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家庭結構變動研究

王磊 張卓然

摘? 要：家庭是社會的基本組成單位，家庭結構通過直接作用于家庭關系和家庭功能來影響人口、社會與經濟發展全局?；跉v次國勢調查數據資料，全面描述了1960—2020年日本家庭結構變遷的總體狀況及突出特點，系統分析了家庭結構變遷的動力機制及其對人口、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影響。研究發現：日本家庭戶總量持續擴大的同時，平均家庭戶規模不斷縮??；家庭結構變動的總體趨勢是核心家庭穩定、直系家庭衰落與單人戶崛起；核心家庭變動的總體特征是標準核心家庭萎縮、夫妻核心家庭擴張與缺損核心家庭微增。研究認為：日本家庭結構變動的多元驅動力主要包括少子老齡化、經濟發展停滯與女性勞動參與率提升、“家”制度崩潰與家庭關系平等化、單身風潮與女性思想解放等人口、經濟、社會和文化誘因；日本家庭結構變遷對其人口、社會、經濟和文化發展等產生了深遠影響。

關鍵詞：家庭結構；變動；日本；驅動力

中圖分類號：F13/1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2458（2023）05-0022-10

DOI：10.14156/j.cnki.rbwtyj.2023.05.003

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結婚率下降、離婚率和不婚率上升、結婚時間推遲、初婚年齡提高、生育意愿下降和生育率長期低迷等多重因素沖擊之下，日本少子高齡化問題日益嚴重。為此，日本政府連續出臺一系列旨在提升生育水平的婚育支持政策。由于受到傳統中華儒家文化的深刻影響，日本文化與中國文化存在較強的相似性。21世紀以來，中國少子老齡化問題也在日漸凸顯，國內學術界針對日本經驗教訓的研究逐步深化。但是，國內相關研究多關注婚姻與生育等問題，很少涉及日本家庭或家庭結構研究。顯然，受儒家文化影響的國家和地區之中，婚育行為與家庭之間存在非常緊密的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針對日本家庭結構的研究對中國優化人口發展戰略和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具有重要的現實參考價值。

一、研究述評

國內針對日本家庭結構的研究文獻鳳毛麟角。在中國知網上，以“家庭結構”和“日本”為篇名的研究論文只有三篇且均發表于2000年之前^［1-3］。這些研究發現，日本在1950年代開始家庭結構由直系家庭為主向核心家庭為主轉變^［4］?！岸稹焙蟮募彝ソY構核心化和家庭規模小型化特征明顯，新憲法、工業化與產業發展、人口流動、家庭觀念和倫理道德等方面的變化是重要誘因^［1］。當然，也有針對日本家庭結構變動的詳細分析，并得出了“日本家庭的小型化和結構簡單化影響著家庭模式和家庭功能變遷”的結論^［5］。

還有研究指出，20 世紀 80 年代以后， 隨著“雙職工家庭”增加、日本家庭規?？s小和單身家庭增多，戰后家庭模式即所謂 “男主外女主內”的“標準家庭”不再是人們追求的目標，日本家庭出現了個體化和多樣化發展趨勢^［6］。

除了上述有關日本家庭結構全景分析的文獻外，還有一些研究關注日本某類家庭結構或某個人群的家庭結構。比如，有針對核心家庭^［7］、直系家庭^［8］和單身戶^［9］的研究，也有針對女性婚姻家庭與事業^［10］和青少年蟄居^［11］的研究。有關日本家庭結構變遷的動力機制和影響后果的研究成果也不多見，有關日本家庭養老模式轉變^［12］和家庭變遷與老年人問題的關系^［13］是少有的亮點。當然，有關日本家庭觀念^［14］、家庭制度^［15］或家庭政策^［16］的研究可以視為影響其家庭結構的宏觀因素。

