來說,均勻分布的點狀要素最鄰近距離最大,隨機分布次之,凝聚分布最小[12]。計算方法是實際最鄰近距離與理論最鄰近距離的比值,公式如下:

(1)

(2)

式(2)中:A為區域面積,n為研究對象的數目。

R=1、R>1、R<1分別表示空間分布為隨機型、均勻型、凝聚型分布。計算結果顯示:廣東省歷史文化名鎮名村最鄰近指數R為1.059 4,顯示整體空間分布狀態為均勻型。各地級市中呈現凝聚型的有7個(潮州市、佛山市、廣州市、汕頭市、揭陽市、汕尾市、惠州市),分布距離較近,集中出現;均勻型有9個(東莞市、江門市、茂名市、清遠市、韶關市、云浮市、肇慶市、中山市、珠海市);隨機型有2個(梅州市、湛江市),各點之間的距離較大,分布較為散亂。

3 廣東省歷史文化名鎮名村空間分布特征和文化特征的影響因素

3.1 地形地貌

地形地貌直接影響了水熱組合、河流分布、植物分布、小氣候等,對聚落選址具有明顯影響。一般來說,平原地區是先民聚居的首選之地[14]。核密度分析顯示,珠三角和粵東是廣東歷史文化名鎮名村的兩個集中分布區域(圖2),其中珠三角分布密度最高且所有類型名鎮名村均有分布(圖1b),這說明該地區可為各類型名鎮名村的發展提供條件。珠三角地形開闊,土壤肥沃,河流攜帶的泥沙形成了宜農耕用地;同時西部、北部和東部丘陵山地環繞,形成天然屏障,為人口聚集和名鎮名村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地理條件。河海相接、平原廣闊的地理條件使得該地區交通便利,促使其自清代以來便成為中外文化交融和經貿中心。

粵東歷史文化名鎮名村集中分布在潮汕地區,粵北歷史文化名鎮名村集中在以梅州市為中心的丘陵地區(圖2),前者分布密度明顯較高,最鄰近指數顯示潮州市和汕頭市屬于凝聚型分布,而梅州市屬于隨機型分布。潮汕沿海平原地區是潮汕文化的核心區域,背山面海的地貌特點導致其向內陸發展存在屏障(圖3a),而臨近海洋、港灣相連的特點促使潮汕先民向海而行。潮汕地區山地、丘陵和海岸灘涂等不適宜農耕的土地較多,這促使潮汕人選擇出海經商,自唐宋時期汕頭港就有移民海外的記載。因此,潮汕文化具有顯著的中外交融特點和海洋文化屬性,華僑文化型名鎮名村在這一地區分布較多[15]。

廣東客家文化名鎮名村主要分布于北部和東北部(以梅州市為中心)的丘陵地區(圖3a),分布較為離散。梅州市所在地粵東北地區有大量客家名鎮名村分布,其中約有一半分布在海拔100—200m的丘陵盆地間[16],具有依地形帶狀延伸和依小型河流分布延伸的特點。土壤肥美的地方為土著居民所占,外來客民只能在山區尋找相對廣闊的生存空間。山區地形多樣、氣候多變的特點為多種經營生產提供了可能。當地圍龍屋、土樓等常見的客家房屋具有反復夯筑、堅固封閉的特點,這與當地居民身處山地,需要防止土著居民及猛獸襲擊有關。從文化發展傳承角度看,山區四面環山的封閉環境使該區域受外界干擾較小,可以有效抵御外來侵襲和干擾,這也是客家語言和風俗得以保存良好的重要原因。

粵西歷史文化名鎮名村整體上呈現數量少、分布離散的特點,多分布在雷州半島。湛江陸地多為海拔100 m以下的臺地,三面臨海,地勢平緩。第四紀以來多期火山活動形成的大面積火山熔巖地貌,經漫長風化剝蝕作用后,形成了大面積肥沃火山泥耕地和諸多礦產資源,為人口聚居和發展生產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圖3a)。

圖3 廣東省歷史文化名鎮名村高程分布(a)與河流緩沖區(b)

3.2 河流因素

一般來說,歷史文化名鎮名村多在河谷地區沿河分布,如西北地區[7]、浙皖陜滇地區[14]等。不同地域有所差異,何小芊研究發現湘鄂贛地區在市、縣尺度上,傳統村落數量和河流密度呈負相關關系[17],可能與洪災頻繁有關。利用ArcGIS10.2對廣東省DEM柵格數據對河流水系分別進行5km、10km、15km的緩沖區分析,結果顯示:廣東省歷史文化名鎮名村位于河流10km緩沖區內的占總數的95%以上,隨著河流距離的增加,歷史文化名鎮名村數量減少,這顯示了河流水系對歷史文化名鎮名村形成發展的影響(圖3b)。珠三角70%的歷史文化名鎮名村主要集中于珠江干流以及東江、西江兩大重要分支沿線。東部潮汕地區,村落大多分布于韓江、榕江沿線5km以內。梅州市客家歷史文化名鎮名村主要與琴江、梅江相近,多沿河谷分布,梅州市90%的客家歷史文化名鎮名村分布在10m以下小型河流的河曲凸岸[16],該側沉積作用強于侵蝕作用,易于堆積河漫灘平原以供耕作。選擇河曲凸岸發展村鎮,在滿足飲水和農耕灌溉需要的同時還可降低防洪防災壓力。

