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敬內閣官制改革評析

文春美

摘? 要：日本學界把二戰前的日本政黨與官僚之間的關系視為一種對抗關系，但是在明治末期至大正初期，卻出現了代表藩閥官僚的桂太郎和政友會總裁西園寺公望輪流執政12年的“桂園體制”?！肮饒@體制”正是反映了政黨與官僚之間不僅有對抗，也有協調合作的多重政治結構。文章運用《原敬日記》，通過分析政友會總裁原敬的官制改革構想及其具體實施過程來說明，正是原敬吸納大批有行政經驗的官僚加入政友會，并采取擴大敕任官的自由任用范圍等官制改革措施，將政友會勢力擴大到反政黨的藩閥官僚內部，才出現了官僚加入政黨參選眾議員的“官僚政黨化”加速現象。原敬通過延續“桂園時代”以來的“官僚政黨化”策略，吸納大批有行政經驗的高等官加入政友會，為過渡到政黨政治儲備了行政人才。原敬通過延續“桂園時代”以來的“官僚政黨化”策略，吸納大批有行政經驗的高等官加入政友會，為過渡到政黨政治儲備了行政人才。

關鍵詞：原敬內閣；官制改革；政務次官制度； 官僚政黨化；樞密院

中圖分類號：D73/7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2458（2023）05-0013-09

DOI：10.14156/j.cnki.rbwtyj.2023.05.002

日本學界經常把二戰前的政黨與官僚之間的關系視為一種對抗關系①。在近代日本政治中，藩閥和政黨圍繞政權展開競爭時，技術官僚支持藩閥政府。之后，隨著政黨勢力的發展壯大，官僚又成為牽制政黨的對抗勢力。這種理解和解釋，僅僅反映了近代日本多重政治結構的一個側面。政黨與官僚之間既有對抗，也有協調合作。從原敬、加藤高明、浜口雄幸等政黨政治家的個人履歷，便可看出他們都有長時間擔任官僚的經歷。在明治末年、大正初期建立的“桂園體制”②是以官僚為主導的官僚、政黨聯合內閣體制。正是在“桂園時代”，官僚與政黨的關系日益緊密，出現了官僚加入政黨參選眾議員的現象，這稱之為“官僚政黨化”現象。到了原敬內閣時期繼續推行“官僚政黨化”政策，吸納大批有行政經驗的官僚加入政友會，更是成功地將政黨勢力伸展到官僚機構內部。

本文聚焦原敬內閣的官制改革構想，考察原敬首相與樞密院圍繞《文官任用令》中就擴大敕任官自由任用范圍和銓衡任用問題展開的博弈，以及原敬采取“官僚政黨化”策略將政黨勢力伸展到官僚機構內部的情況、效果等，意在揭示原敬在藩閥官僚與反政友會的憲政會的夾擊下穩步擴大政友會政治影響力的歷史脈絡。

一、原敬內閣的官制改革背景

1915年3月，在第二次大隈重信內閣下舉行的第12屆眾議院議員選舉，是原敬成為政友會總裁后首次面對的眾議院大選。同時，這次大選也是政友會第一次作為在野黨參加的大選。從這次大選的特點來看，官僚出身的候選人第一次大批參選，而且有20名有次官、知事等經歷的前官僚當選政友會眾議員。其中床次竹二郎、秦豐助、杉山四五郎等官僚議員脫穎而出。在本次大選中政友會由官僚轉變為議員的人數增加，意味著政友會由過去打著自由民權運動旗號與明治政府對抗為主流，向重視有制定政策能力和國策擔當能力的人才方面傾斜。這種人員構成的變化是原敬推行上述“政黨改良”措施的結果。

