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視角下和諧消費及其經濟增長空間效應

生延超， 徐 珊，李 倩

（1.湖南工商大學 公共管理與人文地理學院，湖南 長沙 410205；2.浙江工業大學 管理學院， 浙江 杭州 310014）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是人民群眾的殷切期盼。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在未來社會，生產要以所有人的富裕為目的”。毋庸置疑，共同富裕需要解放與發展生產力，但與生產具有同一性的消費也應受到足夠重視。共同富裕的實現不僅表現為生產水平的提高，更直接表現為由于消費能力提高而引致的人民生活的富足。中國共產黨人也明確提出，要在以人為本、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推動共同富裕[1]。構建和諧社會不僅要求政治文化和諧，還要求國民經濟和諧。消費是最終需求，是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暢通國內大循環的關鍵環節和重要引擎。國務院印發的《擴大內需戰略規劃綱要（2022—2035）》中更是明確指出，“消費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拉動力”，“要持續強化消費的基礎性作用”，這意味著國民經濟和諧以消費和諧為必要前提，構建和諧社會需要以和諧消費為基礎經濟支撐。換言之，消費和諧是共同富裕的應有之義。并且，中共二十大報告提出要“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那么，和諧消費是否能夠肩負起“聯動供需以推動經濟增長”這一戰略使命？為科學回答這一問題，有必要基于共同富裕視角厘清和諧消費的理論內涵，明確中國和諧消費的發展現狀與典型特征，厘清和諧效應影響經濟增長的理論機制與空間效應，這對進一步提高中國和諧消費水平、強化和諧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促進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義。

一、文獻綜述

“和諧消費”是伴隨和諧社會應運而生的理論命題，屬于消費經濟學的新范疇。梳理和諧消費相關研究成果發現，目前消費經濟學界對和諧消費理論進行了初步探索。學者們普遍認為和諧消費理論是一種面向科學發展觀的消費理論，為促進國家與社會的長遠發展，應樹立和諧消費觀[2-3]。但就研究內容來看，學界對和諧消費的研究仍集中于和諧消費理論內涵的探討，且尚未達成共識。關于和諧消費的內涵，目前主要有四種觀點：一是以文啟湘教授為代表的“消費系統和諧論”[2]，認為和諧消費是指消費系統內部各組成部分，如消費要素、消費結構、消費組織、消費理念等，與其他外部環境都處于和諧運轉狀態；二是以湯躍躍為代表的“三性和諧論”[4]，認為和諧消費是指消費主體的消費行為講究理性，消費客體的經營活動講究誠信，消費環境的自然和社會氛圍講究品性；三是以馬伯鈞為代表的“高質量消費論”[5]，認為和諧消費就是合理的高質量消費；四是以李松齡教授為代表，認為和諧消費是指消費力與消費關系的和諧[6-8]。上述觀點中，“消費系統和諧論”雖然從消費的內外部系統對和諧消費進行了釋義，但對消費的本質探討還不夠深入；“三性和諧論”雖然涉及了消費者內部的和諧、消費者和自然環境的和諧，但沒有涉及消費者和關聯人之間的和諧；“高質量和諧論”指出了消費和諧要求不斷提高消費質量，具有一定前瞻性，但沒有考慮消費差距的問題；李松齡教授沿用馬克思主義分析方法，從消費力與消費關系兩個方面對和諧消費進行釋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和諧消費的本質?？紤]到消費和諧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本文繼承并發展李松齡教授的和諧消費思想，將消費力和諧與消費關系和諧的辯證關系納入和諧消費的范疇，從共同富裕視角進一步厘清和諧消費的理論內涵。

梳理文獻發現，學界對和諧消費理論的探索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但遺憾的是，目前有關和諧消費的研究多為定性研究，雖然指出中國消費領域存在不和諧因素，需要進一步提高中國和諧消費水平，但由于缺乏有效測度中國區域消費和諧程度的定量研究，無法直觀展現中國消費的和諧程度高低以及中國和諧消費的典型特征。鑒于此，本文探索性地構建和諧消費力與和諧消費關系的指標體系，并運用耦合協調度模型，從和諧消費力與和諧消費關系耦合協調的角度，測算2007—2020 年中國30 個省份的和諧消費水平。另外，雖然“消費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拉動力”這一觀點已形成共識，但和諧消費影響經濟增長的理論邏輯與空間效應仍未受到足夠重視。因此，本文在采用空間計量模型實證檢驗和諧消費經濟增長空間效應，探究和諧消費是否能夠有效縮小區域經濟差距、促進共同富裕的同時，進一步明確和諧消費影響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以期在更高水平的供需動態平衡中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二、共同富裕視角下的和諧消費

