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公有制經濟對共同富裕的作用研究

陳覓衡 沈伯平

[摘要]共同富裕是千百年來人們的夙愿，是中國共產黨矢志不渝的奮斗目標。我國的非公有制經濟以其高效性、創新性及共享性與共同富裕思想有著價值契合，有助于推動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通過理論分析與實證分析相結合的方法系統梳理省域居民收入差距基尼系數，發現非公有制經濟的體量與收入差距基尼系數之間存在負相關性，即非公有制經濟體量較高的省份，基尼系數普遍較低。其內在機理在于，非公有制經濟在初次分配中能夠解決相當一部分社會最底層居民的就業問題，進而提高其收入水平；在再分配中，非公有制經濟是國家重要的稅收來源；在第三次分配中，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在國家相關政策的激勵下能夠履行社會責任。研究非公有制經濟在經濟發展、縮小居民收入差距中的重要貢獻，對實現非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健康成長具有重要意義，可以為推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實現提供強大的理論支撐。

[關鍵詞]非公有制經濟；共同富裕；收入差距；基尼系數

一、 引言

中國共產黨人自成立之日起就把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作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在繼承馬克思、恩格斯共同富裕思想的基礎上，又進行了中國化時代化的理論創新，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共同富裕理論。學術界普遍認為必須通過鞏固公有制經濟和按勞分配的主體地位來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標。

習近平總書記在2023年全國兩會期間看望參加政協會議的民建工商聯界委員時強調，“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都是促進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都必須擔負促進共同富裕的社會責任”[1]。在理論方面闡釋了非公有制經濟以及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在促進共同富裕方面與公有制經濟同樣具有積極影響，這給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正確的思想理論指引，既要充分發揮公有制經濟在實現共同富裕道路上的引領和示范作用，以按勞分配來提高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又要激發非公有制經濟的活力，使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有機結合，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因而，站在“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點上，系統梳理非公有制經濟對實現共同富裕的作用，并在此基礎上提出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政策建議，對于縮小居民收入差距問題、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具有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本文聚焦非公有制經濟在縮小地區間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作用，對既有非公有制經濟的數據與基尼系數進行縱向分析與橫向比較，用折線圖、柱狀圖及擬合曲線等清晰地反映兩者之間的關系，量化非公有制經濟對共同富裕的促進作用。

二、 文獻綜述

傳統觀點認為，公有制經濟在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發揮著引領和示范作用，相反，非公有制經濟是擴大居民收入差距的消極力量，不利于社會主義事業的穩步推進，因此主張消滅私有制這一觀點有一定的理論支撐。例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2]，描述了資本的積累過程，資本主義私有制在加快資本積累的同時也積累了貧困和財富兩極分化，因此“在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在另一極，即在把自己的產品作為資本來生產的階級方面，是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2]。由于生產資料私有制是無產階級被壓迫和被剝削的根源，消滅私有制就成為無產階級政黨的必然使命。但這種觀點缺乏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深入分析，缺失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最大國情相結合的總體性視角。

一方面，對于馬克思所指的私有制的界定產生了誤解。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提到“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3]。這一觀點常常被學者所引用，但馬克思消滅的私有制有其限定條件，其所指的是資本主義的私有制，而不是徹底的私有制，在《資本論》中，他對私有制進行了充分闡述：“政治經濟學在原則上把兩種極不相同的私有制混同起來了。其中一種以生產者自己的勞動為基礎，另一種以剝削他人的勞動為基礎”[2]。誠然，在經濟發展初期非公有制經濟會導致某一地區某一時期的居民收入差距急劇擴大，但不應把收入差距擴大的一切罪惡都歸于私有制的“剝削問題”和“原罪問題”。消滅剝削并不意味著完全摒棄私有制，而是要反對資產階級利用私有財產去奴役無產階級勞動的剝削制度，消滅其造成的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關系。另一方面，對馬克思所處的時代背景和現階段我國發展所處的歷史方位沒有清晰地把握。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各項政治和法律制度不健全，使得社會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生產者與生產資料相分離，從而產生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資本主義私有制下充斥著“征服、奴役、劫掠、殺戮”[2]。但中國發展所處的階段和歷史方位與馬克思所講的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有著根本的不同，主要表現在以下4個方面：第一，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我們仍然面臨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要解決一個14億人口大國的就業問題和發展問題，非公經濟不可或缺。第二，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現實國情，決定非公經濟仍然有其長期存在的合理性和歷史必然性。第三，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變化，人們的需求越來越呈現多元化、復雜化、個性化的趨勢，這些需求不可能完全通過公有制經濟大規模標準化的生產予以滿足，非公經濟仍然大有可為[4]。第四，經過多年的發展，我國已經確立了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的主體地位，已經建立了完備的法律體系和社會保障制度，這為防止資本的無序擴張、有效駕馭資本、充分發揮非公經濟在共同富裕中的作用提供了強大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

