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江戶后期的唐詩集句集及其詩學示范意義

劉曉

摘? ?要： “集句詩”是中國詩歌傳統中由來已久的創作形式，伴隨中日文學交流也東傳日本。日本江戶后期漢詩人野村篁園的唐詩集句集《采花集》，即代表了當時集唐詩的創作熱潮?！恫苫凡⒎呛唵蔚挠螒蛑?，而有集“四唐”之詩的意圖，其成書過程中的“初稿”和“定本”體現了野村篁園反復修訂完善的痕跡。它寄托了野村篁園取法唐詩、反撥宋調的詩學主張，以及教示弟子作詩方法、提煉創作范式的意圖。不僅其序跋、評點承載了中日詩學交流互動的歷史圖景，《采花集》的誕生本身也是明清詩壇與江戶詩壇相互碰撞的結果，呈現了唐詩在日本跨語言、跨文化的接受語境中派生的接受樣貌。

關鍵詞： 江戶詩壇；集句詩；野村篁園；采花集；詩學示范

中圖分類號：I207.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8634（2023）06-0060-（10）

DOI：10.13852/J.CNKI.JSHNU.2023.06.006

“集句詩”，是采摭他人詩句、重新排列組合以成新詩的一種創作形式，在中國詩歌傳統中由來已久，至宋代蔚為大觀，明清皆有繼作。1 而隨著中日文學交流，這種創作形式也東傳日本，成為日本漢詩壇不可忽視的一種唐詩接受形式。五山時期（1192—1602）日本詩人的集唐詩尚不多見，到了江戶時期（1603—1867），漢詩創作達到空前繁盛，集唐詩也在諸多日人文集中出現。如日本江戶初期詩人日政與友人分韻賦詩時，集唐人詩而成五律1首；2 林鳳岡也有和友人集句5首。3 此后，龍草廬、市河寬齋、菅茶山、樺島石梁、樫田北岸等人皆有集唐詩之作。應該說，這種創作形式貫穿了日本整個江戶時期。

但以上集唐詩創作多只有一首或幾首，為詩人一時游戲之作。江戶后期野村篁園的《采花集》，卻是一部專門的唐詩集句集，不僅規模較大，涉及的唐代詩人、詩作廣泛，而且形式謹嚴，皆為平仄和諧、對仗精整的五律，足見日本江戶后期漢詩人對唐詩閱讀和詩法掌握的熟稔程度。故《采花集》在彼時的日本有唐詩集句“集大成”之稱，是值得關注的研究對象。關于《采花集》，日本學者德田武曾撰文指出它與篁園本人創作風格的相似1。本文將從域外唐詩接受和中日詩學交流的角度，考察《采花集》的成書背景及其采源唐詩的特征，并結合野村篁園所處的江戶詩壇語境，揭示“集唐”創作與日本詩壇風會變遷的密切關系。

一、野村篁園與《采花集》的成書

野村篁園（1775—1843），名直溫，字君玉，號篁園、靜宜軒，大阪人，師從江戶后期儒學大師古賀精里。他不僅善作漢詩，也長于填詞，今有《篁園全集》存世，為其弟子石川柳溪編制。在《篁園全集·凡例》中，石川柳溪特別提到《采花集》與《靜宜集》（詩集）、《秋篷笛譜》（詞集）都出自野村篁園手訂，“可謂精選”，2 足見篁園本人對此集句集的喜愛和重視。這部集子有以下幾處顯在特征：一是規模較大，計137首、1096句，廣取“四唐”詩人成句；二是詩體一以貫之，皆是五律，且每首八句之中無重復采源同一詩人者；三是均為組詩形式，每組主題集中，少則3首，多則25首。這些限制，顯示出篁園創作《采花集》時面臨的挑戰。他不僅須對唐詩有博聞強識之能，且能以才力融會貫通、運用自如。那么，《采花集》是如何成書的呢？

《采花集》目前所存皆為寫本，《篁園全集》所收為內閣文庫藏天保十五年（1844）寫本。據《采花集》卷末篁園本人跋，其完成于文政二年（1819）秋，跋曰：“右集唐五律一百三十七首，倦余游戲，固不足存，但當其集之也，仰梁蹋壁，殆廢寢食，精神所注，不忍棄畀炎火，姑錄以助覆瓿箔?！? 可見他為此集付出極大心力，且頗為自珍。實際上，早在文化年間（1804—1817），篁園就開始了集唐詩的創作，彼時名為《篁園集唐》，中間幾經增訂、刪改，才有了后來手訂成稿的《采花集》。這一過程，可由篁園友人古賀侗庵處得證。侗庵（1788—1847）是篁園的老師古賀精里之子，也有一部唐詩集句集，名《銷魂集》，其后附有《篁園集唐》58首，此即《采花集》的“雛形”。侗庵《書〈篁園集唐〉后》曰：“予曩日賦集唐送別一百首，題曰《銷魂集》，以其單薄不足成卷，故更請友人善詩者賦集句，將以附于后，篁園集唐之作，亦職由此也?！? 可見，篁園集唐的契機與侗庵的鼓動有密切關聯。此跋寫作時間為“文化甲戌”，即文化十一年（1814），比《采花集》定稿早了五年。而將《篁園集唐》與《采花集》的文本對照，即會發現“初稿”與“定本”之間的諸多修改痕跡，呈現出集句文獻有趣的演變線索（見圖1、2）。

