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國際體系的多源與俄國外交的東方性

李興

摘? ?要： 國際體系的歷史來源不是一元、單中心的，而是多元、多中心的。俄羅斯既是一個多民族國家，也是具有特色的國際體系歷史來源之一，其外交具有東方性特點。國際體系多源論，為東方外交史體系的存在提供了理論依據和譜系之根。俄羅斯外交的東方性，既顯示了國際體系歷史來源的多樣性，同時也是東方外交體系的鮮活體現。俄羅斯處于東西方外交史體系的中間地帶、過渡地帶，也是邊緣地帶和模糊地帶，起著溝通東西的作用。界定相對研究范圍，對于東方外交史學科建設來說是重要的，也是有益的。文章主張唯物史觀和歷史發展多線性，加強對東方區域國別外交（史）的研究，構建國際體系視域下東方外交史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反對西方“中心論”“西方唯一論”和“歷史宿命論”。

關鍵詞： 國際體系；多源論；俄羅斯；東方性；區域國別外交史

中圖分類號：D83/8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8634（2023）06-0005-（12）

DOI：10.13852/J.CNKI.JSHNU.2023.06.001

國際體系的歷史來源不是一元、單中心的，而是多元、多中心的。其中，俄羅斯既是一個國家，也是獨特的國際體系歷史來源之一，地跨歐亞，具有東西兼容的特點。俄羅斯的外交具有東方性。探討國際體系的歷史多源性和俄羅斯外交的東方性對于探討東方外交史的學科體系建設具有重要而特殊的意義。

一、國際體系多中心歷史來源

國際體系就是在國際社會中，各個國際行為主體之間相互影響與作用所形成的有機統一整體。其中，國際行為主體分為國家行為體和非國家行為體兩類。相互影響與作用主要表現為行為體之間的相互沖突、競爭、合作和依存。在國際體系中，基本狀態是無政府狀態。國際體系是隨著資本主義在全球的擴張而逐步發展起來的。資本主義的殖民行為將世界各地原本相互隔絕的地域連接起來，以19世紀末20世紀初世界殖民體系的最終確立為標志，國際體系最終形成。國際體系按照地域范圍和規模分為局部結構層次和總體結構層次兩類。區域國際體系或亞國際體系應該說在全球史出現之前就存在，如古希臘的伯羅奔尼撒戰爭時期的兩極格局，古羅馬治下的和平（單極），中國“春秋五霸”“戰國七雄”時期的多極格局，兩漢與匈奴對峙的東亞的兩極格局 ，大唐與大食并立的亞歐兩極格局，等等。

國際體系的主要特征：（1）整體性，所有國家與非國家行為主體都被包括在國際體系中；（2）相互聯系性，在體系中的所有行為主體之間不可避免地都卷入直接或間接的相互聯系中；（3）大小國家之間非對稱性；（4）客觀性和可變性。

國內外學術界一般以西歐體系即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為國際體系的唯一來源，因為威斯特伐利亞體系被看成是世界歷史上第一個具有近代意義的國際體系，提出了國家主權原則。大名鼎鼎的美國史學泰斗威廉·麥克尼爾的代表作《西方的興起：人類共同體史》，從其書名、主要觀點和行文邏輯就能很容易地判斷出來其歷史發展觀是一元論、單線論，即1500年以來西歐一統天下，后擴展到東歐、美洲、非洲和亞洲，自然其國際體系也是一元論、單線論。1 弗朗西斯·福山在《歷史的終結及最后之人》中更是演繹出人類意識形態演進的終結點和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西方自由民主制度。2

1500年以來，國際體系的來源到底是單中心，還是多中心？筆者認為，世界歷史發展具有選擇性和或然性，是多線發展、多中心，而非單線發展、單中心。如果根據后來的歷史結果去推測，甚至裁剪過去的歷史，加入作者個人的主觀因素，就會離真實的歷史甚遠。

美國學者斯塔夫里阿諾斯在《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3 中，分別把1500年代國際體系劃分為“西歐”“穆斯林世界”“儒家”三塊。劉德斌教授在《國際關系史》中提出“多元并存：前現代國際體系”，包括“東亞帝國體系”“草原帝國體系”“伊斯蘭帝國體系”和“歐洲中世紀秩序”。4

自從1500年全球連成一個整體，東西方大分流、分野以來，產生了東西方沖擊與反應、中心與邊緣、陸地與海洋、海權與陸權、黃色文明與藍色文明、有色人種與白色人種、基督教世界與伊斯蘭教—儒教世界，甚至文明與野蠻、民主與專制、進步與落后之分，全球欲納入統一的國際體系。此時一改中世紀時期東強西弱的力量對比關系，西方對東方的沖擊和影響越來越大。西方—歐亞視角的國際體系先后經歷了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維也納體系、凡爾賽—華盛頓體系、雅爾塔體系，等等。同時，并存著東方—亞歐視角的國際體系。如中國古代就出現的朝貢體系（王朝體系）一直持續到19世紀，運用政治、經濟、文化等文武相濟、軟硬兼施的手段聯結著中原王朝與其周邊附屬鄰國，有其自身邏輯和規則、機制。朝貢體系既是國際政治，也是貿易安排和文化禮儀。宗主國和附屬國雙向承擔權利和義務。中國還建立了以自己為中心的亞太經貿圈，以西太平洋為主要活動區域。中國特別重視人文教化，“賓服四夷”以達到“萬國來朝”。由于是建立在“天朝”“人治”的基礎上，不是所謂的“國際法理”的基礎上，因此時時發生中斷和變化。世界近代史上中國1689年簽訂的第一個重要的邊界條約——《尼布楚條約》中，作為“互市國”，在基本平等的基礎上和平劃分了中俄兩國的邊界，實際也是一種國際體系安排，和平處理俄羅斯與東方大國的邊界問題。這個邊界條約維持中俄之間的和平大約150年（1689—1858）。這也就意味著，國際條約體系大約在17世紀同時在東西方、歐亞兩洲進入了各自的外交實踐?！赌岵汲l約》標志著中國朝貢體系與西方條約體系并存。這一國際體系安排比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只晚了40年。

