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國民性”批判的日本影響及其文化超越

郝雨 郝叢叢

摘? 要：基于多年來關于魯迅研究的文獻資料，考察梳理了魯迅從赴日求學，棄醫從文，到“國民性”思想的產生，這一期間內所受到的種種影響，分析魯迅提出的“國民性”與日本“國民性”的差別。根據史料可以得知魯迅深深受到當時在日本國內的關于“國民性”研究的影響。而且，魯迅對于“國民性”問題的關注，從源頭上看，受日本文化的影響很大，尤其是在留日期間的日本文化氛圍的浸染。至于芳賀矢一的《國民性十論》，更是啟發了魯迅的“國民性”概念的確立。魯迅通過自己的消化改造，將包括國民性在內的新概念、新思想注入自己的作品，其國民性概念實際上是對芳賀矢一“國民性”的反用，也因此達到了對于日本“國民性”研究的超越。也就是說魯迅對于“國民性”概念的使用，完全不是在芳賀矢一的原意上照搬，卻恰恰是反其意而用之。由芳賀矢一的對其日本國民性的贊美，而根據當時中國實際的國民精神狀況，對于我們民族的國民性進行了深刻的批判。今天，重新審視魯迅當年所極力批判的“國民性”的來龍去脈，并以此作為今后進一步研究的起點，進行更加深入的學術發掘和探討。

關鍵詞：魯迅；日本文化；國民性；溯源

中圖分類號：I109，G13/1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2458（2023）05-0054-10

DOI：10.14156/j.cnki.rbwtyj.2023.05.006

中國文化思想界于20世紀初提出的“國民性”問題，推動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對于中國“國民性”改造，以及中國文化的現代化轉型，意義重大，影響深遠。改造“國民性”的問題貫穿了魯迅整個的思想體系和文學創作主題，也是中國近現代思想史與文學史研究的重要話題。而魯迅等人關于“國民性”的提出，受當時日本文化的影響很大，本文的研究，就是力圖從當時日本的社會環境以及日語書籍這兩個重要影響源作為一個切入點，進行一些深入的考察和探討。

一、 關于“國民性”的相關研究文獻簡述

世界各國都有很多學者討論過“國民性”問題，對于其定義，一般認為是指各國人民生而具備的較為普遍的性質，法國學者托克維爾著有《美國的民主政治》一書，雖然乍看上去是關于美國民主政治制度的書籍，但實際上里面有很多對于美國社會中的人的精神特征和國民性格的描述，因此，實際上就是討論了美國的國民性。有關日本人共通的性質，美國學者本尼迪克特的《菊與刀》一書，首先將“一國國民所共享的性質”命名為“國民性”。明治時代的日本，則將其作為英語“National character”的漢字譯詞。而具體到究竟是誰最先使用“國民性”一詞，目前還沒有一個令人信服的結論。但關于國民性概念的直接使用和系統討論，芳賀矢一在1908年出版的《國民性十論》是較公認的發表時間最早和最具權威性的。

20世紀80年代，關于國民性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是鄭欣淼的《文化批判與國民性改造》^［1］，這部著作總結了20世紀80年代及之前的魯迅“國民性”研究成果。主要分析了魯迅“國民性”理論與國家政治以及意識形態的關系。鄭欣淼認為魯迅的“國民性”理論雖然重要，但也是魯迅前期思想的局限所在，后來“國民性”批判被階級理論替代。這時期的研究，或認為魯迅的“國民性”理論與后期階級理論相比具有缺陷，或認為“國民性”理論也具有一定的階級思想，總之是以國家意識形態為基準來研究魯迅的“國民性”理論。

20世紀90年代，中國發生了“文化熱”“國學熱”。受其影響，許多學者逐步反思魯迅“國民性”理論的局限性。這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馮驥才的《魯迅的功與過》^［2］一文，以及劉禾的《國民性理論質疑》^［3］一文。馮驥才認為，魯迅的“國民性”理論源自1840年以來的西方傳教士，西方的傳教士來到中國之后最熱衷的話題是中國人的“國民性”，魯迅、梁啟超、孫中山等人皆受傳教士著作影響，西方傳教士居高臨下地看待中國人的“國民性”，受他們的影響，魯迅的“國民性”理論之中也蘊含著西方的話語霸權。劉禾的《國民性理論質疑》認為，“國民性”理論最早來自日本明治維新時代的民族國家理論，由梁啟超的宣傳而在中國知識分子中風行。劉禾也認為魯迅的“國民性”與傳教士相關，傳教士以主仆關系來看待中國人，以主仆關系來塑造中國人的“國民性”，中國人的“國民性”成為被西方人敘述的對象，魯迅等人受他們的影響，其“國民性”理論背后也隱藏著西方對中國的霸權。