大隈內閣辭職后，朝鮮總督寺內正毅組閣。寺內內閣是一屆由軍人和官僚占據的“超然內閣”。憲政會宣布與新內閣斷絕關系，而政友會總裁原敬站在了擁護寺內內閣的立場上，并在1917年4月舉行的第13屆大選中，重新成為國會第一大黨。寺內內閣因“米騷動”事件下臺后，山縣有朋推舉元老之一的西園寺公望為首相，但西園寺稱疾固辭，并說服山縣，推薦政友會總裁原敬出任首相。這樣，1918年9月29日，日本政治史上第一個真正的政黨內閣——原敬內閣誕生了。原敬內閣除陸軍、海軍、外務三大臣外的閣員全部是政友會成員。外務大臣內田康哉雖然并非是政友會黨員，但他在官界也算是“親政友會”官僚。陸軍、海軍兩大臣之所以未由政友會成員擔任，是由于官制的限制，不準由政黨成員擔任。

在原敬首相的強有力領導下，政友會內閣積極制定一系列新政策，其中包括官制改革。由井正臣對原敬內閣的官制改革的經過、內容等進行了細致的分析和闡述，他認為原敬內閣對官制改革并不熱心，并總體評價原敬內閣的官制改革對樞密院做了非常大的讓步^［1］72-74。

在原敬內閣組建后首次面對的第41屆議會（1918.12.25—1919.3.26）上，原敬首相把精力全部投入到“積極政策”和《眾議院議員選舉法改正》等重要法案的順利通過上，而并沒有把修改《文官任用令》法案作為首選目標。他認為《文官任用令改正》事關重大，事關政府高層人事變動和政黨、官僚各派勢力的權力變化，法案的審議通過需要花費數月時間，因此國會閉會后提出官制改革法案比較合宜^［2］139。不過，原敬內閣剛成立不久，政友會內部就出現了要求修改《文官任用令》的聲音，對原敬首相堅持“漸進主義”表示不滿^［3］。與此同時，新聞媒體在第41屆議會結束后，開始預測原敬內閣將著手官制改革^［4］。順應黨意民心，政友會政務調查會決定將官制改革問題作為重要調查事項。在1919年5月20日的閣議上，討論修改《文官任用令》問題時，內定不涉及地方官，只制定基于次官、局長的“列舉主義”（依據法定具體事項進行判斷是否屬于“受案范圍”的法解釋思路）原則的任用法案，并決定讓內閣法制局進行調查^［2］224。

若想在樞密院順利通過官制改革法案，就必須先要獲得樞密院議長山縣有朋的同意。于是，原敬在1919年6月與山縣會面，指出放開文官任用大門是大勢所趨，希望借此機會，通過修改《文官任用令》放寬現行官吏任用制度。對此，山縣出乎意外地沒有表示異議^［2］253。

二、原敬內閣與樞密院圍繞《文官任用令改正》的對立

原敬內閣的官制改革草案不僅包括《文官任用令改正》《大正二年敕令262號》《各省官制通則》等，還包括鐵道院升格為鐵道省、合并軍需局和統計局為國勢院等16項內容。原敬在解釋官制改革法案時強調刷新吏治、重建官場的必要性，并強調官制改革的目的是適度開放官界門戶、確保合適的人擔任合適的官職^［5］91。

原敬內閣制定的《官制改革》法案內容包括：第一，通過修改《各省官制通則》，廢除大隈內閣時期設置的正、副參政官，然后在次官下新設敕任參事官（各省1名，職務權限為受大臣或次官之命掌管審議立案，實為科長級別官職）；第二，修改作為《文官任用令》特別規定的《大正二年敕令262號》，把自由任用范圍從原來的內閣書記官長、法制局長官，擴展至次官、警視總監、內務省警保局長、內閣拓殖局長、敕任參事官、眾議院書記官長、貴族院書記官長等官職；第三，實行銓衡任用制，旨在放寬考試任用限制，擴大升遷敕任官的晉升途徑。也就是說，即便是沒有通過文官高等考試，只要有敕任參事官的兩年經歷和有兩年的秘書官（高等官三等）經歷，就可以通過銓衡任命為敕任官^［5］86-97。從整體上來看，原敬內閣的《文官任用令改正》是山本權兵衛內閣推行的官制改革的升級版。

