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質量視角下城鄉融合發展的邏輯

王春艷

摘要：城鄉融合是推動我國社會高質量發展的時代命題，其核心要義不僅是高效率高速度的經濟發展，也是在更高水平上實現城鄉均衡、良性發展。城鄉融合通過產業融合，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提升社會經濟保障水平；構建有利于城鄉融合的制度環境，使城鄉由二元走向一體，降低社會排斥，提升社會包容度；塑造城鄉一體化發展的經濟、社會、地理空間格局，提升城鄉居民的社會認同和社會信任，增強社會凝聚力；加強服務融合，拓寬城鄉居民參與社會治理的渠道和方式，實現增能賦權。從根本上講，城鄉融合是社會質量提升的重要途徑和手段，提升社會質量是城鄉融合發展的重要目標和標志。

關鍵詞：社會質量；城鄉融合；高質量發展

中圖分類號：D66? ? 文獻標識碼：A? ? 文章編號：1009-3605（2023）06-0060-11

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盵1]高質量發展不僅要“著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著力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1]，也要“著力推進城鄉融合和區域協調發展，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盵1]改革開放伊始，隨著工業化以及城鎮化步伐的加快，城鄉的產業結構、社會結構、地域結構等發生了顯著變化。[2]但是，曾經實施的城鄉二元制度使得發展戰略傾向城市、資源分配傾向市民、產業結構傾向工業，逐漸加深了土地分治、城鄉分割、人地分離的“三分”矛盾，從而制約了中國體制機制轉換、城鄉發展轉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三轉”進程，[3]成為當前出現“鄉村病”和“城市病”的根源所在。城市和鄉村是一個命運共同體，相互促進方能實現共榮共生，和諧良性發展。因此，重塑城鄉關系，推動城鄉融合發展，是整體提升社會質量的基本路徑。

一、問題的提出與文獻回顧

國家發改委印發的《2022年新型城鎮化和城鄉融合發展重點任務》指出，“重點針對存量未落戶人口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制度，提高農業轉移人口融入城市水平”，“強化空間治理，持續優化城鎮化空間布局和形態?！盵4]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更是提出，“統籌縣域城鄉規劃建設”，“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暢通城鄉要素流動”，著力“推動基本公共服務資源下沉，加強薄弱環節”，并“培育鄉村新產業新業態，培育壯大縣域富民產業，推動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5]這兩份文件都肯定了城鄉發展中空間、制度、服務、產業等要素的基礎性地位。

當前，城鄉融合不僅是政府重點關注的話題，學者們也從經濟學、地理學、政治學等角度進行了大量探討。其一，基于政治學視角探討了城鄉融合的理論淵源與中國實踐。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城鄉關系的流變是馬克思、恩格斯城鄉融合思想中國化進程的體現，[6]這一發展變化也是其城鄉融合思想的內在邏輯。[7]范根平指出馬克思、恩格斯城鄉融合思想的本質在于構建“真正共同體”，城鄉融合是城鄉關系發展的必然。[8]其二，基于地理學視角探討城鄉融合的空間觀。依據人地關系地域系統學說，著眼于城鄉系統的動態性、復雜性、綜合性，[3]方創琳提出從頂層設計層面優化完善城鄉融合發展的頂層設計，合并編制《城鄉融合發展規劃》，以此解決復合疊加的“城鄉病”。[9]其三，基于經濟學視角探討城鄉融合與經濟發展的內在關系。謝璐指出數字經濟可以通過數字化賦能社會再生產為城鄉融合發展提供新路徑。[10]也有學者提出通過賦予集體土地和國有土地同等的權能，從制度上保障城鄉融合發展。[11]

