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國與北魏初期詔令的承變及其文學史意義

郭晨光

(北京師范大學 國際中文教育學院, 北京 100875)

引言

西晉末葉,匈奴、鮮卑、氐、羌、羯五胡民族趁機占據中原,出現了“十六國”政權,從西晉懷帝永嘉五年(311)洛陽被匈奴劉聰占領,一直持續到北魏太武帝太延五年(439)滅北涼重新統一北方。十六國和北魏不僅在社會史上前后相連,北魏前三帝實際仍處于十六國時期,而且二者在文學史上也彼此聯系,從十六國到北魏初期(1)本文所說的北魏初期指自北魏立國至拓跋燾結束十六國紛爭、統一北方的這一時期,與十六國大致處于同一階段。形成的文學風貌一直延續至孝文帝改制。相比南方重詩賦,十六國和北朝則以應用文自許。其中詔令(2)詔令是以帝王名義頒布的各類下行文書的統稱,東漢蔡邕《獨斷》將其分為策書、制書、詔書和戒書四種,十六國和北魏初期的詔令大抵不出以上規模,以冊書、制書、敕書、詔書、令書、璽書為主。地位最高,作為帝王意志的傳聲筒,因文書行政在傳統政治生活中的影響力,成為中古北方最具示范效應的文學文本。

目前學界對這一文學文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北朝后期,詔令撰制已經形成了較為穩定的文學傳統,而對于奠定這種制度化寫作的十六國和北魏初期,學界研究仍有較大欠缺,對當時的文獻狀況、文風演變及背后的成因等并不十分清晰。以詔令為代表的北方文學的復興與民族政權密不可分。詔令作為十六國和北魏前期“文學荒漠”下的潛流,是傳統文學斷層再造的新生產物,既是中古北方民族文學的起始,也預示著北朝文學的發展方向,是古代文學研究不可忽視的重要維度。

一、十六國詔令對魏晉文風的承繼

《周書·王褒庾信傳論》載:“既而中州版蕩,戎狄交侵,僭偽相屬,士民涂炭,故文章黜焉。其潛思于戰爭之間,揮翰于鋒鏑之下,亦往往而間出矣。若乃魯徽、杜廣、徐光、尹弼之疇,知名于二趙;宋諺、封奕、朱彤、梁讜之屬,見重于燕、秦。然皆迫于倉卒,牽于戰爭。章奏符檄,則粲然可觀;體物緣情,則寂寥于世。非其才有優劣,時運然也?！保?］(卷41P.743)有關當時“章奏符檄”的數量,嚴可均據《晉書》《魏書》及明代屠喬孫匯輯的《十六國春秋》共輯出322篇,其中詔令敕制110篇、章奏表啟93篇、書信48篇、經序經記40篇、經論等15篇、誡子書4篇、檄文8篇、符命4篇,其中以各民族首領的詔令數量最多。

由于十六國政權被后世史官斥為“偏霸”“僭偽”政權,各民族首領的“下詔”在《晉書》等史書中被史官用“春秋筆法”改為“下書”［2］,這在很大程度上掩蓋了原始詔令的數量及其本來面貌。各民族首領的詔令數量遠多于嚴可均所輯,如《太平御覽·偏霸部》(關于《太平御覽》,以下簡稱《御覽》)承襲北齊祖珽《修文殿御覽》分部,是抄錄北魏崔鴻《十六國春秋》最多的類書。此外,《資治通鑒》(以下簡稱《通鑒》)取材崔鴻《十六國春秋》、蕭方等《三十國春秋》及殘存的十六國舊史,“保留了許多十六國獨家史料,可作為一手史料”［3］。筆者據相關類書、史書直接收錄或輾轉相抄又輯出的部分,略舉幾例。如《御覽》卷六七二《器物部七》引范亨《燕書》:“昭武帝營新殿,昌黎大棘城縣河岸崩,出鐵筑杵頭一千一百七十枚。永樂民郭陵見之,詣闕言狀,(慕容盛)詔曰:‘經始崇殿,而筑具出,人神允協之應也’?！保?］(第4冊P.3383)《燕書》是十六國舊史,范亨曾為燕尚書,記述的史料往往取自親身經歷,比較可靠。又如:

劉曜敕劉熙及諸大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意也?！保?］(卷94“簡文帝咸和三年”P.3015)

石勒下令:“自今克敵,獲士人,毋得擅殺,必生致之?！保?］(卷91“元帝太興三年”P.2926)

