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地區綠色金融與產業結構升級耦合協調研究

楊 霞, 汪懿鑫

(湖北工業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 湖北 武漢 430068)

在國家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宏觀背景下,產業結構升級成為改革的重點內容,而綠色金融推動資本從高污染行業更多地流入低碳行業,從而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為我國經濟轉型提供重要支撐作用。另一方面,產業結構升級反過來對綠色金融提出更高需求,激勵綠色金融加快發展。

已有文獻對區域層面綠色金融與產業結構升級相關關系的研究較少,且我國中部地區產業結構存在的重化工產業發展路徑依賴、傳統工業企業產值比重高、服務業發展滯后等特征與問題具有代表性。于是,本文將中部六省作為研究對象,探究綠色金融與產業結構升級的耦合協調發展關系,為優化產業結構以實現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理論依據。

1 文獻綜述

關于綠色金融與產業結構升級之間的關系,錢水土[1]等(2019)研究得出綠色信貸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促進作用。張婷[2]等(2022)重點分析環境規制在其中的中介作用。斯麗娟[3]等(2022)認為綠色金融改革創新試驗區試點政策的實施具有顯著效果。高錦杰[4]等(2021)研究結果表明,綠色金融對污染產業有明顯的抑制作用,對環保產業有顯著的促進作用,進而顯著推動了產業結構生態化。

少部分學者注意到產業結構升級反向促進綠色金融發展,并針對綠色金融與產業結構升級的協同發展關系開展研究。Marcel Jeucken[5](2010)等較早得出金融結構和產業轉型之間存在動態協調關系的結論。邵學峰[6]等(2021)驗證了新制度經濟學的制度均衡理論,認為金融制度要與綠色產業的發展需求相一致。胡懷敏[7]等(2021)研究發現綠色金融發展越快的區域,綠色金融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促進作用以及兩者間耦合協調度越高,正外部溢出效應也越發顯著。針對兩者之間關系的研究都忽視了產業結構升級對綠色金融的反向促進作用及兩者的協同發展關系。本文聚焦于中部六省,構建綠色金融和產業結構升級的綜合指標體系,在研究綠色金融對產業結構升級促進作用的同時,關注產業結構升級對其反向激勵作用,探究區域綠色金融與產業結構升級間的耦合協調關系。

2 綠色金融與產業結構升級指標體系的構建

2.1 樣本選取與數據來源

研究選取我國中部六省為研究對象,樣本周期為2011—2020年。指標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等,綠色證券數據來源于同花順數據庫。

2.2 綠色金融發展水平指標體系構建

2.2.1綠色金融發展指標利用面板數據構建區域綠色金融發展指標體系。從綠色信貸、綠色證券、綠色保險、綠色投資四個方面[8]構建區域綠色金融發展指標體系,依熵值法對指標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并計算各指標的權重。

2.2.2綠色金融發展水平測度由測度結果可知,中部地區綠色金融發展水平偏低,除安徽省外均低于0.5。大部分省份綠色金融發展水平在波動中穩步上升,特別在2011—2016年,各省綠色金融水平增長幅度較大(圖1),說明此時各地開始重視環境保護工作,也意識到發展綠色金融的重要性。近10年中部六省綠色金融發展總體平穩,部分省份略微呈倒U趨勢且2020年下降明顯,這一點與黃雯[9]等(2022)對全國綠色金融水平測度結果相似。

圖1 2011-2020年中部六省綠色金融發展水平

2.3 產業結構升級指標體系構建

2.3.1指標選取產業結構升級指標體系從產值結構、就業結構、產業結構合理化和高級化四個方面構建,綜合測度區域產業結構升級水平。依熵值法對各指標進行標準化處理,計算各指標權重(表2)。

表2 產業結構升級水平指標體系

2.3.2產業結構升級水平測度從各省產業結構升級綜合水平(圖2)來看,中部地區整體的產業結構升級發展趨勢不斷向好。其中排名靠前的是江西省與山西省,均值水平超過了0.5,其他省份均值也接近0.5,且近兩年(尤其2020年)六省產業結構升級的綜合水平逐漸相近,說明中部六省的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水平差距不明顯,不排除區域空間地理位置對產業結構帶來的影響。

