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樣本分析的黔東南苗族帛錦繡與漢族鋪絨繡比較研究

吳圓，梁燕,2＊，李安娜

1.北京服裝學院服裝藝術與工程學院，北京 100029；

2.澳門城市大學創新設計學院，澳門999078

帛錦繡是苗族地區的一種現存樣本少、技藝掌握群體小、傳承范圍窄的特殊刺繡技藝，逐漸面臨失傳的境地。在西南地區多個少數民族均有該類針法的作品存世，其中黔東南苗族地區現存樣本最多，使用范圍也更為廣泛。帛錦繡針法結構十分特殊，遠可觀其紋樣與色彩，近可觀之點狀幾何圖案，變化豐富、形態獨特。

目前，帛錦繡相關研究資料中，除部分圖鑒書籍或博物館藏品中出現的簡述性信息外[1-3]，尚未有系統性的文字記錄和研究。通過實地調研和技法工藝考察，發現該刺繡技藝基本遵循“挑經顯緯”的工藝特點，即利用“緯線”挑穿“經線”的原理完成挑織過程，不僅使繡面更加結實穩固，也因“挑織”工藝形成了豐富的幾何圖形，視為對紋樣的二次設計，呈現出獨特的視覺效果。就刺繡技藝而言，帛錦繡與部分著述中所提及的漢族鋪絨繡的核心技法特征及外觀極為相似[4]，且在《苗族刺繡博物館》[2]和北京服裝學院民族服飾博物館館藏品闡釋中[5]，分別將雷山縣與臺江縣的“帛錦繡”實物描述為“鋪絨繡”，似是默認為苗族帛錦繡與漢族鋪絨繡同屬一種刺繡技法。

鋪絨繡是漢族傳統刺繡針法之一，普遍運用于民間日常手工藝品中?，F有文獻對鋪絨繡針法的記錄較多，朱鳳的《中國傳統刺繡技藝》中記錄了鋪絨繡的繡制方法與特點，同時提到大約在明代，該技法已被創造出來[5]。其他刺繡技法類著作如李娥英的《蘇繡技法》[6]、粘碧華的《傳統刺繡針法集萃》[7]中均對鋪絨繡有所描述。民間收藏品鑒賞類著作及博物館中也有對鋪絨繡針法傳世作品的收錄，如廖春妹的《肚兜與荷包》[8]中收錄了大量以鋪絨繡為主體刺繡針法的實物圖像；蘇州民俗博物館館藏民間繡品中共有16件鋪絨繡藏品[9]，多為清代傳世品，說明在清時期鋪絨繡技法已有發展且廣泛運用。因而，文章以此展開調研并進行比對分析，探究二者之間存在的聯系，以及何種程度的關聯，并分析形成此類現象的原因。

一、帛錦繡研究現狀

（一）帛錦繡現存樣本基本概況

苗族人口分布特點是大分散、小聚居，世界各地都有苗族的聚居地。貴州省是苗族人口最多的省份，其中以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和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最集中[10]。學術界普遍認為，不同地域、族群有著不同的文化觀和審美觀，形成了各聚居群體之間的服飾文化差異，即使同一種技藝傳入當地后，在不同的生活環境下也會演變為更接近本土審美的形態。如帛錦繡在丹寨、三都、松桃、黔東南州、安順等各個地區就展現出不同的地域性特征。據現有樣本統計發現，帛錦繡在黔東南地區應用最廣泛，現存繡品樣本量最多，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故文章選取貴州黔東南地區的苗族帛錦繡繡品（指以帛錦繡作為主體針法的樣品，作為邊框等位置的輔助性針法，且使用錫箔條作經線類樣本不在研究之列，如黎平地區的背扇。）與漢族鋪絨繡繡品進行對比研究。樣本收集主要通過各民族服飾博物館、私人收藏者提供及著作文獻配圖三個途徑獲取，各地域典型樣本統計見表1。