基于以上考慮，本文從測度省域居民收入差距基尼系數的角度，對非公有制經濟的體量與省域居民收入差距之間進行相關性分析，并在此基礎上探討非公有制經濟促進共同富裕的影響路徑，最后，就新時代如何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從而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提出政策建議。

三、 非公有制經濟與共同富裕：基于基尼系數的視角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也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1]?！皩崿F共同富裕不僅是經濟問題，而且是關系黨的執政基礎的重大政治問題”，“我們決不能允許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窮者愈窮富者愈富，決不能在富的人和窮的人之間出現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5]。非公有制經濟包括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商投資經濟及混合所有制中的非公有成分，是相對于公有制經濟而言的，其與公有制經濟一起，共同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非公有制經濟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有其發展空間，鄧小平認為，“吸收外資，允許個體經濟發展”是為了“有力的發展生產力”，“多搞點‘三資’企業，不要怕，它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有益補充，歸根到底是有利于社會主義的”[6]?，F階段，非公有制經濟在縮小收入差距、承擔社會責任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與共同富裕思想有價值契合。

1. 我國省域基尼系數的計算

居民的收入差距反映在基尼系數上，國內學術界普遍認可陳昌兵2007年在《各地區居民收入基尼系數計算及其非參數計量模型分析》一文中提出的基尼系數計算方法[7]，公式如下：

[G=i=1NWiYi+2i=1N-1Wi（1-Vi）-1] （1）

式（1）中，G表示基尼系數，[Wi]表示按收入分組后的人口數占總人口的比重，[Yi]表示按收入分組后各組人口所擁有的收入占收入總額的比重，[Vi]表示[Yi]從i=1到i的累計數。

本文參考以上計算公式，分別選取我國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中的3個省份和東北三省近20年的數據作為研究樣本計算各省份的基尼系數，計算結果如表1所示。

2. 對基尼系數變動趨勢的分析

就我國各地區之間的居民收入差距而言，整體數據差距較為懸殊（圖1），尤其是東南沿海省份與西北內陸省份的基尼系數差距過大，各地區基尼系數總體表現為西部地區>中部地區>東部地區。東部地區居民收入差距較全國其他地區較小，且始終保持在相對合理區間；東北三省的基尼系數則較為特殊，自2004年中央提出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至今，基尼系數始終為全國的較低值，略高于東部地區，呈現波動下降直至平穩的態勢；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基尼系數較高，且下降態勢不明顯，西部地區的最高點已超過基尼系數國際警戒線0.4，說明西部地區各個省份內部居民收入差距較為懸殊，且與全國其他地區居民收入存在較大差距。我國區域之間收入差距問題較為明顯，相對貧困問題亟待解決。

3. 非公有制經濟與基尼系數的變動關系

我國東部、中部和西部之間的基尼系數之所以出現如此明顯的差距，是因為各地區非公有制經濟在經濟發展中所占的比重不同。非公有制經濟所占比重是影響著基尼系數的重要因素。在時間上，本文選取2010—2020年每間隔5年的非公有制經濟體量和居民收入差距基尼系數作為分析對象，其中非公有制經濟體量包括個體工商戶及私營企業的數量，不包括外商投資經濟和混合所有制經濟中的非國有和集體成分。在地區上，本文從我國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選取一個省份的經濟發展數據作為分析對象。各省份個體工商戶和私營企業數量的柱狀圖與基尼系數變動折線如圖2所示。從非公有制經濟的數量上看，從低到高分別是貴州省、湖南省和浙江省，10年內3個省份的非公有制企業的數量均以較快速度逐年增加。從橫向看，各省份的基尼系數在同一年中有較為明顯的差距，同年內的基尼系數從小到大分別是浙江省、湖南省和貴州省，而非公有制經濟的體量與此呈現完全相反的趨勢。自此，可以得到初步結論：非公有制企業數量越多的省份，基尼系數越小。

