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文學獎:文學評獎架構上的新坐標

范國英

(西華大學 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四川 成都 610065)

1978年建立文學評獎制度后,中國作家協會(以下簡稱中國作協)等機構先后設立了針對各類體裁文學作品的全國性獎項,如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全國優秀新詩獎、茅盾文學獎等。到1980年代后期,除茅盾文學獎外,其它獎項都停辦了。20世紀90年代,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逐漸深入,市場和資本不斷介入文學場,對文學評獎和文學活動產生了不小的影響,隨之也出現了一些由文學刊物與企業聯辦的文學評獎。正如嚴昭柱所言:“在我國現階段,加強文化市場的建設是完全必要的。不過,應當明確,文化市場只是我們文藝事業的一部分,盡管是相當重要的部分。我們的文化市場必須有利于社會主義文藝事業的整體和全局,而不能以文藝事業服從文化市場,更不能以文化市場代替文藝事業?！盵1]由此可見市場和資本對文學評獎和文學活動的影響,也可見出宏觀文化視野對文學活動進行規約、引導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在此背景下,中國作協設立了魯迅文學獎,中國文聯和中國戲劇家協會聯合設立了曹禺戲劇獎。1997年,魯迅文學獎首次評獎,評選范圍為1995—1996年度公開發表的文學作品,包括: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全國優秀新詩獎、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全國優秀散文和雜文獎、全國優秀文學理論和文學評論獎、全國優秀文學翻譯“彩虹獎”。截至目前,魯迅文學獎已舉辦7屆,魯迅文學獎與茅盾文學獎、老舍文學獎、曹禺戲劇文學獎并稱為當代中國四大文學獎。

魯迅文學獎的設立是中國當代文學評獎進程中的新坐標,1997年也成為考察文學評獎制度的一個重要時間節點。對魯迅文學獎的考察,主要是考察該獎項在當代文學場和社會場中的地位,以及由此形成的某種穩定性特質,同時也要厘清該獎項是如何實現對文學創作的規約和引導作用的。當然,魯迅文學獎也是處在時代之中,在不斷變化的時代語境下,文學場的結構和魯迅文學獎在文學場中的位置都會有所變化。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考察魯迅文學獎的某種共時性特征,暫時懸置該獎項衍化的軌跡。

一

魯迅文學獎由中國作協主辦,包括除長篇小說獎之外的7個單項獎:由《人民文學》承辦的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由《小說選刊》承辦的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由《中國作家》承辦的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由《詩刊》承辦的全國優秀詩歌獎,由《文藝報》承辦的全國優秀散文和雜文獎,由《文藝報》承辦的全國優秀文學理論和文學評論獎,由中國作協外聯部和中外文學交流委員會聯合承辦的全國優秀文學翻譯“彩虹獎”[2]。魯迅文學獎的設立,在一定層面上是對1978年設立的、由中國作協主辦的針對各種體裁文學作品的全國性文學評獎活動的恢復?！斑@是在連續多年多數文學門類沒有進行全國性評獎后一次文學實績的檢閱,顯示了文學界逐步形成的民主、團結、鼓勵、繁榮的氛圍?！盵3]中國作協在當代文學場和社會場中的地位必然會對魯迅文學獎的評獎機制、評獎策略和價值導向的形成發揮根本性的規約作用,也即魯迅文學獎最終要體現宏觀文化視野對文學的規范和引導。這種規范和引導作用的實現最終是通過評獎機制、獎金類型以及與其它資本的轉化率來實現的。

由于魯迅文學獎在文學場中所占據的位置——中國作協框架下的全國性文學評獎,其評獎無疑會受到該獎項在文學場中所占地位的規約和限制。魯迅文學獎的評選秉承“堅持思想性與藝術性相統一”的原則,在思想性和藝術性的統一中,暗含著思想性對藝術性的統攝作用,也即藝術的目的是以“美的”方式更有效地表現和凸顯其思想性。思想性標準統攝貫穿魯迅文學獎評獎的全過程,這也是魯迅文學獎屢遭批評的最主要原因?！拔覟g覽了一下五屆小說獲獎的名單,在里面沒有找到莫言、張承志、馬原、余華、王朔、王小波這六位對當代小說和散文文體建設有過貢獻的名字?！盵4]不可否認,莫言、張承志、馬原等作家在一定層面上更多體現出的是“純粹”審美原則的文學寫作樣態。莫言的小說《檀香刑》雖然高票進入第六屆茅盾文學獎審讀小組的備選名單,但最終還是落選了?！短聪阈獭返穆溥x也使第六屆茅盾文學獎的評選遭到了質疑和批評,而質疑和批評的基本出發點就是文學性或審美原則。無論是魯迅文學獎還是茅盾文學獎,其在文學場中的位置必然要突顯出宏觀文化視野對文學的管理和調控,這也是中國作協框架下的文學評獎的重要特點之一。正如吳俊所言:“它(中國作家協會,筆者注)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方面是要為國家權力負政治責任,這是它的存在,也包括茅獎、魯獎之類評獎意義和價值的首要(政治)前提?！盵5]也就是說,魯迅文學獎和茅盾文學獎有某種一致性——要體現出宏觀文化視野對文學活動的引導,要強調文學對社會生活和民族文化心理的正向建構作用。