盡管樞密院在自由任用警視總監、內務省警保局長、內閣拓殖局長、眾議院和貴族院兩院書記官長等問題上愿意妥協，但在次官和敕任參事官的銓衡任用問題上不愿意妥協。這是因為樞密院認為，次官作為“施政之要害”，最好采取考試任用，不同意將次官變成自由任用職^{［5］100-101}，擔心擴大銓衡任用將會導致政黨占據各省局長職位。在1919年11月21日的審議中，樞密院決定擬定一項折衷方案，同時設置自由任用的政務次官和考試任用的事務次官。此外，樞密院在涉及陸軍、海軍次官任命問題時，一再強調須另行審核。雖然原敬內閣無跡象任命陸軍省和海軍省次官，但樞密院卻事先放風警告原敬內閣最好別觸及“文官治軍”問題。

1919年12月4日，審查委員長伊東巳代治與原敬舉行會晤，席間伊東傳達樞密院要求取消次官和敕任參事官自由任用的修改意見，遭到原敬的斷然拒絕。為了打開僵局，原敬和法制局長官橫田千之助對樞密院顧問官展開了游說攻勢^{［2］429-442}，但因為審查委員會對原敬內閣的敕任官銓衡任命絕不松口，所以橫田法制局長官只好私下向伊東巳代治審查委員長提交一份妥協方案，愿意列出涉及銓衡任用的官職名單^［2］452。

在1920年1月21日的閣議上，閣僚一致同意對樞密院采取強硬態度^［2］463，這說明，原敬內閣在銓衡任用問題上仍沒有妥協之意。盡管如此，原敬仍然繼續與被視為樞密院后臺的山縣有朋進行談判^［2］466，山縣在銓衡任用問題上依然不松口。山縣的親信還故意向報紙泄漏說，《文官任用令》問題陷入僵局狀態，讓山縣感到很棘手和頭疼。在3月26日的會談中，山縣建議原敬對（樞密院）委員會的決定做出讓步，但原敬表示政府不能同意^［2］513。于是，3月底，新聞報紙對《文官任用令》問題陷入僵局進行報道^［6］。在4月5日舉行的會談中，原敬不僅承認在《文官任用令》問題上（樞密院）委員會與政府的意見不一致，導致談判陷入僵局，而且還承認在審議《文官任用令》法案上徒然耗費太長時間并不符合國家利益。他進而指出（樞密院）委員會在敕任官的銓衡任用問題上與內閣法案出入太大，實難接受，但考慮到一再反復交涉協商無果，政府決定不再固守原案的宗旨。于是，4月10日，經山縣同意后，官吏任用令問題總算有了了結^{［2］521-524}。

最后妥協的結果是把銓衡任用的敕任官限定在制鐵所長官、駐海外財務官、專賣局長官等范圍內，而最讓原敬心心念念的銓衡任用各省局長之事，最終泡湯。1920年5月12日，在樞密院會議發表的審議報告中指出“理論上雖難接受，但是體察當局的苦衷和當前的政情局勢，本著相互禮讓的精神，我們姑且同意原案”^［5］101。從審查委員會的上述表述中，不難看出樞密院對達成的妥協方案不甚滿意。這也從側面反映了原敬內閣與樞密院之間圍繞銓衡問題的激烈交鋒和對立^{［5］102-105}。

從1919年6月到1920年5月，官制改革法案在樞密院經過了長達一年左右的漫長審議過程。原敬把審議久拖不決歸咎于樞密院特別委員會委員長伊東巳代治“玩弄小把戲”找麻煩的緣故^［2］387。樞密院以各種理由拖延審議，對此原敬憤憤不平地指出：“（樞密院）就這個法案進行磋商已經耗費40多天，盡管沒有人提出異議，卻仍在蹉跎時日，這種做法令人震驚^［2］292。