從西歐的視角來看，中國的地理位置偏遠于一隅（遠東）。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時期（1648—1815）東西方已有接觸，但相互聯系不多，基本上還是各自獨立發展。

“穆斯林世界”，包括奧斯曼土耳其帝國、伊朗薩法維王朝和印度莫臥爾王朝。其特點都是以伊斯蘭宗教、文化作為特色，位于歐亞大陸的南端，伊斯蘭教主張“圣戰”。作為一個信奉伊斯蘭教的大國，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地跨歐亞非三大洲，“到16世紀中期，土耳其人統治著歐洲三分之一的地區以及地中海的一半海濱地區”。5 其外交傾向于歐洲，“不是一支與‘西方’沖突的‘東方’勢力”，6 但其表現很東方專制，伊斯蘭宗教色彩很重，中央政權的強弱對全國的穩定影響很大。奧斯曼土耳其帝國阻斷了歐亞、東西海陸交通，絲綢之路中斷，迫使西歐另辟蹊徑，向西向南開辟新航路，從而實現了地理大發現，使歐亞大陸出現第一次大分裂。世界中心從地中海變成大西洋。

印度地理位置上屬于南亞，毫無疑問，但由于與中國青藏高原相隔，而海洋上與印度洋—西方相通，信奉伊斯蘭教的莫臥爾王朝受到了來自東西方的雙重影響，與純粹的東方又不完全一樣。印度洋經貿圈聯通東方亞太經貿圈和西方地中海經貿圈，起到了一定的橋梁作用。

俄羅斯位于歐亞、東西之間的地帶，構成獨特、自成一體的國際體系。其殖民地不在海外，而往往在其帝國的周邊。其特殊而廣大的地理位置和宗教信仰（東方基督教——東正教 ），使其對國際關系的看法迥然不同于西方和東方。它受到來自東西方兩邊的影響，盡管影響各不相同。俄羅斯企圖充當東西方之間聯系的橋梁，營建以自身為中心的國際關系區域體系。俄羅斯處在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邊緣?；粮衩鞔_地指出，威斯特伐利亞會議的“談判者根本沒有想過要把比鄰的俄國包括進來。經歷了噩夢般‘動蕩時期’后的俄國當時正在重新鞏固自己的秩序。它推崇的原則與威斯特伐利亞均勢背道而馳：單一君主擁有絕對權力，信仰單一的東正教，奉行向四面八方擴張領土的政策”。1

東正教的俄羅斯帝國在17世紀以前是向西（歐洲方向）發展的，位于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邊緣，被視為“與歐洲國際體系緊密聯結”。俄國的擴張遭到歐洲勢力和韃靼（蒙古）的強烈抵抗，備嘗艱辛，使“俄國成為歐亞世界的斯巴達”。2 湯因比認為：“俄羅斯文明從起源上講是東羅馬帝國和保加利亞東正教文明的‘衛星文明’，而后它又成了西方文明的‘衛星文明’。但它卻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在某些方面，其權威甚至超過了東正教文明，而俄羅斯社會正是在這種文明的影響下才使自己的文化越出先前未開化階段的?！? 俄羅斯成功地實現了農業文明、游牧文明和林獵文明的統一和融合，構成一個獨特的國際關系體系?！岸韲哪欠N軍事化、現代化、專制政體的鞏固對歐洲的舊制度是一種性質完全不同的挑戰……一個新的擁有廣闊土地和眾多人口并（至少在原則上）能夠以國家利益的名義調動全體人力物力的軍事大帝國的興起，對政治四分五裂、社會分門立戶的舊歐洲，顯然是一個巨大的挑戰。與之相比，法國和英國像是侏儒，它們只有依靠在持續不斷的自身演變中開發新的資源并找到新的力量基礎，才有希望與俄國巨人平起平坐和抗衡?！?

18世紀，俄羅斯與清朝東西夾攻，滅亡了曾經活躍于亞歐中心地帶數千年的游牧文明。俄羅斯滅亡了哈薩克汗國。中俄兩大帝國在中亞相遇。俄羅斯在向西發展遭受挫?。ㄈ缈死锩讈啈馉帲┖筠D而向東（亞洲方向）發展。其大部分領土在亞洲，但傳統上的文化之根在歐洲。與西歐相比，俄貴族也參與了領土擴張進程，但避免了歐洲貴族給君主造成的種種威脅。5 作為一個地域遼闊、多民族的帝國，俄羅斯把一整套納貢制度強加給西伯利亞各個民族，6 并打著“泛斯拉夫主義”和“東正教大家庭”的旗幟，建立了一個地跨歐亞（一度到達北美）、幅員遼闊、囊括一百多個民族、內外都有親疏遠近之分的龐大帝國。按照恩格斯在《俄國沙皇政府的對外政策》中講的，俄國擴張成性，不擇手段，外交是俄國的強項，而主導俄國外交事務的是一幫野心勃勃的外國冒險家集團。7 其政策卓有成效。其國土面積、邊界長度長期保持世界第一的地位。它周邊的國家、民族、宗教眾多，相互之間關系復雜、微妙的程度也是世所罕見的。俄羅斯必須與東西鄰居相處，回避不了要與它們頻繁打交道。俄羅斯文明注定要與歐亞不同的文明發生交往、交流和交鋒。因此，從這個意義來說，俄羅斯不是一個單純的民族國家，在其與周邊國家、地區和文明面對各種問題、處理相互關系的過程中，形成了某種不同于西歐的發展模式、具有相對獨特性的區域國際體系或“準國際體系”。從其所發揮的作用和影響來說，俄羅斯本身是世界近代初期世界上多元并存、有特色、有影響的國際體系之一。其影響不僅僅是國別性的，即便不是全球性的，至少也是區域性的。雖然從傳統的國際體系定義出發，俄羅斯作為一個完整的國際體系的條件似乎還存在著不足。

俄羅斯在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和凡爾賽—華盛頓體系中處境比較邊緣。前者是因為俄力量不濟，擠不進西歐；后者是因為俄遭到西方有意的排斥。但在維也納體系和雅爾塔體系中，俄的地位舉足輕重。俄羅斯位于東西方國際體系之間，相對獨立、獨具一格，兼具東西方國際體系的特點。即使20世紀90年代發生了蘇聯解體等事件，西方也沒有放棄對俄羅斯的戒心和遏制?；粮裨凇洞笸饨弧分袑懙溃骸懊绹鎸σ粋€具有長期擴張主義歷史的國家，應努力保持全球均勢……要警惕俄羅斯這個式微的帝國在周邊國家重振權勢雄風的野心……應設法根據其動作趨勢做好反制的準備……強化對俄羅斯擴張行動的障礙?！?