由于日本政府在持續公布基于國勢調查的家庭結構總體狀況及變化趨勢，國際上有關日本家庭結構研究文獻的重點放在了不同類型家庭結構對不同人群的影響。一方面，少子老齡化是日本社會關注的重點問題，家庭結構研究的一大焦點是不同居住方式老年人的生活質量或養老支持問題。日本人口的快速老齡化導致了對非正式護理的需求上升。傳統上，對年邁父母的照顧不成比例地落在生活在多世代家庭中的女性肩上。然而，日本女性勞動參與率的增加、婚姻和生育率的下降以及女性期望的變化，給傳統多世代家庭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壓力^［17］。一項針對家庭結構、壓力和擔憂與健康行為之間性別關系的探討發現，多世代家庭中女性報告了更多的護理擔憂以及更少的未來健康和經濟擔憂。家庭結構和健康行為之間的關聯并不受擔憂的調節，獨居與女性健康狀況較差有關。該研究認為，不同性別的擔憂模式和健康行為反映了生活在多世代家庭的狀態對個體健康保護或健康損害的不同影響^［17］。一項探討家庭結構與殘疾老年人制度化風險之間關系的研究發現，與女兒同住可以降低日本老年人被收容的風險^［18］。有關老年人被虐待的研究發現，由于女性平均預期壽命更長，家庭結構變動提高了日本女性老年人的貧困風險和被虐待風險^［19］。另一方面，家庭結構變動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也是一大研究熱點。比如，有研究發現多人家庭是日本家庭碳足跡的主要貢獻者，單人家庭的貢獻也有相當大的增長潛力，日本47個縣的家庭類型結構和收入水平等因素直接影響碳排放，并在此基礎上影響了國家的可持續發展^［20］。

總體而言，國內外關于日本家庭結構變動的研究總體呈現碎片化和非系統性的特點，基于權威數據和標準可靠分析方法進行全面、系統和規范的研究較少。有鑒于此，本研究采用國勢調查數據，運用日本總務省統計局對家庭類型結構的劃分，結合國內相關家庭類型結構分類及有關日本家庭結構研究文獻，對日本家庭類型結構的歷史變遷、動力機制和影響后果進行全面和系統的分析。

二、日本區分家庭結構的標準

（一）國勢調查：區分日本家庭結構的數據基礎

人口普查在日本被稱為國勢調查，它是日本政府為了統計人口和戶口而進行的普查。日本國勢調查已經超過百年，第一次國勢調查于1920年（大正9年）開展。1947年（昭和22年）制訂的統計法規定，每10年進行一次“大規模調查”，每5年進行一次“簡易調查”，自此正式把國勢調查制度化。國勢調查的對象是標準時間所有住在日本國土上的人口（包括各國駐日本使館人員、外國軍隊及其家屬等外國人）。調查采用常住人口范疇，登記方法為居民自填法。調查員將“調查票”送到被調查對象家中，待居民自己填寫完后再逐戶回收。調查以戶為單位進行。國勢調查將住戶劃分為“家庭戶”和“機構戶”兩類?！皺C構戶”是指學校宿舍、醫院、療養院、自衛隊營房內、艦船內、矯正設施中的居住者等組成的住戶^［21］。本研究聚焦“家庭戶”的類型結構，下文所述“家庭結構”與“家庭戶類型結構”等同。

（二）日本對家庭結構的區分

世界各國有關家庭歷史與現實的文化觀念和行為導向存在諸多差異，家庭結構的分類標準也不盡相同。一般而言，針對家庭結構的研究可以從家庭規模結構、家庭世代結構和家庭類型結構等三個維度展開^［21］。與中國學術界對家庭類型結構的分類明顯不同，日本將家庭結構分為3大類16小類【日本總務省統計局官網.《平成27年國勢調査世帯構造等基本集計結果 結果の概要》，2015?！?。三項大類是A親屬家庭、B非親屬家庭和C單人戶。單人戶并不是家庭，但單人戶可視為家庭戶。A親屬家庭占據家庭類型結構中最為重要的位置，它又分為Ⅰ核心家庭（親屬家庭）和Ⅱ擴大家庭（其他親屬家庭）。Ⅰ核心家庭（親屬家庭）包括：（1）夫婦核心家庭（只由夫妻二人組成）（2）標準核心家庭（只由夫妻和未婚子女組成）和（3）（4）缺損核心家庭（由夫妻一方和未婚子女組成，即，單親家庭）。Ⅱ擴大家庭（其他非親屬家庭）是多世代家庭成員組成的家庭。擴大家庭是在核心家庭的基礎上經縱向世代或橫向世代拓展而形成的，主要包括直系家庭、擴大核心家庭、復合家庭和殘缺家庭等（表1）。