正如由井正臣所強調的那樣，原敬沒有像山本內閣一樣，借助普選運動的高漲之勢，背靠民意推動官制改革，這或許也是在銓衡任用問題上，未能獲得樞密院妥協的原因之一。但是，如果具體考察官制改革的內容和整個審議過程，不難發現原敬對樞密院采取相當強勢的對抗態勢。原敬在徹底恢復山本內閣時期的官制改革方面取得相當大的成功。多家報紙對原敬對抗樞密院表示支持的同時，對雙方在官制改革問題上達成妥協表示歡迎^［7］。

三、次官、敕任參事官的人事安排

原敬內閣成立后不久，立即更迭除內務次官和司法次官以外的所有次官。如表1所示，被任命的敕任官基本都是政友會成員，可以說原敬內閣比山本權兵衛內閣推行了更為徹底的“官僚政黨化”政策。

1920年3月9日，樞密院還在審議《大正二年敕令262號》時，原敬內閣閣議決定，在經得所屬長官批準后，允許官吏兼任議員，這就等于推翻了大隈內閣原則上禁止官吏兼任議員的閣議^{［8］305-317}。樞密院基于區分政務和事務的考慮，對官吏兼任議員提出批評，但是修改后的《文官任用令》卻允許政黨成員兼任次官和敕任參事官。單從公平性來看，顯然禁止官吏兼任議員有失公平。這樣，允許官吏兼任議員成為原敬內閣官制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

在1920年5月舉行的第14屆大選中，包括原內務次官小橋一太、神奈川縣知事井上孝哉在內的多名官僚出身者當選為眾議院議員。甚至在后來的補選中，也有像內務省土木局長堀田貢那樣，在官僚任職期間參選眾議院議員的案例出現。小橋一太在第14屆大選中加入了政友會，而井上孝哉則是在1924年的第15屆大選后加入政友本黨^［9］。通過第14屆大選不難看出，原敬內閣積極推行了“官僚政黨化”政策。

原敬內閣不僅推行“官僚政黨化”政策，而且還繼續沿襲“桂園時代”以來推行的“政黨官僚化”政策。1920年5月，根據官制改革規定鐵道院升格為鐵道省，同時還新設了國勢院。由于鐵道大臣和國勢院總裁都是親任官，所以首相可以自由任命。因此，原敬任命元田肇為鐵道大臣，任命小川平吉為國勢院總裁，他們都是未能入閣的準閣僚級政友會干部^［2］545。增設自由任用的親任官是為了給政黨成員提供更多的官職，一方面論功行賞黨內干部，同時通過參與政府決策的制定，讓有才干的黨員積累更多的行政經驗。

事實上，政友會成員被任命為次官的人數并不多。成為次官的僅有小橋一太（內務次官）、秦豐助（遞信次官）、田中隆三（農商務次官）三人而已。因為小橋一太是當上次官后加入政友會的，秦豐助和田中隆三也有秋田縣知事和礦山局長的經歷，因此屬于“官僚政黨化”的例子。目前尚不清楚原敬當時打算任命幾個政友會干部為次官，但也不難猜測，政友會內部適合擔任次官的人數并不太多。原敬雖然試圖推行內閣更迭時大批官員一起更迭的美國式官制（政黨分肥制），但即便是最鼎盛時期的政友會，也沒有強大到“隨己意”自由任命官職的程度。

為了應對一戰后不斷增加的外交事務，外務省制度調查委員會于1920年5月31日向外交大臣提交報告，要求設置負責政務的第一次官和負責事務的第二次官。因為負責政務的第一次官掌管外交事務，實際上根本不可能任命政黨成員。外務官僚們提出上述要求是因為，他們防患于未然，為即將任命政黨出身的外相做準備。外務省制度調查委員會要求設置政務官和事務官，其意圖是為了鞏固考試任用的事務次官的地位。從這些舉動可以看出，官僚們對設置自由任用的次官、敕任參事官充滿敵意，實際上是為即將到來的政黨政治時代進行事前布局^{［10］739-751}。

