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絲綢之路上的文明交往觀察東方社會的變遷

陳奉林

摘? ?要： 日本學者對絲綢之路有深入細致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不僅研究絲綢之路上商品交流的數量、種類，港口城市與海關管理，物種引進與人員往來情況，也著力探討東西方交往中社會發生的變遷，以發展的觀點看待這些問題，做出許多有益的解釋；他們對橫亙于東方歷史若干世紀的絲綢之路有特殊的理解，探討其功能與意義，許多觀點值得重視和進一步挖掘。特別是取東西文明而融貫之的觀點，絲綢之路是歐亞大陸的大動脈，世界歷史的主軸，以及世界主要文化橋梁的觀點，等等，至今仍有積極意義與價值。

關鍵詞： 絲綢之路；文明交往；東方社會；社會變遷

中圖分類號：K3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8634（2023）06-0017-（11）

DOI：10.13852/J.CNKI.JSHNU.2023.06.002

絲綢之路史不僅是中國史的重要內容，也是東亞史乃至整個人類文明史的重要內容。中國人開辟的絲綢之路給東方社會帶來的影響是重大的、長期的，可視為早期全球化的努力。絲綢之路是一個多向的路徑，是東西方交通交往的橋梁與紐帶，不僅將東亞、南亞、西亞、歐洲和北非聯系在一起，而且更為重要的是突破單純的經濟貿易范疇，向政治、文化、外交、宗教、移民、造船、海洋管理、國家安全以及人們日常生活等方面拓展，幾乎涉及了人類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面，真正推動了人類社會進步，對其意義怎樣估計都不會過高。歷史越久遠，對其觀察就越清晰。因此，從絲綢之路上的文明交往交匯來觀察東方社會發生的歷史性變遷，有助于認識人類社會的歷史進程與階段性特征，總結人類文明交往的互鑒經驗，正確看待整個東方社會。

一、絲綢之路是東西方文明交流交往的橋梁

把絲綢之路作為東西方文明交流交往的橋梁與紐帶，是基于對它的作用、功能與意義的根本性看法。這樣的看法已經充分地在既有的研究中表現出來。日本學者長澤和俊強調絲綢之路是“東西文明的橋梁”1 這個觀點形象生動，觸及絲綢之路的本質與特征。他在其他著作中也有較多的論述，形成他有代表性的思想。長澤和俊對絲綢之路的理解深刻，寫出多部極有價值的著作，形成絲綢之路研究相對完整的知識體系，積淀凝聚了現實的需要與力量。他在《絲綢之路：東西文化的橋梁》中開宗明義地寫道：“中亞聯結了亞洲和歐洲，通過沙漠商隊進行東西交易。所謂‘絲綢之路’，就是自古以來有關中國的主要商品絲綢交易，是東西方交通道路的總稱?！? 他還認為，這是聯結亞歐非三塊大陸的道路，領域廣闊復雜，許多民族與它有關，規模龐大，說它與全人類史相關并不過分。2 正是有了這樣明確的認識，長澤和俊準確地把握了絲綢之路的概念、內涵、作用以及影響等，氣勢恢宏，值得關注。從他諸多論述來看，許多觀點已經深深觸及絲綢之路的作用、功能與意義等方面，特別是絲綢之路構成世界史上中亞重要的動脈、中亞歷史與亞洲和歐洲密切聯系、深刻影響它們的時代劃分等觀點，3 在今天看來都是極有價值的，也給我們諸多啟示。在文明交往的視野下，給東方社會因交往而發生的歷史性變化以更多的關注，顯然是極有價值的課題，也是長澤和俊思想最值得稱道的一個方面。

西亞地區是人類古典文明的重要區域，不僅對歐洲，而且對亞洲文明發展都有極大影響，今天的國際地位更加突出。東西方之間的聯系、東方國家內部的聯系基本上都是通過各種“橋梁”來完成的，沒有這個載體是不可能完成地區間、國家間交往的。長澤和俊的許多觀點基本上都是圍繞著絲綢之路的作用與意義問題展開的，有些觀點含義頗豐，引人深思。他強調絲綢之路“是亞洲文化和歐洲文化的橋梁，不能無視在世界文化發展史上的重要性”，4 這個觀點反映出作者鮮明的文明交往史觀。他站在時代的高處，跨越遼闊的時空距離，把文明交往有益的經驗告訴了世人，提醒人們在進步的過程中要不斷地總結文明交往的經驗。在研究中作者已經認識到，不從根本上弄清絲綢之路的本質問題，就不可能在研究上有突破性的進展。兒島建次郎強調絲綢之路是“橫貫歐亞大陸內部而聯結亞洲和歐洲的道路”和“聯結近代以前不同文化、諸多民族歷史最偉大的古代通道”，5 這顯然是在總結人類歷史的寶貴經驗，帶有總結前代、開啟后來的顯著特征。絲綢之路把不同文明、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域聯結在一起，成為一條名副其實的交通大動脈，給各國的社會生產和生活帶來了極大便利，僅僅把它看成是一條商路是遠遠不夠的，還要看到它在政治、文化、外交、移民和海上安全等多方面的意義。即便是在近代以前，這種區域性、國際性交往也會沖擊國家間、民族間的壁壘，讓血緣關系松弛，增加人類的共性，使社會生活增添多樣性和豐富性。