城鄉融合的最終價值指向是推動共同富裕，實現城鄉共榮、高質量發展的目標?！稓W洲社會質量阿姆斯特丹宣言》首次提出社會質量概念，該宣言呼吁：我們希望歐洲社會不僅是經濟上獲得成功的社會，同時也希望通過提升社會公正和社會參與，使歐洲社會成為具有高度社會質量的社會。1997年，社會質量理論的創立者沃爾夫岡·貝克指出，社會質量是指“公民在那些能夠提升人們的福利狀況和個人潛能的環境條件中參與其社區的社會經濟生活的程度”，要從“社會經濟保障、社會包容、社會凝聚、社會賦權四個維度來衡量社會質量的高低?！盵12]社會經濟保障是指“使人們免于貧困和其他各種形式的物質保障，保障社會成員的生存條件，協調發展經濟與社會”；社會包容是指“人們能夠融入到社會的不同層面而不會受到社會排斥”；社會凝聚是“指向社會團結，盡可能減少社會的分裂或分化，主要通過社會成員的社會認同和社會信任反映”；社會賦權是指“不斷提升個體在知識、技能等方面的能力，使個體有條件自主選擇生活，從而實現人生價值”[13]。王滬寧在《中國：社會質量與新政治秩序》中談及“社會質量”的概念，并將其界定為“社會非政治有序化的程度?！盵14]隨后吳忠民從哲學角度對其進行了論述，認為“社會質量指的就是社會機體在運轉、發展過程中滿足社會特定的內在規定要求、需求的一切特性的總和?！盵15]

當下國內有關社會質量的研究多在歐洲社會質量框架下展開。[16]學者們從社會經濟保障、社會包容、社會凝聚、社會賦權四個方面研究了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有效銜接[17]、高質量社會保障體系的構建路徑[18]、農民工的社會融入[19]、反貧困[20]和鄉村有效治理[21]等問題。盡管上述研究有學科視野的差異，但是總體上遵循摒棄單純重視經濟增長的發展觀，開始重視全體成員的共同福祉，確立起共享發展成果的目標。因此，社會質量理論與城鄉融合發展同樣具有內在的適配性，城鄉融合發展是提升社會質量的途徑和方式，提升城鄉社會質量是城鄉融合發展的最終目標。

二者的契合性主要表現在：其一，社會質量理論與城鄉融合的生成背景相一致。二者都產生于社會發展失衡的背景下。當前社會發展遇到的突出問題主要為城鄉發展不平衡、農村發展不充分、城鄉差距明顯、鄉村日漸衰落，城鄉融合發展是基于這一現實背景而提出。而社會質量理論同樣產生于歐洲社會政策和經濟政策失調，人們處于經濟和社會排斥的雙重困境之下。其二，社會質量理論與城鄉融合的目標取向相一致。二者都以人的“社會性”作為追求的目標，社會質量理論把人的發展作為訴求，給人創造福祉，以提升公民參與社區生活的能力為宗旨。城鄉融合發展的最終目的也是為了滿足人的需求，實現人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其三，社會質量理論與城鄉融合發展的現實要求相契合。城鄉融合發展要求及時補齊城市和鄉村發展過程中的短板，扭轉城鄉發展的失衡問題，促進城市和鄉村高質量發展。社會質量理論的提出是為了改變社會生活中日益增加的流浪漢、乞討者等的生活狀況，促使整個社會成為高質量的社會。

社會質量視角下城鄉融合發展呈現何種內在邏輯？目前尚未有學者對二者的關聯性進行分析。因此，本文以社會質量為理論視角，基于四個條件性要素，從社會經濟保障、社會包容、社會凝聚、社會賦權的維度來理解當前中央工作重點，分析城鄉產業融合、制度融合、空間融合、服務融合的不同表現形式，并嘗試解釋城鄉融合發展政策和實踐的內在邏輯。（如圖1所示）

圖1? 城鄉融合的社會質量分析框架

二、產業融合：社會經濟保障水平提高的基本載體

城鄉收入水平是反映城鄉發展均衡化的重要指標。改革開放以來，城鄉居民在就業機會、收入水平方面均得到了顯著提高。但不容否認的是，城鄉居民在增收能力和機會上的差距明顯，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依然存在。[22]據中華人民共和國2021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我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021年全年為35128元。其中，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為47412元、18931元，相較于上年的增長率分別為8.2%、10.5%。[23]雖然城鄉收入水平在持續增長，且農村居民的收入增長速度高于城市居民，但是城鄉收入差距的絕對值并未縮小，農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不到城市居民的二分之一。

造成上述現象的一個主要原因是，農村與城市經濟業態分布的差異。一直以來，由于工業化和城鎮化的發展速度較快，農業現代化的速度未能跟上工業化發展的步伐，且農產品的產量較低、質量和穩定性較差。農民的收入水平處于低位且不穩定的狀態。加之鄉村地區資源利用率、產業組織水平、農產品附加值低，弱質的農業未能為城市第二、第三產業的發展提供優質與高效的產品供應，而工業與服務業的發展也未有效發揮外部效益，帶動農業同步發展提質增效。相較于第二、第三產業，第一產業的投入周期長、人力成本高、產品收益低，農民大部分的時間和精力都被綁定在土地上，增產增收渠道不暢。因而，城鄉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依然任重而道遠。