比起次官，原敬內閣更多地任命了敕任參事官（表2）。當時的新聞報紙預測各省的大臣秘書官將會晉升為敕任參事官，但是原敬為了強化敕任參事官的職能，任命了比秘書官級別更高的政友會干部為敕任參事官。為了防止在任命敕任參事官問題上，引發不必要的爭議和不滿，原敬要求各大臣在找本人約談之前，事先跟自己通氣^［11］24。

原敬選拔敕任參事官的標準有兩條：一是選拔黨內有前途的骨干；二是選拔愿終其一生獻身為政治家的、有遠大志向的黨員。舉例來說，原敬任命松田源治為內務省敕任參事官就是看中了他的大好前途。任命學者兼雄辯家林毅陸為外務省敕任參事官，是期待他能夠承擔起應答議會質詢的政府委員之責。望月圭介之所以被任命為農商務省敕任參事官，是希望起用性格剛毅的望月來解決農商務省面臨的小作爭議等深刻的農業問題^［12］62。不過，原本希望成為大臣的望月圭介，似乎對被任命為敕任參事官并不滿意，所以擔任敕任參事官的時間并不長^{［12］43-44}。此外，原敬為了與貴族院的最大派系“研究會”加強提攜關系，達到“縱斷”貴眾兩院的目的，還任命貴族院議員小笠原長干為陸軍省敕任參事官，任命貴族院議員大河內正敏為海軍省敕任參事官^［12］112。

對新設在各省的敕任參事官，《各省官制通則》只規定其職為“受大臣之命，掌管審議立案”，而在具體如何實施上，則任由各省按各自慣例自行決定，很多省并沒有明文規定相關實施細則?？傮w來看，敕任參事官似乎負責獨立于各局各課的事務，在參事官共同商議的基礎上審查法案或敕令草案，以及調查各種法律法規條文的解釋。由于寄希望于敕任參事官起到輔佐次官的作用，所以他們經常擔任參事官會議的議長^［13］。

四、 官制改革的影響與黨弊問題

目前尚不清楚敕任參事官究竟扮演了怎樣的角色，但是通過敕任參事官留下的日記，可以了解官僚們對新設敕任參事官的看法。據遞信省敕任參事官小久保喜七說，他在遞信省內大受歡迎不是因為盡職盡責，反倒是因為他從不過問省內事務，而把事務全部交給大臣和次官處理。他所作的工作當中最值得提及的業績，就是作為政府委員在第44屆國會上履行了應答質詢之責^{［14］77-78}。在44屆（1920年）和45屆（1921年）國會中，敕任參事官被任命為政府委員，而陸軍和海軍省的敕任參事官卻沒有被任命為政府委員，這說明在陸軍、海軍省內，政務官得不到重視，并不能發揮他們的職能。

并非所有敕任參事官都如此沒有“存在感”，其中還有像外務省敕任參事官林毅陸這種存在感很強的特例，林毅陸辭去敕任參事官后，外務省沒再任命敕任參事官，以致于外務省內的密切交流幾乎陷入停滯狀態^［15］?？傊?，敕任參事官制度要想取得積極成果，還需要時間的積累。然而設置敕任參事官也就不過短短的一年半時間，之后等待它的就是被取消的命運。