人類社會的進步取決于多方面的條件，海陸交通的開辟無疑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條件。以國際間、區域間交通所帶來的巨大社會變革而言，文化的傳播、人員的流動、物種的交流以及生產力與思想觀念的進步，都離不開海陸交通這個載體，認清這個問題可以說是探索社會發展諸多動力條件的一個大問題。過去人們較多地談論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重要性，這本身并不錯，但對其他社會進步條件的關注不多。東洋史家宮崎市定看到了中國古代交通發展給社會生產和生活帶來的便利，看到了商品交流活躍的情況：“當時，世界性的交通干線，通過今新疆天山南路的孔道，貫穿著東亞和西亞，長安則是控扼從西方延伸而來的交通路線進入中國東部大平原的關口。也就是說，長安是對西方貿易的陸港，中國的特色商品首先聚集在這里，然后賣到西方商人的手中，同時，外國進來的商品也在這里缷貨，然后轉賣到全國各地?！? 即便在近代以前，以人力、畜力和自然力為主要交通動力的時代，海陸交通發展都是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具有重要意義的事情，是人類征服自然的重大勝利，一個了不起的進步?？梢哉f，東方國際性、區域性的海陸交流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世界歷史發展的進程。僅僅強調歐洲人對新航路開辟的作用是不夠的，也是不全面的，還要看到東方人在推進早期全球化中的前期鋪墊作用。

從歷史發展的實際情況看，在交通極為落后的時代，各國家、各民族基本上生活在相對封閉的區域內，相互之間聯系較少，世界被天然分成大小不同的經濟文化圈與外交圈，國家間的關系相對穩定。宮崎市定指出：“與世界交通疏遠的地區，其居民無法均沾人類文化所帶來的利益，反而因為文化差異的日益加大，他們在意識上更加抗拒外來文化，從而進一步加深了自身社會的封閉性，與外界的交流變得越發困難?！? 在海陸交通有了發展之后情況就大不相同了，各國之間建立起經貿關系，形成區域性乃至國際性大宗貿易交往。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人開辟的海陸絲綢之路無疑充當了東西方聯系的橋梁與紐帶。海陸交通發展促進了生產技術、物種與文化交流，把較為分散、缺少聯系的地區聯結為具有較多聯系的文明區域。這些人與物的交流，給東西方文化帶來極大影響，佛教、景教、摩尼教、瑣羅亞斯德教作為綜合的文化東漸，故而絲綢之路是求道之路、傳道之路和人類之路。1 這樣探本溯源、考古論今，確實可以給后來的研究者提供方法論上的指導和理論上的示范，反映出探索者的思考深度。

絲綢之路是交通運輸的大動脈，與人類社會發展、生活水平提高及人的活動范圍擴大密切相關。雖然不同于近代的蒸汽機、蒸汽船帶來的交通革命，但是它的意義同樣不可忽視，特別是東方遠航航路的開辟已經開啟了東方的大航海時代，進行著早期全球化的努力，可視為人類探索海洋、征服海洋的重大突破。中國學者已經指出：“鄭和下西洋更將這種多元文化傳統普及到了廣闊的印度洋地區，促進了明代中國和這一地區的早期全球化?！嵑筒粌H在海外推行了以儒家政治文化為核心的朝貢外交，而且以中外各國共同追求的海上國際貿易改變了中華帝國的傳統外交體制，促進了中國手工業產品與印度洋地區香料等物品為主的大規模物質文化交換?！? 從社會發展的角度看海上航路問題，可以在傳統的視角之外找到新的看待東方歷史問題的途徑。絲綢之路作為一個巨大的貿易網絡已把各國各地聯系在一起，促使各國的聯系互動加深。宮崎市定指出：“這條橫斷亞洲大陸的交通路線，從長安伸向更遠的地方，經過洛陽，沿黃河出渤海灣，沿中國東北和朝鮮海岸，到達日本的九州北岸。日本民族一開始就充分利用這條交通路線，與大陸之間展開了貿易?！? 以這樣的視角來看，就可以看到交通運輸在一定程度上有著改變世界、推動社會進步的重大意義。海陸交通促進不同文明共存、共處和在交流碰撞中共同發展，在文明交往中國家、民族和地區間的壁壘被打破，舊的差異在消失，形成彼此互動與共進。人類歷史發展已經表明，民族和地區間在相互交流中文化的共性日益成長，獨創性的新內容更大規模地涌現，歷史的內容更加絢麗多彩。4 既有的研究已經給我們諸多啟示，對絲綢之路地位與貢獻的思考，必須把目光投向世界發展的宏觀歷史進程。

把絲綢之路作為文明交往的橋梁來理解，可以幫助我們認識東西方商品、文化、思想、技術與制度交流對于社會進步的意義。一個社會沒有必要一切都從鉆木取火、構木為巢的人類早期生活開始，可以利用既有條件實現自身的飛躍。正是因為這些跨國家、跨區域的交流交往，中國社會生活發生了不同于以前的變化，從時間和空間上各國有了經常的、普遍性的聯系。探索外部世界，一直是東方人的不懈努力。隨著陸上和海上南北兩大道路的開辟，中國人和阿拉伯人已經走在東方各國的前面?！吧詈头毖茉谶|闊疆域的中華民族，不僅有陸上開發、進化的輝煌歷史，而且也有水上開發、進化的輝煌歷程。從獨木舟的發明到巨型海船的創制，從內河航行到穿越印度洋的航海壯舉，都表明中國的水上活動的歷程具有自己的獨立性和創造性?！? 中國人、阿拉伯人和其他亞洲國家人共同創建了古代西太平洋貿易網，締造了區域的輝煌。7世紀以后南海貿易更加興盛，宋元時期廣州、泉州居住了許多阿拉伯人，南海貿易活躍。自古以來，絲綢之路就是極為重要的通商之路和文化之路，世界史上的主要事件都是在它的周邊發生的。6 正因為如此，才引起歷史學家、思想家的注意與思考，不斷探索它的本質與功用。

