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苞暨桐城派“抑柳為甚”論平議

黃文浩 付 瓊

(浙江財經大學 人文與傳播學院,浙江 杭州 310018)

一、方苞暨桐城派“抑柳為甚”論的形成

清人固有方苞“抑柳為甚”論。此論發端于李紱。紱字巨來,號穆堂,江西臨川人,與方苞論文不合。錢大昕云:“望溪以古文自命,意不可一世,惟臨川李巨來輕之?！盵1]方苞以自創“義法”裁量唐宋八大家,刪抹涂乙,大肆譏彈,引起李紱的不滿。李紱針鋒相對,幾如“據案對壘”,一一駁詰。他說:“身在堂上乃可以辨堂下人之是非,居今日而排斥古人,必其學與識與力,勝于古人而后可也?！盵2]批評方苞不自量力。其于方苞的柳文批評,則曰:“大概于渾發論議、援據舊聞者,即指為俗套,旁論曲證者,即詆為丑態?！蛘咭择鏆馀R之,以易心出之,執持己說以繩古人,雖其詞句有本者,亦不及詳審,遂不覺其詆之至于斯耶!”方苞以“搖頭瞬目,丑態百出”評柳文《與李睦州論服氣書》[3]157,李紱駁之曰:“此文奇杰,而加以丑詆,蓋懦夫掩卷而不敢觀者也。尊意不過于比喻語即詆之耳,然古之高文,喻語甚多?！盵4]一則曰“詆之至于斯”,再則曰“加以丑詆”,詞氣激烈,已有“抑柳為甚”之意。吳德旋說方苞“論退之、永叔諸家之文當矣,而深致貶于子厚為失中”,則以為方苞的唐宋八大家批評,只“深致貶”于柳宗元一人[5]。陳衍認為,姚鼐的貶柳只是“微詞”,方苞則“訾之最甚”[6]。綜合三人的意見,大抵認為方苞在唐宋八大家中獨貶柳文,在柳文批評家中堪稱“訾柳最甚”。

將方苞個人的抑柳傾向泛化到桐城派,始于鄭孝胥。他說“近人尚桐城,其論深抑柳”[7],又說“桐城派極貶子厚”[8]。方苞暨桐城派“抑柳為甚”論的形成大抵如此。至于其成因,可以歸納為三個方面。

第一,方苞“輕心排斥”的傲慢態度有違清人嚴謹的治學態度。方苞以“制行繼程、朱之后,文章在韓、歐之間”高自期許[9]2003,不屑于斤斤考據之學,因而“于宋元人經說,薈萃折衷其義理,名物訓詁則略之”[9]2001。其唐宋八大家批評既無考據根柢,又有俯臨之態,大有站在道學立場將唐宋八大家一筆抹倒之勢。他說:“姑以世所稱唐宋八家言之,韓及曾、王并篤于經學,而淺深廣狹醇駁等差各異矣。柳子厚自謂取原于經,而掇拾于文字間者,尚或不詳。歐陽永叔粗見諸經之大意,而未通其奧賾。蘇氏父子,則概乎其未有聞焉?！盵10]164在他看來,每一家都有問題,其對蘇氏父子的非議,又甚于柳宗元。盡管尊韓是方苞及桐城派的標簽,但其韓文批評也很尖銳,例如以為《潮州到任謝上表》“乞哀”“導君于非”,又以為其“于《易》亦膚漫若此”,《送楊少尹序》“本應酬之作,而荊川諸公盛稱之”等等[11]。這與宋明理學的“空談性理”同一弊病,在嚴謹的考據家眼里自然不免突兀。李紱就很不滿于方苞的治學態度。他說:“若(歐陽修)《晝錦堂記》,竟斥以庸下,《本論》下篇,節節而詆之,此則仆所驚訝而不敢卒觀者也?！庇终f:“歐陽公之文七百歲于茲,未有能繼之者,乃欲求勝于歐陽公,無論足下,自宋南渡而下,至于有明,不敢信有斯人也?！秾W記》謂‘學然后知不足’,不學不知其善,仆不足謂足下未嘗學,然仆則嘗學之而自知不足,抑嘗學之而知古人之善,不敢以輕心排斥之矣?！盵2]方苞對柳文批評的尖銳程度又甚于歐文,引起當時學者的詫異自在情理之中。