已有大量的研究證明，產業融合發展不僅對于縮小城鄉差距具有直接效應，[24]而且還能夠通過促進城鎮化發展以及鄉村經濟增長等途徑對此產生間接效應，[25]從而同時實現經濟增長的效率和公平目標。城鄉產業融合是指城市現代工業、服務業等企業把自身的技術、資本、人才等生產要素逐步向農村滲透，并與鄉村社會傳統的農業以及當地的自然條件優勢相結合，產生新產業、新業態的過程。馬克思、恩格斯明確提出：“把農業和工業結合起來，促使城鄉對立逐漸消滅?！盵26]產業融合與城鄉居民的增收緊密相連，這也是我國大力支持城鄉產業融合的基本立足點。因此，圍繞促進經濟增長、人民增收，國家堅持“大融合與小融合”并重，構建城鄉整體產業轉型升級與共榮共生的“雙融合”體系[27]，支持并大力發展城鄉三產融合。

第一，鼓勵第一產業內部融合，使產業鏈融合向縱深化方向發展。立足農產區的資源優勢，將第一產業內部的農林牧漁等子產業融合發展，實現農業立體循環發展，降低農業生產成本，增加農民經營性收入。第二，鼓勵農村三產融合。在第一產業內部融合的基礎上，探索產業融合的廣度，使農業向深加工方向發展，并形成“產+銷”的生產經營方式，進一步拓寬農民增收的渠道和方式。第三，推進農村第一產業與城市第二、第三產業融合的模式。促使城市的資本、技術、人才等各類要素資源與農業發展相結合，加速農業產業化、現代化建設的步伐。發揮各自的優勢，交叉融合，互惠互利，催生新產業新業態。通過以上途徑，擴大城鄉居民的就業機會和渠道。

產業融合發展增強了城鄉居民增收后勁。一方面，產業融合發展為農村居民提供了多樣化就業崗位，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增加農民的工資性收入。另一方面，隨著產業融合形式的多樣化發展，農業發展潛力得到提升，休閑農業、旅游農業的發展使農民的經營性收入同步得到增加。由此，農村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速加快，逐步改變農村、農民的弱勢地位，緩解城鄉發展的不平衡，從而有利于縮小城鄉差距。此外，城鄉產業融合發展還能激發第二、第三產業的后續發展動力，帶動城市產業對勞動力的需求，為城市居民和農民工群體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實現產業轉移、生產方式升級、生活方式轉換，推動城鎮化的發展，從而使城鄉經濟總量不斷攀升、城鄉收入差距不斷縮小、城鄉社會經濟保障水平不斷提高。一個高質量的社會，必定是人們能夠擁有相對公平的獲得經濟保障機會的社會。

三、制度融合：社會包容程度提升的前提條件

制度問題具有根本性、全局性，城鄉融合發展目標的實現有賴于高效的制度安排。從城鄉發展的邏輯來看，制度是消弭城鄉發展弱均衡化、城鄉資源配置非理性化、城鄉關系低關聯化、城鄉居民高分割化的“助推器”和有效保障。因此，推動城鄉融合需要發揮制度的協調與整合作用。新中國成立以來，一度實行城鄉二元分割的制度安排。一方面對人口遷移進行嚴格的控制，另一方面通過戶籍進行資源分配，城市居民與農村人口享受不同的資源與服務。截至2021年底，全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64.72%， [28]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為46.7%，二者相差18.02個百分點，意味著有2億多農民進入城市但并未平等享受到城鎮化發展的成果，這些流動人口為城市的建設和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但自身居住處于“邊緣化”，生活處于“孤島化”，長期處于“半城市化”狀態。這些定期往返于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候鳥型”群體，成為游離于城鄉之間的雙重“邊緣人”。顯然，戶籍制度成為農民工群體難以留下并融入城市享受社會福利的主要障礙。

