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移支付、稅收征管與企業生產率*

岳林峰 馬海濤 孫景冉

一、引言

轉移支付作為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財力的補充，自分稅制改革后，在地方政府財力中的重要性不斷提升。截至2022 年，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已經達到地方政府一般公共預算內收入的81.4%。①數據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www.mof.gov.cn)。在當前的轉移支付制度設計中，核心在于怎樣在平衡地區間發展的同時保證資金的使用效率。作為實際支配者，地方政府的行為在轉移支付增加后的變化情況會直接影響轉移支付資金的使用效率。其中，地方政府稅收行為受轉移支付的影響情況長期受到學術界的關注。轉移支付的增加會降低地方政府的稅收努力程度已經得到了較為普遍的認同(喬寶云等，2006；張恒龍和陳憲，2007；劉勇政和趙建梅，2009；呂冰洋和張凱強，2018)。文獻指出，這一現象意味著轉移支付資金的效率可能受到地方政府行為的影響。但是，稅收負擔的變化又會影響企業的經營情況。稅收負擔的下降能夠使得企業的生產經營能力得到改善(鄭寶紅和張兆國，2018)。從這一角度來看，轉移支付資金也可能通過地方政府的稅收行為給企業經營帶來了幫助。這意味著，轉移支付資金的使用可能存在高效之處，有助于提升地方經濟的運行效率。

自1994 年分稅制改革后，地方政府對中央政府的轉移支付依賴程度逐漸提高。相應地，轉移支付資金也對地方政府行為產生了較大影響。相比于明確了具體用途的專項轉移支付而言，無明確用途的一般性轉移支付可以由地方政府自主支配，所以常被認為是影響地方政府行為的主要方面。其中的主要邏輯在于，一般性轉移支付與稅收收入均是地方政府預算的重要組成部分，其規模的變化會改變稅收收入對地方政府的重要性。故而，一般性轉移支付規模的變化可能會通過預算約束對地方政府的稅收行為產生影響。

現有文獻中關于一般性轉移支付對地方政府稅收行為的影響存在一定的爭論。早期的研究認為一般性轉移支付存在“粘蠅紙效應”，使得地方政府為了提高政府支出規模，在轉移支付增加后會進一步提高稅收努力程度(Hines 和Thaler，1995；李永友和沈玉平，2009；Egger 等，2010)。但是，隨著研究的深入，越來越多的研究認為一般性轉移支付與地方政府稅收努力間存在替代效應，從而使得稅收努力程度伴隨轉移支付的增加而下 降 (Bahl，1971，1972；Inman 和Albright，1987；Peterson，1997；Litvack 等，1998；呂冰洋和張凱強，2018)。由此觀之，部分資金被地方政府讓渡給了企業，使得一般性轉移支付資金的使用效率可能受到影響。但是，稅收負擔作為影響企業經營決策的重要因素，其下降能夠給企業的生產經營帶來正面效果。例如，稅收負擔的下降有助于提高企業投資率 (許偉和陳斌開，2016)、提高資本與勞動產出效率 (申廣軍等，2016)、提高企業勞均增加值增速(李明等，2018)、提高企業產出與就業(尹恒和遲煒棟，2022)，甚至提高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于文超等，2015；Liu 和Lu，2015；鄭寶紅和張兆國，2018)。上述研究結論說明，通過地方政府稅收行為的變化，轉移支付可能會給企業經營帶來正面影響。

基于上述研究背景，本文嘗試在轉移支付與地方政府稅收努力的文獻基礎上作進一步的推進，關注轉移支付通過地方政府稅收行為的變化對企業生產效率的影響?；?998—2007 年地市縣財政統計資料與工業企業數據，本文借助2000 年實施的民族地區轉移支付政策，使用雙重差分法研究一般性轉移支付的增加對地方政府所得稅征管①之所以關注地方政府的所得稅征管行為，是因為在中國的稅收征管實踐中，相較于增值稅所具備的上下游企業間的稅款抵扣規則，地方政府在所得稅征管中更具有自由裁量權。與企業生產率的影響。本文發現，平均而言，一般性轉移支付的增加降低了當地企業面臨的所得稅實際稅率，并且顯著提高了當地企業的生產率。與現有文獻相比，本文可能的貢獻在于:第一，不同于現有文獻中認為的一般性轉移支付資金低效的觀點，關注轉移支付通過地方政府稅收努力程度下降給企業生產率帶來的正面作用，補充了一般性轉移支付資金使用效率的正面證據；第二，作為對企業生產率相關研究的有益補充，明確了一般性轉移支付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中可能發揮的作用。

二、文獻綜述

一般性轉移支付制度作為分權體制下縮小地區間財力差距的重要制度設計，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常會對地方政府的行為產生影響。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分權體制下的地方政府在政策執行過程中存在一定的自由裁量權。尤其是，一般性轉移支付資金與稅收收入同時進入地方政府的預算約束。因此，當一般性轉移支付規模發生變化時，稅收對于地方政府的重要程度也會發生變化，從而影響地方政府的稅收行為。