原敬內閣在自由任命次官和敕任參事官的過程中，遇到與第一次大隈重信內閣同樣的困境，那就是“獵官”活動所帶來的“黨弊”問題。各大新聞報紙對原敬內閣的官制改革評價比較正面，但是對政友會的“黨弊”問題也有不少批評，這些媒體指出原敬內閣處理“黨弊”問題是推行官制過程中所面臨的最大考驗^［16］。原敬在任命官員時，采取比較慎重的態度，盡量避免像第一次大隈內閣那樣落下“黨弊”罵名。比如，他在人事任命蘊藏巨大經濟利益的鐵道大臣時，本想提拔岡崎邦輔，但是岡崎有過因刑事犯罪記錄而辭去遞信省官房長官的經歷，所以原敬經過短暫猶豫后最終任命元田肇為鐵道大臣^［2］540。在《原敬日記》里還記錄了一段不為人知的事情：他因為擔心在首相官邸里與政友會干部討論眾議院選舉問題，會引起他人不滿和批評，最后把開會地點定在三緣亭^［2］507。

原敬的慎重態度，也很好地體現在原敬內閣修改并運用殖民地官制上。他一方面通過修改殖民地官制，使任命文官總督成為可能，任命了田健治郎為臺灣總督，以及林權助為關東長官。另一方面他對可以任命文官的朝鮮總督則采取了比較慎重的態度，先將海軍大將齋藤實從預備役轉為現役后任命為朝鮮總督^［17］235?？梢哉f，原敬的官制改革一方面根據現實政治形勢需要的同時，另一方面卻把自由任用范圍限定在一個很小的范圍內，盡量避免給人留下“獵官”的負面觀感。

“黨弊”問題對原敬推動“官僚政黨化”實際上造成了負面影響。眾所周知，原敬內閣時期，頻繁發生涉及政友會成員的“滿鐵貪污事件”【在1921年1月31日的眾議院預算委員會上，在野黨憲政會彈劾“滿鐵”副社長中西清一（元遞信次官）購入中日合營的大連煤礦的費用高達220萬日元，而實際價格只有70萬日元。這個煤礦的日方經營者為東洋煤礦，擔任專務董事的就是政友會森恪。據說被懷疑先付的收購價中30萬日元被森恪和政友會用作選舉資金。另外，“滿鐵”的子公司大連汽船公司解除了與三菱造船所的契約，從內田信也（與政友會關系密切）經營的造船所以276萬日元價格購入汽船《鳳山丸》（8 500噸）。后來中西清一在一審中被判刑10個月，在二審中因證據不足無罪釋放?！?、鴉片走私事件、東京市貪污事件等政治丑聞。原敬雖然在政治資金和公共事業項目上還算比較透明^［18］117，但是原敬內閣政友會官員徇私舞弊的貪污瀆職事件屢見不鮮?？梢哉f，政友會的積極政策和選民人數的增加帶來選舉費用增加，從而給政友會進行徇私舞弊和貪腐提供了可乘之機。

在野黨憲政會對原敬內閣的官制改革堅決反對。為了強調區分政務官與事務官的必要性，憲政會總理加藤高明在講演中經常批評原敬內閣的“官紀紊亂”就是政務與事務不分的緣故^［19］。此外，憲政會的最高干部江木翼也對原敬內閣的官制改革大加批評，并一如既往地主張效仿英國設置政務次官，區分政務和事務，禁止官吏兼任議員等憲政會一貫的主張^［20］。

加藤高明和所屬的憲政會在抨擊原敬內閣的經濟政策時，連帶著批評政友會的“黨弊”問題。加藤在1921年7月的演講中呼吁原敬內閣對行政、財政、稅收進行重組，為了防止官員貪污事件頻發，要求原敬內閣進行“綱紀整肅”^［21］。這時向原敬內閣提出的行政和財政整理、“綱紀整肅”，再加上“普選”要求，成為后來加藤內閣的“三大政策”。隨著經濟不景氣在全國蔓延，加藤的主張獲得日本社會的廣泛共鳴，這也體現在原敬內閣末期的1921年5月至11月的補選中，憲政會取得四勝一負的好成績。

