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遙研究的突破及其當代意義

張國功 高天義

批評家李建軍向來以銳利的筆鋒和強烈的責任感著稱于當代文壇。對于當代文壇種種病象，他提出“私有形態的反文化寫作”“消極寫作”“虛假寫作”“反真實寫作”“單向度寫作”等系列概念，對諸多當代作家作品進行理性的批判，以至于一度因其嚴厲的語言和直率的批評而贏得“酷評”之名。然而，他卻毫不吝嗇對作家路遙的贊美，并將其視作當代文學中最近“偉大”一詞，代表著“超越消極寫作”、體現“大文學和中國格調”的作家。一直以來，他懷揣敬意持續不懈地對路遙展開研究，參與相關文學活動。在路遙逝世30周年之際，李建軍總結和深化自己近30年的路遙研究成果，推出專著《路遙的哈姆雷特與莎士比亞》。全書共計86萬言，分為七章三部分：第一部分為前三章，即“路遙研究之準的與方法”“大地上的苦難與陽光下的詩情——路遙研究的一個認知框架”“小說修辭與文學風格”，對路遙研究的方法、認知框架與切入點進行整體的論述。第二部分為第四、五章，即“比較視野與文學譜系”，分別對路遙進行影響研究與平行比較。第三部分為第六、七章，即“重要作品的細讀與心解”“路遙的哈姆雷特們”，分別對路遙作品進行細讀，對其塑造的重要人物進行詳解。在文本細讀、人物分析、比較研究、人文并觀等多維度、立體的研究視野中，《路遙的哈姆雷特與莎士比亞》刷新了以往對路遙文學世界的研究，對文學界由來已久的“路遙現象”命題做出全面回應與積極深化，體現出深刻的當代意義。

一、對“路遙現象”命題的全面回應與積極深化

在文學發展過程中，一些作家、作品或文學活動因其獨特價值而在整個文學場域產生巨大反應或重要影響，引起學界的廣泛關注，而被冠名為某種“現象”，如“王朔現象”“廢都現象”等。一旦作家或作品被“現象化”，便會得到更多的關注，成為學界研究的重要問題。但事件的“現象化”也容易形成固化的認知模式，使研究者的注意力僅僅停留在既定的認知層面，而忽視了事件背后更深層、更復雜的問題，阻礙了研究的深化和突破。談及“路遙現象”，人們常常習慣性地將其簡單陳述為一樁令人惋惜的“文壇公案”：在廣大讀者這里，路遙被看作偉大的作家，《平凡的世界》被視為青年人的“人生圣經”；在專業人士那里，路遙卻遭冷遇，《平凡的世界》等作品長期缺席當代文學史重要教材。這表達了對路遙未得到文學史和評論界認可的惋惜，但卻僅僅停留在現象的表層，而忽略了背后更深層次的時代文化語境，并未借助事件回到歷史現場，深入對路遙作品的文學價值和審美特征的思考中，更不要說深入路遙的精神世界。這樣將其簡單地現象化，遮蔽了路遙文學創作的豐富內涵，阻礙了對其研究的深入開展。

路遙研究從20世紀80年代初便已經起步了。90年代初《平凡的世界》獲得茅盾文學獎以及路遙的去世，引發文學界和學術界對路遙的高度關注。21世紀以來，路遙研究在數量和深度上明顯增加，并呈現出重評和歷史化的趨勢，出現了一批有深度的論述和具有重要史料性價值的研究成果。據筆者在知網檢索發現：21世紀以來有關路遙研究的文章已達到驚人的1700余篇，在研究深度上也逐漸擺脫“平面化的概述與情緒化的表達”^（1）為主的特征，學術深度明顯增強。關于路遙的一些新史料的發現和傳記、年譜的出版，推動著路遙研究的“歷史化”走深走實。在被一代又一代讀者用“歷史眼光審視”不斷認可的同時，路遙的文學價值逐漸被學界接受，路遙研究正成為中國當代文學研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2）“路遙現象”中被學術界冷漠的狀況已然發生明顯的改觀。但細究起來，這種“熱鬧”景象的背后仍存在不少問題。首先，在眾多文章中有學理深度的研究成果還是少數，“由于長期以來簡單地理解現實主義傳統，以及西方的文學理論和小說理論，致使路遙的小說成就和地位沒能得到凸顯”。^（3）其次，大多數研究習慣性地從某一視角縱向展開，而綜合性研究較少。路遙的文學活動處在中國文學和社會發展雙重轉型時期，其作品及其對文學的理解和詮釋都具有豐富的時代文化價值，路遙本身的獨特性也具有豐富的闡釋空間。然而，時至今日路遙研究仍缺乏一部翔實的重量級著作對其進行全面、綜合的梳理，對路遙的文學成就和文學史價值進行深化和定位?！堵愤b的哈姆雷特與莎士比亞》一書，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這一遺憾。