中國的地方政府常面臨著相對嚴格的預算約束。同時，分權體制下的地方政府在政策執行過程中也存在一定的自由裁量權。因此，在收入受到負面沖擊或沒有額外的財力來源時，地方政府為了滿足支出需求會通過多種方式增加財政收入。例如，Han 和Kung(2015)發現財力下降的地方政府有增加土地出讓的激勵。陳曉光(2016)利用受農村稅費改革的自然實驗進行檢驗，發現受政策沖擊更大的縣會有更強的稅收征管激勵。一般性轉移支付的增加能夠給地方政府的財力提供正面的幫助，使其對稅收資金的依賴程度下降，因此，可能會影響地方政府的稅收征管行為。

但是，從過往的文獻來看，一般性轉移支付對地方政府稅收行為的影響如何并不確定，其中存在兩種不同的機制:“粘蠅紙” 效應與稅收替代效應?！罢诚壖垺?效應是指一般性轉移支付增加后地方政府的支出傾向會隨之提高，從而需要籌集更多的稅收收入以滿足相應的支出需求，使其稅收努力程度提高(Hines 和Thaler，1995；李永友和沈玉平，2009；Egger 等，2010)。①文獻中也將類似的情形稱為稅收競爭效應(呂冰洋和張凱強，2018)，指的是一般性轉移支付的增加會降低地方政府間通過降低稅率進行的稅收競爭強度，相應地，稅收努力程度提高(Bucovetsky和Smart，2006；Buettner，2006；Liu，2014)。稅收替代效應是指，如果地方政府認為一般性轉移支付收入與稅收收入間存在收入上的替代關系，則隨著一般性轉移支付的增加，地方政府稅收努力程度下降。隨著研究的深入，基于中國的研究普遍發現，一般性轉移支付與地方政府稅收努力間主要存在的是替代效應。(喬寶云等，2006；劉勇政和趙建梅，2009；胡祖銓等，2013；呂冰洋和張凱強，2018)。雖然地方政府不具備稅收立法權，但是其稅收努力程度的下降(即稅收征管過程中的嚴格程度或執法力度的下降)，會使企業面臨的實際稅率下降(陳曉光，2016)。這一現象意味著，地方政府向企業讓渡了部分轉移支付資金，可能弱化了一般性轉移支付的使用效果。

但是，從另一角度看，企業稅收負擔的變化會直接對企業的生產經營過程產生影響。例如，申廣軍等(2016)發現企業稅收負擔的下降能夠刺激固定資產投資的增加，并提高企業的資本與勞動產出效率。許偉和陳斌開(2016)發現稅收負擔的下降會提高企業的投資傾向。李明等(2018)發現所得稅減稅能夠提高企業的勞均增加值增速。進一步地，稅收負擔的下降也有助于企業生產率的提高。Liu 和Lu (2015)發現稅收負擔的下降會通過刺激投資促進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鄭寶紅和張兆國(2018)基于上市公司數據的研究發現，企業所得稅稅率的下降會通過優化資源配置、增加研發投入等途徑提高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

上述文獻的結論表明，一般性轉移支付的增加通過降低地方政府的稅收努力程度，可能對當地企業的生產經營起到幫助作用，甚至使企業的生產率得到提高。然而，文獻中卻缺乏對一般性轉移支付該方面效果的探討。一方面，在研究轉移支付對地方政府稅收征管行為影響的文獻中，缺少對于一般性轉移支付經過地方政府稅收征管行為的變化所產生影響的探討；另一方面，在研究稅收負擔對企業經營所產生的影響的文獻中，缺少對于導致企業稅收負擔變化的財政機制的探討?；谖墨I中的實際情況，本文嘗試在上述兩方面文獻的基礎上對一般性轉移支付通過地方政府稅收努力程度的變化對企業生產經營行為產生的影響作進一步分析。若當地企業的生產率水平在一般性轉移支付增加后得到了明顯的提高，則意味著，一般性轉移支付為地方企業生產效率的提高提供了正面的幫助。

三、制度背景與理論分析

(一)民族地區轉移支付制度

中國的民族地區轉移支付制度始于2000 年。為了配合“西部大開發” 戰略的實施，促進民族地區經濟增長，提高基本公共服務能力及推進各項事業的發展，國務院決定自2000 年起加大對民族地區的轉移支付力度。民族地區轉移支付并未明確具體的用途，可由民族地區政府自行支配，屬于一般性轉移支付。2000—2005 年，民族地區轉移支付的范圍劃定為五個少數民族自治區，青海、云南、貴州等三個財政體制上視同民族地區對待的省份，以及吉林延邊、甘肅臨夏等八個非民族省區的少數民族自治州。2006 年后，為了統一民族地區政策，又將非民族省區及非民族自治州管轄的民族縣納入轉移支付范圍。①在實證分析中，我們剔除了2006 年后才納入轉移支付范圍的民族縣。

