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超大城市率先壯大中等收入群體、促進共同富裕研究

李春玲

（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 100732）

一、引言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2021 年10 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求是》雜志發表的重要文章《扎實推動共同富?！分袕娬{：“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把握發展階段新變化，把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推動區域協調發展，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贏脫貧攻堅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促進共同富裕創造了良好條件?，F在，已經到了扎實推動共同富裕的歷史階段?！雹倭暯剑骸对鷮嵧苿庸餐辉！?，《求是》2021 年第20 期。

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指出：“增加低收入者收入，穩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推動形成橄欖型分配格局”，是扎實推動共同富裕的關鍵步驟，同時也是構建橄欖型社會結構、實現社會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方面。

2021 年作為“十四五”時期的開局之年，代表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了新發展階段。如果說“十三五”時期我國社會發展進程是以“消除絕對貧困”為核心目標，圍繞“精準扶貧”和“脫貧攻堅”戰略，取得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巨大成就；那么，邁入新發展階段的“十四五”時期，我國社會發展進程就應把“中等收入群體顯著擴大”列為核心目標之一，圍繞“脫貧入中”和“精準擴中”戰略，“著力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為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構一個良好的社會基礎。

長期以來，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的經濟社會發展一直保持全國領先地位，尤其在社會治理和建設等方面勇于進取創新，引領時代，追求卓越。進入新發展階段，北京和上海市政府都提出人民城市建設要邁出新步伐，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上海市“十四五”規劃提出：“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堅持共同富裕方向，自覺踐行人民城市建設重要理念，把讓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資源留給人民，把依靠人民、造福人民、植根人民轉化為切實行動，激發全市人民創新創業創造的偉力、共建共治共享的動力，促進社會公平，增進民生福祉，不斷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雹佟渡虾Ｊ袊窠洕蜕鐣l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綱要》，2021 年1 月30 日，https: //www.shanghai.gov.cn/nw12344/20210129/ced9958c16294feab926754394d9db91.html。北京市“十四五”規劃也提出，在“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更進一步，“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為根本目的”“率先探索融入新發展格局的有效路徑”“更加突出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堅持共同富裕方向”“更好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廣大人民群眾，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②《北京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綱要》，2021 年1 月27 日，http: //fgw.beijing.gov.cn/fgwzwgk/zcgk/ghjhwb/wnjh/202104/P020220614554396990009.pdf?？梢?，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使“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是目前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目標的核心要務。

研究北京、上海中等收入群體發展狀況、實現共同富裕的進展情況，提出北京、上海率先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扎實推進共同富裕的政策思路，將有助于我國超大城市率先形成橄欖型現代化社會結構，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為全國各地區的社會發展提供表率和先進經驗。

二、北京和上海具備率先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實現共同富裕的基礎和優勢

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發展目標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支持和響應，各省市政府紛紛把“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绷腥氡镜亍笆奈濉币巹?，探索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2021 年7 月浙江省先期制定了《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實施方案（2021—2025 年）》③《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實施方案（2021—2025 年）》，2021 年7 月20 日，https: //www.zjzx.gov.cn/zxyw/content_101527。，在扎實推進共同富裕方面先行一步。北京和上海作為我國經濟實力最強、人均收入最高的城市，更不應落于浙江省之后，要充分發揮領頭羊和風向標作用，率先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扎實推進共同富裕。

近年來，雖然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的影響，但北京和上海經濟持續穩定恢復，經濟發展韌性增強，新興動能加快成長，實現了“十四五”發展良好開局。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1 年北京和上海的GDP 規模都首次突破了4 萬億元，依次為41045.6 億元和43653.2 億元。2022 年兩個城市的GDP 繼續增長，依次達到41610.9 億元和44652.8 億元，位列國內城市第二位和首位。同時，北京和上海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也位于全國最前列，兩座城市的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于2021 年都首次突破了8 萬元，2022 年北京和上海城鎮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達到84023 元和84034 元?？梢哉f，北京和上海具備率先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實現共同富裕的基礎和優勢。

