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上楓橋經驗”的內涵與行動邏輯

程 雋 章越松

(1.紹興文理學院 商學院,浙江 紹興 312000; 2.紹興文理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浙江 紹興 312000)

互聯網技術的發展推動網上世界嵌入、復刻、重構到現實世界之中,形成跨時間、跨空間、跨領域、跨部門的嶄新資源配置方式,溝通協調機制、社會治理格局、組織運行規則等隨之變化,在帶來高效便捷的同時,也滋生出矛盾、沖突與威脅。針對這一狀況,2015年,國務院發布《關于積極推進“互聯網+”行動的指導意見》,從國家層面推動“互聯網+社會治理”的實踐探索。2018年,中央政法委首次明確提出“網上楓橋經驗”的概念,呼吁各地實施、推廣、總結。各級政府、社會組織、國有企業等積極回應,“網上楓橋經驗”的適用性探索在全國范圍內迅速鋪開。作為新時代“楓橋經驗”的一種新范式,“網上楓橋經驗”是應對社會治理問題導向的題中之義。面對各地不斷創新的實踐探索,必須從學理上明確“什么是‘網上楓橋經驗’”,才有可能更好尋找數字化、社會治理與“楓橋經驗”之間的內在關聯,構建“網上楓橋經驗”的體系機制與行動邏輯,推動社會治理規范高效、合理正當的發展。

一、文獻回顧與問題研究意義

“網上楓橋經驗”作為“楓橋經驗”的創新與發展,源起于解決網絡空間的實際問題,具有較強的問題導向與實用導向。學者們傾向于以田野調查法實地評估,對“網上楓橋經驗”實施過程、結果以及經驗進行闡述歸納,也有學者關注其價值判斷與互動協商。

(一)已有研究評述

在現有研究中,直接冠以“網上楓橋經驗”題名的文獻數量相對較少,更多的是圍繞網絡與“楓橋經驗”的衍生性研究。從“網上楓橋經驗”具體研究方向來看,大致分為三類:在內涵上,普遍認同的是互聯網與“楓橋經驗”相結合,有學者將“網上楓橋經驗”視為是從新時代“楓橋經驗”的智能化內涵中提煉出的新概念[1];在路徑上,堅持自治、法治、德治的“三治融合”;在歸屬上,多認為是綜治領域、政法領域或社會治理領域的經驗。從“網上楓橋經驗”研究的內容看,具體表現在以下三個視角。

一是工具視角。將“網上楓橋經驗”視為信息技術延伸下治理變革的連接媒介,揭示社會治理背景可運用的技術工具及資源,實現治理的空間轉向和技術延伸[2],抑或旨在推動“互聯網+”政策工具與“楓橋經驗”有機融合,嘗試建構一種包括尊重用戶治理主體地位的雙軌治理、尊重生活世界基礎地位的情感治理以及尊重網絡空間內生秩序的源頭治理三大維度在內的“用戶中心型”的網絡空間治理[3],走出涉網空間的網絡犯罪、網絡輿情、網絡糾紛等治理困境。

二是關系視角。關于“楓橋經驗”與涉網治理間的邏輯關系問題,學者們的觀點并不統一。在此,“助力說”認為,傳統“楓橋經驗”所蘊含的糾紛即時解決的息訟理念、民眾自治的民本理念、教育為主的教化理念具有啟示,能夠助力傳統“楓橋經驗”適應涉網生態環境;“彌補說”認為,“楓橋經驗”看似與互聯網治理格格不入,網絡應用場景更加深度多維,網絡風險更加隱蔽復雜,傳統的網絡治理模式面臨新的語境與生態、困境與挑戰,傳統“楓橋經驗”出現邊際效益遞減效應[4],新時代“楓橋經驗”與網絡治理耦合[5]是網絡治理的必須選擇,能夠幫助網絡治理夯基礎、查漏洞、補短板[6]。