圖1 中的左圖報告了歷年獲得民族地區轉移支付的縣的個數，2001—2005 年間，每年獲得民族地區轉移支付的縣有300 個左右，在2006 年擴圍后，享受這項轉移支付的縣超過了400 個。②這些縣中不包括新疆、寧夏、西藏、青海四個省份，因為《全國地市縣財政統計資料》中這些地區的民族地區轉移支付數據缺失?？紤]到擴圍的民族縣在獲得轉移支付前可能已經有所預期，因此本文在后續的實證過程中刪除了擴圍的民族縣樣本(在后續的穩健性分析中，本文也重新納入這部分樣本進行交錯雙重差分估計)。圖1 中右圖展示了歷年縣級政府所獲得的民族地區轉移支付均值變化情況，可以看出，民族縣的轉移支付趨勢不斷上漲，相較于非民族縣，其額外獲得了一筆規?？捎^的轉移支付資金。③在本文樣本中，民族地區轉移支付占民族縣自有財力比重的均值約為24%。

圖1 獲得民族地區轉移支付的縣個數與轉移支付規模

(二)理論分析

中國的地方政府常面臨著多重任務和預算約束下的最優決策問題。其中，多重任務來源于上級政府對下級政府的考核目標。由于考核目標的完成情況是影響地方官員晉升的關鍵因素，因此地方政府有激勵去完成考核目標的要求。而在諸多考核目標中，經濟增長是較重要的目標之一(Li 和Zhou，2005)，因此，經濟增長長期以來是地方政府關注的焦點。但同時，中國的地方政府也面臨著預算約束問題。這主要是由于，分稅制改革后，財權逐步上移，事權逐步下移，地方政府能夠獲取的稅收收入往往難以滿足其支出需求，從而導致其常面臨著較為嚴重的財政負擔。這兩方面背景意味著，地方政府需要在經濟增長與財政負擔之間進行權衡。

隨著分稅制改革的推行，轉移支付作為彌補地方政府財力缺口的政策工具，對地方政府的重要性逐步增加。規模不斷增加的轉移支付資金極大地緩解了地方政府的預算約束問題，但也會對地方政府的行為造成影響。隨著預算約束的緩解，地方政府對稅收收入的依賴程度會下降。并且，隨著轉移支付的增加，地方政府有激勵通過放松稅收征管強度來換取企業的發展，以期帶來更高速的經濟增長。這一邏輯也常被稱為轉移支付對稅收的“替代效應”①從地方政府現實運行的角度來看，其在轉移支付資金與稅收收入之間進行替代也是合理的。其原因在于，上級政府每年對地方政府制定的稅收任務是基于其上年的稅收收入設定增速的。若地方政府本年稅收收入較高，則意味著其下年需要獲得的稅收收入更高。因此，地方政府往往并不會主動去提高本年的稅收收入(田彬彬等，2020)。這一事實意味著，當地方政府獲得了更多的轉移支付資金后，其可能并無激勵去提高稅收努力程度。(呂冰洋和張凱強，2018)，即稅收收入與轉移支付之間存在替代關系。②在經濟增長的考核目標和預算約束的背景下，若轉移支付對某些地方政府的稅收行為沒有影響(即替代關系不存在)，則意味著這些地區可能并未面臨嚴格的預算約束。在原有的財力下，這些地區已經能夠達到其最優的實際稅率。在實證部分，我們也嘗試對這種情況進行探究。中國的區域間經濟發展呈現出東部相對發達、中西部相對落后的特點，因此東部地區的地方政府財力往往相對充裕。那么，若在這些地區，隨著轉移支付資金的增加，地方政府的稅收征管努力程度仍然會下降，則表明轉移支付與稅收收入之間的替代關系可能是普遍存在的。所以，在后續的實證部分，我們將樣本限定在了東部地區，來考察這種替代效應在東部地區是否存在。因篇幅所限，本文省略了相關圖表的報告，感興趣的讀者可在《經濟科學》官網論文頁面“附錄與擴展” 欄目下載，相關的實證結果報告于表A8。從表中報告的結果可以看出，即便將樣本限定在東部地區，仍然呈現出隨著轉移支付資金的增加，企業所得稅實際稅率下降的結果。因此，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轉移支付與稅收收入之間的替代關系可能是普遍存在的。