目前，北京和上海兩地中等收入群體發展已經取得了巨大進展，邁向共同富裕的步伐大大超前于全國平均速度。參照世界銀行、OECD、美國皮尤研究中心等國際組織和智庫研究報告提出的全球中等收入群體定義標準（日人均收入10—100 美元）①參見Milanovic B，Yitzhak S.,“Decomposing World Income Distribution： Does the World Have a Middle Class?”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2002，48 （2） , pp.155-178； Kharas, H.，“The Emerging Middle Clas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OECD Development Centre Working Paper, 2010，285（1），pp.1-20； Pew Research Center,“A Global Middle Class Is More Promise than Reality,” July 8, 2015, https: //www.pewresearch.org/global。，采用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數據和新時代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狀況調查數據，以家庭人均收入作為指標估算②米蘭諾維克和伊茨哈克等人設定的10—100 美元（最初是10—50 美元）中等收入標準是以2000 年國際美元（PPP）轉換各國收入標準，這種轉換方式與現今匯率差異很大，因此本文以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相應年份美元兌人民幣年平均匯率為基準并通過購買力平價轉換設定各年度中等收入標準。，2019 年上海中等收入群體比重達到83.6%，與北京中等收入群體比重（83.7%）僅相差0.1 個百分點，兩者都遠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33.9%），同時也明顯高于全國城鎮平均水平（45.5%）。北京和上海的中等收入群體比重是全國平均比例的約2.5 倍，是全國城鎮平均比例的約1.8 倍（見圖1）。這說明北京和上海邁向共同富裕的步伐大大超前于全國平均速度，應該加力推進，進一步“提低”“擴中”，壯大中等收入者隊伍，發揮先進示范作用，引領全國促進共同富裕。

北京和上海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分別高達83.7%和83.6%，這表明中等收入者已經成為北京和上海社會結構中的主流人群。根據第七次人口普查公布的數據，北京成年人口約為1600 萬人，家庭戶約為832 萬戶，按83.7%的中等收入群體比重推算，北京大約有1300 萬成年人口和696萬戶家庭邁入了全球中等收入群體的行列；上海成年人口約為1800 萬人，家庭戶約為964 萬戶，按83.6%的中等收入群體比重推算，上海大約有1500 萬成年人口和806 萬戶家庭邁入了全球中等收入群體的行列。

另外，與國際數據相比較，雖然我國中等收入群體比重與發達國家存在極大差距，但北京和上海的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已經達到發達國家水平。根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2015 年發布的《全球中產階級報告》，2011 年北美地區的中等收入群體比重為75%，歐洲中等收入群體比重為80%。2019 年北京和上海的中等收入群體比重都已經超過了2011 年北美和歐洲國家中等收入群體平均比重（見圖2），不過，距離美國中等收入群體比重（90%）還有一定差距。

圖2 中等收入群體比重的國內國際比較① 全國和全國城鎮數據來源于2019 年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北京和上海數據來源于2019 年新時代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狀況調查；北美和歐洲數據來源于美國皮尤研究中心《2015 年全球中產階級報告》。國內數據各群體分類標準如下：經濟困難群體（2美元以下）；低收入群體（2—10 美元）；中低收入群體（10—25 美元）；中間收入群體（25—50 美元）；中高收入群體（50—100 美元）；高收入群體（100 美元以上）。國際數據各群體分類標準如下：貧困人口群體（2 美元以下）；低收入群體（2—10 美元）；中低收入群體（10—20 美元）；中間收入群體（20—50 美元）；皮尤研究報告沒有區分中高收入群體和高收入群體，而是把50美元以上都歸類為高收入群體，為了與國內數據進行比較，作者把這個群體區分為高收入群體（固定比例為5%）與中高收入群體（原文歸類的高收入群體比例減去5%）。

