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三角地區高等教育一體化發展與結構變動趨勢
——基于勢差理論的考察

夏 焰,莫東芳,何 玲

(安徽大學 高等教育研究所,合肥 230039)

推進長三角地區高等教育一體化既是區域一體化高質量發展的題中之義,也是強化區域高等教育創新發展的內生動力。然而,從實踐來看,跨省合作一直是長三角地區高等教育一體化發展的難點,區域內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較大,不同省份有著不同的利益訴求,跨省協調與合作難度較大[1]。根據2021年長三角各省市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數據與第二輪“雙一流”建設高校及建設學科名單,上海、江蘇、浙江和安徽4省份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分別為78%、65%、64.8%和62.0%,上海市、江蘇省分別有14所和15所雙一流高校,而安徽省、浙江省都僅有3所,長三角區域內形成了較大的高等教育發展勢差,成為制約高等教育一體化進程的重要因素。習近平總書記在扎實推進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座談會上強調:“一體化的一個重要目的是要解決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發展落差往往是發展空間?！盵2]長三角地區高等教育資源稟賦存在空間分布上的發展勢差,各省份不應片面追求“高大上”和“大而全”,而應在結構互補基礎上實現“揚長避短”和錯位發展,把各自優勢變成共同優勢。這就要求必須整體把握長三角地區高等教育結構現狀,明晰其對區域高等教育一體化的影響并進行針對性調適,推動長三角地區高等教育一體化高質量發展,本文擬基于勢差理論對此進行探析。

一、文獻綜述

在我國“中央、地方兩級管理、以省級統籌為主”的高等教育管理體制下,為解決區域高等教育發展不平衡問題,長三角地區高等教育一體化的重點在于突破阻礙高等教育資源配置的省際體制性障礙,構建區域統籌的高等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新格局。近年來學界圍繞長三角地區高等教育一體化高質量發展展開了廣泛探討,綜合來看,主要遵循三類分析路徑,形成三個類型研究。

一是發展導向型研究。吳穎等梳理和解構了長三角地區高等教育一體化的演進歷程及動力機制,發現高等教育一體化趨向與經濟一體化進程具有早期相對滯后和后期適度協同的特征,在其推進過程中尚存內外部動力相對失衡的問題,因此認為新發展階段必須遵循“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雙向協同路徑,持續推動一體化發展進程[3]。王新鳳等基于2013—2019年數據,認為長三角地區高等教育在我國高等教育集群中依然保持領先態勢,優質高等教育資源集聚優勢突出,優質高等職業教育資源全國領先,但區域內高等教育發展態勢存在差異,上海市依然保持領先優勢,江蘇省保持體量優勢,浙江省高等教育經費支出和科研產出增速明顯,安徽省高等教育資源總體薄弱,因此發揮高等教育資源差異優勢并補齊短板成為長三角地區高等教育協同發展的關鍵[4]。

二是問題導向型研究。鐘秉林等認為,我國高等教育集群發展面臨教育資源分布不均衡、內生發展動力不足、制度壁壘、文化差異等因素制約,因此,應優化教育資源空間布局、完善高等教育集群發展長效機制、強化產教融合科技創新優勢和發揮粵港澳大灣區改革示范效應,推動高等教育集群高質量發展[5]。張萬朋等提出,“區域化”相比“一體化”內涵范圍更準確,并從高等教育競爭力視角出發,分析了長三角地區高等教育生產要素(規模)、支持條件(投入)、競爭戰略(質量)以及需求條件(效益)等數據,發現“三省一市”之間高等教育競爭力差異較大,區域內存在著較為明顯的“行政區割裂發展”“優質資源虹吸效應”和“經費投入規模優勢被平均化”等問題,提出可以通過政治性方法、組織性方法和功能性方法三種路徑來促進長三角高等教育區域化發展[6]。

三是目標導向型研究。李宜江認為,長三角地區高等教育一體化高質量發展的目標定位是區域高等教育發展活躍增長極、區域高等教育一體化高質量發展樣本區和示范區、區域高等教育協同發展綜合改革先行區。面對上述目標,應緊扣“一體化”和“高質量”兩個關鍵,利用好國家戰略支持和先行先試的“政策紅利”,推進教育體制機制改革,探索實施“學科合伙人制度”,在現代教育理念和現代大學治理方面達成廣泛共識,促進長三角地區高等教育人才聯合培養,高端人才資源聚集共享[7]。閔韡認為,從現實情況看,長三角地區已經實現了部分高等教育一體化目標,特別是在資源共享、學生流動及學分互認等方面。但若想繼續推進,就必須解決高等教育區域化發展中的跨界治理、分類管理和課程銜接問題,在尊重各方利益的基礎上進行制度創新,建立廣泛的、可兼容的高等教育質量保證體系[8]。

