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外交思想國內外研究綜述

宋國棟 魏萌

（齊魯工業大學，山東 濟南 250353）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站在統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的高度，就國際關系和我國對外戰略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推動中國特色大國外交闊步前進，賦予世界和平與發展事業強大動能，形成了博大精深的習近平外交思想。本文旨在全面梳理關于習近平外交思想的國內外相關文獻，厘清其研究概貌、把握其研究重點、評析其學術觀點，以深化理論認知并展望進一步研究的方向。

一、習近平外交思想國內研究現狀

2018 年6 月，中央外事工作會議確立了習近平外交思想作為新時代中國外交的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國內學界開始從重點研究習近平關于中國特色大國外交重要論述以及新時代中國外交的戰略性舉措和歷史性成就，轉向深入探究習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論體系和邏輯層次，當前主要聚焦于其形成依據、科學內涵、實踐路向和價值意蘊這四個理論層次。

（一）關于習近平外交思想的形成依據

學界主要通過理論、實踐、歷史和文化四個維度考察習近平外交思想的形成依據。譬如，仇華飛認為，習近平外交思想堅持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繼承老一輩革命家外交戰略，依據治國理政新形勢新任務新要求，完善影響世界和平與安全的國際制度規則，彰顯著“和合”理念、文明互鑒、誠信為本等文化特色[1]。再如，劉昌明等認為，習近平外交思想以唯物史觀、實踐本體論、唯物辯證法、馬克思恩格斯關于國家間道德正義準則等為理論基礎，以“和合”文化、“和諧共生”理念、“義利合一”價值觀等為文化淵源，以新中國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歷史進程為重要借鑒，以黨的十八大以來對外工作變革成就為實踐來源[2]。還有學者側重于習近平外交思想形成依據的某一特定方面。譬如，楊潔勉認為，習近平外交思想堅持實踐本體論，是維護時代主題、解答時代命題、推進時代進步、代表時代方向的外交實踐自覺[3]。再如，王秋怡認為，習近平外交思想體現著深邃的歷史思維和正確的歷史觀，對毛澤東外交思想的守正創新是其關鍵構成要素[4]。

（二）關于習近平外交思想的科學內涵

學界前期主要依據2018 年6 月中央外事工作會議提出的“十個堅持”[5]177闡釋習近平外交思想的科學內涵。譬如，吳志成等認為，習近平外交思想的科學內涵包括戰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基本原則（堅持和平發展道路、維護國家核心利益、塑造中國外交特色）、主要路徑（推動“一帶一路”建設、打造全球伙伴關系、引領全球治理體系改革）、根本保障（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增強戰略自信和定力）[6]。伴隨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實踐不斷發展，2021 年，中央宣傳部、中國外交部出版了一本小冊子，將習近平外交思想歸納為十二個要點（新時代中國外交的歷史方位、根本保證、歷史使命、總目標、出發點和落腳點、根本要求、重要合作平臺、基本原則、重要著力點、大國擔當、鮮明特質、能力建設）[7]，學界由此開始關注習近平外交思想內涵的創新性發展。黨的二十大以來，這一趨向愈發明顯。譬如，郭樹勇等認為，這些發展至少包括：判斷世界進入新一輪動蕩變革期、完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推動中國式現代化以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提出全球發展倡議和全球安全倡議等[8]。還有學者分析了習近平外交思想內涵的特性。譬如，趙永琛認為，習近平外交思想具有深刻的辯證統一性：繼承與創新相統一、順應國際潮流與引領國內大勢相統一、戰略與策略相統一、理想與現實相統一、中華文明觀與人類價值觀相統一[9]。再如，欒建章認為，習近平外交思想具有強烈的民族性、鮮明的時代性、突出的政治性[10]。