三、北京和上海中等收入群體發展仍處于較低質量的初級發展階段，中等收入群體層級結構亟須進一步優化調整

目前北京和上海中等收入群體比重雖然都已達到發達國家水平，但其內部構成形態與發達國家相比存在鮮明差異。參照全球中等收入群體細分標準，即日人均收入10—25 美元為中低收入者，25—50 美元為中間收入者，50—100 美元為中高收入者，我們可以對中等收入群體內部結構的合理程度進行判斷：理想的中等收入群體的層級構成形態應該是中間收入者成為中等收入群體中的主流，而中低收入者和中高收入者占比低于中間收入者。由圖2 可知，歐洲中等收入群體的層級構成即為較為合理均衡的結構形態：中間收入者比例（36%）高于中低收入者（24%）和中高收入者（20%），中間收入者成為中等收入群體的主流人群，45%的中等收入者處于中間收入位置。合理均衡的中等收入群體結構形態既有利于中等收入者地位的穩定，也表明收入分配格局較為均衡公平，合理均衡的中等收入群體層級結構是橄欖型社會結構的核心基礎。

相較于歐洲，美國收入差距和貧富分化較為突出，并且許多全球富豪和高收入者都集中于美國，這導致北美地區的中等收入群體層級結構呈現為倒金字塔型態，中高收入者占比（36%）高于中間收入者比例（27%），而中間收入者占比又高于中低收入者比例（12%）。中高收入者成為北美中等收入群體的主流人群，接近半數（48%）的中等收入者是中高收入者。這種結構形態雖然表明美國中等收入者整體收入水平高于其他國家，但同時也反映出美國經濟社會發展使一部分人獲益很多而另一部分人獲益較少的兩極化發展趨勢。由圖2 可知，北美地區收入分布形態是：一方面，中高收入群體（36%）比例遠遠高于歐洲地區（20%）；另一方面，低收入群體比例（18%）也高于歐洲（15%）。更令人吃驚的是，北美地區低收入群體比例（18%）明顯高于中低收入群體比例（12%），這是兩極化發展趨勢的結果。

我國中等收入群體層級結構則呈現為金字塔型態，中等收入群體中的中低收入者比例（23.4%）高于中間收入者（7.9%），中間收入者比例又高于中高收入者（2.6%）。我國接近7/10 的中等收入者居于中等收入區間的低端，中間收入者在中等收入群體中的比例不到1/4，中高收入者比例極低，所以說，中低收入者成為我國中等收入群體中的主流人群。中低收入者占據絕大多數的中等收入群體的層級構成形態，意味著許多中等收入者剛剛邁入中等收入的門檻，而其收入進一步增長面臨困難，并且在經濟不確定條件下（比如新冠疫情流行時期）他們存在回落至低收入群體的風險，從而導致中等收入者隊伍不穩定，中等收入群體增長后續乏力。

層級結構不合理問題，同樣存在于北京和上海中等收入群體之中。北京和上海中等收入群體的內部構成也呈現出金字塔型態，絕大多數中等收入者處于中低收入群體。在北京，中低收入者占比高達37.5%，高于中間收入者（31%）和中高收入者（15.2%）；在上海，中低收入者占比高達43.3%，高于中間收入者（27.1%）和中高收入者（13.2%）。上海與北京相比，中等收入群體的層級結構不合理問題更加突出，超過半數上海中等收入者（51.8%）是中低收入者，這一比例明顯高于北京（44.8%）。這充分說明，盡管北京和上海的中等收入群體比重達到了發達國家水平，但其質量還處于初級發展水平，與發達國家中等收入群體相比還存在明顯差距。北京和上海中等收入群體發展亟須進一步優化調整內部結構形態，讓更多的中等收入者升級加入中間收入群體，提升中等收入群體發展質量，穩固中等收入者隊伍，促進橄欖型社會結構形成。