第二,方苞對柳文的格外關注。除了《古文約選》中的柳文評點,他還有柳文批評專論《書柳文后》《書柳子厚〈辯亢倉子〉后》。方苞并無歐文、蘇文批評專論,可見方苞于八家中特別關注柳文。而其影響力又隨著桐城派在清代的壯大而與日俱增,其“輕心排斥”的態度在數量繁多的柳文批評中被不斷放大,遂給人以“抑柳為甚”的印象。

第三,柳文地位在清代不斷上升,方苞的輕慢態度給“護柳”人士帶來了強烈不適。柳文在明代的地位有下降趨勢[12],入清以后不斷回升。郭英德先生提出,唐宋古文在清初文壇成為文章正統[13],乾隆御敕的《唐宋文醇》中就有“護柳”之聲:“人病宗元以巧進被謫,而作《乞巧文》,自謂抱拙終身?？贾T史傳,其為人蓋喜立事、急功名,以至于敗,非為機變之巧者也。如為陽城所作《遺愛碣》,及《與太學諸生書》,此豈巧人所肯為耶?”[14]清末至民初,由于“辟韓”思潮、文論家對于古文取法諸子漸趨寬容等原因,“揚韓抑柳”的傾向受到沖擊[15]。徐梵澄先生就說:“清代咸豐、同治年間,學者甚尊韓文,光緒、宣統以后,又盛推柳文?！盵16]晚近桐城派也逐漸因為追求陽剛文風、逐漸接受駢文,轉而推尊柳文[17]。在此背景下,方苞“輕心排斥”的柳文批評顯得不合時宜,因此成為有清以來“尊柳”士人樂于反駁的對象。

偏見一旦形成,就會由于慣性而難以消除。盡管今人張知強先生已經提出桐城派對柳文的評價經歷了低開高走的過程,卻仍然沿襲清人的看法,認為方苞對柳文“非常不滿”[17]。今人吳文治先生則為“桐城派抑柳為甚”論又添新解。他說:“清代桐城派奉韓為不祧之祖,故抑柳為甚?！虼?他們都認為韓柳不能并稱,當‘稱韓李,李指李翱云’。桐城派完全接受了他們的這種觀點?！盵18]5在吳先生看來,宋人歐陽修和黃震“都認為韓柳不能并稱”,桐城派“完全接受”了這一觀點,有意抑柳以尊韓。顯然吳先生不僅在鄭孝胥之后將李紱以來的“方苞抑柳為甚”論泛化為“桐城派抑柳為甚”論,而且增加了新的內涵,即桐城派否定“韓柳并稱”的合法性。

其實,略過方苞的個人意氣,將他的柳文批評放在柳文批評史乃至唐宋八大家批評史上來看,情況并非如此。

二、“方苞抑柳為甚”論的短板

方苞是桐城派創始人,又被認為是抑柳“最甚”的批評家,倘如“抑柳為甚論”者所云,他應該是“韓柳并稱”的否定者。實際情況如何呢?方苞說:

子厚自述為文,皆取原于六經。甚哉,其自知之不能審也!彼言涉于道,多膚末支離而無所歸宿,且承用諸經字義,尚有未當者。蓋其根源雜出周、秦、漢、魏、六朝諸文家,而于諸經,特用為采色聲音之助爾?！┳x魯論、辯諸子、記柳州近治山水諸篇,縱心獨往,一無所依藉,乃信可肩隨退之而峣然于北宋諸家之上,惜乎其不多見耳。退之稱子厚文必傳無疑,乃以其久斥之后為斷;然則諸篇,蓋其晚作與?子厚之斥也年長矣,乃能變舊體以進于古;假而其始學時即知取道之原,而終也天假之年,其所至可量也哉![10]112