三是主體視角?！熬W上楓橋經驗”治理主體是涉網治理的主要推動力量,在此有“共同體說”和“單一主體說”兩種代表性觀點。其中,前者主張用網治網凈網相結合,多元主體協同構建六大體系、健全五項機制,推動社會治理向雙向互動、線上線下融合、社會協同的轉變[7],解決多元糾紛、訴源治理等問題。后者認為群眾路線在“網上楓橋經驗”中發揮重要作用,網上群眾路線逐漸成為世界政黨建設的一般趨勢[8],主張重視平臺搭建、創新話語體系、加強學習實踐、進行制度規范[9],推動建立涉網調解委員會,實現治理主體自治與他治的結合。

綜上所述,已有的研究更多的是著眼于工具理性的分析,相對忽略了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統一,具體而言有以下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學術研究少?！熬W上楓橋經驗”的實踐導向放大了實用性這一目的,以致有些研究帶有明顯的政策宣傳、成果展示、經驗交流的意圖,缺少學理性探究。二是跨區域協調少?！熬W上楓橋經驗”以地瓜之勢扎根楓橋,蔓延至全國,當與各地方相觸碰時,在地方利益驅動下自覺開啟區域屏障,盡管操作手段同質性高、實施途徑相似,仍囿于區域標簽,固執地標榜為地方特色經驗,缺少區域間主動協同的運行機制與規則探索,難以實現規模效應。三是彌散性群眾賦權少?！熬W上楓橋經驗”概念提出的初衷是解決涉網安全問題,即使關注共同體的建設,也多聚焦于公檢法司、網信辦等權力機關自上而下角度予以探索,主張主體集中式賦權,傾向于憑借更多權力推出更多有效舉措,完成更多特定職責,滿足更多針對性訴求,但對技術規制增加,自動識別、研判、處置的非人格化智能操作削弱網民合理權利的關注較少。因此,網絡時代如何理解“網上楓橋經驗”,是時代給予的嶄新命題。

(二)問題研究的意義

1.解決“是什么”的問題,有利于繼承與發展“楓橋經驗”。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要在社會基層堅持和發展“楓橋經驗”?！皸鳂蚪涷灐弊鳛橐揽咳罕?、就地化解矛盾的經驗,一直是基層社會治理最具活力的經驗。數字化時代,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與社會治理的結合,發軔于某一區域、某一領域、某一部門的簡單化探索,成長于“社會治理+互聯網”的精準銜接,成熟于“互聯網+社會治理”的精細化治理,“網上楓橋經驗”以更為顯性、直接的方式呈現在社會大眾面前,被群眾所知、所感、所用、所推,明確什么是“楓橋經驗”的內涵與顯著特征,把握使命擔當,是“楓橋經驗”重要的保鮮秘訣。

2.解決“為什么”的問題,有利于回應時代訴求?？v觀“楓橋經驗”的發展歷史脈絡,可以清晰地感知其生命力就在于對時代敏感性的問題與訴求做出積極回應。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建設成為時代應有之義。截至2022年12月,我國網民規模達10.67億,移動網絡的終端連接總數達35.28億戶(1)《最新!中國網民規模達10.67億,線上辦公用戶占比過半》, https://www.360kuai.com/pc/9ff424584b3ad9c9c?cota=3&kuai_so=1&sign=360_57c3bbd1&refer_scene=so_1。。網民數量激增、范圍擴大、訴求升級,引發傳統領域線上復刻速度加快,雙網互融程度加深,涉網風險隨之增多。2022年,公安網安部門清理網上違法有害信息56.4萬余條(2)《公安部:2022年偵辦“網絡水軍”相關案件550余起,關閉“網絡水軍”賬號530余萬個》,http://society.people.com.cn/n1/2023/0113/c1008-32606115.html。,人民法院一審審結網絡購物合同糾紛案件3.2萬件(3)《人民法院2022年一審審結網絡購物合同糾紛案件3.2萬件》, https://www.360kuai.com/pc/969212189b0abb6c7?cota=3&kuai_so=1&sign=360_57c3bbd1&refer_scene=so_1。。涉網風險形態多樣,對群眾權利造成危害,“網上楓橋經驗”應時應勢做出回應,有利于及時化解涉網風險。