四、北京和上海中等收入群體高質量發展需要目標升級，從追求數量規模的脫貧致富階段轉向追求內涵質量的共同富裕階段

針對當前北京和上海中等收入群體發展狀況和存在問題，為適應新發展階段高質量發展需求，更為穩步扎實推進共同富裕，以及更好地發揮率先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促進共同富裕的表率作用，北京和上海中等收入群體的發展目標需要升級，應提出更高質量、更加全面的中等收入標準。前文所采用的日人均10—100 美元中等收入標準，是2002 年米蘭諾維克和伊茨哈克等人基于當時的全球人口收入水平和世界收入分配狀況提出的全球中等收入群體定義標準，雖然至今仍被廣泛采用，但主要適用于低收入或中等偏低收入國家的中等收入群體界定，而不適用于高收入或中等偏高收入國家，因為該標準遠遠低于這些國家人民的普遍收入水平，不足以維持中等收入者相應的生活水平。以美國為例，作為該標準中等收入基線的10 美元不僅遠低于美國的貧困線，甚至低于每小時最低工資標準。根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2021 年3 月發布的研究報告，①Pew Research Center, “The Pandemic Stalls Growth in the Global Middle Class, Pushes Poverty Up Sharply,” https: //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21/03/18/the-pandemic-stalls-growth-in-the-global-middle-class-pushes-poverty-up-sharply/.2020 年美國四口之家的官方貧困線為日人均15.90 美元（按2011 年價格計算），遠高于10 美元中等收入標準，因此，按照此標準定義的中等收入者中的許多人在美國社會屬于貧困人口。另外，目前在歐美發達國家及高收入國家，接近或超過90%的人口的日人均收入都達到了10 美元標準。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統計，目前美國95%的人口達到日人均10 美元標準，56%的人口達到50 美元標準，繼續按照日人均10—100 美元的全球中等收入標準觀測中等收入群體發展狀況意義不大。

我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由低收入國家邁向中等收入國家的發展歷程中，米蘭諾維克等人當年提出的全球中等收入標準比較適用于定義我國中等收入群體。但是，隨著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消除了絕對貧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該標準越來越不適應我國現階段發展水平，也不能充分滿足我國民眾不斷提高的生活水平要求。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數據，我國成為中等收入國家已近二十年，2010 年又加入了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并且近三年人均國民總收入都超過1 萬美元，非常接近高收入國家的門檻。在此階段以及未來發展時期，米蘭諾維克等人設定的全球中等收入標準與我國政府提出的高質量社會發展目標和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遠景目標不相匹配，十分有必要提出升級版中等收入群體標準。

北京和上海作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最高的兩個超大城市，人均GDP 均已達到高收入國家水平，人民群眾對生活品質的要求不斷提高，日人均10 美元中等收入基線標準明顯低于北京和上海等超大城市民眾對中等生活品質的期望。在北京和上海等超大城市目前生活成本條件下，日人均10 美元只能維持低水準的生活水平，與人們期望的中等收入者生活有一定差距。目前北京和上海市政府制定的月最低工資標準已經高于日人均10 美元的標準，這說明這一標準已經不適應北京和上海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按此標準估計，北京和上海的中等收入者和中等收入家庭中有相當一部分是處于最低工資水平線附近的人群。前述統計顯示，北京大約有1500 萬成年人口和806 萬戶家庭邁入了全球中等收入群體的行列，但其中44.8%處于日人均10—25 美元的中低收入水平；上海1500 萬成年中等收入者和806 萬戶中等收入家庭中52%處于日人均10—25美元的中低收入水平；這些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在北京和上海難以達到真正的中等生活品質?；诖朔N情況，北京和上海等超大城市應該提出更高的中等收入基線標準，比如從10 美元升級為25 美元。北京和上海壯大中等收入群體不僅要提升低收入群體收入水平，更重要的是提升數量龐大的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這樣才能更有效地建構橄欖型社會結構。

