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性、社會分層與當代小說批評理論

如果把范圍無限度擴大到“中國當代小說”，問題就太復雜了，根本不是這里妄想解決的問題。即使僅限于“中國當代小說的現代性”，恐怕也非這里能勝任，因為前面還有個“中國當代小說”。慎重起見，也為著論題相對比較集中，這里的社會分層，僅作為一個視角來使用。引入社會分層視角，文學藝術常用的審美現代性自我設限就會被打破，從而進到現代社會機制、現代文化系統來衡量現代意義的人的問題。因為，內在于社會分層這樣一個思考問題的姿態，就決定了不再把對現代性的檢驗標準放在某個設定的特殊“體驗者”身上，而是在社會總體性中來思考現代性的整體水平。即使把目光投向具體個人，思考的也是盧卡奇意義“成問題的個人”。^（1）

這種兼有個人與社會雙重視野的敘事，終極目的在于人的現代化（文化現代性）。然而，人走向現代化的過程卻是關注的核心，階層分化所造成的普遍性后果成了思想中心。這就從根本上扭轉了個人中心主義的狹隘。

一、“現代性”在當代小說研究中的基本現狀

這里有個前提必須先加以說明，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中國文學研究，幾乎不可避免都受到“現代性”的深刻沖擊。但是，倘若換個角度來理解，如果沒有“現代性”，哪有“反現代性”？不管“反現代性”“反”的是什么，總之，因為“現代性”而引起的“反”，其思維本質上仍然是“現代性”的。所以，這里所說的“現代性”在當代小說研究中的基本現狀，除了通過社會分層視角看到的現代性之外，還包括仍用“現代性”，但并非筆者所認可的那種被稱為“現代性批評”的批評和研究。

按照筆者觀察，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對“現代性”概念的使用，都表現得比較含混和泛化。這不能理解成小說批評或研究在該概念使用上的統一規范。正好相反，表明在當代小說批評和研究中，人們思維中的“現代性”其實多半是基于自身經驗和感覺的發揮?！艾F代性”劃過之處，通常的替代性符號就是人物的各種孤獨意識、另類體驗、反常規言語特征和不知所終左沖右突的行為。這些東西一經相關哲學概念附麗，再加上相關時代對應物，就成了所謂的“現代意識”。

它們是一些話語的碎片和非連續性思維觀念斷章，廁身于主流政治經濟學的夾縫當中，以思潮形式集中在“新啟蒙”和“日常生活”兩個大的文化轉型階段。

就筆者所論述過的對象而言，重讀那個時候的批評和研究，可能沒有哪個批評家一上來就自覺意識到要先界定“現代性”概念的內涵和外延。但字里行間卻充滿著強烈的主體性意識。

應該說，正是批評和研究的這般既揮灑自如、滔滔不絕，又不過分以自我代表“中國歷史”“中國當代”的矜持和謙遜，恰好構建起了與創作積極的思想對話關系。比如張賢亮的創作，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F在雖然無法確證，但可以肯定的一點是，如果沒有批評界積極熱情及時跟進，特別是對他《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連篇累牘的批評和闡釋，創作“愛情三部曲”正起勁的張賢亮，也不是那么容易同時段又折回頭寫出他的“改革三部曲”的?！疤嫒嗣袷茈y”曾是批評界從“愛情三部曲”中品出的張賢亮“狹隘”情感基調。張賢亮雖未著文正面回應，但細心的讀者肯定已經注意到了。在“改革三部曲”敘事中，張賢亮其實早已通過改革派人物之口，巧妙委婉且不失尖銳地反駁了這一標簽式的評論?！段业钠刑針洹犯侨绱?。日記部分不用去說，單是注釋，庶幾可以視作剝洋蔥式解剖人文知識分子劣根性的歷史。人文知識分子與社會現實、歷史、政治意識形態的錯位，纖毫畢現于紙面了。但設想一下，倘若沒有20世紀80年代“新啟蒙”特有的文學批評氛圍，尤其是沒有并不嚴謹卻顯得異常率真的“現代性”批評的適時介入，或許可以斷言，他完全可以沿“愛情三部曲”的路子經營下去而走得更遠。