表1 帛錦繡樣本分布地區及樣本信息統計

文章以現存樣品為分析基礎，嘗試厘清二者在不同民族文化背景、地域環境、審美習慣等影響下形成的相同點和差異性，并進一步探索其背后反映出的民族間技藝傳播、交流、融合、發展等現象，以及是否存在同一刺繡技藝在傳播過程中因“在地性”審美而形成的形式異化，使“借鑒者”最終與“被借鑒者”產生形態差異。故研究分別從針法技藝及挑織形成的幾何圖形特征、組合技法、應用載體、紋樣題材及繡面風格、色彩搭配等五大方面展開。

（二）帛錦繡與鋪絨繡關聯性探析

關于帛錦繡技藝源起的確切記錄缺失嚴重，考證極為困難，僅以目前文獻資料難以精確判定。因此，需以現有信息和現存樣本為基礎，展開多重證據論證。

根據已有信息分析，鋪絨繡最早出現時間為清代[8,11-12]，該時期樣本量最多，清晚期至民國期間的作品亦比較豐富[13-15]，近現代作品則極少[16]。而黔東南苗族帛錦繡的相關記錄，描述信息量少且不全面，大多年代不詳，目前涉及實物繡品的最早斷代信息為《雷山苗族服飾》[17]中收錄的描述為“清代戳紗繡”的一件帛錦繡繡品，因文字信息與實物藏品出現了錯位，因此其時間記錄的準確性同樣存疑；《苗繡一本收藏與鑒賞的書》[3]收錄的帛錦繡繡品中，兩件斷代為清末年間、一件為民國初年，其余幾件均被記錄為近現代[18-19]。由此可見，鋪絨繡的斷代信息較清晰、準確度較高。值得提及的是，通過田野調查及苗族服飾收藏專家訪談了解到，由于苗族服飾品近年來逐漸市場化，不排除售賣方為抬高繡品售價而刻意謊報年代信息的現象，且目前尚未出現早于清晚期的確切信息描述，由此可基本推測鋪絨繡的出現時間先于帛錦繡。

此外，將鋪絨繡與其他中國傳統手工技藝進行比較，發現以下刺繡技藝或織物織造結構與之存在一定類似性：第一，錦類織物。錦是通過經緯線的穿插并利用色彩差異形成圖案，錦的組織結構與鋪絨繡針法的基礎原理基本相同，但形成的圖案更加豐富：鋪絨繡利用挑出的經線形成圖案且多為幾何形，錦則可利用不同色彩的緯線或經線顯花生成各種紋樣（見圖1）；第二，納錦繡刺繡技藝。納錦繡通過“數格子”方式在方眼布地上根據圖案造型穿入對應網孔中，下針處針孔形成各類幾何圖形，與鋪絨繡繡面效果十分相似，時常難以區分（見圖2）；第三，環編繡刺繡技藝。環編繡在表現原紋樣的基礎上，根據預設圖形規律跳過對應位置的針腳形成均勻小方孔，生成以菱形為主的各類幾何圖案，底襯金箔透過方孔產生閃光效果（見圖3），此種對紋樣進行二次塑造的方式及呈現出的繡面效果均與鋪絨繡極相似（見圖4）。由此可知，在中國傳統手工技法中存在眾多與鋪絨繡或組織結構，或繡面效果相似的技法。從發展角度分析，鋪絨繡或可為在此類針法的基礎上演變生成并發展起來，基本排除從其他民族傳播而來的可能。

圖1 藍地圓點紋錦織物[21]