方苞對柳文文道兩方面的批評,措辭都很尖刻,但他所表達的觀點并不新鮮。遠者勿論,其前輩張伯行云:“(柳宗元)其平生所讀書,止為作文用耳……是豈才不及韓者,其見道不如故也?！盵19]3方苞所謂“涉于道多膚末支離而無所歸宿”,即張伯行所謂“見道不如故也”。方苞所謂“于諸經特用為采色聲音之助”,即張伯行“平生所讀書,止為作文用”之意;“采色聲音之助”即作文所用的技術手段,“特用為”即“止為”。其新意在于以“縱心獨往,一無所依藉,乃信可肩隨退之而峣然于北宋諸家之上”評柳宗元。這個評價雖就山水游記發端,但并不是將柳宗元的山水游記與其他七家的山水游記相比,而是以柳宗元山水游記所取得的文學成就與其他七家的文學成就相比,意即僅此一點即可“肩隨退之而峣然于北宋諸家之上”?！凹珉S”即在伯仲之間,“峣然”則為遠遠高出之意。這個評價將柳宗元置于“一人之下,六人之上”的位置,可以說力排眾議,卓爾不群。

因為在清代,有一種貶抑柳宗元山水游記進而貶抑其文學成就的聲音。與方苞同齡的王懋竑說:“柳州諸記,其刻畫山水多本之《水經注》,別為一體。歐公不甚取柳州,或以此?！盵20]181-182陳兆侖告訴他的生徒和子孫說:“至于妍妙小文,柳最稱夥,而概從割舍,謂非其至也?！?1)轉引自卞孝萱《唐代文學百科辭典》,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3年版,第1088頁。范泰恒一方面稱贊“書序至韓尚矣,而山水游記,則推柳獨步”[20]223,一方面又指出“其諸記佳矣,但句調似賦,少昌黎參差高下之致”[20]223-224。陶元藻說:“至于‘八記’,雖前人亦稱之,然永叔、子瞻俱能造其詣,何必河東?反不若《序棋》《鞭賈》《敵戒》《咸宜》諸短章之有關于世教人心者矣?！盵20]206以無關“世教人心”鄙薄其山水游記,又有言其“體卑”者,皆近于吹毛索瘢。宋人鄭震則批評山水游記體卑,其評云:“其次柳子厚山水記,法度似出于《封禪儀》中,雖能曲折回旋作碎語,然文字止于清峻峭刻,其體便覺卑薄?！盵21]200清人惲敬指出其成因云:“子厚‘八記’正而之變矣。其發也以興,其行也以致,雜詞賦家言,故其體卑?！盵22]或云體卑,或云無關世教,或云無參差之致,或云非其至,或云歐蘇“俱能造其詣”,幾乎一無是處。從這個角度來理解方苞“肩隨退之而峣然于北宋諸家之上”的論斷,更容易看出其貶詞背后的崇高揄揚。

總之,方苞認為柳宗元憑借山水文學成就可以“肩隨退之”,并沒有否定“韓柳并稱”的合法性。而在方苞之前,否定“韓柳并稱”者頗不乏人。明人何孟春說:“歐陽公只稱韓、李,不曾云韓、柳也。春惟唐代名家,韓、李以次,別稱柳、劉,方是文章類聚,人品群分。并舉之間,兩得其當?！盵23]顯然認為不論是人品還是文章,韓、柳均不宜并稱,等而下之,柳、劉(禹錫)并稱更為合理。王嗣奭則說:“柳雖悔悟,深自懲艾,固已隔韓兩廛矣。然柳之懲艾,窮之力也,天贊之也。百世而下,韓、柳齊稱,良不偶也?！盵18]680-681柳宗元被貶后能深自懲艾,作《懲咎賦》以自警,是其獲得同情的重要原因。如清人蔡方炳說:“昌黎名節譽望蓋一世,而殷殷于擯棄厄塞之柳州,雖愛其文,將亦謂能悔艾以勉終,憂懼以處患,不失為君子云爾?！?2)轉引自付瓊《清代唐宋八大家散文選本考錄》,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第76頁。王嗣奭則認為那不過是“窮之力”,也就是說倘若不遭貶謫,他也不會“深自懲艾”,由此認為“韓柳齊稱,良不偶也”。晚清謝庭蘭甚至認為“宗元輕躁失身,以視韓愈,譬獨鷃鶉之比鹓鳳也。其文視其為人,世以柳配韓,非也”[24]。以“輕躁”二字概括其人其文,從而否定韓柳并稱的合法性。與這些人相比,應該說方苞對柳文的評價很高。不僅如此,方苞還對柳宗元在“年長久斥”的人生低谷仍能“變舊體以進于古”,從而創造可以“肩隨”韓愈的文學成就,表達了欽佩之情,并深深致慨于他的壯歲而歿,都顯示了他嚴厲外表下的溫和情懷。