（三）關于習近平外交思想的實踐路向

學界一致認為和平發展、互利共贏、維護國家利益是踐行習近平外交思想的基本原則。譬如，王毅認為，獨立自主、愛好和平是中國對外政策的基石，而走和平發展道路就是要把自身利益與各國共同利益結合起來，積極營造與大國、周邊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和諧關系，堅決維護國家利益，展現大國擔當[11]。再如，徐進認為，奮發有為、底線思維、合作共贏、共商共建共享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基本原則[12]。學界普遍認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完善國際秩序、落實全球安全倡議等是踐行習近平外交思想的基本方略。譬如，石斌認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完善國際秩序和優化全球治理的最終目標，也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總目標，為此，要在政治、安全、經濟、文化和生態上作出相應的原則式變革[13]。再如，劉卿認為，全球安全倡議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和習近平外交思想在國際安全領域的集中體現，對于完善全球安全治理、建立國際安全新秩序意義重大，為此，要堅定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多邊安全體系，真正踐行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14]。

（四）關于習近平外交思想的價值意蘊

學界主要探討了習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論和實踐價值。譬如，孫志偉等認為，習近平外交思想遵循歷史規律、堅持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理論，以中國道路為底色，在對國家利益、國際秩序、國家間合作、國家間分歧、全球治理等方面問題的認識上，超越了西方國際關系理論[15]。再如，阮宗澤認為，習近平外交思想辯證地把握百年變局與戰略機遇、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通過元首外交和主場外交的戰略引領，深化全方位外交布局，推動“一帶一路”建設，推進全球治理體系變革[16]。還有學者分析了習近平外交思想的世界意義。譬如，王京清認為，習近平外交思想具有科學把握世界發展大勢、推進世界社會主義事業發展、引領全球治理體系創新、積極倡導世界大同理想等四方面的世界意義[17]。再如，季思認為，習近平外交思想為世界未來指明了新方向、為國際關系擘畫了新藍圖、為人類進步開辟了新道路[18]。

二、習近平外交思想國外研究現狀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對外工作攻堅克難、砥礪前行，取得了全方位、開創性的歷史成就，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中國智慧、中國方案、中國力量為變亂交織、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注入了強大的、穩定的正能量。國外學者因此十分關注習近平外交思想，尤其是其中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一帶一路”倡議、全球治理觀和全球伙伴關系這四個重要議題。

（一）關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

多數國外學者能夠理性看待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文化內核與時代價值。譬如，汗·伍茲馬(Khan Uzma)、貝古姆·阿比達(Begum Abida)、穆罕默德·阿卜杜拉(Mohamed Abdullah)等認為，孔孟之道的“五?！迸c中國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有著很強的邏輯契合性?！叭省北憩F在中國締結雙邊或多邊協定的“平等互利”上，“義”表現在中國參與國際事務的“正義公道”上，“禮”表現在中國完善國際標準或制度的“一致對等”上，“智”表現在中國解決國際爭端或沖突的“對話協商”上，“信”表現在中國規范國際組織的“誠實可信”上。這使得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得以更好地應對全球挑戰，更好地推進全球治理，更好地創造一個與儒家和諧原則相一致的和平合作的世界[19]。部分國外學者從某一學科領域探討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理論特質與實踐影響。譬如，比約恩·阿爾（Bjorn Ahl）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國際法律秩序的未來發展提供了與所謂的全球憲政所聲稱的完全不一樣的“宏觀敘事”。作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重要組成部分的普遍安全和開放包容原則被延伸到國際法中，基于各國國情和社會穩定的特定制度因而更應受到國際法的尊重，更應與國際法相互協調。這一辯證關系表明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對國際法的規范結構和價值觀的深遠的變革意義[20]。