三、日本家庭結構的變動特征與趨勢

（一）家庭戶總量持續擴大的同時平均家庭戶規模不斷縮小

1970—2020年，日本家庭戶總量持續增多，從1970年的3 037.4萬戶增至2020年的5 570.5萬戶（圖1），半個世紀增加了83.4%、年均增加3.7%。與家庭戶總量保持長期且持續的增長截然相反，日本平均家庭戶規模持續縮減，由1970年的3.41人/戶降至2020年的2.21人/戶（圖1）。顯然，日本家庭戶總量變化與平均家庭戶規模變動之間存在明顯的負相關關系，即：家庭戶總量持續擴大而家庭戶規模不斷縮小。

人口發展變動與家庭戶變遷緊密關聯并相互影響。長期低生育率與高老齡化率既是日本深陷少子老齡化陷阱的兩大根本動因，也是導致家庭戶內未成年人數減少、中老年人更早進入空巢狀態和更多中老年人甚至年輕人處于單身（未婚、離婚和喪偶）獨居狀態的重要誘因。這些變化進一步強化了日本家庭戶總量持續增大和平均家庭戶規模不斷減小的特點。

（二）核心家庭穩定、直系家庭衰落與單人戶崛起是日本家庭結構變動的總體趨勢

首先，核心家庭基本保持穩定，1960—2020年其占比維持在50%至60%之間，核心家庭是首要的一級家庭結構【一級家庭結構包括核心家庭、直系家庭、復合家庭、單人戶和其他等5類?！?。60年間日本核心家庭占比的變化呈現倒U型，處于首尾的1960年和2020年占比非常接近，分別為53%和54.2%。1980—1985年則是核心家庭占比的高峰期，期間核心家庭占比均超過了60%（圖2）。雖然核心家庭占比相對穩定，但其內在的二級家庭結構【核心家庭屬于一級家庭結構，它包含夫妻核心家庭、標準核心家庭和缺損核心家庭等三類二級家庭結構?！恳呀洶l生了深刻改變（圖3）。

其次，直系家庭明顯衰落，1960—2020年其占比由30.6%大幅降至7.7%（圖2）。直系家庭被單人戶反超，由位居次席降至第三位。三代直系家庭是直系家庭的主體，在少子老齡化、晚婚不婚和晚育少育不育等綜合作用下，三代合居及代際互助的需求急劇萎縮，這是日本直系家庭衰落的直接人口誘因。

第三，單人戶崛起，1960—2020年其占比翻了一番，由16.1%增至38.1%（圖2）。單人戶激增的原因同直系家庭衰落的原因具有較強的一致性，即，婚姻與生育的不斷推遲、甚至放棄，也就是上文所述的晚婚不婚離婚和晚育少育不育等現象顯著增多。

（三）標準核心家庭萎縮、夫妻核心家庭擴張與缺損核心家庭微增是核心家庭變動的總體特征

首先，夫妻核心家庭占比持續增大，由1960年的7.3%增至2020年的20.1%（圖3）。夫妻核心家庭擴張的主要原因是持續加深的老齡化。一方面，在年輕人晚婚不婚及晚育不育日益流行的情形下，年輕且未生育的夫妻核心家庭數量及比例都很小。另一方面，老齡化程度日益深化的人口發展環境下，平均預期壽命不斷延長，老年人處于空巢家庭的幾率大增，老年人夫妻核心家庭數量及比例隨之增多。

其次，標準核心家庭占比不斷減小，由1960年的38.2%減至2020年的25.1%（圖3）。標準核心家庭由夫妻及未成年子女構成，長期的少子化是標準核心家庭持續萎縮的直接原因，老齡化導致的老年人夫妻核心家庭增多是標準核心家庭占比不斷下降的重要間接原因。盡管核心家庭內部二級家庭結構的分布狀況發生了深刻改變，但標準核心家庭仍是占比第一的核心家庭類型。