在《路遙的哈姆雷特與莎士比亞》一書中，李建軍從作家、作品、社會等多個維度對路遙的作品內外進行全面綜合審視。他深入歷史語境和文本中考量路遙的文學創作和美學風格，對路遙研究中模糊的地方予以厘清，對不盡如人意的“路遙現象”研究予以回應與深化。從文學傳統的譜系出發，李建軍認為對路遙現實主義文學創作產生影響的因素是多元的，古今中外的文學經典都為其提供了重要的文學經驗，但路遙不同尋常之處在于，他是“一個具有很強世界意識的作家”，“能擺脫狹隘的民族意識和時代局限，從世界性的角度來觀察生活，站在世界文學的高度，來選擇自己的文學譜系”。^（4）他自覺地以“無榜樣意識”為指導，充分將19世紀現實主義文學傳統、人道主義精神、批判意識和修辭技法等融入自己的文學創作中，使現實主義文學獲得更為廣闊深刻的發展空間。在修辭和審美風格方面，李建軍認為路遙具有熟練的修辭藝術能力，并形成了自覺的審美追求和風格?？嚯y體驗和道德倫理是路遙文學作品的兩個重要主題，他自覺地“選擇敘述那些平凡而普通的人們的生活故事，尤其偏重于敘述出身于社會底層的年輕人的生活，敘述他們如何經歷坎坷、戰勝挫折、超越苦難，獲得對人生真諦和生活意義的體認和頓悟，從而在健康的道德原則和生活哲學的引導下，開始新的平凡而積極的生活”。^（5）在書寫苦難的同時，路遙把人道主義的光輝和對人性之善投諸他深切關注著的大地和底層人身上，將苦難轉化成為一種令人震撼的精神力量，驅散悲觀絕望的氣息，具有剛毅溫暖的調性，形成獨特的美學風格。李建軍稱其為“大地上的苦難與陽光下的詩情”。但路遙并非一味地美化苦難，對于現實中那些反人性的現實問題，他以反諷的手法進行批評。李建軍稱路遙的反諷敘事為“一把有溫度的剪刀”。他認為“路遙的敘事固然溫和而中正，但絕非四平八穩、溫溫吞吞的那種。也就是說，在路遙的小說敘事中，始終都有一個啟蒙和批判的維度，始終都有一個反思和反諷的空間”。^（6）在人物塑造方面，路遙不再通過人物屬性的對立關系來簡單地塑造人物、營造故事，也不再依靠人與人之間的簡單矛盾作為敘述的動力，而是關注到時代與人的復雜性，把目光放在變革時代下社會底層人的抗爭上。在作品中，路遙通過心理描寫和獨白的形式，引導讀者走進人物復雜的精神世界，感受人物矛盾的心理活動。路遙成功地塑造了高加林這個具有復雜的性格特征的典型人物形象，以及孫少平這個“中國20世紀文學史上極為少見的真實而樸素、平凡而可敬的人物形象”；^（7）同時，他塑造劉巧珍、德順爺、田曉霞這類善良淳樸、性格單一的人物，更大程度上表達了他對人性之善、對淳樸風氣的追尋和贊揚，具有獨特的文學意義與價值。