圖1和圖2中呈現的均是篁園的第一組集唐詩《閑居遣懷》?！俺醺濉钡摹扼驁@集唐》中只有五首，“定本”的《采花集》中已增至八首。從詩歌文本來看，“定本”的改訂痕跡也非常明顯?！扼驁@集唐》第一首詩八句為“掩戶當春晝，而無客叩關。愛茲山水趣，宛在市朝間。掃徑蘭芽出，遮窗竹影閑。冥搜清絕句，一詠一開顏”，“定本”中只有三、四、八句相同，其余諸句皆是重新采集。如第一句由李中詩改為岑參詩“晚沐常多暇”；1 第二句由白居易詩改為許渾的詩“空齋又掩關”；頸聯更是全聯改動，原先集錢起、李嘉祐詩已對偶工整，“定本”中又改為武元衡與宋之問的詩句“竹徑瑯玕合，園林瑇瑁斑”，2 更為精麗?！堕e居遣懷》的第二首全無改動痕跡，這是比較少見的情形。第三首在《篁園集唐》中為：“隱市同梅福權德輿，行藏自可期崔涂。寬心應是酒杜甫，消日不過棋白居易。高月穿松徑李嘉祐，暗泉沖竹籬張籍。貧家仍有趣秦系，唯怕俗人知元稹?！痹凇恫苫分袆t直接被拆解，重新采集展演為第三首和第六首2首集句詩。第三首為：“隱市同梅福權德輿，何人識姓名許渾。雨晴山有態王周，池滿水無聲溫庭筠。性拙才非逸李中，恩深責尚輕白居易。達生書一卷李群玉，擺落世間情錢起?！钡诹诪椋骸袄渑P空齋內皮日休，千山入夢思韓翃。寬心應是酒杜甫，銷日不過棋白居易。高月穿松徑李嘉祐，閑云掛竹籬錢起。貧家仍有趣秦系，唯怕俗人知元稹?！?

此外，據德田武考察，在宮崎成身所編《視聽草》中也收錄了初稿階段的《篁園集唐》，有詩72首，比《銷魂集》所附58首又有增加。而且，《視聽草》中《閑居遣懷》的第六首也不同于“定本”的《采花集》。其首聯為“夙昔懷微尚王琚，巢林喜一枝李益”，4 《采花集》則為“冷臥空齋內皮日休，千山入夢思韓翃”，更為冷曠清幽。這說明，《采花集》的成書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文化十一年野村篁園應古賀侗庵之邀出示58首的《篁園集唐》時，其篇帙尚小。而日積月累、不斷增訂完善之后，才有了后來的“修訂本”“定本”，并最終更名《采花集》。

《采花集》成書后，以單行本流播傳寫。圖2呈現的日本東北大學收藏的文政七年花亭主人寫本，是較早的版本。今存《明遠館叢書》本、九州大學藏本則皆出自不同抄寫者。而《篁園全集》所收的天保十五年（1844）年寫本，是序跋、批點最全的版本。對此，江戶末期的儒者加藤善庵（？—1862）在其《柳橋詩話》中有載錄，只是稱其為《拈花集》：“《拈花集》一卷，凡五律百三十余，咸系唐賢集句，乃篁園野村先生所撰也。冊首系以清商江蕓閣、朱柳橋之二序?！? 他還舉出《采花集》最后一組《題畫雜詩》的第七和第十二首評價稱“讀者朵頤，當是恨一臠之吝”，可見篁園的《采花集》在當時受到日本江戶詩壇閱讀者的極大喜愛。值得注意的是，加藤善庵所提江蕓閣、朱柳橋，是當時活躍于日本漢詩壇的兩位清朝客商，與江戶文人多有交往，他們不僅為《采花集》作序跋，還對其中的作品多有評點，因此，《采花集》實際還承載了中日詩學交流的一段佳話，以下詳論。

二、《采花集》的序跋、評點與中日詩學交流

江蕓閣，名大楣，字辛夷，號蕓閣，蘇州人，是19世紀初與日本漢詩壇交往密切的清朝客商。他和兄長江稼圃（名大來，字泰交）往來長崎多年，在當時的日本詩壇頗有影響。6 據蔡毅考證，江蕓閣在1819—1831年間共往來長崎13次，甚至更多，其初來日本的時間推測為文化十一年（1814）。7 江蕓閣與當時日本的詩壇大家市河寬齋多有贈答，文政元年（1818）賴山陽游長崎時亦說“余聞江名久矣”，可見江蕓閣在彼時日本江戶文人圈中頗有影響力。

《采花集》卷首載有江蕓閣的序，他對這部集句集評價極高，稱：“集唐一藝見之廣矣，非入于泛，則入于窄。今讀是編，題句恰當，辭意相洽，宛出己手，了無采擷之痕，想燈窗雨夕，費詞人一片苦心?！菍W問兼優、文情綿麗者不能辭，在吾土已不可多得，而況遇諸此地邪？天地之大，無所不具。吾讀是編，增一閱歷，益自檢束于心，因思文采之廣、才人之巧，不知有歲千萬億也。讀罷凝神細味，掩卷思維良久，乃嘆曰：集唐之能事畢矣，吾輩之藝華長矣，東土之奇才廣矣，鯫生之小序所以作矣?！? 篁園作為日本漢詩人，在江蕓閣看來即使置于中國本土亦屬佼佼者。