（一）和諧消費的理論內涵

共同富裕理論起源于馬克思主義，深化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李實[9]指出，共同富裕應從富裕和共享兩個維度理解，其中，“富?！狈从承?，“共享”代表公平。那么，共同富裕理念折射在和諧消費上即要求消費要兼顧效率與公平。李松齡[8]沿用馬克思主義分析法，一分為二地看待消費，認為消費包含消費力與消費關系兩個方面，進而認為和諧消費就是消費力和諧與消費關系和諧。該觀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和諧消費的本質內涵，也契合共同富裕背景下新時代對消費的內在要求。其中，消費力和諧反映了和諧消費對效率的高要求，它旨在通過對消費對象（物質消費資料與勞務消費資料）進行有效配置以實現消費效用最大化；消費關系和諧則反映了和諧消費的公平性，它要求在消費過程中縮小消費差距，減少消費外在性，處理好消費者與消費者、消費者與關聯者的關系。共同富裕要求實現效率與公平的統一，共同富裕理念下的和諧消費則應實現消費力和諧與消費關系和諧的有機統一。因此，本文繼承并發展李松齡教授關于和諧消費的內涵釋義，將和諧消費進一步界定為：在消費過程中人與物、人與人的關系均是和諧的，包含消費力和諧、消費關系和諧以及二者的有機統一。

新時代，共同富裕既要家家“倉廩實衣食足”，又要人人“知文明懂榮辱”，并以“促進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為核心[10]，這意味著共同富裕包含物質文明、精神文明與生態文明等內涵[11]，涵蓋了人與物、人與精神以及人與自然的關系。因此，共同富裕視角下的和諧消費也具有經濟特性、社會特性與生態特性等多重屬性[12]。和諧消費的經濟特性表現在和諧消費對產業結構優化的導向作用上。消費結構是要素變動影響產業結構的關鍵路徑，由要素優化或扭曲引起的消費升級或降級是產業結構升級與否的核心內容[13-14]，因而和諧消費引致的消費升級能夠推動產業結構向高級化與合理化轉變。和諧消費的社會特性表現在消費和諧有助于培育社會全體成員注重本我、發展自我的科學消費理念，使人的物質需要得到滿足的同時，極大地豐富精神世界，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諧消費的生態特性表現在和諧消費有助于培育全體公民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綠色消費意識，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

（二）和諧消費的測度方法

1.耦合協調度模型

消費力和諧與消費關系和諧是消費和諧的兩個基本方面；消費力和諧與消費關系和諧的有機統一即和諧消費力與和諧消費關系的協調性，是消費和諧的更高層次要求，也是其直接表現形式。按照物理學耦合的含義，消費和諧的過程就是和諧消費力與和諧消費關系在相同的時間內、在一定空間中的耦合關聯過程。由此，本文借鑒相關研究[15-16]，將消費力和諧與消費關系和諧兩個系統通過各自的耦合元素彼此產生影響的程度定義為消費力-消費關系耦合度，其大小反映了消費力與消費關系兩者相互協調的程度，也反映了消費的和諧程度。和諧消費力與和諧消費關系的耦合協調模型的構建步驟如下：

（1）構建和諧消費力與和諧消費關系的評價指標體系，分別測算消費力和諧度與消費關系和諧度。

（2）借鑒生延超等[17]對旅游產業與區域經濟協調度的定義，測算和諧消費力與和諧消費關系的協調度。

（3）測算和諧消費力與和諧消費關系的耦合協調度，即和諧消費水平。

以上各式中：D為耦合協調度；cl為協調度；T為消費力與消費關系的綜合評價指數，反映兩者的整體效益或水平；α與β分別為和諧消費力與和諧消費關系的權重，根據德爾菲法中20 位專家的反饋結果，α取0.6，β取0.4。