第三，缺損核心家庭占比略有增大，由1960年的7.5%增至2020年的9.0%（圖3）。離婚和喪偶是標準核心家庭轉化為缺損核心家庭的兩大誘因。當然，因各種原因造成的夫妻分居也是重要原因?？傮w而言，離婚是1960—2020年缺損核心家庭比例增加的首要原因^［22］。

四、日本家庭結構變遷的動力

家庭結構變動有其多源驅動力，以下主要從人口因素、經濟因素、社會因素和文化因素等四方面論述日本家庭結構變遷的動力源。

（一）人口因素：少子老齡化

少子化是日本家庭結構變化的首要人口因素。生育成本提高和預期收入下降導致適育年齡人口不愿生和不敢生。不婚化、晚婚化和婚后不育晚育加劇，總和生育率長期低于1.5，日本陷入超少子化困境。一方面，隨著教育水平提高，女性勞動參與率上升，生育養育時間減少。20世紀70年代，經濟高速發展提高了工資水平，女性為生育而放棄勞動報酬的機會成本隨之增加，導致不愿生。另一方面，20世紀90年代起，日本經濟長期低迷導致年輕人預期收入下降，而政策補貼杯水車薪，經濟問題導致不敢生^［23-24］。從結婚率看，日本結婚率于1947年見頂后開始下降，1972年反彈至10.4‰后持續降至2020年的4.8‰；與之相對的是終身不婚率在持續攀升。從結婚年齡看，晚婚現象加劇，男女的初婚年齡都在顯著增加。1970年20～29歲初婚的男性占結婚男性總數的84.2%，2019年這一比例降至50.4%。初婚推遲導致生育推遲，育齡女性生育期縮短直接導致生育子女數量減少、生育水平下降。從生育率看，婚后不生孩子、晚生孩子的比例上升。1975—2019年，婚后一年內生孩子的女性占比從39.4%降至26.2%，結婚至生育首胎的平均時間間隔從1.6年增至2.5年。在不婚化、晚婚化、婚后不育及晚育的共同作用下，日本總和生育率持續下降。1974年，生育水平降至世代更替水平之下，日本社會開始進入少子化時代。1992年，總和生育率降至1.5，日本開始陷入低生育率陷阱和超少子化困境。2020年，總和生育率僅1.34，低于OECD高收入國家的1.60，0～14歲人口占比12.0%，低于OECD高收入國家的16.3%^［25-26］。

老齡化是日本家庭結構變化的重要人口誘因。社保制度完善、醫療技術改善、平均預期壽命延長使日本人口金字塔由擴張型轉為收縮型，其老齡化程度日漸加深。2020年，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達到28.9%，日本老齡化速度與水平位居世界第一。更為重要的是，現在日本家庭的居住模式也發生著變化，年輕一代不再愿意和老年人共同生活。傳統的家庭制度下由長子繼承家產家業并贍養老人是必須要求，而現在長子也會選擇不與父母共居并建立自己的核心家庭。因此，日本65歲及以上老人選擇獨居或者和配偶同居的比例增長速度都非?？?，長者家庭（家庭成員都是65歲及以上老人，少數家庭包括未成年人） 從1975 年的3.3%上升到2009 年的20%，2015年達到25.2%。三代同堂的家庭比例也在持續下降，從1975年的16.9%下降到2015年的 6.5%^［5］。

（二）經濟因素：經濟發展停滯與女性勞動參與率提升

1973年爆發的石油危機是日本家庭變遷的一個重要節點，此后日本經濟的高速發展受到遏制，陷入停滯階段，戰后穩定的福利體系也趨于瓦解。經濟發展停滯，公司無法給雇員提供足夠的薪水和家庭福利。為了支撐整個家庭，女性開始到家庭以外從事兼職工作。隨著女性的“脫主婦化”，再加上生育率持續下降、晚婚晚育帶來的再生產平等主義崩潰和人口紅利時代結束，日本戰后的家庭體制趨于解體^［27］。