宮崎市定對從印度洋到東亞海域的海上航路大加贊揚，看到它在溝通東西、聯結各國的巨大作用，做出了詳細的闡述：“從新加坡轉而往西，經馬六甲海峽，出印度洋，橫渡孟加拉灣，可以到達錫蘭島。中國商船大多在此與印度、波斯及阿拉伯商人交易大宗貨物，然后折回，繼續往前到達波斯灣港口的商船非常罕見。流入波斯灣的有兩條大河，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溯兩河而上，就能與北方的陸路大干線交會。幼發拉底河的西岸就是敘利亞，這里面臨地中海，從海岸的任何一個地方都可以出航歐洲?！? 從這段議論中可以看到，他的研究與老一代研究者不同，從材料的翻譯、考證、輯逸走向了對絲綢之路的總體把握，從靜態研究走向了動態研究。歐亞大陸南北兩條路橋的作用與功能極為突出，在這兩條道路上流動的涵蓋商貿、文化、使者、宗教、技術與思想等方面的內容，真正實現了人類文明成果的共享，人類與自然、社會之間的關系更加密切了。

海陸交通進步引起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外交與移民方面變化，人們對絲綢之路的認識日益加深。絲綢之路上的交流交往構成人類歷史發展的基本動力，是人類文明發展的里程碑，聯結的不僅是地中海文明、埃及文明、兩河流域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和中國文明，而且實現了從西方到東方的跨越，因此這條道路被稱為“陶瓷之路”和“求道之路”是有其道理的。以瓷器輸出為例，中國的絲綢、漆器和瓷器是世界的珍品，9世紀中葉已經通過海路輸入埃及，分布世界各地。2 既然絲綢之路是文明交往的橋梁，那么它的影響必然是雙向或多向的，并不是單向的惠予。理解這個問題極為重要，也是對絲綢之路本質特征的最好解釋。絲綢之路是在極為困難的條件下開辟和發展起來的，東方人曾為此付出過極大代價。中國人向外學習的道路異常曲折艱辛，艱難地進行文明的交流與構建。晉代的法顯（334—420）是取經求法的大師，從長安出發，走沙漠，跨蔥嶺，歷盡艱難險阻，到達天竺（今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斯里蘭卡等國?！斗@傳》對他經過大沙漠時有一段詳細的記述：“沙河中多有惡鬼、熱風，遇則皆死，無一全者。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遍望極目，欲求度處，則莫知所擬，唯以死人枯骨為標識耳?！? 這是當時交通條件的真實情況，路途遙遠艱辛，甚至九死一生。因此，絲綢之路上的人員往來與貿易交換說到底就是文明交往。

圓仁（793—864）是日本赴唐求法的高僧，在中國生活近十年之久。他在《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記載，837年載有651人的四艘遣唐使船從日本博多港出發后遭遇臺風，第三艘船中的140人僅有20人生還；838年，修復后的使船再次出發，又遇到了風暴。4 這說明對外交往是極為艱辛的，沒有平坦的道路可走。日本遣唐使團規模龐大，少則幾十人，多則幾百人，成員包括大使、副使、判官、請益生、翻譯、醫師、陰陽師、畫師、史生、射手、船師、留學生、留學僧、水手等。5 日本學者總是把絲綢之路比作橋梁，并把這個橋梁上川流不息的人流、物流與信息流作為資治的有益經驗提供給社會，從中獲得社會進步的力量。這是絲綢之路的強大生命力所在。海陸絲綢之路的開辟，對東西方各國的影響都是重大的，幾乎沒有哪一個國家不與它發生千絲萬縷的聯系，也沒有哪一個國家不受到它的恩惠。公元1至2世紀，羅馬帝國進入全盛時期，通過南海航路與東方貿易，國內市場上印度、東南亞奢侈品交易活躍。6 中國絲綢輸入到羅馬、希臘，受到社會上層的喜愛，價格等同黃金。在近代以前，東南亞地區是世界貿易與重要商品的輸出之源。通過遠距離貿易，來自印度的琥珀、象牙、香料，來自中國的絲綢，成為羅馬人的生活必需品。7 絲綢之路橫亙東方歷史若干世紀，貫穿東西，向未來發展延伸，創造出人類歷史的奇跡，這是其他任何交通網絡都無法比擬的。

日本自古以來一直是絲綢之路的受益者，從中國傳入的東西包括文字、田制、官制、文學、哲學以至災異祥瑞觀念，也包括農具石磨、鐵鋤頭、唐箕（揚米去糠的器具）、唐竿（用于水稻、小麥等脫粒的家具）、犁杖，農作物南瓜、辣椒、高粱、桑樹，還有農歷、漢服、音樂、樂器、舞蹈、茶、馬技、足球、圍棋、象棋、雙六（古代一種棋盤游戲）、砂糖、大醬、豆腐、包子等。8 通過絲綢之路這座橋梁，文明得以在空間上自由流動，傳播到世界各地，涉及人類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面，真正促進了各文明體之間的聯系，無論從何種意義上說，都是對人類社會發展的巨大貢獻。據日本學者研究，從7世紀中葉到9世紀中葉，日本通過遣唐使帶回了大量的中國典籍，這些典籍對日本文化發展發揮了很大作用。1 絲綢之路發展史就是一部豐富的東方史，甚至是整個人類文明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今天重溫這段歷史，現實意義極大，內涵頗豐。

二、絲綢之路在本質上就是東西方

文明的交流交匯

無論從人類文明交往史的角度看待絲綢之路，還是從絲綢之路的角度看待人類文明交往，日本學者的著作中都有明確的表達，觀點清晰，思想深刻，探索的苦心及其寄寓在學術史論中的豐富思想足資啟迪后人。人類文明如同水流由高而趨低一樣，是在空間上自由流動的，多種文化匯合交錯，相激相蕩，進行有聲有色的表演，可能形成不東不西的文化。就東方各國來說，自公元前2世紀海陸絲綢之路開辟以來，各地之間的聯系相對增多了，國家間、民族間相對孤立與隔絕的狀態被打破。這種聯系雖然不同于近代交通工具和通信工具發展起來之后的聯系，但它的作用與意義對東方各國來說十分重大。在推動社會進步的各種條件中，國家間的交往力是一個極為活躍的因素，社會越發展就越能顯示出它的重要性。絲綢之路是交通干線和復雜的貿易網絡，在這條道路上傳播的不僅是絲綢與瓷器，還有生產技術、物種、思想、文化和人員往來，真正實現了全領域的交流與覆蓋，給各國帶來了深遠影響。隨著東西方交流史研究的推進與加深，絲綢之路范圍不斷擴展，包括綠洲之路、草原之路和南海之路，構成橫貫歐亞大陸東西南北廣泛的網絡，自上古時代就是連綿接續的東西方文化交流的道路。2 這個觀點極有價值，也是歷史研究中推陳出新的理論貢獻。