21世紀以來，針對馮驥才以及劉禾對于魯迅“國民性”理論的闡釋，一些學者展開質疑。汪衛東、張鑫的《國民性：作為被“拿來”的歷史性觀念——答竹潛民先生兼與劉禾女士商榷》^［4］一文認為，使用“東方主義”與“后殖民主義”來研究魯迅的“國民性”理論并不是很恰當。首先，魯迅的“國民性”理論是一個歷史概念，不能使用后來的學術概念來批評當時的思想，魯迅等人在近現代的“國民性”理論中自有其思想價值；其次，魯迅的“國民性”理論是為了改造中國人的“國民性”并在此基礎上完成民族獨立與個人覺醒，這并不是跟隨著傳教士的話語霸權亦步亦趨，魯迅的“國民性”理論是19世紀、20世紀東亞國家實現民族國家獨立的思想資源，十分具有價值。

常紀發表于2006年的《魯迅國民性批判及其當代意義》一文系統性地探討了魯迅對于國民性的批判的具體表現、由來、動機，并且結合當代中國社會的實際狀況，深入探討了魯迅國民性批判的意義以及魯迅提出的國民性改造論中的“立人”思想在當代的繼承和發展。常紀的論文也將國民性話題限定在了“中國”這一范圍內。至于對國民性批判的由來和動機，也僅注目于中國的封建思想和社會制度，未涉及魯迅在日本留學期間受到的影響。此外，袁洪亮在2000年發表了《中國近代國民性改造思潮研究綜述》。系統性地介紹了從最基本的對于國民性的定義，到近代中國國民性改造的時間線，再到其起因和背景、具體內容及方法。但該文中也未提及“國民性”這一概念的日本起源，同時期的其他研究中也未見將“國民性”這一概念與日本掛鉤的研究。

綜上所述，在中文里最早使用“國民性”一詞的正是當年還在日本留學的魯迅。而當時的魯迅也無疑從芳賀矢一的《國民性十論》中受到了一定影響。但仔細閱讀其內容可以發現，在芳賀矢一的《國民性十論》中，基本上是從正面評價了日本人的國民性。而魯迅作品中所表現的中國人的國民性，則是以批判為主。那么，魯迅從芳賀矢一的《國民性十論》中，包括在日本的所見所聞中受到了何種影響，以及為何選擇了在日語中包含積極含義的“國民性”一詞去批判中國人的國民性？這是需要加以深入研究的。

二、 魯迅“國民性”思想生成的基本脈絡及內涵

關于魯迅的“國民性”思想的具體生成過程和作品中對于“國民性”的表現與批判，多年來可以說是魯迅研究的最受關注的話題。首先關于魯迅國民性思想的生成，當然主要是基于魯迅在其親身經歷的現實社會生活的觀察、了解、感悟以及深入思考和分析，加之對其文化歷史的研讀認知，這是最根本的思想來源。然而，作為一種重要思想觀念的形成，也經常會由于某些外力的影響，甚至是不同國家文化思想的影響，乃至由于某些事件的刺激和觸發，成就了其觀念的升華以及理論體系建構的完成。關于魯迅國民性思想的形成，就有大量資料足以證明，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日本文化思想的影響，尤其受圖書報刊等大眾媒介在內的多種渠道的合力作用和影響。而關于日本文化對魯迅的影響，有些是潛移默化的、點點滴滴漸進的，有些則是突發式的瞬間產生的，總之是“非一日之功”。本文對此進行一些細致的梳理和尋蹤索跡。

（一）對日本維新的初步認識促其留日學醫

這里首先要從魯迅赴日留學的動機說起。魯迅原本是為了學習先進的西醫而來到日本的，這也是魯迅自己在1922年的《〈吶喊〉自序》中所表述的：“因為這些幼稚的知識，后來便使我的學籍列在日本一個鄉間的醫學專門學校里了。我的夢很美滿，預備卒業回來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戰爭時候便去當軍醫，一面又促進了國人對于維新的信仰?！?sup>［5^］415而其實，更主要的是因為魯迅在江南水師學堂中了解到了日本近代的高速發展，大多得益于由引進西醫開始的維新運動，“從譯出的歷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維新是大半發端于西方醫學的事實”^［5］415。所以，魯迅選擇去日本留學，一開始的學校和專業，都是學習醫學，歸根結底是為了能夠使得中國像日本一樣，實現國家的富強。也正是由于魯迅這樣的強國意識和民族精神，奠定了日后他對改造中國“國民性”的堅定信念和強烈愿望。

