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的道德

大仲馬的小說《三個火槍手》里有一個名叫波爾托斯的人物。他高大勇猛，虛榮傻氣。在小說的第三部《布拉熱洛納子爵》中，他為了掩護另一個火槍手阿拉密斯而被爆炸的巖石壓死。法國導演戈達爾在電影《隨心所欲》中，專門提到了波爾托斯。戈達爾認為波爾托斯這個人物一生中沒有過什么思考。在小說給他設定的死亡結局前，波爾托斯需要在地窖中安置一枚炸彈。他放好了炸彈，點燃導火線，跑走的時候，突然開始思考，為什么跑的時候自己一只腳會在另一只腳的前面？然后，他停了下來，思考讓他無法繼續前行。然后，炸彈爆炸了，地窖坍塌，強壯的波爾托斯最后不堪重負，死在了爆炸的巖石之下。然后，戈達爾說，波爾托斯第一次思考，就害死了他。

這當然是在借波爾托斯之死表達自己的觀點，已經和大仲馬的小說本身沒太大關系了。在戈達爾對波爾托斯的再解讀里，與其說波爾托斯是在思考，不如說波爾托斯是產生了困惑。一個人不做任何思考也能過完他的一生，這沒什么好奇怪的。但是一個人的一生中多少還是會遇到些困惑。無論他頭腦再如何簡單，比如我們的火槍手波爾托斯，有一天也會突然困惑，為什么跑的時候一只腳會在另一只腳的前面？

有些困惑我們能夠得到確切的答案，自牛頓發現了蘋果掉落的秘密開始，自然科學就給予了我們無數確切的答案，這些確切的答案讓人類產生一種巨大的錯覺，認為世界上所有的問題都會像科學問題一樣，處在確定的因果律之中，存在著一個終極的答案。

尋求因果，大概人類本性深處最難以被馴服的習性。因果意味著合理的解釋，意味著邏輯上的確定。人們需要確定性，需要這樣一個確定的世界：秩序、穩固、界限分明的道德、所有問題都能得到解答。然而科學僅僅解答了自然的世界，人們還需要解答人類世界，所以“馬克思教導我們要更加注意個人經濟和社會狀況的影響，赫爾德和黑格爾要我們重視多樣的文化現象之間的相互關系和制度的生命力，涂爾干使我們更注意非有意形成的社會模式，弗洛伊德讓我們重視個人經驗中非理性的無意識的因素的重要性，索列爾和榮格教導我們重視社會行為中非理性的神話和集體情感態度的重要性”。^（1）

而這些思想所構建起來的龐大體系，也只能在一定范圍內對社會歷史做出解釋。階級斗爭顯然有其闡釋的范圍局限，非理性也只是人類意識中的一個部分。人的每一次探索，每一次的試圖闡釋與確定，最終能夠證明的，只不過是這個世界的永不可窮盡。妄圖在人類事務中尋求一個通用答案，用一種意識形態囊括所有文化體，都不過只是一種幻覺，有時甚至會通往毀滅性的結局。

而那些與人的心靈更為貼近的困惑，就更難以說有一個終極的答案和因果律。文學作品中那些最令人感動的人物，往往都是那些掉出了人們所依賴的因果律的人物。他們的善良本應該讓他們過上美好的生活，但卻并未如此。那些人物使人們想到自身，想到他們某一瞬間也產生的困惑：產生這樣的結果，是因為我們做了什么，還是因為沒做什么？

盡管大衛·休謨早已指出：“我們對因果關系的信仰，與其說是理性的推斷，不如說是習慣的產物?！?sup>（2）但人們也需要在有限生命的某一個階段才能突然領悟到這一點：我們無法在心靈和命運出現的地方遵循任何固定的因果。即使是那相對更可見的看上去更能為規律所捕捉的客觀世界也沒有完全在人類面前展露，而那個涉及個體命運的未知世界更是人類力量所無法掌控。

不確定是人類永恒恐懼與困惑的根源，一如不確切的世界是卡夫卡小說自始至終的恐懼感和焦慮感的根源。當卡夫卡“站在有軌電車的小平臺上，考慮著我本人在這個世界上，這座城市里，以及我自己家庭中的定位，心中對此感到十分迷惘、毫不確定”^（3）的時候；當我們之中有人也開始意識到不可確定所指向的恐懼與困惑的時候，我們可以回到開頭，回到戈達爾借波爾托斯的死亡所意指的那個沉思的“深淵”，那個由任何微小的思考開始而必然通往的沉思的“深淵”，那個不能為確切的知識和規律所捕捉的部分，那個無法言說的不可確定的領域，那個懸置的無法解釋的世界。

一個有限意識的思考最終必然會滑向對于自身存在的沉思。舍勒把這種必然的本能稱為人的“形而上學癖”：“任何一個有限意識……必然地具有一種形而上學?！?sup>（4）在前現代社會，尤其是西方，對“形而上學癖”的疏解責任主要由宗教承擔。它為此在世界的人們提供了一套關于生命意義和存在意義的體系。當西方高呼上帝死了，宗教世界分崩離析。這不僅意味著它實體建制的分化，“教會對教育、文化知識、日常生活倫理的治權都轉讓給了專門的世俗機構”。^（5）更意味著對于人類生命與存在意義的言說權的分化與轉出。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小說獲得了比從前更多的權利。它提供的不再只是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故事引發的勸誡和教導，或者是語言審美性帶來的情緒的短暫氛圍治療。它獲得了更多的朝向不確定之域的權利，或者說，一種認識的權利。而當小說提供的認識足夠深廣，它將會通往一種信仰，一種類似于情感上的被“恩典”“照亮”的精神體驗。這個時刻我們未嘗不可以說，我們成為了某本小說的信徒。

