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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省公共文化設施空間結構及驅動因素
——從數量統計到效能評價

2023-12-19 09:49謝秋逸常直楊
關鍵詞:影劇院文化館美術館

謝秋逸,常直楊

(1.浙江理工大學外國語學院,浙江 杭州 310018)(2.南京曉莊學院旅游與社會管理學院,江蘇 南京 211171)

公共文化服務是面向大眾的公益性的文化服務,是實現人民群眾基本文化權益的主要途徑. 公共文化設施作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文化機構開展文化服務的重要陣地和場所[1]. 近年來隨著我國公共文化服務的快速發展,公共文化設施的狀況得到改善,但空間結構不合理、區域發展不平衡、服務功能不全面、高水平文化設施欠缺等問題仍有待解決.

公共文化設施是城市地理學、區域地理學等學科研究的熱點內容. 國外相關研究集中在公共文化設施建設的影響因素、公共文化設施對城市的功能影響等[2-5],國內相關研究集中在公共文化設施的空間布局和集聚、具體案例地的文化設施發展策略等[6-12]. 近年來,在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思想的指引下,涌現出基于社會公平視角的文化設施規劃布局研究[13-15]. 總體而言,學界已充分認識到公共文化設施發展存在一定的結構性問題,并已從空間視角對文化設施開展研究,但仍存在研究與地理學結合不緊密、視角單一、對象有限、類型籠統等問題.

針對上述不足,本文借助中心性理論構建了江蘇省公共文化設施效能評價體系,運用標準差橢圓、核密度分析、反距離權重插值等地理空間方法,從數量統計和效能評價兩個視角綜合探究江蘇省文化館、博物館、美術館、圖書館、影劇院等5類公共文化設施的空間結構,并運用地理探測器對其機理進行驅動分析,探討江蘇省公共文化設施發展矛盾,為其均等化發展提出建議. 本文不僅為公共文化設施的空間均衡研究提供地理學思維,也為公共文化設施的均衡化布局提供實踐指導.

1 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1.1 研究區概況

江蘇省位于長江三角洲地區,擁有吳文化、金陵文化等地方特色文化,文化事業、文化產業整體實力較強,綜合競爭力居全國前列. 2022年《江蘇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江蘇省全省共有文化館、群眾藝術館116個,公共圖書館122個,博物館366個,并廣泛建立了文化館圖書館總分館制,實現基層綜合性文化服務中心全覆蓋,在公共文化服務方面形成了鮮明的江蘇特色.

1.2 相關概念界定

1.2.1 公共文化

公共文化是指由政府主導、社會參與形成的普及文化知識、傳播先進文化、提供精神食糧,滿足人民群眾文化需求,保障人民群眾基本文化權益的各種公益性文化機構和服務的總和. 公共文化能培養人們的群體意識、公共觀念及文化價值[16].

1.2.2 公共文化設施

從公共文化設施的功能來看,本文將其定義為:由政府部門出資修建,免費為群眾提供的文化學習平臺. 按照定義,公共文化設施包括圖書館、博物館、文化館(站)、美術館、科技館、紀念館、體育場館等在內的多種場所. 結合上述定義,根據數據代表性與典型性原則,并參考相關文獻,本文選取文化館、博物館、美術館、圖書館、影劇院作為研究對象[6].

1.3 數據來源

依據江蘇省2019年公共文化場館設施名錄,選取當年有經營活動的文化館115家、博物館329家、圖書館116家、美術館88家、影劇院174家,利用百度坐標拾取系統爬取其經緯度坐標數據,并整理公共文化設施的經營數據(數據來源于江蘇省文化和旅游廳).

1.4 研究方法

1.4.1 標準差橢圓

標準差橢圓又稱方向分布工具,可用于識別要素的空間分布特征,它在點模式中能考察點的疏密、方位、數量和大小. 本文運用標準差橢圓分析文化設施點的分布和權重,刻畫空間數量和效能的差異. 其公式為[17]:

式中,s為置信度的值,δx和δy分別為橢圓在X軸和Y軸的標準差.