方苞的柳文批評可以說外厲而內溫,其批評的尺度限制在“韓柳并肩”的范圍內,并沒有像宋人歐陽修、黃震,明人何孟春、王嗣奭,清人謝庭蘭那樣到達否定“韓柳并稱”的嚴重程度。以方苞曾經否定“韓柳并稱”作為其“抑柳為甚”的主要依據,顯然是站不住腳的,這是此論的短板所在。

三、方苞柳文批評的“內溫面”

方苞柳文批評的“內溫面”首先體現在其優柳劣蘇的傾向上。關于柳文“峣然于北宋諸家之上”的論斷,包含“柳宗元高于蘇軾”之意,這個意見也反映他對柳文的格外推重。韓、柳、歐、蘇(軾)“唐宋四大家”是唐宋八大家最穩定的內層,四人間的優劣高下是一個尋常話題,比較一致的傾向是“優蘇而劣柳”。如明人費宏曾說:“文章可以觀人。其文如長江大河,則其人必能有所容受承載;若如溪澗之流,雖其清可以鑒,然而為用微矣?！盵25]徐階據此認為:“自漢以降,士以文章名家者,莫過于韓、柳、歐、蘇,四子之中,柳文差傷于峭薄,而其行與業,柳亦在第四。以是質公之言,可謂信矣?！盵25]柳文常被喻為“溪澗之流”,徐階據此判斷柳文在四大家中僅據末席。清人廖燕以為柳宗元“仁義道德之念不足勝其窮通得喪之念”,是以“量之不廣”,其不及蘇軾者在此[26]?；蛞蛭亩撊?或因人而論文,柳宗元都在蘇軾之下。在此觀念影響下,唐宋八大家選本的選文數量,大都柳不及蘇。如明人茅坤《唐宋八大家文抄》選柳文12卷,蘇(軾)文28卷,懸殊很大。清人儲欣對此十分不滿,選柳文6卷,蘇(軾)文9卷,將柳蘇選文比由茅坤的43%提高到67%。但他已經感到惶懼不安,自陳情愫云:“前朝人選大家,取柳至約,茲余所錄,不啻倍焉,蓰焉,什焉。無他,心所慕,嗜不孤行,直遂不慊耳。世有議我為貪,及詆以癖者,我弗敢辭?！盵27]可見“取柳至約”風氣,在當時的選壇占據主流,否則就不必如此擔心“議我為貪”了。而方苞的《古文約選》收柳文45篇,蘇(軾)文34篇,又將柳蘇選文比由儲欣的67%提高到132%。方苞古文選本的評點也不乏對柳文的贊美,如評《鈷姆潭記》曰:“此十六篇格調,似取諸《山海經》《水經注》,而幽峭凄清過之?！盵28]評《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記》曰:“此記最高古無蹊徑?！盵28]對其“刻雕眾形,能移人之情”的藝術魅力贊嘆不置[10]166。顯然在他的心目中,柳文“峣然”于蘇軾之上,選評柳文多于蘇軾乃事理之常,因而柳蘇選文比遠遠高出儲欣,但并沒有儲欣那番煽情的表白。