至于張賢亮，這里想說的是，“現代性”批評使他更加自覺意識到才子佳人敘事結構的天然局限性。從“現代性”批評看王蒙小說，也大體類似?！靶聠⒚伞睍r代，王蒙有“季節四部曲”，但是也有《活動變人形》和《堅硬的稀粥》。事實也進一步證明，《活動變人形》要比“季節四部曲”更受思想闡釋者的歡迎。在“新啟蒙”語境去理解這種現象，批評所看重者，無非是對“自敘傳”的刻意回避?！痘顒幼內诵巍芬恢弊肪康椒饨▽Ｖ浦髁x老巢，囊括了極端政治化對人性的深層影響，顯然更符合啟蒙目的。至少對“現代性”批評而言，比“自敘傳”中的政治無意識更根本、更具本源性。20世紀80年代同一個作家的小說敘事出現思想“多叉”的很多，不見得都受惠于該批評語境，但一定與“現代性”批評的反復激蕩有著千絲萬縷聯系。張賢亮從相對單純走向宏闊，王蒙的“雜色”敘事所反映出的都是這個道理。

另一方面“現代性”也使得80年代的文學批評和研究越來越走向了“玄學”邊緣。這一點甚至也可看作是導致今天文學批評仍回不到真正意義的現代性批評的源頭。

“新啟蒙”的80年代，就“新”本意而言，其重心實不在“歸來者”，它的主角是先鋒派小說和朦朧詩。翻開那個時代充滿激情的評論文字，所謂茍日新、日日新的“新”，幾乎等同于“現代性”。雖不能簡單說把現代性理解成花樣翻新的方法。但許多批評和研究把方法的革新視同現代性本身，并聲稱形式即是內容。事實上，的確把現代性引向了方法論，這實在失之毫厘謬以千里了。這種現代性的錯位，我們從路遙和王朔的遭遇上可以看出，在那時具有相當的普遍性。

路遙用短短的生命，嘔心瀝血寫下了偏僻農村普遍現狀無論《人生》，還是《平凡的世界》，今天好像成了批評界的熱點話題?？墒窃?0年代，豈不知，《平凡的世界》因為其“土得掉渣”，連現實主義者的法眼都入不了，更遑論從中看到路遙思考農村青年文化人的現代性意識了。王朔在80年代的躥紅，得益于其小說頻頻被改編成影視劇搬上熒幕，而非文學批評界的闡發和研究。相反，從批評賜給王朔小說的“痞”“頑”“侃”等標簽不難看出，王朔小說的敘事價值取向，其實正是批評界用以批判的絕佳實例。批判作為新“蒙”的王朔小說，所“啟”是什么呢？是“一體化”中不斷生產出來的文化規范和價值秩序，尤其其中被固化了的“知識”中心化地位，及由此而生的“道德”優越感，成了王朔式小說所謂“痞子文化”的死敵。

顯而易見，路遙因“土”而上不了“現代性”的臺面；王朔因“痞”而被驅逐，剩下能讓“現代性”批評施展拳腳的舞臺，便只有先鋒小說了。中國文學批評界怎樣對待先鋒小說，并非這里關注范圍，姑且存而不論。但由批評對待路遙和王朔小說的態度可推知，所謂“現代性”批評，到20紀世80年代后期，其實是越走越“奢華”，越走越“貴族化”，越走越“小眾化”乃至越來越“玄學化”了。這樣的批評設定，難說不會墮落成凌空蹈虛的知識游戲、審美游戲。事實也再一次雄辯地證明，無論“眾聲喧嘩”“情感零度”，還是“敘述圈套”“語言迷宮”，即使給它們再多一點“現代意識”的賦形，毀棄它們生命的有一點便足夠，就是脫離現實社會機制。這也是盧卡奇反復論證的“文化的總體性”的重要意義所在。盧卡奇“總體性”中的“形式”強調的是“文學中真正的社會因素是形式”，具有“倫理性”，是本體論、生存論直接相關的問題，是對世界意義和時代精神的探索及表征。