石勒詔:“且敕停作,申吾直臣之氣?！保?］(卷120P.586)

石虎制:“征士五人車一乘,牛二頭,米各十五斛,絹十匹,調不辨者以斬論?！保?］(卷106P.2773)

苻堅下制:“非命士已上,不得乘車馬于都城百里之內。金銀錦繡,工商、皂隸、婦女不得服之,犯者棄市?！保?］(卷113P.2889)

苻堅詔:“關東之民學通一經,才成一藝者,在所郡縣以禮送之。在官百石以上,學不通一經,才不成一藝者,罷遣還民?！保?］(卷103P.3306)

慕容儁令:“非常之事,匪寡德所宜聞也?！保?］(卷122P.584)

慕容德令:“今假順來議,且依燕元故事,統符行帝制奏詔而已?！保?］(卷126P.610)

呂光詔:“吾疾病不濟,吾終之后,使(呂)纂統六軍,(呂)弘管朝政,汝恭己無為,委重二兄,庶可以濟。今外有強寇,民心未寧,汝兄弟輯睦,則貽厥萬世,若內相圖,則禍不旋踵?！保?］(卷125P.604)

含上述文字記載在內的十六國詔令的作者多不明確。清代趙翼《廿二史札記》“僭偽諸君有文學”條專論民族首領的文學素養［7］(PP.164～165),嚴可均《全晉文》《全宋文》也將詔令的著作權歸于各首領名下(3)嚴可均據《通鑒》卷103“簡文帝咸安元年”,(苻堅)“因命王猛為書諭天錫”,將《為書諭張天錫》置于王猛名下。。有學者則認為十六國君主的贊美之詞大多出自后世史官對十六國史的“華夏式過濾”［8］。當時各民族的封建化水平差異較大,如三國時期氐族就“多知中國語,由與中國錯居故也”［9］(P.858)。據此姚薇元指出:“氐族固久通中國,以與漢族雜居,漸趨融合,姓漢姓,習漢語,并精通漢人之生產技術與禮俗文字?！保?0］(P.232)如《御覽》卷九四四引車頻《秦書》有“苻堅欲敕與王猛……堅親為敕文”［4］(第4冊P.4194)的記載。其寫給昔日愛侶、臣子的《詔慕容沖》很可能為親作。魏晉時期,君主手詔、手令開始流行。此風亦波及十六國時期的各政權,民族首領以手詔、手令的形式親自起草詔令,如前燕慕容儁《手令敕常煒》、西涼李暠《手令戒諸子》等,施用于軍情緊急或賜予重臣親信。還有使用“口占”形式,即不打草稿,進行口頭敘說。戰亂頻繁需快速處理軍務,加之民族首領多“不修書傳”,使詔令有了口頭述說的可能性?？谡疾粌H可以提高行政效率,還能起到炫耀才華的效果。如大夏赫連勃勃“命其中書侍郎皇甫徽為文而陰誦之,召(劉)裕使前,口授舍人為書,封以答裕。裕覽其文而奇之”［6］(卷130P.3208),同卷又載其自言(《通鑒》作“曰”),“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可以統萬為名”。同條《御覽》卷一九二《居處部》引《十六國春秋·夏錄》作勃勃“下書”,多出“古人制起城邑,或因山水,或以義立名。今都城已建,萬堵斯作,克成弗遠,宜有美名”［4］(第1冊P.927)。前者應屬口占,后經文士潤色,以寫定在冊的面貌呈現。

在大多數情況下,詔令的作者可能是《周書·王褒庾信傳論》中的漢族士人,其身份主要是參管機密并代民族首領發號施令的文書之士。魏晉時形成了以中書監、中書令掌詔令的制度,如《初學記》卷一一《中書令第九》引“晉令”,“中書為詔令,記會時事,典作文書也”［11］(P.273),從法律上將此職固定下來。十六國與北魏沿襲魏晉制度,仍以中書令、中書監、中書郎掌詔令,如后趙中書令徐光、王波,前燕中書令韓恒、中書監宋該,后秦中書令韋華、中書監王周、中書侍郎王尚,大夏中書侍郎胡方回等。這些士人憑借博文麗藻入職,如苻堅《下書征王猛輔政》稱其“宜入贊百揆,絲綸王言”而拜為中書令、前燕封弈、宋該“以文章才俊,任居樞要”、后秦給事黃門侍郎古成冼、中書侍郎王尚、尚書郎馬岱“以文章雅正,參管機密”。這些代擬者亦以詩賦知名,據曹道衡《十六國文學家考略》一文考證,徐光、宋該、封弈、朱彤、梁讜等作品不存,但曾作詩賦或有時人稱賞的記載。［12］(PP.328～392)出現在吐魯番高昌郡時代的上揭《前秦擬古詩》殘本(Дx.11414+Dx·02947)保存了前秦文學的珍貴樣本,是苻堅殿前中書侍郎朱彤、韋譚、闕名秘書郎模仿曹丕《見挽船士兄弟辭別詩》作的五言詩,“是魏晉擬古詩風在前秦的延續”［13］(P.216)。亂世之中文人始終未能遺忘風騷傳統,只是將其退居到相對次要的地位。

