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賦能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研究

宋 帥

(西南政法大學,重慶 401120)

一、引言

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是關系國家發展全局的重大戰略。 2023 年10 月12 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江西省南昌市主持召開的進一步推動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座談會上強調:“要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堅持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堅持生態優先、綠色發展,以科技創新為引領,統籌推進生態環境保護和經濟社會發展,加強政策協同和工作協調,謀長遠之勢、行長久之策、建久安之基,進一步推動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更好支撐和服務中國式現代化?！雹佟读暯街鞒终匍_進一步推動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座談會強調 進一步推動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 更好支撐和服務中國式現代化 李強 蔡奇 丁薛祥出席》,載《人民日報》2023 年10 月13 日,第1 版。面對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從“量變”到“質變”轉換的關鍵時期,以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等為代表的新興數字技術逐漸成為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的引擎。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要“加快發展數字經濟,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①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22 年10 月16 日)》,人民出版社2022 年版,第30 頁?！稊底种袊l展報告(2022)》顯示,2022 年我國數字經濟規?？偭烤邮澜绲诙?達50.2 萬億元,同比名義增長10.3%,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提升至41.5%。②參見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發布的《數字中國發展報告(2022 年)》,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官網,http:/ /www.cac.gov.cn/2023-05/22/c_1686402318492248.htm,2023 年11 月12 日訪問。作為一種以數據為核心生產要素的新型經濟形態,數字經濟正通過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過程催生新產業、提高生產效率,為經濟發展實現從“量的積累”到“質的飛躍”的轉變持續注入新動能,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極強的賦能效應。

既有研究已經從生產要素③See Ghasemaghaei M & Calic G,Does big data enhance firm innovation competency? The mediating role of data-driven insights,104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69,70(2019).、產業④參見肖旭、戚聿東:《產業數字化轉型的價值維度與理論邏輯》,載《改革》2019 年第8 期,第61-62 頁。、微觀個體⑤參見荊文君、孫寶文:《數字經濟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一個理論分析框架》,載《經濟學家》2019 年第2 期,第68 頁。等多個方面闡釋了數字經濟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在機理。 但值得注意的是,數字經濟發展是由數據及其關聯要素對生產函數重構所引發的經濟全場域和自相關創造性破壞過程⑥參見鄭江淮、周南:《數據要素驅動、數字化轉型與新發展格局》,載《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 年第6 期,第93 頁。,數據資本已成為生產力發展的關鍵要素,并逐漸演化成為新型的知識產權形式⑦參見劉雅君、張雅俊:《數據要素市場培育的制約因素及其突破路徑》,載《改革》2023 年第9 期,第23-24 頁。,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對數字經濟賦能高質量發展的效果至關重要。 同時,強化數字經濟對高質量發展的賦能效果,也離不開“有為政府”的作用。 合理的數字經濟戰略規劃可以提高數字化政府治理水平,進而促進高質量發展。 數字經濟在提升產業結構、創新驅動和區域協同融通等方面對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具有潛在的戰略價值,這為探索數字經濟與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的融合路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 而在已有關于數字經濟與高質量發展的研究中,鮮有研究考慮知識產權保護和政府治理在數字經濟賦能經濟高質量發展中的非線性作用。 因此,面對新時代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問題,本文嘗試厘清數字經濟與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之間的內在作用機理,進一步探討知識產權保護和政府治理在數字經濟促進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過程中的門檻效應,為數字經濟賦能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提供理論基礎。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眾多學者基于數字經濟的技術屬性或經濟屬性,從不同層次、不同視角展開了大量的研究,闡釋了數字經濟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邏輯關系,研究結果表明,數字經濟可以通過規模經濟、范圍經濟、網絡效應等,為經濟高質量發展賦能。