《路遙的哈姆雷特與莎士比亞》對路遙進行全面的研究，通過對文本內外的細致分析，從路遙的現實主義文學傳統、作品的審美性和典型人物塑造等眾多方面，論證了路遙在現實主義文學的賡續和開拓上的重要作用，確認了路遙文學作品的美學風格，肯定了他在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所取得的成就。對路遙的重新發掘，既是路遙研究發展到一定階段所期待的總結性成果，又是從多個方面深度回應了不斷回蕩、縈繞在學界的“路遙現象”命題，深化了路遙研究。

二、多重維度下的路遙研究

因為人生經歷的巨大差異以及迥異的個人氣質和文學追求，在進行文學創作時，不同作家所構建的文學世界、所表現出對于現實世界的深切關懷、所體現出的審美意味，存在著巨大的差異。要想深入地了解一個作家，進入他的文學世界，體會他的文學精神、審美特征和價值取向，就必須要對作家本人及其文學作品進行全方位的研究。李建軍強調，“文學批評和文學研究的方法應該是開放的和多元的，而內在模式與外在模式則可以并存和互補的。人們當然應該用心細讀作品，但是，也應該花足夠多的時間和精力，來研究作者以及他身處其中的環境”。^（8）為了準確深入地對路遙及其文學世界進行解讀，李建軍采用了細讀、比較與人文并觀的研究方法，通過多重研究方法并進的方式，對路遙的文學態度、精神世界、文學價值等方面進行探尋，呈現一種系統的、全面的路遙研究范式。

對于細讀法在文學研究中的重要性，李建軍高度認同。他認為“任何時候，細讀都是文學批評最基本的方法，也是它最重要的原則”。^（9）在《路遙的哈姆雷特與莎士比亞》中，李建軍對《在困難的日子里》進行文本細讀，通過對作品的語言情感色彩、情感態度、敘事主題的分析，認為《在困難的日子里》是路遙寫作范式轉換的標志性作品。李建軍曾坦言自己“吸納‘新批評的文本細讀和修辭分析的經驗，接受它對語言的‘咬文嚼字的認真態度”。^（10）在該書中，他常常細致地對路遙作品的語詞和修辭進行考量，發掘語詞中蘊含的情感色彩、修辭豐富的意義指向，一步步走進路遙的文學世界。但需要注意的是，李建軍所說的“細讀”并非完全意義上新批評所倡導的純文本的“細讀”，他認為，“細讀并不是瑣碎的形式分析，而是通過對包括形式在內的細部分析，實現人文主義的價值目標”。^（11）“小說修辭不是純粹的技巧問題。一個小說家看似客觀的無意的敘事方式里，包含著作家自己鮮明的選擇性，而作家的這種選擇，顯示出自我難以回避的價值立場和價值判斷?！?sup>（12）在該書中，李建軍雖然在不少地方采用了細讀法，但是他并沒有沉溺于文學的內部研究、自我封閉于形式美的探求上，而是更進一步探尋路遙這些文學活動的動機和達到的效果，以及這種書寫背后蘊含的精神價值和倫理關懷。在重點對路遙的《在困難的日子里》《人生》等早期的短篇小說細讀時，李建軍始終將文本與作者、世界相結合，在文本內外融會貫通的基礎上，進入路遙的文學世界。這種進入意義世界的“細讀”，更大程度上詮釋了作家的精神向度，使得作家、作品、世界成為一個有機整體，從而使讀者能夠更全面、有效地走進和理解路遙的精神世界。