這種內在要求與魯迅文學獎的評獎標準相結合,就形成了魯迅文學獎在評獎運作機制上的諸多特點。魯迅文學獎的評獎程序主要有三步:首先,經中國作協書記處批準后,由各省(直轄市、自治區)作家協會、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各產業文協(作協)歸口評選出所轄出版社和文學報刊社出版的優秀作品,并報送各獎項承辦單位備選。第二步,各獎項承辦單位在全國文學報刊社抽選優秀編輯和文學評論家,組成初選小組,由初選小組推薦備選作品給評獎委員會;由三名評委會委員聯名提議,也可在初選小組的推薦作品外增補候選作品。最后,評獎委員會以無記名投票的方式選出獲獎作品。在評選過程中,可適當召開讀者座談會,聽取讀者的意見[2]。茅盾文學獎、老舍文學獎等作協框架下的其他文學評獎程序也大致如此[6]。中國作協框架下的全國性文學評獎大都面臨初選小組和評選委員會的權限問題,這也是該類獎項引發爭議的一個重要方面。到了第六屆魯迅文學獎,評委會以“初評委員會”代替了原來“初選審讀組”,將“審讀組成員”改稱為“初評委員”,并對評委提名增補作品的數量作了限制,即每種體裁作品不得多于2篇(部)。之前,從第五屆魯迅文學獎開始,評選范圍就擴大到了包括經國家批準擁有互聯網出版許可證的網站上發表的作品。與此相應,茅盾文學獎從第八屆開始也對評獎條例作了修改:取消初選小組和審讀小組,組成62人規模的評獎委員會,從初評到終評,全部工作都由評獎委員會承擔,從第八屆開始也將網絡文學作品納入評獎范圍。

實際上,魯迅文學獎和茅盾文學獎的評獎委員會成員存在較多重復。如第五屆魯迅文學獎中篇小說終評委員會的委員組成:主任鐵凝,副主任胡平、雷達,委員丁帆、于青、包明德、朱暉、朱向前、李國平、余德莊、周大新。其中,鐵凝也是第八屆茅盾文學獎評選委員會主任,胡平、雷達、包明德、朱向前、李國平、周大新也是第八屆茅盾文學獎評獎委員會委員。如果將魯迅文學獎包含的各獎項考慮在內的話,評委的重復率就更高,正如周俊生所言:“目前魯獎、茅獎評選人員的組成多有重復,同一撥人參與兩個名目的評獎,自然很容易使評獎結果雷同?！盵7]應該說,這種“雷同”與1978年設立的針對各種體裁文學作品的全國性文學評獎中評獎委員會構成的“雷同”存在某種一致性。從魯迅文學獎評選委員會委員的構成來看,大多委員在中國作協或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作協、文聯有一定的領導職務;就評獎委員會委員的身份來看,大多是擁有一定學術經歷和學術成果的知識分子,且在文學場中占據著某個重要位置,因而,評選委員會委員的審美趣味更多體現的是現實主義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審美原則。布迪厄用“慣習”這一概念打破了客觀社會結構與主觀心理結構之間的對立,“社會行動者與社會結構間的對立關系,并不是一個主體(意識)與一個客體之間的關系,而是社會建構的知覺與評判原則(即慣習)與決定慣習的世界之間的‘本體論契合’”[8]。這一概念暗含著一個基本的研究思路:在對研究對象進行主觀立場的分析之前,首先要對它進行客觀主義的分析?？梢哉f,多數評選委員會委員在文學場和社會場中占據著重要位置,這一客觀規定性必然使其審美經驗和審美趣味更偏重于現實主義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也就是說現實主義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評選委員會主要的審美欣賞“慣習”。因而,評選委員會從根本上確保了采用現實主義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手法的作品在獲獎作品占有較高比例,這就使評獎結果向某類作品的偏移成為可能。舒晉瑜就以“導向突出 題材現實 第七屆魯迅文學獎在京頒獎”為題對第七屆魯迅文學獎的獲獎作品作了評述。這篇文章指出,第七屆魯迅文學獎獲獎作品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導向突出鮮明,現實題材顯著加強”[9],因而就不難理解魯迅文學獎和茅盾文學獎評獎委員會委員構成的重復之處。由這些擁有一定學術資本的委員構成的評獎委員會從根本上確保了評選標準的現實主義傾向,同時這種重復也使中國作協框架下的文學評獎對特定文學價值和文學理想的堅守具有某種同一性,而這種同一性對文學評獎本身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文學場并非鐵板一塊,文學場的變化必然會導致文學場中不同主體所占位置的變化,以及不同位置占據者之間關系的變化。新時期以來,隨著文學場自主性的生成和強化,對自主性文學場的追求必然要尋求文學的獨立性和藝術性,也就是要盡量剔除文學對外在于文學的政治、經濟等因素的依附。在這一時代語境下,魯迅文學獎或者說是中國作協框架下的文學評獎受到批評也是自然的。魯迅文學獎“作為體制內文學大獎,它的評選除了思想性、文學性,其背后的指導思想則是‘馬列主義、鄧小平理論與時代精神’的結合,這就決定了這些體制內文學獎看中的不是入圍作品的‘文學成就’而是作品是否弘揚了主旋律精神”[10]。魯迅文學獎及其面臨的批評本身也體現出,自新時期以來中國當代文學在解決文學與政治的關系或者說是文學性與公共性的關系時,所面對的困境和難題。在保持文學的文學性時如何不失其公共性——政治性,這不僅是魯迅文學獎要面對的問題,也是新時期文學創作要面對的問題。應該說,評獎委員會委員的構成在一定層面上使中國作協框架下的魯迅文學獎對特定文學價值和文學理想的堅守成為可能,但是該獎項如何實現對文學活動的引導和規約,以及其影響力的大小,無疑與該獎項頒發的獎金類型及其象征資本與其它資本的轉化率緊密相關。