2.和諧消費力與和諧消費關系的指標體系

采用耦合協調度模型測算和諧消費水平，首先需要測度消費力和諧度與消費關系和諧度。但考慮到無法直接測量消費力和諧度與消費關系和諧度，而消費力和諧、消費關系和諧的概念內涵與其影響因素是一個有機體[7]，因此，本文從和諧消費力與和諧消費關系的影響因素出發，構建和諧消費力與和諧消費關系的評價指標體系，并采用德爾菲法，采用20 位專家匿名打分的方式，最終確定各級指標權重。消費力和消費關系的影響因素眾多，包含經濟、社會、文化等多方面內容，但鑒于社會、文化和心理等因素無法客觀衡量，本文著重從經濟因素入手選取相應指標。

經濟發展水平、居民生活水平以及消費環境對提升和諧消費力、促進消費和諧具有重要影響。具體來說，經濟發展總體水平最終表現為社會在一定時期所獲得的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的數量和質量；居民生活尤其是居民收入水平不僅影響消費數量，還影響消費結構；居民消費是在一定環境中產生的，消費環境在短期會影響消費者所獲得的消費效用，在長期則會影響消費者的消費能力。因此，將經濟發展總體水平、居民生活水平及消費環境作為和諧消費力子系統的準則層，并借鑒相關研究[12,18]，選取各級準則層的具體測度指標。改善消費關系則需要在保障消費暢通、可控的條件下增加消費的公平性。只有物質消費資料、勞務提供者以及消費者的流動渠道暢通，才能保證東西之間、南北之間、城鄉之間的消費者都能夠公平地獲取同等消費資料，居民的消費需求才能盡可能得到滿足，消費關系才能和諧。根據生命周期假說，只有外在條件可控，消費者才會減少預防性儲蓄，增加當前消費，使消費者效用趨向最大化。根據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只有居民收入分配相對合理，消費具有公平性，消費者與消費者之間的關系才能更和諧。因此，本文將消費的公平性、暢通性及可控性作為和諧消費關系子系統的準則層，并借鑒相關研究[19-20]，從收入分配合理與區域協調共享等方面選取表征消費公平性的指標，從貿易情況與外部交易環境等方面選取表征消費暢通性的指標，從社會保障、公共服務等降低不確定性的角度選取表征消費可控性的指標。

本研究建構的和諧消費力與和諧消費關系指標體系如表1 所示。

表1 和諧消費力與和諧消費關系評價指標體系

（三）和諧消費的經濟增長效應

作為符合共同富裕理念的一種高級消費狀態，和諧消費具有經濟增長效應。具體來看，和諧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來源于和諧消費的需求效應。凱恩斯學派認為，經濟衰退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導致的，需求是經濟增長的主要拉動力；而在需求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消費需求位于“三駕馬車”之首。和諧消費是消費的一種高級形態，在和諧消費狀態下，人與物、人與人的關系是和諧的。人與物的和諧體現為消費者對物質消費資料與勞務消費資料的有效配置，即消費者在收入水平一定、物質與勞務消費資料價格一定時，通過合理選擇物質消費資料與勞務消費資料的購買組合以實現消費者效用最大化[2]。人與人的和諧體現在分配關系的和諧上，即在勞動力市場上，勞務的交換價格等于勞務的需求價格也等于勞務的供給價格，此時勞務消費者不占有勞務提供者的任何剩余價值[6]。這種人與物、人與人的和諧有利于通過最大化消費者效用與提高勞務提供者的生產積極性刺激消費需求增長。并且，在完善而均衡的市場這一必要制度安排下[7]，和諧消費所形成的消費需求是市場均衡狀態下的有效需求，消費資料能夠在市場中跨區域自由流動，因而和諧消費在通過發揮需求效應拉動本地經濟增長的同時，也將對周邊地區的經濟增長產生輻射帶動作用。由此，本文提出假設1。

