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產權示范城市建設對產業結構升級的效應分析

趙喜倉 張文慧 蔣美

[摘要]國家知識產權示范城市建設政策能否有效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基于2006—2021年中國282個城市的面板數據，將國家知識產權示范城市建設政策視為一項準自然試驗，通過構建多時點雙重差分模型，實證研究知識產權示范城市建設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效應。研究發現：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國家知識產權示范城市建設政策能有效促進示范城市的產業結構升級，在經過多種穩健性檢驗后該結果依然成立；并且，此政策的影響效應在西部地區、低市場化水平及高經濟發展水平的示范城市中更為明顯；其中，技術創新效應、人才集聚效應及外商融資效應發揮了重要中介作用。據此，提出加大技術創新投入與產出力度、完善技術創新人才培養體系、加強外資企業知識產權保護、運用與管理機制等相關建議，為充分發揮中國知識產權戰略優勢、提高中國產業核心競爭力提供理論借鑒。

[關鍵詞]知識產權示范城市；產業結構升級；雙重差分；異質性分析；中介效應

一、 引言

在新一輪產業革命席卷全球的國際背景下，培育具備低能耗、低消耗、高附加值等獨特優勢的戰略性新興產業，推動傳統產業優化升級，是提高我國在全球產業鏈中國際地位的重要途徑。知識產權作為提高科技競爭力的關鍵核心要素，對推動我國產業結構升級起著重要支撐作用。2008年，國務院頒布《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1，將知識產權體制建設正式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2011年，國家知識產權局首次頒布《國家知識產權試點示范城市（城區）評定和管理辦法》2，旨在通過分批次建立國家知識產權示范城市，強化示范城市在知識產權戰略方面的引領作用，推進了知識產權戰略在城市層面上的實踐。黨的二十大報告也特別指出，我國必須全面提高中國知識產權創造、運用、保護、管理和服務水平，進一步完善知識產權強國戰略機制體制建設。截至目前，中國已評選出七批共77個知識產權示范城市[1]。國家知識產權示范城市作為知識產權戰略運用在城市層面的政策工具，是研究知識產權治理對產業結構升級影響效應的重要切入口。那么，該政策能否有效推動示范城市的產業結構升級？其作用路徑都有哪些？影響效應是否存在城市異質性？對上述問題進行理論分析與實證檢驗，對深入實施國家知識產權戰略，推動產業結構升級有著重要意義。

諸多學者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因素開展了深入研究，他們發現政府環境規制[2]、數字基礎設施建設[3]、知識產權保護、市場規模[4]與城鎮化規模[5]均能影響到產業結構發展。其中，與本文研究主題關聯最為緊密的是知識產權保護這一影響因素。部分學者認為知識產權保護可以通過優化創新要素配置[6]、改善高新技術產業與傳統優勢產業的融資結構[7]，從而帶動產業結構升級；還可以通過減少研發溢出損失[8]、緩解外部融資約束[9]而為產業結構提供良好的發展環境。另一部分學者認為過度的知識產權保護會阻礙新技術的傳播[10]，限制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脆弱的保護制度也會降低投資回報，從而減少新技術原創型創新[11]，不利于產業結構升級。

大部分學者采用雙重差分法對知識產權示范城市的政策效應進行評估，研究視角主要分為宏觀城市與微觀企業兩個層面。從城市層面來看，知識產權示范城市建設可以通過政府引導支持、激勵企業創新、優化創新環境來有效提升示范城市的創新水平[12]，通過提高創新要素配置效率和完善知識產權制度建設來吸引更多的境外融資[13]，通過轉變政府財政支出偏向以及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來提高城市的經濟增長質量[14]。從企業層面來看，知識產權示范城市建設能通過創新活力激發效應、外商直接投資引致效應以及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效應來有效促進企業創業[15]，通過增加地區科學技術支出和激勵民營企業創新產出來提高民營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16]，也可以以技術創新與吸引外商投資為影響路徑驅動企業全球價值鏈位勢攀升[17]。