綜上可以看出,已有研究已充分認識到高等教育發展水平存在差異是制約長三角地區高等教育一體化高質量發展的因素之一,并提出了針對性解決措施,為本文提供了知識基礎和重要啟發。然而,已有研究對三省一市高等教育結構中的發展勢差缺乏量化分析,相關建議未能在頂層設計和宏觀戰略規劃上觸及高等教育結構的深度融合。區域內高等教育結構是否合理,直接關系到高等教育系統能否更好地適應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需要。因此,本研究基于長三角地區高等教育一體化高質量發展可能面臨的結構性問題,運用區域產業結構相似系數和行業分工指數評測長三角地區高等教育結構2010—2019年的變動趨勢,橫向比較各省市高等教育結構中的“長板”和“短板”,基于勢差理論,從勢差效應和結構互補角度,提出推動長三角一體化高質量發展的相應策略。

二、研究設計

(一)理論基礎

物理學認為能量總是傾向于從高勢能的物質向低勢能的物質流動[9],而電勢效應表明電子總是由低電勢端流向高電勢端[10],也就是說自然界中的能量或物質總會在勢差的影響下呈現一定的動態趨勢,此即為勢差和擴散效應。依據勢差理論,又形成了經濟勢差[11]、知識勢差[12]、技術勢差[13]和文化勢差[14]等概念,用以解釋社會科學研究中的經濟、知識、技術和文化等領域發生的擴散現象。從高等教育一體化角度來看,區域內省際高等教育存在的發展差距亦會形成勢差效應,并驅動高等教育資源在區域內的省際間流動,高等教育發展勢差越大,高等教育資源流動的可能性和規模越大。如果資源從高勢差端流向低勢差端,發展水平將會趨向均衡;如果資源從低勢差端流向高勢差端,差距將會繼續擴大。但事實上由于高等教育高勢差端存在資源“虹吸效應”,高等教育資源更多表現為向發達省份流動,導致區域高等教育發展更加不均衡。因此,高等教育一體化首先應克服“勢差效應”的不利因素,形成鼓勵資源趨向均衡流動的區域協作機制。

發展勢差并非完全是區域一體化發展的不利因素。當區域內存在省際高等教育結構差異時,發展勢差可能會與結構差異相結合,對區域高等教育產生綜合影響效應,引導各省份立足各自資源稟賦和比較優勢,形成各展所長、各取所需、特色發展的差異化發展態勢。高等教育結構差異主要是指高等教育構成要素及其相互關系所表現出的不同形態和差別特征[15]。如,結構差異隨時間演進變化趨于逐步縮小,則稱為結構趨同;反之,則稱為結構趨異。解析高等教育結構差異及其發展狀態,有助于更加全面客觀地認識高等教育發展實際[16]。在存在較大發展勢差的情況下,高等教育結構差異越小,高等教育資源的流動性越強、互補性越弱,省際合作的可能性越小;高等教育結構差異越大,高等教育資源的流動性雖然保持高強度,但互補性也更強,省際合作的可能性也越大。因此,應對上述可能出現的兩種情況,長三角地區要克服省際高等教育行政壁壘及相關體制機制障礙,充分發揮“勢差效應”的有利因素,強化區域高等教育分工合作,統籌優化區域內各類高等教育結構,實現優勢互補、錯位發展,進而促進區域高等教育高質量一體化和整體效能。

(二)指標選擇與數據來源

高等教育結構就是高等教育的構成,是指高等教育系統內各個組成要素之間的比例關系和聯系方式,一定程度上決定著高等教育的性質、功能和效力,既包含宏觀結構體系和微觀結構體系,也包括靜態結構體系和動態結構體系[17]。本文分析了長三角地區高等教育層次結構、科類結構、類型結構、經費結構和師資結構的同構度及其在2010—2019年期間的變動趨勢。其中,層次結構指的是?？平逃?含高職)、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本文不含博士生)在校生數量之間的比例關系;類型結構是指“研究型高?！?有博士點)、“應用型高?！?無博士點)與“職業技能型高?！?高職高專)3類高等院校數量的比例關系;科類結構是指文、理、工、農、醫、藝、管理等7大類(通過將12大學科門類中的部分門類合并而成)[18]在校生數的比例關系;高等教育經費結構指的是地方高等教育經費支出中的人員支出、公用支出和其他資本性支出的比例關系;師資結構指的是副高及以上與講師及以下的教師人數的比例關系。數據分別來自相應年度的《中國教育統計年鑒》《中國教育經費統計年鑒》《安徽統計年鑒》《江蘇統計年鑒》《上海統計年鑒》和《浙江統計年鑒》,類型結構中的“研究型高校數、應用型高校數、職業技能型高校數”引自相關省份教育廳網站。