如果把西歐體系和中國朝貢體系看成是東西方的代表性體系，那么，俄羅斯、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印度各成體系。雖然各有特點，各有區域，但它們地理上處于東西方之間，外交上有區域特色，受東西方的影響，不同于東西方，反過來也影響東西方。作為一個國際體系，其影響力和生命力低于東西方，特別是西方，基本上處于東西方國際體系的邊緣地帶?；粮駥懙健捌渌鞔髾嗔χ行恼J為，威斯特伐利亞會議（如果它們聽說過有這么一個會議的話）與自己所在的地區無關”，2 即具有相對獨立性。因此，為了簡捷方便起見，有些西方學者把它們歸納為同一類，即第三類，從而構成國際體系的第三個來源。他們認為不太適合再細分為更多來源。3 而筆者傾向于把“穆斯林世界”（含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印度莫臥爾帝國、波斯薩法維王朝）與俄羅斯分開，盡管“穆斯林世界”中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薩珊波斯帝國和印度莫臥爾帝國完全不同，且土耳其和薩珊波斯帝國經常處于戰爭狀態。俄羅斯與“穆斯林世界”各有特點，相去甚遠，何況俄羅斯與奧斯曼土耳其帝國也長期處于戰爭狀態。

原則上講，每個獨立的國際體系的形成都有自身的地緣、經濟、政治、宗教—文化等共同因素，只不過不同的國際體系特點不同，側重點不同。歐洲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特色是政治—社會因素和宗教（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因素，重商重武，輔以傳教，是建立在西歐農業和工業化文明基礎上的。中國朝貢體系的特色是文化因素（佛教、儒家文化）和經貿因素，重農、重文而輕商，是建立在中國傳統農業文明基礎之上的。而“穆斯林世界”體系的特點是宗教因素（伊斯蘭教）和軍事因素，重教、重武而輕商，是建立在亞歐大陸南端和北非傳統的游牧文明和少量農耕文明基礎之上的。如果把俄羅斯看成一個獨立的國際體系，則其特色應是軍事因素和文化因素（東正教），重武而不善經商，是建立在俄羅斯—斯拉夫民族從森林—草原游牧過渡到農業文明基礎之上的。4

總之，盡管存在歷史長度、成熟度和影響力不足等問題，但俄國仍是人類進入全球歷史時代的國際體系多元中心之一。由于種種原因，過去國內外史學界長期忽視，注意不夠，需要糾正、補缺。

二、俄國外交的東方性

學術界常常有人把俄羅斯看成是“歐洲外交體系”的一部分，或“歐洲勢力向東的擴張先鋒”，5 是“西歐的外圍地區”“準西方國家”。6 其實，這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俄羅斯不僅僅是一個國家，而且是相對獨立、有自身特色、自成體系的國際體系，構成國際體系的歷史多源之一。由于俄羅斯地跨歐亞的地理位置和遼闊空間，具有自身的獨特性，如多民族血緣和文化基因，獨特的宗教、歷史，特立獨行的外交政策，獨具個性的領導人因素、國家利益（包括安全利益、經濟利益、影響利益和戰略利益）的獨特性，西方的對俄政策，等等。正如德國著名學者阿爾弗雷德·韋伯在1925年所寫：“俄羅斯與‘西方人’完全不同……雖然他們與西方人在地理上相隔不遠，但卻是異質的……俄羅斯和俄羅斯民族當然不屬于西方，俄羅斯民族和西方毫無疑問完全是兩種自成一體的文明形態?！? 俄國的外交具有東方性特點。

俄羅斯的歷史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外交史。俄羅斯帝國、沙皇俄國，以及后來的蘇維埃俄國、俄羅斯聯邦，都是規模、體量超級大的大國，有的甚至是帝國。按照英國學派代表人物巴里·布贊等人的觀點，帝國（如蘇聯）本身也是一個被掩蓋起來的等級制或圈層制的國際體系。1922年成立的蘇聯，擁有一個圈層的帝國結構，第一層也即最核心層由俄羅斯本身構成，向外第二層由包括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在內的東斯拉夫民族組成，中亞、高加索和波羅底海等的其他民族構成第三層。2

作為一個民族國家，歷史上俄羅斯外交具有西方性、歐洲性，與西方老牌帝國一樣，崇尚窮兵黷武、殖民掠奪、大國沙文主義、民族利己主義、強權政治、冷戰思維、功利主義、利益最大化，且粗魯、霸道、蠻橫。關于這一點國內外學術界研究頗多，其成果汗牛充棟。

但是，作為一個國家和多源國際體系之一，俄羅斯外交也具有東方性。這一點，則為國內外學術界長期忽視，研究極少。

俄羅斯外交的東方性，是相對西方性和西方國家定位而言的。即由于主客觀原因，俄重視東方國家，相對理解和尊重東方國家的關切和利益，愿意與東方國家發展緊密的友好外交關系。

俄羅斯的東方性表現為：非西方性，甚至反西方性，或所謂獨特性，也即非西非東，亦西亦東。盡管俄多取防守態勢，有強烈的不安全感，處于弱勢、守勢和劣勢，但俄孤立而獨立，要求平等、相互尊重、尊重其大國地位，主張國際政治多中心、國際關系民主化。同時，俄外交還具有兩重性，聯結東西方，推進人類進步事業，同情弱小，好打抱不平。與西方老牌帝國主義國家如葡西英法在海外殖民相比，沙皇俄國的殖民地主要在國內。它往往通過不斷地征服周邊，再把周邊變成國內。作為帝國主義國家，其經營的對象主要是亞歐大陸，特別是亞洲。因此，在全球殖民方面俄不如西方國家（如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德國、美國等）具有海外冒險、開拓精神（主要在海外的非洲、美洲和澳洲）。俄相對保守，走專制集權、趕超西方的發展道路，國家確實強大了，人民卻瘦弱了。