圖2 納錦繡繡品

圖3 環編繡繡品

圖4 環編繡與鋪絨繡幾何圖案比較

最后，以明清為分界點，結合苗族與漢族之間的政治、經濟、移民、文化交流等信息，分析帛錦繡與鋪絨繡的傳播背景與傳播條件，二者存在著鋪絨繡通過地域貿易、文化交流等形式傳播至黔東南地區，逐漸發展為帛錦繡的路徑合理性：第一，移民及族際通婚因素。清雍正年間，中央王朝推行“開辟苗疆”，將既無土司管轄又無流官管理的“化外生苗”強行納入統治管理之中[20]，安屯設堡，始有大批漢族軍政人員和眷屬以戶為單位遷入。因此，隨著大量屯軍與漢民的移入，漢苗通婚日益增多，甚至成為漢族與當地少數民族交流與融合的重要紐帶。設衛堡之地也成為苗漢接觸最為頻繁的地區，為民族之間的商品經濟發展、手工技藝的傳播與融合提供了有利條件。第二，民族貿易因素。清改土歸流后，水陸交通便利，推動了長途貿易的發展，黔東南地區多地城鄉建立起商業城鎮和農村市場，市場上充斥著從漢族地區輸入的商品，如食鹽、布匹、鐵器、棉紗、絲線、服飾等日用品。各市場的分布地域與出現帛錦繡樣品的地域比較吻合，這在對苗族服飾品收藏家及博物館相關負責人的訪談中也得以印證：訪談者普遍認為帛錦繡一般出現于與漢族經濟文化交往相對頻繁之地，甚至多位收藏者也表示大部分帛錦繡衣服是從以前經濟條件較好的家庭中收購所得，偏遠封閉的村寨一般較少出現此類繡品。

因此，經綜合分析可大致證實：鋪絨繡的成熟度、使用廣泛程度均高于帛錦繡；鋪絨繡作為中原地區漢民族傳統工藝技法，或受其他近似織造或繡制技法的影響而逐漸發展起來；另從鋪絨繡與帛錦繡的出現時間先后、技藝傳承的脈絡性、技法的成熟度、樣本范圍的廣泛性等方面分析，極大地存在帛錦繡是漢族鋪絨繡在政府管理政策推動和貿易往來等歷史因素的作用下傳播至黔東南地區，并經歷本土異化、發展及融合應用而逐步穩定下來成為當地刺繡技藝之一的可能性。

二、帛錦繡與鋪絨繡針法工藝比較

（一）針法原理與繡制方法

通過田野調查，尋找到黔東南臺江縣一位仍掌握帛錦繡技法的阿婆，并讓其演示帛錦繡的繡制過程。該過程如下：第一步，通過剪紙或繪圖在布料上確定紋樣位置與輪廓；第二步，對紋樣進行區域劃分，例如一花瓣、一葉片等獨立形態為一個區域；第三步，繡線的色彩選擇與搭配，根據具體紋樣特征進行“經線”與“緯線”的顏色設定，通常以異色搭配，；第四步，依各獨立紋樣區域的自然生長方向，如枝葉從葉底到葉尖方向、花瓣從花芯到花尖方向，設定為“緯向”，垂直于“緯線”方向為“經向”；第五步，先以平繡針法均勻鋪排第一層“經向”繡線，每絲間隔一定距離，繼而以從中間至兩邊的順序鋪繡垂直于“經向”的“緯線”，“緯線”按照“跨N1絲挑N2絲（N1可由繡者自行設定，N2通常為1）”的規律不斷重復，即繡一針、再跨越一定數量的“經向”繡線挑一針、再繡一針的方式完成。待“挑經顯緯”繡制完畢之后，第一層鋪設的“經線”則浮至表層，來回往復至完整幾何圖案成型（見圖5～6）。

圖5 帛錦繡施針過程

圖6 帛錦繡與鋪絨繡繡制原理示意

漢族鋪絨繡的繡制方法在較多著作中均有詳細描述[4-6]。其繡制過程大致為：首先，確定紋樣區域，用白生絲作經線，每絲距離半分或1/3 或1/4 分均可，須排列極勻；其次，用絨線作緯線，計算好需挑絲的位置，以經緯線?出有規律、連續性的紋樣；最后，表層露出的生絲就是挑織而成的花紋。

通過對帛錦繡與鋪絨繡的繡制過程與針法結構的分析，可將二者視作同種刺繡針法。此類針法不僅繡面精美，紋理別致，還有效克服了在稍大面積繡面中使用平繡而難以避免的浮線過長缺陷。另外，由于整個繡制過程和梭織機提花工藝近似，所以帛錦繡會有“網繡”“織繡”“織錦繡”“經緯繡”等稱謂；而一些著作中也有稱鋪絨繡為“?絨”“挑繡”“別絨”這類表述。