具體而言,在微觀層面,數字技術能夠使企業在供給端改變成本結構、降低成本⑧參見江小涓、靳景:《數字技術提升經濟效率:服務分工、產業協同和數實孿生》,載《管理世界》2022 年第12 期,第14 頁。,在需求端提升消費規模和多樣性,從而形成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①參見荊文君、劉倩、孫寶文:《數字技術賦能經濟高質量發展:一種改進的“技術-經濟”分析范式》,載《電子政務》2023 年第10期,第3-4 頁。,為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提質增效。 企業的數字化轉型也提高了專業化分工水平,并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企業組織體系和商業模式的創新。②參見袁淳、肖土盛、耿春曉、盛譽:《數字化轉型與企業分工:專業化還是縱向一體化》,載《中國工業經濟》2021 年第9 期,第138頁。如杜勇和婁靖(2022)研究發現:企業數字化轉型能使交易成本下降、產能效率提升和創新產出增加,進而有效促進企業升級。③參見杜勇、婁靖:《數字化轉型對企業升級的影響及溢出效應》,載《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22 年第5 期,第120 頁。在中觀層面,數字經濟不僅能推動數字技術實現產業化發展,還能重構產業組織模式,推動傳統產業數字化、智能化轉型,使傳統產業高效穩步地轉型升級。④參見丁志帆:《數字經濟驅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機制研究:一個理論分析框架》,載《現代經濟探討》2020 年第1 期,第89 頁。如韓振和韓鳳芹(2023)認為,數字經濟模糊了傳統的產業邊界,依托數字技術能促進產業融合,從而形成新業態、新模式以及新產業。⑤參見韓振、韓鳳芹:《數字經濟、財政分權與經濟高質量發展——基于中國224 個城市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載《經濟問題探索》2023 年第6 期,第12 頁。王菡等(2023)學者發現,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數字經濟,其通過調整生產要素流向來引導產業結構變動,進而提高社會生產率。⑥參見王菡、呂本富、徐曉辰:《數字經濟、產業結構與城市高質量發展——基于長江經濟帶的實證分析》,載《城市問題》2023 年第7 期,第75 頁。同時,數字經濟能有效促進產業綠色轉型,解決碳排放污染等環境問題。⑦參見朱潔西、李俊江:《數字經濟、技術創新與城市綠色經濟效率——基于空間計量模型和中介效應的實證分析》,載《經濟問題探索》2023 年第2 期,第68 頁。在宏觀層面,數字經濟能改善要素配置效率,以及依托技術創新帶來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如荊文君和孫寶文(2023)運用索洛增長模型分析了數字經濟如何從宏觀產能、資源配置優化、全要素生產率提升三個層面為經濟增長提供新動力。⑧參見荊文君、劉倩、孫寶文:《數字技術賦能經濟高質量發展:一種改進的“技術-經濟”分析范式》,載《電子政務》2023 年第10期,第5 頁。任保平和何厚聰(2022)認為,新興數字技術源源不斷地注入包括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在內的各個經濟活動環節,能促進科技創新成果向生產力有效轉化,以創新驅動經濟高質量發展。⑨參見任保平、何厚聰:《數字經濟賦能高質量發展:理論邏輯、路徑選擇與政策取向》,載《財經科學》2022 年第4 期,第64-65 頁。綜上所述,本文提出假設H1。

H1:數字經濟對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有顯著的促進作用。

隨著數字經濟變革,知識資本和創新已成為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動能。⑩參見韓璐、陳松、梁玲玲:《數字經濟、創新環境與城市創新能力》,載《科研管理》2021 年第4 期,第35 頁。知識產權保護作為地區營商環境的核心構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激發自主創新,促進知識溢出。?參見姜南、馬藝聞、劉謙:《知識產權政策對數字經濟的影響機制研究——來自知識產權示范城市的證據》,載《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2023 年第7 期,第94 頁。在地方層面,有效的知識產權保護將吸引更多的創新者和投資者,提升數字經濟對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的賦能效果。 同時,有效的知識產權保護能增強企業間的信任,促進合作創新和知識共享,更好地發揮創新要素的知識溢出效應。?參見姜南、李鵬媛、歐忠輝:《知識產權保護、數字經濟與區域創業活躍度》,載《中國軟科學》2021 年第10 期,第173-174 頁。當地區知識產權保護處于較高水平時,知識產權保護能幫助企業或組織克服外部性和信息不對稱問題的制約,充分保障創新主體對創新成果的獨占權,從而激發企業創新動力①參見肖振紅、李炎:《產學研協同發展、知識產權保護與技術創新績效——基于動態面板門限機理實證分析》,載《管理評論》2023年第6 期,第73 頁。,更好地發揮數字經濟對創新的促進作用,從而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②參見程惠芳、陳超:《開放經濟下知識資本與全要素生產率——國際經驗與中國啟示》,載《經濟研究》2017 年第10 期,第21-23頁。當地區知識產權保護處于較低水平時,難以形成對個人及企業創新成果的有效保護,進而可能導致大量模仿性或復制性創新的出現,侵權行為頻發,降低創新積極性,不利于創新要素形成知識溢出效應③See Lerner,The Empirical Impac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on Innovation: Puzzles and Clues,99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343,345(2009).,導致數字經濟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賦能效果有限。 綜上所述,本文提出假設H2。