憲政會通過骨干伊澤多喜男的官僚人脈集結反政友會勢力的方式，提高了在官界的影響力。伊澤繼承了原同志會第二把手、對山縣派官僚具有較大影響力的大浦兼武的官僚人脈。他在1919年，召集隸屬于憲政會的貴族院議員組織了“同成會”，其成員有江木翼、湯淺倉平、菅原通敬、西久保弘道等，他們在議會猛烈抨擊原敬內閣的各項政策。伊澤的“反政友會”活動，在現役的內務官僚中得到相當大的支持^{［22］123-139}。就這樣，一部分原本處于低級別的年輕山縣派官僚被組織成“憲政會派”，這也加速了在野黨憲政會的“官僚政黨化 ”。加藤高明后來當選首相后選拔這些人，其中有些人還加入了憲政會和后繼的民政黨。

原敬內閣“政黨官僚化”規模比不上山本內閣，其原因與憲政會派官僚的集結，以及他們對政友會“黨弊”問題的批判力度加大有較大關系。這些動向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原敬的美國式官制構想，在具體實施過程中遇到反對黨的干擾不小。而憲政會則將猛烈抨擊政友會“黨弊”作為新策略，贏得了包括官僚在內的廣大民眾的支持，等到1924年加藤高明組閣后推行了完全不同于政友會的官制改革。

結? 語

1918年9月，誕生了日本政治史上第一個真正的政黨內閣——原敬內閣。原敬內閣希望通過《文官任用令改正》竭力擴大敕任官的自由任用范圍，同時引入敕任官銓衡任用制，繞開限制政黨進入官界的考試“門檻”，為政黨創造更多的升官途徑。但是原敬內閣的《文官任用令改正》法案提交給樞密院審議時耗費一年多時間。久拖未決的主要原因在于，樞密院不同意將次官變成自由任用職，而且擔心擴大銓衡任用將會導致政黨占據各省局長職位。經過激烈的攻防博弈，原敬內閣與樞密院在1920年5月最終達成妥協，樞密院同意次官變為自由任用職，但在擴大銓衡任用方面堅決不松口，從而使原敬希望通過銓衡來擴大自由任用職的計劃落空。

原敬內閣取得的最顯著成果是推翻大隈內閣原則上禁止官吏兼任議員的閣議，規定經所屬長官批準后，官吏可以兼任議員。這一措施為政友會吸納了大批有行政經驗的高等官，為政友會儲備行政人才開辟了道路，從而加速了“官僚政黨化”進程。

為了避免給人留下“獵官”的負面觀感，原敬僅任命了三名次官。與此同時，原敬避開了社會比較關注的次官任命，而將黨內重要干部任命為敕任參事官，以此來強化敕任參事官的職能，但是未取得預期效果。原敬為了與貴族院的最大派系“研究會”加強提攜關系，達到“縱斷”貴眾兩院的目的，還任命了兩名貴族院議員擔任敕任參事官，也沒有收到足夠的成效。

盡管原敬在任命政務官時，采取比較慎重的態度，但是因為“滿鐵貪污事件”等政治丑聞，原敬內閣和政友會仍是未能擺脫“黨弊”的罵名。相反，頻繁發生的貪污事件，為反對黨憲政會批評政友會的“黨弊”問題提供了口實，實際上給原敬推動的“官僚政黨化”政策帶來了負面影響。

原敬內閣推行的次官、敕任參事官的自由任用制度，在具體實施過程中，不僅遇到了來自藩閥官僚勢力的抵制，更是遇到了“反政友會”的憲政會干擾。應該說，憲政會抨擊政友會“黨弊”的策略，取得了顯著效果，贏得了包括官僚在內的社會各階層的共鳴。原敬內閣“政黨官僚化”規模比不上山本內閣時期，正是跟憲政會派官僚的集結，以及他們對政友會“黨弊”問題的批判力度加大等有較大關系。

［參考文獻］

［1］由井正臣.文官任用令改正問題と樞密院［J］.早稲田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紀要28號，1982：72-74.