五、北京和上海進一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扎實推進共同富裕的政策建議

“十四五”期間至為關鍵，決定著我國中等收入群體發展能否從初級階段邁向更高階段，為實現基本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遠景目標構建社會基礎。北京和上海作為中國經濟社會綜合實力最強的兩個超大城市，應該充分發揮壯大中等收入群體、促進共同富裕的表率作用，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持續穩定和壯大中等收入群體，率先形成中等收入者占據主流的橄欖型社會結構，邁向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

北京和上海等超大城市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的政策方案應該從三個方面進行設計：宏觀層面的“擴中”“促中”“育中”策略；結構調整角度的“擴中”“穩中”方略；針對特定目標群體的“精準擴中”政策，最終達到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擴中”目標。

第一，在宏觀經濟社會層面，要確保經濟穩字當頭、加速奮進。過去二十年我國經濟高速增長，促使中等收入群體得到了迅速發展；同樣，如果“十四五”期間以及未來十五年我國經濟繼續穩定增長，中等收入群體繼續壯大將來日可期。不過，與之前二十年不同，國際國內環境發生極大變化，新發展階段將面臨多種不確定因素，經濟風險增強，在經濟增長放緩和經濟波動時期，采取何種措施穩定中等收入者隊伍，是我們將面臨的挑戰。所以說，確保經濟穩定增長，是壯大中等收入群體、促進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礎。

第二，要保持就業優先政策。穩定和擴大就業是促進中等收入群體發展的最有效策略，穩定的就業是中等收入群體地位穩定的保障，失業率上升必將沖擊中等收入群體的地位穩定。從國際經驗來看，就業參與率偏低的經濟增長極有可能導致社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形成貧富分化，無法培育穩定堅實的中等收入群體。因此，堅持經濟發展就業導向，有利于促進中等收入群體成長。尤其在經濟增長放緩和經濟波動時期，更需要堅持“強化就業優先政策”，擴大就業容量，提升就業質量，促進充分就業。

第三，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增加勞動者特別是一線勞動者報酬，健全工資合理增長機制，確保勞動報酬增長與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既有利于扶助更多的低收入者更快、更順利地邁入中等收入者隊伍，也有利于抑制貧富分化，促進收入分配公平，確保中等收入群體持續壯大。

第四，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提高公共服務質量。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有助于中等收入者隊伍穩定，避免經濟風險因素對中等收入群體的沖擊；高質量的公共服務，有助于提升中等收入者的獲得感和滿足感，使達到中等收入水平的民眾成為真正的中等收入者。

第五，要調整收入分配結構。調整收入分配結構，是促進中等收入群體發展的必由之路?，F階段我國收入分配結構不合理，阻礙了中等收入群體的進一步發展。針對現階段我國中等收入群體的突出特征——中等收入者比重相對較小、內部層級結構不合理，北京和上?！罢{結構”的重點可以朝兩個方向努力：一是縮小低收入群體規模，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二是調整中等收入群體內部結構，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中間層。目前，無論是在全國還是在北京和上海等超大城市，中等收入群體的內部結構都較為不合理，中等收入者隊伍缺乏穩定性，大量的剛剛邁入中等收入門檻的低端中等收入者易于受到經濟波動沖擊而落回低收入群體。因此，保持低端中等收入者收入繼續提升，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中間層，有利于中等收入群體穩定發展。尤其是要讓步入中等收入群體的人進一步提高收入，真正過上小康生活。

第六，針對特定目標群體實施“精準擴中”政策。大學畢業生是中等收入群體的后備軍，促進高校畢業生就業創業，為他們提供更多的事業發展機會，將為中等收入群體持續補充青年成員。為中小微民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戶創造良好的營商環境，穩定和增加中小微民營企業主和個體工商戶的收入，有助于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中間層。

總之，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需要從宏觀經濟社會發展戰略、收入分配結構調整思路和重點人群精準施策等多方面、多角度出發，多措并舉，力爭在“十四五”期間使中等收入者比重顯著提高，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在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新發展階段，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是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徑，可以為達成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遠景目標提供堅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