假設1：和諧消費促進經濟增長，且具有空間溢出效應。

在社會再生產的4 個環節“生產、交換、分配、消費”中，消費是社會再生產的終點，也是下一輪社會再生產的起點，對生產具有指引與導向作用。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指出，“生產直接是消費，消費直接是生產”，消費為產品生產創造了主體，沒有消費，產品生產就沒有意義，就如“一條鐵路，如果沒有通車、不被磨損，不被消費，它只是可能性的鐵路，不是現實的鐵路”，“一件衣服由于穿的行為才現實地成為衣服；一間房屋無人居住，事實上就不成其為現實的房屋”[21]。和諧消費是要求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消費，是質量齊升的消費。根據馬克思對生產與消費關系的論斷，和諧消費在提高消費者消費能力的同時必將對企業生產提出更高的要求，倒逼產業結構轉型升級，進而形成以需求牽引供給，在更高水平的供需動態平衡中推動經濟增長。由此，本文提出假設2。

假設2：和諧消費牽動產業結構升級，形成推動經濟增長的供需聯動機制。

三、共同富裕視角下中國和諧消費水平總體評價

（一）中國和諧消費水平動態演進

根據和諧消費力與和諧消費關系的指標體系，本文采用耦合協調度模型測算2007—2020 年中國和諧消費力-和諧消費關系耦合度，即消費和諧度（見表2）。參考相關研究[17,22]，本文定義和諧消費力與和諧消費關系耦合協調度達到0.80 為良好協調，0.70～0.79 為中級協調，0.60～0.69 為初級協調，低于0.60 的為勉強協調。

表2 2007—2020 年中國和諧消費水平

由表2 可知，2007—2020 年中國和諧消費水平均值由0.6145 逐年增大至0.6809，這說明中國和諧消費水平呈波動上升態勢。但整體來看，中國消費力與消費關系仍處于初級協調狀態，消費和諧度仍然相對較低。究其原因，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消費水平和消費質量均取得了大幅度攀升，但內需不足、居民消費力不高、消費關系不和諧仍是中國消費存在的現實問題，實現和諧消費還需要不斷提高消費能力、促進消費公平、優化消費環境。

為科學反映中國和諧消費水平的時空分異特征，本文采用相同等級劃分標準，分別將2007 年與2020 年的消費和諧度分為4 個等級，并借助ArcGis10.8 對2007 年與2020 年中國和諧消費水平進行空間可視化展示（見圖1）。

從時間趨勢來看，研究期內中國和諧消費水平整體提高，消費向和諧邁進了一大步。如圖1 所示，2007 年僅有上海、浙江、山東、北京4 ?。ㄊ校┨幱谥屑墔f調，但2020 年處于中級協調的?。ㄊ校┰黾又? 個。2007 年，江西、廣西、山西、陜西、新疆、云南、重慶、海南、甘肅、青海、寧夏、貴州12 ?。ㄊ校┚鶎儆诿銖妳f調層次，但至2020 年，除了甘肅省外，其余11 ?。ㄊ校┚鶎崿F了由勉強協調向初級協調的轉變。此外，2007 年各省份在不同耦合協調層次的分布相對均勻，但 2020 年僅有甘肅省仍處于勉強協調層次，廣東、江蘇處于良好協調層次，其余?。ㄊ校┚幱诔跫壔蛑屑墔f調層次，這表明中國和諧消費的特征由“低水平大差距”向“高水平小差距”轉變。但值得注意的是，研究期內雖然處于勉強協調層次的省份大幅度下降，初級協調與中級協調的省份增多，但處于良好協調層次的始終僅有廣東與江蘇2 省，這說明中國消費和諧仍處于中低水平。推動消費力與消費關系由中級協調向良好協調轉變是中國推動需求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環節。

從空間分布來看，中國和諧消費呈現明顯的“東高西低、沿海高內陸低”的空間分異格局。處于良好協調層次的廣東與江蘇均屬于東部沿海省份，處于中級協調層次的上海、浙江、山東、河南、河北、北京均位于中國東部，相反，處于勉強協調層次的新疆、青海、甘肅等均位于中國內陸。另外，中國和諧消費具有以江蘇和廣州為中心的“高-高集聚”特征。2007 年，處于中級協調層次的山東、上海與浙江均與江蘇相鄰；2020 年，江蘇周圍的?。ㄊ校┏不胀饩幱谥屑墔f調層次，廣東周圍的省份也均處于中級協調或初級協調層次。這說明中國和諧消費存在一定的正向空間依賴性。