江蕓閣的序之后，又有朱柳橋道光四年（1824）序。該年正月江蕓閣至長崎，二月與朱柳橋一起為野村篁園的《采花集》作序。朱柳橋，名栩平，浙江平湖人，多次跟隨商船來往于中國與長崎之間從事貿易。據記載，文政九年（1826），身為唐船“得泰號”大副的朱柳橋曾因遇風暴漂流至遠州榛原郡，后隨日本護衛船到達長崎。其間，他與負責護送的日本儒者野田笛浦有筆談著作《得泰船筆語》存世。2 而朱氏的《采花集》序作于文政七年，可知“得泰號”事件發生前，朱柳橋就多次赴長崎，與江蕓閣共同活躍于日本江戶詩壇。野村篁園之所以能結識江、朱二人，很可能是由于當時任長崎奉行、雅好文學的高橋重賢。高橋因職務之故熟識活躍于長崎的清朝商客，而高橋又常與篁園等人有文學雅集，故介紹三人相識。3

朱柳橋的序對《采花集》同樣給予高度評價，稱：“夫吟詠一道，作固不易，而集古為尤難，蓋非讀破萬卷、棄粕取精、兼收眾長、再加以剪裁者不能。茲靜宜先生以集唐一冊寄示，性耽翰墨，吏隱成名，志在詩書，文壇著望，以繡虎雕龍之手為裁云鏤月之篇。集腋成裘，聲同金石，釀花作蜜，字吐珠璣。羅卷軸于胸中，詞源三峽；運化工于腕底，筆挽千鈞。仆漫誦陽春，未免窺管之誚；謬加月旦，良深附驥之私。是為序?！? 由序可知，篁園手訂《采花集》后主動寄予朱柳橋，想必希望能得到中國文化人的評價和揄揚。序中朱柳橋用“集腋成裘”和“釀花作蜜”兩個譬喻贊揚篁園的集句之工，在卷末他又作跋文道“歷觀全冊無一句不妙，洵集古老手”。5

如果說在序跋中，朱柳橋尚“理性”地審視《采花集》作為集句詩的特征，那么在正文中，他則多以沉浸式的閱讀感受加以評點，儼然視之為篁園自己的詩歌創作而非集唐人之句。這種評點語氣無疑是對篁園集唐融化無跡的最高贊賞。如他評《閑居遣懷》第三首曰“非親身閱歷之人不能道”，第六首曰“俗人不解閑居之趣，世上甚多”，以及評《題主人園》第四首曰“如此妙境，不啻仙人”，渾忘詩中所采諸語，皆是唐人所為。又如，他評集句組詩《詠懷十五首》曰“句句入妙，是覘先生之不為俗累，非流俗食祿輩可仰望也”，在此，他作為評點者擱置了“集句詩”的創作語境，而在某種意義上承認了集句是篁園表達自我心境、意趣的創作，在批評話語上對篁園集唐“如出己手”的水準給了認可。

與朱柳橋“入乎其中”的評點姿態不同，江蕓閣的評點則始終保持理性審視。如他在《春日送別三首》的眉批處寫到“批蓁采蘭，集腋成裘，如手親裁，似魚戲游，風人之旨，靈太清幽”，6 又將讀者拉回“集句”的品評語境之下。他與朱柳橋的評點形成饒有對比趣味的“副文本”，共同彰顯了《采花集》的集唐之妙。

《采花集》卷末還有日本江戶著名詩人友野霞舟文政二年（1819）的跋，距篁園手訂《采花集》的時間非常接近。友野霞舟（1792—1849），名王奐字子玉，號霞舟、昆岡、錦天山房，是日本江戶后期“折中派”的代表人物，曾在昌平黌隨野村篁園學習，《篁園全集》中多載二人交游、唱和之作。霞舟也有唐詩集句集，名為《昆岡集唐》（有27首五律），和《篁園集唐》一起被附于古賀侗庵的《銷魂集》之后，可見彼時三人多有集唐詩的切磋交流。

霞舟的跋文云：“集句之難，非對偶精密之難，而章法融化之難，譬如蜂之釀蜜也?！羌刹乃奶贫鴶X其精英，氣脈貫通如出諸其口，自然奇巧妙亦在融化矣。先生嘗題予集句云：天衣無針線之痕。如予豈敢，今移評是集，洵稱允當?！? 在此，霞舟再次指出了江蕓閣強調的集句之難：對偶只是集句詩最基本的要求，更高的要求是將各家的詩重新融化于心，隨己意裁剪，既合乎章法，又要天衣無縫、如出己口。這一點在《采花集》中體現得淋漓盡致，以致篁園弟子在編集時，就把其中一首集唐詩當作篁園自己的詩羼入本集。如《篁園全集》卷十一中有《游僧院》兩首，1 實際分別來自《采花集》中《游僧院八首》的第一首和第三首，2 只是個別聯句做了置換。這既可印證篁園集唐時經歷了反復推敲、鍛煉的過程，故同一首集句先后呈現不同面貌，也可以印證其集唐詩的融化無跡，乃至與本人詩歌風格渾然一體。