（二）挑織形成的幾何圖形特征比較

帛錦繡與鋪絨繡技藝最為獨特之處便是對整體紋樣造型勾勒之后，通過挑繡形成幾何紋樣或其他規則圖形，可視為第二次圖案塑造，二者的相同及差異點如下：

1.幾何圖形特征

經帛錦繡與鋪絨繡的樣本對比分析及針法圖繪制，二類刺繡技藝所形成的幾何圖形多為菱形紋、葉脈線、挑織長經線、吉祥寓意漢字、具象紋樣等五大類。鋪絨繡中除有少數具象紋樣如盆栽、蝴蝶等圖形外，其余四類與帛錦繡均有較大重合度，二者存在極強共通之處（見圖7）。

圖7 帛錦繡與鋪絨繡幾何圖形元素比較

2.幾何圖形尺寸特征

為比較二者在形成的幾何圖形上的尺寸差異，文章選取了帛錦繡服裝袖部花紋與鋪絨繡荷包繡花兩個典型樣本展開分析。如圖8a所示，帛錦繡整片袖花紋樣尺寸為長30cm、寬18.5cm，代表性區域標記為菱形的最疏、最密及兩類代表性折線圖形，分別標記為A、B、C、D。A為長5.2 cm、寬3.6 cm的荷葉，滿布四方連續式幾何圖形，共表現出4 個完整最小菱形單元與11個不完整單元；B 為長3 cm、寬2.5 cm 的花芯，均勻分布約55個最小菱形單元；C為長3.6 cm、寬2.9 cm的荷葉，含6 條葉脈對折線，“V”形折線間穿插其他類菱形圖案，每條折線平行間距1 cm；D 為長5.5 cm、寬1 cm的局部鳥羽，以“V”形折線連續均勻滿布區域，共6組，平行間距0.5 cm。

圖8 帛錦繡與鋪絨繡幾何圖形應用特征

圖8b 所示為長7.8 cm、寬5.6 cm 的鋪絨繡繡面紋樣，A 為長3.1 cm、寬0.7 cm 的曲線桃形局部，滿布四方連續菱形，共顯示出23個完整單元與31個不完整單元；B為長4 cm、寬1.6cm的曲線型桃形局部，含5個完整菱形單元與16 個不完整單元；C 為長3.1 cm、寬0.9 cm的葉片，分布平行折線四組，間距0.5 cm。

由實物圖片觀察（見圖9）及數據（見圖8）分析可知，帛錦繡與鋪絨繡的整幅畫面尺寸存在明顯差異，帛錦繡繡面面積較大且元素豐富緊簇；鋪絨繡則較小巧，元素亦單純簡潔，因而二者繡面紋樣的單個分區內的幾何圖形尺寸相對接近。另外，從精致程度來看，鋪絨繡繡品無論整體抑或細節均比帛錦繡更為精細，所用絲線更為細膩，針腳也更細密。

圖9 帛錦繡與鋪絨繡樣本實物

由于該技藝的獨特性和復雜性，針法結構存在極大重合度，絕非巧合之事，可基本推斷二者之間存在同源關系，并在長期的發展中形成了各自明顯的民族特征。

（三）組合技法比較

利用多種針法組合塑造整幅繡面，是苗族與漢族刺繡品的共性之一?！捌结樌C”是刺繡技藝中最為基礎的針法之一，在帛錦繡與鋪絨繡樣本中均被高頻使用，多應用于枝干、動物尾巴、爪子等細長造型或花苞、花心類等面積較小的細節處。除平針繡外，“釘線繡”也是帛錦繡與鋪絨繡作品中均有出現的技法，但帛錦繡樣本中應用此類技法的案例極少，雖然雷山縣與臺江縣有兩件帛錦繡上衣刺繡中大面積使用金（銀）線勾勒紋樣輪廓，但除此之外樣本尚不多見（見圖10b、c）；而于鋪絨繡而言，其應用卻是極為普遍，尤其在南方地區的樣品中，九成以上的繡品都用金色（或銀、其他色）繡線以“釘線繡”技法來修飾紋樣輪廓或盤繞成各式造型修飾繡面，如植物藤蔓（見圖10a）。