俄羅斯落后于西方，但對西方并不服氣，經常動用民族主義力量與西方競爭，追趕西方、超越西方。俄羅斯發揮自身的優勢，力圖在東西方之間左右逢源，心系西方，面向東方，聯合東方平衡西方，利用東方抗衡西方；充當東西方之間的橋梁和過渡，彌補自身力量之不足。其外交的亮點往往在東方。同時也采取實用主義、機會主義、利益最大化策略，故其外交多變。俄對西方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和防范心理，甚至有自卑心理。俄文化包容但不寬容，不相信外人，慣于以武力解決問題；做好事圖回報，缺乏長遠發展眼光，在東方面前有優越感。俄民族性格重精神文化生活，輕物質利益，不善做生意，在物質生活欲望方面不如西方高。俄羅斯的國家利益，無論是安全利益，還是發展利益（經濟）、影響利益（國家威望），都與東方緊密相關，甚至只有通過東方才能實現利益最大化。

俄羅斯外交的東方性因素如下：第一，地跨歐亞，幅員遼闊，三分之一在歐洲（位于歐洲的邊緣——東歐），三分之二（700多萬平方公里）在亞洲，包括中亞和北亞。第二，有融合的文明—宗教、多元文化的影響和融合、多民族國家（150多個少數民族）、混血民族基因。亨廷頓認為“俄羅斯文明是基輔和莫斯科的本土根源、拜占庭的強大影響和蒙古長期統治的產物，這些影響造成了一種社會和文化，它們與在極為不同的力量影響下發展起來的西歐社會和文化幾乎沒有相似之處”。3 即便彼得改革以后，“除了一小部分精英外，亞洲和拜占庭的方式、體制和信仰在俄國社會仍占主導地位”。4 與西方基督教——天主教不同，俄羅斯接受的是東方基督教——東正教。第三，整體經濟發展水平，廣大亞洲部分的生活方式、風土人情、價值觀念，甚至藝術形式，都具有東方特色。俄羅斯處于發達的西方與落后的東方、西方帝國主義與東方被壓迫民族之間，自詡為東西方之間的橋梁。第四，從歷史發展因素看，從第三羅馬到第三國際（共產國際），從泛斯拉夫主義到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從東正教大家庭到社會主義大家庭，都在向東方、亞洲方向擴展，以歐亞為核心?！霸诙砹_斯，改革者們發現，強加一體化的種種嘗試會與當地中間人的既得和競爭性利益發生沖突，而后者在帝國大廈中有著一席之地”，1 “該帝國突出的特征并不在于它與‘歐洲’的不同，而在于多元帝國文化的有效而又切合實際的融合”。2 俄的制度和外交具有歐亞本源，并將歐亞的傳統編織進了帝國的治國之術中。3 第五，從地緣政治因素看，俄傳統上是一個大陸強國：在維也納體系框架下，俄國作為陸地霸主與英國作為海權霸主百年競爭（1815—1914）；在雅爾塔體系框架下，以蘇聯為代表的亞歐陸權與以美國為代表的海權國家相抗衡，這也即東西方之間的冷戰格局（1946—1991）。在蘇聯解體后，作為繼承國的俄羅斯主張國際關系多極化，奉行東西并重的雙頭鷹外交，一只眼睛盯著歐洲和大西洋，一只眼睛盯著亞洲和太平洋，均勢外交和優勢外交是其特色，而這些都離不開東方的支撐和陪襯。

俄國的東方性也體現在與西方特點的對比中。西方一般指西歐—北美，信奉基督教—天主教—新教，以歐美白人為主流，實行市場經濟，法治意識強，人情味淡薄。與西方相比，位于歐洲東部的俄國人不會做生意，市場經濟不發達，經濟發展水平、生活水平以及生活習俗、民族性等，與東方亞洲國家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在民族性格方面，好打抱不平，伸張正義，主持公道，敢說直話，有自己的算盤，有濃烈的人情味，時而同情弱小，做好事，但求回報，不吃虧，變化快；首腦外交是其亮點；有強烈的不安全感和對西方的不信任感；受西方擠壓和打擊；民族自尊心很強，強調國家主權和大國地位，反對干涉內政，主張多邊主義，經濟發展、輕工技術、生活水平落后，都具有東方特性。

俄國的東方性還體現在其經濟社會發展方面的落后性上：農村公社（村社），東正教，東方專制主義，農奴制，民族性。它沒有像西歐那樣經歷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科技革命、新航路的開辟。西方資本主義發展時期它是農奴制的“再版”，“十月革命”之初還出現了農村公社的復興。俄國是一個呈兩面性和矛盾性、在別人認知中大相徑庭的民族國家形象。恩格斯在《論俄國的社會問題》一文中闡述了俄國的東方性。他認為俄國“各個公社相互間這種完全隔離的狀態，在全國造成雖然相同但絕非共同的利益，這就是東方專制制度的自然形成的基礎”。4 西方國際體系中宗教因素對俄的影響要大于東方，而東正教對俄羅斯外交的影響程度介于東西方之間。