3.解決“怎么辦”的問題,有利于遞交社會治理的滿意答卷。傳統社會倫理生活、楓橋群體人格特征以及楓橋傳統文化的豐富滋養是生成“楓橋經驗”文化基因的初始密碼[10]?！昂蜑橘F”“以理服人”的熟人社會具有典型的家族與親族行政風范,傾向于對傳統個人魅力的認同與尊崇,這與“互聯網+”環境下的生態極為相似。在線上線下的治理空間中,信息透明度增強、政治神秘色彩消失、基于虛擬身份的網民間平等地位彰顯,官僚制下正式組織的法理型權威影響力減弱,重塑為新的“準熟人”網絡社會。群眾的接受與認可成為網絡空間重要生存法則,掌握線下話語權的傳統精英重新回到起點,與普通群眾共同爭奪、享有線上話語權,并逐漸向現實世界延伸。雖然網絡空間初期有“基層組織進不去、思想政治工作進不去、公安武警等國家強制力進不去”的現象,但根植于傳統熟人社會的“楓橋經驗”,在線上線下環境變遷中,不斷拓展“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中的“群眾”邊界,以“準熟人”的共性話語體系,逐漸化解這一局面,扭轉傳統群眾政治參與的冷漠性、邊緣化,使群眾愿意自由表達利益訴求、提出決策建議,營造社會治理多方平等溝通、共同協商的和諧氛圍,推動自下而上群眾接受、遵從和推行的社會治理框架的形成與發展。

二、“網上楓橋經驗”的內涵

隨著網絡空間與現實世界嵌入的不斷深入,“楓橋經驗”適時適當的融入,使得“網上楓橋經驗”的內涵在繼承“楓橋經驗”的基礎上更為豐富。

(一)不變的內涵

1.根本保證不變。堅持黨的領導是“楓橋經驗”歷久彌新、長盛不衰的根本保證?；ヂ摼W發展初期的網絡空間是一個超越民族國家主權的烏托邦[11],對傳統主權理論產生了沖擊[12]。各國及時意識到問題之所在,迅速反應采取行動,學術界也不斷呼吁在網絡空間治理中“找回國家”[13],網絡空間“再主權化”成為新的發展趨勢。

西方政黨開始競相利用互聯網進行宣傳、溝通,爭取選票,構建“網絡黨”運作模式,通過網絡把人們的行為和活動聯系起來,形成共同參與的人群網絡[8]。并憑借人群網絡擴大自身影響力,爭取更多選民支持,達到執掌國家政權的目的,雖然這與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宗旨是截然不同的,但依托互聯網提升政黨影響力與群眾支持的措施與手段值得關注與借鑒。引入互聯網思維,催化黨建統領與涉網空間的融合,打造智能化支持下的“一核(黨的領導)多元”社會協同治理結構,實施“互聯網+黨建”“互聯網+基層黨組織”“黨建引領+智慧賦能”工作模式。如浙江紹興出臺《紹興市互聯網企業黨建工作實施方案》《市級部門黨委(黨組)網絡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重點責任清單》等規范性文件,將黨的領導、建設、組織等工作覆蓋到用網管網治網凈網護網的全領域、全過程,推動互聯網新業態黨的組織和黨的工作“雙覆蓋”。

2.價值取向不變。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边@一重要論述指出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決定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根本力量,也是“楓橋經驗”的核心價值。群眾路線作為一種“逆向政治參與”模式,要求決策者主動、持續深入群眾。受身份虛擬化、角色多元化、成員流動化的影響,互聯網對用戶的網絡屬性識別相對困難,但由于網民身份是人民群眾傳統角色在網絡空間的鏡像復刻,因此所依附的自然人屬性以及社會人屬性仍然相對清晰。充分發動群眾、組織群眾、依靠群眾,從人民群眾中汲取智慧與力量的取向不會因為互聯網的特性發生轉移。堅持人民至上的價值導向,聽取民意、知曉民情、匯總民智、動員民力,運用“互聯網+”創新工作方法,維護群眾知情權的理念不變;滿足美好生活需求、解決急難愁盼問題、提供優質服務的初衷不變;梳理決策建議、拓寬交流渠道的意愿不變。例如,紹興施行“新聞+政務+商務+服務”工作模式,打造“主流輿論陣地、綜合服務平臺、社區信息樞紐”;啟用“數智禮堂”,通過“菜單式管理、派單式服務、個性化點單”,實現文化產品的精準配備與供給;數智賦能綜合治理執行難“一件事”集成改革,營造良好營銷環境。