［2］原敬.原敬日記：首相時代篇 第8卷［M］.東京：乾元社，1950.

［3］任用令の改正：首相の漸進主義政友內部の不満［N］.東京日日新聞，1918-12-13.

［4］政友協議.外交成功の実例：文官任用令改正：昨日の緊急総務會［N］.東京日日新聞，1919-05-04.

［5］樞密院.樞密院會議議事録第22卷［M］.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5.

［6］任用令の落著く処：互譲妥協か政府の大譲歩か［N］.東京日日新聞，1920-04-07.

［7］任用令改正と二大臣の任命［N］.時事新報，1920-05-17.

［8］石川寛.近代日本における官吏の衆議院議員兼職制度にかんする研究（八）［J］.名古屋大學法政論集195號，2003：305-317.

［9］衆議院.議會制度百年史：政黨會派編衆議院の部［M］.東京：大蔵省印刷局，1990.

［10］外務省百年史編纂委員會.外務省の百年 上卷［M］.東京：原書房，1969：739-751.

［11］原敬.原敬日記：首相時代篇 第9卷［M］.東京：乾元社，1950.

［12］望月會.望月圭介［M］.東京：望月會，1929：43-44.

［1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外務省參事官會議一件［B］.東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6-1-2-75.

［14］菊池悟郎.小久保喜七先生像除幕式記念［M］.東京：小久保城南君壽像建設事務所，1932：77-78.

［15］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外務省內規関係雑件 第二卷［B］.東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6-1-2-69_002.

［16］任用令の運用［N］.東京日日新聞，1920-05-19.

［17］樸廷鎬.近代日本における治安維持政策と國家防衛政策の狹間［J］.本郷法政紀要14號，2005：235.

［18］宮崎隆次.政黨領袖と地方名望家——原敬と盛岡市·巖手県の場合［J］.年報政治學，1984，35：117.

［19］加藤高明.原內閣の失?。跩］.憲政，1920，3（4）.

［20］江木翼談.題目［N］.東京日日新聞，1920-04-03.

［21］加藤高明.綱紀振粛の急務［J］.憲政，1921，4（5）.

［22］伊沢多喜男伝記編纂委員會.伊沢多喜男［M］.東京：羽田書店，1951：123-139.

［責任編輯? 孫? 麗］

An Analysis of Hara Cabinets Reforms of Official Appointment System

WEN Chunmei

（Institute of World History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In Japanese academi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e-World War II Japanese political parties and bureaucrats has traditionally been seen as one of opposition. However， during the late Meiji era to the early Taisho era， a distinct political system known as the “Kei-En System” emerged. This system saw Katsura Taro， representing the domain-based bureaucrats， and Saionji Kinmochi， the president of the Rikken Seiyūkai （Association of Friends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taking turns in power for 12 years. The “Kei-En System” reflected a nuanced political structure that went beyond mere confrontation， incorporating elements of coordinated cooperation between political parties and bureaucrats. This paper delves into the insights provided by the Hara Takashi Diary to analyze the concepts behind the reforms of official appointment system and their implementation by Hara Takashi， who was also the president of the Rikken Seiyūkai. It demonstrates how Hara successfully brought numerous experienced bureaucrats into the folds of the Rikken Seiyūkai and implemented reform measures， including broadening the scope for making appointments to high-grade senior officials. These measures not only expanded the Rikken Seiyūkais influence to encompass anti-party domain-based bureaucrats，but also hastened the trend of bureaucrats joining political parties and running for elected positions-an occurrence referred to as the “bureaucratic partyization”.At the same time， by continuing the strategy of “bureaucratic partyization” that had been in place since the Kei-En era， Hara absorbed a large number of senior officials with administrative experience into the Rikken Seiyūkai （Association of Friends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thus reserving administrative talents for the transition to party politics.

Key words： Hara Cabinet; reforms of official appointment system; parliamentary under secretary; bureaucratic partyization; the Privy Counc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