方苞柳文批評的內溫面還體現在對“辯諸子”(3)據尹占華、韓文奇《柳宗元集校注》(中華書局2013年版)目錄第2頁,“辯諸子”均作“辯”,而歷代學人時有將“辯”與“辨”混用的情況,為避免引發歧義,本文統一將其改作“辯”。的極力推崇上?！稗q諸子”指《論語辯》《辯列子》《辯文子》《辯鬼谷子》等收錄在柳集第四卷的辨析古書真偽的作品,共計八篇。方苞認為它們和山水游記一樣,都是柳文中最杰出的作品,評《論語辯上》曰:“此二篇幾可與韓子并駕爭先?！盵4]135評《辯文子》曰:“意致妙遠,在筆墨之外?！盵4]136評《辯鬼谷子》曰:“破空而游,邈然難攀?！盵28]他認為韓愈沒有這類優秀作品,還為柳宗元因壯歲而歿,沒能創作更多“辯諸子”而深致慨嘆。他說:“子厚謫官后,始知慕效退之文,而此二篇意緒風規,則退之所未嘗有,乃苦心深造,忽然而得此境,惜其年不永,此類竟不多得也?！盵29]

在方苞之前出現過許多貶低柳宗元“辯諸子”的聲音。宋人晁公武認為它們反映出柳宗元浮躁、好譏議的缺點,他說:“今此書乃士元補亡者,宗元不知其故而遽詆之,可見其銳于譏議也?！盵30]宋人李樸則云:“《辯論語》下篇尤害道?！盵31]379清人何焯也說:“下篇欲張孔子之道,而所見不足以發之?！盵32]260張伯行也不同意柳宗元的觀點。他說:“亦有證據,但謂盡出曾子之徒,非也。蓋有子亦自有其徒,故稱子。此乃以諸弟子嘗以為師,故稱子。未免襲太史公列傳而誤信之耳。惟程子謂《論語》之書成于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較為有據?！盵19]83由此可見,方苞對“辯諸子”的推崇力排眾議,卓爾不群。

經過方苞的推獎,“辯諸子”受到桐城派內部的廣泛認可。姚鼐將除《辯亢倉子》外的其余七篇“辯諸子”悉數收入《古文辭類纂》。吳德旋甚至認為司馬遷、班固也不能寫出超越“辯諸子”的作品:“《辯列子》以下諸篇,雖使子長為之,殆無以過,班彪、固父子所不能及?！盵5]張裕釗則云:“柳州辯諸子極峻,與退之不相上下,韓柳之峻,時時提起,直接直轉,極具爐錘,如高山深谷,可尋階級而上半山之峻,破空而來,意取直上,斗然險絕,如峭壁懸崖,故文境較瘦削,而氣味之厚則遜?！盵32]263議論高卓,體會深至,崇敬之意,灑灑楮墨間。吳闿生甚至認為柳宗元的“辯諸子”與其山水游記異曲同工,并為“柳州之絕詣”:“柳州辯諸子,前人均推以為絕作。望溪所謂摽若秋云之遠,可望而不可即者也……比之山水游記諸作,意境又復不同,皆柳州之絕詣也?！盵33]38由此而論,方苞柳文批評中的“內溫面”在當時和此后的桐城諸家中得到繼承和拓展,并最終引發了“抑柳”向“尊柳”的轉向。

四、“桐城派抑柳為甚”論的失實

方苞不僅沒有否定“韓柳并稱”,還將柳宗元抬高到蘇軾等宋六家之上,其對柳宗元代表性文學成就——山水游記的評價遠遠高出同時代批評家,并有力推動了柳宗元“辯諸子”的經典化進程。那么桐城派的其他主要成員對柳文的評價如何呢?