已有學者通過研究發現知識產權示范城市建設能顯著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1]，但是在影響路徑研究以及城市異質性分析方面還有待進一步擴展。因此，本文進行以下三點補充：第一，將人才集聚效應和外商融資效應納入知識產權示范城市建設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理論框架中，拓展該政策影響產業結構升級的理論深度，更全面地理解知識產權示范城市建設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機制；第二，從地理區位、市場化程度和經濟規模三個角度出發，對不同特征下的城市異質性影響進行探討，為各級政府實行針對性政策提供決策依據；第三，使用平行趨勢檢驗、安慰劑檢驗、更換被解釋變量、雙邊縮尾處理、更換估計方法等多種方法對實證結果進行穩健性檢驗，進一步提高研究結論的可靠性，使研究結果更具說服力。

二、 研究假設

知識產權示范城市建設政策為示范城市帶來了政策紅利與榮譽效應。示范城市不僅能夠充分享受到相關政策的優惠與扶持，還能通過榮譽效應吸引更多發展資源的涌入，從而起到政策激勵的作用。依據地方政府競爭理論，政策激勵可以使地方政府更加積極主動地爭奪資源，采取相應的政策手段來吸引資本和人才流入，通過提高公共服務供給水平，優化資源配置效率[18]，為產業結構升級營造良好的發展環境。同時，該政策通過設立嚴格的考核標準，為各級政府提供了明確的發展方向和目標。依據目標設定理論，政策目標的設定能夠將政府的需求轉變為動機，促使其不斷調整和改進政策，以取得更好的績效產出[19]，增強政策的執行效果。并且，知識產權示范城市建設政策作為一種政策反饋，也在城市行為激勵與矯正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20]。積極的政策反饋結合明確的發展目標，能夠更好地提高地區的績效產出[21]，為產業結構升級提供發展環境。據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1：知識產權示范城市建設與產業結構升級有著直接的關聯，建設知識產權示范城市能夠顯著促進示范城市產業結構升級。

知識產權示范城市建設通過提高區域創新投入產出和加強區域知識產權保護來提升技術創新水平。首先，該政策通過考核指標強調對創新投入與產出的重視，各地政府更加關注新興產業和知識密集型產業的創新投入，可以調動各創新主體的積極性，推動技術創新的加速發展[22]。其次，考核指標中對城市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的考察，使當地政府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力度，增強企業與個人的知識產權保護意識和版權意識，為技術創新市場營造良性競爭環境[11]。創新水平的提升一方面通過帶動生產需求結構變動與勞動生產率變革，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與資本的合理深化[23]；另一方面通過引導各方力量集中開展新技術研發，擴大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在產業結構中的占比[24]，有利于產業結構升級。

知識產權示范城市建設通過加強知識產權人才培養與激勵知識產權人才引進來提升人力資本水平。一方面，考核中對于知識產權人才培養的考察，促使各地政府積極開展人才培育政策，加大對人才教育投入的力度，推動高技能、高創造的人力資源在產業內的流通[25]。另一方面，為引進更多高素質、高技能的知識產權人才，政府部門推行一系列人才優惠政策，吸引外地技能型人才流入，豐富人力資源的結構，促進人力生產要素的流動與積累[11]。人力資本的提升一方面可以優化人才資源配置，為產業結構高級化提供高素質人才儲備[24]，使產業內人才結構更加多樣化和專業化，有助于推動產業結構升級；另一方面，更多高創新能力的人才資源流入研發部門，可以提升知識密集型產業的發展，從而進一步推動地區產業結構向高科技、高附加值方向轉變[26]。

尋求競爭優勢、挖掘創新資源是發達國家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首要動力[27]。首先，知識產權示范城市具備良好的知識產權保護環境，使得外資企業在這些地區能夠有效降低知識產權保護成本，這種所有權競爭優勢維護外資企業在本地區的壟斷地位[28]，提高本地區在外資企業中的可信度，進而吸引更多外資企業進行直接投資[29]。其次，知識產權示范城市通過改革企業的專利保險與質押融資體制，促進知識產權與金融資產的有效結合，這為外資企業提供更廣泛的融資渠道，刺激更多外資企業流入[30]。外商直接投資的增加一方面可以提高產業結構轉型過程中的資本攻擊，增加高技術企業所需的資金流量，有效推動產業結構升級[26]；另一方面可以為本地帶來較為成熟的技術設備和管理經驗，通過品牌效應為新興產業提供市場，加速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31]?；谝陨戏治?，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2a：知識產權示范城市建設通過激發技術創新促進產業結構升級。