(二)可變的內涵

1.工具之變。網絡空間是通過數字化對現實世界的復刻,因此,數字化建設是“網上楓橋經驗”的工具之維與初始變量。首先,推動平臺建設。數字化平臺作為網絡空間的基礎設施,是“漩渦的中心和矛盾糾紛的匯合點”[14],技術賦能已經成為推動基層社會治理的基本要求[15],能夠疏通信息渠道,構建治理轉型的連接機制?！熬W上楓橋經驗”以善治為目標,以各類信息資源的知曉為基礎,以互聯網技術為支持,搭建價值中立、應用高效的網絡平臺,構建虛擬場景,使暢通群眾溝通渠道、營造平等商榷氛圍成為必然。例如,浙江開通政務服務“浙里辦”App,設置平安管理“浙江輿情”App、“平安浙江”App,建設“天羅地網”金融風險監測系統,啟動“浙檢云圖”“浙檢云視”,實施“云上公安 智慧警務”大數據規劃,構建“民生議事堂”,搭建“民情在線”輿情管理平臺,通過資源整合,實現集約化效應。其次,實現內容共享。一方面,信息的共享。網絡空間組織結構從高聳式變為扁平式,信息傳播速度加快,信息失真減少,群眾及時平等獲取信息的權利得到更好保障,數字鴻溝得以部分消解。例如,紹興諸暨整合公檢法司以及律師資源建立“1963法潤”直播平臺,開設直播欄目,精準匹配群眾認知與接受水平,促進法律知識的滲入與吸收。另一方面,資源的共享?；ヂ摼W的共享與交互功能,使網絡平臺非競爭性、非排他性的公共產品優勢得以突顯。例如,全國首家互聯網法院落戶杭州,涉及互聯網案件全部在互聯網法院審理,全部訴訟環節全部在線完成。最后,建設治理共同體?；ヂ摼W作為多元主體的黏合劑,推動虛擬、離散狀態的多元主體匯合,異質化訴求整合,碎片化利益匯聚,形成社會治理的合力。例如,紹興組建由本地重點網站論壇管理員、自媒體運營者、網絡大V、網評專家以及本地網民共同組成的“網上義警”隊伍,用好由“媒體顧問團”“網絡顧問團”“文化顧問團”以及通訊員、網評員、網宣員隊伍組成的“三團三隊”;嵊州落實力量融合、陣地整合、人技結合、多跨聯合、宣傳聚合的“五合一”工作法,構建“和合”協同聯動體系。

2.重心之變。網絡空間附著互聯網的屬性重構現實世界,從事后彌補到源頭治理是“網上楓橋經驗”的重心之變與因應變量?！皸鳂蚪涷灐闭Q生之初,堅持“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矛盾不上交”,聚焦矛盾糾紛化解,防止沖突擴大化,以事后補救為主。然而亡羊補牢式治理難以消弭既定事實的損害,“楓橋經驗”的重點逐漸向源頭治理傾斜。例如,紹興楓橋法庭探索“三步工作法”,推動“三道防線”建設,將矛盾糾紛吸附在源頭,消滅在萌芽,化解在基層?！熬W上楓橋經驗”亦是如此?；ヂ摼W興起之初,現實世界與網絡世界被人為割裂,面對意識形態、網絡安全、網絡輿情等領域的問題日益增加,催生出“網上楓橋經驗”,提倡“網上事網上管”“網上事網上辦”,關注涉網空間的事后救助。然而,網絡環境多變,互聯網裂變式傳播,網絡信息擴散迅速,低準入門檻、高自利訴求的自媒體造成的“噪聲傳播”,可能會誘發“蝴蝶效應”,甚至構陷“塔西佗陷阱”,引發網絡空間混亂,甚至危及現實世界。同時,網絡世界與現實世界相互交織,交界處信息折射與失真增加,對現實世界的破壞增大,風險化解在萌芽中的源頭治理成為網絡空間治理的新熱點?！吨腥A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互聯網等信息網絡傳播視聽節目管理辦法》《網絡游戲管理暫行辦法》陸續出臺,實施“網絡實名制”“網絡內容治理的屬地管理”,在全國領域從源頭進行防范。浙江實施“雪亮工程”,著力以把好“源頭關”“監測關”“管控關”“責任關”,做到早重視早發現早預警早處置,全力打造“網絡風險不變現、網絡輿情不發酵、網絡生態不灰暗”的監測模式,將預測預防預警在現實世界與網絡空間整合適用。