H2:知識產權保護對數字經濟賦能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存在門檻效應。

由政府主導的數字化政策、企業規制、營商環境等要素均不同程度影響數字經濟的發展。④參見歐陽日輝、劉健:《數字經濟治理是國家治理體系重要內容》,載《國家治理》2017 年第46 期,第16-17 頁。政府對數字經濟的關注度和有效治理將決定數字經濟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賦能效果,由于數字經濟對外部信息具有不對稱性和敏銳反應力,政府需及時轉變治理思維,形成完善的數字經濟時代治理體系,更好地為數字經濟和經濟高質量發展服務。⑤參見劉超、張慶雯、聶心容:《激勵性政策規制推動中國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機制研究》,載《亞太經濟》2023 年第5 期,第99 頁。當政府治理處于較高水平時,會形成數字經濟政策的適應性供給,為企業數字化轉型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務機制和營商環境,推動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提升,還可在一定程度上建立創新要素自由流動的機制體制,促進區域創新生態系統的發展⑥參見陶長琪、丁煜:《數字經濟政策如何影響制造業企業創新——基于適宜性供給的視角》,載《當代財經》2022 年第3 期,第17頁。,同時對數字技術基礎設施、科技研發、人才培訓等領域做出戰略性投資,以推動數字經濟與長江經濟帶的高質量發展。 當政府治理處于較低水平時,可能會弱化企業信心,阻礙競爭性市場的建立和完善,從而抑制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提升,對創新成果轉化和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作用有限。 綜上所述,本文提出假設H3。

H3:政府治理對數字經濟賦能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存在門檻效應。

三、研究設計

(一)模型構建

為了驗證數字經濟對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的作用,本文構建如下模型:

式(1)中Eqdit是被解釋變量,表示城市i在t時期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Digit是核心解釋變量,表示城市i在t時期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Controlit為一系列控制變量。μi表示城市i不隨時間變化的個體固定效應,δt為時間固定效應,εit為隨機擾動項。

為進一步檢驗知識產權保護和政府治理的門檻效應,本文采用Hansen(1999)⑦SeeHansenBE,Thresholdeffectsinnon-dynamicpanels:Estimation,testing,andinference,93JournalofEconometrics345,350(1999).提出的面板門檻回歸模型,構建雙重門檻效應模型如下:

其中qit為門檻變量,γ為特定的門檻值,I(·)為示性函數。

(二)變量測度與說明

1.被解釋變量

高質量發展(Eqd)。 目前,有較多學者使用綠色全要素生產率①參見趙巍、徐筱雯:《數字經濟、空間效應與經濟高質量發展——以長江經濟帶110 個城市為例》,載《華東經濟管理》2023 年第8期,第44 頁。、全員勞動生產率②參見孟猛猛、雷家骕、焦捷:《專利質量、知識產權保護與經濟高質量發展》,載《科研管理》2021 年第1 期,第138 頁。、全要素生產率③參見張微微、王曼青、王媛、李銘凱:《區域數字經濟發展如何影響全要素生產率? ——基于創新效率的中介檢驗分析》,載《中國軟科學》2023 年第1 期,第199 頁。等單一變量作為衡量高質量發展水平的替代變量,但高質量發展是一個多維度、綜合性的概念,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全要素生產率等單一指標受限于測算波動性及維度單一性,并不能滿足研究的需要。 本文結合城市層面數據的可得性和連續性,借鑒曾藝等學者(2019)、趙濤等學者(2020)的研究④參見曾藝、韓峰、劉俊峰:《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提升城市經濟增長質量了嗎?》,載《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9 年第5 期,第87-88 頁;趙濤、張智、梁上坤:《數字經濟、創業活躍度與高質量發展——來自中國城市的經驗證據》,載《管理世界》2020 年第10 期,第68-69 頁。,構建了由產業結構、包容性TFP、技術創新、居民生活和生態環境 5 個二級指標,產業結構高級化、產業結構合理化、生產性服務業占比、包容性TFP 指數、創新指數、二氧化硫去除率、工業固廢綜合利用率、PM2.5、人均GDP、人均教育支出(元/人)、人均醫院床位數(張/萬人)11 個三級指標所構成的多維度評價體系(如表1 所示),對 2011 年至2021 年長江經濟帶108 個地級及以上城市進行測算,得到的高質量發展水平,記為Eqd。