十六國是北方民族融合的重要時期。宋葉適云:“劉、石、慕容、苻、姚皆世居中國,雖族類不同,而其豪杰好惡之情,猶與中原不甚異?！保?4］(P.468)五胡的核心族群并非遠徙而來的入塞部族,漢晉時他們就已經居住在華北、太行山兩側,涵化于中原士人群體中的五胡民族,其文化水平、精神氣質和行為方式已經在很大程度上中原化了。漢族士人出于建功立業、維持門第、移風易俗等原因出仕民族政權,如張賓之于石勒、王猛之于苻堅、尹緯之于姚興,逐漸接納并認同其統治,主動調試于民族文化背景而形成對詔令的文體認同。從另一個角度說,當時南北阻隔導致的文化交流幾乎絕跡(4)《晉書·成帝紀》載咸和八年正月丙子,“石勒遣使致賂,詔焚之”,拒絕與北方往來。東晉與劉、石之間的矛盾由此引發南北拒絕往來。參見田余慶《東晉門閥政治》“關于‘不與劉石通使’問題”一節,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26頁。,東晉盛行的玄風在北方缺乏成長的土壤,加上十六國自身的圖籍資源較為匱乏,“宋武入關,收其圖籍,府藏所有,才四千卷。赤軸青紙,文字古拙”［15］(卷32P.1027),“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可能是舊有魏晉皇帝詔書的遺存(5)晉制,皇帝的詔令一般用青紙書寫,如《晉書·楚王瑋傳》載,“瑋臨死,出其懷中青紙詔”。參見《晉書》卷59(第5冊),中華書局,1974年,第1597頁?！稌x書·趙王倫傳》載,孫秀“有所與奪,自書青紙為詔”。參見《晉書》卷59(第5冊),中華書局,1974年,第1602頁。,內閣存檔的前代詔書成了僅有的文學遺產。詔令移檄的撰制既有較強的時效要求,又有突出的模式化、程式化特征。代擬者在撰構之前,這些詔令范本自然成為可供借鑒的對象。十六國文學的起步不存在所謂的“南化”傾向,而是表現出對中原本土產生的魏晉文風的因襲,下面略舉幾例進行比較。

前趙劉曜《下書封喬豫、和苞》:“二侍中懇懇有古人之風烈矣,可謂社稷之臣也?！?6)房玄齡等《晉書》卷103《劉曜載記》(第9冊),中華書局,1974年,第2689頁。后文所引此詔皆出于此,不再另注。

晉武帝司馬炎《下傅玄皇甫陶詔》:“二常侍懇懇于所論,可謂乃心欲佐益時事者也?！?7)房玄齡等《晉書》卷47《傅玄傳》(第5冊),中華書局,1974年,第1320頁。后文所引此詔皆出于此,不再另注。

劉曜《下書封喬豫、和苞》:“使知區區之朝思聞過也?！?/p>

晉武帝司馬炎《下傅玄皇甫陶詔》:“欲使四海知區區之朝無諱言之忌也?！?/p>

行文中大量使用反問句、語氣詞連接,劉曜《下書封喬豫、和苞》“非二君,朕安聞此言乎”“況朕之暗眇,當今極弊,而可不敬從明誨乎”“詩不云乎?‘無言不酬,無德不報’”,皆步趨蹈襲司馬炎《下傅玄皇甫陶詔》之“而主者率以常制裁之,豈得不使發憤耶”“古人猶不拒誹謗,況皆善意,在可采錄乎”“出付外者,寧縱刻峻是信邪”。