三、《采花集》集唐詩的分布特征與中晚唐傾向

如前所述，《采花集》集唐詩共成五律137首，合1096句。那么這1096句詩，分別采自哪些唐代詩人？其初、盛、中、晚“四唐”分布有何特點，反映出野村篁園唐詩閱讀和接受的何種傾向？這些問題，都需我們對《采花集》中的唐詩進行量化分析。而篁園在每首詩末依次列出了八句詩的歸屬詩人，經筆者校對，其中的詩句與《全唐詩》多有異文，在作者歸屬上也偶有訛誤，故本文將依據校正后的作者歸屬進行統計。

《采花集》的1096句唐詩中，有2句引詩不詳，查無出處，分別是題陳雷的“追游更見招”和題晚唐李山甫的“自愛幽居僻”，姑且不計入統計內。此外，還有6句實為宋詩羼入，包括北宋詩人王周的詩5句、趙湘的詩1句。王周為宋真宗、仁宗朝人，《全唐詩》《箋注唐賢三體詩法》均誤收其為唐人。趙湘是北宋淳化三年（992）進士，乃北宋名臣趙抃之祖，《全唐詩》誤收，后沿其訛。陳尚君對此已有考證，此處不贅。3 因此，《采花集》實際集唐詩共1088句。通過分析這些詩句的分布特征，可以發現，《采花集》涉及的詩人、作品非常廣泛，且體現出明顯的中晚唐傾向。

具體來說，首先，從所集“四唐”詩分布來看，《采花集》所集中晚唐五言詩占絕對優勢，其中又以晚唐五代之句為多。在1088句詩中，初唐81句，盛唐178句，中唐359句，晚唐五代470句。其中，中晚唐、五代合計829句，占《采花集》集唐詩總句數的76%，中晚唐傾向可見一斑。與此相對應，所集“四唐”詩人中，初唐31位，盛唐37位，中唐72位，晚唐五代82位，《采花集》所采源的也屬中晚唐、五代最多，合計占《采花集》“四唐”詩人的七成還多，各自也都超過了初唐、盛唐的總和。

進一步看，《采花集》所采源的初唐詩人中最多的是宋之問，僅有9句，其次是陳子昂、駱賓王、李嶠各7句，其余初唐詩人則都在6句以下。盛唐詩人中，采源數量最多的是杜甫，達39句，遠超其他詩人；其次是王維，19句。此外，采源數量較多的盛唐詩人還有孟浩然（18句）、岑參（15句）、李白（15句），其余則都在10句以下。而這一分布態勢在中唐以后的詩人中明顯不同（參見表1）。

由表1可知，《采花集》在中唐詩人里采源15句以上者就有7人；晚唐、五代詩人中，14句以上的亦達7人之多，并且涵蓋的詩人范圍更加廣泛，人均采集數量達到每人近6句。這些詩人中，白居易詩入集數量47句，為“四唐”之最，而與白居易同時的其他元和詩人入集詩句并不多，如柳宗元7句、元稹6句、韓愈5句、劉禹錫3句等。大歷詩人群，如盧綸、錢起、戴叔倫、劉長卿等，成為《采花集》中唐一段集唐詩的主要來源，他們長于律詩創作，且詩風流麗。同樣，晚唐、五代入選詩人中，也以長于律詩創作的詩人為主，如姚合、許渾、李中、馬戴、劉得仁等，他們的詩以對仗工整、詩律精研著稱。

《采花集》傾向于采摭中晚唐詩這一現象，一方面與唐詩本身的時代分布態勢有關。中晚唐詩數量本就倍于初唐、盛唐詩，采源分布與此相合自不成疑。另一方面實際也是五律集句詩的性質使然。集句者要從卷帙浩繁的詩歌海洋中挑選出屬于同一韻部、符合五律平仄和粘對規則，且可構成意脈連貫的對仗聯句的詩，并非輕松的“游戲”活動。即使可以類書或韻書等為輔助，也極其考驗集句者的記誦、積累之功，以及對唐詩的熟稔程度。如此，在詩律、對仗上下功夫更多的中晚唐詩自然成為最佳的詩歌“數據庫”。盛唐詩人中杜甫的詩句采集最多，自然也與杜詩律法精研有關。

不過，以上尚不能完全解釋《采花集》的詩源特征，因為其中也有不少集句來自五言古詩或古絕。篁園從中挑選出符合平仄規則的詩句，也將它們納入了其集唐創作的視野。這一點，通過對《采花集》所集唐句的原屬詩體統計可以見出（表2）。

從表2中可見，五律、五排詩體的所集數量占了絕對優勢。但是，細看篁園所集詩源，實已囊括了唐代五言古、近體的所有體式，包括長篇排律、聯句和不講究平仄格律的五古。這意味著，篁園不僅要對唐詩翻檢勤勉、記誦精詳，還要細心考量其平仄協律、安排布置，以做到章法融化、如出己手。