假設2b：知識產權示范城市建設通過提高人力資本促進產業結構升級。

假設2c：知識產權示范城市建設通過增加外商直接投資促進產業結構升級。

三、 研究設計

1. 模型構建

本文將國家知識產權示范城市建設作為一項準自然實驗，構建多時點雙重差分模型來考察該政策對示范城市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具體模型設定如下：

[Instruit=β0+β1Treatedit+β2Controlsit+λt+μi+εit] （1）

其中，[i]和[t]分別表示城市和年份；[Instruit]為城市[i]在[t]年的產業結構升級水平；[Treatedit]為是否獲批為知識產權示范城市的政策虛擬變量；[Controlsit]為影響產業結構升級水平的其他控制變量。[μi]表示城市固定效應，[λt]表示時間固定效應，[εit]為隨機擾動項。若核心解釋變量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則表明知識產權示范城市政策有利于推動城市產業結構升級。

2. 變量選取

（1）被解釋變量：產業結構升級水平（[Instru]）。產業結構升級即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與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軌，產業結構從第一產業為主導轉變為以第二、三產業為核心，第二產業以新型工業化和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為發展主線，第三產業則以新型服務業作為政策導向[32]，產業結構調整整體呈現“經濟服務化”的特征，第三產業增長率快于第二產業增長率是“經濟服務化”的典型事實[33]。因此，本文參照干春暉等[34]的做法，采用第三產業增加值與第二產業增加值之比來表示產業結構升級水平，用來說明城市的產業結構是否向“服務化”的方向發展。

（2）核心解釋變量：知識產權示范城市政策變量（[Treated]）。[Treated]為個體虛擬變量，[Treat]與時間虛擬變量[Post]的乘積。若城市被評為知識產權示范城市，則[Treat]取值為1，否則取值為0；城市被評為知識產權示范城市的當年及以后的年份[Post]取值為1，否則取值為0。截至目前，中國已評選出七批共77個知識產權示范城市，考慮到政策實行效果需要一定的緩沖時間，本文選取前六批共64個知識產權示范城市作為實驗組，其他218個城市作為對照組。

（3）中介變量。本文以技術創新（[Inno]）、人力資本（[Capi]）和外商直接投資（[FDI]）三個變量作為中介變量。技術創新用每萬人專利授權量表示，人力資本用科研、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從業人員數占年末單位從業人員數比重表示，外商直接投資用每萬人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表示。

（4）控制變量?？紤]其他因素可能會對產業結構升級產生影響，本文設置以下五個控制變量：交通基礎設施（[Tra]），用公路客運量的對數值表示；金融發展水平（[Fina]），用年末金融機構各項貸款余額與國民生產總值之比表示；政府干預程度（[Gov]），用財政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比重表示；科學教育水平（[Edu]），用科學教育支出占政府財政支出的比重表示；經濟發展水平（[PGDP]），用人均地區生產總值的對數值表示。

3. 數據來源與描述性統計

本文選取中國2006—2021年282個地級市面板數據作為研究樣本，探究知識產權示范城市建設與產業結構升級的關系，數據均來自《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對缺失值較少的數據進行線性插補處理后，共得到4512個變量數據。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1所示。

四、 基準回歸與穩健性檢驗

1. 基準回歸結果分析

基于模型（1）所得的基準回歸結果如表2所示。在不加入控制變量時，知識產權示范城市政策變量的回歸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初步說明國家知識產權示范城市建設政策有效促進了產業結構升級，估計結果與理論預期一致。在依次加入控制變量之后，各控制變量的系數大小和顯著性都未發生顯著變化，知識產權示范城市政策變量的回歸系數也都全部顯著為正。因此，加入控制變量前后，知識產權示范城市建設對產業結構升級都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說明知識產權示范城市建設可以顯著提高產業結構升級水平，假設1得到驗證。從經濟意義上來看，由列（6）可知，在其他條件不變的前提下，知識產權示范城市建設政策使得示范城市的產業結構升級水平提高0.029。