前燕詔令也呈現出向魏晉復歸的傾向,如慕容皝《下令賜封?！贰胺蛉顺缄P于人主,至難也”,化用司馬炎詔中“凡關言于人主,人臣之所至難”,“溝洫溉灌,有益官私,主者量造,務盡水陸之勢。中州未平,兵難不息,勛誠既多,官僚不可減也”,形成了兩組“4∶4∶4∶6”的排比句,具有濃厚的駢儷氣息。結尾“封生蹇蹇,深得王臣之?！对姟凡辉坪?‘無言不酬’”［6］(卷109P.2825),化用《易·蹇卦》“王臣蹇蹇,匪躬之過”及引《詩》論證,展現出對經典的熟稔。無怪乎被認為是“慕容氏于五胡之中受漢化程度最深”［16］(P.280)。

此外,還有典故與文字化用者,如劉曜《下書追贈崔岳等》“魏武勒兵梁宋,追慟于橋公之墓”［6］(卷103P.2687)、苻堅《下書召徐統子孫》“故橋公一言,魏祖追慟”［4］(卷122P.588)等,皆化用曹操《祀故太尉橋玄文》追念恩師橋玄之典。苻堅“士死知己,由來格謨”亦是對曹操《祀故太尉橋玄文》“士死知己,懷思無忘”“士思令謨”的襲用。同一時期的北魏詔令也有向魏晉復歸的傾向。曹道衡指出,崔浩《冊封沮渠蒙遜為涼王》“遣辭典雅,略帶駢文氣息,基本上模仿三國時期潘勖《冊魏公九錫文》”［12］(P.83),也是對中原魏晉文風傳統的承繼。

某些民族政權還吸收了魏晉的文書制度,如石勒《下書八座書八座》中的“八座”即指尚書令、仆射和六曹尚書,或指尚書令、左右仆射和五曹尚書。后趙在立國之初仿效西晉東堂評決尚書奏事的制度,重要的行政事務通常由八座集議然后具名上奏、待批。后趙由五胡中封建化水平最低的羯人所建,設置的尚書、中書、門下三省制度相當完備。石勒《又下書》“門下皆各列奏之,吾當思擇而行也”、石虎《下書清定選制》“經中書門下,宣示三省,然后施行之”,詔書要發到或經過門下,經門下審署、封駁等流程的目的就是防止皇帝的失政和暴政,與“東晉以后詔書通過門下之舉被制度化、固定化”［17］(PP.295～299)幾乎同步。石勒《下書招賢》開辟了地方大族子弟入仕的道路,恢復了九品制度。其《下書復議寒食》是臣子之間有關寒食的一場爭論。中書令徐光則認為周漢魏晉皆有災害,是“天地之常事”。石勒下書敦促尚書實施詳議,其結果產生了“有司奏”,“有司”指尚書省,黃門郎韋謏駁了“有司奏”。石勒聽從其建議,把冰室遷移到陰寒之地,并州同以前一樣過寒食節。兩晉南朝的門下省一直擁有對尚書奏章的封駁權,君主常將一些待議之事交給門下議決。后趙“下書”已接近后世的“門下型詔書”,吸收了魏晉制度的某些特點,表現出與東晉南朝近似的政治制度特征。

二、異質文化與北魏詔令的嬗變

北魏建立之初,北方尚處于十六國時期,文學氣象、文化氣質與十六國一脈相承。作為民族政權,北魏與十六國又有諸多不同之處?！段簳ご藓苽鳌份d:“太祖用漠北淳樸之人,南入漢地,變風易俗,化洽四海?！保?8］(卷35P.811)葉適《習學記言序目》亦言:“獨拓跋以真匈奴入據諸夏,純用胡俗強變華人?！保?4］(P.468)“變”字說明北魏早期在文化政策上的傾向。拓跋鮮卑久居塞北,早年稱“代國”時被苻堅征服,此時鮮卑還處在“捕六畜,善馳走,逐水草”的游牧階段,習俗異于中土,言語需要翻譯,統治者對中原的禮儀文化不感興趣,如賀狄干在后秦習讀書、史,精通《論語》《尚書》,舉止風流,有似儒者。返國后,拓跋珪“見其語言衣服,有類羌俗,以為慕而習之,故忿焉,既而殺之”［18］(卷28P.686)。內遷的鮮卑文化圈與漢文化圈在同一時空內的碰撞,必然對文學產生深刻的影響?！吨軙ね醢仔艂髡摗份d:“洎乎有魏,定鼎沙朔,南包河、淮,西吞關、隴。當時之士,有許謙、崔宏、崔浩、高允、高閭、游雅等,先后之間,聲實俱茂,詞義典正,有永嘉之遺烈焉?！保?］(卷41P.744)