家庭沒有子女或子女數量下降與女性就業之間存在很大聯系。女性年齡別就業率模式呈M型曲線，它反映了不同年齡段工作女性占該年齡段女性人口的百分比。日本女性就業率反映在曲線上呈現出兩個凸起的山峰，也就是在25歲和45歲兩個點達到最高峰。但是，更需要關注的是M型曲線的底部。1926—1930年出生的女性其就業率曲線底部凹陷較淺，而1936—1940年和1946—1950年出生的女性其就業率曲線底部凹陷較深。這說明二戰后女性的主婦化進一步加深。這樣的變化是伴隨著日本產業結構變化和經濟高速增長以及從農戶和自主經營為中心的社會走向以工薪階層為中心的社會、工薪家庭不斷增多和大多數女性成為了家庭主婦等現象的出現而發生的^［27-28］。

然而，當今日本社會中，曾經的日本女性“主婦化”已經被“脫主婦化”逆轉。日本女性初婚初育推遲，平均生育數量明顯減少，不婚不育增多。日本女性婚育觀念與行為的巨大變化直接作用于家庭的形成、維持、解體和消亡，從而推動了日本家庭結構的個體化、小型化和扁平化。

（三）社會因素：“家”制度崩潰與家庭關系平等化

“二戰”結束以前，“家”制度在日本起主導作用，家庭是老年人資源和援助系統的核心。老年人生活所必需的資源和援助基本上都是由家庭來保障。戰后，日本制定了新憲法，1947年頒布了經過大幅度修改的民法（新民法），廢除了專制的家長權和長子優先繼承權，強調夫妻雙方在婚姻和繼承等問題上的平等?！凹摇敝贫扔纱硕罎?。隨著傳統家族制度的瓦解，包括代內和代際關系在內的家庭關系日益平等化，日本家庭結構也隨之發生了較大變化。新憲法推動了以夫妻關系為核心的家庭代內關系平等化。新憲法規定：“婚姻僅以兩性的自愿結合為基礎而成立，以夫妻平權為根本，必須在相互合作之下予以維持。關于選擇配偶、財產權、繼承、選擇居所、離婚以及婚姻和家庭等其他有關事項的法律，必須以尊重個人的尊嚴與平等為基礎制定之?！?sup>［20，29^］

如上所述，戰后日本家庭以愛情為基礎的婚姻使橫向的夫妻關系得到了強化。與此同時，由于在“男主外女主內”的“標準”家庭模式下，縱向的親子關系實際上仍然占據著家庭的主體，但這種現象僅僅體現在未婚子女和父母的關系上，在已婚子女與父母之間則逐漸呈現出松動和疏遠的跡象。在未婚子女和父母組成的小家庭中，親子關系高于夫妻關系，而在已婚子女與父母組成的大家庭中，夫妻關系高于親子關系，家庭“收縮”“向內”的特征開始顯現出來^［14］。日本經歷了經濟高速發展和人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后，社會保障制度和養老設施日趨完備，成年子女與父母之間的親子關系呈現出新特征，即，繼承觀念發展至子女間的實質平等，家庭代際平等化日漸深入，贍養觀念由依賴子女朝著父母自食其力的方向發展^［5］。

（四）文化因素：單身風潮與女性思想解放

伴隨著社會人際關系、家庭觀念和生活方式的深刻變化，單身潮流行極大地促成了日本單身社會的形成。厚生勞動省公布的數據顯示，到2035年，日本15歲以上的未婚率，男性將達到35.1%，女性將達到24.6%；男性有配偶率是55.7%，女性則為49.3%，首次跌破50%；因生離死別導致的單身人群中男性占9.2%、女性占26.1%，男女合計的單身人群比例達到48%。單身社會形成和單身經濟發展是導致日本家庭結構劇變的一大關鍵誘因^［22］。