人類的歷史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交往的歷史。雖然海陸絲綢之路開辟的過程十分艱辛，但它通過人的努力促進了國家間的交往與交流，是人類克服了諸多限制的結果，為遠距離交往準備了條件。要進行跨國際、跨區域的交流，需要組織上、技術上和財力上的多種條件。中國人、阿拉伯人走在了東方各國的前面。亞洲東西兩端出現的兩個龐大帝國，國力強盛，有條件開辟海外貿易，走在各國前面。海陸交通的開辟一般都是與貿易交換結合在一起的，貿易交換的力量遠遠大于文化傳播的力量。正因為這一點，才有商人們不斷地克服各種困難進行交易與交流，推動遠距離長時間交往。在打通貿易通道之后，各文明區域的范圍在逐漸擴大，進而形成新的文明區域。從交通發展給社會帶來巨大推動力的視角看待絲綢之路上的交流，是日本學者著作中極為明確的觀點，許多論述值得重視和發掘。對于海陸交通給世界各國帶來的巨大利益與影響怎樣估計都不會過高，只有充分認識國際交往力的作用，才能理解東方歷史上的絲綢之路。

絲綢之路作為東方歷史上特定的歷史范疇，給各國帶來的影響是深遠的。生活在歐亞大陸兩端的人們一直在努力了解對方，但長期以來的了解很不準確，也很不全面。只有在直接交流之后，了解才是清晰的。絲綢之路之所以有意義，對東方各國產生重大影響，在于它傳播了東西方文明，促進了不同國家、不同民族間的交流，推動了社會的進步和人類歷史發展。絲綢之路傳播的人類文明進入沿海城市，走進通都大邑，甚至深入窮鄉僻壤，使各國共同受益?！叭绻煌òl展到一定的程度，因為交通本身的便利，在交通沿線上就會出現大型的商業城市?！? 海上絲綢之路興起與擴大，帶動了沿岸城市發展，形成新的文明中心，很多城市因為從事東西方貿易而出現繁榮。桑原騭藏在《唐宋貿易港研究》中說：“由唐而宋，中國南部與波斯之間，大開通商，波斯灣各港皆依東洋貿易而繁昌?！? 這種情況在印度東西海岸、波斯灣、東南亞和中國東南沿海極為普遍。城市是人類文明的中心，傳播、創造知識，推動社會不斷進步。

以港口城市興起與人員往來看待東方歷史發展，是日本學者樂此不疲的工作。絲綢之路的主要功能，就是溝通世界各國、各民族間的聯系與交流，不論在任何時候都是如此。在當時而言，中國是世界先進文明的輸出者，也是世界先進文明的受惠者，中國受惠于世界文明之處太多了。以中國對外輸出的商品為例，主要有瓷器、絲綢、茶葉、紙張、藥品、火藥、漆器等；從國外市場輸入的主要商品有香料、寶石、犀角、象牙、白銀、黃銅等，其中，農作物有玉米、棉花、煙草、土豆、西紅柿、西瓜、苜蓿、櫻桃、紅薯、黃瓜、番茄等，幾乎都是生活必需品。實際上，從國外引進的東西遠不止這些，服飾、飲食、建筑、戲曲、音樂、舞蹈、繪畫、雕刻、工藝制造也對中國產生了深刻影響，1 幾乎囊括衣、食、住、行所有方面。中國作為東亞地區文明古國，對外輸出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成果是無疑的。作為大國，中國也從世界不斷地吸收外來文明來豐富自己，在博采異域、吞吐百家中保持了活力。從國外引進的這些東西由淺入深、由表及里地融入了中國人的生產與生活，使中國人的生活增添了多樣性和豐富性。這些文明成果的引進極大地改善了中國人的飲食條件，對于中國的人口增長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

在探索世界方面，東方人的航?；顒幼咴诹耸澜绲那懊?。公元前2世紀，中國人開辟了海陸絲綢之路，已經到達西亞和印度洋地區，與印度洋、阿拉伯人的貿易已經開始，到15世紀鄭和七下西洋時東方人的航?；顒右呀涍_到高潮。海上絲綢之路開辟的過程同樣十分艱辛?！疤莺街刈g”是當時交通困難的真實寫照。其意是說，船只航行就像向上登梯子一樣，一步一步地艱難前行，交流的語言經過多次輾轉翻譯之后才能使對方聽懂?！鞍⒗酥c中國通商，雖屢經盛衰，而自唐經五代以至于宋，連綿繼續，未曾中輟。有宋一代，其盛遂極?！? 阿拉伯帝國造船技術先進，重視與中國貿易，故而有大批商人來到中國南方各省。9世紀中葉，“廣東之外國貿易，尤為繁盛。約有幾萬之阿剌伯商人，不絕來往于廣東?！? 中國官員對外人的管理比較寬松，表現出中國社會某種程度的開放性和進步趨勢。