（二）留學期間一些日常性社會事件的影響

首先，魯迅關于“國民性”問題的思考和研究，早在其赴仙臺學醫之前，就已經有幾個事件和人物，觸動和刺激過他的大腦。其一，在東京的弘文學院同其他留學生一起學習日語的魯迅，通過對身邊其他留學生的觀察，不時地看到其他留學生學習及生活態度的糜費朽腐。其二是對吳敬恒的翻云覆雨、朝秦暮楚變化的失望。魯迅曾目睹了后來加入國民黨的吳敬恒“頭包白紗布，用無錫腔講演排滿”時的樣子。其夾著笑罵與無聊的打諢的演講內容令魯迅感到無趣。此事雖并不大，但多年后魯迅還在文章中提及，也可見其內心受到的沖擊之深。盡管吳敬恒后來因包括其自己在內的9人自費在日本進修的請求未被當時的清朝駐日大使蔡鈞批準，帶領部分留學生闖入清朝駐日大使館并當面指責蔡鈞?？梢姶巳诉€是以個人私利為重。尤其是吳敬恒后來在國內試圖阻止青年們組織的留法勤工儉學運動，追隨蔣介石并試圖阻止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傳播。

其次，當魯迅來到日本留學，一起學習生活的留日同學，同樣讓他感受到全新的觸動。新的社會文化環境在很多方面放大了這些國人的德行，也就觸發他思考中國人的“國民性”。關于魯迅對于當時中國的留學生整體品行品位的不滿，即使是對其日常的行為舉止也多有微詞：“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結隊的‘清國留學生的速成班，頭頂上盤著大辮子，頂得學生制帽的頂上高高聳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辮子，盤得平的，除下帽來，油光可鑒，宛如小姑娘的發髻一般，還要將脖子扭幾扭。實在標致極了?！?sup>［6^］302從這樣的一段描寫中，很容易就讀得出一種諷刺意味。類似的描寫在魯迅作品中并不乏見。

再次，魯迅在弘文學院時也全程目睹了弘文學院校長嘉納治五郎與一位名為楊度的留學生關于中國的教育問題進行的4次激烈的辯論。這一系列的辯論在當時的留學生之間也引發了一些討論。也有外國學者認為，這一系列的辯論也為魯迅后來有關國民性的思考打下了堅實的基礎^［7］。事情的經過是：1896年，著手籌辦一所專門接收“清國留學生”的學校。1902年，弘文學院迎來第一批留學生，魯迅與楊度均名列其中。為了更好地制定教育方案，嘉納前往中國，考察中國國情，1902年10月嘉納返日時，在10月21日對畢業生進行講話時，提到了其在中國所見之情景及其對中國教育的看法。當時，作為旁聽生的楊度請求發言，并提出了與嘉納相反的意見。于是嘉納向楊度約定日后向其作出答復。而在此后的3次討論中，話題逐漸由教育擴展到了國民性相關的話題。本文要說明的是，關于二人4次討論的文字記錄，分2期刊登在《新民叢報》第23、24號上。周作人的日記中顯示，魯迅曾委托一位自日本回到中國的友人給周作人帶去了一些衣物和書籍，其中就包括這2號《新民叢報》，顯然是希望周作人也能了解這一場辯論。如果說在此之前的魯迅僅僅是對于中國千年以來的部分惡習感到厭惡，那么或許正是這一系列的辯論，引發了魯迅對于“國民性”問題的初步思考，并不時與其身邊同學（如許壽裳）展開討論。由此可見，魯迅的“國民性”問題思考，大約是從1902年就開始，經歷了很長時間。

（三）棄醫從文，深入思考與初步研判“國民性”

魯迅為什么毅然決然棄醫從文呢？眾所周知的“幻燈片事件”只不過是促成魯迅思想轉變的最后契機：就是在仙臺醫專，因為在課余時間看到了關于日俄戰爭的幻燈片，其中映出的即將被處刑的中國人，以及在周圍圍觀的神情麻木的中國人。魯迅在看到這一場面后便更加堅定地認為，想要拯救中國人，醫學并非最重要的，首先需要改造的是這個國家國民的精神，而通過文藝讓一個國家的人民覺醒則是更好的選擇，因此踏上了文藝的道路。

而魯迅決定棄醫從文后，最初從翻譯外國作品開始，1906年同其弟周作人共同翻譯出版了《域外小說集》兩冊。在魯迅1933年寫的雜文《我怎么做起小說來？》中提到了想向中國的讀者介紹有關吶喊與反抗的作品，也因此，魯迅所翻譯的小說大多數都是東歐諸國、波蘭、俄羅斯等被壓迫的民族出身的作家的作品。