北魏在南征北戰中全盤接納了十六國的文學遺產,如許謙是前秦文人,崔宏是十六國遺民,鄧淵其祖、父分別仕于前秦、前燕。十六國“有時而間出”的詩賦在此時“呈現出一種真正徹底的蕭條”［19］(P.61),文士完全成為詔令的代擬者,對詩賦避而遠之。如崔宏“作詩以自傷,而不行于時,蓋懼罪也”［18］(卷24P.623)、崔浩“能為雜說,不長屬文”［18］(卷35P.812),受崔浩案牽連,高允《征士賦·序》自嘆“不為文二十余年矣”,其實這是當時士人階層的普遍現象。面對殘酷的殺戮,“懼罪”心態是導致其文體選擇由詩賦完全轉向詔令的關鍵因素。這一時期的詔令也發生了一些新變化。

一是北魏詔令的繁盛程度發生顯著變化。北魏詔令的使用頻率之高以及寫作數量之多,遠超十六國和前代政權。就使用頻率而言,《魏書》中引用或提及詔令多達兩千余次,超過前四史的總和。其中太祖拓跋珪卷38次、太宗拓跋嗣卷42次、世祖拓跋燾兩卷98次、高祖拓跋宏兩卷多達248次,其他志、傳還提及其詔、敕等180余次。很多個“詔”字意味著一份詔令錄入史冊,其中一些詔書事情尋常、內容多元,可見其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頻率之高。就數量而言,《全后魏文》共60卷收錄詔令14卷,同時期的兩晉僅有12卷。北魏出現了很多詔令專書和總集,如延昌初,常景受敕撰《門下詔書》40卷?！端鍟そ浖尽房偧愂珍洷蔽涸t令有佚名《魏朝雜詔》2卷、《后魏詔集》16卷。宗幹《詔集區分》20卷、李德林《霸朝雜集》5卷,分別匯編于北周和隋代,其中很多為北魏詔令?！堕T下詔書》作為詔令專書和《詔集區分》分體總集的出現,說明至少在北魏中期以前,士人對詔令就有了明確的文體意識。此外,《隋書·經籍志》別集類收錄《后魏孝文帝集》《后魏司空高允集》《后魏司農卿李諧集》《后魏太常卿盧元明集》《后魏司空祭酒袁躍集》《后魏著作佐郎韓顯宗集》《后魏散騎常侍溫子升集》《后魏太常卿陽固集》,現存詔令及其他應用文占壓倒性比重,詩賦只有寥寥幾首。

二是鮮卑文化初入中原,鮮卑語和漢語兩種語言通用的情況明顯?！昂笪撼醵ㄖ性?軍容號令,皆以夷語。后染華俗,多不能通,故錄其本言,相傳教習,謂之‘國語’?！保?7］(卷32P.1069)這里的“國語”就是鮮卑語?！端鍟そ浖尽肥珍浻小秶Z號令》4卷、《鮮卑號令》1卷以及《雜號令》1卷。官方為此設置了專門的翻譯官員,如“(天興四年)十二月,復尚書三十六曹,曹置代人令史一人,譯令史一人,書令史二人”［18］(卷113P.2973)。此種情況持續至北魏遷都后,孝文帝以強令禁止的形式對語言進行統一要求,“(太和十九年)六月乙亥,詔不得以北俗之語言于朝廷,若有違者,免所居官”［18］(卷7P.177),由此可知朝堂上政令的傳達仍以鮮卑語為主。魏初詔令受其影響,呈現出質樸少文的面貌,文學水平甚至落后于前燕、前秦和后秦。如北魏明元帝拓跋嗣褒獎大臣的《詔賜王洛兒爵》就大量使用“王洛兒”“洛兒等”“不然”等口語,不夠莊重得體。還有拓跋燾寫給宋文帝劉義隆的兩封書信,純屬口語,幾同謾罵。曹道衡認為,這可能更接近于北魏朝廷中通用文體的原貌。［12］(P.451)北魏拓跋珪、前燕慕容垂、南燕慕容德、前秦苻堅、晉孝武帝司馬曜與名僧竺僧朗的幾封書信最能體現此種差異。其中司馬曜之文篇幅最長,文采最優。慕容垂、慕容德、苻堅之文部分使用駢體,與東晉文風差異不大。拓跋珪文共有三句,除了首句問候和末句遣使貢物,主體部分僅一句,“冀助威謀,克寧洪荒”,向僧朗占卜兇吉,求其庇佑,表現出對文學形式技巧的忽視。究其原因,可能與拓跋鮮卑本身漢文化水平較低,以及試圖以鮮卑風俗文化變漢人的國策有關。