海上航路給各國通商交流帶來了極大便利。唐宋以后，中國造船技術進步，可建造載運五六百人的大船，加上指南針的應用，實現了遠距離、長時間航行。從印度洋來往中國的外國商人一般都搭乘中國商船，因為中國商船技術先進，載重量大，抗拒風浪性能良好，行穩致遠。有材料指出：“唐宋時代外國商人，便乘往來波斯印度南洋方面中國貿易船者，為數不少?！? 交通便利推動中外交流空前發展，反映出中國社會乃至東方社會發展的嶄新趨勢。中國王朝對來華貿易商人實行犒獎，每年10—12月在泉州西北郊外的九日山為印度、阿拉伯商人舉行歡送宴，祈祝歸途順利平安。5 在這個過程當中，廣東、福建商人積極走出國門，到東南亞、印度洋、波斯灣地區從事貿易活動，有的長期定居，形成華人居住區。海上貿易給中國、東南亞和阿拉伯各國帶來活力，推動著社會不斷地向前邁進。為了管理貿易，促進中外交流，引導外商來華經商，中國王朝不拘一格地使用外國人為中國服務，任用外國人執掌中國市舶司者大有人在。任泉州市舶司要職的蒲壽庚（1205—1290）最為著名。6 蒲壽庚是阿拉伯人后裔，仕宋降元。有材料記載，蒲壽庚“宋廷登庸之。遂為泉州提舉市舶”，“擅蕃舶利者三十年”。7 市舶司是宋元時期管理對外貿易的官方機構，職能廣泛，包括檢查和管理外來商船出入港貨物，征收關稅，采辦官方所需要的生活用品，登錄入港及歸航日期等。8 在中外交流中，中國南方沿海地區商業文化有了一定發展，域外文明不斷涌入是有利于社會整體演進的。

海陸交通在很大程度上改變著世界，促進各民族間的交流與融合。這種跨國家和地區的交流，既有適合中國社會的東西，也有不適合中國社會的東西，其本身就是矛盾沖突與融合的過程。人員流動、思想與技術傳播必然打破舊的壁壘，減少差異性，擴大同一性，新的東西會成長光大。日本學者宮崎正勝在《航海圖的世界史：海上道路改變歷史》中說：“13世紀，在歐亞大陸實現政治統一的蒙古帝國，將陸地上的‘草原之路’和海洋上的‘陶瓷之路’統合在一起，將伊斯蘭世界與中國世界結合起來。元朝的首都大都（現北京）和伊爾汗國的首都大不里士成為東西方新的交易中心，歐亞大陸的經濟開始出現陸地與海洋聯動的局面?！? 自13世紀以來，西歐人和俄國人不斷地從歐洲向外擴張，人們習慣地把15世紀新航路的開辟作為新時代的開始。長期以來，歐洲人的航?；顒踊旧鲜窃诘刂泻?、波羅的海地區，沒有離開歐洲。以此觀之，歐洲中心論的觀點應該受到質疑與批判，把世界史眼光擴展到歐洲以外的東方世界。

交通技術進步與多方面、多層次交流極大地改變了各國的生活條件與相互關系，彼此分散、孤立的狀態被打破，輾轉涉及許多國家，使世界歷史發展進程加快。從交通發展帶來的歷史性巨變而言，它與強調生產力的革命性作用在最高意義上是一致的。過去人們比較多地強調國內條件的發展作用，而忽視國外條件的重要性，現在看來必須補上這一課。任何一個國家都需要國外資源，單純地依靠國內資源取得發展不是不行的，但它缺少了一個極為重要的東西。在諸多絲綢之路研究者當中都有一個共同的看法，即國際間的交往交流可以直接促進國家的發展，在引進、吸收與借鑒中直接走向更高的發展層次，與飛速發展的世界保持同步，故而有學者響亮地提出“絲綢之路在本質上是東西方文化交流”的著名觀點。2文明交流如滔滔洪流，沖擊著所有國家，也在改變著國家關系。

絲綢之路上的文明交流交匯與交錯，給世界帶來整體發展。世界是由各國組成的文明體，各文明體之間相互影響與制約。世界之所以成為世界，在于它是多樣的、具體的，各國都按照不同方式與速度向前發展，由于受到不同力量的作用，各國在發展速度上是不同的。在交通比較便利、靠近文明中心的地區往往是文明匯集之所，發展速度快，也向外傳播文明成果。各國本來就是相互影響的，有的國家以輸出為主，有的國家以輸入為多，這一客觀存在的世界就是歷史上的世界，今天也大體如此。孤立、閉塞是相對的、暫時的，國家間的相互交流與影響則是絕對的和長期的。交往是人類最基本的社會活動，以各種目的為驅動力的交往是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條件，任何交往都離不開海陸交通這個載體。

長澤和俊是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長期致力于絲綢之路研究，從多方面考察日本與絲綢之路的關系，詳細分析日本的歷史幾乎是與絲綢之路聯系在一起的，受惠于外來文明實在是太多了，也太久了。他在《絲綢之路文化與日本》中看到草原之路、綠洲之路和南海之路與日本的密切關系，給日本文化帶來了巨大影響。日本歷史進程中的每一次重要時刻都有大陸文化的影響，包括文化、文字、技術、田制、醫學等。中國文化傳入日本的途徑有二，一是由朝鮮半島傳入，再一個就是由遣唐使和中國商人傳入。3 在歐洲人開辟新航路之前，東方人已經進行了大規模的海上航行，實現了從太平洋到印度洋、波斯灣以及紅海地區的航行。這種海上航行規模龐大，有人認為是東方人推動的早期全球化。南海航路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一環，從中國經東南亞、印度、波斯灣、紅海到西方世界。4 自7世紀開始，中國瓷器已經走出國門，銷售到國外；9世紀以后對外銷售規模擴大，遠銷到埃及和歐洲等地。東南亞蘇門答臘、爪哇、摩鹿加群島生產的大量香料經由中近東運往歐洲，中國豪華的絲織品、陶瓷也大量輸出，南海航路取代了陸路逐漸占據了主流。5