魯迅回國后，受到陳獨秀等人的再三邀請，便開始寫一些“小說模樣的東西”。而第一篇就是《狂人日記》。此后，魯迅寫了多部短篇、中篇小說，通過其中的主人公，亦或是在主人公周圍“看”主人公的角色們來表現魯迅對“中國人的國民性”的看法。宋梅在2009年的《淺談魯迅筆下的國民性》一文中，將魯迅筆下的中國人的國民性歸納為：（1）愚昧卑怯的流氓；（2）麻木冷漠的看客；（3）未曾磨滅的脊梁。其中（1）和（2）顯然可以視作魯迅對中國人“國民性”的批判。但除這兩點以外，在1924年魯迅的《祝?！分械南榱稚┻@一角色體現出的男尊女卑、三綱五常等長時間統治著中國的封建思想，以及魯迅1926年的雜文《二十四孝圖》中提及的盲目忠孝等，也都是魯迅對國民性的深刻批判。當然，在魯迅的大量作品中，對于國民性的表現和批判，深刻透辟，淋漓盡致。如《阿Q正傳》中的阿Q精神，《孔乙己》中的迂腐落魄的舊文人形象，《藥》中的吃“人血饅頭”治癆病的華老栓的愚昧，包括魯迅雜文中對于國民性的種種尖銳批評。

（四）“國民性批判”的系列揭示及其表現內涵

魯迅對于“國民性”全面的批判，可以說是從1918年代開始，當時也是被稱作“中國的文藝復興”的新文化運動的高潮。盡管在新文化運動時期，除魯迅以外也有眾多革命家、思想家對于“改造國民性”這一題目發表了意見，但根據李建軍2009年的《“國民性批判”的發生、轉向與重啟》中所闡述的，魯迅對于中國人國民性的批判直擊根本，從各個方面發現了中國人國民性中的劣根性部分。通過小說這一幽默又易懂的表現形式向世人警醒了這些劣根性可以造成的影響。而魯迅的國民性批判對后人造成的影響也是當時所有革命家思想家中影響最大的。

根據幾十年來魯迅研究專家學者們的觀點，概括起來，魯迅筆下的中國“國民性”，大概由以下性格要素構成：“中庸、茍安、妥協、忍讓、愚昧、迷信、麻木、無聊、奴性、散漫、懶惰”，此外還有“幸災樂禍、等級觀念、自欺欺人、安于命運、崇拜權利、欺弱怕強、盲目自大、排斥外來、害怕變革、逆來順受、趨同心理、惟上是從、惟眾是從，重群體輕個人等”。從以上概括來看，魯迅所表現和揭露的“國民性”，完全都是消極腐朽和落后負面的精神及性格。

三、日本社會環境及文化對魯迅思想的影響

對于“國民性”這一概念的日本起源，以及魯迅等當年有留日經驗的人們在日本受到的影響進行的研究，自2010年又一次成為一個學術熱點。其中比較有名的就有李冬木在2013年發表的3篇論文《芳賀矢一〈國民性十論〉與周氏兄弟》《“國民性”一詞在中國》以及《“國民性”一詞在日本》等。這3篇論文中考察了“國民性”這一詞匯以及相關概念在日本的起源，被帶入中國的經過，以及《國民性十論》對于周氏兄弟所造成的影響。所以，本文也是受到了李冬木論文的很大啟發。

當年，作為留日學生的魯迅，在日本受到了怎樣的影響？而這些影響后來又是如何再次影響到魯迅有關國民性思想的？實際上，原本抱著“拯救中國的國民”這樣一個目標來到日本留學的魯迅，在日本的課堂上由于幻燈片事件受到了新的刺激后，并沒有放棄原本的目標，而是決定換一種方式去改造中國的國民。

（一）在日本學醫受到的人格及思想影響

1904年，魯迅來到仙臺醫學專門學校，與校內教授解剖學的講師，也就是后來魯迅在文章中所寫的“藤野先生”——即藤野嚴九郎，交往比較密切。盡管當時日本將中國視為弱國、低劣民族，但是藤野先生似乎并非如此，他對魯迅表現出來的是發自內心的友好。他的人道主義，打動了魯迅，也得到了魯迅的尊敬。另一方面，魯迅還認為，藤野先生對他的關懷與教誨，一方面來講，可能是為了學術，為了發揚自己的學術品質，從而認真教導魯迅，另一方面來講，則有可能是因為他也希望中國能夠有新的醫學。藤野先生的人道主義與現代學術品格打動了魯迅，在魯迅的內心深處，一直非常崇敬藤野先生：“但不知怎地，我總還時時記起他，在我所認為我師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給我鼓勵的一個。有時我常常想：他的對于我的熱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誨，小而言之，是為中國，就是希望中國有新的醫學；大而言之，是為學術，就是希望新的醫學傳到中國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偉大的，雖然他的姓名并不為許多人所知道?！?sup>［6^］307這影響了魯迅使用人道主義與現代思想看待、批判“國民性”。