以戶籍制度為引領，城鄉分割、地域分割的社會保障制度、土地制度等相互纏繞共同固化了城鄉二元結構。[29]二元分割制度的存在，無法促使城鄉真正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候鳥型”群體因此被排斥在就業、醫療等諸多社會保障機會之外，成為社會發展被忽視的邊緣群體。除此之外，這部分群體成員的社會交往被孤立，遭到城市的誤解和排斥，他們的交往范圍依然局限在親緣和地緣所架構的熟人社會，加大了社會融入的難度，處于“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鄉村”的尷尬境地。雖然一些地方探索了制度融合發展的路徑，在一些中小城市逐步放開農民落戶限制，但實踐進展不平衡，未完全達到預期目標，究其原因是，制度的變革不能完全滿足社會需求，落戶制度壁壘依然隱性存在，這阻礙了城鄉融合的發展進程。

因此，要提升社會整體的包容度，建立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這些由戶籍制度帶來的問題應首先成為改革的重點。必須從根本上消除因二元制度所造成的壁壘，減少因制度而產生的社會排斥與隔離，實現戶籍身份的平等，提升居民的幸福感與獲得感。城鄉制度融合是指消除城鄉制度的差異以及由制度所附加的各項福利安排，實現城鄉均衡統一。黃錫生指出，城鄉融合的首要前提就是破除城鄉二元結構， [30]真正從制度設計上由二元走向一體。其一，推動戶籍制度根本性改革。城鄉融合要義在于弱化城鄉地理界限的區隔、重置鄉村位置、賦權鄉村發展。因此，戶籍制度改革的重點就是降低戶籍的身份屬性界定，使戶籍不再成為身份區分的標志，城鄉居民擁有同樣的權利義務。剝離戶籍制度的福利黏性，消除與戶口性質相關聯的各項附加功能，使戶籍回歸人口登記、管理等本源功能，促進農民工群體進城落戶，提升對“候鳥型”群體的包容度。其二，完善城鄉二元土地制度?！氨Ｕ线M城落戶農民合法土地權益，鼓勵依法自愿有償轉讓?！盵1]縮小征地范圍，推進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與國有建設用地同等入市、同權同價，保障農村土地產權主體對未來土地增值收益分享權。

推進制度融合，其目標就是建設包容性社會。[31]城鄉社會包容的實質是“要求社會發展為城鄉居民，尤其是弱勢群體提供更多的機會，減少社會排斥率，降低他們生活的困難程度”[32]。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要“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其中“人人享有”恰好體現了社會包容的價值取向。堅持公平正義原則，讓社會中的每一個成員都擁有均等的發展機會，讓全體人民共享發展成果，降低甚至消除弱勢群體的“被剝奪感”。制度融合使城鄉社會雙向接納，是一個消弭社會排斥的過程。城鄉戶籍制度與土地制度的融合發展有利于實現戶籍與就業、養老、教育等各項福利脫鉤。制度融合既賦予進城農民工以城市“新市民”的身份，使其在心理、經濟、生活、文化等各方面自然融入城市，適應城市的生產生活方式，還將吸引更多的城市居民移居到鄉村，參與鄉村社會建設?？傮w上，農業轉移人口的治理模式應以實現從固化管理到有限賦權最終走向服務型的包容治理為目標，不斷消除歧視和排斥，形成服務于目標群體的包容性治理模式。[33]

四、空間融合：社會凝聚程度增強的基礎保障

自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空間”一詞發生了社會科學的轉向。列菲弗爾、?？碌热藦娬{空間中人的生活意義，提出社會生產和生活空間的重組是后現代生活的核心議題。[34]在此意義上，空間不僅僅是地理意義上的自然空間，更包含以人為中心的社會意蘊。列菲弗爾認為空間由三部分組成，包括空間實踐、空間再現和再現的空間。再現的空間即是人的生產和生活空間。[35]“空間”的社會科學轉向為城鄉融合發展提供了現實載體?？臻g意義上的城鄉融合，就是將城鄉空間看作是動態的連續體，城鄉空間中的各類要素自由流動，共同維系空間秩序的再生產。[36]這種秩序的再生產通過空間中社會成員的社會信任和社會歸屬感反映出來。信任作為一種重要的社會機制，能夠維持社會秩序、增進身份認同。正如查爾斯·蒂利所言，信任網絡之所以彌足珍貴，是因為互信和依賴是社會凝聚力的紐帶。[37]