（二）中國和諧消費水平典型特征

1.經濟依賴性

消費力在消費系統中處于決定性地位，而消費力的高低主要取決于與經濟發展息息相關的收入水平，這決定了和諧消費呈現明顯的經濟依賴性。由表2 與圖1 分析可知，消費力與消費關系處于良好協調的區域是中國經濟發展最為耀眼的廣東省和江蘇省。究其原因，廣東省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先行區和示范區，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領頭羊”，即使在新冠疫情肆虐的2020 年，廣東省全年GDP 總量依舊達11.74 萬億元，占全國的10.9%，連續33 年領跑全國；江蘇省同樣也是中國經濟綜合競爭力位居前列的省份，自2009 年起江蘇省人均GDP 連續穩居全國第一，為消費和諧的實現奠定了強大的經濟基礎。

2.地理區位性

中國和諧消費水平呈現明顯的地理區位性。在4 個層次的省份中，處于良好協調的廣東省和江蘇省分別位于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在中級協調的區域中，上海和浙江位于長江三角洲，山東和北京位于環渤海灣區域。珠三角、長三角和環渤海灣區域均屬于東部沿海地帶，交通便利，市場經濟活躍，消費環境優良，居民收入水平較高，為消費力提升提供了良好的物質條件；并且，東部沿海地區的居民受教育程度較高、綜合素質較高，法規制度相對健全，收入分配相對合理，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相對完善，更易形成科學合理的消費關系。消費力的進一步提升，為消費關系的改善奠定了物質基礎，而消費關系的提升和改善反過來又能推動消費力的提高，二者相互作用，最終促進更高水平的和諧消費。

3.鮮明演進性

受區域經濟發展政策的影響，中國和諧消費具有鮮明的演進性。中國區域經濟率先發展起來的是珠三角地區，然后在國家開放了13 個沿海城市后，區域經濟發展逐漸由南向北演進。具體表現為，長三角地區迅猛發展的同時，國家加快天津濱海新區建設，環渤海灣地區漸漸崛起。與之相適應的是，消費力與消費關系耦合協調度也沿著先珠三角（廣東）、再長三角（上海、浙江）、后環渤海灣（北京、山東、河北）這一路徑逐漸向中級協調邁進。另外，與“率先發展東部地區，再實現中部崛起”這一區域經濟增長階段演進規律一致，消費和諧也呈現“由東向中”演進的特征。在研究期內，東部地區和諧消費水平較高，中部地區緊跟其后，河南與湖南等地更是一躍達到中級協調層次。但總體而言，中部地區的消費和諧仍然是低層次的和諧，尚需各級政府加強經濟建設，提升居民的消費能力，進一步改善消費關系，以消費和諧助力共同富裕的實現。

四、共同富裕視角下和諧消費經濟增長效應的空間計量實證分析

（一）模型設定、指標選取、數據來源

1.模型設定

空間滯后模型（SAR）、空間誤差模型（SEM）和空間杜賓模型（SDM）是空間計量模型的三種基本形式，其表達式分別如下。

空間滯后模型：

空間誤差模型：

空間杜賓模型：

以上各式中：α為截距項；Yit為被解釋變量；Xit為解釋變量；W為空間權重矩陣；εit為隨機誤差項；μi為未被觀測到的個體效應；δt為未被觀測到的時間效應；β為解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的影響系數；ρ為空間自回歸系數，代表鄰地被解釋變量對本地被解釋變量的影響；λ為空間誤差項系數，代表鄰地誤差項對本地被解釋變量的影響；θ代表鄰地解釋變量對本地被解釋變量的影響。

2.指標選取

（1）被解釋變量

經濟增長（lngdp），以人均GDP 的對數衡量。

（2）核心解釋變量

消費和諧度（hcons），以和諧消費力與和諧消費關系的耦合協調度衡量。

（3）控制變量

為避免遺漏重要解釋變量造成估計偏誤，本文參考相關研究[23-25]，從微觀生產要素與宏觀經濟環境2 個層面選取控制變量。具體來說，微觀生產要素層面，控制勞動要素投入（labor）和資本要素投入（capital）。其中，勞動要素投入使用就業總人數衡量，資本要素投入使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衡量。宏觀經濟環境層面，控制市場化程度（market）、城鎮化率（urban）、信息化水平（information）、金融發展水平（finance）。其中，以市場化指數衡量市場化程度，以城鎮人口與總人口之比衡量城鎮化率，以郵電業務總量衡量信息化水平，以年末金融機構貸款余額衡量金融發展水平。