此外，還有兩個特征值得注意：其一，這1088句唐詩無一句重復使用，就連其原歸屬的篇目被重復采集者也很少。經統計，《采花集》1088個集句背后涉及的1088首唐詩中，重復采集的共94篇，僅占8.6%；且只有盛唐徐晶的《同蔡孚五亭詠》（五律）、晚唐羅隱的《南園題》（五排）、五代韋莊的《贈武處士》（五律）這三首被重復采集3次，其余91篇皆重復采集2次而已。這樣小的重復比例，我們完全可將之解釋為野村篁園在有意遵循“句無重出”“人無疊見”的集唐原則，盡可能多地囊括唐詩作品，擴大集唐范圍。其二，這些集句并非都出自有名詩人，不少名氣不大、留存作品極少的詩人也被采入。如表2所列唯一的“存句”來自作為開成二年（837）狀元的晚唐詩人李肱，其留存作品不多，《全唐詩》僅存其詩《省試霓裳羽衣曲》1首和存句1聯，1 《采花集》所集即其存句“水光先見月，露氣早知秋”的前半句。又如，晚唐詩人朱可名，為唐武宗會昌年間進士，張為的《詩人主客圖》曾標舉其詩為“廣大教化主”及門者?！恫苫贰巴綊佱炘麓奔灾炜擅稇e日寄兄弟》一詩，而這也是其在《全唐詩》中留存的唯一作品。2 類似的詩人情況還有多例，這說明篁園苦思而成的《采花集》并非簡單的游戲之作，廣集博取當是其刻意為之。一方面，他要極力囊括“四唐”詩歌、五言諸體，借此擴大唐詩影響，以致存詩寥寥的唐詩小家也得到關注；另一方面，《采花集》的采源傾向也在客觀上突出了中晚唐近體詩歌的優勢，對此前日本詩壇盛行的“詩必盛唐”說未必不是一種反撥和糾偏。

故而，要全面理解《采花集》集唐詩的意圖，需將篁園本人的詩歌主張與當時日本江戶詩壇的詩歌風氣關聯考察。在中國詩學語境中，集句詩被認為與“唐宋詩之爭”有非常密切的關系，3 此視角也可用來觀照日本詩壇。一般以為，唐詩在日本江戶詩壇的接受高潮出現于元祿（1688—1703）、享保（1716—1735）之際。以荻生徂徠為首的古文辭派受“格調說”影響鼓吹盛唐詩歌，認為“古詩以漢魏為至，至近體以開元為至”，1 “古來有一種風雅之情，初盛唐為優，而晚唐及宋等差矣”。2 這一詩學思潮無疑確立了盛唐詩在日本的尊崇地位，但也逐漸造成詩壇剽竊模擬、故作大聲壯語的流弊。故寬政（1789—1800）以降，以山本北山、市河寬齋為首的日本詩人學者開始對其加以反思和批判，轉而倡導學習宋詩，尤推重以清新自然著稱的“宋四家”，唐詩則陷入相對的接受低潮。野村篁園《采花集》成書前后，正值文化、文政（1818—1829）時期，風靡詩壇的“宋調”帶來的弊端已逐漸顯現，“宋詩之風漸盛，新奇可喜，其弊近俗”，3漢詩創作又陷入淺薄、鄙俗、奇僻的境地。故重新揄揚唐詩，進而折中衷各派，成為勢在必行之事。

野村篁園對“宋調”帶來的弊端有清醒認知，其文化六年（1809）所作《晚翠堂吟稿序》云：“一世之詩根于三唐，雖品制各異，臭味略同，是所謂百卉豐縟之日也?！赵娊虊臓€，畫陸塑楊，纖佻蹇澀，竟以成風，譬猶秦箏羌管，迭奏新聲，雖取媚于俗耳，不足以格鬼神矣，是所謂千林黃落之日也?！? 這段話表明，其一，篁園推崇唐詩，認為唐詩是后世詩學發展的根源，直指當下一味效仿宋詩、“纖佻蹇澀”的末流，欲以唐詩糾正時風。其二，篁園認為初、盛、中、晚“四唐”之詩共同構成唐詩的多彩面貌，不應刻意褒貶，這實際是針對日本詩壇長期以來刻意割裂“四唐”、貶抑中晚唐詩的觀念進行反撥。

從日本江戶詩壇的風氣變遷來看，不管是元祿、享保以來盛行的“唐詩派”，還是寬政以來風靡一時的“宋詩派”，他們論詩往往以大歷為界刻意割裂“四唐”，或認為中晚唐詩“工者愈下”，晚唐詩格卑調衰，或雖肯定中晚唐之變，但仍認為不及宋詩開拓廣大。這種門戶之見成為各派互相詆訶的根源，拘限了人們對唐詩的學習和觀照視野。野村篁園對此均不贊同，他與友野霞舟都屬以學唐詩為主的“折中派”陣營，認為不同階段的唐詩雖韻調、品制各異，但皆如“百卉豐縟”，值得仿習與重視。篁園在《采花集》中雜取唐詩諸家，并以才思把人為劃分的“四唐”界限融化無跡，不知孰為初盛、孰為中晚唐，其考量或正在此。故友野霞舟的跋文強調《采花集》乃“采材四唐而擷其精英”，古賀侗庵評《篁園集唐》曰“森嚴整密，取法于李唐；鴻博富麗，萃材于四庫，辭意兼美，華實相稱”，5 這些評論實與篁園推崇唐詩、欲除詩壇纖佻蹇澀之弊的詩歌主張相一致。