由此反觀，不管路遙筆下的農村青年文化人，還是王朔筆下的城市無業知識青年，作為當時一種青年思想的集體無意識狀態，本應由“現代性”批評率先發現。不幸的是，恰好為“新啟蒙”所生產的“現代性”批評所逃避和拋棄，到現在也仍是文學思想遺留問題?？梢?，當時所謂新潮的“現代性”批評，實際已經墮落成了一小部分精英知識分子“王者”妄想癥的修辭策略了。

在這個大背景上，“日常生活審美化”或“審美化日常生活”，這一對繞口令似的批評話語在20世紀90年代初以文學理論“新轉型”的壓人姿態，取代了“新啟蒙”，進而深度派生變異成為新的“現代性”批評。

這兩個“日常生活”只是中國當代文學理論研究者的總結和提煉，意在推動文學批評話語和價值模式的轉型。連同“日常生活”一起興起的相關爭論，還有“本質主義”與“非本質主義”，“理論”與“后理論”之爭等。這些理論問題比較復雜，非此處能談清楚。單就“日常生活”來說，筆者印象中，最早從現代哲學層面談論“日常生活”的，應該是匈牙利學者赫勒，其名著《日常生活》就是其中之一。

顧名思義，“日常生活”這個極其普通的名詞之所以能成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現代性”批評的關注中心，是因為人們對聲勢浩大的“人文精神討論”失敗的集體默認。這促使“大我”“大寫的人”“大敘事”轉型，以像當年擁抱“人文精神”一樣的熱忱去擁抱瑣碎的、庸俗的、市場化的日子。本來，回到“日?！崩響恰艾F代性”的本意，這沒什么大驚小怪的。但是，拋現代社會機制于不顧，而只選擇性地留下庸常日子且還反復論證，挖掘其中的“慢生活”“中國經驗”，想要在庸常中奔“道”而去，這就有點神神叨叨、邪邪乎乎了。長期下去，是對“類日常生活”與“意義日常生活”規律的違背，也是對“自為”日常與“自在”日常的混淆?；乇苷務撀愤b和王朔小說敘事中的“意義的日常生活”，就是明證。話語慣性使然，對王小波、閻連科、莫言等一系列作家小說敘事重要方面，只能搪塞處理。

王小波雜文提出了“沉默的大多數”的問題，但他的小說敘事卻并沒有在如此階級化、立場化的路子上繼續往下走。相反，小說敘事所嘗試和反復檢驗的是已經發現了自己“意義的日常生活”的人，如何在“自在”的日常世界里“自為”生活的命題?？杀藭r“現代性”批評卻非得給他此類小說以“自由主義”帽子，仿佛不先分出個左中右，就不足以面對日常生活真面目似的，結果只能把王小波的現代性個體敘事，導向了常人無法理解的所謂存在主義畏途。

莫言是一個有著自己文學立場的作家。他的“民間的立場”和“作為老百姓的寫作”可謂名噪一時，甚至到了直接左右他小說批評和研究話語生產的地步。莫言幾乎全部小說也都是以農村為敘事對象，若與閻連科相比，兩人確實有許多地方具有比較性。們們都擅長殘酷敘事。莫言的殘酷是故事本身，閻連科是局部的和細節的；莫言很少把敘事鏡頭推近到當下農村，閻連科則從過去寫到當下，且當下農村是重點。兩人都被批評界稱為怪誕現實主義或魔幻現實主義。不消說，現代主義特征是批評界論評他們小說的出發點。奇怪的一點是，這兩人的小說敘事一直延續到了當下，可批評所使用的“現代性”卻基本仍停留在題材分類。水平這在莫言研究中尤為突出，大部分批評認為莫言小說發現了農民自在的“主體性”，因而斷定莫言小說表現了農民現代性。但是，細品莫言筆下的農民“主體性”，實在只是一些農民無法無天的想當然胡鬧。這種把民俗儀式文化、古裝影視劇片段和說書人的傳說、秘聞，攪合在一起的農民文化，建構起來的恐怕仍然是無聲的農村。因為，既體驗不到農民對“意義的日常生活”的主動追尋，又無法看到如此農村究竟怎樣擺脫原始樸素自然人狀況的自覺途徑。