俄羅斯外交的東方性大致有四次比較集中的表現。第一次是中俄簽訂《尼布楚條約》和《恰克圖條約》，和平解決兩國邊界問題，開創了遠東國際體系。第二次是克里米亞戰爭（又稱“東方戰爭”）5 俄戰敗，向西發展遭受挫折，遂將重點轉向東方（中亞、北亞、東北亞），修建西伯利亞大鐵路，開發遠東，直至日俄戰爭（1904—1905）。第三次是“十月革命”，蘇俄政府發布《和平法令》和《告俄國和東方全體伊斯蘭教勞動人民書》，宣布新的對外政策，廢除秘密外交，締結不割地、不賠款的和約，確立平等、友好的相互關系；發表三次對華宣言；創立共產國際，力圖把西方無產階級與東方被壓迫民族的解放斗爭聯合起來。國際主義是蘇俄提出的處理國際關系的原則之一?！岸稹焙筇K聯地跨歐亞，聯結東西，要聯通西方國家無產階級革命與東方發展中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既與發達的國家交集，又與東方發展中國家為伍，其外交獨具特色，兼容東西，建立了一個社會主義的東方陣營。但整合內部錯綜復雜、矛盾重重的整個歐亞，與海洋世界相對峙，蘇聯力不勝任，心有余而力不足。第四次是普京時期。經歷短暫的“一邊倒”向西方的“蜜月期”后，在東升西降、西強東弱的總體格局下，俄羅斯與東方大國——中國建立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結伴而不結盟，共同推進上海合作組織，創立金磚國家集團。俄羅斯重新整合獨聯體，振興俄羅斯，使傳統東正教在俄復興?？死锩讈單C后，西方嚴厲制裁俄羅斯，俄宣稱自己也是亞洲—太平洋國家，“向東看”“轉向東方”，欲搭東方經濟“快車”，創建東方經濟論壇，加入亞太經合組織（APEC）。1 俄羅斯外交多元、多選擇和多極化?！岸碓浻兴膫€世紀向東行，四個世紀朝西走，無論是在東方還是西方，都沒有生根。兩條道路都已走過”2，深感“百年孤獨”。3 2022年由于烏克蘭局勢，俄羅斯遭到了西方國家前所未有的經濟制裁。俄烏沖突將進一步加強俄羅斯的東方化。

關于俄羅斯屬于東方還是西方，俄羅斯學界本身也長期糾結，爭論不休。從思想史的視角，東方與西方，歐洲與亞洲，歷史上的西化派與斯拉夫派，大西洋主義與斯拉夫主義，大歐洲與大歐亞，無論古典歐亞主義，還是新歐亞主義，其亞洲性、歐亞性、獨特性、本土性、民族性實質就是非西方性，也即東方性因素或基因。由于地理位置和外交理念，俄國無論是在歷史上還是現實中，與中國、蒙古、日本、朝鮮、土耳其、印度、伊朗、越南等東方國家打交道都比較多。俄羅斯屬于歐洲，但不屬于西歐，不屬于純粹的西方，其具有東方屬性是不爭的事實。比起學界，俄羅斯政界則客觀、理性得多。俄羅斯的外交經常東西平衡，溝通東西，以東方平衡甚至抗衡西方，協調東西方關系，在東西方之間左右逢源，“東傾西向”。4 歐亞主義者總結了俄國歷史文化進程與歐洲的異同，堅決反對“歐洲中心論”和歐洲文化的全人類普世性，否定把俄羅斯“轉向”西方文明和文化的企圖，在主觀上繼承斯拉夫派確認的、俄國民族本質的獨立價值和歷史哲學傳統，得出俄羅斯文化不屬于歐洲，而屬于獨立于歐洲和亞洲的“歐亞洲”的結論。5 而歐亞洲歷史—文化統一體具有整體性、穩定性和獨特性，是人類世界一個獨立的文明模式。6 德國史學家斯賓格勒認為，把俄羅斯與歐洲結合成一個統一的整體是“完全沒有根據的”，對歐洲的敵意在托爾斯泰、阿克薩科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充分地體現出來了。7 “俄羅斯的思維對西方的思維的范疇感到陌生，一如西方的思維對中國或希臘的思維范疇感到陌生一樣?！?

東方性是俄羅斯外交戰略和策略的表現，也是需要。俄經常以東方外交平衡西方外交，實行東西并重的“雙頭鷹”外交。俄羅斯的民族性和包容性，獨特的地理位置、思維方式、發展道路、歷史進程、地緣政治經濟，以及多元的文化—宗教特征，決定了俄羅斯未必追求“普世性”“世界性”和“首要性”，但一定追求“獨特性”“唯一性”。東方性，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非西方性。俄是歐亞大國，也是非西方大國，亦歐亦亞，亦西亦東，是“東西方”“西東方”“歐亞洲”“大陸洋”，是西方中的東方、東方中的西方、歐洲中的亞洲、亞洲中的歐洲。其身份獨特、復雜、混血，是一個“無所適從的國家”。9 更如基辛格所認為的，“在西方俄羅斯是歐洲協調的一部分，參與復雜的均勢運作……在中亞俄羅斯面對的是弱小的諸侯國，均勢原則便不適用；在西伯利亞，俄羅斯則如同美國開拓地廣人稀的美洲一般暢通無阻”。10 中俄尼布楚—恰克圖條約體系，是俄羅斯與東方發生外交關系的重大標志?！耙粭l初步的邊界線在俄國人、漢族人、滿族人、蒙古族人和拉丁人（疑為朝鮮人——作者注）之間劃定了。俄國和清朝都畫了地圖來確定他們的征服。這可以看作是發生在歐亞地區的與當初教皇在兩大天主教帝國間劃分美洲相等同的事件（指1494年教皇子午線——作者注）?！?1 烏克蘭危機后，西方的擠壓和敵對使俄不得不發展與東方的關系，“向東看”“轉向東方”，甚至親東方。從與東西方的關系來看，俄羅斯外交“東傾西向”是對俄傳統外交戰略的超越，同時也不是簡單地對葉利欽后期東西并重“雙頭鷹”外交的回歸或重復?！皷|傾西向”既體現了俄地跨歐亞、兼容東西的優勢，有可能使俄外交東西逢源，也有可能導致俄外交奉行實用主義。借助東方抗衡西方，又借重西方壓制東方，如果處理失當，也可能傷害東西方的利益，引起雙方均對俄不滿，使俄成為矛盾的焦點。1

俄羅斯屬于歐洲（西方）的“外圍”，2 “在許多西方觀察家眼中，俄國似乎往往是個半開化的‘亞洲’國家。薄薄的‘西化’外表勉強掩住沙皇獨裁統治的東方淵源，卻完全掩蓋不了鄉村生活的落后”。3 俄國是歐洲“核心”國家的合作伙伴、工具和受害者。俄外交往往亮點在東方，出彩在東方。在東西方之間，俄并非選擇非此即彼的關系，而是選擇亦此亦彼的關系。然而，這個平衡并不容易掌握好。