后人在評價篁園詩歌時，也往往將他與當時的“宋詩派”劃開界限，強調其“取范于唐賢”。內田遠湖（1854—1944）《跋野村篁園詩幅》曰：“篁園長詩賦……以身列儒職，不漫與江湖詩人往來，故知之者甚罕?！湓姟队瘟旨谰苿e墅》，所作五言排律四十韻，結構嚴整，用典的切，亦足以窺其學殖焉?！櫘敃r詩人，有寬齋、如亭、詩佛、五山，各自占壇坫，世稱曰‘今四家’，以比宋蘇、陸、范、楊，然就四家集中求一篇與斯詩相匹者，不可得也?！? 在他的跋文之后，石川文莊又對篁園的詩風做了進一步重申：“篁園取范于唐賢，其所作結構嚴整，用典的切，而與當時詩人異撰者，亦有以也夫?！? 內田遠湖所謂“江湖詩人”即指以市河寬齋等人為代表的“江湖詩社”，他們推重“宋調”，倡導清新性靈之詩，與篁園取法唐詩的“結構嚴整、用典的切”是不同的，故篁園與“宋詩派”往來不多。了解這些后，再來看《采花集》的編纂，野村篁園通過“集唐”來突出唐詩之廣博以及中晚唐詩之工巧嚴整，當在情理之中了。至于唐詩集句對于發揚唐詩的效果，或可從篁園好友古賀侗庵對自己《銷魂集》的評價窺見一二?！朵N魂集》是以“送別”為主題的唐人七絕集句，侗庵因念“河梁祖道之情，仳離契闊之感，唐賢之詩盡之矣，未以尚焉，因試集唐詩之句”，以塞友人之請。而友人讀后曰：“某讀斯集，蓋不覺涕泣之泛瀾橫集也，徐而察之，為句之工而泣者十九，為集之工而泣者十一，果哉能令人泣者，唐詩之工，而非子集之之工也?！? 可見，侗庵的《銷魂集》之所以能感染人情，非徒集句之功，從根本上說源于唐詩之工，讀者必以此為媒介追慕、懷想唐詩。如此，聯想《柳橋詩話》對《采花集》“讀者朵頤，當是恨一臠之吝”的評價，篁園集唐亦當有如是之功。

四、《采花集》與日本江戶后期詩壇的學詩示范

除了《采花集》，《篁園全集》中還有數首集唐詩，如卷一的《秋日游瀧川集唐句》所集為唐人仄韻五古，卷十四的《詠懷集唐句》是七律，卷十五的《梅花集句》是23首七絕，其采源范圍涉及唐宋元明各階段。但無疑，《采花集》是篁園規模更大、體式也一以貫之的唐詩集句集。要準確定位其詩學意義，一方面，要從中日詩學交流的角度統合觀照，形成“東亞文化圈”的互動視野；另一方面，還要結合日本江戶詩壇自身的文學語境，揭示其對于漢詩創作實踐的示范指導意義。

從中日詩學交流來看，集句詩在中國本土由來已久，尤其至明清出現了大量集句文獻，既有集唐、集宋者，也有集杜、集陶等專采一人之詩者，還有專集艷體、梅花等特定主題者。1 這種集句風潮隨著人員、書籍的流動也影響到日本詩壇。篁園集唐最初的“鼓動者”古賀侗庵，在《銷魂集序》中就提到明清集句詩集在日本的接受閱讀：“若夏宏《聯錦詩集》、戴天錫《群珠摘粹》、陳圳《宮閨組韻》、童琥《竹窗梅花集句》，此其尤章章較著者也。至清黃之雋《香屑集》前后四年而得九百有余首，集句之極盛矣。予觀以上諸集，其剪裁之巧，縫合之妙，真類非人力所及者！”2 這在某種程度上促發了侗庵等人仿習的熱情。日本江戶前期詩人們對集句尚偶一為之，至后期則出現了諸如《銷魂集》《采花集》《昆岡集唐》等專門的唐詩集句集，不得不說與此有關。侗庵的集唐七絕甚至達到了200余首規模，雖與清人黃之雋集唐多達900余首的《香屑集》不能比，但在日本詩壇已是不小的體量。明治年間的久保天隨（1875—1934）言“吾邦詩家為集句者古來寥寥，豈非藝苑一闕典耶”，3 侗庵、篁園等人的集句集在日本詩壇的獨特地位可見一斑。

除了仿習，篁園等人在集句創作上還帶有對明清集句挑戰和創新的意味。篁園集唐之所以涵蓋游覽、送別等諸多日常主題，古賀侗庵之所以致力于七絕集句，與此不無關聯。侗庵在《銷魂集序》中明確說：“（前舉明清諸集）所恨者有七律而無七絕，即有焉，迥乎不及，蓋斗巧競長專在七律，而七絕惟余力為之故也。乃其所矻矻刻意者，又惟在閨情之作，警句絕調獨于是乎見之，而他題殊寥寥，豈非一大缺陷哉！……古人于送別、出塞、懷古、思鄉尤多名世之作，而今區區于玉臺、香奩之體，亦獨何歟？”4 這一來道出了七絕一體在明清集句詩中成就不高，二來指出其集句主題過于狹窄，局限于玉臺、香奩等艷體題材，故當光大其詩體、擴展其主題。篁園《采花集》確實是以組詩形式呈現不同題材，19組集句詩涉及抒懷、遣興、游覽、送別、贈答、題畫等，突破了如《宮閨組韻》《香屑集》等艷體集句的主題范疇。侗庵對《篁園集唐》的拓展之功評價道：“古來集句家，其所長在閨情之作，而他作迥不及，題畫、詠懷等詩尤未見其工者。今也于古人所最難者而巧妙乃爾，亦可以見其學富才優，無施不可矣?！? 從這個角度說，集句集在日本江戶詩壇的流行也是與中國明清詩壇互動的結果。