從理論上來說，稅收楔子的存在扭曲了企業的生產經營決策，因此稅收負擔的增加不利于企業生產效率的提高。從現實情況來看，稅收負擔的增加會使企業的資金狀況首先受到負面影響。進一步地，企業生產、投資活動的稅后凈收益也會下降，從而企業在生產、投資等方面的激勵都會受到抑制，阻礙企業生產率的提高。因此，隨著稅收負擔的下降，企業的可支配資金量增加，會便利企業的生產經營過程。同時，稅后凈收益的增加，會激勵企業增加投資，提高生產效率 (Liu 和Lu，2015；鄭寶紅和張兆國，2018)。

對于企業的生產經營來說，提高生產效率的因素主要來自先進技術或設備的應用。因此，企業可支配資金的增加可能會使其增加研發活動與固定資產投資。企業生產技術的改善是提高生產效率的一個重要方面，研發活動是創新生產技術的關鍵因素。而研發活動的開展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企業在資金緊缺的情況下，往往難以維持研發投入。因此，生產效率的提高受到了阻礙。隨著企業稅收負擔的下降，一方面，企業的資金狀況得到改善，為企業提高研發活動強度提供了基礎條件。另一方面，企業面臨的扭曲情況減少，能夠從生產效率提高中獲得的凈收益增加。因此，企業也有激勵進一步開展研發活動(鄭寶紅和張兆國，2018)。而新技術的產生常表現為企業無形資產的增加，因此企業研發活動產出的變化可能在無形資產中有所體現。

企業生產設備的更新是提高生產效率的另一個重要方面。這一機制可以被稱為“固定資產投資渠道” (張杰，2019)，表現為企業購買較為先進的生產設備，通過體現型技術進步來提高生產率。固定資產投資渠道是發展中國家企業提高生產效率的一個主要渠道。這是由于發展中國家的創新基礎相對較為薄弱，研發活動開展的效率不高，從而同時需要依靠購買較為先進的生產設備來實現生產效率的提高。而在資金緊缺的情況下，企業難以通過固定資產投資渠道提高生產率。但是，隨著企業稅收負擔的下降，企業不僅具備了增加固定資產投資的物質基礎，而且在稅后凈收益提高的激勵下，有增加固定資產投資的意愿。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發現，轉移支付的增加會使得地方政府的稅收努力程度下降，隨之可能會通過稅收負擔的降低幫助當地企業改善資金狀況、研發和投資等方面的情況，從而提高當地企業的生產率。然而，實際情況究竟如何，還需要進行嚴謹的實證分析。本文在后續部分將通過民族地區轉移支付撥付的準自然實驗，來檢驗轉移支付的增加對當地企業的所得稅實際稅率、經營狀況及生產率的影響。

四、數據與實證策略

(一)數據來源

本文所用數據主要包括兩個部分:縣級經濟與財政數據；企業經營經營指標數據。其中，縣級經濟與財政數據來源于《全國地市縣財政統計資料》(1998—2007 年)，企業經營指標數據來源于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1998—2007 年)?！度珖厥锌h財政統計資料》中包含了詳細的轉移支付數據，其中包括了縣級政府獲得的民族地區轉移支付資金金額，可以幫助本文確定享受這項一般性轉移支付的縣級政府。工業企業數據庫中包含了企業的生產、財務、稅收、所有制類型等指標，可以較為方便地用于企業生產率的計算。

(二)實證策略

本文利用雙重差分的方式研究民族地區轉移支付資金對地方政府稅收征管努力程度及當地企業生產率的影響。其中，本文將處理組定義為獲得過民族地區轉移支付的縣，對照組為未獲得過民族地區轉移支付的縣。①這一處理組的選擇方式與李明和李德剛(2018)一致。本文通過比較獲得過與未獲得過民族地區轉移支付的縣之間企業所得稅稅率的差異性變化，刻畫一般性轉移支付對地方政府稅收征管行為的影響。進一步地，本文通過比較獲得過與未獲得過民族地區轉移支付的縣之間企業平均生產率的差異性變化，刻畫地方政府稅收行為的變化對企業生產率的影響。具體的實證方程如下:

其中，Yit主要表示兩個變量:縣內企業的平均所得稅稅率；縣內企業的平均生產率，包括OP 生產率、LP 生產率、GMM 方法計算的生產率。①具體的生產率估計方式與魯曉東和連玉君(2012)采用的方式一致。并且，后續實證結果中的機制探討部分也將會選取部分企業經營指標作為被解釋變量。Di為處理變量，若一個縣獲得過民族地區轉移支付則取1，否則取0。Tt為時間虛擬變量，在2000 年及以后的年份取值為1，在2000 年前取值為0。Xit為回歸中的控制變量，包括人均GDP (對數)、農業發展程度(第一產業GDP/GDP)、工業發展程度(第二產業GDP/GDP)、財政負擔率(財政支出與財政收入的比值)、地方的國有企業總數、地方企業競爭程度(企業利潤與增加值的比值的縣級平均)、地方企業生產集中程度(赫芬達爾指數)。δi為縣級固定效應，控制每個縣不隨時間變化的固定特征。Yeart為年份固定效應，控制不同年份間的宏觀沖擊。εit為殘差項。