二

1978年建立了文學評獎制度后,逐步設立了針對各種體裁文學作品的評獎,除茅盾文學獎是以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的著名作家、文學理論家“茅盾”先生的名字命名外,其余獎項都是以“全國性”這一方式命名。自魯迅文學獎起,之后設立的文學獎項大多是以著名作家、文學理論家的名字命名,如曹禺文學獎、老舍文學獎、路遙文學獎、馮牧文學獎等。應該說,以著名作家、文學理論家來命名文學獎項本身就賦予了這一獎項特定的意涵和符號價值。中國作協主席鐵凝在第四屆魯迅文學獎頒獎典禮上的祝辭中指出:“以魯迅先生的名字命名的魯迅文學獎,不僅是對這個時代優秀文學作品的發現與關注,更是對我們文學理想的見證?！盵11]以魯迅先生的名字命名的魯迅文學獎本身就具有相當的符號價值,其所頒發的象征資本也因此具有了某種堅實的基礎,即使是那些質疑魯迅文學獎的批評者也難以否定“魯迅”這一符號所蘊含的文學價值。

魯迅文學獎評獎的經費主要來自國家撥款和社會贊助。魯迅文學獎設立之初,獎金只有3 000元,第二屆獎金為8 000元,第三屆獎金為1萬元。后來,在李嘉誠先生的資助下,第六屆魯迅文學獎的獎金提高到了10萬元。隨著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逐漸深入,資本在文學場和社會場中的作用越來越突出,社會資本成為介入文學活動的重要資本類型。在第五屆魯迅文學獎評獎結束后,記者采訪了詩人雷抒雁、文學評論家李敬澤和閻晶明。在談到短篇小說創作中的問題時,閻晶明說,“在今天還執著于短篇小說創作的人,可以理解為是對文學的忠誠。因為短篇小說發表容易成書難,沒有什么市場效益”,而當前短篇小說面對的一個主要問題就是“獎勵機制不健全”,解決這一問題的辦法之一就是“如何創造一種更具廣泛性的鼓勵機制,多方面鼓勵作家從事短篇創作,需做更多探討”[12]。由此可見市場邏輯對文學創作和文學活動的介入和影響,雖然文學創作主要是一種精神活動,但不可避免的物質因素必然會使獎項頒發的經濟資本成為重要的資本類型。不能忽略的是,經濟資本介入文學場的動力大小與文學場的結構密切相關。隨著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文學活動中市場化因素隨之增加,必然會使文學場的結構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增大經濟資本與其它資本的轉化率,使經濟資本成為介入文學活動的重要一極力量。不過,雖然魯迅文學獎頒發的獎金額度逐屆提高,但魯迅文學獎與這一時期凸顯市場邏輯的文學評獎相比,其獎金額度的提高幅度還是有限的。因此,在魯迅文學獎的評獎中,除了頒發經濟資本外,頒發的更為重要的資本類型應是象征資本或符號資本,也就是魯迅文學獎介入文學活動的力量大小還取決于其所頒發的象征資本或符號資本與其它資本的轉化率。