根據近代日本醫學社會史，魯迅所一再表達的“日本維新是多半發端于西方醫學”的觀點，其實更準確的含義應該是：日本維新發端于西方醫學的重要派生物——“衛生現代性”^［8］。從個體醫學、臨床救治層面而言，醫學對于民族的現代轉型，確實正如魯迅所看到的那樣未必有多大立竿見影的意義。這也是魯迅棄醫從文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從群體醫學及其重要派生物，即“衛生現代性”角度，醫學卻在生命政治層面對于民族的現代轉型意義重大。由于自身“掊物質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眾數”的個性主義思想，青年魯迅忽略或無法認同明治日本式的“衛生現代性”，因為后者意味著將最具個人性的身體國有化、制度化。

（二）日本文化歷史及“日本型文明”的相關影響

首先，在當時赴日留學的學生當中，很多人都認為日本是比較先進的國家，因為日本在教育上具有一定的實力，日本不僅對義務教育制定了制度，并分為了普通學校和專門學校（即?？茖W校）、女子學校等，可以不論身分，平等地接受系統性的教育?？偟膩碇v，當時在日本留學的學生在各方面的感受都要強烈，因為他們認為要改變中國落后的制度就必須到日本留學。

其次，學習德國以及西方國家的醫學一直走在明治維新的最前端。并且在明治時期以后大學里面的醫學部也是成立得最早的，也是整個學校實力最強大的。在各類專業里，幾乎都有醫學的影子。魯迅之所以去日本學習醫學，也正是因為當時日本通過借鑒德國和西方的醫學，自身

從此來看，顯然周作人受《國民性十論》的影響更大。盡管當時的周作人似乎非常熱衷于讀《國民性十論》，但以《國民性十論》里的內容作為參考，創作出擁有更大影響力的作品的，還是魯迅。在上文中也提到了，最早在中文里系統性地使用“國民性”一詞，并將其相關概念引入到中國的，并非周作人而是魯迅?！秶裥允摗返牡谑隆稖睾蛯捤　分新暦Q中國曾經有過吃人肉的歷史。而李冬木則認為這與后來魯迅《狂人日記》中“吃人”的比喻有關聯。而魯迅在執筆《狂人日記》時，應該不僅僅參考了《國民性十論》，當時震驚日本全國的“男三郎事件”【1908年7月，一名名為野口男三郎的男性，為治療其兄弟野口寧齋的麻風病，殘忍殺害了一名少年并將其肉作為藥材熬湯給寧齋喝。詳細可參考：坂井健.芳賀矢一『國民性十論』の恣意性：魯迅の『狂人日記』および男三郎事件に関連して［J］.京都語文，第27號?！恳矠樗峁┝遂`感。但無論如何，《國民性十論》作為當時最受歡迎的介紹日本人國民性的書籍，可以說也對魯迅造成了非常大的影響。

即便魯迅受到了來自《國民性十論》的影響，魯迅所提出的，亦或是在其文學作品中體現出的“中國人的國民性”，又和芳賀矢一在《國民性十論中》所提出的日本人“優秀的國民性”完全不同，大多是是從批判視角揭露其腐朽落后的一面。而魯迅所批判的中國人國民性中消極的部分，至今在中國也常被提及，也經常有人以此為據，讓中國人“自省”，可以說是為中國人反思傳統文化形成的國民劣根性留下了永久的啟示。所以，魯迅的國民性批判的思想和理論主張，對于芳賀矢一的“國民性”概念進行了反向思考，而其“改造國民性”的宏大目標，更是大大超越了芳賀矢一對于日本國民性的贊美歌頌的思維與視角。