在本文所使用的控制變量中，人均GDP 用于控制各地的經濟發展程度(馬光榮和李力行，2012；呂冰洋和張凱強，2018)；農業與工業的發展程度用于控制各地的產業結構情況(呂冰洋和張凱強，2018)；財政負擔率用于控制地方政府的財政收支情況(馬光榮和李力行，2012)；國有企業數量用于控制當地國有資本情況(陳曉光，2016)；企業的競爭與集中程度用于控制各地的企業競爭情況(陳曉光，2016)。表1 報告了本文實證過程中所使用變量的統計性描述。

表1 核心變量統計性描述

五、實證結果

(一)民族地區轉移支付對地方政府所得稅征管的影響

1.基準實證結果

本文首先基于式(1)實證分析民族地區轉移支付的撥付對地方政府所得稅征管行為的影響，相關的實證結果報告于表2。表2 中，第(1)列為未添加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第(2)列加入了控制變量，第(3)列進一步將聚類的層級由縣級調整至市級。從表中結果可以看出，一般性轉移支付增加，民族地區的平均企業所得稅稅率相較于非民族地區顯著下降。從第(2)列的結果來看，下降的幅度大約為1.8 個百分點。本文樣本中非民族縣內平均企業所得稅稅率為11.5%，上述結果意味著，民族地區轉移支付的增加使得民族地區的企業所得稅稅率平均下降15.7% (1.8/11.5)。

表2 民族地區轉移支付對所得稅稅率的影響

圖2 中報告了以事件研究法進行的動態效果估計結果。從圖中可以看出，在轉移支付撥付前(1999 年)民族縣與非民族縣間的企業所得稅稅率并無明顯差別。但是，在2000 年民族地區轉移支付撥付后，民族縣的所得稅稅率出現了顯著下降，并且隨著一般性轉移支付的撥付，呈現出了逐步下降的趨勢。該結果表明了本文關于地方政府所得稅征管基準實證結果的穩健性。

圖2 民族地區轉移支付對所得稅稅率影響的動態效應

圖2 的實證結果表明，隨著一般性轉移支付的增加，民族地區的企業所得稅征管力度下降。該結果與相關文獻中的結論一致，但進一步地，鮮有文獻關注所得稅稅率的下降對當地企業生產率的影響。本文在后續部分也將進一步關注這一所得稅稅率的變化對當地企業生產效率的影響。

2.穩健性檢驗

(1)安慰劑檢驗。為了排除本文基準實證結果可能受到的隨機因素的影響，我們進行了安慰劑檢驗。具體的方式為:按照基準回歸中處理組的數量隨機分配處理組虛擬變量與處理時點虛擬變量，重復500 次，觀察估計系數與顯著性的分布。①相關實證結果請見《經濟科學》官網“附錄與擴展” 中圖A1?？梢钥闯?，安慰劑檢驗得到的估計系數與顯著性均圍繞0 分布，與基準估計得到的估計系數之間存在較遠的距離。這表明本文關于企業所得稅實際稅率的實證結果并未受到隨機因素的驅動。

(2)交錯雙重差分估計量。本文的基準回歸考慮到異質性處理效應的問題，刪除了2006 年擴圍的民族縣樣本。在此，我們使用基于組別—時期平均處理效應加權得到的處理效應估計量(劉沖等，2022)，將這部分縣重新納入樣本。具體來說，我們選擇了Callaway 和Sant'Anna (2021)提供的估計量，來解決不同處理組面臨的異質性處理效應問題。②相關實證結果請見《經濟科學》官網“附錄與擴展” 中圖A2?？梢钥闯?，重新納入了擴圍的民族縣后，事前的平行趨勢仍然能夠較好地被滿足。同時，隨著民族地區轉移支付政策的實施，企業所得稅稅率呈現出逐步下降的趨勢。該結果與前述基準結果一致，表明了本文估計結果的穩健性。

(3)排除西部大開發政策的影響。西部大開發政策與本文所關注的民族地區轉移支付政策實施時點非常接近，并且西部大開發政策的覆蓋范圍與民族地區轉移支付政策的覆蓋范圍有較多重疊?？紤]到這對本文實證結果可能造成的影響，我們將樣本限定在西部地區并重復進行了基準實證回歸。這個做法的邏輯在于，位于西部地區內的民族縣與非民族縣都受到了西部大開發政策的影響，因此，二者間的主要區別在于是否獲得了民族地區轉移支付資金的支持。若此時民族縣與非民族縣之間的企業所得稅實際稅率仍能呈現出差異性變化，則進一步表明民族地區轉移支付資金可能產生的影響。③相關實證結果請見《經濟科學》官網“附錄與擴展” 中表A1。從結果可以看出，在將樣本范圍限定在西部地區后，雖然樣本量損失較大，但是估計結果并未出現較大變化。這表明本文估計得到的影響并非完全是西部大開發政策導致的，民族地區轉移支付政策的確對民族縣內的稅收征管造成了顯著影響。