相較于運用細讀法對路遙展開研究，在該書中更值得注意的是李建軍所采用的比較視野和人文并觀的綜合研究方法。

在文學研究中，比較研究能夠通過跨越國別、文化、學科構建有效的比較模型，在相似性和差異性的深入探究中觸摸到作品背后更為廣闊的文化、審美、社會等多個維度，從而獲取研究對象的價值與意義。這要求研究者具有廣博的知識積累和深厚的分析闡發能力，“以把握‘文本內在機制為基本點，對‘文本可能具有的‘人性本質進行多層面闡述，從而揭示和認定它們所具有的價值意義”。^（13）比較法是李建軍擅長的批評方法。如在陳忠實研究中，他曾將《白鹿原》與《靜靜的頓河》《日瓦戈醫生》《百年孤獨》等世界名著在景物描寫、主題、反諷修辭等多方面進行精彩的比較。尤其是歷經《并世雙星：湯顯祖與莎士比亞》（2016）、《重估俄蘇文學》（2018）兩大專題性、系統性的跨文化比較研究以后，他對比較研究的運用更加嫻熟自如、視野廣闊。在《路遙的哈姆雷特與莎士比亞》中，李建軍綜合采納法國學派所倡導的影響研究和美國學派的比較研究，以對路遙文學創作產生重大影響或具有某種相似風格的作家，如雨果、托爾斯泰，以及蘇俄文學時期的重要作家等作為比較對象，從作家的生平經歷、個人氣質到作品的敘事風貌、審美特征進行了綜合研究。李建軍認為，“雨果的經驗讓路遙認識到了強烈的對照修辭的價值，認識到了崇高的史詩風格的力量，并啟發他以一種熱情而親切的介入性方式展開敘事；也體現在對人與生活、愛與同情、革命與人道主義等問題的態度和觀念上——雨果的偉大作品點燃了路遙的理想主義激情，深化了他對革命與人道主義的理解，培養了他對底層人和不幸者的同情心”。^（14）關于托爾斯泰對路遙的影響，除了偉大的現實主義文學精神之外，李建軍認為“路遙的文學態度、文學觀念和寫作技巧，很大程度上，是在托爾斯泰的影響下形成和獲取的。他塑造人物的方法，處理作者與作品的策略，甚至處理情節結構和人物關系的具體技巧，都來自托爾斯泰”。^（15）與此同時，李建軍還跨越文藝類型的邊界，將路遙與19世紀法國著名畫家讓·弗朗索瓦·米勒在氣質和藝術風格等方面進行比較，認為路遙和米勒“屬于同一精神譜系的作家和藝術家。以米勒為鏡像，我們可以更清晰地看見路遙，看見他的個性和氣質，看見他的現實主義寫作的個性特點，看見他在藝術上的非凡之處，看見他的道德精神上的熱情和偉大”。^（16）除了這種跨文化的比較研究視野，李建軍還有意選取同處中國當代文學語境中的柳青和史鐵生作為參照研究的對象，在與當代文學不同階段的柳青以及同處新時期文學的史鐵生的參照研究中深化對路遙文學氣質的認知。

“人文并觀”是李建軍在該書中提出的獨特的研究方法。所謂“人文并觀法”就是強調研究文學要有整體意識，將作家與作品、作家與時代、作家與環境視為不可分離的整體?！白髌肥亲髡叩慕涷?、趣味、情感、思想和人格的詩性化反映和象征化折射。因為，只有聯系時代和環境，我們才能深刻地理解作家；只有聯系作家，我們才能深刻地理解他的作品?！?sup>（17）這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中國古代文論中“知人論世”“人文合一”的文學觀念，強調作家的人格、道德、精神對其創作的影響。李建軍曾對“隱含作者”與真實作家間密切聯系進行論述。他認為：“小說中都存在一個真實的作者形象，他決定著作品的基調和基本性質，他不僅把小說內部的各種因素整合為具有內在統一性與和諧性的整體，而且還通過各種方式顯現自己的氣質、性格和價值觀?！?sup>（18）當下大多數文學批評是在作品中心論的基礎上，將作品當作一個獨立自足的空間，以某一理論或視角作為切入點進入文本意義層，或是直接從讀者維度對作品進行審美闡釋。這種研究固然能從某些角度發現作品獨到的意義空間，但存在著因為忽視文本和作家、世界之間的整體性聯系而導致研究存在片面化的現象。李建軍一貫強調“文學批評和文學研究的方法應該是開放的和多元的，而內在模式與外在模式則是可以并存和互補的”；^（19）研究者需要“擺脫作品客觀主義的觀念和讀者中心主義的觀念”，杜絕“把作品視為自足和封閉世界的觀念”，防止“文學研究的社會意義的削弱和人性內容的喪失”。^（20）因而，李建軍深入歷史和地理文化中，對文本外的多種因素，如陜北地區的自然景觀、氣候環境、風土習俗、歷史積淀、生產方式等方面，做了翔實的考察研究，在此基礎上建立認知框架，作為進入路遙精神世界的基礎。李建軍對路遙展開大量文本內外的互文性研究，以人文并觀的整體性眼光審視路遙及其作品，將其所處的現實世界與其創造的文學世界聯系成一個有機整體，在這樣內外兩個世界的關聯性研究中對作家的文學活動和文本意義展開有深度的挖掘。