本文分析至此，如果將這些事實和現象串聯起來綜合加以思考，是否也能夠推論出，盡管魯迅是真實讀過《國民性十論》的，況且還是周作人買回來的書，他怎么可能完全無視，翻都不翻。這顯然不是魯迅這樣的愛書人的性格，連在日本仙臺留學時，“中國留學生會館的門房里有幾本書買，有時還值得去一轉”^［5］415。但是，他卻為什么在所有的文字記載中只字不提這本書？根本原因就是，他雖然可以接受這本書中的“國民性”這一概念，卻又完全不認同這本書里的立場和觀點。尤其是，當他一旦受到了書中的“國民性”概念的啟發，就一直按照自己的思路和研究方向，對于中國的國民性問題展開思考，由于“道不同”，就需要盡量完全擺脫《國民性十論》的觀點及思維方式的影響，所以就自覺不自覺地加以選擇性遺忘。因此也就在現有可考的文獻資料中，難于找到魯迅直接閱讀過芳賀矢一《國民性十論》的有效證據。不過，從這樣一個事實當中，又恰恰可以再次印證魯迅強烈的個性和思想上的獨立性。

四、魯迅批判的“國民性”與日本“國民性”比較

本節將嘗試結合當時的世界形勢以及社會狀況等要素，去探究為何魯迅在日本留學時期所親眼見到，以及在書中讀到的“日本人的國民性”，和他后來在文藝活動中批判的”中國人的國民性”會有這么大的差別。

（一）日本學者的“國民性”研究

在1908年芳賀矢一出版《國民性十論》之前，可以確認國民性一詞在日語中已經在被時不時地使用了，伴隨著日本在中日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中的連勝，日本國內的民族主義氛圍高漲，關于國民性的討論在當時也十分流行。從以此為背景出版的《國民性十論》的序言部分，結合當時其他關于“日本人的國民性”的書籍的出版狀況來看，《國民性十論》這本書并非面向外國人，而是希望日本人在讀完這本書后對自己國民性有一定思考的，以國民的愛國民族教育為主要目的的圖書。關于這一點，后文會詳細敘述。

芳賀矢一的《國民性十論》作為較早地對日本“國民性”進行全面論述的著作，不僅在當時引起很大反響，而且對其后的研究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此外，如很多外國留學者的旅日游記式的文章自不必提，乃至今天仍屢屢論及日本人的“集團主義”“島國根性”的論著，或者受時事影響頗大的政論性文章，也往往多是僅憑直觀印象進行的描述。

明治維新以來，面對強大的西方，日本的“國民性”研究會尋找日本人的“劣根性”。有賀長雄的《日本現在國家哲論》^［12］中，作者通過與西洋人的比較，對日本人的“國民性”，特別是日本國民的劣等性進行了較為詳盡的分析。例如，批評日本人缺乏個性及思想主張，甚至稱日本女子除了有皮和骨頭并會點頭哈腰行禮外，一無所有。

當日本國力昌盛時，日本“國民性”的論著往往又會轉而強調日本“國民性”的特殊性，并進而將這種特殊性視為日本民族優秀論的重要依據來大肆宣揚。如中日甲午戰爭后，就曾發表了一大批宣揚日本民族優秀論的日本國民性論著。1905年9月法學家笹川潔在雜志《太陽》第11卷第12號上發表《日本文明論》一文，笹川甚至把日本人的好戰性格也鼓吹為日本“國民性”的優點之一，稱日本民族是非常聰明優秀的人種，日本人喜好戰爭是因為喜好競爭的緣故，喜歡競爭是因為日本人熱愛進步的緣故。這種對日本國民性好戰性格的不遺余力地鼓吹，完全違背邏輯的贊美，不僅很快形成了二戰的根源，而且對于此后日本軍國主義的死而不僵，不斷借尸還魂留下了重大隱患。

（二）《國民性十論》中的日本“國民性”集合贊譽

正如在序言中所述，在20世紀初期同期出版的其他由日本作家撰寫的關于“日本人的國民性”的書籍，大多數都是以英語寫作的。當時的西方正值“黃禍論”的流行，隨處可見對于亞洲人的歧視。在此情況下，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的對外戰爭，尤其是近代史上的日俄戰爭，讓西方各國對日本的存在更感不安，所以就以為了消除這些“誤會”的名義，向西方各國人民傳達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的優越性，而用英語撰寫介紹日本人國民性的書，是當時的主流想法。比如，早于《國民性十論》出版的，新渡戶稻造在1899年出版的《武士道》，岡倉天心在1906年出版的《說茶》等。除了目標讀者不同，《國民性十論》可能也是當時出版的討論日本人的國民性的書中最全面的介紹日本人的國民性的了。

從《國民性十論》的目錄中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到這本書中介紹的日本人的國民性：（1）忠君愛國；（2）崇祖先重家名；（3）現實實在;（4）愛草木喜自然；（5）樂天灑落；（6）淡薄瀟灑；（7）美麗精巧；（8）清凈潔白；（9）禮儀作法；（10）溫和寬恕。書中雖然不回避國民“美德”中“隱藏的缺點”，但主要是討論優點，具有明顯的從積極肯定方面對日本國民性加以“塑造性”敘述的傾向。