既然如此，瀏覽莫言、閻連科等人的研究文本，所謂“現代性”批評，便轉化成了蕪雜無比的關于“中國經驗”的細致入微的發揮和生產。如此，緊貼小說文本乃至自降眼光低于小說文本的釋經釋典式“文本細讀”式批評——這種主要目的在于發掘民間知識和經驗，以論證中國一線小說不輸于“世界文學”的理論動機——已經與中國的“日常生活”現代化沒有必然邏輯關系?！艾F代性”批評也就退化成了關于當代小說知識的批評，與人的現代化即文化現代性亦無多少聯系。

通過以上相當簡略的梳理，可得出以下基本結論。其一，即使不出現意識形態轉折，“現代性”批評也很難持續下去。唯一能實現的可能是對現實主義精神的破壞和瓦解?！艾F代”意識生產或再生產的一個直接后果，只能是經濟個人主義及其“理性經濟人”的泛濫。其二，缺乏對社會分層的深入關注，導致只能在非常一般的社會形態，即在宏大而籠統的社會正反兩面，在抽象人性論的層面挪用五四啟蒙現代性資源。其三，文學批評代際更替和理論批評資源的更迭，“現代意識”被逼迫讓位給了“經驗知識”。文化現代性的思考被冷僻怪異的視角所收編，跨學科方法取消了對現代社會機制缺位的縱深追問?！艾F代性”批評只成了“現代”學者個人經驗的代名詞。因此，就顯得格外迫切而重要。

二、社會分層視角才能把小說現代性研究推向深入

這里關注的重點是社會分層視角在當代小說現代性研究中的重要性。簡單說，有了這一視角，才能準確看出具體階層、具體個人的具體狀況，階層之間、個人之間互動過程中的具體情況才會變得更加清晰。障礙在哪里、困境在哪里的問題，就變成了現代性該從哪里用力、該怎樣用力的具體問題?，F代性的這種微觀性、世俗性、日常性，從而能打破并轉化肇始于五四啟蒙，途經“新啟蒙”變異，再度經由“日常生活”扭曲的命運，進入機制層面。如此便能從整體上去發現階層及其個人的價值訴求，建構意義的日常生活邏輯，實現文化現代性夙愿。從理論設想和實踐針對性兩方面來衡量，這種研究思路，都具有一定的現實迫切性和創新性意義。對于理論設想而言，如此路徑，至少充分考慮到了宏觀現代性概念與具體語境變遷之間的微妙變化，是在當下現實結構內部進行的積極干預，因而屬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就實踐針對性而言，在社會分層內審視小說敘事，實際是把哲學理念轉換成微觀做法的嘗試，把重心放在現代社會機制敘事的有無上。這從根本上打破了經濟個人主義（或消費主義）一統天下的局面。個人的個體化是否成長了，弱勢階層是否從整體上得到了機制眷顧的問題，成為理論批評關注的中心?，F代性從而不再是精英知識分子的專利，而是所有階層、所有人的日?；聞?。

而這一切，從批評流程看，又是通過解放現代性的知識概念，解放小說一直以來似乎只能通過反諷、隱喻才能達到目的的方法論開始的。盡管如此，既然涉及社會分層，作為一種概念，也就既有理論，亦有實存支持。這涉及當下中國社會結構的具體情況。

“分層”（stratificaticn）一詞源于地質學，原指地質構造的不同層面，后普遍用于描述社會結構。西方社會分層有兩種經典模式，一是馬克思的階級分層理論，二是韋伯的多元社會分層理論。

