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驅動下多層次觀傳統聚落空間演變特征

陳含嫣 黃耘 楊毅誠

從人口、生態、政策、經濟、土地、文化等方面探究旅游業集聚效應下里格村聚落空間演化進程，分析不同時段瀘沽湖里格島人居環境發展狀態，以及聚落空間形態演變特征。結果發現：（1）2004—2022年里格村在旅游業集聚效應下聚落空間規模與旅游業發展呈同比增長趨勢，聚落密度、規模、邊界均向空間極化發展；（2）在土地利用、自然生態、民族文化等方面呈現出不同的空間演化趨勢，具體表現為土地資源使用無序與規范，生態環境破壞與恢復，少數民族文化斷裂與重塑；（3）傳統聚落空間演化呈現出生計轉型、生態演進、文化適應性、聚落空間重組等演化進程，并向生產格局非農化、自然生態景觀化、文化趨同化、聚落空間城鎮化方向發展。從研究結果可以探尋旅游業發展與聚落空間演變的關聯，可以針對地方聚落空間建設與文化保護提供有效的理論指導，實現人居系統的優化。

在人類的聚居過程中，傳統村落作為傳承地域文化和民族集體記憶的物質載體，被看作極為珍貴的旅游資源和景觀財富。在當今新型城鎮化的背景下，傳統鄉村聚落空間、結構、規模發生著劇烈的演變，以旅游業促進傳統村落經濟發展已成為時代助力鄉村脫貧的重要手段。傳統村落的地域文化資源具有其獨特性，合理的旅游業開發有助于改善傳統村落的自然生態和人居環境。旅游業的介入有助于空心村的整治，可以吸納農村人口回流，從而推進就地城鎮化和可持續發展，但發展失序也會造成一定的不良影響，帶來建筑破壞和自然生態侵蝕等問題。在傳統村落旅游發展過程中，不恰當的旅游開發極易加劇村落生態環境、資源配置、區域空間等方面的矛盾，從而使人居環境系統發生劇烈的轉型和演變。國家相繼制定了《關于促進鄉村旅游可持續發展的指導意見》《關于促進旅游業改革發展的若干意見》，將加快鄉村旅游納入了發展的議程中，研究視野也從旅游驅動下的傳統村落保護與開發研究，人居環境轉型發展的歷程、特征及發展策略轉向了對驅動機理及驅動要素的探討，促進了轉型方式多元化和鄉村人居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人居環境是一個多層次、開放的復雜巨系統，它是由人、經濟、社會、自然、空間相互作用形成的，具有綜合性、動態性和空間性特征。其中，自然、社會、經濟、歷史、文化和政策等因素會影響人居環境的演化，而旅游是關鍵要素。目前，單純依賴自然資源促進鄉村振興與鄉村脫貧的旅游產業已不再滿足市場需求與民眾審美，所以在旅游業集聚下，保護少數民族文化基因成為發展的突破口。因此，從時間的多元性探討旅游業集聚對聚落空間變遷的影響與作用機制，探尋旅游地少數民族傳統聚落空間的演變特征，是文旅融合背景下關注少數民族人居系統演進及未來發展的重要議題之一。

研究區概況

瀘沽湖位于四川省鹽源縣與云南省寧蒗縣交界處，地處西南部青藏高原東南緣，屬國家級風景名勝區。瀘沽湖是因高原斷層溶蝕陷落而形成的高原湖泊，里格村位于麗江市寧蒗縣瀘沽湖北側，坐落于格姆女神山下，東西南三面環水，形成了以里格半島為核心的里格灣。位于湖岸周邊的里格村由于常年經受水流沖蝕、流水切割、外動力作用而形成了“V”型的村落邊界。云南瀘沽湖畔世代居住著摩梭人，其至今仍保持著“母系大家庭”的社會結構，被專家學者稱為“人類母系文化最后一片凈土”。

旅游驅動下傳統聚落空間演變

旅游業的發展不僅會使人口聚集，往往還會帶來經濟社會發展、產業結構變遷、城鎮土地面積外延、生活質量改善、生態環境污染以及城鄉差距縮小等一系列影響。

旅游業集聚與居民生計方式的轉型

20世紀50年代，瀘沽湖里格村產業結構較為單一，周邊的各民族均保留著以農耕為主的聚落生態系統，農業是瀘沽湖周邊各民族的主要產業。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與鄉村振興，里格村村落的發展伴隨著依賴自然資源與摩梭文化的旅游業的發展。2004年，隨著流動人口的快速增長，當地居民開始無序地開墾林田，修建房屋，破壞了土地空間格局。政府主導下的資本介入、產業集聚等外部因素徹底改變了以傳統農業為基礎的土地利用模式，將農田轉變為住宅、景觀、商業用地，呈現出土地的現代化變遷趨勢。土地利用方式的改變也造成了地方人居環境中生產、生活、生態結構等內部結構的轉變，加速了地區聚落空間形態的演化進程。