圖10 應用“釘線繡”樣本（a、b、c）與圓片裝飾樣本（b、d、e、f）

另外，黔東南雷山、臺江地區的帛錦繡樣本中大多綴飾以圓形銅片，但松桃、安順、湘西等地未曾見到，因此，該類裝飾或為雷山縣與臺江縣帛錦繡的標志特征。此種散點式釘繡圓片的裝飾技法在漢族地區亦有使用，且圓片類型更多樣，較為常見的一類是凸起圓片（見圖10d），另一類是與帛錦繡樣本中相同的扁平圓片，有金銀二色，均常運用于戲衣中（見圖10e）。但在鋪絨繡繡品中應用極少，目前僅在清晚期浙江地區的扇套中發現一例（見圖10f）。

三、帛錦繡與鋪絨繡應用載體比較

（一）帛錦繡應用載體

在過去，苗族與漢族的生活環境及生產條件存在較大差別，因需求差異，常用生活用品也不盡相同。苗族人全家服飾多為苗族婦女利用勞作剩余時間和農閑之時制作，該過程涵蓋了從種棉（麻）、去籽、彈花紡紗、織布、制靛、染色，再到裁剪、縫衣和刺繡這一套完整流程，工作量極大。因此，“實用性價值”是苗族女性制作服裝時的考慮重點。而由于帛錦繡工藝特殊，令繡面絲線十分穩固，耐穿性較強，所以該地區帛錦繡多用于背扇、服裝、鞋等日常服飾品中，其中以女子上裝最為常見（見圖11～12）。

圖11 帛錦繡應用載體

1.背扇類

帛錦繡作為主要針法，多出現于丹寨、安順地區的背扇中（見圖11a）；而在黎平地區，通常作為輔助性針法，用于邊緣性裝飾，甚至在材料上也有極大差別，如以錫線代替絨（絲）線作經線（見圖11b）。

2.服裝類

以現有樣本分析為證，帛錦繡作為主體針法運用于整件服裝上的樣本，多發現于貴州省黔東南、銅仁松桃及湖南湘西苗族地區，其中以黔東南臺江縣和雷山縣居多，臺江縣多集中在臺拱，而雷山縣則多在西江。就服裝樣式而言，帛錦繡出現的服裝類型基本為臺拱形“交襟式”上裝，該刺繡技法往往以肩花、袖口花形式出現，通常以獨立繡片繡制完成之后，縫綴到對應位置，刺繡圖案常為適合紋樣式與對稱式（見圖12）。

圖12 黔東南臺江縣帛錦繡女子上衣

（二）鋪絨繡應用載體

漢族地區的生活水平較高，商品經濟發達，民間日用品類非常豐富，且喜用刺繡進行裝飾，精巧細致。鋪絨繡針法多應用于日常生活小物件中，目前樣本共涵蓋了如枕頂、荷包、扇袋、耳套、銅鏡套、圍腰、頭箍、眼鏡袋、香袋、云肩、童帽、發祿袋、鞋、油面搨、名片袋、圍嘴、帳頂等17 種類別（見圖13），涉及生活多個領域。所涉品類的繡品面積通常較小，紋樣多為吉祥寓意類，部分樣品有完整的敘事畫面。如圖13c所示枕頂有四季花卉、暗八仙紋與瓶組合構圖，寓意四季平安，圖13e為一件清代狀元及第紋刺繡荷包。

圖13 鋪絨繡應用載體[9.11.25]

四、帛錦繡與鋪絨繡紋樣題材與繡面風格比較

（一）紋樣題材

首先，從帛錦繡與鋪絨繡樣本中分別隨機選取一個基礎樣本1，提取其中不重復紋樣，之后依次加入其他樣本，提取未出現過的新紋樣進行補充，直至無新的題材出現，視為紋樣提取達到飽和。