3.數據來源

自2007 年中國消費者協會將“消費和諧”作為年度會議主題后，和諧消費概念被廣泛使用，因此本文將研究區間定為2007—2020 年?；跀祿目色@得性和完整性，本文以2007—2020 年中國30 個省份（不包括臺灣省、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西藏自治區）為研究樣本。本文所使用的數據均來自國家統計局、各省統計年鑒、EPS 數據和國泰安數據庫。部分指標數據的缺失值采用線性插值法進行彌補。需特別說明的是，由于測算和諧消費所需的城鎮居民最終消費支出、農村居民最終消費支出、政府最終消費支出和居民消費水平4 個指標的數據自2018 年起不再公布，2018 至2019 年的數據采用前5 年的平均增速進行推算。2020 年受新冠疫情影響，消費支出有所下降，若以平均增速推算，其結果可能與真實數據有較大偏差，因此本文采用2015—2019年消費支出的均值替代2020 年的消費支出數據。另外，為了消除異方差，本文對所有非比值數據取對數。各變量描述性統計結果見表3。

表3 變量描述性統計結果

（二）計量結果分析

1.空間相關性檢驗

對2007—2020 年中國消費和諧度與人均GDP進行全局空間相關性檢驗，結果見表4。由表4 可知，和諧消費與經濟增長的全局Morans'I 指數均大于0.2，且通過了顯著性檢驗。這說明消費和諧度與經濟增長都具有正向空間依賴性，因此在研究和諧消費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時需要將空間因素考慮在內。

表4 2007—2020 年消費和諧度與經濟增長全局Morans'I 指數

2.空間模型選擇

根據公式（1）、（2）、（3），計算得出n值為3.88，考慮到計算誤差并四舍五入，推出該段共需布置4口降水井，在盾構隧道兩側間隔8 m均勻布置，每側降水井間隔20 m。

常用的空間計量模型有空間誤差模型、空間滯后模型和空間杜賓模型，在探究和諧消費對經濟增長的空間溢出效應前，需要通過LM 檢驗與LR檢驗，以選擇適用于本研究的空間計量模型的基本形式。LM 檢驗與LR 檢驗結果見表5。

表5 LM 檢驗與LR 檢驗結果

由表5 分析可知，在LM 檢驗中，消費和諧度對經濟增長的空間滯后項不顯著，但空間誤差項在90% 的置信水平下顯著，這說明研究中國和諧消費對經濟增長的空間效應應選擇空間誤差模型而非空間滯后模型。在此基礎上，本文進一步進行LR 檢驗以確保模型選擇的合理性。LR檢驗結果均顯示接受“空間杜賓模型可以退化成空間滯后模型與空間誤差模型”的原假設，這意味著空間杜賓模型不適用于本文研究。綜合LM檢驗與LR 檢驗結果，本文采用空間誤差模型實證檢驗和諧消費對經濟增長的空間效應，并將模型具體化為：

式中：lngdpit為人均GDP 的對數；hconsit為消費和諧度；controlit為控制變量；W為空間鄰接矩陣。

3.SEM 模型回歸結果分析

Hausman 檢驗的統計量為216.49，P 值為0.00，在99%的置信水平下拒絕原假設。因此，本文使用固定效應的空間誤差模型實證檢驗中國和諧消費對經濟增長的空間效應，回歸結果見表6。