1.4.2 核密度分析

核密度分析是一種點密度估計方法,可用于分析空間點的分布模式和分布密度.核密度值隨中心輻射距離的增大逐漸減小,本文核密度值反映公共文化設施的單位空間數量.其公式為[18]:

式中,f(s)為空間位置s處的核密度計算函數,h為距離衰減閾值,k(·)為核函數,s-ci為估計點s到樣本點ci的距離.

1.4.3 反距離權重插值

反距離權重插值是以內插點與樣本之間的距離作為權重參數的內插方法,以地理學第一定律作為假設,比克里金插值法更適用于反映公共文化設施在單位空間的效能.其步驟如下[19]:

(1)利用距離函數求出離散點與插值點的距離,通常采用歐氏距離作為距離函數公式:

式中,(x,y)為插值點坐標,(xi,yi)為離散點坐標.

(2)在冪參數確定的情況下,利用權重函數計算各離散點的權重:

式中,p為冪參數,n為離散點個數.

(3)計算插值點的插值:

1.4.4 雙變量空間自相關

雙變量空間自相關能夠描述2個地理要素的空間關聯和依賴特征[20],本文主要運用該方法分析各類文化設施數量和效能的空間相關性,從而反映文化設施數量和效能的空間集聚差異特征.其表達式為[21]:

式中,Zi和Zj是單位面積江蘇省公共文化設施數量和效能觀測值的方差標準化值,Wij為空間權重,Ii表示區域i的自變量與區域j的因變量之間的關聯性.

1.4.5 地理探測器

地理探測器是由王勁峰提出的用于探究空間分異性驅動力的統計學方法,其核心思想是基于這樣的假設:如果某個自變量對某個因變量有重要影響,那么自變量和因變量的空間分布應該具有相似性[22].本文用該方法探測公共文化設施數量和效能與地理要素的相關性,其模型如下[23]:

1.5 公共文化設施效能評價指標構建

效能即工作成果的效率、效果、效益[24],本文將效能定義為公共文化設施起到的實際作用和影響力. 公共文化設施作為文化活動的載體,其發展效能不僅能為場所本身帶來流量效應,更作為一種地方文化標志彰顯地方文化自信[25]. 中心性是城市地理學中的重要概念,是衡量城市中心地位高低的重要指標[26-28],本文將城市中心性概念遷移,計算公共文化設施中心性以反映其效能.

2012年《全國地市級公共文化設施建設規劃》(以下簡稱《規劃》)規定了公共圖書館、文化館、博物館建設的具體要求,包括:硬件設施如用房面積、功能空間面積、專業設備數量等;投資標準如地方投入、中央補助等;政策措施如考核機制、服務效能評估、人才隊伍建設等;預期成效如開展文化活動、展覽講座等. 對照《規劃》要求,參考文化場館效益評價、文化產業競爭力評價和國家A級景區評定標準,結合城市中心性指標、城市文化和旅游中心性相關研究[29-32],基于科學性、相對獨立性、可比性和可獲得性等基本原則,運用綜合指標法,構建了文化館、博物館、圖書館、美術館和影劇院效能評價指標體系(表1).

表1 公共文化設施效能評價指標體系

2 江蘇省公共文化設施空間特征

2.1 基于數量統計的空間特征分析

2.1.1 基于數量統計的標準差橢圓

江蘇省公共文化設施數量在空間上呈“西北—東南”集中趨向,有約45°的傾向性(圖1),中軸線大致位于“徐州—蘇州”一線. 不同類型的公共文化設施的數量存在較大差異,美術館、文化館數量相對均衡,傾向性較小;圖書館、博物館、影劇院在西南方向數量較多,在蘇北及沿海地區數量較少,分布中心向蘇南地區偏移.