(三)計量方法

為保證研究結論的穩健性,本文同時采用產業結構相似系數、行業分工指數(又稱Krugman指數)[19]測度長三角地區高等教育結構相似度和差異度變動趨勢,分別測算2010—2019年各年度高等教育層次結構、科類結構、類型結構、經費結構及師資結構的相似系數和差異系數,計算公式為:

(1)

(2)

其中,式(1)中的Sij是i省(市)和j省(市)的結構相似系數,i和j是兩個相比較的省(市);Xik是i省(市)k產業占整個產業的比重,Xjk是j省(市)k產業占整個產業的比重。Sij的值在0和1之間變動,如果其值為0,表示兩個相比較省(市)的產業結構完全不同;如果其值為1,說明省際產業結構完全相同;Sij的值越大,說明兩個相比較省(市)間產業同構度愈大。式(2)中的KIij表示行業分工指數,其余各參數的含義均與式(1)相同。KIij取值區間為0到2,如果省(市)i和省(市)j的產業結構完全相同,即所有的k產值份額都是一樣的,則指數值為0;如產業結構完全不相同,則指數值為2。在0-2之間,其值越大,表明省際行業結構差異越大;值越小,表明產業同構化程度越高[20]。上述兩個指標均可用來反映兩個具體省份間產業結構的同構化程度,應用到研究區域(至少包括3個省份)產業結構整體同構化程度時,可以先分別測度區域內部省際間上述指標的數值,指標的平均值即可反映區域產業同構化程度[21]。本文在測度省際高等教育結構相似或差異系數的基礎上,采用計算加權均值方法來反映長三角地區整體高等教育結構差異情況。

三、長三角地區高等教育結構變動趨勢

(一)層次結構同構度及變動趨勢

根據表1呈現的歷年數據,2010—2019年長三角地區高等教育層次結構相似系數和差異系數分別在0.96和0.30上下,說明長三角地區高等教育層次結構相似度較高、差異度較低,存在高度同構化。從動態變化角度來看,長三角地區高等教育層次結構呈現相似系數逐漸遞減、差異系數逐漸遞增趨勢,雖然趨勢并不十分顯著,但也表現出這10年長三角地區高等教育層次結構同構度有所降低,結構趨同化有減弱趨勢。

表1 長三角地區高等教育層次結構同構度變動趨勢

層次結構趨同化減弱的主要原因在于長三角三省一市在專、本、碩培養結構方面存在一定程度差距,而且隨著地區高等教育發展,層次結構的差距在逐漸拉大。比較2010年和2019年的數據可以發現(見表2),三省一市此間的高等教育專、本、碩培養比重變化呈現出相同的變動趨勢,碩士生培養比重都呈上升趨勢,本科生培養比重都較為穩定,?？粕囵B比重均呈下降趨勢。由表2的數據可見,上海市的碩士生培養比重增幅最大,相比其他3省份其高等教育層次結構重心向上得到較大提升。橫向來看,上海市的層次結構重心最高,碩士生培養比重遠高于其他3省份,而?？粕囵B比重遠低于其他3省份。2010年和2019年上海市的碩士生培養比重分別是安徽省的4.06倍和5.03倍,?？粕囵B比重分別是安徽省的0.57倍和0.45倍,碩士生和?？粕囵B比重的較大變化是長三角三省一市高等教育層次結構同構度降低的主要原因。在層次結構上,上海市的長板在于碩士生培養比重及增幅都最高,浙江省和安徽省在碩士生培養方面存在明顯短板,而江蘇省各層次培養規模均最大。

表2 長三角地區高等學校專本碩在校生數量及占比 單位:人、%

(二)類型結構同構度及變動趨勢

根據表3呈現的歷年數據,長三角地區高等教育類型結構相似系數始終處于0.935-0.950之間,差異系數均在0.335-0.394之間,類型結構同構度較高。從動態變化角度來看,相似系數和差異系數相向而行,表明2010—2019年長三角地區研究型高校、應用型高校和職業技能型院校的類型結構同構度雖始終保持高位,但也呈現出同構度降低的發展趨勢。