（二）關于“一帶一路”倡議

多數國外學者論及了“一帶一路”倡議對世界經濟發展的積極意義。譬如，卡普斯蒂娜·拉里薩(Kapustina Larisa)、德雷瓦列夫·安德烈(Drevalev Andrei)等認為，“一帶一路”倡議有效推動了中亞、西亞、中東和歐洲的經濟一體化進程，成為促進國際經濟發展和世界經濟增長的新的驅動力[21]。再如，托馬·索林喬治(Toma Sorin-George)、薩塞努·安德烈婭·西蒙娜(Saseanu Andreea Simona)、特奧多爾·克里斯蒂安(Teodor Cristian)等認為，“一帶一路”倡議促進了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區域性、全球性合作，從而拉動了世界經濟增長[22]。部分國外學者分析了“一帶一路”倡議的工具性問題。譬如，科波耶維奇·扎爾科（Koboevic Zarko）、科爾特拉·澤里科（Kurtela Zeljko）、武吉西奇·斯爾丹（Vujicic Srdan）等認為，“一帶一路”倡議沒有自私自利的政治或軍事目的，只是一種建立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信守承諾、互利共贏和共商共建共享原則之上的和平經濟工具。它一方面促進了中國自身發展，另一方面又推動了參與國的港口和基礎設施現代化，實現了世界經濟再平衡[23]。再如，薩茲耶夫斯基·亨利克（Szadziewski Henryk）認為，“一帶一路”倡議是一項推行地緣經濟戰略的國家政策，必會受到當地規模行動者的生活經歷和政策反應的影響制約。以“一帶一路”倡議在大洋洲的進展為例，當地民眾圍繞“中國力量作為積極存在還是消極存在”而爭論，倘若忽視這一情況，必會損害中國國際話語權的構建以及“一帶一路”倡議帶給全球政治經濟的歷史性機遇[24]。

(三)關于全球治理

國外學者主要分析了中國推進全球治理的原因、方式和影響。譬如，白瑞德·詹姆斯(Paradise James F.)認為，中國推進全球治理的動機在于對沖國際體系的不利影響、獲取更大財富、填補因西方排外主義和民粹主義運動興起而導致的全球權力真空、應對國內經濟增長放緩、回擊外界對中國推動全球化的種種質疑。中國已經不再“韜光養晦”，開始制定規范、設置議程，通過國際組織、多邊機制、主場外交、亞投行、“一帶一路”倡議等平臺和方式漸進地變革國際秩序[25]。再如，德拉齊·費爾南多(Delage Fernando)認為，龐大的經濟規模與執政者的雄心抱負，使得中國在過去十年間扮演了愈發重要的全球治理結構改革者角色。通過落實一系列的戰略規劃和平臺倡議，中國傾向于建立一種既能承認發展中國家較之西方國家具有更大影響力、又能維系自身國家利益的多元化國際秩序。當然，這并不意味著中國將會取代美國成為多邊體系的領導者[26]。還有國外學者分析了中國對某一全球治理領域的參與。譬如，弗里奇·埃里克（French Erik）等認為，與其他新興大國和傳統大國相比，中國一直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受不斷變化的經濟利益的影響，中國對現行國際經濟制度的態度因不同事務領域而有所不同[27]。再如，內格羅·吉安路易吉(Negro Gianluigi)認為，中國較早地參與了全球互聯網治理，并在國際電信聯盟中扮演著重要的治理者角色。中國積極參與了互聯網名稱與數字地址分配機構，正從規范接受者轉向規范制訂者[28]。