瓷器是中國的發明，也是中國傳統的出口商品，在中國對外貿易中長期占據優勢地位，深深影響了日本、朝鮮、東南亞、中東和歐洲。17—19世紀歐洲的陶瓷因受到中國瓷器刺激，各窯模仿中國的制瓷技術，認為其歷史是從圖案模仿到陶器和瓷器移入的歷史并不過分。6 中國明朝曾壟斷世界市場的陶瓷，有80%的瓷器出口到亞洲其他地區，其中20%輸往日本，另外，輸往歐洲的瓷器數量占16%。7 日本學者對存在于東方歷史中的絲綢之路有特殊的理解，探討其功能與意義是從歷史的實踐經驗中得出的，特別是其取東西文明而融貫之的觀點，絲綢之路是歐亞大陸的大動脈、世界歷史的主軸以及世界主要文化橋梁的觀點，1值得重視，可引為經驗。這些通天徹地的評論絕非隨性而發，毋寧說是對絲綢之路本質特征的健全理解與把握，明顯地高出其他國家相關研究者的認知。以冷靜、清醒的態度看待外來文明對日本社會進步的作用，排除妨礙正確估計外來文明價值的狹隘觀念，盡可能地做到公正與客觀，顯然是追求真理的開放心態。

三、日本學者眼中的東方社會變遷

絲綢之路本身涉及的方面極為廣泛，包括政治、經濟、科技、文化、僧俗往返、移民、物種交流、海洋管理等，可以說是一個巨大的、開放性的網絡。交往活動是人類相互聯系的基本實踐活動，使各國相互聯系并共同受益于這個貿易網絡的總體格局。日本學者不僅探討絲綢之路的緣起、交換的商品種類與數量，更為重要的是探討這種交流交往給世界各國帶來的歷史性巨變，把人類生活中的交往上升到人類文明交往的高度去理解和把握，對其做出了有見地的分析，闡揚文明交往的重要，成為反觀中國自己研究的一面鏡子。人類的交往活動是社會行為，不同國家、不同民族因此產生互動與共進，不論出于何種目的，為生產和交換而進行的活動從根本上說是促進社會進步的。據王輯五先生在《中國日本交通史》中介紹，日本引進中國的文明成果包括官制、學制、田制與稅制、刑律、文字、文學、史學、歷學、禮制、陰陽思想、書法、音樂、建筑與工藝，它們由小到大，由淺入深，深入了國家生活與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面，促進了社會發展。人類不同于自然界其他動物之處在于具有巨大的主觀能動性，懂得商品生產與交換，甚至遠距離交換，在交換中獲得各自生活所需要的東西。有學者指出：“人類交換物品已有數千年歷史，證據顯示，在有史記載的更久之前，人類就跋涉到遙遠異地交換貝殼、箭頭、其他物品?！? 人類在長期發展過程中積累了相當多的文明成果，文明成果需要交換與共享?！皝喼薜拈L程貿易通過縱橫交錯且繁忙的海路，……遠赴異鄉從事貿易的中國人、穆斯林、印度人之類離散族群，全力打造出一個巨大而復雜的商業網?！?

日本學者對絲綢之路上由于東西方交流而發生社會變遷的理解，是不同于歐美國家學者的，有著自己評判歷史與是非的標準。這不僅是因為他們長期受中國歷史文化熏陶，對東方文化有深刻的理解與把握，而且是由于他們在歷史觀、世界觀和方法論上有著更多的時代風貌，觀察到東方社會在生生不已的交流中發生的社會變遷，唐宋時代不同于以前的秦漢，元、明、清時代與國際市場有更多的接觸，社會的開放性在增大。從商品交換的種類就可以窺出當時商品經濟發展、發達的情況。當時東方市場交易的商品有玳瑁、龜甲、香料、珍珠、梔子、沒藥、蘆薈、象牙、珊瑚、瑪瑙、番布等。4 許多古史材料表明，唐宋時期中國社會已經有了相當發達的商品經濟，重視海外通商，有時候甚至派遣使節出使海外招徠商人來華貿易，并提供許多優惠政策?！稗瑵h通商，唐以前即行之，至唐而盛，而宋代尤發達”，5 這寥寥數語表現出中國社會的朝氣與活力，而非西方學者所說的東方社會特別是中國古代社會是一個封閉、充滿惰性的自我循環系統。以中國銅錢作為結算貨幣在國外流通，反映了中國宋朝的經濟發展水平與國際信譽。宋代銅錢流通很廣，范圍東起日本，西至伊斯蘭國家的廣大地區。6 宋代生產技術進步明顯，以煤炭為燃料促進了瓷器業發展。通過海路，中國瓷器被輸入日本、朝鮮、東南亞、印度、錫蘭、埃及、東非及西亞全境的廣闊地區。7 上田信在《海與帝國：明清時代》中對明代有許多有見地的看法，中國出口大量的絲綢、瓷器、茶葉、漆器、中藥到國外市場，國外市場為購買這些商品而支付的白銀進入中國，加速了國內商業化和貨幣化過程。中國通過鄭和七下西洋空前地走向世界，“作為帝國整體的事業來看，遠征的實質性成果是，以此為契機，南洋各政權紛紛開始向明朝派出朝貢使節。由此也可以認為朱棣遠征的目的在于把以明朝為頂峰的朝貢體制擴展到海域世界”。1 這些觀察是深刻的，表現出更多的理性思維。