2. 穩健性檢驗

（1）平行趨勢檢驗。平行趨勢檢驗要求在知識產權示范城市政策實施之前，實驗組與對照組的產業結構發展趨勢相同，在政策實施之后兩組的產業結構升級水平才開始存在差異，從而說明該政策是實驗組產業結構發生改變的重要原因。因此，本文采用Beck等[35]的事件分析法來檢驗政策實施前后產業結構升級的變化趨勢，檢驗結果如圖1所示，其中各點表示政策效應的系數大小，置信區間為95%。在政策實施之前實驗組和對照組的系數估計值均不顯著，說明在成為示范城市之前，兩組的產業結構變化趨勢不存在系統性差異，滿足平行趨勢假設；在政策實施之后，解釋變量的估計系數均顯著大于0，說明知識產權示范城市建設政策能夠正向推動產業結構升級。

（2）安慰劑檢驗。為驗證該政策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促進作用沒有受到其他隨機因素的影響，本文參考Li等[36]的檢驗方法，在所有樣本中根據政策年份隨機抽取64個城市作為虛擬實驗組，剩下的城市作為對照組，重新進行基準回歸，并重復500次得出虛擬實驗組的估計系數核密度結果，如圖2所示。絕大部分虛擬實驗組的偽回歸系數都在0附近，P值也都大于0.1，且呈正態分布，充分說明了虛擬的政策沖擊并沒有影響城市產業結構升級，表2的基準回歸結果并不存在其他隨機因素的影響，安慰劑檢驗得以滿足。

（3）其他穩健性檢驗。一是更換被解釋變量。本文采用第三產業就業人數與第二產業就業人數之比來表示城市產業結構升級水平，并重新進行回歸，回歸結果如表3列（1）所示。二是雙邊縮尾處理。為排除異常值對實證結果存在影響的可能性，本文對所有樣本數值進行1%雙邊縮尾處理并進行回歸，回歸結果如表3列（2）所示。三是更換估計方法。為排除使用單一估計方法對實證結果可能造成的偶然性，本文采用時間固定雙重差分法、個體固定雙重差分法以及廣義最小二乘法對模型重新回歸，所得結果如表3列（3）至列（5）所示。四是內生性檢驗?？紤]到國家知識產權示范城市建設政策實施可能存在滯后效應，本文將核心解釋變量滯后一期作為工具變量，采用兩階段最小二乘法對基準模型重新進行回歸，回歸結果如表3列（6）所示。在使用一系列穩健性檢驗方法之后，知識產權示范城市政策變量的估計系數仍然顯著為正，說明該政策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促進作用依然顯著，充分證明了表2基準回歸結果的穩健性。

五、 進一步分析

1. 異質性分析

為驗證知識產權示范城市建設對不同特征城市產業結構升級的作用效果，本部分按照地理區位、市場化水平以及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對城市樣本進行分類并回歸，回歸結果如表4所示。

（1）地理區位異質性。本文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東、中、西部城市劃分標準將所有樣本城市劃分為三組。從回歸系數來看，知識產權示范城市政策變量的估計系數從東到西依次變大，說明知識產權示范城市政策對西部城市產業結構升級的正向促進作用最大，中部城市次之，東部城市最小。其原因可能是相較于西部地區，中東部城市的基礎設施建設已經較為完備，人才資源相對豐富，產業結構升級的進步空間相對較小，導致政策實施的作用效果不明顯。對于西部地區而言，基礎設施建設以及政策落實效果還有一定的上升空間，知識產權示范城市政策可以給西部地區帶來更多的資本匯入，吸引更多的人才引進，激發創新主體進行技術創新，進而對產業結構升級產生更加積極的作用效果。

（2）市場化水平異質性。市場化水平代表了一個地區的資源與要素優化配置效率，本文使用北京大學樊綱教授等在《中國分省份市場化指數報告（2021）》中測度的市場化指數來衡量各城市的市場化水平，以中位數作為分界點，將樣本城市劃分為高市場化城市和低市場化城市。從回歸系數來看，知識產權示范城市政策變量在低市場化水平城市的估計系數較大，說明知識產權示范城市政策對低市場化水平城市的產業結構升級促進作用更大。這可能是由于高市場化水平城市本身就具備良好的營商環境和較高的要素優化配置效率，知識產權保護體系也相對完善，因此知識產權示范城市的政策效果并不明顯。低市場化水平城市因為知識產權示范城市的建設改善了市場的營商環境，提高了資源配置效率，健全了知識產權機制體制建設，進而激活了產業結構升級的內在動力。