隨著旅游業發展規模的擴大，生產效益也得到了提升，本地居民擁有的資源被剝奪，土地被重新分配，原本的農業產業結構失衡。居民的生計方式也從最初的農牧業轉向了勞務、租賃業和旅游業相結合的方式，再到以旅游為主的生計方式。生產的空間功能也逐漸從農業自給自足轉向房屋租賃和旅游服務生產，發展空間功能不斷增強。與此同時，旅游也造成了許多趨同的生計方式和激烈的生計競爭，使鄰里關系淡化，并加速了生產方式的演變，農業生產活動逐漸被高度經濟生產所取代。生產空間格局的演變速度加快，同時影響著生活空間格局，改變了居民的生活方式，促使鄉村旅游地居民生活空間的內部社會關系網絡逐漸開始分化和擴散，并伴有重組關系網絡和削弱其聯系的趨勢。旅游業促進了當地居民原本居住空間結構的瓦解，加速了生活空間內部關系與格局的重組。住房和土地政策的改變影響了居民生計方式的選擇，促進了生產空間向外部空間擴展或向生活空間收縮?？傮w來看，旅游業的集聚在加速人口流動，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也成為生計方式轉變的主要驅動力。

旅游業集聚與自然生態的演進

隨著旅游業的發展，聚落生態系統也隨之出現分化，而土地利用方式的轉變在淡化了棲息地斑塊邊界、優化區域整體生態環境的同時，也為居住者帶來了更高的經濟利益。但與此同時，也出現了生境單一，自然景觀城市化、同質化等現象。

在早期，瀘沽湖地區農田分布較廣，形成了初具規模的農業景觀帶。但過度的農耕使自然植被急速減少，大面積濕地轉化為農業用地，農田隨著聚落的發展不斷增加，但在過度開墾后大面積農田無人耕種又成為荒地。通過查閱資料，對比里格島2004、2011、2022年的土地利用類型，發現隨著旅游業的發展，2004年當地居民為了滿足大量人口居住的需要，沿湖修建了大量房屋，對沿湖濕地大肆侵占，破壞了當地的生態平衡；2004—2011年，為促進旅游業發展以及保護沿湖生態環境，政府重新劃定80米生態紅線，人們聚落集體搬遷退居還濕，退居生態紅線外，建筑、草地面積規模均呈現出擴張趨勢，但也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土地濫用、房屋違建等現象。2011—2022年建筑數量、聚落規模加速擴張，聚落空間形態向著規整化方向發展。隨著經濟的發展，瀘沽湖的生態空間面臨著新的問題。當地生活垃圾急劇增長，生態環境應急能力趨弱，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生態環境污染。2018年，政府實施“退、減、調、治、管”的五字治湖方針，加強制度管理，制定旅游規劃，重新分配土地，清理違規建筑，促進人居生態系統自我修復。但人居生態系統環境供給始終難以滿足日益上漲的旅游發展需求，政府需進一步加強生態環境保護治理，強化居民、游客、商業的環保意識，對瀘沽湖的生活垃圾進行減量化、資源化處理。瀘沽湖的生態空間格局受社會、經濟、人口的影響較大，但通過有效的政策調控，可以直接或間接地改善人居生態系統，推動人居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旅游業集聚與聚落空間結構的重組

里格村是以血緣和母系氏族為關系紐帶，將諸多家庭結合起來，并按照母系氏族的形式共居于同一個地理空間內的社會基本單位，后通過原氏族內部分化形成了更大的聚落群。瀘沽湖傳統建筑形制由祖母屋、經堂、花樓、門樓四部分組成，由全木搭建，各個建筑單體功能明確，其中祖母屋是院落的中心，是承載母系氏族家庭的精神空間。隨著旅游業的發展，當地承載了更多的人口，由政府統一建制新建建筑，采用混凝土材質，使整個村落建筑模式化（如圖1）。商業建筑隨著旅游業的發展而產生，建筑規模較大，通常為前屋后院模式或單純的商業型單體建筑。單體建筑形制隨著旅游業的發展和現代社會對生活質量、舒適度的追求而改變。