在疏解“形而上學癖”的途中，信仰世界或與信仰世界更靠近的哲學世界，更多地是將人推向彼岸。而小說世界，無論是前現代還是現代，自始至終都是此岸的世界。即使那些偉大的小說曾無限地接近哲學和信仰所指向的那個不可言說的領域，它也永遠是站在此岸世界去遙望和領會的。面對那團模糊與曖昧，小說首先做的，是用語言描述，而非闡釋的方式，構建起一個具體的表象世界。語言是小說構建表象世界的基石，因而也是它的本體。在小說中，語言就是藝術本身。

毫無疑問，我們生活在一個表象的世界里。這是我們會覺得離小說世界更近，而不是離哲學或者信仰世界更近的原因。小說為我們構建起的那個如此具體而此在的表象世界，讓我們甘愿浸入其中，一如我們置身的那個和它相對稱的生活世界里。于是，會有這樣一種假設，在更容易親近的小說世界里，認識和精神體驗也將更容易地朝我們敞開。那么，當我們進入了詹姆斯·喬伊斯的《死者》和威廉·?？思{的《獻給愛米麗的一朵玫瑰花》，就不用再花費心思去理解孔德和柏克費盡力氣闡釋的觀點：“歷史在其發展的程序中越來越多地為死者所決定和操控”，^（6）“一個偉大的社會是由人們所效忠的無數不可分析的紐帶維系起來的死者、生者以及尚未出生的人組成的”。^（7）同樣，“如果你反復閱讀《紅與黑》，那么《利維坦》就變成了迷人的贅言，正如深入了解《安娜卡列·尼娜》，會使《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幾乎變得多余一樣”。^（8）

當然，并非所有的小說表象世界都需要，或者都有能力指向那個沉思的深淵，指向那個懸置與不確切的世界。所以，我們無法去苛責大部分的小說家，他們最大的限度就是以獨特的語言風格去構建一個與眾不同的表象世界，或許偶爾能指向一些早已被偉大的小說家們所指明的曖昧與模糊，但他們已經足夠杰出了。因為，在他們構建的小說世界獨特的氛圍里，我們已經獲得了某種與眾不同的感受。

而顯然，那些稱之為偉大的作品要走得更遠。他們不僅為我們構建起體系龐大，令人震顫的豐富的小說表象世界。他們還真正站到了那個懸置的不確定的世界的入口處，朝那個世界探索、挺近。那個世界從來都是屬于最有勇氣和領悟力的小說家。他們需要讓自己置身在那個為我們所恐懼的不確定性之中，讓自己觸及甚至處于那個深淵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那個深淵里，卡夫卡也在。他們在其中發現了其他人未曾發現的角落，發現了那沉思的深淵中未曾被照亮的部分，就像福樓拜發現了“無人知曉的日常生活土壤”，像托爾斯泰發現“非理性如何介入人的決定和行為”，像普魯斯特發現“那無法捕捉的過去的時刻”，喬伊斯發現“那無法捕捉的現在的時刻”，托馬斯·曼發現并“質疑神話扮演的角色”，卡夫卡發現那個“服從的、機械的、抽象的”存在世界。毫無疑問，他們都走到了昆德拉所說的“那后面的某地方”：“如果詩人不是去尋找隱藏在‘那后面的某地方的‘詩，而是事先運用某個眾所皆知的真理，如此，詩人就是放棄了詩自身的使命?！?sup>（9）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正是在小說獲得更多發現的、認識的權力的現代社會，昆德拉才會說起小說的道德：“一部小說如果沒有發現一件至今不為人知的事物，是不道德的。認識，是小說唯一的道德?！?sup>（10）

在不可窮盡的宇宙里，面向懸置和不確定之域的勇氣和能力，不僅是小說的道德，也是人存在的恒久意義，是人在不確定的宇宙命運里展現出的驚嘆的韌性。我們可以說，在小說所駐扎的此岸世界，小說的道德，就是人的道德，小說的力量，就是人的力量。那道德和力量就是：永恒地站在此岸世界，向深淵投以目光。

“時間腐蝕我們、摧毀我們，而時間更殘酷地抹滅庸劣的小說、詩歌、戲劇、故事，不論這些作品道德上如何高潔?！?sup>（11）毫無疑問，產生于我們之中的大部分小說都會成為布魯姆口中被時間抹去的那些庸劣品，能夠站在被命名為“偉大”的凌霄寶殿里的寥寥無幾。普通的小說家們當然有寫下去的權利，只是我們始終需明白，何為偉大，才不至于忘記應該面向的地方，才不至于忘記小說應有的道德。

【作者簡介】葉昕昀，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生。

（責任編輯 ???楊丹丹）

注釋：

（1）〔英〕以塞亞·伯林：《現實感：觀念及其歷史研究》，第6頁，潘榮榮、林茂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

（2）〔英〕以塞亞·伯林：《浪漫主義的根源》，第1頁，呂梁、張箭飛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9。

（3）〔奧地利〕卡夫卡：《卡夫卡中短篇小說全集》，第17頁，葉延芳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

（4）〔德〕馬克思·舍勒：《愛的秩序》，第131頁，孫周興譯，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

（5）劉小楓：《現代性與現代中國》，第271頁，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

（6）〔德〕馬克思·舍勒：《愛的秩序》，第17頁，孫周興譯，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

（7）〔英〕以塞亞·伯林：《浪漫主義的根源》，第125頁，呂梁、張箭飛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9。

（8）（10）（11）〔美〕哈羅德·布魯姆：《小說家與小說》，第58、1頁，石平萍、劉戈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8。

（9）〔捷克〕米蘭·昆德拉：《小說的藝術》，第115、4頁，孟湄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