本文主要借重于社會學學者李春玲《中國社會分層與流動研究70年》^（2）一文的提示。在該文結尾，李春玲對近10年來中國社會分層與流動面臨的新挑戰也做出了預判。她認為與當今國際領域的社會分層與流動相比，我國的社會分層一點都不比西方社會分層所受到的全球化、金融化、科技和互聯網影響小。在以往社會分層基礎上，這些因素所導致的進一步分層，事實早已超出了以往分層理論視野。但由于近10年來社會分層與流動研究方法、模式趨向于單一和個體化，特別是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采用的研究模式是利用公開的調查數據資料，導致研究主題碎片化、精細化、微觀化，與社會現實脫節，對新變化趨勢反應滯后。

2006年，中共中央頒布的《關于鞏固和壯大新世紀新階段統一戰線的意見》指出，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新的社會階層，主要由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和自由擇業知識分子組成，集中分布在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中。2015年，中共中央頒布《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試行）》，規定新社會階層主要由“私營企業、外資企業的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中介組織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等組成。從新社會階層的職業性質、收入水平和社會地位認同等方面來判斷，這部分人一般被充實進中間階層和社會中上層。

因此，我們在談論小說現代性時，假如仍無限信賴于產生自傳統穩定農耕文化秩序的小說理論原理，即使曾經是“堅固的東西”，現在也難保不“煙消云散”。那么，我們不禁要問，那種啟承轉合無不合轍押韻的一招一式，還繼續有效嗎？這便是以社會分層視角來介入，審視小說敘事現代性是否具有切實有效性的基本前提。因為，就現如今的語境而言，已然無需再無休無止糾纏概念化現代性了，而需要具體而微的實踐。

當然，以社會分層視角介入，不是機械地照搬社會分層理論進行僵硬死板地去套小說敘事對象。那樣的話，就不是小說敘事研究，而是圖解社會分層理論了。這里所說的視角介入，強調的是超越宏觀抽象層面的概念批評，突出作家敘事中本來自覺植入的階層意識，并深入分析其敘事態度，揭示出該階層及其隸屬的個人流動境況。

這里仍以筆者實證分析過的七位作家的小說敘事為基礎，來略論這個問題。除了王小波，其余或許都屬于后者。所以，在當代小說研究中，經濟個人主義便成了小說敘事分析的突出方面。作為鑲嵌在小說敘事分析結構中一個重要概念，對于經濟個人主義還得分兩方面來看待?，F代性在現代經濟思想理論中的重要意義，按照相關學者^（3）的專門研究，集中體現在以下三點：第一，經濟個人主義作為一種學說和思潮，其顯著地發揮影響力的時代背景正是現代性在經濟領域萌生并企圖打破舊的體制性束縛，突破前現代社會對于個人經濟自主性以及商業活動的嚴格限制。沒有經濟個人主義思潮對于經濟行為主體性意識的強調，對于個人開拓與創新意識的吁請，對于不斷追求超越和自我實現意識的宣揚，文化個人主義就不會如約而至。第二，經濟個人主義促進了現代經濟制度的形成，因為該思潮的出現，首先奠基于一定的社會經濟實踐。隨著市場半徑規模的由小變大、熟人社會圈的被迫打破，最初由不具有嚴格邏輯性的、非理性的習俗與慣例，比如個人信譽、熟人關系、親朋網絡、私人友誼等基于個人經驗起重要作用的地方，慢慢過渡到以契約關系為基礎的新的個人交往形式，完成了經濟個人主義從習俗與慣例向固定化的行為模式、從一種思想思潮向一種經濟制度的轉型。第三，“理性經濟人”上升為經濟個人主義的一種象征性表達，它既是經濟的又是文化的。當二者合而為一時，理性經濟人實際上成了去掉情感和人文成分的準現代性個體人，或者成為我們在文學敘事中經常體驗到的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者或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不消說，它的出現，為反觀現代社會機制是否完善，提供了有益條件。