表3 長三角地區高等教育類型結構同構度變動趨勢

縱向上看,長三角三省一市的研究型高校數量與比重均有所提高,2010—2019年高水平大學規模和質量均得到明顯提升。橫向比較來看(見表4),2019年,上海市的研究型高校比重最高,職業技能型高校比重最低,高校的類型結構較為均衡,而安徽省則呈現出明顯的金字塔型。比較2010年和2019年的數據可以發現,浙江省的研究型高校比重增幅最大,且與上海市的差距呈縮小趨勢;江蘇省各類高校數量最多,應用型高校和職業技能型高校比重分別呈下降和上升趨勢,但是幅度較小;安徽省職業技能型高校比重最大,研究型高校比重最小。所以,在類型結構上,上海市的研究型高校比重較大,存在長板,并且優勢還在擴大。

表4 長三角地區各類高等學校數量及占比 單位:所、%

(三)科類結構同構度及變動趨勢(1)鑒于江蘇省統計年鑒(2013—2016年)和浙江省統計年鑒(2010—2019年)未統計高等教育科類數據,本文僅分析了安徽省、江蘇省和上海市在2010—2012年、2017—2019年兩個時間段的科類結構情況。

根據表5呈現的歷年數據,2010—2012年以及2017—2019年長三角地區高等教育科類結構相似系數始終處于0.97以上,差異系數始終處于0.16以上,科類結構同構度較高。從動態變化角度來看,2010—2019年,長三角地區高等教育科類結構相似系數由0.976上升至0.985,差異系數由0.244下降至0.167,這兩組數據均表明長三角地區高等教育科類結構有趨同化發展趨勢,即三省市文、理、工、農、醫、藝及管理學7大學科門類同構程度在逐步強化。

表5 長三角地區高等教育科類結構同構度變動趨勢

整體來看三省市的科類結構學科人數占比情況(見表6),文科、理科、農科在校生比重均出現下降趨勢,工科在校生比重均呈現上升趨勢;江蘇省與上海市的管理學科在校生比重呈現下降趨勢、醫科在校生比重呈現上升趨勢,而安徽省正好與之相反。橫向比較發現,江蘇省、上海市高等教育科類結構差異最大,主要體現在江蘇省文科在校生比重為20.04%、工科在校生比重為41.99%,而上海市分別為28.55%、34.65%。從科類結構看,江蘇省工科在校生比重最高,并且整體培養規模也最大,存在明顯長板。

表6 長三角地區高等學校各學科在校生數及占比 單位:人、%

(四)經費結構同構度及變動趨勢

根據表7呈現的歷年數據,2010—2019年長三角地區高等教育經費結構相似系數最低0.867、最高0.973,差異系數最低0.255、最高0.615,經費結構同構度始終較高。從動態變化角度來看,2011—2013年長三角地區高等教育經費結構同構度略有波動,但總體上相似性系數呈現遞增趨勢、差異性系數呈現遞減趨勢,經費結構同構度呈現趨同發展。

表7 長三角地區高等教育經費結構同構度變動趨勢

比較2010年和2019年的數據可以發現(見表8),長三角地區各省份教育經費支出中個人部分占比均得到較大提高,其中,江蘇省漲幅最大、安徽省漲幅最小。上海市、安徽省、浙江省公用部分支出占比均有所下降,其中,上海市降幅最大,江蘇省有小幅度增長。江蘇省、安徽省、浙江省資本支出部分占比均有下降,其中,江蘇省降幅最大,上海市有小幅度增長。橫向來看,以2019年數據為例,經費支出個人部分江蘇省占比最大,上海市最小;公用部分上海市占比最大,安徽省最小;資本支出部分安徽省占比最大,上海市最小。綜上,安徽省高等教育經費支出結構存在明顯短板。2010—2019年,長三角地區高等教育經費支出結構得到進一步優化,教育經費使用中更加注重師生薪資福利支出,但部分省份用于內涵建設的公用經費支出比例下降,值得關注。

表8 長三角地區高等學校各類經費支出額及占比 單位:億元、%

(五)師資結構同構度及變動趨勢

根據表9呈現的歷年數據,長三角地區高等教育師資結構相似系數和差異系數分別在0.98和0.19上下浮動,高度同構化。從動態變化角度來看,2010—2019年長三角地區高等教育師資結構同構度有微弱遞減趨勢,呈現趨異化發展趨勢。