3.場域之變。場域(field)的邊界是場域作用停止的地方,傳統“楓橋經驗”場域在現實世界,“線上+線下”流動式虛擬空間是“網上楓橋經驗”的場域之維。網絡空間與現實世界相互嵌入,快速變遷、迭代升級和融合應用,拓展了場域邊界,“網上楓橋經驗”及時重塑網絡空間秩序,削弱單個物理空間的規則,使得網絡社會治理復雜性加劇。首先,空間域變。網絡空間早不再是技術精英的自留地,逐漸演化為網絡公共領域和電子商務空間[16]。網絡“微社群”是網絡空間去中心化的基層自治組織,由利益訴求相似、觀點相近、愛好相同的人組成,類似現實世界的網格或社區。每個“微社群”就是一個網絡自治體,自發或自覺形成“微社群”內用戶認可的價值體系、行為規范與溝通方式。網絡“微社群”群主(類似現實世界的鄉賢、社會精英等)擁有群內相對或絕對的權威,是“微社群”集體行動的風向標,能夠制定或約定群內規則,進行價值引導,約束成員言行,呼應群內訴求。例如,紹興出臺《創建發展網上“楓橋經驗”建設網絡綜合治理“重要窗口”的總體方案》,探索“民有所呼我有所應”防疫民生求助平臺建設,“線上提訴求,線下得滿足”,匹配需求、疏導情緒,實現疫情、民情與輿情的良性互動。其次,管理域變。區域流動性增強、治理事務增加、群眾訴求增多與行政編制縮減并存,“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的困境依然存在,資源有限性成為制約基層的重要因素。信息時代,傳統治理手段應對困難,“互聯網+社會治理”的模式重塑運行規則、主體、程序與內容,以邏輯推理改變經驗判斷、以算法決策取代人腦決斷、以非人格化執行減少人為不確定因素。例如,浙江強化“智慧大腦”建設,建立“系統大腦+領域大腦+城市大腦”體系,重塑流程(4)《為數字化改革多跨應用提供智能化支撐——浙江“大腦”生長記》,https://www.zjwx.gov.cn/art/2022/11/14/art_1673581_58872430.html。;紹興打造“城市楓橋網格E家”治理模式,構建城市社區信息一圖明晰、處置一網協同、服務一屏歸集、評價一體聯動的數字閉環管理。最后,連接域變。群眾對互聯網信任度、依賴度增強,當現實需求得不到滿足、或認為沒有受到公平待遇,求助無門或難以得到滿意答復時,傾向網絡求助或發泄,@輿論領袖或直接發布負面信息,期待發酵后成為輿論焦點。無論早期的“天價大蝦”,還是“扶老人被碰瓷”“一跪為水源”,以及虛假的“川大女學生被偷拍”,甚至通過網絡空間商討、煽動組織現實世界的游行、集會、示威等活動,都呈現出“線下—線上”交互作用的特點,跨域流動性強,群眾關注度高,社會影響大,蔓延速度快,危害性強。通過“網上楓橋經驗”構建新的連接關系與關鍵節點,做到“網下事網下消,爭取不上網”“網上事網下辦,爭取不擴大”“網上事及時宣,爭取不發酵”,“網上楓橋經驗”逐漸成熟。