為了使該結論具有可靠性，本文擴充樣本容量，排除個別有差異的數據，共選取42個樣板數據進行基尼系數與非公有制經濟體量之間的數據擬合，所得擬合曲線如圖3所示。擬合指數為-0.075，圖中的散點為某一年份中某一省份的個體工商戶和私營企業的數量和基尼系數的值，例如：2010，浙江（460.3萬戶，0.3731）?？梢缘贸鲆韵陆Y論：在我國，非公有制經濟的體量與居民收入差距基尼系數呈現負相關性，非公有制經濟體量的增大有助于降低居民收入差距。由曲線斜率變化的趨勢也可以看出，單位新增非公有制經濟的體量對于縮小基尼系數的貢獻率即邊際貢獻率呈現明顯下降的態勢。因此，在居民收入差距較大的經濟欠發達地區，鼓勵個體經濟及私營企業發展，有助于降低居民的收入差距；在居民收入差距較小的較為發達的地區，則可考慮通過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完善各類推動非公有制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制度等方式，推進非公有制企業轉型升級，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四、 非公有制經濟對共同富裕的影響路徑分析

1. 非公有制經濟在初次分配中的作用

非公有制經濟在初次分配中對共同富裕的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為勞動力提供大量的就業崗位。2020中央政治局會議針對恢復因疫情沖擊而不斷下行的經濟首次提出“六?！睉鹇?，排在首位的就是保就業。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21年我國的私營企業法人單位數在內資企業中的占比已達到93%，提供了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崗位。非公有制經濟能夠比公有制經濟企業提供數量更多、涉及范圍更廣的就業崗位1。中小企業努力踐行機會平等的理念，給更多人提供勤勞致富的機遇，尤其可以給社會底層勞動者提供依靠自身勞動增加收入的機會，還能解決相當一部分剛畢業的大學生的就業問題。此外，依托互聯技術而興起的新行業、新職業，打破了傳統工作對時間和空間的限制，例如網約車司機、農村電商、快遞和外賣行業等，為青年勞動者和大齡勞動者創造了大量靈活就業的機會，也給具有較高文化和技術水平的年輕人提供了更廣泛的擇業方向。其次，可以增加居民的工資性收入和經營性收入，縮小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居民收入的差距。自黨的十八大提出“兩個同步”和“兩個提高”目標以來，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的效果顯著，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顯著提高，得益于非公有制企業的發展壯大[8]。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有助于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使勞動收入增長率高于資本報酬增長速度，使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提高而邁入中等收入群體行列，擴大了我國中等收入群體的數量[9]。具體來看，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在GDP中所占比重已經從1978年的5.3％[10]提高到2020年的70％以上，個體工商戶和私營業主合法經營、誠信經營，依靠自身的辛勤勞動提高自身的經營性收入。民營企業內部形成規范和諧勞動關系，推動構建企業內部員工利益共同體，讓全體員工共享企業的發展成果[11]，有助于提高非公有制經濟從業人員的工資性收入。最后，助推技術創新，解放和發展生產力。2023民企500強中，研發人員占員工總數超過3%的企業326家，超過10%的企業175家；研發經費投入強度超過3%的企業86家，超過10%的企業8家；共申報專利總數69.52萬項，比上年增長5.83%，其中申報發明專利34萬項，比上年增長8.25%；在參與國際標準制定上，民營企業共申報參與2420項，占比為48.48%2。各類非公有制經濟積極主動參與創造社會財富，使整個國民經濟的運行效率有較大幅度提高，生產力得到充分發展，為實現高水平的共同富裕提供了更為堅實的物質基礎。