三、從國際體系的多源性和俄國外交的東方性看東方外交史學科建設

國際體系多源論事實上承認，除西方外交體系之外，還存在多元外交體系。這是東方外交史譜系之根，為東方外交史體系的存在提供了理論依據和學理基礎。俄羅斯作為一個獨立的外交體系，處在東西方外交體系之間，其外交的“東方性”既顯示了國際體系歷史來源的多中心、多樣性，同時也是東方外交體系的側面印證和鮮活體現。

1．國際體系多源論：東方外交史譜系之根

全球史前，各國各洲是隔絕的、孤立的，互動和影響是有局限的。全球史后，才出現全球意義上的國際體系，大國和小國、東方和西方并存。但學術界長期只知道西方、大國，對于東方、小國和發展中國家，則相當輕視、忽視。過去國際關系史只重政治、軍事、戰爭、安全等高級政治因素，以及經濟等顯性因素，比較忽視人文、社會、心理等隱性和軟性因素，這些缺點急需彌補。

“西方”這個詞的含義有一個演變的過程。其涵蓋的范圍大體經歷了從西歐到歐洲、再到歐美這么一個發展過程。第一個全球史時代的國際體系——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事實上主要包括西歐陸地國家，當時歐洲東西兩個正在崛起的大國英國和俄國并沒有直接參加。威廉·麥克尼爾說：“在歐洲向海外擴張的頭兩個世紀里，世界上只有兩大區域從根本上改變了，即歐洲本土與美國印第安人的發達地區……中國、穆斯林和印度人的社會卻基本上沒有偏離他們原來的發展道路，地球陸地上的相當大部分，即澳大利亞和大洋洲、南美洲的雨林地區和北美洲，以及亞洲東北的大部地區，均未受到歐洲成就的影響?！? 西方第二個國際體系——維也納體系，主要是一個歐洲體系，由歐洲五大國（英法俄普奧）形成協調機制。20世紀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主要是囊括歐洲和遠東—太平洋地區。即使是人類歷史上影響范圍最為廣泛的雅爾塔體系——冷戰格局，也沒有真正做到囊括全球范圍。世界上還有廣大的中間地帶，構成了不結盟運動的來源。所以，所謂的西方體系論并沒有包攬一切、代替一切，更不能說明、解釋一切。

除了西歐國際體系（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亞歐大陸東部的朝貢體系（又稱王朝體系、華夏體系）以外，還有位于東西方、歐亞之間的其他國際體系，一為中東地區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穆斯林體系，二為亞歐中心地帶、地跨歐亞的俄羅斯帝國。它們位于東西、歐亞之間，其地理位置、文明形態、經濟發展、社會制度兼有“跨”“雜”特點，既不同于純粹的西方，也不同于純粹的東方，而具有獨特的體系和視角。這既是其缺點，也可以說是其優點。歷史地看，“與奧斯曼帝國形成對照的是，俄羅斯帝國逐漸被看作是歐洲國際體系的一個主要的和合法的參與者”。5 地理決定外交，獨特的地理環境和生活方式等決定了獨特的視角、獨特的角色。西歐體系和朝貢體系被認為是東西方國際體系的兩個代表。西歐體系逐漸從“弱國際體系”轉為“強國際體系”，朝貢體系逐漸從“強國際體系”轉為“弱國際體系”。1 俄羅斯國家處于強勢上升期，但體系處于弱勢?！澳滤沽质澜纭?，特別是奧斯曼土耳其帝國，作為國家處于衰落下降期，作為國際體系也處于弱勢。如果說，西歐體系尊崇“霸道”，朝貢體系尊崇“王道”；西歐體系建立在“法治”基礎上，講究平等，王朝體系建立在“禮治”基礎上，講究等級；西歐體系比較外向，朝貢體系比較內斂；西歐體系是一種崇尚弱肉強食和叢林法則的“霍布斯文化”，朝貢體系是一種講究道義、秩序和“天下”情懷的“康德文化”，那么，俄羅斯體系和“穆斯林世界”體系則是一種處于東西方體系中間的“洛克文化”。2

西方體系一統天下，是不是必然的命運？筆者認為是或然的。如果根據后面的歷史結果推定以前的歷史原因，就會出現裁剪歷史的可能性，就有可能離開真實的歷史，有陷入歷史宿命論的危險。歷史具有主觀能動性和選擇性。東西方之所以在15—16世紀發生大的分流，原因很復雜，但歸納起來，無外乎以下四組八個因素在起作用：內部和外部、主觀和客觀、縱向和橫向、必然因素與偶然因素。用數學的組合方法計算，共能產生256種因素組合推動國際體系的變化，即（[C12]+[C22]+[C02）]×（[C12]+[C22]+[C02）]×（[C12]+[C22]+[C02）]×[（C12+C22+C02）=4×4×4×4=256]，或[（C08+C18+C28+C38+C48+C58+C68+C78+C88=28=256]）。當時歐亞大陸至少存在的四種比較典型的國際體系（即西歐—西方體系、中國朝貢體系、“穆斯林世界”體系、俄羅斯—歐亞體系）中，至少存在以下幾種可能的發展選擇：保留1個體系有4種可能類型（[C14]），保留2個體系有6種可能類型（[C24]），保留3個體系有4種可能類型（[C34]），保留4個體系有1種可能類型（[C44]），保留0個體系有1種可能類型（[C04]），以及其他新出現的、可能形成的國際體系類型（X種）。也就是說，至少存在過16種以上（（[C14]+[C24+C34+C44+C04=]4+6+4+1+1）+X）可能的國際體系類型供歷史選擇。西方體系最終勝出，表面看起來似乎突然，其實并不偶然，但也未必就是必然、注定。它是各種因素、各種可能綜合作用的最終結果，但并非唯一的選擇，不能說沒有任何其他可能性。歷史中的“以成敗論英雄”“結果導向論”未必就正確。更不能否定歷史能動性和歷史選擇性的存在和影響。筆者主張唯物史觀和歷史發展的多樣性，反對西方“中心論”“西方唯一論”和“歷史宿命論”。