圖2 2011-2020年中部六省產業結構升級水平

3 實證研究

3.1 理論依據

綠色金融通過資本形成、資金導向、信息傳導、產業整合、風險管理等作用機制支持產業結構升級。需求方面,綠色金融注重社會責任的發揮,增加對環保、節能減排等企業項目的資金支持,引導政策制定及實施;供給角度,綠色金融發起主體大力支持與保護環保企業的正常運行,并提供不同期限的資金支持,支撐綠色產業成為市場經濟的主導,形成產業結構升級,實現可持續發展。

另一方面,產業結構升級意味著屬于第三產業的金融業得到快速發展,也意味著綠色產業(即綠色金融可支持的對象)增多,說明產業結構升級反過來對綠色金融發展提出更高需求,促進綠色金融發展,具有反哺意義。由此看來,綠色金融與產業結構升級之間具有良性循環與相互促進的協同關系,滿足相互耦合協調的基本規律。

3.2 耦合協調度模型

耦合表征多個系統在發展過程中的互動與聯系,一般用來研究兩個系統存在的相互依賴、協調與促進的動態聯系。建立綠色金融與產業結構升級的耦合度模型:

(1)

其中:U1,U2分別代表系統綠色金融發展和產業結構優化的綜合評價值;耦合度C∈[0,1]。

利用耦合協調度模型來測度兩系統間的相互聯系與發展水平。耦合協調度模型:

(2)

其中,D∈[0,1]為系統之間的耦合協調度;T為綜合協調指數,反映兩系統的發展水平及協調效應;?、β為待定參數,表示各系統的重要程度,將?、β均取值0.5。

3.3 實證分析

參考王琦[10]等(2015)構建綠色金融發展—產業結構升級耦合階段劃分以及耦合協調度評價標準(表3、4)。

表3 綠色金融發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耦合階段劃分

表4 綠色金融發展-產業結構升級耦合協調度評價標準

經過計算,得出中部六省綠色金融發展水平與產業結構升級耦合度與耦合協調度的測度結果(表5、6)。

表5 綠色金融發展水平與產業結構升級耦合度結果

表6 綠色金融發展水平與產業結構升級耦合協調度結果

2011-2020年,中部地區綠色金融與產業結構升級的耦合度均處于拮抗階段,即中部地區綠色金融發展水平整體偏低,且對產業結構升級的貢獻較小。從時間角度分析,各省耦合度大體上隨時間推移逐步上升,在2020年耦合度略有下降,具體原因可能為疫情影響,綠色金融發展略有停滯。這也進一步說明,綠色金融發展水平對綠色金融與產業結構升級間的耦合度具有正向影響。

從空間角度分析,中部六省中只有江西省在2011-2012年耦合度未超過0.4,這對應了江西省在這兩年的綠色金融發展不足0.1的水平。湖北省、安徽省、湖南省、河南省及山西省2011-2020年的耦合度均接近0.5的水平,處于從拮抗階段向磨合階段過渡期。雖然現階段綠色金融發展水平對產業結構升級的貢獻不高,但通過提高綠色金融發展水平,可以較好地引導產業結構升級,使兩者逐步形成良性耦合。

從時間維度上看,中部整體的綠色金融發展水平與產業結構升級耦合協調度2011-2020年逐步上升,較為均衡地分為3個階段:2011-2012年耦合協調度偏低不足0.4,瀕臨失調,此時綠色金融發展滯后處于初期階段,對產業結構升級貢獻較小;2013-2017年處于低度耦合協調水平,隨著綠色金融相關政策陸續出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我國產業結構升級產生積極作用,綠色金融與產業結構升級耦合協調度快速增長;2018年開始進入中度耦合協調水平的階段,綠色金融發展取得初步成效,綠色信貸、綠色債券、碳金融等金融工具正式發行與落實,產業結構也正向合理化、高級化逐步轉型。