圖1 公共文化設施數量的空間分布

2.1.2 基于數量統計的核密度分析

運用Arcgis10.2對江蘇省文化館、博物館、美術館、圖書館和影劇院的數量作核密度分析(圖2). 公共文化設施呈現“南多北少”的趨勢,且表現出“核心—邊緣”結構,即在城市核心數量較多、在城市邊緣數量較少. 文化館、圖書館在南京、蘇州、無錫市區形成了大規模集聚區,在蘇北城市中心和蘇南的區、縣中心等形成小規模集聚區;博物館在蘇州、無錫市區形成大規模集聚區,在太湖沿岸形成集聚圈;美術館分布較為松散;影劇院分布較廣泛、均衡.

圖2 公共文化設施數量的核密度分析

2.2 基于效能評價的空間特征分析

2.2.1 基于效能評價的標準差橢圓

依據表1構建的公共文化設施效能評價指標體系,運用SPSS 22軟件的主成分分析法分別計算文化館、博物館、美術館、圖書館、影劇院效能數值. 在Arcgis10.2中導入各效能數值,計算其標準差橢圓. 江蘇省公共文化設施的效能呈現空間分異(圖3),總體呈現向西南角集中的趨向. 其中,文化館效能的標準差橢圓偏移較小,說明文化館在各地區效能均質化;影劇院、博物館、圖書館、美術館效能均呈現“西北—東南”傾向性,且傾向程度逐一增加,說明這4種公共文化設施均存在效能分配不均、效能分配地方性的現象,尤其呈現向經濟發達地區、向省會(南京)的傾向性.

圖3 公共文化設施效能的空間分布

2.2.2 基于效能評價的反距離權重插值分析

運用Arcgis10.2對江蘇省文化館、博物館、圖書館、美術館和影劇院的效能進行反距離權重插值分析(圖4). 借鑒相關研究,選取冪值為2作為半徑[33]. 江蘇省公共文化設施的效能呈現以多點為核心的擴散現象,說明文化設施的作用“以點帶面”形成輻射影響力. 文化館在“徐州—南京”及“鹽城—南通”沿線效能較高,而在連云港、淮安、常州效能較低;博物館在各地區的效能較平均,在南京、鹽城形成的高效能區對周邊形成范圍較大的輻射;圖書館在徐州、南京、蘇州、無錫等多地出現高效能點,并在蘇南形成高效能區;美術館在南京、徐州、無錫效能較高,而在其他地區效能較低;影劇院在蘇南效能較高,而在蘇北效能較低,部分品牌式劇院帶動地方形成效能集聚.

圖4 公共文化設施效能的反距離權重分析

3 江蘇省公共文化設施數量和效能的驅動因素

3.1 公共文化設施數量和效能驅動因素的指標體系構建

公共文化設施需滿足基層群眾的精神文化需求,因此本文以鄉鎮街道的行政區劃作為基本單位,計算出江蘇省504個街道和757個鄉鎮的公共文化設施數量和效能(將區域的核密度值和反距離權重插值加權計算).

參考人口空間、城市公園、公共服務等分布的影響機制[34-36],選取經濟、人口、科教、交通、社區、文體環境6個指標構建公共文化設施數量和效能空間結構的驅動因素指標體系(表2). 經濟指地區經濟發展情況,反映地區發展對公共文化設施結構的影響;人口指地區常住人口數量,反映地區人數對公共文化設施結構的影響;科教指地區學校、培訓機構數量,反映地區青少年及教育對公共文化設施結構的影響;交通指公交站、地鐵站數量,反映地區交通條件對公共文化設施結構的影響;社區指小區數量,反映地區社區需求對公共文化設施結構的影響;文體環境指文化活動場所的數量,反映地區文化相關營商環境及文化資源配套設施對公共文化設施結構的影響.

表2 公共文化設施數量和效能的影響因素

3.2 公共文化設施數量的驅動因素

運用地理探測器分析江蘇省文化館、博物館、美術館、圖書館、影劇院5種公共文化設施數量的驅動因素(表3). 公共文化設施數量主要受人口、交通、社區、文體環境的影響,其次是科教,最后是經濟. 人口、交通、社區和文體環境的影響最大,說明公共文化設施的建設布局考慮到人居環境,布局廣泛、全面、大眾化. 科教的影響適中,體現出公共文化設施面向青少年群體,一定程度上承擔科普功能. 經濟的影響較弱,說明公共文化設施的建設布局受地區經濟驅動小,公平性相對較好.