由于魯迅文學獎是中國作協框架下的國家級獎項,因而其評選就成為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文化生活和社會生活中的一個重要事件,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作協和相關文化部門把本地區作家作品的獲獎視為當地文化工作取得的重要成績。比如,湖南作家紀紅建的長篇報告文學《鄉村國是》獲得第七屆魯迅文學獎后,湖南省作協主席王躍文在接受采訪時表示:“這部作品的題材意義非常重大,它緊扣國家發展戰略,書寫的是扶貧攻堅、精準扶貧的偉大歷史壯舉。這正是黨和國家重點在抓的工作。紀紅建作為一名報告文學作家,把自己的藝術創造同國家重大戰略緊緊結合起來,反映出一個作家可貴的社會責任意識和藝術良知。這一點,值得在文藝界大力提倡。同時,紀紅建在創作中表現出的那種嚴謹作風和吃苦精神,也值得文藝家們學習?！盵13]這部作品還先后入選了“2017年中國報告文學優秀作品排行榜”“《北京文學》2017年中國當代文學最新作品排行榜”。2021年四川省出臺了《四川省重大文藝項目和精品獎勵辦法(試行)》,該辦法特別明確了對獲獎文學作品的獎勵,其中,獲得茅盾文學獎者可再獲400萬元獎勵,獲得魯迅文學獎者可再獲200萬元獎勵。正如曾任第一、二、四、五屆魯迅文學獎詩歌獎評委的吳思敬所言:“由于魯迅文學獎是中國作家協會設立的,一些地方作協,把它視為國家級獎項,獲獎不僅是詩人自身的榮譽,而且成了地方政府、地方文聯作協的政績。魯迅文學獎的獎金,不僅逐屆提高,地方政府、文聯作協的匹配更是加倍增長,獲獎者不只是獲得豐厚的獎金,而且在評職稱、提職、提干、調動工作、分配房屋、乃至安排家屬等方面都可能獲得照顧?！盵14]劉慶邦在獲獎的當年年底就被調到北京作協當了專業作家,王十月在獲獎后當上了廣東省作協副主席,由此可見,魯迅文學獎頒發的象征資本或符號資本與其它資本之間具有較高的轉化率。這樣一來,魯迅文學獎對作家身份的建構及作家在文學場中位置的提升就具有相當的作用。

魯迅文學獎是重要的文學活動平臺,一個作家在這一重要的公共空間被看見和認可,對其身份建構和社會認同提供了重要支撐。正如阿倫特所言:“被他人看見和聽見的意義在于,每個人都是站在一個不同的位置上來看和聽的。這就是公共生活的意義,相形之下,即使是最豐富、最愜意的家庭生活也只能使一個人自己的立場以及與之相伴的各種視點和方面得到延長和倍增?！盵15]個人價值的實現需要在公共空間完成,被處在不同位置的人看見和聽見對一個作家身份和價值的認定提供了堅實基礎。面對記者的提問:“你不是第一次獲全國大獎了,魯迅文學獎對你而言有著什么不一樣的意義呢?”[16]曾獲第五屆魯迅文學獎的作家熊育群回答說:“一個人做件事是希望得到肯定的。魯迅文學獎對我而言是一個最高肯定。我心里誤入歧途的感覺可能不會那么強烈了。對文學的熱愛,讓我對其它的事情熱愛不起來?！盵16]在獲得第七屆魯迅文學獎后,面對記者的問題“這個獎對您來說有何意義?”馮驥才回答:“一個重要的文學獎項,對于一個年輕作家是一個很大的鼓勵,對于一個年老的作家則是一種精神的安慰?！盵14]由此可見魯迅文學獎對一個作家身份和價值的認可具有重要意義,也為一個作家選擇和熱愛文學創作提供了極大的動力。因此,在歷屆魯迅文學獎的評獎過程中,雖然不免各種批評和質疑,但是正面肯定的聲音更為響亮。獲得第五屆魯迅文學獎的廣東作家共有三位——散文雜文獎獲得者熊育群、中篇小說獎獲得者王十月、短篇小說獎獲得者盛瓊?！稄V州日報》的記者在三位獲獎作家赴紹興領獎前采訪了熊育群,面對質疑和爭議,熊育群充分肯定了魯迅文學獎的價值,但又指出:“任何獎項評出來都要接受社會公眾的檢驗。我感到可惜的是,那些好的作品與作家,那些通過自己多年努力,有的幾乎是付出一生精力的作家,本來獲獎可以把他們推到社會大眾面前的,但這樣鋪天蓋地的喧嘩把他們淹沒了?！盵16]周嘯天的詩歌獲得了第六屆魯迅文學獎,魯迅文學獎也因此遭到了批評,2014年8月15日的《北京青年報》刊發了潘采夫的題為《全盤否定魯迅文學獎是態度輕浮且不負責任》的文章,正面肯定了魯迅文學獎的作用和價值。