《路遙的哈姆雷特與莎士比亞》以多種研究方法并進的方式聚焦路遙的文學人生和文學世界：細讀觀照文本表達形式、美學氣質與意義世界關聯性，比較探尋作家作品風格特征的生成與文學價值，人文并觀則進一步將宏闊的外部環境、作家的精神世界與文本表現空間立案為一個有機整體。多種研究方法由點及面成體，既有側重又相互補證，展現出更加全面、立體的路遙研究。這種多重維度的綜合研究范式，也為當代文學研究提供了方法論上的啟示。

三、倫理性和審美性觀照下路遙研究的當代意義

文學倫理學批評以倫理選擇、倫理身份、倫理意志等等術語，分析文學文本中的倫理選擇，解讀各類文學作品，剖析不同環境和語境下的倫理選擇實例，強調文學的倫理價值，尋求對讀者的道德啟示和指導意義。^（21）由于受到俄蘇文學影響，道德倫理精神成為李建軍評價文學的重要標準。他一直強調“倫理境界的高低，是我們評判一個作家和一部作品的最終和最高的尺度”，^（22）“在我的批評話語中，倫理尺度無疑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23）李建軍對路遙的高度稱許，并不僅僅緣于陜西“鄉黨”的地緣關系，更主要是基于對其文學觀念，尤其是對文學道德倫理精神的認同。他認為路遙經常被當下的文學批評，被文學史忽略和遺忘，嘲笑其創作停留在經驗層面而缺乏深刻的批判性，是因為大部分批評家忽略了路遙作品的獨特價值。路遙認同傳統的道德，贊美利他的犧牲精神，在德順爺爺、巧珍等人物身上表現出“克己利他的仁愛之心和道德善良”，敘寫了人在極其困難的境遇中戰勝苦難的“崇高而光彩的道德力量”。^（24）在《路遙的哈姆雷特與莎士比亞》中，我們能看到“道德情感”“真實原則”“文化責任”“人道精神”“良知感”“正義感”“批判精神”一類的詞匯高頻出現。這些都清晰地反映出李建軍對路遙研究的重要尺度——社會道德倫理。在他看來，文學不是一種封閉的、獨立自足的藝術，它與所處的時代和社會的關聯性是不容忽視的，文學關注的中心是人和社會。優秀的文學應該借助語言承擔起重要的社會責任，對內傳播真善美、拯救困頓的心靈，對外肩負起社會歷史使命。李建軍認為一切成熟的寫作，都是一種倫理性的精神現象，準確地說，都是一種善的精神現象。^（25）在《路遙的哈姆雷特與莎士比亞》中，他以這種文學觀念為指導對路遙的文學活動和作品展開研究。在他看來，路遙具有高尚的文學意識，明白文學“為誰寫”“為何寫”“寫什么”“如何寫”，能自覺地充滿激情地承擔起文學的時代使命和文化責任。