（3）經濟發展水平異質性。本文按照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高低將樣本城市分為低水平、中水平以及高水平三等分組。從回歸系數來看，知識產權示范城市政策變量的估計系數在高經濟發展水平城市中最大，中水平城市次之，低水平城市最小，說明在經濟較為發達的城市，知識產權示范城市建設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促進作用更強。這可能是因為高經濟發展水平城市的財政資源相對豐富，當地政府在產業結構升級過程中有更多機會充分落實知識產權示范城市的具體政策，相對完善的制度建設使得高經濟發展水平城市更容易在產業結構升級方面進行改革創新，進而提高了政策發揮的有效性。

2. 中介效應分析

前文已通過基準回歸以及穩健性檢驗說明國家知識產權示范城市建設能顯著促進產業結構升級，但這一政策是否能通過技術創新效應、人才集聚效應及外商融資效應來促進城市產業結構升級？本文參考江艇[37]的中介效應檢驗方法對前文提出的路徑假設進行檢驗，構建模型如下：

[Innoit=β0+β1Treatedit+β2Controlsit+λt+μi+εit]? （2）

[Capiit=β0+β1Treatedit+β2Controlsit+λt+μi+εit] （3）

[FDIit=β0+β1Treatedit+β2Controlsit+λt+μi+εit] （4）

其中，[Innoit]表示[i]城市[t]年的技術創新水平，[Capiit]表示[i]城市[t]年的人力資本水平，[FDIit]表示[i]城市[t]年的外商直接投資水平。[Controlsit]為一系列控制變量，[μi]表示城市固定效應，[λt]表示時間固定效應，[εit]為隨機擾動項。檢驗結果如表5所示。

（1）技術創新影響路徑。本文使用每萬人專利授權量作為城市技術創新的代理變量，將其對知識產權示范城市建設進行回歸，在其他條件不變的前提下，知識產權示范城市建設政策使得示范城市的技術創新水平平均提高1.587，說明知識產權示范城市建設可以顯著促進城市技術創新水平。袁航等[24]基于中國1994—2015年285個地級市面板數據進行實證研究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區域技術創新水平的提高使產業結構由勞動密集型向資本、技術密集型轉換，從而有效推動地區產業結構升級。因此，本文認為知識產權示范城市建設能夠通過驅動技術創新促進城市產業結構升級。假設H2a得到驗證。

（2）人力資本影響路徑。本文使用科研、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從業人員數占年末單位從業人員數比重作為城市人力資本的代理變量，將其對知識產權示范城市建設進行回歸，在其他條件不變的前提下，知識產權示范城市建設政策使得示范城市的人力資本水平平均提高1.594，說明知識產權示范城市建設能有效積累城市的人力資本。程悅等[38]基于1997—2015年城市面板數據，發現高級人力資本擴張可以強化城市內部的競爭效應，能夠促進城市內部的產業結構升級?；诖?，本文認為知識產權示范城市建設能夠通過提升人力資本水平促進城市產業結構升級。假設H2b得到驗證。

（3）外商直接投資影響路徑。本文使用每萬人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作為城市外商直接投資水平的代理變量，將其對知識產權示范城市建設政策進行回歸，在其他條件不變的前提下，知識產權示范城市建設政策使示范城市的外商直接投資水平平均提高4.625，說明知識產權示范城市建設能有效促進城市的外商直接投資。劉澤[39]基于山東省2001—2017年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外商直接投資的提高使高新技術產業和生產性服務業的實際使用外資占比提高，可以有效推動城市產業結構升級。因此，本文認為知識產權示范城市建設能夠通過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促進城市產業結構升級。假設H2c得到驗證。

六、 結論與建議

本文以國家知識產權示范城市建設為準自然實驗，通過構建多時點雙重差分模型，探究知識產權示范城市建設政策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效應以及異質性特征，最后分析了該影響效應的影響路徑。研究結果表明：第一，知識產權示范城市建設政策可以有效促進城市產業結構升級。采用多種穩健性檢驗方法對基準回歸結果進行檢驗后，此結論依然成立。第二，知識產權示范城市建設政策主要通過技術創新效應、人才集聚效應及外商融資效應間接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第三，知識產權示范城市政策對城市產業結構升級的促進作用受到地理區位、市場化水平和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在西部地區、低市場化水平以及高經濟發展水平的城市中，該政策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促進作用更明顯。