從日本本土的文學語境看，《采花集》亦有根植于日本江戶詩壇漢詩創作實踐的示范意義。黃庭堅曾稱集句詩為“百家衣體”，“其法貴拙速，而不貴巧遲……疲費精力，積日月而后成，不足貴也”，6 可知集句詩博采眾家，講究速成，頗考驗集句者的學殖、才力，這也意味著集句當有技巧、法度可循。清人郎廷極就曾作《集唐要法》總結集句詩法。

由于集句詩多采前人佳作入詩，對學習者兼具開示軌范的作用。如據《篁園全集·凡例》，野村篁園與門下弟子曾組成“漱芳詩社”，“詩社每月一會，一年十二會，其題目詠史、詠物無所不見，先生教門弟子可謂周悉矣”。7 由此可知，每月一次的詩社集會是篁園教示弟子磨煉詩藝、提煉詩法的重要時機。而這些月旦詩作被收入《篁園全集》第十三至十五卷，其中卷十四《詠懷集唐句》、卷十五《梅花集句》皆是集句之題。與書中其他詠史、詠物主題相似，這些詩體皆需對修辭、狀物、偶對等技巧加以熟練掌握?！恫苫纷鳛轶驁@專門的唐詩集句集，對門下弟子也當有如何取法唐詩、研磨詩藝的示范作用。

具體來說，集句詩需考量用韻、平仄、對仗和章法諸方面的技巧。其中，用韻和平仄有定篇之用，韻部一旦選定，擇句方有準的，之后便要再考慮八句詩的平仄相諧、粘對合律，這是律詩入門最基本的修習課程。相較而言，對仗是較高的要求，在符合平仄、韻部之外，還要字義相襯、句法結構相對。對此，即使有類書輔助，要做到自然博洽仍不容易。檢視《采花集》各詩中間對仗的兩聯，并將其與原屬唐詩比較，會發現其中蘊含著諸多對仗技巧。集句一般只采原詩對仗聯的半句，而其未出現的另外半句則是一種隱藏的“互文”文本，可為下一集句的選擇提供線索。這種互文有多種形式，篁園較常用的有三種：一是字義相對法。如“有地唯栽竹，無村不是花”兩句分別來自張籍和張蠙的詩。張籍原詩為“有地唯栽竹，無池亦養鵝”（《和左司元郎中秋居》其二），“有”和“無”就是明顯的集句指示，篁園將后半句直接置換為張蠙詩便成為捷徑。二是相同或相似字詞的聯想法。如“山臨青塞斷，崖夾白云濃”兩句分別集自王維和張喬。王維原詩為“山臨青塞斷，江向白云平”（《送嚴秀才還蜀》），張喬詩為“樹黏青靄合，崖夾白云濃”（《華山》），上下句的“青塞”（“青靄”）對“白云”，成為對仗黏合的關鍵。三是句法結構提示法。如“宿鳥排花動，孤猿抱葉吟”一聯分別集自馬戴和戴叔倫的詩，對仗極為工穩，完全看不出集句痕跡，其中法門便在于篁園準確把握了兩句詩的句法結構，都是以“名詞+動詞+名詞+動詞”的形式。對比馬戴原詩“宿鳥排花動，樵童澆竹回”和戴叔倫原詩“眾鳥趨林健，孤蟬抱葉吟”，其結構串聯方法就更加明顯了?？傊?，這些方法可多變、合用，不僅鍛煉了集句技巧，學詩者也可從中體會、琢磨律詩的用字、句法、辭藻等豐富法門。

章法，則當是集句詩中最難的部分，正如友野霞周所說“集句之難，非對偶精密之難，而章法融化之難”。它不僅關涉技術層面的起承轉合、流暢自然，還要在語境移植之后碰撞出新的詩學反應，營造出自然有味的詩歌意境。比如《采花集》中的《秋日送別三首》第三首：“離言殊未盡，竹樹已迎曛。有淚人還泣，無情水亦分。浮云空冉冉，落葉又紛紛。別后同明月，山窗定憶君?！? 詩題為“秋日送別”，這八句的原出處也都與懷人、送別有關，移植前后的語境相似，但融合為一首詩仍頗有難度。篁園的這首詩章法完整，畫面感極強。其開首便貼合“送別”主題，“殊”與“已”相對，表現抒情者與友人依依話別，未察覺離別時刻已經來臨。頷聯是臨水分別時刻，有情之人對無情之水，自然的亙古恒常與人生的契闊無奈充溢而出。頸聯是別后景象，浮云和落葉的緩慢飄動如人落寞的情緒，伴隨時間的流動靜謐無聲。尾聯是對未來的希冀，彼此將共望明月，寄托相思。如此讀來，絲毫無集句的生硬縫綴之感，而別富一種韻味。朱柳橋就非常欣賞“有淚人還泣，無情水亦分”一聯，其眉批點評道：“人生離別，最不能忘情，此一聯，不特具‘別’字入神，對更工致?！? “工致”又不失“入神”，當是對篁園集唐境界的最高評價了。也正是因為篁園對章法的融化自如、如出己手，才導致其弟子會混淆他的集句詩與他本人的創作。