李建軍是懷著別樣的情懷和文人的擔當精神來展開路遙研究的。20世紀90年代以降，中國社會發生巨大的變化，文學觀念受到巨大沖擊。李建軍認為，小說這種大眾化的藝術，日漸精英化和小眾化，“小說的消亡”成為被經常談及的話題?，F代主義思潮對傳統的全盤否定，過于注重形式、技巧，過于悲觀絕望，從而帶來了形式主義傾向、強調小說的人物主宰論、凸顯讀者主體論等弊病。其中最突出的問題是“去作者化”傾向，這必然導致小說創作在倫理層面的“去倫理化”趨勢，導致作者道德意識的淡化和作品倫理作用的弱化，造成作者與人物及讀者之間倫理關系的斷裂，使得20世紀的現代主義小說理論和小說創作存在流于形式而缺乏倫理建構的弊端。^（26）面對這樣的文學現狀，李建軍從文學與人、社會和時代關系的角度對中國文學作出了大量有深度的思考和批評。與對文壇病象的尖銳批評相反，李建軍對路遙的評論始終保持著溫情和敬意，平實的評論語言中實則蘊含著高度的評價。他認為路遙的文學活動屬于“積極寫作”。重新審視路遙的文學世界，我們會發現他把文學當作探尋生活意義和追求精神信仰的手段，而不是視之為一種被剝離出來的純粹的形式；他堅持文學的現實性和批判性，堅持文學拯救心靈的作用，試圖用文學藝術化地記錄社會轉型時期下的社會百態，并在此基礎上探尋平凡而偉大的人性，抒發對理想社會的和人性的渴望與贊揚。在文學逐漸“私人化”以及對形式技巧的重視大于主題意義的當下，李建軍大力表彰路遙，正是希望文學界重視路遙，重拾他這種對現實充滿關切的文學精神，引領文學關注處在時代中心的人和社會，真切地感受和書寫大眾的悲欣浮沉，詩意地賦予他們平凡的人生以崇高的基調。這正是路遙研究在當代最重要的意義與價值。

當然，強調文學的社會責任與價值，并不是意味著要求文學充當社會教化的工具，以文以載道的觀念粗暴介入文學中。毫不顧及文學藝術性，以片面的功利目的粗暴地介入文學必然導致文學的畸形；不顧客觀現實情況，以“主觀唯意志論”任意擺布文學，無論是對文學還是對社會都會造成嚴重的后果。李建軍認為文學的審美價值和道德倫理價值之間并不相悖，美的形式表達和善的情感內容的有機統一是具有持續性文學魅力的作品所共有的品質?！叭绻f，文學作品直接的吸引力，來自它的形式，來自優美的形式帶來的愉悅，那么，他的更內在、更深刻、更持久的吸引力和影響力，則來自它的內容，或者說，來自它的精神世界和意義世界，來自它給人們的生活帶來的凈化力量和升華力量?！?sup>（27）李建軍認為，苦難是路遙的一個重要的文學母題。他指出，路遙在描寫饑餓、落后、貧瘠等方面，揭示20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陜北農民令人震驚的苦難生活狀態時，又注入了自己深沉的關懷和同情，使苦難敘述在人性關懷和道德理想的調和下獲得崇高感，陜北的貧瘠荒涼也在路遙這種樸素真切的情感的觀照下獲得了豐饒的詩性，大大地增加了作品的意蘊，使其獲得厚重而持久的文學魅力。就這一方面來說，李建軍對文壇上因主題晦澀不明、修辭形式新奇、語言深奧難懂等而導致疏離讀者的現代主義創作持深刻的批判，他強調恢復小說可讀性、尊重讀者這種大眾文體的功能：“小說是一部最易為普通讀者接受的大眾文體，是讀者添培人生經驗，舒散身心疲勞，消釋生活沉悶的偉大的交流媒介和有效手段?！?sup>（28）文學的價值、意義和生命力，決定于它在多大程度上表現了對理性原則、道德尺度、倫理精神、理想信念的服從，決定于它在多大程度上表現了仁愛、悲憫等積極的倫理情感，決定于它在多大程度上獲得了修辭手段上的有效、鮮明等效果。^（29）李建軍的文學批評一方面尖銳地直面病象，另一方面又以肯定的態度堅定地確認經典。李建軍認為小說的修辭效果有“可讀效果”“主題效果”“道德效果”，強調小說要有可讀性、深刻的思想內涵與良好的道德精神。路遙的小說恰恰涵括了這三類修辭效果，展現出當代文學經典的特質。李建軍正是在這種倫理性與審美性并重的觀照下，進入路遙的文學世界中，發掘其深刻的當代意義。