通過對36個黔東南苗族帛錦繡樣本和124個漢族鋪絨繡樣本中的紋樣題材的提取，其后將所有紋樣題材歸納為植物類、動物類、吉祥類（含神話類）、器物類四大類。進一步分析各紋樣題材的出現頻次，鋪絨繡紋樣從多至少依次為：桃、荷花、蝴蝶、石榴、葫蘆；帛錦繡紋樣依次為：桃、石榴、牡丹、荷花、蝴蝶，其中有四種達到重合（見表2），由此也可說明二者存在同源性。

表2 帛錦繡與鋪絨繡高頻次重合紋樣題材整理（局部）

表3 帛錦繡與鋪絨繡紋樣特征（局部）

就紋樣題材種類多樣性比較而言，鋪絨繡的紋樣題材種類多達46種，包含花卉、蔬菜、昆蟲、動物、服飾品、家具、文房用品等，且在題材的故事性、紋樣形態的靈動性上均高于帛錦繡；帛錦繡紋樣題材有17 種，題材類別較為集中，如桃、牡丹、石榴、荷花、蝴蝶等，而一些較為特殊的自然生物題材，如螃蟹、蜘蛛、天牛這類在鋪絨繡中較常見的紋樣類別在帛錦繡中尚未得見。

在紋樣表現方面，鋪絨繡繡品一般分為三種：一是故事性表達或場景化呈現，畫面生動活潑；二是組合含吉祥寓意的紋樣傳達美好的祝愿和希望；三是獨立紋樣在某一限定空間內的裝飾性表達。其次，鋪絨繡紋樣緊抓題材的自然特點，更注重寫實處理，突出精致、傳神的效果（見圖14a～b）；而帛錦繡則完全不同，在大多數樣本中，各種紋樣題材緊密地組合在一起，呈現出較為堆砌的視覺感受，且圖案更傾向于表現自由、隨性的抽象風格（見圖14c）。由此可見，鋪絨繡更強調“情致感”和“寓意性”，帛錦繡則更為“古拙抽象”“隨心隨性”。

圖14 鋪絨繡與帛錦繡紋樣特征

（二）繡面風格

從繡面構圖看，帛錦繡多數表現為滿式構圖，即在規定空間內各題材紋樣均勻布滿，即便主體紋樣之外的空間也被輔助圖形填滿，繡面緊簇，略顯局促（見圖15a）。鋪絨繡紋樣一般有主次之分，且紋樣間留有一定空間，畫面疏朗、疏密有致（見圖15b）。

圖15 帛錦繡與鋪絨繡繡面風格

從紋樣用色看，帛錦繡色彩使用較主觀，并不依各紋樣題材本身色彩特征用色，如圖15a 中的紅色既可用于牡丹花中，也可運用于鳥紋及其他輔助紋樣中，且整個畫面中紅色系與綠色系面積均衡（見圖15a、c）。相反，在鋪絨繡樣本中，大多明顯區分主色、輔助色與點綴色，層次分明，且通常情況下依紋樣題材自身色彩特征用色（見圖15b、d）。

從構圖方式看，帛錦繡多數為對稱式構圖，而鋪絨繡大多為自由式（見圖15c-d）。帛錦繡繡面的整體風格更偏向于抽象性表達，風格粗獷隨性、繡面更為繁復；相較之下，鋪絨繡作品的繡面風格則更為簡潔、自然、寫實。

五、帛錦繡與鋪絨繡色彩特征比較

色彩特征是各民族風俗習慣、歷史文化積淀的表現之一，體現出民族性格的差異。文章從繡面整體色彩、經緯線配色兩個方面分析帛錦繡與鋪絨繡的色彩特征及異同。

就南北方鋪絨繡樣本色彩分析而言，南方地區整體呈現出柔和內斂的用色特點，而北方樣本數量相對較少，且地域之間存在用色差異，如陜西地區、山西地區所收集樣本中，既有色彩較為艷麗的樣品，也有較為柔和的繡品。因此，文章為分析方便，鋪絨繡選擇南方地區較為突出的樣本展開分析，個別性、小概率現象不做專門研究（見表4）。不同地區的帛錦繡繡品雖然也有用色差異，但差別不大，且為了保證樣本的分析量，因而未根據區域特征再次篩選。