表3 公共文化設施數量的因子探測結果

各公共文化設施中,文化館受影響因素驅動最小且基本不受經濟影響,博物館、圖書館主要受社區和交通影響,美術館主要受文體環境、人口影響,影劇院主要受社區、文體環境影響. 不同類型文化設施受到影響不同,說明各公共文化設施數量的驅動因素與其定位相適應,且文化設施與周邊環境協調一致.

利用交互探測器探測不同因素對公共文化設施數量的交互作用(表4)發現,所有因子都存在雙因子增強現象,即兩種因素交互作用的影響大于兩因素單獨作用的最大值. 其中,人口和文體環境對公共文化設施數量的影響因子探測值最高(0.580 2),社區和文體環境(0.552 9)、人口和社區(0.543 5)、人口和交通(0.539 1)、交通和社區(0.536 1)等的交互作用也較高,這說明公共文化設施數量主要受到與人相關的因素的共同影響.

表4 公共文化設施數量的交互探測結果

3.3 公共文化設施效能的驅動因素

運用地理探測器分析江蘇省文化館、博物館、美術館、圖書館、影劇院5種公共文化設施效能的驅動因素(表5). 各項指標對公共文化設施效能的影響均較弱,經濟水平較其他因素影響稍大.

表5 公共文化設施效能的因子探測結果

各公共文化設施中,文化館、博物館、美術館的效能受各因素驅動較小,圖書館的效能受各因素驅動較大且主要受到經濟、交通、社區、文體環境的驅動,影劇院的效能受到經濟的驅動較大. 這說明文化館、博物館、美術館的效能基本不受地理要素的影響,圖書館的效能受到以社區為主的多種因素影響,影劇院的效能主要受到經濟水平影響.

利用交互探測器探測不同因素對公共文化設施效能的交互作用(表6)發現,所有因子均存在雙因子增強現象. 其中,經濟和文體環境對公共文化設施效能的交互影響最高(0.225 8),其次是經濟和交通(0.204 2),這說明公共文化設施效能受到各類因素的協同影響,這種協同中經濟起到重要作用.

表6 公共文化設施效能的交互探測結果

4 江蘇省公共文化設施的發展情況分析及建議

4.1 公共文化設施數量與效能的空間相關性分析

為探究江蘇省公共文化設施發展的數量與效能均等化問題,運用Geoda軟件對江蘇省公共文化設施數量和效能差異進行雙變量空間自相關分析(表7),并在Z檢驗的基礎上進行雙變量局部空間自相關分析(圖5).

圖5 公共文化設施數量和效能空間自相關分析(局部)

表7 雙變量空間自相關分析結果

雙變量空間自相關Moran’I表明地區公共文化設施數量和效能的相關程度. 圖書館的Moran’I指數較高,說明圖書館的數量和效能有一定相關性,圖書館數量的增加會催動效能小幅提高. 除圖書館外,其他文化設施的Moran’I指數均較低且出現負數,說明其他公共文化設施數量和效能之間的相關性不明顯,文化設施的效能并不隨著數量的增多而增大.

數量和效能存在雙變量局部“高-高”“高-低”“低-高”“低-低”的空間關系. “高-高”指地區的公共文化設施數量多且效能高,出現在各市中心地區,如南京市、蘇州市中心區;“高-低”指地區的公共文化設施數量多但效能低,出現在農村人口密集且欠發達地區;“低-高”指地區的公共文化設施數量少但效能高,輻射狀出現在“高-高”區周邊;“低-低”指地區的公共文化設施數量少且效能低,出現在城市交界處、鄉鎮地區等. 這些說明公共文化設施的發展存在較強的南北不平衡和城鄉不平衡,蘇北數量多效能低,鄉鎮數量少效能低,而大面積出現的“高-低”關系也反映出多地存在效能低于數量的現象.