三是拓跋珪、拓跋嗣、拓跋燾等魏初帝王,基本不具備親撰詔令的能力,需要完全委任漢族士人?！吨軙分小霸S謙、崔宏、崔浩、高允、高閭、游雅”的名單記錄了從昭成帝到孝文帝前期詔令的代擬者,反映出代擬這一行為在北魏初期已經趨于例行化、制度化。如許謙“擢為代王郎中令,兼掌文記”［18］(卷24P.610)、崔宏于道武帝時“自非朝廷文誥,四方書檄,初不染翰,故世無遺文”［18］(卷24P.623)、崔浩于太武帝時“朝廷禮儀,優文策詔,軍國書記,盡關于浩”［18］(卷35P.812)、高允自文成帝至獻文帝時“軍國書檄,多允文也。末年乃薦高閭以自代”［18］(卷48P.1086)、高閭于孝文帝太和十年前“文明太后甚重閭,詔令書檄碑銘贊頌皆其文也”［18］(卷54P.1198)等即是如此。道武帝時期還有鄧淵,“軍國文記詔策,多淵所為”［18］(卷24P.635),嚴可均據此將鄧淵之名補入《全后魏文》拓跋珪文中。如天興年間的《定國號為魏詔》《天命詔》《官號詔》就可能出自鄧淵之手。詔書委于“專人之手”,促使代擬者身份的獨立,較高的身份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其著作的署名權?！奥晫嵕忝?詞義典正”指面對統治者的猜忌和防范,漢族士人憑借其典正文雅的詔書(而非詩賦)獲得恩寵,聲望日高。(8)在這一長串名單中,能夠算得上詩賦作家的只有高允一人,但《高允集》二十一卷今已不存,其所存詩賦只有寥寥數首。涼州士人入魏后境遇不佳或可提供一個反面例證。張湛、宗欽、胡叟、胡方回、段承根擅長詩賦,其文學造詣較崔浩、高允等河北士人更為成熟,只有胡方回制掌絲綸的經歷被拓跋燾雅重,“召為中書侍郎,賜爵臨涇子”。

四是北魏士人依據詔令開始構建新型士人關系網絡。北魏尚書省仍然是總理全國事務的宰相機構,門下多以鮮卑貴族、武人擔任,以文采見長的漢族士人多充任中書省。拓跋燾在神麚四年(431)大量征召漢族士人,征召的標準是“冠冕之胄,著問州邦,有羽儀之用”,即北方的高門望族。盧玄、杜詮、崔綽、李靈、李熙、邢穎、劉遐、高允、游雅、張偉、張誕等應征進入平城的中書省,“皆拜中書博士”或“中書侍郎”。他們“或從容廊廟,或游集私門,上談公務,下盡忻娛”［18］(卷48P.1081),由此促成的短暫的文學繁榮因崔浩案而終結,但中書省作為北朝漢族文官的中心卻得以確立,“掌詔誥”和修史成為其標志性的權力。此職在鮮卑集團中雖不受重視,但中書監、令、中書侍郎、舍人、給事黃門侍郎、給事中等成為漢族士人競相爭奪的“熱官”［20］(卷24P.890),成為其突破仕途之捷徑?！霸S謙、崔宏、崔浩、高允、高閭、游雅等,先后之間,聲實俱茂”,不僅指這一群體在前后相連的時間段內“掌詔誥”,而且反映了士人關系網絡的建立向依賴血緣、家族、婚姻的轉變。除崔宏、崔浩父子外,《魏書·崔玄伯傳》載崔宏次子崔覽、崔宏弟崔徽都曾于拓跋嗣和拓跋燾年間任中書侍郎。同卷還記載崔寬家族與崔宏同屬清河崔氏,但兩家關系疏遠,只能算是同姓望家族。崔寬長子崔衡學崔浩書法,“班下詔命及御所覽書,多其跡也”［18］(卷24P.625),魏收稱崔宏“世家雋偉,仍屬權輿,總機任重”［18］(卷24P.638),是因文書而顯貴的家族。游明根、高聰為中書博士在于同族游雅、高允的引薦,鄭羲為中書博士應為“李孝伯以女妻之”的關系。故有的血緣關系和門閥體系在選官制度上占據主導,乃至成為“家人父子之事業”［21］(P.19)。