(4)排除企業進入、退出樣本的影響。工業企業數據庫中企業進入、退出樣本對本文實證結果可能造成影響。例如，若民族縣內所得稅實際稅率較高的企業更多地退出樣本，則可能會出現民族縣內企業平均稅率逐步下降。因此，為了排除類似的因素對實證結果可能造成的干擾，我們嘗試使用平衡面板樣本重復基準實證過程，作為穩健性檢驗。④相關實證結果請見《經濟科學》官網“附錄與擴展” 中表A2?？梢钥闯?，在使用了平衡面板樣本后，結果并未表現出與基準實證結果之間的較大差異，所得稅實際稅率仍然顯著下降。這表明，本文的實證結果并未受到企業進入、退出樣本的影響。

(二)民族地區轉移支付對企業生產率的影響

1.基準實證結果

從前述部分的實證回歸中可以發現，一般性轉移支付資金的增加使縣級平均企業所得稅稅率下降。進一步地，本文關注稅收負擔的下降對當地企業生產效率的影響。表3分別匯報了采用OP 生產率、LP 生產率以及GMM 方式計算的生產率的回歸結果。從實證結果可以看出，三種類型的生產率在民族地區轉移支付撥付后均出現了顯著提高，表明一般性轉移支付的增加通過降低地方政府的企業所得稅征管程度對企業的生產率提高起到了顯著的正面作用。

本文樣本中非民族縣內平均OP 生產率、LP 生產率與GMM 生產率分別為2.187、5.382、6.162。表3 的回歸結果意味著，民族地區轉移支付的增加使得民族地區的OP 生產率、LP 生產率與GMM 生產率分別提高8.6% (0.187/2.187)、3.3% (0.180/5.382)與5.6% (0.347/6.162)。

圖3 報告了以事件研究法針對三種不同方式計算得到的生產率進行的動態效果估計結果?？梢钥闯?，在民族地區轉移支付撥付前，兩類地區之間企業平均生產率并無顯著差異，但是隨著一般性轉移支付的撥付，民族地區企業采用平均OP 生產率、LP 生產率、GMM 方法計算的生產率較非民族地區出現了顯著的提高。并且，這一提高的幅度隨著轉移支付政策的實施而增加，表明一般性轉移支付通過稅收征管對地方企業生產率優化產生了持續的效果。

圖3 民族地區轉移支付對生產率影響的動態效應

該部分結果補充了相關文獻中的缺失，將轉移支付對地方政府稅收行為的影響和稅收負擔變化對企業生產率的影響進行了連接，表明一般性轉移支付經過地方政府稅收努力的變化可以產生的高效部分。雖然已有文獻中強調的一般性轉移支付對地方政府稅收征管行為帶來的負面效果體現出了轉移支付資金使用中的低效率方面(喬寶云等，2006；張恒龍和陳憲，2007；劉勇政和趙建梅，2009；Mogues 和Benin，2012；Bravo，2013；胡祖銓等，2013；楊龍見等，2015；呂冰洋和張凱強，2018)，但是，稅收負擔的下降對當地企業生產率提高帶來的幫助作用(Liu 和Lu，2015；鄭寶紅和張兆國，2018)卻是文獻中未關注的方面。本文這一結果對相關文獻作了進一步的推進，發現了一般性轉移支付“低效” 中的“高效” 部分，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一般性轉移支付的效率。

2.穩健性檢驗

(1)安慰劑檢驗。與所得稅實際稅率的穩健性檢驗一致，為了排除基準實證結果可能受到的隨機因素的影響，我們進行了安慰劑檢驗。①相關實證結果請見《經濟科學》官網“附錄與擴展” 中圖A3—圖A5?？梢钥闯?，安慰劑檢驗得到的估計系數與顯著性均圍繞0 分布，與基準估計得到的估計系數之間存在較遠的距離。這表明本文關于企業所得稅實際稅率的實證結果并未受到隨機因素的驅動。

(2)交錯雙重差分估計量。同樣地，我們針對企業生產率也進行了交錯雙重差分的估計。①相關實證結果請見《經濟科學》官網“附錄與擴展” 中圖A6?？梢钥闯?，重新納入了擴圍的民族縣后，事前的平行趨勢假設仍然能夠較好地被滿足。同時，隨著民族地區轉移支付政策的實施，企業的OP 生產率、LP 生產率與采用GMM 計算的生產率均呈現出逐步提高的趨勢。該結果與前述基準結果一致，表明了本文生產率估計結果的穩健性。