4.2 公共文化設施發展建議

4.2.1 對各街道和鄉鎮的建議

“低-低”區:優化公共文化設施的空間結構,縮小南北和城鄉差異. 增加蘇北地區及農村鄉鎮地區公共文化設施數量,提高公共文化設施效能,通過政府撥款、地方籌建等方式進一步加大公共文化設施投入.

“低-高”區:提高公共文化設施的效能輻射,擴大文化設施服務半徑. 加大公共文化設施周邊交通建設,提高交通可達性;引導社區與公共文化設施合作,提高公共文化設施社區服務水平;舉辦文化設施進鄉村、鄉村特色展演等,擴大公共文化設施效能范圍.

“高-低”區:促進公共文化設施數量優勢轉化,提升文化設施功能品質. 鼓勵地方挖掘傳統文化內涵,提高文化設施展品、紀念品質量,促進“文化+旅游”“文化+互聯網”等融合,綜合提升公共文化設施實力.

“高-高”區:發揮公共文化設施全面帶動作用,形成具有影響力的地方品牌. 發揮各市尤其是南京、蘇州的公共文化設施龍頭作用,形成文化品牌點、帶、圈,打造具有全國影響力乃至國際影響力的文化設施品牌,推動公共文化設施數量和效能利用最大化.

4.2.2 對各公共文化設施的建議

文化館:立足以人為本,促進均等發展. 重視蘇中城市文化館建設工作,通過搭建地方文化資源庫、建設文化禮堂等方式,提高各市及交界處文化館數量和效能,助力均等化發展.

博物館:把握聚集特征,形成合力發展. 利用博物館在地方形成聚集的地理特征,打造博物館發展圈,推動效能輻射周邊居民,如整合蘇州、無錫地區博物館資源,形成環太湖博物館群.

美術館:探索潛在資源,定位特色發展. 江蘇省美術館整體實力偏弱,需進一步探索連云港、宿遷、淮安、揚州及揚子江沿線的潛在資源,提升美術館效能,同時利用無錫、徐州現有資源,提高美術館影響力,推動效能輻射.

圖書館:聚焦鄉村振興,實現錯位發展. 目前城市圖書館資源已較為豐富,應聚焦鄉村圖書館發展,優化圖書館城鄉結構,加強鄉鎮圖書館建設工作,促進鄉鎮圖書館公共服務均等化.

影劇院:發展大眾文化,延續傳承發展. 挖掘徐州、宿遷、淮安戲曲文化,促進傳統戲曲文化與現代大眾文化相融合,提高影劇院影響力.

5 結論

本文從數量統計和效能評價兩個層面對江蘇省文化館、博物館、美術館、圖書館、影劇院等5種公共文化設施的空間結構及驅動因素進行分析,主要結論如下:

(1)公共文化設施的數量呈“南多北少”的趨勢,“核心—邊緣”結構明顯. 公共文化設施的效能以蘇南地區為核心向外圍輻射遞減,在城鄉邊緣區存在明顯斷層.

(2)公共文化設施的數量主要受到人口、交通、社區等要素的驅動,說明其布局考慮到居民需求. 公共文化設施的效能主要受到經濟要素的驅動,說明公共文化設施效能受到經濟條件的制約,經濟優勢反哺公共文化設施發揮效能.

(3)文化館數量和效能受到的驅動均較小,說明文化館均等化程度較好,能夠滿足周邊居民日?;顒有枨?博物館、美術館數量受驅動較大,但效能受驅動較小,說明均等化較差,與居民日常生活不完全匹配,這與其旅游化、特色化發展相關;圖書館、影劇院數量和效能受到的驅動均較大,說明其容易受到經濟、市場等因素干擾.

(4)對江蘇省公共文化設施發展提供以下建議:①增加蘇北地區及鄉鎮的公共文化設施建設. ②多措并舉將公共文化設施數量優勢轉化為效能優勢,加強周邊交通等資源配置,優化營商環境. ③推動文化館、圖書館、影劇院均等化發展,促進博物館、美術館特色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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