日本女性思想解放運動基本與世界范圍內的女權主義運動同步。女權主義運動起源于市民革命，大致可分為以19世紀到20世紀前半葉以女性參政權運動為中心的第一波女權主義和以扎根于社會習慣、社會意識的性別歧視斗爭為中心的第二波女權主義。戰后初期，在美占領當局的推動下，以市川房枝為代表的女性運動家通過不懈斗爭為女性贏得了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從而極大地促進了日本女性的思想解放和政治覺醒^［30］。20世紀60年代安保斗爭以后，在女性參加政治活動的過程中，對家庭主婦和母親等性別分工的疑問和矛盾開始顯現，女性對日本社會基于傳統性別角色分工的各種不平等繼續展開斗爭。在此期間，日本女性受教育程度提升、就業意識和參政意識增強，由此進一步促進了女性思想解放^［31］。女性獨立意識增強和自我認識深化對于家庭關系、家庭觀念和家庭結構演變有著深遠的影響。

五、日本家庭結構變遷的影響

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和基本組成單位。在很大程度上看，家庭結構決定家庭關系和家庭功能，家庭結構變動是家庭變遷的重要原因。家庭結構變動研究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和實踐價值。日本家庭結構變動對其人口、社會、經濟和文化等多方面發展均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一）對人口發展的影響：加劇低生育水平問題

日本家庭結構變遷將進一步加劇其少子老齡化問題，其跳出低生育率陷阱和避免高齡化社會的幾率進一步降低。與中國婚內生育或家內生育的文化觀念和文化傳統相似，盡管婚外生育或非婚生育有所增加，但婚內生育仍是日本主流婚育觀念和主導婚育行為。在晚婚與不婚現象日益常見、單人戶規模與占比激增的長期趨勢下，有助于生育、養育和教育功能實現的直系家庭和標準核心家庭也難以擺脫進一步萎縮的命運。相反，不利于提振生育水平的夫妻核心家庭則逐漸擴張。盡管日本政府為提升生育率在政策法規制度、人力、物力和財力等諸多方面給予家庭建設以巨大投入，但家庭結構變遷的非生育友好性是其難以奏效的根本原因。

（二）對社會發展的影響：深化超單身社會與超老化社會特征

單人戶激增將日本帶入超單身社會^［32］。未婚獨居、離婚獨居和喪偶獨居是單人戶的主要構成。隨著初婚推遲、結婚率下降、終身不婚率提高、離婚率上升、女性老年人喪偶率提高和獨居發生率增大，日本單人戶激增態勢將長期化，這將導致其由單身社會向超單身社會演進。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和基本組成單位，家庭穩定和睦是社會穩定和諧的基礎。超單身社會的形成將加劇日本社會的個體化程度，不利于社會長期穩定。另外，隨著平均預期壽命進一步延長，人口年齡結構由老齡化進一步向高齡化發展，老年獨居家庭（老年人單人戶）和老年空巢家庭（老年人夫妻核心家庭）的規模和占比還將進一步增加，社會養老壓力將空前增大，社會活力將急劇下降。

（三）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強化低欲望社會與經濟停滯的關系

家庭結構變遷主要從需求側影響經濟發展，家庭消費需求是消費刺激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源。單人戶激增將導致與生育養育教育有關的住房、汽車、日常生活、健康和旅游等消費需求下降。夫妻核心家庭增多和直系家庭減少將不利于滿足生育養育教育的消費需求擴張及消費水平提高。同時，老年人消費集中于健康醫療等非生產性消費，老年人單人戶和老年人夫妻核心家庭戶的持續增加將進一步強化日本低欲望社會^［33］的特質。低欲望社會的形成和固化將導致日本經濟發展缺乏消費動力，從而使經濟發展陷入長期停滯的風險進一步加劇。當然，家庭結構也會從供給側影響經濟發展，比如老年人單人戶和老年人夫妻核心家庭以及勞動年齡人口單人戶或青少年蟄居族^［11］增多將減少勞動力市場的供給水平。

（四）對文化觀念的影響：加深無緣社會特征及孤獨死問題

單人戶激增進一步加劇了家庭規模結構小型化和家庭世代結構扁平化。同時，日本的恥感文化和不給他人添麻煩的社會心理較強，它與單人戶增多相互作用、相互促進，最終將日本帶入無緣社會。高齡化、少子化、失業、不婚和城市化共同造就了這樣一批人：他們活著，沒有人和他們聯系；他們沒有工作，沒有配偶，沒有兒女，也不回家鄉；他們死了，沒有人知道，即使被發現，也沒有人認領他們的尸體，甚至無法知道他們姓甚名誰，其人生被總結為寥寥幾個字的遺骨認領布告，他們被稱為“無緣死者”。他們所在的社會也會漸漸從“有緣社會”變成“無緣社會”。日本每年3.2萬人走上“無緣死”的道路^［34］。