除了基本技巧法度的示范，《采花集》集句主題的多元化、日?；彩菍θ毡窘瓚艉笃谠妷煌瓿獎撟髡Z境的回應。野村篁園所處的江戶詩壇詩社林立，松下忠曾對江戶后期的詩社做過梳理，寬政、文化和文政年間設立了眾多詩歌吟社，江戶、大阪、京都、九州等各地都有分布。3 在這種語境中，創作漢詩不僅是言志抒情的表達方式，更是一種社會交往的必備技巧，甚至是當時文人交游的一種身份認同的象征。翻檢《篁園全集》，篁園往來唱酬的社交類詩作占絕大比例，分韻、得韻、次韻、和韻、用韻、限韻、聯句等形式無不盡有，這從側面反映出篁園所處的江戶后期漢詩創作生態中，純粹的獨吟詩不是主流，詩社、學社內“刻燭擊缽、唱酬斗工” 4 的文學酬唱才是常態。而上文所舉野村篁園《采花集》涵蓋的多元主題，幾乎囊括了當時日本漢詩壇唱酬往來的各種社交題材。這些集句不僅可以教示弟子迅速習得作詩技巧，還可作為一種社交方式應對送往迎來的需求。相對于詩格、詩法類著作，其可更直接地示范如何在日常應用場景中仿效唐詩，具有實踐指導意義。古賀侗庵就因感慨送別場合太多，友人往往“臨行皆索予詩以為贈，予枯腸無物，既不能一一結撰，以塞其請”，1 故集唐人七絕以贈。這樣，既可應對交往場合，又能彰顯才情學問，不失為一種創作選擇。

為應對這種日?；髟娦枨?、加強漢詩教育，篁園還專門搜羅群籍，前后歷20余年為李嶠的詠物詩作箋注，看重的就是《李嶠百詠》所具有的詩學示范性質。葛曉音曾指出，《李嶠百詠》在日本平安時期就作為幼學啟蒙書流行，是“唐初以來探究對偶聲律之風的產物，是一部以詩體撰寫的‘作詩入門’的類書，它采用大型組詩的形式，將唐初以來人們最關心的詠物、用典、詞匯、對偶等常用技巧融為一體，以基本定型的五律表現出來，給初學者提供了便于效仿的創作范式”。2 野村篁園對《李嶠百詠》自幼熟讀，認為“其命題也博，其取材也贍，可抵一部類書矣……童子見而喜之，請謄寫以藏于家”，3由此也可以看出篁園對學詩門徑、法度的重視。而這部箋注成書于文化十三年（1816），與《篁園集唐》的陸續創作時間正相重合，距離《采花集》的“定本”也僅有三年，那么，篁園通過集句詩的形式鍛煉章法、律句教示門生，不失為一種合理論斷。

五、結語

綜上可見，野村篁園《采花集》的集唐詩，不僅僅是爭奇斗巧的游戲之作，也寄托了篁園本人取法唐詩、反撥宋調的詩學主張，以及其教示弟子作詩方法、提煉創作范式的意圖?！恫苫反砹巳毡窘瓚艉笃谔圃婇喿x和接受的一種重要形式，不僅僅是其序跋、評點承載了中日詩學交流互動的歷史圖景，其誕生本身也是中國明清詩壇與日本江戶詩壇相互碰撞的結果，為我們呈現了唐詩在日本跨語言、跨文化的接受語境中所派生的更“接地氣”、更具實踐指導意義的接受方式，因此是域外唐詩學研究中不容忽視的一個方面。

The Collection of Tang Poetry in Late Edo Period and

Its Poetic Model Significance

— A Case Study of Nomura Kouen’s Collection of Picking Flowers

LIU Xiao

Abstract： The Jiju poem is a long-established form of Chinese poetry， which has spread to Japan along with the exchange of literatur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n late Edo period， Nomura Kouen’s collection of Tang poetry Collection of Picking Flowers， represented a boom in the creation of Tang poems at that time. Collection of Picking Flowers is not a simple game of work， but the intention of making an agglomeration of “Si-Tang”， the process of its completion of the “first draft” and “final version” reflects the traces of Nomura Kouen’s repeated revision and improvement. Collection of Picking Flowers entrusts Nomura Kouen’s poetic ideas of taking the style of Tang poetry and counteracting Song tune， as well as his intention to teach his disciples the method of poetry composition and refine the creative paradigm. Not only its preface， postscript and commentary carry the historical picture of Sino-Japanese poetic interaction， but the birth of Collection of Picking Flowers itself is also the result of the collision between the poetic circles of the Ming， Qing Dynasties and the Edo period. It shows a unique acceptance appearance when Tang poetry was spread to Japan in a cross-language and cultural contexts.

Key words： poetic circles in the Edo period; Jiju poem; Nomura Kouen; Collection of Picking Flowers; poetic model

（責任編輯：陳? ?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