表1 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

2.解釋變量

數字經濟發展水平(Dig)。 已有大量研究從國家和省級層面,對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數字經濟規模進行測度與實證分析,但數字經濟的內涵界定尚未統一,測量口徑也未達成一致。 本文結合城市層面數據的可得性和連續性,并借鑒黃群慧等學者(2019)的測度方法①參見黃群慧、余泳澤、張松林:《互聯網發展與制造業生產率提升:內在機制與中國經驗》,載《中國工業經濟》2019 年第8 期,第13 頁。,從移動互聯網用戶數、互聯網相關產出、互聯網相關從業人數、互聯網普及率和數字金融普惠發展五個維度,分別選取每百人移動電話用戶數、人均電信業務總量、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從業人員占比、每百人互聯網用戶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五個三級指標,構建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指標體系(如表2 所示),并通過熵權法得到的數字經濟綜合發展指數,記為Dig。

表2 長江經濟帶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

表3 變量說明

3.控制變量

為緩解遺漏變量造成的估計偏誤,借鑒已有文獻的一般方法,選取如下影響各地區高質量發展水平差異的相關變量作為控制變量:經濟發展(GDP),采用地區人均GDP 的對數值測算;人口規模(Pop),采用地區年末人口的對數值測算;資源稟賦(Ren),采用采礦業從業人員與年末總人口數之比測算;城鎮化率(Urb),采用城鎮常住人口占總人口的比值測算;研發投入(RD),采用地區R&D經費內部支出的對數值測算。

4.門檻變量

(1)知識產權保護(Ipp)。 本文借鑒姜南等學者(2021)②參見姜南、李鵬媛、歐忠輝:《知識產權保護、數字經濟與區域創業活躍度》,載《中國軟科學》2021 年第10 期,第175 頁。、沈國兵等學者(2019)③參見沈國兵、徐源晗、沈彬朝:《知識產權保護、出口技術含量與中國企業出口市場多元化》,載《世界經濟研究》2023 年第8 期,第21 頁。的測量方法,利用每萬人地區知識產權案件結案數量化知識產權保護水平,Ipp 值越高說明地區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越高。

(2)政府治理(Gov)。 數字經濟的發展會推動政府加強數字經濟戰略規劃,政府對數字經濟政策的適應性供給將反哺于數字經濟的發展,數字經濟戰略的規劃強度在一定程度上也體現了政府的治理水平,本文借鑒韋東明等學者(2023)④參見韋東明、徐揚、顧乃華:《數字經濟驅動經濟高質量發展》,載《科研管理》2023 年第9 期,第12 頁。、陶長琪和丁煜(2022)⑤參見陶長琪、丁煜:《數字經濟政策如何影響制造業企業創新——基于適宜性供給的視角》,載《當代財經》2022 年第3 期,第19頁。、金燦陽等學者(2022)⑥參見金燦陽、徐藹婷、邱可陽:《中國省域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測度及其空間關聯研究》,載《統計與信息論壇》2022 年第6 期,第13頁。的研究,以地方政府工作報告中“數字經濟”相關詞頻占比來衡量地方政府的治理水平,Gov 值越高說明地方政府治理水平越高。

(三)數據來源與描述性統計

本文選取2011 年至2021 年長江經濟帶11 個省份(含直轄市)108 個地級以上城市(除巢湖市、畢節市、銅仁市)展開研究,形成了1188 個“城市-年”的均衡面板觀測。 研究使用的數據來自《中國城市統計年鑒》、部分地級市統計年報、北大法寶數據庫等。 表4 是本文的描述性統計結果,結果顯示: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指數(Eqd)的均值為0.3168,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間有較大差距,標準差為0.5037,呈現出“均值小,標準差大”的特點,表明長江經濟帶不同地區高質量發展水平差異較大。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指數(Dig)、知識產權水平(Ipp)、政府治理水平(Gov)同樣具有“均值小,標準差大”的特征。 從控制變量看,長江經濟帶不同地級市在經濟發展水平(GDP)、人口規模(Pop)、資源稟賦(Ren)、城鎮化率(Urb)和研發投入(RD)等方面,也存在明顯的差異。

表4 描述性統計

四、實證研究與結果分析

(一)基準回歸分析

基準回歸結果如表5 所示,采取逐步回歸的方式,第(1)列為只控制城市、年份固定效應的回歸結果,解釋變量的系數顯著為正(β=1.350,p<0.001),表明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對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有顯著的促進作用。 第(2)列至第(6)列在第(1)列的基礎上逐步加入控制變量,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系數均顯著為正。 這表明在嚴格的控制條件下,數字經濟依然顯著促進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假設H1 得到驗證。