3.3 交通因素

交通條件對歷史文化名鎮名村的影響體現在形成和傳承保護兩個方面。古代交通便利的地區容易聚集人口和產業并形成村鎮,廣東省歷史文化名鎮名村因商貿交通形成的有7個(珠三角4個)。孫瑩研究發現自宋代至清代,廣東省傳統聚落的交通可達性以廣州為中心向外圍延伸[11]。多河交匯、路網密集的珠三角具有的交通優勢促使在水陸交通干線兩側逐漸形成了一系列交通商貿型村鎮。比如,梅州地區在明代交通可達性大為改善,促使許多歷史文化名鎮名村在這一時期形成[11]。

利用ArcGIS10.2的多環緩沖工具分析廣東省現代交通要道與歷史文化名鎮名村的關系,結果顯示:廣東省城市交通通達性整體呈現圈層空間分布特點,以廣州市為中心向外輻射。從國道層面來看,珠三角有89%的歷史文化名鎮名村分布在距國道20km內,其中5km以內的有11個;粵東歷史文化名鎮名村位于距國道20km內的約占80%;粵北有超過60%的歷史文化名鎮名村位于國道20km輻射范圍;粵西的歷史文化名鎮名村均在距國道10km內,可進入性較高。從省道層面來看,廣東省歷史文化名鎮名村基本上能夠與省道有較高的連通性。從縣道層面來看,廣東省有78%以上的歷史文化名鎮名村位于距縣道10km緩沖區內,珠三角有95%的歷史文化名鎮名村位于縣道5km內區域?？傮w來說,廣東省歷史文化名鎮名村的交通可達性,珠三角最優,粵西次之,粵東和粵北相對較差。珠三角便利的交通促進了經濟發展,對于歷史文化名鎮名村的形成有支撐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粵東北山區交通條件雖然限制了經濟發展,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歷史文化名鎮名村較好地保存原始風貌。

3.4 經濟條件

國內生產總值(GDP)是國民經濟核算的核心指標,是衡量一個地區經濟狀況和發展水平的綜合指標。將2021年廣東省各地級市GDP值用ArcGIS10.2進行可視化表達(圖4),可以看到歷史文化名鎮名村的兩個集中分布區(珠三角和粵東潮汕地區)具有較高的GDP,相關性分析也顯示廣東省各地市歷史文化名鎮名村的數量與GDP呈正相關(R=0.47,除深圳市)。而湘鄂贛地區傳統村落的數量與社會經濟水平呈負相關關系,在這些地區,經濟發展被認為會對傳統村落產生負面影響[17,18]。這可能是因為湘鄂贛地區的傳統村落主要是農耕型,經濟社會發展趨向“先進性”而摒棄“傳統性”的趨勢,導致落后地區更有可能保存傳統村落[19]。廣東省歷史文化名鎮名村除了農耕類型外,還有交通商貿、華僑文化等類型。在明代后期,珠三角農業生產已經具有非常明顯的商品化傾向。清末至今,該地區成為對外開放的橋頭堡,經濟基礎雄厚,抵抗外來干擾的能力較強。即使是農耕型聚落也具有產業不斷更新的特點,如佛山市著名的基塘農業就屬于現代化農業范疇。充足的經濟積累也刺激了當地群眾投以重金修建祠堂、修繕老宅的熱情,成就了珠三角廣府文化韻味濃厚的古建筑群。因此,分析歷史文化名鎮名村與現代經濟的關系應充分考慮聚落的經濟文化特征及其與現代經濟發展的適應性。居肖肖也認為在浙皖陜滇四省,城市和工業化發展會對傳統村落產生沖擊,但相對于陜西與云南兩省,經濟發展水平更高的浙江、安徽兩省的古村落受到城市擴張的影響較小[14]。

圖4 廣東省各地級市GDP空間分布

4 結論

以廣東省轄內的91個歷史文化名鎮名村的空間分布特征、文化特征及其影響因素為研究對象,分析廣東省歷史文化名鎮名村空間分布規律及其與自然和人文環境的耦合關系,結果如下。

第一,廣東省歷史文化名鎮名村空間分布整體表現為均勻型分布。珠三角與粵東相對集聚,粵北和粵西分布較為分散。

第二,地形地貌、河流水系等自然環境要素對廣東省歷史文化名鎮名村空間分布特征和特色文化形成具有直接影響或“基石”作用。踐行生態文明思想、保護自然生態環境對于地域文化的保護、傳承具有重要意義。GDP水平、交通通達性等社會因素是名鎮名村特色文化傳承與發展的驅動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