（四）關于全球伙伴關系

多數國外學者高度關注以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大國關系。譬如，大衛·普蘭頓（David M.Lampton）認為，建立美中新型大國關系的關鍵前提在于雙方都相信重大沖突可以避免、關鍵問題應該合作。為此，美中應該擴大相互投資規模、深化戰略對話、增強危機管理能力以及在亞洲建立包括兩國在內的經濟與安全組織[29]。再如，盧扎寧(Luzyanin S.G.)認為，俄中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充分體現在政治、軍事、戰略、經貿投資、人道主義等領域里的良好互動和務實合作上。兩國在歐亞經濟聯盟和“一帶一路”框架內的積極作為為建設“大歐亞工程”打下了堅實的根基[30]。部分國外學者分析了以親、誠、惠、容為理念的中國對周邊國家關系。譬如，邁克爾·斯溫（Michael D.Swaine）認為，“親”在于鞏固友誼，“誠”在于相向而行，“惠”在于互利共贏，“容”在于開放包容。它們是一套外交哲學方法，體現出鮮明的睦鄰特征[31]。再如，迭戈·桑托斯·比埃拉·德·熱蘇斯（Diego Santos Vieira de Jesus）認為，親、誠、惠、容理念是習近平將中國傳統文化精髓在周邊外交方針中的創造性轉化，它豐富和發展了全球共同體理念和合作共贏原則[32]。還有國外學者分析了以正確義利觀為準則的中國對發展中國家關系。譬如，卡米拉·瑟倫森（Camilla T.N.Sorensen）認為，正確義利觀意味著中國在尋求自身利益的同時，將會更多考慮他方利益。中國將向國際社會提供更多公共產品，將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更多技術援助，必要時舍利取義，展現大國擔當。這有助于中國更好地塑造國際形象，提升軟實力，推進“中國夢”和平發展戰略[33]。再如，川島真（Shin Kawashima）認為，正確義利觀是一種十分重要的外交哲學。它將正義置于利益之上，尤為希望發展中國家快速發展，使得中國推進“一帶一路”倡議和合作共贏國際關系更加合法化[34]。

三、習近平外交思想研究展望

國內學界對習近平外交思想的形成依據、科學內涵、實踐路向和價值意蘊等四個理論層次的研究，深化了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邏輯體系，推動了習近平外交思想的學習宣傳，但在理論創新與實踐運用上仍有諸多不足。國外學者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一帶一路”倡議、全球治理觀和全球伙伴關系等四個重要議題的研究，豐富了習近平外交思想的認知視角，拓展了中國智慧、中國方案、中國力量的輻射空間，但少數人基于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偏見和強權政治邏輯，斷章取義、妄言置評、肆意歪曲①，我們對此堅決反對。

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新征程上，中國對外工作的保駕護航意義愈發彰顯。為此，學界應全過程、全方位、全要素地研究習近平外交思想。

一是持續深化基礎理論和創新理論研究。在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歷史與現實相貫通、國內與國際相關聯、安全與發展相統一的多維度上，系統剖析習近平外交思想“十個堅持”的要義，整體把握習近平外交思想對新中國外交理論體系的守正創新和“胸懷天下”經驗，跟進闡釋黨的二十大以來習近平外交思想的創新性發展。二是深化高質量對策研究。就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新型國際關系，推進“一帶一路”倡議和全球治理，塑造全球伙伴關系和國際戰略機遇，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過程中所面臨的重大或緊迫問題，建言獻策，積極服務黨和國家對外工作戰略。三是深化國際傳播效果提升研究。深入闡釋習近平外交思想蘊含的守正創新的大國氣派、立己達人的世界情懷、開放包容的寬廣胸襟、重情尚義的崇高品格，超越西方話語陷阱和權力沖突邏輯，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大國形象。生動詮釋中國為變亂交織的世界注入的正能量，用詳實的數據、動人的故事、鐵一般的事實證明中國無愧為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提升習近平外交思想對外宣傳工作的橫向覆蓋面和縱向穿透力。

注釋：

①譬如，內森·安德魯 （Nathan Andrew J.）膚淺地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光鮮的表象下掩蓋著以中國為中心的國際等級觀。（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Rhetoric and Reality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under Xi Jinping [J].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22, 31(133): 57.)再如，阿巴蒂·巴塔查里亞 （Abanti Bhattacharya）偏執地認為，“一帶一路”倡議根植于中華帝國歷史，意欲將美國從亞洲剝離出去，建立以中國為中心的全球秩序。（Conceptualizing the Silk Road Initiative in China’s Periphery Policy [J].East Asia,2016, 33(4): 309.）