2. 非公有制經濟在再分配中的作用

共同富裕的實現需要依靠先富帶動后富的分配政策，使得發展前景良好、生產經營能力較強的非公有制企業先富起來，不僅可以使整個社會實現財富積累從而創造出巨大的生產力，而且可以為國家提供穩定的稅收來源，促進財政收入持續穩定增長，增強社會的再分配能力。以私營經濟為代表的非公有制企業是納稅群體中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通過合法經營、積極納稅的方式為國家提供了穩定的稅源。民營企業繳納稅款從2012年占全國稅收總額的48%，增長至2020占全國稅收總額的59.7%，在國家整體稅收的比重逐年增加。其在地方財政收入的比重也在逐步擴大，2018年浙江省全省非公有制企業占企業總量的92.5%3，遠超我國其他省份，民營經濟上繳稅金8001.32億元，占全省財政稅收收入總額的73.28%，居于全國前列。2021年陜西省全省非公有制企業上繳稅收占全省稅收總額的68.8%4；2022年江西省全省非公有制經濟上繳稅金總額為3037.6億元，占全省稅收金額總數79.4%5。由此可見，一省非公經濟發展狀況越好，包括數量和質量上占較大優勢，則該省非公經濟對于稅收的貢獻度就越大。對于私營企業來說，需要繳納的稅收種類包括增值稅、企業所得稅等。2016年實行“營改增”政策之后，非公有制企業的稅收負擔減小，為其在各行業中蓬勃發展提供了可能性，加固了財政的穩定性，國家稅收總量增長勢頭強勁。依靠國家出臺的針對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我國的非公有制企業不斷調整自身經營方式和產業結構以實現增收，積極為國家貢獻稅收，我國企業所得稅額自2012年的19654.53億元增加至2022年的43695.38億元，增長了122.3%，其中76%以上來自非公有制企業的貢獻1?？傊?，非公有制經濟在社會再分配領域可以補齊短板、減少相對貧困，幫助國家緩解地區和居民之間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現象，為高水平的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提供穩定的財政來源，為全民享有社會福利貢獻力量。民營企業家在生產經營過程中積極筑牢依法合規經營底線，做愛國敬業、守法經營的典范，培育和踐行優秀企業家精神[11]，可以促進社會資源再分配，實現社會公平。

3. 非公有制經濟在第三次分配中的作用

作為先富起來的典型，以民營企業家為代表的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已經成為第三次分配中的主體力量，推動共同富裕的重要階層。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在第三次分配中承擔社會責任的主要形式為慈善捐贈。我國出臺了一系列減稅政策鼓勵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參與社會捐贈，《企業所得稅法》規定，“企業發生的公益性捐贈支出，在年度利潤總額12%以內的部分，準予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扣除；超過年度利潤總額12%的部分，準予結轉以后三年內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扣除”2，該公益性捐贈稅前扣除政策對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參與慈善捐贈起到了顯著作用。2020年慈善藍皮書數據顯示，企業捐贈額占慈善捐贈總額超70%以上3；2021年福布斯中國慈善榜上榜的100名慈善家的現金捐贈總額為245.14億元4。除了國家的激勵政策使非公有制企業參與第三次分配，企業自身也將社會效益放在突出位置，自覺履行社會責任，著力構建社會道德秩序。捐贈資金的使用已超出了扶貧濟困范疇，涵蓋教育、衛生、文化、環保、科技等多元領域，極大提升了經濟發展水平和精神文明程度。非公有制企業積極投身光彩事業，截至2019年6月，共有近9萬家民營企業參與“萬企幫萬村”的精準扶貧項目5，通過資金支持、技術支持等手段帶動農民增收?！?019年度中國慈善捐助報告》顯示，中國內地接受款物捐贈中，企業共捐贈款物931.47億元，其中有50%以上為民營企業捐贈6。2020年，共有81.80%的民營企業通過引進先進環保技術和裝備等方式參與污染防治攻堅戰7；2022中國慈善家榜單中近75%的慈善家將捐贈投向了教育事業8。新時代的共同富裕是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12]，我國的非公有制企業和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在第三次分配中積極投身公益事業，履行社會責任，用實際行動踐行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為解決我國貧困問題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偉大事業做出了突出貢獻，形成了良好的社會風尚，做到“富而有責、富而有義、富而有愛”[11]。

五、 政策建議

1. 正確處理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之間的關系

把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和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統一于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進程中，使各種所有制經濟在促進共同富裕的過程中相互配合、尋求發展。一方面，使公有制經濟在促進共同富裕中發揮其主體作用。公有制企業的收益大多用于建設與民生有關的項目，在保證基本公共服務供給、建設高質量的社會保障體系的過程中回饋于民。公有制企業內部組織結構布局合理，比非公有制企業更具有穩定性，有較強的應對風險的能力，能有效應對來自國內和國際市場的風險。國家需要強化公有制經濟對非公有制經濟的導向和引領作用，有效減少非公有制經濟資本無序擴張帶來例如壟斷等一系列危害，引導非公資本健康發展[13]。另一方面，明確非公有制經濟是促進共同富裕過程中不可忽視的力量。非公有制經濟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異己力量”，而是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發展不僅不會危及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反而有利于激發公有制企業的活力，促進其轉型升級。為適應我國現階段國情和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客觀需要，公有制經濟必然需要非公有制經濟的配合，以彌補國有企業創新能力不足的短板，共同建設創新型國家?？傊?，“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都是促進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都必須擔負促進共同富裕的社會責任”[11]。只有不斷完善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協同發展的制度體系，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在全社會提高兩者協同發展的認同感，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充分彰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才能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標。