新中國成立之初，城鄉之間不僅地理空間分離，政治、經濟、社會空間也日益分化，城鄉二元體制不僅表現在戶籍制度上，還體現在城鄉空間的分離與割裂。傳統社會，農民的生產與生活局限在相對封閉的空間，二者呈現高度的同一性。但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農民的生產和生活空間也日益分離和多樣化，大批農民離土又離鄉。[38]進入城市社會空間后，原來以“熟人社會”為基礎建立的信任關系被瓦解，新的信任基礎和信任機制短時間內難以建立，從而造成信任危機。他們渴望融入城市，希望通過自身的努力，改變社會階層地位，跨越身份認同的邊界，獲得城市居民的認同，成為能夠實現身份重構的城市居民。但現實情況卻是，由于人際信任缺失，他們很難獲得與城市市民平等溝通、互動交流的機會。因此，進城農民工對自己獲取市民身份、獲得身份認同與融入城市社區既缺乏信心也缺乏途徑。

城鄉空間融合的邏輯是以公平正義為原則，考慮空間對等發展，實現城鄉空間資源的集約整合，維護社會團結和增強社會凝聚力，從而消除城鄉非正義思維與現象。城鄉空間融合的過程，是將城市與鄉村、中心與邊緣以一種全新的方式連接起來的過程，是要建成城市與鄉村有機融合的一體化空間結構，包括地理空間、經濟空間、社會空間。城鄉空間融合需要遵循 “傾斜最小受惠者的原則”，實現城鄉資源的整合式發展，增強社會凝聚力。

其一，統籌規劃地理空間。城市和鄉村明顯的地理界限分割是鄉村居民進入城市難以順利實現身份認同轉換的誘因。因此，建立城鄉融合發展的地理空間結構是重點內容。這需要轉變城鄉規劃方式，注重城鄉規劃的一體化與全局性，消除人為規劃的差異，打造平等的空間格局。其二，實現城鄉經濟空間融合。建立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形成合理有序的城鄉產業布局，促進城鄉要素一體化配置和有效利用。要充分保障城鄉居民生產和生活的自主選擇權，尤其是保障農民工群體在生產和生活空間分離狀態下的社會歸屬感。其三，實現城鄉社會空間融合。城鄉分治的社會空間結構使社會建設矛盾重重。鄉村居民對城市表示淡漠，城市居民對農民工群體產生排斥，心理隔閡使成員之間的信任度與認同感降低。這種個體之間的情緒沖突成為橫亙在城鄉居民之間的“鴻溝”，導致他們在進入彼此社區生活時缺乏歸屬感。因此，為增進彼此信任度，應暢通溝通渠道，增強相互間交流互助。

城鄉空間融合發展可以顯著增強社會凝聚力，并最大化減少社會成員的分裂和排斥。通過地理空間融合，消除傳統認知上鄉村空間對城市空間的依附性以及“本地-外地”的二元地理觀念，促進城鄉居民在實現地理空間轉換時隨之轉變身份認同。城鄉空間本身是相互聯系的，城市發展以鄉村為基礎，鄉村發展以城市為助力，城鄉分離的動態過程是生產力發展的結果，也是城鄉經濟空間變遷的過程。經濟空間的融合，可以將城市資源輸入鄉村，實現城鄉產業的完美銜接，逐漸消解由生產生活分離造成的城鄉分隔。融合發展的社會空間可以拉近城鄉居民之間的距離，使城鄉居民交流由點對點轉變為面對面，城鄉往來更加頻繁，生產與生活關系融洽度提升，社會凝聚力整體增強。由此也證明生產力發展可以導致城鄉分離，但也會因更高生產力的發展而實現新的協調與均衡，從而推動城鄉走向融合。

五、服務融合：社會賦權效能彰顯的關鍵環節

加快建立城鄉一體的公共服務體系是城鄉融合發展的重要保障機制。2019年，《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的意見》指出，要“推動公共服務向農村延伸、社會事業向農村覆蓋，健全全民覆蓋、普惠共享、城鄉一體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標準統一、制度并軌?！盵39]盡管國家在教育、醫療等方面投入了大量財力、基本實現了公共服務的全覆蓋，但是城鄉差距依然較大，結構性矛盾較為突出。城鄉公共服務的差距不僅體現在硬件設施的配備上，還體現在公共軟服務的提供上。以教育為例，2020年全國普通小學和初中學生平均公共財政預算教育經費為12330.58元、17803.60元，其中農村為11541.34元、15731.01元，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40]

造成上述服務差距存在的原因與公共財政的支出結構密切相關?！俺青l倒掛”的服務供給機制導致服務資源需求量更大的鄉村社會反而獲得公共財政的投入數量不足。當前我國還未形成標準統一的城鄉公共服務衡量指標體系，加之公共服務不完善，這些都制約著城鄉社會的高質量發展。