表4 鋪絨繡樣本分布地區及信息統計（不含未標注明確來源地的樣本）

（一）整體色彩搭配分析

1.樣本篩選

樣本選擇遵從兩點原則：第一，樣本量以現存實物較少的帛錦繡為數量基礎，剔除保存效果較差的樣本后，最終選取22個代表性樣本；第二，鋪絨繡樣本以南方地區為主，選擇代表性樣本22個。

2.基于K-means算法的樣本色彩提取

K-means聚類算法是一種圖像色彩提取的基礎應用技術，目前已具備較為成熟的可操作性，廣泛運用于色彩研究領域，如服飾色彩[25-27]、民間繪畫色彩[28]等，以及基于特定研究對象的色彩提取與應用等[29-30]。因此，文章以k-means聚類算法對篩選出的兩類刺繡樣本進行色彩聚類和提取。

根據預提取樣本色塊分析發現，鋪絨繡樣本面積小，色彩數量亦相對較少，設定鋪絨繡樣本初次聚類k為7時，可涵蓋大多數鋪絨繡樣本中的配色數量；而帛錦繡各樣本所含色彩數遠多于鋪絨繡，當設k為14時，基本能覆蓋帛錦繡樣本配色數量（見圖16～17）。

圖16 色彩提取結果及占比

圖17 色彩聚類提取色庫（部分）

經由初次聚類色彩提取分析可知，鋪絨繡樣本主要為米、棕、黃、綠、紫、藍、粉等7 種色彩，但因繡面中存在豐富的過渡色與漸變色。因此，最終取其色彩數量的兩倍設定為本次聚類的初始聚類中心數（k=14）；帛錦繡設定原則與之相同，經樣本色提取，其主要色彩為紅、綠、紫、黃、藍、棕、黑、米、橙、粉等10 種，按照同鋪絨繡一致的兩倍原則，設定本次聚類的初始聚類中心數（k=20）。

色彩網絡模型中網絡節點間的連線標識，顯示了提取色彩在同一幅刺繡樣本中與其他色彩的組合關系，連線的粗細表示其共現頻率的大小[30]。通過二次聚類后，分別得出帛錦繡與鋪絨繡的色彩網絡圖和色彩搭配規律（見圖18）。

圖18 二次聚類35%閾值色彩網絡模型

3.色彩屬性分析

HSV 色彩空間是根據人觀察色彩特點而提出的模型，使用H（Hue，色相）、S（Saturation，飽和度）及V(Value，明度）來描述色彩特征，能夠直接反映色彩之間的關系。H的值通常位于0°～360°，飽和度、透明度為0%～100%。鋪絨繡與帛錦繡二次聚類色彩屬性分析見表5～6。

表5 帛錦繡與鋪絨繡色彩節點HSL值與色彩屬性及占比（局部）

表6 帛錦繡與鋪絨繡色彩節點屬性總占比

（二）經緯線配色分析

經緯線組合用色是帛錦繡與鋪絨繡極為重要的特點。緯線決定了繡面的整體色彩視覺效果，也能夠反映出當地的用色習慣；經線則是利用挑織工藝在紋樣基礎上形成幾何圖形的關鍵，經線的色彩取用與幾何圖案的美觀度、醒目程度產生直接關系，大多數情況下，帛錦繡與鋪絨繡的經緯線均選擇強對比色組合，以突顯幾何紋。

因經線在繡面中以不連續的點狀形式形成幾何圖案，面積極小，色彩提取具有較強主觀判斷，不適宜使用k-means 色彩處理技術進行自動提取，故此處使用photoshop軟件人工提取典型樣本中的經緯線色，并以色塊表示（見圖19），同時分析帛錦繡與鋪絨繡經緯線配色規律（見表7）。