2. 為非公有制經濟健康成長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

良好的制度環境是使非公有制經濟與公有制經濟公平參與市場競爭的前提，其既能激勵各種所有制經濟參與經濟建設，又對市場主體起到規范和約束作用。政府要在以下幾個方面給予其非公有制經濟支持，進而營造良好的制度環境。首先，要完善產權保護制度，消除各種隱形壁壘。在全面依法治國的背景下，需通過修訂涉企法律法規政策來保護非公有制經濟的產權，具體體現為：在市場準入環節，制定消除非公有制企業隱性壁壘的法律；在生產經營環節，為其制定一系列財政稅收政策；在退出環節，形成明確的產權轉讓制度和退出機制。還須重視完善保護中小企業知識產權的司法體系，以平等保護各類市場主體的產權。同時要提升制度的執行力度，為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提供保障，堅決落實“兩個毫不動搖”政策，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其次，加快政府職能轉變，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的變動會對企業績效產生影響，因而，政府應劃清權力邊界，減少對企業的不當干預，成為市場秩序的維護者，向服務型政府轉變?？梢酝ㄟ^優化對中小微企業行政審批制度來核減不必要的行政許可環節；通過制定對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和外資的鼓勵政策和優惠政策，防止政策歧視；引導融資擔保機構減少對非公有制企業的歧視，降低中小微企業的融資成本，從而提升企業生產經營效率，推動非公有制經濟高質量發展。最后，加強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監管執法。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加強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破除地方保護和行政性壟斷，依法規范和引導資本健康發展，以建立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1]。反壟斷監管部門須明確責任，優化市場監管機制，在法治框架下注意監管的方式和手段，避免執法不當導致企業失去發展活力；對于觸及法律紅線的企業行為應當依法依規予以處置，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引導資本規范健康發展，給非公有制企業以更大的生存空間，使其“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中作出積極貢獻，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中肩負起更大使命、承擔起更重責任、發揮出更大作用”[14]。

3. 培養鼓勵非公經濟人士履行社會責任的市場環境

良好的市場環境可以激發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潛力，增添參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活力，鼓勵非公有制經濟人士以建設者的身份投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輝事業。營造良好的市場環境，政府須考慮以下三點，鼓勵非公有制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第一，優化營商環境，構建親清型政商關系。習近平總書記2020年在企業家座談會上強調，要構建親清政商關系，堅決防止權錢交易、商業賄賂等問題損害政商關系和營商環境[15]。領導干部的“親”體現在真誠坦蕩地同民營企業接觸方面，做到親而有度，各項舉措應為企業的發展服務，及時了解個體工商戶和私營企業生產經營中遇到的困難，制定紓困策略；同時也要做到“清”，不以權謀私，與民營企業家的關系要清白，不搞錢權交易，杜絕權力尋租。對于非公有制企業，政府要做到激勵和約束并重，促進其良性健康發展。第二，充分發揮企業主體作用，鼓勵非公經濟積極創業創新。政府要促進企業與科研院所的聯系，鼓勵企業積極將高校和科研院所提供的科研成果轉化為生產力，吸引優秀的科研人員進入非公有制企業，還應當給予企業財政支持，例如設立創新創業專項資金等，促進企業對科研成果的轉化。此外，鼓勵企業憑借自身的創新能力加快高新技術研發，打造品牌效應，提升產品附加值，提高市場占有率，增強企業的核心競爭力。第三，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營造向上向善的社會氛圍。激發新時代企業家精神，政府要為其提供健康成才的土壤，充分肯定自改革開放以來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對我國經濟發展做出的巨大貢獻，鼓勵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積極主動承擔社會責任，引導非公有制企業投資與國家產業政策相結合，樹立愛國敬業、回報社會、守法經營的企業家典范，形成鼓勵企業家創新創業的輿論氛圍。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完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奮斗目標，始終與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征程相向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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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習近平.在企業家座談會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2020-07-22（2）.

基金項目：“教育部高校示范馬克思主義學院和優秀教學科研團隊建設項目”（項目編號：16JDSZK011）；江蘇省社科基金重點項目“中國道路與華盛頓共識：一個政治經濟學的比較分析框架”（項目編號：17WTA017）。

作者簡介：陳覓衡（1998-），女，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沈伯平（1969-），男，博士，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江蘇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研究方向為制度經濟學、轉型經濟學、規制經濟學以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收稿日期：2023-09-28? 責任編輯：殷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