促進城鄉融合發展，不僅是黨和政府的責任，也離不開作為社會主體的居民參與。只有將社會治理質量的提升與重塑城鄉居民參與社會治理能力相結合，才能從根本上提升城鄉融合發展的速度。但是，現代化進程所裹挾的個體理性主義使農村居民的社會參與動力下降。[17]大量研究證明，相對于城市居民言，農村居民是政治參與的體制性邊緣人， 尤其是那些離土離鄉的農民工群體，不僅在流出地政治參與缺位，在流入地也因享受不到與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而導致政治參與真空化。他們在自身權利受到損害時，因缺乏必要的素養與途徑而維權無門。這也是國家開通農民工法律援助綠色通道的原因所在。因此，要縮小城鄉差距，應著力提升農村居民整體素質，拓寬社會參與渠道，構建常態化的社會參與機制，提升社會參與水平。

城鄉服務融合意味著，將城鄉基本服務看成是有機整體，使農村基本公共服務與城市無縫對接，實現服務等值化，讓城鄉居民享有無差別、立體式、全方位的公共服務。為此需要從以下方面努力，一是推動城鄉服務設施的共建共享。以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為支撐，將數字資源等軟服務由城市向農村輸入，通過現代技術實現城鄉服務資源的整合，補齊鄉村發展的短板，促進服務效能邊際收益增加。二是保障公民的參與權，提升農民的數字化水平，為其提供軟服務。順應數字化發展的潮流，加強對農民數字化能力的培訓與指導，提升農民參與數字鄉村建設的能力，確保其鄉村發展的主體地位。通過數字技術的培養，不僅能增強農民的鄉村建設主人翁地位，也能為離土離鄉的農民工提供線上參與鄉村建設的平臺，從組織渠道上為社會參與“增能”。三是加大鄉村教育與職業教育的資源投入，提升農村群眾社會參與能力，增加其與外界社會有效聯系的渠道和機會。教育的投入是從根本上改變農村群眾社會參與能力不足的重要舉措，也是促進城鄉服務均衡發展的重要途徑。

城鄉服務融合可以從整體上提升社會賦權能力。賦權意味著增能，而增能的內在要求就是對權利主體進行權利關系的轉換，實現社會發展由“外力推動”向“內力推動”模式轉換。社會賦權把焦點專注于人的發展，盡可能為社會成員提供發展條件和機會，尤其是社會參與的機會和能力。激發他們參與鄉村振興和社會治理的主觀能動性，唯有如此才能使社會底層的民眾通過社會參與的形式完整表達自身的訴求并將其付諸實踐。在城鄉對比發展中，鄉村處于不利地位，而城鄉服務融合，意味著人是目的而非手段，每個人都被賦予更多的釋放潛能的機會，個人權利得到公正的維護，共同參與到共同體的生活當中。城鄉居民均能享受到無差別、全方位、高質量的公共服務，從而使個體發展和社會發展統一，在制度和生活、個體與社會之間尋找到合適的平衡點。

六、結語

高質量發展不是僅指經濟高質量發展，社會高質量發展也是其內在要求。從當前高質量發展建設來看，城鄉融合具有必要性和迫切性。一度實行的城鄉二元制度導致城鄉發展優勢不互補、資源難以雙向流動，制約著城鄉資源要素的優化配置、高效利用及經濟高質量發展。城鄉基礎設施銜接不暢、城鄉公共服務不均造成諸多城鄉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嚴重阻礙城鄉共同富裕融合發展進程。城鄉社會空間割裂造成城鄉居民權益不平等，難以有效融合，影響了社會經濟活力。正因如此，中央將城鄉融合作為當前改革發展的工作重點之一，大力推進城鄉融合發展。

城鄉融合不僅是推動鄉村振興與城鄉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大決策，也是推動城鄉社會高質量發展的重大舉措。因此，城鄉融合發展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要注重社會建設，兼顧社會公平，實現利益共享。通過城鄉產業融合，提升城鄉的社會經濟保障水平。構建有利于城鄉融合的制度環境，提升社會的包容度。塑造一體化城鄉發展的經濟、社會、地理空間格局，促進城鄉凝聚程度提升。通過服務融合、創新城鄉居民參與社會治理方式以實現社會賦權。城鄉融合發展的最終目標是在整體上實現經濟和社會的高質量發展，構建高質量的現代化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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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楊葉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