表6 和諧消費影響經濟增長的基準回歸結果

表6 對普通最小二乘法（OLS）、雙重固定效應模型（FE）及雙重固定空間誤差回歸模型（SEM）的估計效度進行了比較。其中，列（1）（2）為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的回歸結果，列（3）（4）為使用雙重固定效應模型的回歸結果，列（5）（6）為使用雙重固定空間誤差模型的回歸結果；列（1）（3）（5）為未引入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列（2）（4）（6）為引入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比較各模型的R2發現，引入控制變量后模型的擬合優度更好，這說明控制變量選取總體來說是合適的。從和諧消費對經濟增長影響系數的方向與顯著性來看，3 個模型基本保持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和諧消費影響系數的大小在不同模型中存在差異，雙重固定效應模型中的回歸系數1.0391 小于普通最小二乘法模型中的回歸系數2.7110，空間誤差模型中的回歸系數0.7360 又小于雙重固定效應模型中的回歸系數1.0391，這說明與空間誤差模型相比，普通最小二乘法模型與雙重固定效應模型夸大了和諧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存在一定的估計偏誤。

由列（6）可知，在空間誤差模型中，和諧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回歸系數為正，且在99%的置信水平下通過顯著性檢驗，這說明和諧消費對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究其原因，在和諧消費狀態下，消費資料得到有效配置，消費者效應達到最大化，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提高，勞動創造的經濟價值也隨之提升?？刂谱兞恐?，資本要素投入、城鎮化率和金融發展水平對經濟增長呈現顯著的促進作用，與錢海章等[24]的研究結論一致；勞動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不顯著，這是由于單純依靠勞動要素投入已無法滿足中國當前經濟高質量增長的需要；信息化程度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不顯著，這可能是由于變量選取的原因，郵電業務總量無法全面衡量信息技術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市場化程度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不顯著，其原因可能是，雖然中國市場化改革在不斷深化，但仍存在較為嚴重的市場分割，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市場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其啟示中國有必要推進統一的大市場建設。就空間效應而言，空間誤差項的系數λ為0.3151，在99%的置信水平下通過顯著性檢驗，這說明中國和諧消費對區域經濟增長具有正向空間溢出效應，和諧消費在促進本地經濟增長的同時，還能夠通過居民自身消費理念的轉變、消費水平的提高對鄰地經濟增長產生輻射作用。因此，在經濟動力換擋的關鍵時期，需要進一步培育和諧消費理念的形成，加快釋放消費對區域經濟增長的巨大價值，以實現我國共同富裕的戰略目標。

綜上，和諧消費顯著促進區域經濟增長，且具有正向空間溢出效應，假設1 得以驗證。

4.穩健性檢驗

為驗證和諧消費促進區域經濟增長具有正向空間溢出效應這一研究結論的可靠性，本文采用剔除異常值、增加控制變量與更換空間權重矩陣3種方式進行穩健性檢驗，結果見表7。為避免異常值的干擾，對所有變量進行5%雙邊縮尾處理，縮尾后的回歸結果見列（1）；由于2020 年新冠疫情對中國消費與經濟增長均產生巨大沖擊，剔除2020 年樣本后重新進行計量檢驗，結果見列（2）；為避免遺漏變量偏誤，將人口密度作為控制變量納入計量模型，結果見列（3）；列（4）與列（5）分別為將空間權重矩陣更換為反距離權重矩陣與經濟距離權重矩陣后的實證結果。上述實證結果進一步驗證了和諧消費不僅對本地經濟增長具有顯著促進作用，而且對鄰地經濟增長具有正向空間溢出效應。

表7 穩健性檢驗結果

5.機制檢驗

根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消費是社會再生產的終點，也是下一輪社會再產生的起點，對生產起著重要的導向與指引作用。那么，和諧消費在發揮微觀需求側結構性改革拉動經濟增長的同時，能否以消費需求牽引高質量供給形成，協同推動經濟增長？換言之，供給優化是否為和諧消費促進經濟增長的長效機制？為厘清這一問題，本文從供給優化視角進一步檢驗和諧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

鑒于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線任務，供給優化效應突出表現為產業結構的優化，因此，本文在空間誤差模型中引入和諧消費與產業結構升級的交互項，探究和諧消費能否通過優化產業結構以形成促進經濟增長的供需聯動機制。機制檢驗模型如下：

式中：hconsit×industryit為和諧消費與產業結構升級的交互項，其中，產業結構包含產業結構整體升級（industry1）、產業結構高級化（industry2）、產業結構合理化（industry3）。產業結構整體升級，借鑒相關研究[26-27]，采用結構層次法從三次產業比例角度近似表征；產業結構高級化采用第三產業產值與第二產業產值之比衡量[28]；產業結構合理化采用泰爾指數的倒數衡量[25]。