結? 語

家庭既是社會的基本組成單位，也是最基本的社會組織。在人口、經濟、社會和文化等多源驅動力下，家庭結構處于持續變動之中。反過來，家庭結構變化必然導致家庭關系和家庭功能變化，而家庭變革又會對人口、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具有重要和關鍵的影響。

基于1960—2020年國勢調查數據的實證分析，本研究發現，日本家庭戶總量持續擴大的同時其平均家庭戶規模不斷縮??；其家庭結構變動的總體趨勢是核心家庭穩定、直系家庭衰落與單人戶崛起；核心家庭變動的總體特征是標準核心家庭萎縮、夫妻核心家庭擴張與缺損核心家庭微增。本研究認為，一方面，日本家庭結構變動是多元力量共同驅動的結果。這些驅動力主要包括：少子老齡化、經濟發展停滯與女性勞動參與率提升、“家”制度崩潰與家庭關系平等化、單身風潮與女性思想解放等人口、經濟、社會和文化變遷。另一方面，日本家庭結構變動對其人口、社會、經濟、文化和政治發展等產生深遠影響。這些影響主要包括：加劇其低生育水平問題、深化其超單身社會和超老化社會特征、強化其低欲望社會與經濟停滯的關系、加深無緣社會特征與孤獨死問題。

當前，中國正處于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征程中，如何以人口高質量發展支撐中國式現代化？如何保持適度人口規模和提高人口素質以助力人口高質量發展？如何加強家庭建設和支持家庭有效發揮生育養育教育功能和養老功能來保持適度人口規模和維持適度生育水平？這些都是亟須加快研究和采取有力有效措施應對的重大問題。與已經實現現代化的美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中國與日本之間具有較強的文化相似性，針對日本家庭結構的歷史變遷、動力機制及后果影響的研究能為這些問題的回答提供有益的啟示。比如，中日兩國同樣面臨著老齡化、少子化和結婚率下降、晚婚率及不婚率提高，中國可以充分吸取日本的經驗教訓，特別是日本為提振婚育水平而出臺的各類經濟社會與家庭政策及其效果能夠為中國學界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一定的參考與借鑒。

［參考文獻］

［1］禹碩基.戰后日本家庭結構與家庭功能的變化［J］.日本研究，1992（4）：63-65+85.

［2］王化波，孟秋麗.日本的家庭結構現狀及變化趨勢分析［J］.東北亞論壇，2000（1）：79-81.

［3］吳建華，潘光偉，黃海.近代以來日本家庭結構與功能的變遷［J］.西南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0（5）：166-171.

［4］石原邦雄.日本家庭研究動向及日中家庭研究課題［J］.社會學研究，2000（6）：5-9.

［5］馬春華.當代日本家庭變遷和家庭政策重構：公共資源的代際再分配［J］.社會發展研究，2017，4（3）：69-97+243.

［6］王偉.日本社會變遷及其對中日關系的影響［J］.日本學刊，2022，190（4）：96-114+162.

［7］譚亞楠.淺析日本的家庭形式——以核心家庭為例［J］.山西青年，2017（19）：92.

［8］王國華.日本農村直系家庭的歷史變遷與女性問題研究［J］.中華女子學院山東分院學報，2010（5）：62-66.

［9］佚名.2040年日本“單身戶”家庭將占四成［J］.世界知識，2018（3）：78.

［10］胡澎.困境與突圍：日本女性的婚姻、家庭與事業［J］.群言，2017（3）：33-36.

［11］師艷榮，孫麗.家庭變遷視野下的日本青少年蟄居［J］.中國青年社會科學，2016，35（6）：94-99.

［12］王偉.日本家庭養老模式的轉變［J］.日本學刊，2004（3）：98-109.