(3)排除西部大開發政策的影響?？紤]到西部大開發政策對生產率實證結果可能造成的影響，我們同樣將樣本限定在西部地區并重復進行了基準實證檢驗。②相關實證結果請見《經濟科學》官網“附錄與擴展” 中表A3。從結果可以看出，將樣本限定在西部地區后，實證結果仍然與基準結果一致，即隨著轉移支付資金的撥付，當地企業的平均生產率顯著提高。這表明了本文關于企業生產率的實證結果并未受到西部大開發政策的干擾。

(4)排除企業進入、退出樣本的影響?？紤]到企業進入、退出樣本對本文的生產率估計結果所可能造成的影響，我們同樣使用平衡面板樣本進行了檢驗。③相關實證結果請見《經濟科學》官網“附錄與擴展” 中表A4?？梢钥闯?，在使用了平衡面板樣本后，實證結果并未呈現出與基準結果的明顯差異?？h級平均的OP生產率、LP 生產率與采用GMM 計算的生產率均在轉移支付增加后出現了顯著的提高。這表明本文關于生產率的估計結果并未受到企業進入、退出樣本的影響。

(三)地稅局征管子樣本分析

在國地稅合并前的地方政府稅收征管實踐中，受影響較大的稅收征管機關主要是地方稅務局(以下簡稱“地稅局”)。主要的原因在于，相比于國家稅務局(以下簡稱“國稅局”)“條狀” 的垂直領導體制，地稅局還受地方政府“塊狀” 的雙重領導，這就使得地方政府會主要通過地稅系統影響當地的稅收征管。該現實情況意味著，轉移支付對地方政府稅收征管行為的影響可能會在地稅局征管的企業中有明顯的體現。進一步地，稅收負擔變化導致的企業生產率的變化也可能會在地稅局征管的企業中有明顯的體現。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選擇地稅局征管的企業子樣本，考察這部分企業在一般性轉移支付增加后受到的影響。本文對地稅局征管企業的區分標準依照2002 年所得稅征管體制改革的規定進行。具體來說，2002 年以前成立的非央企、非外資企業為地稅局征管企業(田彬彬和范子英，2016)。表4 報告了基于地稅局征管企業子樣本的回歸結果?？梢钥闯?，地稅局征管企業的所得稅稅率出現顯著下降，并且以三種方式計算的生產率均顯著提高。該結果表明通過地稅局來調整當地的稅收征管強度是地方政府的重要途徑，也進一步表明本文結果與現實情況具有一致性。

表4 地稅局征管子樣本分析

(四)機制分析

為了探尋企業所得稅稅率的下降與企業生產率之間的影響機制，本文嘗試通過更多的企業生產經營指標分析企業在稅收負擔下降后的反應。根據理論部分的分析，本文分別選取了企業流動資產、企業無形資產、企業生產經營用固定資產作為機制檢驗變量。其中，企業流動資產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企業的流動資金情況。企業的稅收負擔發生變化會使企業的資金情況受到影響，并可能進一步通過緩解企業的資金約束對企業的生產率起到影響(鄭寶紅和張兆國，2018；韓寶山和李夏，2022)。根據本文理論部分的分析，在資金狀況得到改善的基礎上，企業可能會通過研發活動與固定資產投資渠道提高生產率。無形資產情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業的專利權、商標權等創新情況，對企業的生產率會產生重要的影響(曹偉等，2022)。生產經營用固定資產反映了企業對生產設備的投入情況，生產設備的更新能夠對企業的生產率起到明顯的改進作用(劉行等，2019；張杰，2019)。因此，本文選取上述變量作為主要關注的機制變量。

表5 報告了以企業流動資產作為被解釋變量的實證結果。平均來看，企業稅收負擔下降使得企業的流動資產出現顯著提高。①同時，本文也使用了相對指標(流動資產/總資產)檢驗企業流動資產的變化情況，具體的實證結果請見《經濟科學》官網“附錄與擴展” 中表A5。本文樣本中非民族地區的企業流動資產(對數)均值為8.84，則表5 的實證結果意味著，一般性轉移支付的增加通過稅收征管強度的下降，使得民族地區企業的流動資產平均提高3.6% (0.320/8.84)。該結果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企業的資金情況在稅收征管強度下降后得到了顯著改善，印證了文獻中關注的稅收負擔通過融資約束的緩解提高企業生產率的機制(韓寶山和李夏，2022)。