4.職能之變?；ヂ摼W的流動化、利益訴求的多元化使“網上楓橋經驗”視域下的權力機關治理職能變得更為復雜。首先,政務管理的變化。在政府與公眾的“委托—代理”關系中,公眾權利的讓渡,促進了公共權力對公民利益的維護?；ヂ摼W時代,信息權力是來自獲取、分享、隱瞞、操縱、扭曲信息的能力[17],不法分子發布具有誹謗、誣蔑、侵犯名譽、損害權益和煽動性質的文字、圖片、視頻,非法竊取、販賣個人信息,生產、銷售竊聽器材,偷拍、傳播個人隱私等行為嚴重危害群眾利益,公安機關常態化開展“凈網行動”,實施網絡輿情控制。其次,經濟管理的變化。以數字化為引領的新形態經濟快速發展,網絡交易糾紛急速增長,成為影響群眾網上體驗的重要瓶頸之一。面對高額的訴訟費用、煩瑣的訴訟程序與有限的司法資源間的矛盾,傳統“楓橋經驗”的解紛機制受到沖擊,ODR成為解決電子商務糾紛、提振消費者信息的重要機制。浙江創辦“在線矛盾糾紛多元化解平臺”,諸暨人民法院建立集在線調解、在線立案、在線司法確認、在線督促程序、電子送達于一體的ODR配套機制。鼓勵涉網企業開啟自治解紛功能,微博建立“社區委員會”和“社區專家委員會”,阿里巴巴創建具有陪審員功能的“大眾評審”ODR平臺,京東客服以解紛員身份協助處理糾紛。最后,生活服務的變化?！熬W上楓橋經驗”打破時空邊界的優勢,有利于破解公共服務不均衡、不均等的問題。浙江推動“最多跑一次”“最多跑一地”“綜合一體化”等改革,以方便群眾為邏輯起點,統籌業務管理領域的“最小數據集”,打破組織邊界,重塑業務流程,實施“集成服務、一次(地)辦結”。紹興打造“數智楓橋”綜合集成應用,以業務為牽引,打造矛盾糾紛協同分流、三源共治兩大應用場景,構建矛盾糾紛化解體系;“束光”應用設置救助線索發現、救助協同、救助銜接、社會治理四大跨部門場景應用,提升司法求助能力。

綜上所述,“網上楓橋經驗”絕非是在“楓橋經驗”前面單純地綴以“網上”二字,對其理解與把握不應簡單地從工具理性——“社會治理+互聯網”的技術層面出發,而應著眼于價值理性——“互聯網+社會治理”的理念層面。也就是說,“網上楓橋經驗”作為新時代“楓橋經驗”的一種新范式,可以界定為是以黨建統領為根本保證,以人民至上為核心價值,堅持新時代源頭治理,在繼承群眾路線的基礎上充分依托科學算法、知識集成、數據分析等智治方式,實現網上網下協同,跨領域、跨部門、跨區域聯動,精準高效解決雙網生態衍生出的涉網問題,形成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共有、共享、共治的線上線下社會治理新形態。

三、“網上楓橋經驗”的行動邏輯

“網上楓橋經驗”是理論的經驗,更是實踐的經驗。它遵循行動探索規律,沿襲并創新探索路徑,嵌入時代特色與群眾訴求,形成獨具“網上楓橋經驗”特色的行動邏輯。

(一)運行規則明確:建立線上線下協同治理機制

涉網空間治理的“度”源自綜合治共體與彌散自共體的協商,提供適當合理的商討反饋平臺、構建滿意理性的利益協調機制、實施不斷修正的漸進式決策方案,形成協同共治機制。

一方面,建設跨區域協同機制。網絡空間打破傳統邊界,“網上楓橋經驗”不再是囿于一城一域的經驗?！读⒎ǚā返某霈F,為區域間協同提供法律依據。具體行動中,以協同治理事務為中心,著重在網絡輿情導控、網絡陣地聯建、網絡安全防控、網絡犯罪打擊、網絡服務供給、網絡民意暢通等領域開展區域間合作,淡化區域治理邊界,弱化局部利益,構建區域協同頂層設計,理順區域間溝通協調渠道,明確區域間協同事務職責權限范圍,組成扁平化、虛擬化、網絡化的問題導向型區域間協同組織,共同尋找解決途徑、方法與原則,實現最有效與最負責任的執行。