魯迅文學獎在一定程度上能有效影響當代文學價值和走向的建構,這本身就說明了魯迅文學獎在當代文學場和社會場中具有一定的權威性。權威性本身也容易使獎項陷入“闡釋的循環”:魯迅文學獎具有的動能有助于完成對作家身份的認定,并提升獲獎作家在文學場中的位置;與此相對,獲獎作家的身份及其在文學場中的位置又能反向鞏固魯迅文學獎的權威性。因而,在魯迅文學獎的評選中,就出現了一個現象:頒發的象征資本與獲獎作家的身份之間形成了相互建構的關系。如李敬澤的文學評論集《見證一千零一夜——21世紀初的文學生活》獲第四屆魯迅文學獎,李敬澤為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和書記處書記;徐坤的短篇小說《廚房》獲第二屆魯迅文學獎,任《小說選刊》雜志社主編;王躍文的中篇小說《漫水》獲第六屆茅盾文學獎,任湖南省作家協會主席;劉醒龍的中篇小說《城鄉簡史》獲第四屆魯迅文學獎,任湖北省文聯主席;賀紹俊的論文集《建設性姿態下的精神重建》獲第六屆魯迅文學獎,任遼寧省作家協會副主席;魯敏的短篇小說《伴宴》獲第五屆魯迅文學獎,任江蘇省作家協會副主席,等等。這也成為魯迅文學獎遭到質疑的一個方面,如2007年的第四屆魯迅文學獎,雷達、李敬澤、何建明和洪志綱等人既是評委也是獲獎者;2010年第五屆魯迅文學獎獲獎者、武漢市紀委書記車延高的詩集《向往溫暖》獲獎,其作品《徐帆》《劉亦菲》被網友命名為“羊羔體”,等等。這些批評從反面說明了魯迅文學獎評獎中存在的獲獎者身份與獎項之間的相互印證和相互建構關系。

客觀地說,不能全然否定這一關系存在的某種合理性?？梢钥吹?當代文壇中具有重要地位的許多作家都獲得過魯迅文學獎,如史鐵生、遲子建、畢飛宇、閻連科、蘇童、劉慶邦、鐵凝、遲子建、劉恒、陳世旭、楊黎光、匡滿、東西、紅柯、衣向東、夏天敏、溫亞軍等,他們中有許多人已經進入了當代文學史和當代文學教材。也就是說,以魯迅文學獎為代表的文學評獎在一定程度上確立和鞏固了這些作家在文學場和社會場中的地位,反過來這些重要作家的獲獎也穩固和提升了魯迅文學獎在文學場和社會場中的權威性,這種關系在一定層面上是良性的互相建構的關系。同時,這種相互建構的關系也容易使獎項滑入某種固化狀態,因而,該獎項面對的一個問題就是如何接納邊緣作家或文學新人的問題。也即是魯迅文學獎在一定層面上劃定了“好的文學”的標準,而標準在強化自身封閉性的同時,又當如何保持恰當的開放性?李敬澤在回答舒晉瑜關于魯迅文學獎的提問時指出,“評獎,特別是魯迅文學獎這樣作為國家公器的評獎,它本身有推動形成共識的功能,所以,我總是說,做這樣的評委不能太任性,你代表你個人,同時你也要充分考量文學界和讀者的一般看法。另一方面,也不能在藝術上過于保守,待在舒適區內,不敢肯定那些真正有價值的探索和創新”[14]。在堅守魯迅文學獎作為國家公器的評獎、推動共識形成的過程中,也不能忽視魯迅文學獎在無形中劃定的文學邊界的開放性和包容性。也就是說,魯迅文學獎是一個動力系統,其產生的動力應該推動更多的文學新人進入文學場域從事文學的生產和創造,合力建立良好的文學生態系統。

走過二十多年的魯迅文學獎,在評獎標準、評獎機制和評獎策略上都是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魯迅文學獎是新時期以來文學評獎歷程中具有坐標意義的國家級大獎,其對當代文學環境的營造和文學評獎實踐的探索具有不可忽視的價值和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