如上所論,方苞的柳文批評外厲而內溫。其外厲的一面引起了桐城派內部的反撥。他們圍繞柳宗元“與故人書”的論爭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茅坤評柳宗元“與人書”云:“予故讀《許京兆》《蕭翰林》諸書,似與司馬子長《答任少卿書》相上下,欲為掩卷累欷者久之?！盵31]1822對此方苞不予認同。他說:“子厚在貶所寄諸故人書,事本叢細,情雖幽苦,而與自反而無怍者異,故不覺其氣之繭。相其風格,不過與嵇叔夜《絕山巨源書》相近耳。而鹿門以擬太史公《報任安書》,是未察其形,并未辨其貌也?！盵34]149認為柳氏與故人書的“風格”或者說“意緒格調”與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為近,與司馬遷《報任安書》不同,因為司馬遷《報任安書》“自反而無怍”,而柳宗元與故人書深自悔艾,“自反”而并非“無怍”,因而氣格上顯得卑微(即“氣繭”)而不亢爽。以今觀之,方苞所論,深細而獨到。不過將柳氏與故人書下擬魏晉,微寓貶低之意。僅此一點就引起了桐城派同人的不滿。劉大櫆斬釘截鐵地說:“子厚寄許、蕭、李三書,未嘗不自《報任安》來?！盵32]975姚鼐亦云:“子厚永州與諸故人書,茅順甫比之司馬子長、韓退之,誠為不逮遠甚,而方侍郎遽云‘相其風格,不過如《與山巨源絕交書》’,則評亦失公矣?！盵32]983吳德旋也說:“子厚遭貶謫后,文格較前進數倍。其所與諸故人書,惻愴嗚咽,雖不足與司馬子長爭雄,固是楊子幼之亞,而靈皋以嵇叔夜方之,非知言之選也?！盵5]楊子幼即楊惲,司馬遷外孫,有《報孫會宗書》。吳汝綸亦云:“方氏議其氣未充可也,至云與自反無怍者異,乃是隨俗是非,不賅事實。子厚有何愧怍?正坐名高氣盛,見忌時流,遂至一斥不復耳?！?4)轉引自郭華清《〈柳文指要〉校注》,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611頁。吳闿生與乃父意見一致,言辭也同其激烈。他批評方苞“不察事實,而誤以罪人視之,遂并沒其佳文,而不顧知人論世之識”[33]111。方苞所論并非毫無道理,但其于柳文有貶抑之意,遂受到桐城派主要作家的批判,可見方苞以外的桐城派作家對柳宗元的評價不在方苞之下。

當然也不能否認,方苞之后桐城派作家的柳文批評雖以贊賞為主,也有否定性評價,不過其語氣相對溫和。如劉大櫆評《駁復仇議》云:“子厚此等文,雖精悍,然失之過密,神氣拘滯,少生動飛揚之妙,不可不辨?！盵32]579姚鼐評《游黃溪記》云:“朱子謂《山海經》所紀異物,有云東西向者,蓋以有圖畫在前故也。此言最當。子厚不悟,作山水記效之,蓋無謂也?！盵35]吳汝綸則云:“‘東向立’者,與上文‘方來會石下’,皆當時所見,即景為文,不必效《山海經》也。不為病?！?5)轉引自郭華清《〈柳文指要〉校注》,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569頁。林紓又云:“至赤首烏翼之鳥,亦隨筆寫成,惜抱斥其無謂,則過求也?！盵36]可見他們的“抑柳”不僅溫和,而且“護柳”的熱情似乎更高。

桐城派內部還出現了不少“尊柳”批評家。曾國藩把柳宗元選入三十二位圣哲之列,將他與莊子、司馬遷相提并論,認為柳文雖多怨悱之詞,但那只是懷才不遇的正常反應,態度顯得相當寬容。他說:“惟莊周、司馬遷、柳宗元三人者,傷悼不遇,怨悱形于簡冊,其于圣賢自得之樂,稍違異矣。然彼自惜不世之才,非夫無實而汲汲時名者比也。茍汲汲于名,則去三十二子也遠矣?！盵37]據馬其昶回憶,吳汝綸曾云:“吾輩讀柳文,幾仰若天人;方侍郎乃殊不快意,時摘其瑕颣,何識量之相懸耶!”[38]林紓不但支持韓柳并尊,還把善于使用駢體看作柳宗元的優點,云:“不佞恒謂柳州精于小學,熟于《文選》,用字稍新特,未嘗近纖;選材至恢富,未嘗近濫;麗而能古,博而能精?！盵39]不難看出,方苞之后桐城派主要作家有普遍的“護柳尊柳”傾向,其對柳文的熱烈揄揚又甚于方苞。

總之,方苞略顯嚴苛的柳文批評引起了桐城派內部的反撥,為柳文辯護的聲音日益增強,甚至出現了以吳汝綸為代表的尊柳派。換句話說,方苞柳文批評的外厲一面,桐城派諸家附和者少而駁辯者多,將所謂方苞的“抑柳為甚”論泛化為整個桐城派的“抑柳為甚”論是失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