圖1 里格村新建建筑模式化現象（作者拍攝）

研究發現，里格村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除了自然增長外，基本沒有大量外來人口流入，人口相對穩定。在2004年，瀘沽湖開始有大量游客進入摩梭人聚落，并向周邊輻射。在對比8年間里格村建筑總面積后，發現里格村建筑總面積在近年來呈逐漸上漲趨勢，在2011年呈現出成倍增長的趨勢。調研發現這是由于政府為規范里格村旅游發展，對村落進行了集體搬遷。在2022年，為適應現代旅游發展的需求，對居民實行了搬遷補償機制，聚落邊界在政府主導下向山體底部蔓延（如圖1）。旅游產業的集聚不僅打破了原村落的聚居形態，也對傳統少數民族生活空間造成了傾軋，使聚居文化開始模式化，村落逐漸失去了原生摩梭村落的文化特色。原居住空間的轉換促進了社會關系網絡的重構。

旅游業集聚與少數民族文化的變遷

里格村是在特定的地域和民族文化環境中形成的具有摩梭文化特征的傳統聚落，其文化的遺存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和傳承性。伴隨著旅游業的發展，聚落人居系統演進進程加快，經濟活力增強，聚落邊界外延等因素造成了民族文化的變遷。摩梭文化的建筑形制被現代的工業形式所替代，原本的母系家庭呈現出分化的趨勢，里格村的聚落在空間和文化形態上都產生了新的態勢。一是少數民族文脈的延續出現斷代。在實地調研中對當地兒童進行深入了解后發現，摩梭文化社會的發展已出現中斷，但這也是歷史進步的必然。調查發現，新一代的青年人對摩梭文化的了解僅在語言和稱謂上有較明顯的體現；而上一代人為適應現代居住需求，同時受新建建筑形制的影響，對傳統祖母屋以及火塘的位置做出了相應的調試。其次是少數民族文化內涵的消逝，由于旅游業的快速發展，代表少數民族文化的產品大批量出現在市場。商品化的文化產品被廣泛購買、傳播的同時，文化價值被商業價值取代，降低了其原本蘊含的文化價值，呈現出對原本文化內涵的曲解與偏差，從而造成文化的消逝。

在發展旅游的進程中，文旅產業融合的市場環境、市場體系尚未真正建立。長期以來，為順應經濟的發展，文化所具有的意識形態屬性早已轉換為與經濟發展相匹配的資本屬性。旅游產業集聚下，資本與政府的管理方式和手段亟待完善。優化文化資源配置，提高對文化資本的控制力，以應對文化市場的調控。通過資源整合、產業結構調整，加大文化建設保護資金扶持力度，積極推動少數民族服飾紋樣、生活禮俗、聚居文化、民族建筑等文化的資源整合，增強民族文化資本的調控力和影響力。文化具有保持社會系統完整性的功能，在旅游產業集聚的態勢下，里格村少數民族文化在變遷過程中也表現出一定的適應性（如圖2）。

圖2 里格村聚落空間演化歷程示意圖（作者自制）

本文從人口、經濟、政策、土地、生態、文化六個方面討論了里格村從2004年—2022年聚落空間的演化特征，分別從生計方式的轉變、自然生態的演進、聚落空間結構重組、少數民族文化的變遷方面深入探析了旅游業集聚對傳統聚落空間形態的影響，構建了傳統聚落空間演化的理論框架。結論如下：（1）在2004—2022年期間，里格村建筑風貌逐漸模式化，鄉村規模呈加速擴張趨勢，鄉村聚落形狀越來越趨于規整，沿湖聚落密度不斷加大，聚落規模不斷向山體底部擴散。（2）鄉村聚落空間形態在旅游業、政府和社會人口的驅動下發生了改變，直觀反映在土地、生態、文化三個方面，包括土地資源使用無序與規范，生態環境破壞或恢復，少數民族文化斷裂與重塑。（3）里格村在人口、經濟、政策的驅動下，表現出聚落空間城鎮化、生產格局非農化、生態景觀城市化、文化趨同化的聚落空間演化特征。

在旅游業的集聚效應下，由于相鄰地區擁有相似或相近的經濟、社會、文化環境，隨著人口轉移、要素流動等會出現空間集聚態勢，進而對周圍地區產生經濟輻射作用。旅游業快速發展的背景下，如何發揮少數民族文化的意識屬性和資本屬性，是實現里格村人居系統優化的關鍵。摩梭文化具有獨特性，在里格村旅游業的發展中融入民族文化特色與地域特色，有助于增加就業，促進經濟發展。而發展路徑需要政府自上而下進行政策規劃，居民自發響應，企業積極配合，形成政府、企業、居民、游客多方利益共治、共享的治理新格局。當旅游業能夠與鄉村地區的經濟、社會需要、歷史文化和環境限制相適應時，鄉村人居系統便可實現其可持續發展路徑。

（作者單位：四川美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