表5 數字經濟對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的影響

(二)穩健性檢驗

為驗證實證結果的有效性,本文采用以下五種方法檢驗實證結果的穩健性:其一,剔除上海和重慶的樣本。 由于直轄市政治地位和資源稟賦的獨特性,可能與其他地區存在較大差異,導致實證模型估計參數有偏,在回歸上剔除上海和重慶的樣本,回歸結果如表6 第(1)列所示。 其二,將所有變量進行雙邊1%縮尾處理,回歸結果如表6 第(2)列所示。 其三,將控制變量滯后一期,回歸結果如表6 第(3)列所示。 其四,將回歸時間由2011 年至2021 年縮短年限至2013 年至2020 年,回歸結果如表6 第(4)列所示。 其五,將固定效應模型調整為隨機效應模型,回歸結果如表6 第(5)列所示。 無論采取哪種方法,數字經濟對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表明基準回歸的結果是穩健的。

表6 穩健性檢驗

(三)內生性檢驗

由于數字經濟與高質量發展之間可能存在互為因果、遺漏變量等內生性問題,導致實證模型的估計參數有偏。 因此,本文嘗試利用工具變量法解決內生性問題。 歷史郵電業務量長時間影響數字技術的發展和人們的使用習慣,進而影響數字經濟的發展,但對現階段高質量發展水平幾乎沒有影響,滿足了工具變量外生性的要求。 為解決截面數據在面板數據中難以度量的問題,參考劉婧玲和陳艷瑩(2023)①參見劉婧玲、陳艷瑩:《數字技術發展、時空動態效應與區域碳排放》,載《科學學研究》2023 年第5 期,第848-849 頁。、Nunnh 和 Qian(2014)②See Nunn N & Qian N,US Food Aid and Civil Conflict,104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630,1647(2014).的做法,將各年人均電信業務收入與1984 年郵電業務量的交互項作為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工具變量,并使用兩階段最小二乘回歸模型(IV-2SLS)。 回歸結果如表7 所示,數字經濟(Dig)的回歸系數依然顯著為正,說明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對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有顯著的促進作用。

表7 內生性檢驗:工具變量法

(四)異質性分析

1. 地區異質性

本文根據長江經濟帶的地理特點,將城市面板數據分為長江中下游區域和長江上游區域進行檢驗,結果如表8 所示。 數字經濟對高質量發展的促進作用在長江上游更為顯著,在長江中下游地區作用不明顯。 長江上游地區大多屬于西部地區,經濟欠發達城市較多,這意味著數字經濟發展具有較強的地理傳統性,降低了經濟活動的生產成本,這為廣大欠發達地區推動經濟發展創造了條件。

表8 地區異質性

2. 城市等級異質性

本文根據《2019 城市商業魅力排行榜》將長江經濟帶108 個城市分為一線、新一線、二線、三線、四線和五線城市,結果如表9 所示。 數字經濟對高質量發展的驅動作用集中于三線、四線和五線城市,說明了數字經濟對中小型城市具有顯著的經濟帶動作用。

表9 城市等級異質性

(五)門檻效應檢驗

1. 知識產權保護的門檻效應

第一,門檻效應檢驗。 以知識產權保護(Ipp)為門檻變量,采用Bootstrap 重復抽樣300 次,得到門檻效應檢驗結果如表10 所示。 由表10 可知,知識產權保護在1%的顯著水平下通過了單一門檻檢驗,在10%顯著水平下通過了雙重門檻檢驗,說明知識產權保護(Ipp)存在雙門檻效應。

表10 知識產權保護的門檻效應檢驗

第二,門檻值估計及LR 檢驗。 表11 披露了知識產權保護(Ipp)的門檻值估計結果,圖1 為門檻回歸的LR 函數圖,反映了門檻值的回歸及置信區間的分布結果。 結合表11 和圖1 可知,知識產權保護(Ipp)的第一門檻值為0.0607,門檻值落在[0.0489,0.0648],第二門檻值為0.3648,門檻值落在[0.3214,0.3808],存在LR 檢驗值小于95%臨界值的區間,即落在虛線下方。 綜上所述,知識產權保護(Ipp)的門檻值是顯著存在的。