從空間維度上看,山西省耦合協調度水平相對較高,其次是安徽省,這兩省可能作為能源大省節能降耗項目更多,政府深度重視綠色金融“四兩撥千斤”的作用;湖北、湖南兩個相鄰省份耦合協調度水平以及發展趨勢與中部整體近似,屬于均質化水平;樣本期初,江西省綠色金融發展水平以及耦合協調度屬中部地區最低,但自2017年入選國家首批綠色金融改革創新試驗區后,江西省綠色金融發展水平得到了顯著改善,2020年耦合協調度已超過中部平均水平;河南省在2020年還未達到中度耦合協調水平,應進一步加強其綠色金融發展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力度?？傮w來看,中部六省綠色金融與產業結構升級的耦合協調度從樣本期初的較大差異到逐漸相近,區域協同發展使得六省的空間關聯性隨時間推移不斷增強。

4 結論與建議

4.1 結論

1)近10年來,中部地區綠色金融與產業結構升級耦合協調度趨于平穩上升,且趨勢明顯。

2)六省均經歷了由瀕臨失調到低度協調,如今幾乎都處于中度耦合協調階段,呈緩慢增長態勢,但協調度還不夠高,上升空間較大。

3)在中部地區,隨著綠色金融趨于規?；?、成熟化,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作用效果將更加顯著,兩者間的耦合協調度水平也會越來越高。

4.2 建議

1)加快中部地區綠色金融發展。政府層面,盡力完善綠色金融相關的法律法規,在政策支持上以激勵機制引導相關主體積極參與綠色金融。監管方面,除了約束環境污染行為、鼓勵企業綠色轉型,還應完善綠色金融監管體系,使金融監管跟上金融創新的步伐;金融機構層面,在加快建設綠色金融市場機制的同時,要注重提升綠色金融水平,加快創新綠色金融產品及業務模式,完善綠色金融人才建設體系;社會層面,國家政策和環保項目的實施離不開社會各界的支持與參與,各類企業要明確綠色生產的理念,投資者要增強綠色環保意識,將綠色發展視為社會發展的一個長期且明確的目標。

2)因地制宜發揮各地產業優勢。素有中國煤都之稱的山西省屬于資源依賴型地區,當務之急應利用高新技術提高資源要素利用率,同時警惕資源過度消耗;湖北省是我國重要的工業省份,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和培育新興產業需兩手抓,重點打造湖北省碳排放權交易中心這一區域性碳交易平臺;江西省于2017年入選國家首批綠色金融改革創新試驗區,可以借此機會推動綠色金融改革向縱深發展;湖南省產業發展同樣以勞動密集型和高消耗、高污染產業為主,需金融部門方面加大對高新技術產業的支持;安徽省綠色金融發展水平相對較高,但其發展進程和資源優化配置、產業結構升級的目標要求還不相匹配,需進一步提高綠色金融政策協調性;河南省的綠色金融與產業結構升級發展水平較為滯后,后續應積極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第三產業,優化企業生存環境,從而促進產業合理分布、協調發展。

3)提高區域綠色金融與產業結構升級之間協同效應。在發展綠色金融的同時,應立足本地產業發展需要,制定區域綠色金融發展規劃,提升綠色金融與產業結構升級的耦合協調度。加強中部地區省際綠色金融項目交流與協作,積極發揮綠色金融帶來的激勵引導作用與規模效應,帶動各省綠色產業發展,從而助推區域以及全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首先,應由中部各省省會及新一線城市發揮支撐引領優勢,強化輻射帶動功能,優化全省乃至整個中部地區的發展布局;其次,素有魚米之鄉之稱的中部六省,應該發揮生態優勢,強化生態承載功能,形成綠色生產生活方式;最后,推動中部地區產業協同發展,深化六省合作,聚集人才、資金、技術和數據要素,讓創新鏈、產業鏈、供應鏈、要素鏈、制度鏈深度耦合,建設我國區域協調發展示范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