東西方多層次交流促進了各文明區域發展，任何一個文明都不可能在封閉的條件下發展起來，必然與外部世界發生聯系。處于中國和希臘、羅馬之間的西亞、印度等文明地帶，以及聯結那些文明的草原地帶、綠洲地帶和南海沿岸地帶，與古代中國的接觸并不稀少。2 在歐美國家的一些學者看來，中國明清500年是停滯、沒落的500年，呈現了一個充滿惰性、與世隔絕的封閉系統，多少年不曾發生變化。從亞當·斯密到黑格爾都有這種觀點，影響了幾代人。美國歷史學家羅茲·墨菲說：“中國和東亞基本上是在與世隔絕中發展起來的?！彼€說：“印度和中國彼此幾乎都沒有意識到對方的存在?！? 在今天看來，這個觀點顯然是不正確的。大量的研究成果與考古發掘實物已經證明，東方國家早就進行著國際間和區域間的交往交流，進行著人類文明交流與構建，社會在不斷交流中發展，人們的思想意識也在交流中發展、豐富起來。近年的東方歷史研究也已經打破了這種觀點，更多地看到東方社會內部不斷變化，是一個生生不已的發展過程，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發展速度，絕非一成不變?！拔拿鞯纳谟诮煌?，交往的價值在于文明，文明與交往的互依互存是由一系列不確定的因素組成的復雜過程。文明脫離了交往，便會衰亡，交往脫離了文明，便會走向野蠻，只有文明交往才是人類歷史、現實與未來的關鍵問題。文明交往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動力?！?

絲綢之路研究不僅需要訓練有素的專業知識，更需要極大的、持久的探索熱情，對絲綢之路問題的健全把握，以及偉大而深沉的歷史責任感。有學者指出，不僅有大量的西方文化傳入東方各國，也有大量的中國文物傳入歐洲，包括絲綢、瓷器、造紙術、印刷術、火藥、羅盤針、繪畫、儒家思想的政治哲學以及經濟思想等。5 外來文明深深觸及各國、各民族的深層次心理結構，融入社會的發展過程。日本奈良東大寺的正倉院是一座古典文明的寶庫，收藏了自唐代以來從海上絲綢之路引進西域、印度、中國、朝鮮的各種瓷器、玉器、樂器、絲綢服飾、書畫、銅鏡、刀具、家具等藝術品多達9000余件，有人把它看作是世界最大的“被發掘的考古學寶庫”。6在對外交流中，國外文明源源不斷地流入，落后國家只有把自己的文化心理素質提高到世界先進者的水平，才能跟上東亞世界發展的步伐。如果沒有中國文明，就不會有日本統一國家的形成。7 世界發展本來就是不平衡的，總是有先有后。落后只是一種現象而不是本質，落后國家通過引進、學習與趕超是可以縮短與世界先進者差距的。不能把社會進步的動力僅僅理解為技術或制度的進步，因為社會發展是一個整體演進的過程，單一的發展是不能說明問題的。

把物質形態的文明、文化形態的文明同東方社會變遷結合起來進行有深度的考察，是日本學者研究上的一個可貴之處。這種多層次、多渠道的交流帶來的社會變革，只有從長時段觀察才能看得更為清楚。因為社會變遷的過程比較緩慢，需要幾十年時間，突變和災變容易看到，漸變不容易看到，而社會是一個長期的漸變過程。在宏觀研究和微觀研究方面，日本學者都有可圈可點的成就，貢獻了研究成果與方法。社會發展離不開人的努力，關注人在社會中的作用可以說是日本絲綢之路研究中很重要的一個方面。他們總是以發展的眼光看待中外人員往來與文化交流，認為張騫出使西域發現了一個新的世界，是正式開辟西方文化東來的第一人、擴大中國人的地理知識之父。8 他們關于鄭和七下西洋的評價、遣唐使之于日本貢獻的分析、西方殖民者挾火與劍破關而入的看法、大規模人員往來對社會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影響的觀點，都是比較冷靜、客觀的。上田信看到16世紀中國社會秩序發生的變化，地方精英逐漸深入參與州縣行政，18世紀以后州縣在經濟方面逐漸形成一個有機體，地方精英發揮的作用更大。1 這樣的觀察深入細致，落落大方，實際上這就是我們經常所說的社會變遷過程。這對于思考東方社會歷史、發展階段及其特征，都有一定的意義。

一個正常的社會除了有穩定的社會秩序、正常的生產和生活外，任用外國人也是非常重要的。在這方面，中國有許多實例。中國社會發展是與外來文明不斷引入同步進行的。2 唐代實行“楚材晉用”原則，對外國人加以任用，以盡其材?！叭A人素不排斥外人，在古尤然，實行楚材晉用主義，登庸異國人材，無種族之區別?！? 即便是在前近代社會，由于跨國的人員與商品往來、文化與技術傳播，也會給各國、各地區帶來深淺不同的變化。特別是在那些靠近主要交通線地區發生的變化更為明顯，形成不同文化犬牙交錯的鋒面，人們的思想觀念、知識結構、社會開放程度與管理水平等都有相應的提高，傳統文化中被注入了某些異域文化內容。中國社會之所以能夠不斷地向前發展，每個時代都發生不同于以前的變化，可以找出許多原因，但其中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國際交往力的作用。唐宋以來，中國社會呈現出對外開放的趨勢，與國外市場聯系密切，人流、物流、信息流在空間流動，出現許多商業發達的城市。杭州匯集了來自東南沿海和東南亞的舶來品。通過閩廣商人，熱帶、亞熱帶物產從海路被運至東南沿海一帶，形成了向廣闊的腹地輻射、最具活力的商品市場。4 明清時期是中國歷史發展的關鍵時期，也是中華民族文化與西方文化融匯的重要時期，故有人把明清兩朝歷史看作“近代史”或“近代早期”，這是有道理的。