我們率先感受到了經濟個人主義對傳統社會現實的反射，從而更加認清了現代經濟社會對個體的改寫和塑造。但是，作為一種價值預期，經濟個人主義畢竟難以勝任完成現代性的最終目標。它在小說敘事中的隱性作用力，非但不會推動敘事向現代性轉型升級，反而還會導致更加內卷，這是需要格外警覺的地方。首先，經濟個人主義有可能轉向自我中心主義，從而使個體淪為極端化了的“自我意識”的奴隸。更重要的是，經濟個人主義一旦極端化為自我中心主義，自我便成了自我確認的當然參照，“他者”或“他人”則成了地獄。受自我的奴役，眼光也就一直囿于僵死的、狹小的自我性，而看不到別人，更遑論看到階層。同時，這種拘囿，只能受制于外物，從而成為客體世界的奴役。其次，經濟個人主義賴以存在的理性主義哲學土壤可能會扼殺真正的個體。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的轉換才使得“個人”的概念，從以血親關系和宗法關系為紐結的人群共同體觀念中發育出來。個人才得以獨立存在的實體和主體地位與生存世界發生聯系。這表明，先有現代晚期的個人主義的歷史實踐，后才有個人主義的理論表達。但是，行為主體是個人本位的，并不意味著反襯其獨特性的他者都應該采取同樣的行動。這無異于對其主體性的架空，他者或自我選擇的個人主義特征也就不復存在了。最后，經濟個人主義在當下遭遇的最為突出的哲學問題是抽象的個人與現實的個人的矛盾。經濟學需要研究真實世界中的個人，不僅是關注個人利益的個人，同樣也關注具備利他屬性、具有社會屬性以及受到社會制度和文化傳統制約的個人?，F實中的人的行為模式與動機，也不單是受到利益的單元素驅動，而是還存在著追求名譽、道德、信仰等更多、更高、更復雜層面的動力源。對這些動力源的解釋顯然是不能通過擴大“利益”的范圍所能涵括的。

所以，核心問題在于，內在于個人的復雜性和豐富性，尤其內在于個人合理性欲望驅動，看到所隸屬的階層的整體訴求。抽象的個人便轉化成了價值的個人，從而超越了現實的個人。在機制敘事的紋理中，達到個人、階層與制度的平衡。如此，方可避免在現實主義的框架中建構人道主義、理想主義，致使敘事始終處在水油兩張皮狀態；也不會拗著消費主義或經濟個人主義的語境大勢，去刻意植入審美現代性，反而造成閱讀的虛假體驗。面對社會的階層化和階層化中的個人，理性分析性敘事理應是現代性敘事的主要取向。面向個人的內在性世界，不可能沒有詩的敘事，但它是敘事詩學的，而不是抒情詩學的；面向社會結構中的階層，敘事不可能沒有形式選擇，但綜合社會因素是其形式，而不是單純的和個人化的審美趣味。

基于以上考慮，相比其他研究，所論7位小說家的小說敘事面目，可能會多少發生一點變化。人們給王蒙小說定位多為宏觀政治、階級和人性論敘事。但這里看到的卻是革命層化敘事中，革命對青年革命者乃至后來的知識分子的拋棄，促使知識分子從開始就應該在“總體文化”中，思考“我是誰”“我能干什么”的價值終極問題。人們習慣于在“左”與“右”中理解張賢亮，其實在“愛情”敘事中，張賢亮已經很早就觸及了個人主義問題，只不過此個人觀還需從經濟個人主義中獲得剝離才更有價值。對于王小波，人們僅僅在“自由主義”話語的自我生產中，浪費了太多筆墨和精力。本質上，王小波與自由主義無多大關系。他的另類在于他一下子就是自覺的現代性敘事，只不過“成功學”論的中國式現代性批評并不認識王小波的現代性個體。這致使王小波至今沒能成為中國當代小說現代性經驗的一個有力傳統而得到發揚。王朔陰差陽錯被拿來當作“人文精神討論”的一個獻祭，反襯出彼時批評界是多么地守成文化秩序和文化規范。這也暴露出理論批評話語及價值模式對市場時代城市青年知識者內在于時代的精神訴求的陌生感。這恰好說明“人文精神”只不過是一種等級化價值幻覺，與城市青年知識者個人內心及階層整體訴求無關。