另一方面,完善區域內協同機制。堅持“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網絡平臺協同、多元參與”的治理格局。以“小政府、大社會”的理念,讓渡規制責任和規制權力,形成“政府管理平臺,平臺治理網絡”的“外包式”治理模式[18]。第一,堅持“平臺治理網絡”,彌補“政府失靈”?！熬W上楓橋經驗”的價值理性彰顯公益屬性。推動平臺調解組織建設,注重“輿論領袖”的培養,構建“網民—輿論領袖—網絡平臺”三級網絡風險防范體系;聚焦網約配送員、網約車駕駛員、貨車司機、互聯網營銷師等依托互聯網的新業態就業者,形成“新業態就業者—自治聯盟—網絡平臺”三級治理體系;推動網絡平臺調解員隊伍建設,實施“網絡糾紛自主調解—網絡平臺調解”兩級糾紛調解體系。第二,堅持政府兜底治理,彌補“市場失靈”。從發展規律來看,網絡平臺的私利性是其本質屬性,公益性具有被動適應的特點。當彼此交織時,公益性衍生出的壟斷使網絡平臺追求利益的野心膨脹,大數據殺熟、平臺二選一、變相漲價等現象嚴重損害公共利益?！熬W上楓橋經驗”的價值屬性導向要求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組建由公檢法司、網信部門、市場監管部門、商務部門等形成的綜合治理共同體,及時介入并進行經濟性規制,規范網絡平臺合法合規運營。對于網絡焦點事件、熱點問題、典型沖突,相關職能部門運用國家強制力直接實施社會性規制,迅速高效解決。第三,引入“契約化”共建,形成規范約束。過分管制與管制不足都將引發社會治理危機,自上而下的治理意志,融合自下而上的認可后,才能增強正當性。堅持黨建引領下的“契約化共建”,通過“契約”串聯有意愿、有能力、有影響力、有自治力的網絡平臺或“微社群”,推動不同類型的“微社群”與平臺、黨建組織等簽訂“契約”,統籌整合“微社群”資源,將快遞員、外賣員等新業態就業者納入現實世界網格員隊伍,打破線上線下邊界,平衡工作與志愿間的關系,更好地推動“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全面融入涉網空間治理中,激發多元參與活力,成為網絡治理的推動力,以及矛盾、風險的阻擋力、緩沖力。

(二)運行手段合理:軟法與硬法的共治

網絡空間的張力,相互競合能夠彌補軟法與硬法間的裂隙。通過軟硬兼施、剛柔并濟的混合治理模式,以更精準實用的手段推動涉網空間治理的順利運行。

一方面,完善軟法建設。軟法即不能運用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法規范[19]?！皸鳂蚪涷灐弊鳛橹巍靶摹钡慕涷?應著眼于情緒情感的價值取向,采取人文關懷、心理疏導、說理說服、鄉規民約等柔性手段規范約束,尤其是受“法不下郡縣”的傳統認知影響,“老鄉管老鄉”“鄉賢治村”“警示公約”“鄉村典章”(5)“鄉村典章”源于紹興市新昌縣的“董村典章”,“董村典章”是新昌縣沙溪鎮的董村為解決行政村合并后因矛盾突出而制定的以黨章黨規、國家法律、民間風俗為基礎,結合董村實際而制定的8章24條鄉規民約?！跋穆某绦颉?6)“夏履程序”是由紹興市柯橋區夏履鎮群眾創造的鄉規民約,村中重大事務嚴格按照六套程序執行,很大程序上實現了村民自治。等成為必然,這是“楓橋經驗”自誕生以來的經典行為模式。網絡平臺以及網絡“微社群”利益訴求、組織結構、要素組成各不相同,“一刀切”式的涉網空間治理規則難以實現精細化治理。營造和諧開放的溝通環境,關注網絡平臺、“微社群”的利益訴求與情感需要,通過民主協商、平等對話設定權利、義務關系,生成行為標準與規范,賦予適當的裁量權,適應互聯網瞬息萬變的生態環境?！皸鳂蚪涷灐钡摹按笳{解格局”同樣適用于涉網空間。推動“互聯網+”調解員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的聯調聯動,完善警調、訪調、訴調高效對接,做好糾紛排查調處的訴源治理,激發涉網主體的溝通理性,契合情感、情境、情緒,在風俗、慣例、人情間相互調適,維持涉網空間的良好秩序,尋求各方利益均衡的最優解。