從東方各國情況看，在東西方交流后各國都出現不同程度的變化，特別是從美洲、西亞和南亞引進的大量物種，對于中國人口增加意義重大。有學者指出：“中華帝國早期階段的商業活動仍然十分活躍，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帝國經濟的繁榮。誠然，商業活動常常為人們所忽視，但它卻保證了東亞地區的活力，并使得東亞發展為世界上經濟最為繁榮的地區?！? 社會發展是政治、經濟、科技、文化與社會整體演進的過程，而不是單一的某一方面的發展。有學者指出：“商品不僅僅是經濟學意義上的一種人類生產的特殊產品，而且是代表著人類的一種特殊文化，它是人類發展到商品經濟時代的文明交往的凝結物，并深刻反映著人同自然交往的普遍性的價值觀?！? 16世紀傳到中國的玉米、紅薯種植得到推廣，創造出中國糧食的新源泉，這一積極力量使18世紀后期的中國迎來了商業資本開發和人口激增的時代。7 即便在傳統的農業經濟時代，區域性的交往也能打破自然經濟狀態下此疆彼界的阻隔，走向相互聯系與共進。在普遍的、經常性的交往中各國認識到，人類文明因交往而得到傳承與發展，從而具有了更大的價值，人類通過海陸交通實現了人類歷史上空前的、規模宏大的文明交往，使相互聯系進一步加深。

四、總結與思考

日本學界的絲綢之路研究成果頗多，多有建樹，構建了相對完整的絲綢之路知識體系，稱得上是一門跨學科、多學科的大學問，成為學術研究卓有成就的領域，許多觀點與結論至今仍有積極意義與不朽價值，可引為反觀中國自己研究絲綢之路的一面鏡子。他們研究歷史，關注現實的需要，不斷從現實的需要中拓展學術發展的路徑，從歷史和人類文明交往中獲得社會不斷進步的力量，對絲綢之路樞紐地區的伊朗文明、兩河流域文明、黃河文明研究投入了極大力量與熱情，留下許多可貴的經驗與啟示。他們對絲綢之路文明交往史觀的探討，絕非書齋里做尋章摘句、咬文嚼字的研究，而是把學術與現實需要結合起來，進行有深度的理論構建，展現研究的新格局與新風貌。對歐亞大陸北方諸民族相互交流的研究，對東西交流史諸問題的考證，對海上絲綢之路、海關管理、造船技術的探討，對文明交往本質屬性的總體把握，史料翔實，論證有力，無疑代表了東方絲綢之路研究的水平與動向，映現出考古發掘實物與文明、文化的內在聯系。人類之所以不同于自然界其他動物，在于人類懂得交往與互利，不斷克服自身原始的野蠻性，在交往中實現共同發展與多元受益，不斷走向時代的高處。

日本的絲綢之路研究有成就、有不足，也有我們不能同意甚至可以說應該予以批判的觀點。日本絲綢之路研究可以說經歷了一個復雜曲折的發展過程，只有把它的動機與實踐聯系起來考察，才能窺其本質與全貌。它絕非單純的學術問題，既有純粹的學術學問，也有為日本國家對外政策服務的理論支持意味，不同時期有不同表現。每當日本國家對外政策有重大調整時，許多知識分子就走在社會的前面，與其國家政策走向相呼應。因此，鑒別哪些是為學術發展做出的有益成就，哪些是為對外擴張侵略和冷戰國策服務提供支持的，需要進行一定的甄別，不宜一概而論，猝然定性。對日本學界不可忽視的研究成果要大膽地學習和借鑒，只有吸收百家之長，我們才能有條件做大做強，在學習的過程中完成歷史性的超越。筆者在《日本的東亞史研究及其啟示》一文中曾持這樣的觀點：“我們借鑒日本學者的東亞史成果，應該采取批判、借鑒、吸收的態度，而不是盲目模仿與崇拜，更不是削我們之足適國外模式之履。我們反對炒作和販賣西方學術概念的做法，但主張吸收其合理的有益的內核。應該指出，日本東亞史學界存在許多值得商榷乃至錯誤的觀點?！?

以絲綢之路上的文明交往觀察思考東方社會變遷問題，是極有理論與實踐意義的重大課題，帶給我們的啟示是多方面的。存在于東方歷史中若干世紀的絲綢之路是一個特定的歷史范疇，成為一道獨特的風景，具有東方文化的典型特征。我們今天要繼承它的偉大傳統，以和平、互惠和發展為理念，把21世紀的絲綢之路建設推向前進?？梢哉f，中國人開辟的絲綢之路是人類歷史上空前的、規模宏大的文明交往，創造了東方歷史，使各國共同受益于這個商業貿易網絡。只要人類存在，國家間的交往就不會停止。有中國學者指出：“不論人們之間如何矛盾沖突，人類總是要在同一地球上生存發展，各種不同文明總要接觸對話。人們越來越強烈地期望著通過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架起彼此理解之橋。文明交往論正是推動不同文明之間交往相互關系的研究，成為有助于全球社會文明和諧問題的科學課題?！? 今天的絲綢之路被賦予了新的時代內涵，肩負的任務更加繁重，進一步發展絲綢之路歷史經驗中的文明交往，可以為21世紀的世界做出新的貢獻。

Observing the Evolution of Oriental Society from

Civilization Exchanges on the Silk Road

— Inspiration from Japanese Scholars’ Research

CHEN Fenglin

Abstract： Japanese scholars have conducted in-depth and detailed research on the Silk Road with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Japanese scholars have not only studied the quantity and categories of commodities exchanged on the Silk Road， port cities and customs administration， the introduction of species and the movement of people， but have also explored the changes that occurred in society dur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and have made a number of useful interpretations from a developmental point of view. They have a special understanding of the Silk Road， which stretched across a number of centuries of Eastern history， and explore its function and significance， with many ideas worthy of attention and further excavation. In particular， the idea of integrating Eastern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s， the idea that the Silk Road is the main artery of the Eurasian continent， the main axis of world history， and the main cultural bridge of the world， still have positive significance and value today.

Key words： the Silk Road; civilization exchange; oriental society; society evolution

（責任編輯：中? ?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