表9 長三角地區高等教育師資結構同構度變動趨勢

整體來看(見表10),長三角地區高校副高及以上師資占比均有不同程度提高,其中,浙江省提高幅度最大,安徽省幅度最小。根據2019年師資結構占比情況,江蘇省與上海市的師資結構最為相似,安徽省和上海市的師資結構差異最大。副高及以上教師數占比方面,安徽省為37.68%,上海市為51.74%;講師及以下教師數占比方面,安徽省是62.32%,上海市是48.26%。上海市的高水平教師占比超過半數,安徽省則是講師及以下的教師占比超過6成,可見安徽省師資結構中副高級以上教師占比存在短板,高校師資質量與上海市相比有一定差距。安徽省和上海市在師資結構上的差異成為長三角地區高校師資結構同構度趨異化的主要原因。

表10 長三角地區高等學校各類職稱教師數量及占比 單位:人、%

四、結論與啟示

本文以產業結構相似系數、行業分工指數為計量方法,分析了長三角地區2010—2019年高等教育結構同構度變化趨勢。結果發現,2010—2019年長三角地區高等教育結構同構度較高,但各相關指標在時間序列上呈現出迥然不同的發展態勢。高等學校層次、發展類型和師資隊伍的結構同構度呈現趨異化趨勢,而學科類別、經費使用的結構同構度呈現趨同化發展趨勢。這表明,2010—2019年長三角地區高等院校和學科專業的同質化問題突出,區域內高等教育不平衡狀況依然沒有太大改變[22]。高等教育發展水平不均衡狀況形成的勢差效應和高等教育結構同構化產生的同質效應的共同作用,是當前長三角地區高等教育一體化合作機制效用得不到彰顯的根本原因。

依據勢差理論,長三角地區高等教育發展水平存在較大差距,但是高等教育結構的同構度始終保持在較高水平,區域內高等教育合作面臨兩難困境,成為阻礙長三角高等教育一體化高質量發展的障礙。一方面,面對高等教育資源的惡性競爭,低發展水平的省份會更加強化行政壁壘,以緩解資源虹吸效應的沖擊;另一方面,為更進一步壟斷資源以維持相對優勢,高發展水平省份亦不愿共享資源。因此,立足新發展階段,我們要遵循新發展理念,根據相容性和互補性原則,積極推進長三角地區高等教育進行結構調整和資源配置,進一步突破高等教育行政管理壁壘,探索區域一體化發展的制度體系和路徑模式,促進長三角地區高等教育一體化高質量發展。具體來說,可以在以下三方面作出努力:

一是探索構建推動一體化發展的治理體系和治理機制,為省際高等教育專業協作組織賦權,統籌發展。長三角地區高等教育存在高度同構化,表明當前區域合作組織的整體性、系統性和專業化依然有待加強,要構建并完善長三角地區高等教育一體化發展專業組織?？梢钥紤]在“長三角教育一體化發展領導小組機制”和“三省一市教育行政部門主要負責人年度會商機制”基礎上,進一步突破高等教育行政管理壁壘,由區域內省級高等教育行政管理部門授權,組建“長三角地區高等教育一體化發展協會”或類似常設高等教育協作組織。獲得授權的高等教育協作組織具備適當的規劃、協調、管理、評估和資源配置職能,具備跨省域的高等教育行政職能和治理能力。

二是統籌院校設置,優化高校層次結構、類型結構、專業結構和師資結構,錯位發展。長三角三省一市中,上海市的碩士生培養比重、研究型高校比重存在較大優勢,江蘇省各層次培養規模均最大、工科在校生比重最高,浙江省碩士生培養比重存在明顯短板,安徽省碩士生培養比重、副高級以上教師占比存在較明顯短板。當前,各省市發布的各類“高等教育發展規劃”“院校設置規劃”,都是基于本省市高等教育發展條件和產業創新方向制定的,難以考量長三角地區的整體利益和長遠發展需要。長三角區域內省市應加強高等教育事業發展規劃的統一調研和協商,在高等教育發展規劃、院校設置、學科專業調整、師資結構優化、招生計劃和畢業生分配等領域統一步調,發揮各省市高等教育結構中的長板優勢,形成同頻共振的系統效應。

三是統籌高等教育經費配置,優化經費使用結構,強優補差。目前,長三角三省一市高等教育經費總量差距較大,特別是在經費使用結構方面,安徽省經費支出結構存在較明顯短板,部分省份用于內涵建設的公用經費支出占比出現下降趨勢。在區域一體化框架下和區域教育財政中立性的基礎上,長三角三省一市應統籌高等學校辦學資源,建立長三角地區高等教育發展基金或區域橫向轉移支付機制,均衡公共財政經費配置。此外,還需要相互借鑒深化經費管理改革的經驗,加大人員保障,規范公用支出,優化高等教育支出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