圖1 知識產權保護(Ipp)為門檻變量的LR 檢驗

表11 知識產權保護的門檻估計結果

第三,門檻面板回歸分析。 門檻面板回歸分析結果如表12 所示,當知識產權保護(Ipp)達到第一門檻值0.0607 之前,數字經濟對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的影響不顯著;當跨過第一門檻時,數字經濟對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在1%水平上顯著(β=1.465,p<0.001);當跨過第二門檻值0.3648 時,數字經濟對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系數增大(β=2.510,p<0.001),說明知識產權保護強度過低時,數字經濟對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的促進作用不明顯。 隨著知識產權保護的強度增大,數字經濟對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有明顯的促進作用,尤其是達到一定強度后,促進作用顯著增強。 假設H2 得到驗證。

表12 知識產權保護的門檻面板回歸

2.政府治理的門檻效應

第一,門檻效應檢驗。 以政府治理(Gov)為門檻變量,采用Bootstrap 重復抽樣300 次,得到門檻效應檢驗結果如表13 所示。 由表13 可知,政府治理在5%的顯著水平下通過了單一門檻檢驗,沒有通過雙重門檻檢驗,說明政府治理(Gov)存在單門檻效應。

表13 政府治理的門檻效應檢驗

第二,門檻值估計及LR 檢驗。 表14 披露了政府治理(Gov)的門檻值估計結果,圖2 為門檻回歸的LR 函數圖,反映了門檻值的回歸及置信區間的分布結果。 結合表14 和圖2 可知,政府治理(Gov)的門檻值為0.0012,門檻值落在[0.0011,0.0012],存在LR 檢驗值小于95%臨界值的區間,即落在虛線下方。 綜上所述,政府治理(Gov)的門檻值是顯著存在的。

圖2 政府治理(Gov)為門檻變量的LR 檢驗

表14 政府治理的門檻估計結果

第三,門檻面板回歸分析。 門檻面板回歸分析結果如表15 所示,當政府治理(Gov)達到門檻值0.0012 之前,數字經濟對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有顯著的正向影響(β=1.370,p<0.001);當跨過門檻時,數字經濟對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系數增大(β=2.460,p<0.001)。 這說明隨著政府治理水平的增強,數字經濟對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有明顯的促進作用,尤其是達到一定強度后,促進作用顯著增強。 假設H3 得到驗證。

表15 政府治理的門檻面板回歸

五、結論與啟示

利用2011 年至2021 年長江經濟帶108 個地級市的面板數據,在測度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與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水平的基礎上,基于固定效應、知識產權保護和政府治理的門檻效應研究數字經濟對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的影響。 研究結果表明:(1)數字經濟發展對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在長江經濟帶不同區域、不同等級的城市,其促進作用有所不同。 (2)知識產權保護和政府治理在數字經濟與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中有顯著的門檻效應。 本文研究結論對完善區域經濟理論,提升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路徑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同時具有多重現實意義:

第一,進一步提升長江經濟帶的數字化水平,增強數字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 一是要加快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提高網絡覆蓋率、速度和質量,為地區數字化水平提升提供基礎保障;二是要加大數字人才培養和引進力度,提高數字技術研發和應用能力,通過形成強大的人力資本優勢,進一步發揮創新要素的知識溢出效應;三是要加強數字資源開發和利用,提高數據采集、整合、分析和共享水平,加深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提高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同時還要加快數字文化建設和傳播,提高社會文明程度和公民素養。

第二,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激發數字經濟創新。 知識產權保護是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可以保障創新主體的合法權益,激發創新活力和動力。 立法機關應該完善知識產權法律法規,執法部門應當加大知識產權執法力度,打擊侵權行為,提高知識產權保護的效率和效果,尤其需要完善數據知識產權保護制度。 同時,政府應該加大對知識產權保護的宣傳,提高社會對知識產權的認識和尊重,營造良好的創新環境。 此外,還應設立專門的知識產權法庭和仲裁機構,以提供高效的知識產權糾紛解決機制。

第三,強化政府治理,優化數字經濟發展環境。 政府治理是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保障,可以協調各方利益,解決公共問題,提供公共服務,維護社會秩序。 政府應該加強自身能力建設,提高政府治理的水平和質量。 制定科學合理的數字經濟發展規劃,提供充足的激勵性政策,提供必要的財政、稅收、金融等政策措施,促進數字經濟的健康發展。 同時充分聽取各方意見和建議,平衡各方需求和利益,加強對數字經濟的監督和指導,及時發現和解決問題,防范和化解風險。

第四,長江經濟帶可以通過建立數字經濟生態系統,促進不同產業和領域的合作創新。 設立數字經濟產業園區和創新中心,為企業提供資源和合作機會,將有助于數字經濟和長江經濟帶協同進步和高質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