另一方面,拓展硬法領域。弱者有理、寬容導向的道德綁架,會哭孩子有奶吃的利益傾斜,施暴者自視正義、失敗者有罪的社會認知偏差,受害者“斯德哥爾摩”癥候群現象,都成為軟法治理的困境,硬法約束成為必須。1994年至今共制定網絡領域立法140余部,法治建設是網絡強國的制度保證,以及網絡治理的底線?！读⒎ǚā返男薷臄U大了立法主體范圍,使地方政府擁有更多立法權限,網絡立法成為維護網絡秩序穩定的重要手段。關注各地涉網空間治理的共性問題與個性問題,推動聯合立法或區域立法,精準對接涉網空間治理實踐。

(三)運行保障有力:營造和諧環境

一是加強道德建設。凝練“楓橋經驗”中的紅色元素、區域元素,通過教育培訓、宣傳引導,以優秀文化涵養網絡道德規范,浸潤道德環境,強化群眾的網絡主權意識、安全意識、規則意識、文明意識、發展意識、法治觀念。打造交互式網絡素養教育基地,或主題公園、場館、平臺等,定期或不定期組織開展網絡文明實踐推廣活動。開展周期性網絡正能量人物(事件)評選,常態化推出平臺網絡人物(事件)紅黑榜,并將之與平臺流量推限等利益直接掛鉤,樹立“輿論領袖”的正面形象,提升道德的引領示范作用。

二是明確涉網信息。信息權力是重塑網絡秩序的重要權力,進退維度體現有效治理與尊重隱私間的平衡。招募專兼職“網絡信息收集員”,以滿足職能部門社會治理需求最小化原則收集“分層分業分類分領域”信息,甄別篩選合適精準的網絡信息,構建涉網信息數據池,做好源頭治理。滿足既定用途的數據,自動生成涉網信息數據統計表和分析報告,對高頻發生的涉網風險、矛盾,涉及的網絡平臺、“微社群”、“輿論領袖”等,牽涉到的敏感、高危人群的虛擬人格特性、現實角色進行標注識別,構建網上風險防范地圖,推動信息的共建共有共享,并明確信息提取、應用中的合理正當原則以及隱私保護原則,減少因信息權力造成公權對私人領域的侵犯。運用定量分析方法,分析潛在風險以及矛盾沖突的未來發展趨勢,制定涉網治理實施指南、指導手冊和保障指引,提倡網絡公共信息的免費公布,減少對滿足日常百姓需求的基礎信息、網絡風險識別基本信息付費的可能。建立網絡信息處置系統,形成“收集—甄別—研判—流轉—處置—發布—反饋—總結”的閉環系統,并設置網絡檔案室,便于查詢監督。

三是理順權責體系。推動群眾、網絡平臺與政府間的對接協商,約定各自權責邊界,厘清涉網治理的權力清單(權力的描述、范圍、關系、監督、救濟渠道等)、責任清單(職責邊界、歸屬、優先順序、后果承擔等)與負面清單(禁止事項或約束事項)。推動平臺與既有輿論領袖間的溝通對話,明確輿論領袖在信息接收與發布、議程設置與表達、輿論引導與處理等方面的職責與權限,減緩初始信息傳播速度,不斷迭代網絡用戶使用協議與須知,規范行為規則與價值傾向,防范“信息繭房”,增強社會黏性,改變網絡同溫層的極端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