多年以來，李建軍一直對中國當代文壇保持著密切的關注。他堅持以文學的道德倫理責任作為文學評論的重要標準，直擊當代文學現場，發表了不少文筆犀利的批評性文章。他一直對作家作品進行個案式的研究。作為陜西籍學者，他尤其密切關注文壇“陜軍”，對陳忠實、路遙、賈平凹等保持著持續的研究熱情。近年來，李建軍的研究視野轉向更為宏大綜合的領域，相繼出版《并世雙星：湯顯祖與莎士比亞》《重估俄蘇文學》等著作，以跨文化比較研究的宏觀視野對中西方文學之間的聯系與差異進行梳理與反思，既極大地推動該領域研究的深化，又為相關領域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論上的啟示?！堵愤b的哈姆雷特與莎士比亞》則是他在歷經跨文化研究的深度探索后再次回歸到當代具體作家身上的系統性研究。該書接續了他多年從事文學批評和對當代作家進行個案研究的努力，同時又吸取了他近年來在文學研究方法和視野上嘗試打通中西古今并予以重估的成果，更加深入地貫徹他所秉承的文學批評倫理觀。該書對路遙的人生經歷、文學活動、創作實踐，以及生活的環境和時代等方面進行細致研究，取得了許多新的收獲，有效地回應和深化了“路遙現象”，促使學界對路遙有更加全面和深刻的認識。他以多種研究方法的有效介入路遙研究中，為文學研究提供了新的綜合研究的方法論指導。他還以社會道德倫理和人道關懷作為貫穿該書的價值尺度，以個案式的路遙研究為當下的文壇和文學研究評論提供積極的價值導向。無論從考察的全面性和深度上看，還是綜合運用的研究方法上看，該書在路遙研究領域上都稱得上是一部體大思精、具有突破性意義的著作。

〔本文系江西省高等學校教學改革研究課題“融合文學教育與編輯出版的高校書評寫作課程建設研究”（JXJG19141）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張國功，南昌大學人文學院編審，博士生導師。高天義，南昌大學人文學院博士生。

（責任編輯 ???王 ???寧）

注釋：

（1）王仁寶：《1990年代路遙研究的“多元化”特征與“無名化”狀態》，《百家評論》2020年第5期。

（2）陳澤宇：《路遙研究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卅年重聚說路遙：紀念路遙誕辰七十周年”座談會綜述》，《中州大學學報》2020年第3期。

（3）王兆勝：《路遙小說的超越性境界及其文學史意義》，《文學評論》2018年第3期。

（4）（5）李建軍：《路遙的哈姆雷特與莎士比亞》，第43、144頁，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本文所引該書皆出自此版本，只注明頁碼。

（6）（8）（9）（11）李建軍：《路遙的哈姆雷特與莎士比亞》，第197、79、68、69頁。

（7）李建軍：《論路遙小說敘事中的悲劇性問題》，《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0年第５期。

（10）李建軍：《自序：純批評的理念與愿景》，《文學還能更好些嗎？》，第1頁，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

（12）仵?。骸稙榱烁玫奈膶W而尖銳質疑——論李建軍文學批評的路向選擇與價值建構》，《南方文壇》2015年第2期。

（13）嚴紹璗：《比較文學研究中的“文本細讀”的體驗》，《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2012年第2期。

（14）—（17）李建軍：《路遙的哈姆雷特與莎士比亞》，第310、438、389、71頁。

（18）李建軍：《論小說作者與隱含作者》，《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0年第3期。

（19）（20）（24）李建軍：《路遙的哈姆雷特與莎士比亞》，第79、71、609頁。

（21）段丹潔、何可：《深化現代性比較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報》2022年10月10日。

（22）李建軍、楊光祖：《用偉大的經驗矯正自己時代的文學——李建軍“重估俄蘇文學”研究訪談》，《當代文壇》2019年第1期。

（23）李建軍：《文學因何而偉大》，第3頁，北京，華夏出版社，2010。

（25）（27）李建軍：《路遙的哈姆雷特與莎士比亞》，第572、31頁。

（26）李建軍：《小說倫理與“去作者化”問題》，《中國社會科學》2012年第8期。

（28）李建軍：《小說修辭研究》，第31頁，南昌，二十一世紀出版社，2019。

（30）仵?。骸稙榱烁玫奈膶W而尖銳質疑——論李建軍文學批評的路向選擇與價值建構》，《南方文壇》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