隨著以詔令為依據的職官選任制度的日漸成熟,士人開始構建新型的關系網絡。其中高允成為扭轉時風的關鍵人物。高允歷事太武帝、文成帝、獻文帝、孝文帝四朝,從太武帝到文成帝的27年間一直任中書侍郎一職,文明太后“引允禁中,參決大政”。與崔浩薦人“各起家郡守”不同,高允重視漢族士人對文化機構的掌握,如孝文帝時發揮重要作用的青齊士人,“允收其才能,表奏申用”,很多漢族士人都受到過高允的接濟或舉薦。高允晚年提攜了一大批在獻文帝、孝文帝時執掌文書的士人,如中書侍郎高閭博綜經史,文才俊偉,下筆成章,“高允以閭文章富逸,舉以自代,遂為顯祖所知”［18］(卷54P.1198)、李璨遷為中書侍郎是“雅為高允所知”、高允晚年的助手劉模由其引薦并遷為中書博士。詔令由此成為北朝士人的“行卷”,通過干謁有名望、有影響力的官員,以獲得其推薦、提攜,使仕途更加平順。如高閭任中書令期間,“(中書)博士、學生百有余人,有所于求者,無不受其財貨”［18］(卷54P.1210),可見向其行賄、請托的人數之多。

總之,相對于難以改變的血緣關系和門閥體系,這一新型的士人關系網絡充滿開放性和流動性。詔令在其中承擔著兩項職能:一是作為一種社交工具,實現士人之間關系網絡的普遍勾連,乃至于這一網絡在北朝后期幾乎覆蓋了各地域、各階層、各民族的士人;二是直觀地反映士人的知識素養和文學才能,如博綜經史、為文敏速、文風典雅且富于文采等,從而塑造士人的精神面貌,直接影響北朝文學的性質和發展方向。

三、詔令的文學史意義

以上對十六國和北魏初期詔令的特質進行了探討,詔令作為一種實用文體,相較于史學界在詔令體制、生成機制以及政治功能等方面的系統研究,其在文學史和文學思想史上很少成為重點關注的對象?？紤]到“知制誥為文士之極任”［22］(第2冊P.564)的社會心態,詔令作為政治文本在當世文壇的地位和影響遠過于后世的理解。詔令不僅提供了新的文學文本,為改變長期以來南北朝文學研究的不均衡局面提供了新的思考空間,亦有較為重要的文學史意義。

首先,由以往重視經典作家、名作的研究思路拓展至社會日常生活,以詔令為中心展開文學史現象和文學史演變的研究,或可以使那些長期被遮蔽的文本重新煥發光彩,為北朝文學研究提供新的視角。北朝文學研究若僅集中于王褒、庾信、顏之推等移民文人及《水經注》《洛陽伽藍記》《顏氏家訓》等經典文本,必然會給人以中古北方文壇的荒漠化印象。詔令作為現存數量最多的應用文體,倘若我們轉換研究視角,將這些新材料作為切入點對這一時期的北方文壇予以關注,則有助于北朝本土文學原生狀態的展示。十六國和北魏詔令中保存了各政權即位大赦、刑法律例、禮樂制度、風俗習慣等的第一手資料,如石勒《下書國人》禁止報嫂婚、在喪娶婚與漢族禮儀相沖突的部分,但又允許羯人保留火葬的習慣,是記載歷史上其他民族自然觀、生命觀的珍貴文獻。赫連勃勃《下書改姓赫連氏》改掉劉姓,卻又“大興宗法之制”?！稌x書·劉曜載記》后附唐代史臣曰,“若乃習以華風,溫乎雅度;兼其舊俗,則罕規?！保?］(卷103P.2702),“習以華風”“兼其舊俗”是當時各民族積極融入中原禮制又保留北土舊俗的真實記載。