實際上，對于《國民性十論》所列舉的日本國民優點，只要稍微用心想想，幾乎是所有東方民族乃至世界各個民族共同具有的品質，尤其是中華民族。以上的那些優秀品格，如果一條一條歷數起來，中國的廣大國民，哪一條不是自然存在的呢？芳賀矢一之所以這樣的全正面描述，最根本在于20世紀初，日本民族和國力正處于上升時期，其整個民族和國家需要增強自信，更快發展。因此，其國民性中最惡的一面被完全掩蓋，當時已經逐漸顯露出來的戰爭和侵略本性被完全回避。這種根本缺乏自我批判的國民性研究，一味贊美的國民性頌歌，無疑后患無窮。

（三）魯迅的“國民性”批判

而魯迅通過文學作品向中國讀者展示的中國人的“國民性”和當時日本人盡全力向世界展示日本人的“國民性”，卻又是完全相反的。正如前文從魯迅的文學作品中歸納出的他所批判的國民性一樣，消極性質的內容占了大多數。如前文所列舉的“中庸、茍安、妥協、忍讓、愚昧、迷信、麻木、無聊、奴性、散漫、懶惰”等。

尤其是在“西學東漸”的影響下，魯迅更是看透了傳統專制主義文化制約下的國民性，所以他寫出了《狂人日記》，揭示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吃人”現實。他還提出了“鐵屋子”的概念，無情地批判了中國的專制主義的傳統文化的絕對牢固和難于打破。在《燈下漫筆》里，他說過，傳統封建專制下，主要造就了兩類人：奴才與專制者。他們的這種心理使得他們既是“專制者”，又是“奴才”;既是“吃人者”，又是“被人吃者”。魯迅指出了當時國民的一切落后腐朽的劣根性。

和芳賀矢一的《國民性十論》相比，魯迅的“國民性”展現，完全是批判性的。這與他的人生經歷以及他的創作動機和社會愿景有關。首先，魯迅曾經在《吶喊·自序》中說：“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么，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sup>［5^］415這種自幼對于中國人情世故的看透，已經在其內心深處種下一顆批判“國民劣根性”的種子。其次，他在留日期間親眼所見的一些“清國留學生”不雅行為，也加重了他的批判國民性的思想意識。而他的立志為國家民族強盛的精神取向和目標，也使得他要從改造國民性做起。

那么，在日本閱讀了各種以日本人的國民性為驕傲而做宣傳的文章和書籍之后的魯迅，很難說他依然不理解日語中“國民性”一詞所包含的積極意義。他當然是很明白《國民性十論》中的正面形象和內涵的日本“國民性”意義的。即便如此，當時的魯迅筆下的中國人的國民性，并沒有選擇直接使用當時中國其他的思想家或革命家已經在使用的“民氣”，或者是同樣來自日本的外來語“國粹”，亦或是梁啟超所提出的“新民”等詞語，而刻意使用了“國民性”這一個在日本具有積極意義的單詞。這其中的原因筆者認為主要有兩點。

其一，當時的魯迅可能想通過中日兩國間國民性鮮明的對比，讓中國人擁有更強的危機感。對于中國人的國民性的思考伴隨了魯迅很長一段時間。潘世圣在其2002年的論文中提到，魯迅早期的文學活動主要是向中國讀者介紹海外的文學作品。魯迅在自己的雜文集《集外集》的序言中也提到，他早期寫的兩篇文章“大概總是從什么地方偷來的”。盡管說偷算是自謙，但也證明了他在創作時參考了其他的外國的文學作品。

魯迅向中國人所揭示的，或者是他參考的外國文學作品所持有的共同的特征就是，對于本國的國民性的否定和批評。魯迅在發表批判國民性的文章的時候。通過使用外國詞語，讓讀者自己意識到，當時中日兩國的國力和國民意識的差異。而魯迅當時的目的就是想讓人們更加深刻地意識到這些差距。

其二，通過“仙臺醫專的幻燈片事件”，魯迅強烈感到中國國民的“愚弱”，所以，“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正是這個“幻燈事件”，對于魯迅來說影響極深，觸動最大，促使他思考：如果空有健壯的體格，而思想愚弱，茁壯的身體又有什么用呢？正是有了這種思想，促使魯迅走上了文學創作的道路，以文藝來拯救國人麻木的心靈，所以，魯迅作品中的不少內容都是批判國民冷漠、自私的心態的。