全球史以來，歷史上和現實中的小國也處在一定的、特定的國際體系中，其在大國和以大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的夾縫中生存。小國外交表現出一定的特點：或選邊結盟，沖鋒在前，充當某個大國的馬前卒；或中立不盟，獨立自主；或左右逢源，平衡務實；或抱團取暖，集體發聲；或東倒西歪；或反復無常；或輕微背叛；或“玩轉”大國；或實用主義，見風使舵；或狐假虎威，借勢謀利。以利益為核心的實用主義，以國際體系構成大氣候和外部限制因素，幾乎成為決定性的。3 如瑞士、瑞典、奧地利，歷史上的亞非拉殖民地小國，現實中的中亞、東歐、中東小國，概莫如此。研究小國和小國外交，是研究大國外交、國際格局、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的重要視角，也是重要內容。

歷史常常重復，具有驚人的相似之處。英國學者約翰·達爾文（John Darwin）在對亞歐大陸的歷史進行研究后得出結論：“如果說從過去的漫長檢視中，可以發現什么不變的事實，那就是歐亞世界對單一制度、單一統治者或單一規范的抵制?！? 因此，也不能完全排除在西方體系占據優勢地位500年或以后，國際體系的多中心或許會表現出驚人的歷史生命力。李鴻章曾經慨嘆的“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與今人所說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有某種異曲同工之妙。所不同的是，前者反映的是西升東降，而后者反映的是東升西降。

2.俄國外交的東方性與東方外交史學科建設

俄羅斯是亦東亦西、不東不西、東西兼容的國家，處于西方國際體系和東方國際體系、西方外交史體系和東方外交史體系的過渡地帶、中間地帶，也是東西方國際體系、外交史體系的邊緣地帶、中間地帶、模糊地帶。區分學科體系之間的中間地帶、過渡地帶、模糊地帶或者說灰色地帶，對學科建設來說有時是必要的、重要的，也是有益的。從俄羅斯外交的“東方性”，既能清晰地看到東西方國際體系、外交體系之間的不同，也能明確地看到東方與西方國際體系、外交體系的互動和融合。

東方與西方是相對而言的，東西方不僅僅是地理概念，也是地緣政治概念。無論是其地理空間，還是具體內涵，其實都是變化的。俄是東方外交體系的邊緣地帶，同時也是東西方之間的模糊地帶。東西方力量對比也好，東西方外交體系的邊界也好，都是動態的、變化的，不是一成不變的。東方外交史與西方外交史相互印證，相互成全。

東方外交史體系應區別于西方外交史體系。它是具有亞洲和東方共同性的外交體系。如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系，又稱王朝體系、華夏體系、天下體系，涉及東北亞、東南亞等中國周邊國家。廣義的東方國家還包括印度等。當然，東方國家內部歷史、命運各不相同，如近代中國在西方體系和俄羅斯體系的強勢沖擊下，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但保住了部分國家主權形式。朝鮮則淪為完全的殖民地。同為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印度成為英國百分之百的殖民地。東亞唯一的例外是日本。日本擺脫被西方殖民的命運，脫穎而出成為東方唯一的現代化強國，成為地緣政治意義上的“脫亞入歐”“脫東入西”的亞洲強國。從某種意義上講，日本在東亞是以中國為核心的朝貢體系的破壞者，同時，至少它自己認為，它也是西方—俄羅斯體系的阻擋者。1 曾為佛教國家的越南，先后被法國、日本、美國殖民占領，但最終在中國等國的幫助下贏得了獨立。同時，令人驚訝的是，同為亞洲佛教國家，泰國依靠自己高明的外交手腕，從來沒有變成西方的殖民地，保住了國家的獨立。在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瓦解的廢墟上，土耳其迅速崛起，成為一個獨立的、世俗的現代國家。而阿富汗在經歷了三次艱苦的英阿戰爭后終獲獨立。英國的一再入侵激發了阿富汗人之間的認同感，成就了“帝國的墳墓”這一美名。2

應重視東方國家之間緊密的交通、經濟、人文和歷史聯系，以及在歷史上反對西方侵略、剝削和壓迫的共同斗爭和相互支持。有必要研究東方國家對西方的不同態度、不同應對、與西方不同的關系，以及各自為民族獨立和國家建設而進行的努力。東方國家貌似一盤散沙，各自為政，個別甚至相互為敵，但還是有不同的代表性、典型性國家，既有大國也有小國，如中國、日本、印度、泰國、韓國、伊朗、阿富汗、土耳其等，仍然具有共性和普遍性的一面。東方國家學者應加強合作研究，如中日韓三國聯合研究東亞歷史、中俄印三國（金磚國家集團）學者合作研究亞歐文明、上海合作組織國家學者聯合研究絲綢之路、中俄蒙三國聯合進行蒙古帝國史研究，等等。

在西方外交史中，西方也從來不是一個整體，甚至相互爭斗不已，如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七年戰爭”，美國獨立戰爭，拿破侖戰爭，兩次世界大戰，等等，但不妨礙西方外交史學科成立。

當然，東方外交史不是東方國家外交簡單和機械的集合或堆集，基于其共同而有區別的地理、經濟、人文及歷史聯系，特別是在西方的強勢沖擊、侵犯、侵略下，要深入而全面地研究東方國家共同和不同的反應、外交特色、歷史命運，以及東方國家爭取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發奮圖強，致力于國家富強和現代化發展的共同、不同的歷史方案和歷史進程。