基于上述結論，本文提出如下建議：

第一，繼續推進知識產權示范城市建設，充分發揮其獨特優勢與引領作用。將知識產權建設與地方制度創新相結合，打造具備知識產權工作特色的示范城市。逐步擴大知識產權體制機制建設的輻射范圍，讓更多城市能夠享受政策紅利，為更多的城市提供發展機會。探索更多的知識產權建設模式，如細化示范區域，建設知識產權示范縣，或者將示范層面延伸到各大企業，建設知識產權示范企業等。

第二，充分發揮技術創新、人力資本和外商融資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的中介作用。各城市應加大技術創新投入與產出力度，完善知識產權司法保護與行政保護體系建設，嚴厲打擊知識產權侵權違法行為，營造良好的技術創新發展環境。加大科教投入力度，優化教育資源配置，完善技術創新人才培養體系，建立高水平人才引進政策，為產業結構升級提供重點產業、高精尖領域的人才保障。健全知識產權金融服務支撐體系，加強外資企業知識產權保護、運用與管理機制，為外商投資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

第三，充分考慮知識產權示范城市建設對產業結構升級作用的區域異質性，實施差異化管理政策，將發展重點聚焦到城市工作特色和獨特優勢中去。繼續加強西部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和人才引進政策，加大對中西部地區的適度政策傾斜。積極改善低市場化水平城市的營商環境，對其加強融資支持，優化資源配置效率，完善低市場化水平城市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當地政府應重視完善財政稅收、專項資金等財政政策，提升城市經濟發展水平，重視城市之間的交流與合作，實現跨區域、跨領域聯動政策，推動政策效益的最大化。

參考文獻：

[1] 朱葉，孫明貴.知識產權戰略賦能企業高質量發展了嗎？——基于知識產權示范城市的準自然實驗[J/OL].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1-23[2023-11-03].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2.1117.g3.20230706.0838.004.html.

[2] 劉曉雯，劉程軍.雙重環境規制、技術創新與產業結構升級：空間效應視角[J].現代管理科學，2021（6）：49-61.

[3] 梁海萌，申丹虹.數字經濟發展戰略對產業結構升級的政策效應——基于國家級大數據綜合試驗區的準自然實驗[J].現代管理科學，2023（1）：46-55.

[4] 楊曉鋒.產業升級、收入增長與城市規?！?002—2015年50個一二三線城市的實證分析[J].經濟體制改革，2017（3）：46-52.

[5] 周霞，諶一璠，王雯童.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區域創新與產業升級[J].統計與決策，2022，38（16）：168-171.

[6] 郭愛君，雷中豪.加強知識產權保護能否促進我國產業結構轉型升級[J].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21（6）：104-118.

[7] 吳超鵬，唐菂.知識產權保護執法力度、技術創新與企業績效——來自中國上市公司的證據[J].經濟研究，2016，51（11）：125-139.

[8] 易倩，卜偉.知識產權保護執法力度、技術創新與產業升級[J].經濟經緯，2019，36（3）：95-101.

[9] 李士梅，尹希文.知識產權保護強度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及對策[J].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2）：1-9.

[10] 徐姍，喻陳銘.知識產權保護對我國離岸服務外包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基于非線性視角的實證分析[J].科技管理研究，2022，42（3）：160-168.

[11] 張建剛，沈蓉，邢苗.知識產權戰略與城市創新——基于國家知識產權示范城市政策的準自然實驗[J].城市問題，2020（9）：13-24.

[12] 張繼武，姜凱.知識產權示范城市的設立能否吸引更多的境外直接投資[J].國際貿易問題，2022，477（9）：88-105.

[13] 聶長飛，馮苑，張東.知識產權保護與經濟增長質量[J].統計研究：1-16[2023-02-26].

[14] 聶長飛，馮苑，張東.知識產權保護與經濟增長質量[J].統計研究，2023，40（2）：73-88.