人們傾心于路遙“城鄉交叉地帶”所形成的審美張力和農家子弟堅韌不拔、自尊自愛的理想主義人格。但限于現實主義、溫情主義和道德主義規定性，并未看到農民特別是農村青年文化人對存在現狀的整體不滿。農村青年文化人覺醒的現代意識，與其說流產于路遙自己的詩意話語，不如說被批評的傳統主義所戕殺。莫言起于“民間的立場”和“作為老百姓的寫作”，并且使得敘事更加肆無忌憚。批評話語亦步亦趨，常流連于遠遠大于高于莫言敘事尺度的“中國經驗”而不自知，導致誤把“無聲的農村”“無聲的農民”也指認為農民主體性。加之，小說的遠焦距敘事，導致現代性在莫言那里只成了作家自己的一種“現代”的“意識”。他的農民可能活得無章無法、自由自在，但就是沒有人性的成長和個體化的發展。閻連科對農村對農民情有獨鐘，幾乎所有的極端化敘事都源自他對農村社會現代化的恨鐵不成鋼。所謂劍走偏鋒者，在于他太信賴自己虛構的另一農村世界的殺傷力，反而導致他對農村現代化難題的嚴肅思考，總是或多或少被他的反諷和隱喻所解構。也就是說，他沒有認真轉化經濟個人主義在農村現代化過程中的思想能量，以致以經濟個人主義甚至以經濟主義為靶標，疏忽了對農村傳統文化應有敘事，傳統農村與現代農村嚴重失衡。

總之，這些代表性作家的農村敘事，就其關切方面來說，之所以顯得不深不透，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但從我們這里看過去，重要的一點是現代性敘事的不自覺所致。但就作家主體性來看，現代性并非他們有意為之，有些作家甚至從開始就沒打算從現代性的角度來打量自己的敘事對象。應該說，只要足夠有能耐、足夠有勇氣、足夠熟悉對象，任何創作方法和思想持見，都會把敘事引向深入?？墒?，無數經典文本敘事經驗一再告知人們，對于有些方法、理念和原理的選擇，其溢出來的“額外”的思想，只能靠外在的反諷、隱喻、議論或象征來補充?，F代性則未必然，它的終極訴求如果不耽于對現代性誤讀的話，則指向現代社會機制。

結 ???語

以上所論，未必屬于當代中國小說理論建構，如果看作是對當代中國小說敘事批評或研究視角的革新，也許稍微沾點邊?？涩F在所見突出而普遍的小說理論批評，其不盡如人意的主要方面，不就在視角上嗎？我們總是張口閉口談審美經驗，總是動輒使用敘事詩學，也總是把批判性、反諷性、隱喻性、象征性置于理論批評的首位，實際上除了在抽象的個體身上反復試驗“預期”的那個思想性之外，很難從批評的話語與價值推演中體會到個體生存的現實環境和情境。這表明，小說理論批評從本質上脫離了大眾的共情，即使所建構小說批評理論十分吻合經典模式，也僅是一種關于小說寫作的知識和技巧罷了，絕難喚醒普通讀者的價值期待。如果小說批評或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于社會共情共識中，凝聚某種顯而易見的價值共鳴，那么，對中國小說而言，就應該從棘手的焦點思想問題入手，也許可以避免不同思潮、主義相互之間的自說自話，乃至自我解構。

只要認可小說文化不可能不是大眾文化，小說敘事不可能不是普遍社會意識的晴雨表，小說主題不可能不是最一般的啟蒙載體，那么，理論批評的鏡頭，就仍有必要推近乃至進入社會分層內部。如果承認小說敘事文化是小說理論批評價值的重要方面，那么，關注人的問題就必須轉換成關注什么人的問題。

當然，這絕不意味著在社會分層中重啟現代性，就是當今小說批評理論唯一的選擇。之所以強調這一點，是考慮到具有強度感染力的小說敘事，總是社會“總體性”中的應然產物。

【作家簡介】牛學智，寧夏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員。

（責任編輯 ???楊丹丹）

注釋：

（1）轉引自李茂增：《現代性與小說形式》，第83頁，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8。

（2）李春玲：《中國社會分層與流動研究70年》，《社會學研究》2019年第6期。

（3）見曹東勃：《現代性：西方經濟理論傳統的查審》，第131-138頁，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