誠然,從文學成就與文學影響來看,崔浩、高允、高閭等并不算一流的文學家,但非一流文學家的文學創造力并非乏善可陳,他們的文學創造力主要表現在詔令的寫作上,也奠定了其在北朝文學史上的一席之地。劉師培《南北文風不同論》一文稱崔浩、高允之文“咸磽確自雄”［23］(P.561),其詔書寫作呈現出不追求辭藻華美但氣勢逼人的戰斗文風。實際上,北朝詔令既有共性,又因代擬者自身的文學素養而呈現出微妙的嬗變特征,如高閭與高允文風相近,被稱為“二高”?！段簳繁緜鬏d其“強果,敢直諫,其在私室,言裁聞耳,及于朝廷廣眾之中,則談論鋒起,人莫能敵”［18］(卷54《高閭傳》P.1210),這是與高允文風相近的一面。本傳又稱其“文章富逸”,“高祖以其文雅之美,每優禮之”［18］(卷54《高閭傳》P.1198),在追求浩大聲勢之外,還有華麗、富有文采的另一面?！段酿^詞林》載錄了太和三年(479)系于孝文帝名下的《后魏孝文帝戒師詔》,考之《魏書·高閭傳》載其于太和三年,上表反對北魏出師淮北,理由與詔書中“興師動戎,必須豫策;振威舉旆,實待儲伏……介胄戈矟之用,皆令修備”［24］(P.452)相同,此詔可能為高閭代擬。全文近四百字,篇幅是崔浩《冊封沮渠蒙遜為涼王》的兩倍,幾乎通篇使用駢體,體現了作者對語言的高要求,追求張皇威武、忠義奮發之效,洋溢著北魏作為“正邦之象”的豪情與霸氣。這說明北朝詔令宏壯、貞剛的美學風格在北魏初期就已奠定。

其次,文書之士的文學活動促使原有的文學格局發生重大變化,從而使中國文學版圖自中古起就形成了重組的態勢。長期以來,漢語文學的地域發展并不均衡,中原、江南、巴蜀一代相對發達,河朔地區(今河北省和山東省黃河以北的部分地區)較為薄弱。晉室南渡之后,中原文學中心遭到破壞,被稱為“文章殄滅”“經籍道盡”,長期動蕩導致文學的衰落之態。十六國和北魏初期,北方的文化建設不斷加強,士人的詔令寫作有效填補了此地域的文學空白,北方文士的數量也有了明顯增長。雖然不能與同一時期的南方地區相比,但將區域文學中心推向今甘肅、關中、內蒙古和遼東等地。史念?！吨袊鴩覛v史地理》一書統計了《晉書》各列傳所記載的漢族文士有70人,而這些漢族文士就源于以上區域［25］(P.268),在帶動邊地文學發展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特別是河北籍盧玄、高允、邢穎、游雅等“神麚征士”被征入平城后,以其文書寫作發揮政治作用,形成的文學傳統和影響力一直持續到北朝末期,邢邵、邢昕、盧明宣、盧元明等人來自“神麚征士”同一個家族,或有較為密切的家族姻親關系,夯實了北方文學的發展基礎?！端鍟そ浖尽穼⒑铀肺幕曌鞯湫偷谋背幕?使其與“江南”形成二元對舉,初步實現了南北地域文學的均衡發展,改寫了中華文學的地理格局。

最后,從中國古代民族文學史研究的角度考察,詔令的文學意義在于對民族書面文學形式和表現主題的開拓。在多民族文化的融合期,詔令是傳統文學斷層再生的新生事物,使文學發展的脈絡延綿不絕。從存世文獻來看,能夠確定屬于兩漢民族書面文學的作品僅有《朱鷺》《思悲翁》《艾如張》《上之回》《匈奴歌》《行人歌》《白狼歌》等31篇,且主要是樂府詩。［26］無論是民族首領親撰,還是由漢族士人代擬,詔令都是各民族文化融合的產物。拓跋鮮卑本無文字,記錄事情依靠圖形和繩結,道武帝、明元帝時只有少數鮮卑貴族通曉漢文?，F存的海量詔令卻以漢語文字作為載體,可見朝廷政令的傳達、官方和民間的交往已經主要依靠漢語文字,不僅保證了漢族文學傳統在北方的繼承、延續,而且促進了鮮卑族漢文化水平的提高。從獻文帝、孝文帝父子開始,北朝帝王形成了親自作詔的傳統,特別是孝文帝,“自太和十年已后詔冊,皆帝之文也”［18］(第一冊·卷七《高祖記》P.187)?！段酿^詞林》保存著北魏孝文帝、孝靜帝,北齊文宣帝、孝昭帝、武成帝、后主,北周武帝、明帝八位帝王的詔書二十余篇。在少數民族政權中,以漢語文字為代表的中華文化逐漸超過其本民族的語言,獲得了優勢地位。這樣,北方少數民族就有了與漢王朝“說一種話、寫一種字,據同一的文化,行同一的倫理”［27］(P.169)的基礎,客觀上消弭了華夷界限,推動了各民族之間的平等交流,拉近了彼此的心理距離,有利于促進多民族文學的一體化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