[15] 閆永生，李凌飛，邵傳林.知識產權制度與民營企業全要素生產率[J].經濟經緯，2022，39（3）：108-118.

[16] 劉智鵬.知識產權示范城市建設與企業全球價值鏈位勢攀升——基于技術創新與吸引外商投資視角[J].中國流通經濟，2023，37（7）：92-103.

[17] 朱葉，孫明貴.知識產權戰略賦能企業高質量發展了嗎？——基于知識產權示范城市的準自然實驗[J/OL].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1-23[2023-07-30].

[18] 黃純純，周業安.地方政府競爭理論的起源、發展及其局限[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1，25（3）：97-103.

[19] Locke E A， Latham G P. Work Motivation and Satisfaction：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J].Psychology Science，1990（11）：240-246.

[20] 張美蘭，車宏生.目標設置理論及其新進展[J].心理學動態，1999（2）：34-40.

[21] Barry B， Stewart G L.Composition Process and Performance in Self-managed Groups： The Role of Personality[J].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1997（82）：62-78.

[22] Zongke B， Chengfang W， Qiaoxin X.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and Survival Risk-historical Evidence from Chinese R&D Firms[J].Technology Analysis & Strategic Management，2022：1-13.

[23] 韓永輝，黃亮雄，王賢彬.產業政策推動地方產業結構升級了嗎？——基于發展型地方政府的理論解釋與實證檢驗[J].經濟研究，2017，52（8）：33-48.

[24] 袁航，朱承亮.國家高新區推動了中國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嗎[J].中國工業經濟，2018（8）：60-77.

[25] 閆華飛，楊美，肖靜.知識產權示范城市建設提升了城市技術創新能力嗎？——基于雙重差分與中介效應的實證[J].軟科學，2023，37（3）：53-58.

[26] 徐揚，韋東明.城市知識產權戰略與企業創新——來自國家知識產權示范城市的準自然實驗[J].產業經濟研究，2021（4）：99-114.

[27] Kumar V.Co-evolution of MNCs and Local Competitors in Emerging Markets[J].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2019，28（5）：15-27.

[28] Glass A J， Saggi K.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2，56（2）：387-410.

[29] Awokuse T， Yin H.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and The Surge in FDI in China[J].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10，38（2）：217－224.

[30] Desbordes R， Wei S J. The Effects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17（127）：153－168.

[31] 劉建江，熊智橋，羅雙成.知識產權保護是否提升了企業全要素生產率？——基于知識產權示范城市建設的準自然實驗[J].南京財經大學學報，2022，234（2）：1-11.

[32] 王希元，梁巧玲.人口老齡化、高等教育投入與產業結構升級——理論機制探討與省際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J].南京審計大學學報，2021，18（5）：102-111.

[33] 吳敬璉.思考與回應：中國工業化道路的抉擇（上）[J].學術月刊，2005（12）：38-45.

[34] 干春暉，鄭若谷，余典范.中國產業結構變遷對經濟增長和波動的影響[J].經濟研究，2011，46（5）：4-16.

[35] Beck T，Levine R，Levkov A.Big Bad Banks？ The Winners and Losers from Bank Dereg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J].Journal of Finance，2010，65（5）：1637-1667.

[36] Li P， Lu Y， Wang J.Does Flattening Government Improve Economic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a[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16（123）：18-37.

[37] 江艇.因果推斷經驗研究中的中介效應與調節效應[J].中國工業經濟，2022（5）：100-120．

[38] 程銳，夏楠，馬莉莉.高校擴招、人力資本與產業結構升級[J].教育經濟評論，2023，8（2）：35-63.

[39] 劉澤.FDI對產業結構優化影響的實證檢驗——以山東省為例[J].華東經濟管理，2019，33（6）：24-29.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我國知識產權密集型產業培育路徑與培育配套政策研究”（項目編號：21FTJB004）；2022年度江蘇省研究生科研實踐創新立項“知識產權保護對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研究”（項目編號：KYCX22_3577）。

作者簡介：趙喜倉（1965-），男，博士，江蘇大學京江學院校長，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科技統計；張文慧（1997-），通訊作者，女，江蘇大學財經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科技統計；蔣美（1999-），女，江蘇大學財經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科技統計。

（收稿日期：2023-08-31? 責任編輯：蘇子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