3.國際體系視域下東方外交史“三大體系”構建

在國際體系視域下研究東方國家和相關國家的外交史，有利于構建學術體系、學科體系和話語體系。這里以俄為例。作為一個國際關系行為體，俄在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中是個邊緣角色，其力圖打破這種安排；在維也納體系中上升到高位（擊敗拿破侖，建立神圣同盟），又被打落下來（克里米亞戰爭敗于英法）；在凡爾賽—華盛頓體系中被邊緣化；在雅爾塔體系中又站至頂端（美蘇兩極格局）；冷戰中敗北失勢，如今又重新崛起為全球“玩家”。從歷史來看，俄既是國際體系的創建者和維護者（如維也納體系、雅爾塔體系），又是有意或無意的破壞者（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凡爾賽—華盛頓體系）。作為一個國際關系行為體，俄羅斯創立一個新的國際體系的能力未必足夠，但挑戰一個舊的國際體系似乎沒有問題，并一般以激進的方式去改變它所不認可的國際秩序。俄羅斯幅員遼闊，資源獨一無二，軍事實力強大，戰略地位重要，地處東西方以及歐洲和亞洲兩個相對有特色的國際體系之間，其國際表現具有矛盾性和特殊性，使其在歐亞乃至全球的國際體系中處于一個獨特而重要的地位。其內政與外交相關性很大，外交特別是戰爭的成敗會反過來對其內政產生巨大的影響。例如，反拿破侖戰爭的勝利使俄國受到西方思想影響，導致國內十二月黨人起義；克里米亞戰爭失敗導致俄國內農奴制改革，外交上向西擴張遇挫，轉而向東發展；日俄戰爭的失敗導致國內憲政改革，外交上向東擴張遇挫，又回歸向西；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的失敗導致俄國內爆發“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輝煌勝利，導致斯大林更加自信和蘇聯模式的進一步加強，以致失去了改革的良機；冷戰的失利導致蘇聯國家的解體，俄羅斯政治經濟制度轉型，外交和國際關系發生轉變。

只有通過維也納體系，才能清楚地明白和分析英俄百年競爭（1815—1914）的表現和原因。只有通過雅爾塔體系，才能深刻地剖析美蘇之間的50年冷戰和對峙。

從學科意義上，要明晰本體論（研究什么）、價值論（為什么研究）、認識論（可否研究）和方法論（如何研究）。從主題上，要處理好表1的幾對關系。

4.加強對東方區域國別外交（史）的研究

第一，以習近平中國特色的外交思想為指導，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以新型國際關系、人類命運共同體為關照。建設課程思政，培養國民的文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論自信。中國是東方最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大國。冷戰結束后，國際格局發生從一超多強向多強一超轉化，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狀態下，中國的綜合實力和國際影響力迅速提升，中國特色的大國外交風生水起，國際地位迅速上升。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 也就是說，中國比任何時候都更靠近世界舞臺的中心，這就為加強東方區域國別（史）研究、推動東方外交史學科體系奠定了歷史基礎，提供了時代條件。

第二，提升“東方外交史”的學術地位，反對“西方中心論”“歐美中心論”和西方話語霸權，主張與“西方外交史”體系相提并論，東西平衡、兼顧，并駕齊驅。要提倡和踐行學科的包容性，兼收并蓄，提高東方外交史的學科定位；彌補學術空白，反對西方中心論，反對“東亞病夫”及“西亞病夫”的歷史成見，恢復和研究歷史的真相，正本溯源。歷史學具有很強的包容性，吸納力強。世界歷史和國際關系跨學科、交叉學科的融合，帶來了學科上的六“新”：新的“論題拓展”、“研究范式”、“價值重塑”、“價值主導”（即學術主導，而非政治主導）、“交叉融合”、“學術增長點”。要科學構建“東方外交史”四大體系，即理論體系（學術體系）、學科體系、教學體系、評價體系（話語體系）。2

第三，以“一帶一路”建設實踐、“一帶一盟”對接合作為抓手，提倡中外合作、國際合作和全球合作，建立世界學術共同體和評價機制，研究東方國家之間、東西方國家之間多樣、復雜、影響深遠的互動關系。如果說過去主要關注“高級政治”（High politics），以后則要增加對“低級政治”（Low politics）”3 的關注和研究；過去的研究主要是西方視角（歐亞視角），以后要增強東方視角（亞歐視角）的研究。應吸收古今中外人類的一切優秀文化遺產，特別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動豐富的實踐理論。

第四，運用跨學科、多學科、交叉學科等方法，對東方區域國別的文史哲、政經法、史地軍等進行綜合研究、系統研究、比較研究。區域和全球研究已經超脫了“民族國家”“歐美中心”或“西方中心”，而更關注國際社會，要重點彌補“東方研究”“亞非研究”。

第五，凝聚全國研究力量，優勢互補，特色分工，取長補短，與時俱進，良性競爭，共同進步。要聯手攻關重大項目，服務于國家發展戰略。應提倡允許不同聲音學術觀點的存在，鼓勵學術爭論、觀點多元。應建立學界和政界之間的“旋轉門”機制。

第六，培養研究東方國家語言和歷史的人才隊伍。要培養東方小語種人才，包括俄羅斯、中亞、中東、東南亞、東北亞、非洲、拉美等非西方地區小語種人才。目前這方面的人才還遠遠不能滿足國家戰略和國際形勢發展的需要。還必須到研究對象國進行深入的學術交流和廣泛的社會調查，并從中培養出既精通所在國語言文化又有理論水平和實踐能力的各種復合型的國際公務人才，特別是青年人才，并形成梯隊。這是構建和發展東方外交（史）學科的必由之路、不二法門。1

The Multisource of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the “Orientalism”

of Russian Diplomacy

—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ipline of Oriental Diplomatic History

LI Xing

Abstract： The historical source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re not monolithic and monocentric， but pluralistic and polycentric. Russia is both a multinational state and one of the historical sources of a distinctiv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its diplomacy is characterized by orientalism. The theory of multiple sources of international systems provides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genealogical roots for the existence of the oriental diplomatic history system. The orientalism of Russian diplomacy shows both the diversity of the historical source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at the same time， is a vivid reflection of the oriental system of diplomacy. Russia is in the middle of the East-West diplomatic history system， serving as a transitional zone as well as a peripheral and ambiguous zone， which connects the East with the West. Defining the relative scope of research is important and useful for the discipline of oriental diplomatic history. This paper advocate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multilinearity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strengthens the research on country diplomacy （history） of the oriental region， builds the disciplinary system， academic system and discourse system of the history of oriental diplomacy in the view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opposes “Western-centrism”， “Western uniqueness” and “historical fatalism”.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system; multisource; Russia; orientalism; Regional and Country-specific diplomatic history

（責任編輯：中? ?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