此外，在筆者看來，當時的魯迅希望通過外語，尤其是日語中借過來一些單詞，來彌補原本缺乏語法和詞匯的中文的表現力。實際上，魯迅不止一次地在其雜文中表達出其自身對于“翻譯”的觀點：翻譯不僅是為了向中國的讀者介紹外國的文學作品，同時也可以對創造中國新的現代語言作出貢獻。魯迅在其1931年所寫的《關于翻譯的通信》中就如此寫道：“要醫這病，我以為只好陸續吃一點苦，裝進異樣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國的，后來便可以據為己有?！?/p>

魯迅除了作為文藝家、思想家、革命家以外，也可將他看作翻譯家。而作為翻譯家的魯迅，最有名的理論，恐怕就是他關于硬譯的理論了。日本明治維新以后，創造了大量的以前的中文和日語中都沒有的，用來表示西方先進的各種概念的“和制漢語”。到了19世紀末期、20世紀初期，中國進入到了近代化革命的高潮。魯迅等當時在日本的留學生給漢語帶來了大量的日本明治維新時期創作出來的新的“和制漢語”，給當時還以文言文為主的漢語帶來了大量新的詞匯和語法，讓中文有了更加多樣化的表達方式。而“國民性”一詞應該也可以視作魯迅當時的一次嘗試。作為抱有給中文增加詞匯量這一目的的魯迅來說，很自然地更加傾向于使用中文中很少被使用過的“國民性”這一單詞。

結? 語

本文基于多年來關于魯迅研究的文獻資料，考察梳理了魯迅從赴日求學，棄醫從文，到“國民性”思想的產生，這一期間內所受到的種種影響，并嘗試從中分析魯迅所認為的中國的“國民性”與日本“國民性”之間的差別。尤其是對于芳賀矢一的《國民性十論》，魯迅通過自己的消化改造，將包括國民性在內的各種新概念、新思想注入了自己的作品。而本文主要的原創性觀點，就是認為魯迅對于“國民性”問題的關注，從源頭上看，受到日本文化的影響很大，尤其是在留日期間的日本文化氛圍的浸染。至于芳賀矢一的《國民性十論》，更是啟發了魯迅的“國民性”概念的確立。但是，之所以叫作“魯迅‘國民性批判的日本影響及其文化超越”，更強調的是魯迅對于“國民性”概念的使用，完全不是在芳賀矢一的原意上照搬，卻恰恰是反其意而用之。而是根據當時中國的國民精神實際狀況，由芳賀矢一對其國民性的贊美，轉而對于我們的國民性進行了深刻的批判。

今天，在新文化運動過后100年的新世紀，我們應該更加深入研究魯迅當年改造“國民性”的來龍去脈，并以此作為今后進一步研究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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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王雅坤］

Lu Xuns Criticism of “National Character” and Its Japanese Influence and Cultural Transcendence

HAO Yu¹， HAO Congcong²

（1.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2.Graduate School of Global Studies， Tokyo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Tokyo， 183-8534， Japan）

Abstract：?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on Lu Xun research over the year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various influences that Lu Xun received during the period from his study in Japan， his abandonment of medicine and his turn to literature， to the emergence of his “national character” thought， and analyz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Lu Xuns thoughts on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 and Japanese “national character”.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materials， Lu Xun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research on “national character” in Japan at that time. Moreover， the origin of Lu Xuns attention to the issue of “national character” was to a large extent due to the influence from Japanese culture， especially from the Japanese cultural atmosphere during his stay in Japan. Yaichi Hagas Kokumin-sei Jyu-ronn （Ten Essays on National Character） especially inspired Lu Xun to establish his concept of “national character”. However， the reason why the title of this paper is “Lu Xuns Criticism of ‘National Character and Its Japanese Influence and Cultural Transcendence” is mainly because Lu Xun， through his own diges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jected new concepts and new ideas， including “national character”， into his works. His concept of “national character” is actually an reverse use of Yaichi Hagas thoughts on Japanese “national character”， thus achieving a transcendence of Japans “national character” research. That is to say， Lu Xuns use of the concept of “national character” was not a copy of Yaichi Hagas original meaning， but rather a reversal of it. From Yaichi Hagas praise of his Japanese “national character”， he made a profound criticism of our nations “national character” based on the actual national spirit of our country at that time. Today， we re-examine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Lu Xuns fierce criticism of “national character”， and use it as a starting point for further research， and conduct more in-depth academic exploration and discussion.

Key words： Lu Xun; Japanese culture; national character; trac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