圖19 帛錦繡與鋪絨繡經緯線組色彩提?。ú糠郑?/p>

表7 帛錦繡與鋪絨繡經緯線組色彩搭配規律分析

（三）色彩特征比較結果

1.整體色彩特征

就上述典型樣本的分析而言，從用色數量來看，帛錦繡用色多且雜，單幅鋪絨繡用色數均少于帛錦繡。從色系占比來看，帛錦繡用色鮮艷，不同色系的使用面積數值差異較小，以黃、藍色為代表的冷色系面積略低于以紅色系為代表的暖色系面積，冷暖色系畫面占比較為均衡；鋪絨繡不同色系面積比差異明顯，主輔色系清晰（見表6）。

2.經緯線色彩特征

從樣本中經緯線配色來看，帛錦繡與鋪絨繡均多使用對比明顯的色彩組合，以便凸顯挑織經線形成的幾何圖案。而以艷麗色彩做經線并選取經線色的對比色、互補色作緯線的案例在帛錦繡中遠多于鋪絨繡，強調夸張醒目的視覺效果。鋪絨繡樣本中的經緯線配色多自然柔和，南方地區常用白色或各類淺色做經線；而北方地區經緯線多使用同色，或鄰近色、類似色等對比效果稍弱的色彩組合，如黃色搭配黃綠色、淺紫色搭配藍紫色等，這或與地方用色偏好相關。

帛錦繡與鋪絨繡繡品中還存在較為特殊的經緯線用色現象，在同一分區內使用不同顏色的緯線形成色塊分割的視覺形式，以圖20e為例，通過切換緯線用色使桃形中呈現出5 個色區，圖20f 中的桃形則形成11個色區?？梢?，其色彩的數量、位置、面積等要素均無特定規律，體現了該種技法的自由性和靈活性（見圖20）。此類色彩表現方式是帛錦繡與鋪絨繡樣本中十分顯著的共同點。

圖20 帛錦繡（d～f）與鋪絨繡（a～c）樣本紋樣中的色彩分區案例

七、結語

刺繡作為反映各民族社會生活、物質生活、精神生活的重要載體，且因各民族起源、遷徙、演變、生活環境、宗教信仰等不同，從而成為了識別各民族的重要標志，苗族帛錦繡與漢族鋪絨繡兩種刺繡技藝就生動地詮釋了這一發展定律。文章通過現有的少量文獻信息及現存實物及圖像樣本的拆解分析，對比帛錦繡與鋪絨繡的相同點與差異點，探究二者之間的關聯。經多角度分析，可明確證實二者屬同種技法，存在一定的同源關系，經歷長期的民族間的文化、經濟往來得以傳播開，并在不同民族、地域文化催化下形成了各自典型的符號特征，既有相同之處又有差異之別，也可證明這一技藝在多個地域環境下的強適應性和運用的包容性，也反映了同類型技藝在民族間傳播、交流、融合與文化異化的現象。

這兩類刺繡技藝歷經久遠年代，又面臨失傳困境，二者之間的來源關系僅以現有文獻和資料也難以明確證實。然而通過分析也可作基本推論，鋪絨繡的出現時間早于帛錦繡，且二者極大可能存在政府管理政策、商品貿易、文化交流等原因促使鋪絨繡至帛錦繡發展的單向路徑的可能。在未來研究中可進一步對二者的傳播關系展開研究與考證。

從歷史發展來看，各民族間因政策推動，如民族通婚、政府屯軍政策等，或因文化吸引力導致的主動學習、模仿，或因經商、貿易交流等潛移默化而產生的主動性或被動性文化借鑒與吸納，這種民族間的流動性、互滲性和影響性也是各地域民間刺繡技藝發展的重要推動力。而當一種技藝經傳播進入到一個新的地域后，又受到當地技藝與文化習俗的選擇、接納、滲透、交融，因當地審美偏好而被進一步過濾、加工與發展。因此，即使是完全相同的刺繡技藝在傳播的過程中也會存在“在地性”的異化現象，最終與“被借鑒者”產生差異，這也將是在未來值得繼續深入探討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