表5 民族地區轉移支付對企業流動資產的影響

圖4 報告了以企業流動資產作為被解釋變量的動態效應估計結果?？梢钥闯?，在民族地區轉移支付撥付前，民族縣與非民族縣間企業流動資產情況并無顯著差異。但是，在轉移支付資金撥付后，民族地區企業的平均流動資產規模出現了顯著提高，并且這一效果隨著轉移支付資金的增加呈現出逐步提高的情形。該結果進一步表明了一般性轉移支付通過地方政府稅收征管強度的下降給當地企業的流動資金情況改善帶來的持續性效果。表6 中報告了以企業無形資產作為被解釋變量的實證結果?？梢钥闯?，一般性轉移支付導致地方政府稅收征管強度下降后，平均而言企業的無形資產出現了顯著的提高。①同樣地，本文也使用了相對指標(無形資產/總資產)檢驗企業無形資產的變化情況，具體的實證結果請見《經濟科學》官網“附錄與擴展” 中表A6。本文樣本中非民族地區的企業無形資產(對數)均值為1.944，表6 的實證結果意味著，一般性轉移支付通過稅收征管強度的下降，使得民族地區企業的無形資產平均提高23.7% (0.330/1.944)。

表6 民族地區轉移支付對企業無形資產的影響

圖4 民族地區轉移支付對企業流動資產影響的動態效應

圖5 報告了企業無形資產動態效應的估計結果?？梢钥闯?，在民族地區轉移支付撥付前，民族縣與非民族縣間企業無形資產情況并無顯著差異；民族地區轉移支付撥付后，民族地區企業平均無形資產規模出現了顯著提高，并且這一效果隨著轉移支付資金的增加逐步提高。該結果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一般性轉移支付通過地方政府稅收征管強度的下降給當地企業的創新情況改善帶來的持續性效果。

圖5 民族地區轉移支付對企業無形資產影響的動態效應

企業生產經營用固定資產在很大程度上能夠反映企業對生產設備的更新情況，表7報告了以其作為被解釋變量的實證結果?？梢钥闯?，隨著一般性轉移支付的增加，民族地區企業平均生產經營用固定資產出現了顯著增加。①在此，本文同樣使用了相對指標(生產經營用固定資產/總資產)檢驗企業生產經營用固定資產的變化情況，具體的實證結果請見《經濟科學》官網中“附錄與擴展” 中表A7。本文樣本中非民族地區的企業生產經營用固定資產(對數)均值為7.346，表7 的結果意味著，民族地區轉移支付撥付后，民族地區企業的生產經營用固定資產平均增加了6.8%。該結果表明，隨著一般性轉移支付的增加，地方政府的稅收征管強度下降使得當地企業增加了對于生產設備的投資，這將有助于企業生產率的提高。

表7 民族地區轉移支付對企業生產經營用固定資產的影響

圖6 報告了企業生產經營用固定資產動態效應的估計結果?？梢钥闯?，在民族地區轉移支付政策實施前，民族縣與非民族縣的企業之間的生產經營用固定資產情況并無顯著差異。但是，一般性轉移支付資金撥付后，民族地區企業平均生產經營用固定資產相較于非民族地區的企業出現了顯著增加，并且這一效應隨著民族地區轉移支付的增加也在逐步提高。該結果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一般性轉移支付增加引致的地方政府稅收征管強度的下降會刺激企業增加對于生產設備的投入，從而對生產率的提高起到幫助作用。

圖6 民族地區轉移支付對企業生產經營用固定資產影響的動態效應

六、結論與啟示

自分稅制改革以來，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轉移支付占地方政府收入的比重已經過半，且規模在不斷增加。截至2022 年，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轉移支付規模已經達到約9.8 萬億元，較上年增長18%。其中，一般性轉移支付規模已經達到了約8.2 萬億元。①數據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但是，一般性轉移支付資金的使用卻常被認為是低效的。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隨著轉移支付規模的增加，地方政府對企業的稅收征管強度會下降(呂冰洋和張凱強，2018)，這相當于向當地的企業讓渡了部分財政資金。但是，本文認為，相關的研究缺乏對企業稅收負擔下降后所產生的經濟效果的探討?；谶@一認識，本文在已有文獻的基礎上作了進一步的推進。具體來說，我們使用民族地區轉移支付的撥付作為準自然實驗，發現一般性轉移支付增加后，民族縣政府的企業所得稅征管強度顯著下降，帶來了民族縣內企業平均所得稅稅率的下降。進一步地，企業所得稅實際稅率的下降對當地企業的生產率提高起到了幫助作用，體現為OP 生產率、LP 生產率與GMM 方式計算的生產率的顯著提高。機制分析的結果表明，稅收負擔下降后，企業流動資產的增加、無形資產與生產經營用固定資產投資的增加是提高企業生產率的重要途徑。

本文的結論對于清晰認識轉移支付的效果具有積極意義。未來，隨著減稅降費進程的不斷推進，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轉移支付規模將持續增加。轉移支付資金增加的影響通過預算約束的變化傳導至地方政府行為，會對地方的經濟社會發展產生深刻影響。已有文獻普遍認為轉移支付的增加會降低地方政府的稅收努力程度，從而導致轉移支付資金使用效率不高。本文則關注了轉移支付經過稅收努力程度的下降給當地企業生產率提高帶來的正面作用，體現了轉移支付資金使用中的“高效” 方面，填補了相關研究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