［13］王偉.日本家庭變遷與老年人問題［J］.日本學刊，2001（1）：126-139.

［14］劉冰.戰后日本家庭觀念的變遷研究（1945—2019）［D］.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2020：1.

［15］田曉虹.近代日本家庭制度的變遷［J］.社會科學，2008（2）：91-98+190.

［16］張冬冬.二戰前后日本婚姻家庭制度變化及其現代影響［J］.日本研究，2017（3）：82-87.

［17］YASUHISA TAKEDA， ICHIRO KAWACHI， ZENTARO YAMAGATA， et al. Multigenerational family structure in Japanese society： impacts on stress and health behaviors among women and men［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04，59（1）：69-81.

［18］SHINICHI TANIHARA， CHINAMI AKASHI， JUNICHI YAMAGUCHI， et al. Effects of family structure on risk of institutionalisation of disabled older people in Japan［J］. Australasian Journal on Ageing， 2014，33（4）：12-17.

［19］KISUYO KASUGA. Changing family structure and elder abuse issues in Japan［J］. Geriatrics & Gerontology International， 2004，4（1）：226-228.

［20］YUZHUO HUANG， YOSUKE SHIGETOMI， KENICHI MATSUMOTO. Evaluating carbon inequality by household type and income level across prefectures in Japan［J］. Sustainable Cities and Society， 2022，87（6）：1-14.

［21］王躍生．百年來中國家庭結構研究的回顧與展望［J］．杭州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43（ 5）： 79-88.

［22］王磊，周家璇，陳銀虎.日本單身經濟研究［J］.日本問題研究，2022，36（4）：27-39.

［23］梁穎.日本的少子化原因分析及其對策的衍變［J］.人口學刊，2014，36（2）：91-103.

［24］王偉.日本少子化進程與政策應對評析［J］.日本學刊，2019，169（1）：117-135.

［25］邱紅，趙騰騰.日本生育水平變化分析［J］.人口學刊，2017，39（5）：94-102.

［26］茅倬彥，申小菊，張聞雷.人口慣性和生育政策選擇：國際比較及啟示［J］.南方人口， 2018，33（2）：15-28.

［27］落合惠美子.21世紀的日本家庭：何去何從［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110-123.

［28］師艷榮.日本女性M型就業模式的變遷及發展趨勢［J］.日本問題研究，2013，27（1）：84-90.

［29］田曉虹.戰后日本婚姻關系的整合與沖突［J］.日本研究，2001（3）：58-64.

［30］周曉霞，劉岳兵.近代日本女性解放思想先驅的女權思想探析——以自由民權運動時期女性民權家為中心［J］.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31（5）：113-119.

［31］馬紅娟.戰后日本女性社會地位的變化［J］.日本學刊，1996（1）：125-136.

［32］荒川和久.超單身社會［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2：144-148.

［33］大前研一.低欲望社會［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8：230-231.

［34］日本NHK特別節目錄制組.無緣社會［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8：267-268.

［責任編輯? 王雅坤］

A Study on Changes of Family Structure in Japan

WANG Lei¹， ZHANG Zhuoran²

（1.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Labor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6， China; 2.School of Economy，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Abstract：? Family is the basic unit of social composition， and the family structure affects the overall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population through its direct effect on family relations and family functions. Based on the data of previous national surveys，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describes the overall situation and prominent characteristics of family structure changes in Japan from 1960 to 2020， and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family structure changes and its impact on Japans population， so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ly， while the total number of Japanese households continues to expand， the average size of the households keeps shrinking. Secondly， the overall trends of Japanese family household structure include the stability of nuclear families， the decline of stem families and the rise of single households. Lastly， the overal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ange of nuclear families include the shrinkage of the standard nuclear families， the expansion of the nuclear families consisting of only one couple and the slight increase of single-parent nuclear families.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multiple driving forces of Japanese family structure change are demographic，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causes including sub-replacement fertility and aging population， stagn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crease of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 collapse of family system and equality of the family system， and the trend of staying single and emancipation of womens mind. The changes of Japanese family structure have a profound impact on its population， soci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family structure; change; Japan; driving for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