機制檢驗結果如表8 所示。由表8 可知，和諧消費與產業結構整體升級交互項的影響系數為0.3982，和諧消費與產業結構高級化交互項的影響系數為0.6575，二者均在99%的置信水平下顯著。這說明和諧消費的供給優化效應反映在推動產業結構整體升級與產業結構高級化上。究其原因，消費對生產具有重要導向作用，和諧消費對消費資料配置、消費者效用、消費環境等的高要求，必將不斷推動產業質量提升，推動產業結構向高級化和智能化邁進。換言之，和諧消費能通過加快消費與產業的良性互動形成供需匹配效應，進而促進經濟增長。和諧消費與產業結構合理化交互項的影響系數為1.4674，但未通過顯著性檢驗。其原因可能是，目前中國產業結構明顯的“服務化”傾向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產業結構的合理化程度，無法與和諧消費形成促進經濟增長的合力。

表8 機制檢驗結果

綜上，和諧消費通過牽引產業結構升級，形成促進經濟增長的供需聯動效應，假設2 得以驗證。

五、結論與啟示

（一）主要結論

和諧消費是實現共同富裕的應有之義，消費力和諧與消費關系和諧分別是共同富裕中“效率與公平”思想對和諧消費的具體要求。本文基于共同富裕視角進一步厘清和諧消費的理論內涵，采用耦合協調度模型探索性地測算2007—2020 年中國30 個省份的和諧消費水平，明確中國和諧消費的動態演變過程與典型特征，并運用空間計量模型實證檢驗和諧消費的經濟增長空間效應，得到以下結論：

（1）從時間趨勢來看，2007—2020 年中國和諧消費水平呈現波動上升態勢，但整體而言，中國消費力與消費關系仍處于初級協調層次，消費和諧度有待進一步提升；從空間分布來看，中國和諧消費呈現明顯的“東高西低、沿海高內陸低”的空間分異格局。綜合來看，中國和諧消費具有經濟依賴性、地理區位性和鮮明演進性等典型特征。

（2）和諧消費對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正向空間溢出效應，并且在剔除異常值、增加控制變量與更換空間權重矩陣等穩健性檢驗后，結論依然成立。

（3）和諧消費不僅能夠通過需求效應直接促進經濟增長，還能夠通過優化產業結構牽引高質量供給，形成促進經濟增長的供需聯動機制。

（二）政策啟示

為提升中國和諧消費水平，釋放消費對區域經濟增長的巨大價值，實現共同富裕，基于上述研究結論，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1）以居民收入提高與社會保障完善為主線，促進消費力和諧。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影響消費的核心因素，提升消費力關鍵在于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為此，一方面要逐步加大對農業生產的“直補”政策力度，改善農業結構，發展優質高效農業，促進農民增收；另一方面也要鼓勵與支持中小企業發展，充分發揮第三產業吸納就業的能力，增加城鎮居民的就業機會，提高城鎮低收入者的收入。根據預防性儲蓄假說，居民消費不僅與當前收入有關，也與未來預期有關，因此，為使居民敢消費、能消費、愿消費，應不斷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穩步推進醫療、住房、教育體制改革，降低居民消費支出的不確定性。

（2）以居民收入差距縮小與社會信用體制健全為抓手，改善消費關系。消費關系失諧突出表現為消費的不公平性。為培養和諧消費關系，應完善居民收入分配制度，縮小城鄉、區域之間的收入差距，增強消費的公平性。此外，暢通的消費渠道與可控的外部環境也是影響消費關系的重要因素。因此，改善消費關系應不斷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形成以道德為支撐、產權為基礎、法律為保障的社會信用體制，構筑公平、有序、誠信的消費環境。

（3）協同推進需求側管理與供給側改革，以高水平供需動態平衡助力經濟高質量發展。實證結果表明，消費與產業的良性互動能夠形成供需匹配效應，促進經濟增長。因此，在推進需求側管理、促進消費和諧的同時，也要持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斷提高供給質量，實現需求牽引高質量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供需良性循環，以和諧消費為引擎，從供需兩側協同推進中國經濟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